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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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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皓
托夫勒把农业文明称为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称为第二次浪潮,而我们正处在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转型期间。不同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的宏观文明转型,托夫勒从技术和人的个性层面定义了这一转型。他把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法则定义为“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而那一时期的人类则被塑造成“守时,服从,死记硬背和重复劳动”。而第三次浪潮的人趋向于独立,自主,坚持自我和多样化的想法。当然他是处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而我们还在痛苦的转型期间苦苦挣扎。但是一个世纪之前的茨威格,却向我们描述了农业文明时期闪耀着现代文明的蒙田的形象,如果这一传记足够真实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人类的历史进程是否就这样被毫无理由的割裂。纵然一个时代的科技鸿沟无法逾越,但人性的光辉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如果这样想,那么以前我们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而拒绝承认的罪恶都要重估。那些因为历史车轮的碾压而粉身碎骨的人们似乎也要蹦出来理论理论。当我们用今天的国家社会的概念和人文关怀去丈量前代那些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和革命烈士,又是该怎样一番的惨烈的景象。
蒙田独立,敏感,多疑,坚持自我,追求自由,懦弱而虚荣。估计每个人都会在这几个形容词里面挑出一两个,惺惺相惜。蒙田生活在文艺复兴的后期,那几本《随笔集》正是通过他敏锐的观察和自我剖析而形成的对西方价值观时代的阐释。虽然没有读过蒙田的《随笔集》,但我相信自己一定不会陌生,能和遥在500年前的古人对话,说明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入宗教般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失掉繁体字和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之后,不知道中国古人会以怎样的形式与我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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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远
“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自由的和不受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裨益。只有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又威胁着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只有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里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毅。”
1941年8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最为拉锯胶着、笼罩东西半球的时候,依据巴西,对人类的理性、命运心灰意冷的茨威格在一间地下室里重新发现了蒙田。在年轻的时候,蒙田曾经进入过他的视野。但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都洋溢着一股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气息,战争阴影虽然在头顶慢慢积聚,但是人们全都浑然不觉。蒙田毕生孜孜以求的“个人自由”对茨威格来已是天经地义,他怎么会对一个摇撼早已粉碎的“枷锁”的老头子感兴趣呢?
但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裹挟,颠沛流离、四处逃亡之后,茨威格才感受到在这个各种力量相互撕扯、专制暴力无孔不入的世界上,抵御混乱的大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400年前灰尘扑扑的蒙田是多么难能可贵。
蒙田出生于贵族之家,继承了富甲全镇的城堡和田地,但是他的志向却不在经营产业,而是持之以恒地认识自我、描述自我。为了将外界的喧嚣声浪、鸡零狗碎阻挡在门外,他为自己修建了一座“精神堡垒”,囿于四周贴满各种先哲格言的环境,只于古希腊、罗马的哲人作家呼朋引伴。他孜孜不倦地捕捉不断在变幻的自我,就像莫奈捕捉不同光线下的干草堆。他抛去赘累,归于本真,坦诚无欺地记录自己的相貌、情绪、吉光片羽的随想,不厌其烦,只为认识自己。他也不像那些盯着自己肚脐眼的作家一样固步自封,相反,他眼界开阔、接通古今。他的屋子里装满了古今圣贤的著作,他大段、大段引用先贤的语句。他之所以拿着放大镜对准自己,只是为了发现自己有别于“人类共性”之外的个性,在书页之中呈现出来的先人形象只是他映照自我的一面面铜镜。通过不厌其烦地自我描述,他为人们呈现出来了一个“人”的形象,他对自身挖掘的深度也是对“人性”认识的深度——我们在他的明澈、深邃的三卷随笔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消极抵抗着世界安放在他身上的义务,他维持着一份毫无感情可言的婚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个孩子夭折,他一听到锱铢必较的算盘噼啪就想逃到楼上去。39岁之前他安然无恙地做到了。但随着名声的日渐鹊起,随着法国教派冲突的暴雨将至,在堡垒之中的蒙田越来越难以自逐于世界之外。波尔多的市民们一致推选他为市长,国王则把人民的愿望变成了不得违抗的“赴职令”,他只好在就职典礼上告诫市民们,不要对自己抱太大的期望。他不在市政府办公而坚持回到自己的城堡,而在瘟疫席卷全城的时候,“贪生怕死”他没有留守下来和市民同生共死,而是独自携家带口逃跑了——他本来就没打算为了任何使命牺牲自己。胡哥诺和天主教派的冲突中,中庸平和、德高望重的他又一次扭捏着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调解人,国王和王子都亲自到他的城堡来征询意见。而在王子顺利登基掌权之后,他本来可以利用王子的信任一跃而成为政坛高官,他却选择的挂靴而去、乞归城堡。
