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梦忆 - 书评

看书问道

　　《什刹海梦忆》作者朱家溍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涉及学科既广且深，解决院内外文物、历史等疑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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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尘

　　得以拜识朱家溍（季黄）先生是在1995年的9月。当时朱先生与刘曾复先生一同应邀来沈阳参加第二届中国京剧票友节，我则是在李麟童先生的引荐下拜识的这二位老前辈。虽然后来我也曾与朱老通过信函及电话，并且还向老先生请教过当年杨小楼先生演出《金钱豹》的情况，但由于那时我年纪尚小，对京剧艺术了解甚少，加之朱老工作繁忙，几乎每年都要随国家文物鉴定组到各省鉴定文物，经常不在北京，所以我本人同朱老的接触远比不得同辈友人中的吴焕和徐鹏。但这些却丝毫不妨碍我读朱老的文章、听他的戏和看有关他的采访，并且还间接地从刘曾老处打听过朱老患病及病逝前后的情况。
　　几年前，听说朱老有专著《故宫退食录》问世，王世襄先生作序，此后，张中行、吴小如、徐城北等诸位先生也先后写了书评，可惜一直没有买到，后也曾托友人代购，终无下落。不久前，听说有出版社把朱老的一些文章编成了一本集子，名曰《什刹海梦忆》，于是我便到书店查询，见书后相比之下，感觉这本《什刹海梦忆》中的大部分文章均选自《故宫退食录》，一种与“失之交臂”却又“失而复得”极其相似的喜悦心情使我毫不犹疑的购下了这本在朱老辞世后出版的《什刹海梦忆》。
　　季黄先生的《什刹海梦忆》全书分为五辑，依次为：《京城旧影》、《宝襄鉴古》、《蜗居雪泥》、《碧梧翠竹》、《序跋萃录》，全书共收录文章70篇，总计27万字。从朱老平生所涉及到的工作、专业及生活和兴趣爱好看，可说是应有尽有，十分全面。遗憾的是，我本人却与文物收藏及鉴定无缘，自然读来不亚于看天书一般，无奈只得“先易后难”地从第四辑的《碧梧翠竹》读起。
　　辑中的《忆偶虹兄》、《李世芳印象记》、《我与张伯驹道兄》和《记溥西园先生》等诸篇文章，我均是在本书中首次见到的，加上此前我曾拜读过朱老论戏的文章，给我最大、也是最突出的感受是朱老的文章写得很平实，有时平实得甚至怀疑这就是出自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生的手笔。然而，这就是季黄先生的手笔，他不尚空谈和虚谈，更不喜欢玩文字游戏，从来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写作，并且不回避任何自己可以避而不谈或是少谈的东西。例如朱老在《我与张伯驹道兄》一文中写道：
　　有一次在惠古斋，遇见伯驹，惠古斋掌柜的柳春农给我们两人介绍的，当时我二十岁。我还记得那天我在低着头看一个高澹游《万峰秋霁图》卷，柳春农在陪着我得时候，忽然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张大爷来了，四爷您慢慢看，我先去招呼一下。”说着话他就迎上去，徒弟已经开门，进来一位细高身材，三十多岁，在戏院也常遇见的人。我听别人说过，他就是张伯驹，但因为没人介绍，没说过话，所以我仍旧低头看画。……当时我看完把卷子卷好，小柳看我和伯驹两人都没有主动要互相说话的意思，就笑容满地给介绍了。我们寒暄几句，当时我觉得伯驹说话声音很低，好像也不爱说话，所以我也不和他说话。这时候小柳就两边说，施展他的周旋本领，一个人谈笑风生，风雨不透，可是我和伯驹始终没谈下去，坐了一会我就走了。第二次是在丰润张孟嘉先生家里，孟嘉先生是一位画家，又是长我两辈的亲戚，他藏有一幅王烟客的《小岚图》轴，一个王石谷的青绿山水长卷。伯驹这次是来看这两件东西的，我因为早已看过，所以那一次我也没有久坐。此后有时遇见不过点头而已，就是这样淡淡如水之交。……一九五一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们故宫博物院的业余京剧团发起捐款的义演。……有一次我演《长坂坡》，散戏正在卸装的时候，看见伯驹进后台来了，“真正杨派的《长坂坡》！现在演《长坂坡》赵云没有够上杨派的，只有你一份。”他还没走到我面前，就大声地把话说完。我连忙说：“你过奖了，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一边洗脸、换衣裳，一边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谈起杨小楼。这时候刘砚芳先生也过来，我们三个人一同散步到景山东街马神庙路南的一个四川小馆吃晚饭。席间伯驹说想参加演几次，当时商量妥当，订好戏码。从次一个星期开始，共演出四次。一次是我演《青石山》，伯驹扮吕洞宾。二次是我演《拿高登》，他在压轴演《打棍出箱》。三次是他演《摘缨会》，我扮唐姣。第四次是《阳平关》，他演黄忠，我演赵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来往，我们原来淡淡如水的关系变成莫逆之交。他到我家来，我也到他家去，谈古书画，谈戏。……我们两人认识以来，因为彼此不了解，有几年见面无话可说，自一九五一年以后成了知己，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他不避嫌疑来看我，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也同样关注他，我认为这都不是偶然的。还有把无法以经济价值计算的国宝文物无偿地捐献，我们二人也都做到了，应该说算得上同心同言的朋友了。
