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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电影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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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杜
背判与救赎
———《中国武侠电影史》读后感
兼论中国武侠的叙事策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话。孩子们有格林童话,有安徒生;成人则有武侠。当这个成人童话被以电影的视觉语言呈现于屏幕上的时候,其魅力之大是完全超乎想象的。
武侠电影是中国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带来巨大的票房收入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东方话语舞台,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电影。从1905年的《定军山》始,到刚上映不久的《夜宴》,中国武侠电影在一个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和蜕变。一个世纪,这其间有着怎样的沧桑与变迁,有着怎样令人神往的故事,而又要怎样的笔墨才能写尽这其间的风流。
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成功地完成了这份工作。该书是对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历史一次详尽而系统的梳理。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分别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武侠电影作者口述史。个人特别看重第一部分,作者用十二章的篇幅分别对武侠电影的叙述策略,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场景”,中国武侠电影的剪辑技巧,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流变等话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不过,笔者愚见,这些都不是中国武侠电影最大的症结所在。中国武侠电影走到今日,最大的瓶颈在于其自身如何完成背叛与救赎的问题。
侠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但统一的秦王朝建立之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建立,客观上限制了侠者的活动范围。由于侠士逐渐远离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正统的史学著作对侠的记载几乎止笔。直至司马迁,《游侠列传》成为早期武侠史传的第一部完整篇章。在这之前,所谓的侠客从来都是一些身处政治体制及伦理道德边缘的尴尬任务,上不得大台面。司马迁用浓厚的笔墨为游侠们大书特书一笔之后,游侠们的腰杆这才直起来,有了吆喝的资本。于是,后人的诗篇也接踵而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这一切纵横江湖,快意恩仇并不能改变武侠的处境。侠客的暴力行为始终要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内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于是,侠客就将武侠暴力神圣化,打出“为民除害”的幌子,以一种镀金的方式消解自己行为的暴力性质和反人性因素。直至宋朝的水浒梁山,一个大规模聚集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竟然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可看其行为,四处打击邻近山庄,扩大自己势力,掠夺财物,强抢女人,最终将“替天行道”的舆论势力转换成为和朝廷谈判的政治资本。别人一纸招安,众好汉就屁颠屁颠地跑进了朝廷。这里,“替天行道”的“天道”直接就被偷换成了水泊梁山有限集团公司的利益,但他们在朝廷为官的时候,可又曾考虑过天道,考虑过天下百姓的水深火热?
这里,武侠本身就隐藏了一个极大的悖论: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替天行道”,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使那些再各种形式暴力下的弱势群体恢复自己,最大限度地享受生命。但侠客们解决这种暴力的手段竟然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换言之,谁规定了这种以暴制暴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谁又来保证其手段和最终目标能始终保持一致?像《射雕》里的洪七公面对裘千刃时说的:“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好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能保证下一个一定杀对了?献血堆积成了继续杀人的资本,想起来都令人心寒。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悖论,当武侠需要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时,设计者及表演者都会尽量削弱甚至避免直接暴力的出现。暴力打斗被伦理化,神圣化,舞蹈化。一开始尚是“武蹈”,进而直接就进化成舞蹈,过于血腥的场面更是鲜有出现。
到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都场面直接就借鉴了京剧的动作模式。舞台技击与真实暴力相去甚远。虽然相对于舞台京戏的实演,电影的画面语言丰富了许多,但弱化暴力的总体原则却没有改变。时至今日,电影拍摄技巧和电脑特技都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避免过于血腥暴力的场面,以美化了的技击动作带给人视觉享受,进而消解暴力的叙事策略依然是武侠电影的主流。以《英雄》为例,全片出现了N处对打,但真正现出献血的场面却只有三处,无名和长空在棋亭对打的场面都是高度美化的舞蹈,武侠电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视觉语言上背叛了武侠暴力。
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武侠电影导演,武术设计都在努力探讨如何消解暴力,从而为武侠正名。“怎么打”,即以何种视觉语言来讲述武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到今天,中国武侠电影独创的叙事形式和剪辑技巧完全可以令西方导演瞠目结舌,从《独臂刀》的盘肠大战,《女侠》中的竹林大战,到《卧虎藏龙》的飞檐走壁,《英雄》中棋亭大战的枪挑水帘,其视觉语言之精巧繁复,令人叹为观止,大开眼界。
当然,要完成中国武侠电影的最终救赎,光靠“怎么讲”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讲什么”才是中国武侠电影急需突破的瓶颈。视觉语言最终要服务于思想主旨,如何挖掘和拓宽武侠电影的内涵深度,这是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很多导演作出了颇有成效的摸索。早期导演中,张彻应该是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先行者。在他的《独臂刀》等多部电影中,主角武艺大成,得抱血仇后,并没有以一个恶俗的大团圆来结尾,而是以退隐江湖甚至自杀告终。这里,张彻清醒认识到了武侠的暴力本质及由此带来的尴尬,并对暴力的伦理支持和实施手段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徐克的电影中,现实与理想,社会体制与个人意志的尖锐对立是中是一大隐喻。而侠终于也不再过多的叫嚣什么“替天行道”等冠冕堂皇的幌子,而更多地考虑如何捍卫个人自由,维护生命尊严。武侠暴力开始向个人情感意志屈从。对此,李连杰可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尽管他不是一个导演。从《黄飞鸿》到其最后一部武侠功夫电影《霍元甲》,李连杰不只一次地提出了武侠的无力和尴尬,最终响亮地喊出了“武术用于强身健体”的口号。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纯真而直扑的宣言,隐约透出人本主义的光芒,比那些“替天行道”之类的东西要可爱亲切得多。武侠终于摆脱了伦理的外在约束,回归到生命这个最为本质的层面。
此外,笔者认为《英雄》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电影。其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她商业运作和票房收入的成功,也不在于其视觉语言的华丽,而是对武侠暴力的消解和质疑。在以往的武侠电影中,是与非,善于恶被设计成简单的二元对立,暴力以武侠的名义找到了伦理道义支持,并明目张胆地领教于政治之上,这无疑是导演的夸张和艺术处理。而张艺谋一上来就把善恶对立放到一边,将天下大义和武侠暴力剥离,侠客站到了天下和天道的对立面,这直接抽掉了武侠伦理最大的一根脊梁骨;武侠暴力像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茫然四顾却始终找不到依靠。无名最终没有刺出去的一剑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尽管这样的质疑不一定很合理,但至少,有人开始反思,开始深入,这绝对令人欣慰。
当然,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了,依笔者愚见,当数李安的《卧虎藏龙》。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武侠电影而是一个“剑与心的双重文本”。武侠暴力没有被大肆张扬,影片重心是如何“修心”的过程。在如画的中国古建筑群落间,大侠李慕白一人孤骑缓缓而来。但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什么行侠仗义,而是他“心不由己”,放不下感情纠葛。直至最终生命完结,李慕白萦绕于心的,都是那份爱情。由始至终,武侠都只是一种修心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外在的打斗最终最终指向了个人的内心世界。武侠终于从一种炫耀杂耍式的动作戏贴向了个体的生命关怀,回到了人最本质的层面。李安提出了武侠技击的一种可能,一条出路,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个世纪,一百年,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看作从“怎么讲”到“讲什么”的演变开拓。当下,武侠电影已经完成了视觉语言华丽的转身,但武侠电影的终极救赎,则刚刚开始。武侠电影,依旧任重道远,路途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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