作为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像僧侣教徒那样克己复礼、禁欲修行,而是倡导积极享乐。他对于书籍、知识也是一种随性而为的态度,并不把读书当成一种义务。他逃避外界加诸于身的一切枷锁,逃避不了的就消极对待,固守内心的城池。由于他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自我”之上,所以他甚至可以称得上冷血薄情,他在文章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母亲和妻子。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缪斯女神渐渐远去时,爱神丘比特降临了。他收养了一位和女儿年纪相当的狂热“粉丝”做“义女”,一段暧昧不清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生命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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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leen
不是因为蒙田的传记,而是因为是茨威格写的,所以读这本书。
所以对于蒙田生平、思想、种种行为的描述,也可以不必那么深究。
因为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茨威格在描述一个他心目中的英雄。
当然任何人都有不堪,都有缺点,都有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是茨威格隐去了一切他不要的细枝末节。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本书:它描述了与其说是一个思想家,不如说是一位旷古硕今、孑然独立的隐士、智者,慧而仁善的神。
但是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一项解读都是偏颇的,只要一旦开始了解他人,了解作者,就像是走进迷宫——任何一条道路似乎都能通向出口,但是最终走向的,却是死角——take it easy,反正“作者已死”。关键的是,不是被解读者在想什么,而是他让你想起了什么。
至少茨威格给我们展示了他所认为的蒙田,他借蒙田来抒怀的蓝图与念想。
作为传记,这本册子很简陋。但是作为作者隐喻自我通向神圣之境的文本,我不得不说,该书语言细腻优美,层次架构清晰,可读性强,感染力深。这就是我给它打四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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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
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也一直在找一套翻译排版俱佳的《蒙田随笔全集》。
目前市面上一套三本的《蒙田随笔全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看上去装帧不错,但马振骋的翻译似乎不敢恭维,有人在评论里埋怨,也有人举例子,譬如同一句话,人民文学译成:“悲痛使他凝固”,马版译成:“悲痛让他变成石头”,由于不想重蹈《洛丽塔》覆辙,立刻收起购买欲望;江苏译林出版社的翻译似乎还行,但那封面简直让人觉得惊悚,而且是精装本,还据说这个版本由季羡林老先生写了一篇不怎么让人满意的序。
季老的序没读过,但知道有人不满后,脑海里一瞬间飘过的是《蒙田随笔全集》的序若是由茨威格人物传记《蒙田》的第一章来代替那该多么完美。
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们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P1)
……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在自己身上保持住内心的独立——仅此一桩——就意味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斗争仅限于防御,仅限于保卫最最里边的、没有人会允许他人进入的堡垒——歌德把它称为“碉堡”。他的谋略和手法是,在外表上尽可能做到不引人瞩目和不事张扬,恰似戴着一顶隐身帽走过这个世界一样,以便找到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P16)
……
纵然是认识他的最亲近的人也没有想到,他是以何等的坚毅、顽强、机智和巧妙在社会的阴影中从事他给自己提出的这项任务:他要度过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仅仅度过一生。(P17)
——茨威格《蒙田》
由茨威格在初稿时给这部作品定下的作品名“感谢蒙田”,可得知蒙田随笔使流亡生涯中的茨威格产生多么强烈的共鸣,猜想在生命最后一段岁月,他常用这部作品说服自己如何面对昨日世界的颠覆及生活的流离,蒙田随笔一定给了他某种程度的安慰,虽然最后的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饮弹自杀。
茨威格的人物传记,至少在我心中毫无疑问已经抵达传记作品的巅峰,他贵在以悲悯的心去理解笔下的人物,他审视他们,但不疏离,展现分析他们,但不妄自批评,他完全做到尊重读者的内心独立。
这一点,是那种带有作者强烈主观主义的人物传记永远无法企及的。譬如个例子千千万万遍:林语堂《武则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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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p_7
他的《随笔集》开创了“随笔”这一文学体裁的新纪元,他的名句“我知道什么呢?”响彻数百年。有机会觅得此书,借斯蒂芬·茨威格的赞扬之口大致对蒙田这位16世纪备受瞩目的法国思想家有了点了解。人文主义思想的浸染,尤其“内心中的自我”一说,见解之全面,陈述之真诚,很是受启发。
“人生的最高艺术乃是保持住自我。”蒙田终身所奉仰的自由、自我,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语句中强调,所坚信的寻找自我(贯穿整个生命历程不间断),不得不使人叹服。“我们可能喜欢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但不要让任何一件事和我们‘结伴终身’,和我们‘结伴终身’的唯有自我。”
“内心中的自我”,是有别于现实世界中的另一个“自我”,褪其外壳,去其装饰,抛其赘累,归于本真,诚然面对心底的那个声音,而最无关紧要的是喧哗与否的物质世界,这带来无尽欲望、荣誉乃至最难剔除之虚荣心的“华丽”表象的无底洞之物欲。
蒙田对其自身、对其写作秉承的全然自由性、自我性,并且言语坦诚得令人咋舌。他说,“纵使我在愚弄自己,那么受损害的也无非只是我自己,而不会损害任何其他人,因为这始终是一种留在我心中的愚蠢,一种不会带来任何后果的愚蠢。”在他闭关“碉堡”(歌德所说)阅读写作的初期,根本只是把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不由任何其他的外在因素写下来,只得益于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和透现象看待本质的能力,是随心所欲的写作,是安在普通生活中点滴的折射的想法,而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天马行空的内容。
最内在的自我,只忠于自我,诠释自我,并不断寻找自我。在他城堡的“塔楼”(即藏书地)的十年阅读写作,无关身外事,囿于四周贴满各种先哲格言的环境,在所读书有想法处划出内容、书后标明日期,写下所想。有趣的是,他随心所欲地引用前人的名言而故意将名字隐去,直言不讳曰:如果我能为某一个新的结论偷偷地用上别人的话——把别人的话做些变化,改头换面地用上,这时我最高兴的是,竟有那么多的话可供我借用。
“我知道什么呢?”蒙田最奉为经典的自封座右铭,铸在自制的象征家族地位与荣誉的纹章上,在之后的旅行中还郑重地送给些旅馆女主人等。阅读、接触、进而怀疑、再持否定。当他发现理性因人因地而异,道德只适用于一时一地,没有一定标准;科学则充满无知、错误和矛盾,最终归结于怀疑一切。 而这位天生的“自我”主义者,视追寻自由与本我为至高艺术的思想家,在怀疑主义之论中还添加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注释。他认为,既然绝对真理无法认识,那么只能探索部分的、寻常的真理,而其比较可靠的途径,则是首先探索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基本现象,因为世上最熟悉自己的莫过于本人。
“我本人就是我的作品的内容。”此人对此作强调的坚持。他的作品就如自己的自画像,无造作、不夸大。这个充满人性的人文主义者,“一个为自己进行自由思考的人,他尊重世间的一切自由。”
但说他否定一切就大错特错了,无限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现存的一切。“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目的的,从来不存在无目的性,在大千世界中没有什么还处于合理的位置。”颇似中国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和之后黑格尔的“合理就是存在”的旗帜。
我喜欢他对旅行的态度,当他隐居十年发现自己犯了极大的错误——十年前就认为自己老了,过早地为自己准备起死亡,甚至写了遗言于“碉堡”,而醒悟事实并非如此时,他爽快地承认了这个错误。蒙田并不是不喜欢家产,而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做不到束缚于家庭乃至家族家产(祖辈所筑蒙田城堡)的苦心经营,在身体尚好四十八岁时,唤起“漫游世界的心情”。于是疏远,疏远会改变一切。茨威格所说,唯有身体的远离才会赋予内心的疏远。
旅行,同样对他而言还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不是为了目的地而旅行,越是人多的地方他越要绕过去,甚至根本没兴趣去看罗马的旅游胜地。为旅行而旅行,“我只是在梦境中和通过愿望本身看到了我想在哪里逗留。我对这样一种独特的玩的方式很满意。”期间的乐趣,与不同阶层不同职位的人的交流,对各种习俗的接纳与包容,还有随性的行走,时刻追寻自己的意愿。十七个月多的旅行,舒心其中,若非不是国王要他召回当波尔多市长的话,应该还会继续走下去。
从他人眼中看他人,而自己是以再一次间接的目光想法来读此书,难免会更多重于被茨威格诠释的很好的蒙田,只不过也突出了个人的一些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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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
茨威格的小说看读了有审美疲劳,不过他写的传记不同。从前读蒙田的书,因为大多是选译,排列的顺序多半与原版不同,也就不容易看出他写作的心路历程,这本传记却说得很好,在散漫的形式和旁逸斜出的话题之下,隐藏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毕生的探索。
读过之后发现源出于此书的句子,似乎到处看到被摘引:
“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们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自由的和不受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入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人来说,最有裨益。”
“只有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又威胁着在他一生之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只有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里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多少诚实和坚毅。他才会知道,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比在那群众性的灾难之中不被玷污而保持住自己思想道德的独立更为困难和更成问题的了。只有当一个人自己对理性和对人类的尊严产生了怀疑和丧失信心的时候,他才会把一个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之中独处独醒的人始终保持堪称表率的正直,颂扬为实在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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