　　以上是笔者摘抄的部分朱老回忆与张伯驹先生几次见面的情景及总结。平心而论，如果我是作者，我是不会写得如此“真实”的，至少会在遣词上做一点“润色”。然而，我毕竟不是季黄先生，更不具备他的胸襟与诚实。可是作为读者，我却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作者笔下真实的“张大爷”与“朱四爷”都是怎样的人——朱老没有回避建国前与张伯驹先生在惠古斋比较“尴尬”的结识经过，更没有回避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我觉得伯驹说话声音很低，好像也不爱说话，所以我也不和他说话”。窃以为，朱老的这一笔确是生动、如实地把两位出身名门的“哥儿”的真实性格脾气给写了出来。尽管读来有些让人觉得有趣，然而却实在让人觉得可爱。遗憾的是，这篇季黄先生回忆丛碧先生的文章没有收录在《张伯驹与京剧》一书中。
　　在《蜗居雪泥》中，我最喜读的还是《饮食杂说》，原因是我与季黄先生虽然年辈极不相当，却都属于那种好吃的“馋人”。尽管都是“馋人”，然而我与季老又有所不同，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点不同是我因“馋”而能积极主动地试着自己动手做一些适合自己口味及要求的小型菜肴，例如炝莲白、坛肉、红烧牛尾以及酸黄瓜、咖喱牛肉、三明治和罗宋汤等，因而自恃在动手的方面比“不会做”的朱老略胜一筹。然而，第二点不同我却必须承认今生都没有资格与朱先生相比，那就是朱老在昔年曾经品尝过的那些佳肴的“味道”。
　　在《饮食杂说》中，季黄先生说“饮食业的水平，包括所有饮食企业，不论大小新老，也不论全国各地区，近十多年来我个人主观的感觉，水平都在下降”，朱先生这一观点总结起来不外乎体现在名品的消失和传统烹饪技法的失传。例如“生炒鸡片、生炒鸭片都早已没有了”，又如糟溜鱼片里“没有糟”、酱爆鸡丁“端上来不用吃，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等等。此外，在朱老看来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餐馆在今昔服务的质量与态度上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说白了就是今天餐馆里的领班和服务员没有了过去“堂头儿”和“伙计”们服务的“味道”，以至于朱老问服务员“这个糟溜鱼片里怎么没有糟”时，服务员的回答却是“你再说一遍！”……
　　尽管由于年龄的关系，笔者没有朱老曾经的口福，但对于以上朱老所谈及由我归纳出的三条具体表现，我还是完全同意的，并且我决不是盲从的同意。仅以我所在的居住地而论，字号是原来的字号，菜名也是原来的菜名，味道是不是原来的味道呢？我虽没有口福品尝过王甫亭、唐克明、徐子明、任树芳、刘国栋等位烹饪大师亲自烧制的菜肴，但在此我也不妨举几个例子，如我在LMC所点的烹虾段也是索然无味；SY的炝莲白也能把甘兰炒出汤儿来；BFY的溜肝尖里也有可以见到的血水，溜腰花有时也能吃出骚味；在大连的一家餐馆里吃红烧海参，非但能吃出糖的味道，甚至还能吃出是糖炒糊了的苦味……难道这些就是老字号里的名品原来固有的味道么？然而，这些老字号中林林总总的“金字招牌菜”却在主厨们的“不断改革”和“锐意创新”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谓层出不穷（然在我品来却多是走“功夫下在吃外”甚至是“中西合璧”的路子）。一种强烈的反差不仅使笔者渐渐明白了“庙是苏武庙，碑‘非’李陵碑”这样一个道理，而且还让笔者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改革”和“创新”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极力地背离甚至推翻传统而另起炉灶，从而显示出改革家和创新者的睿智与作为。记得一次我招待一位朋友，在一家餐馆点了一道独创的“招牌菜”——“奇妙香炸鸡”。朋友吃后却对我说“怎么一股‘麦当劳’的味儿？”我笑答“这就是这道菜的‘奇妙’之处。”不料朋友竟对我说“那吃‘麦当劳’好不好？还比这个味儿正！”呜呼，我在咀嚼香炸鸡的同时也在想，这种蜕变甚至是变革又何尝仅限于餐饮界呢？！
　　至于朱老所谈堂头儿、伙计及过去整个“勤行”的“味道”，我更没有切身体会，然却有幸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话剧《天下第一楼》中初见了端倪，由话剧表演艺术家林连昆先生饰演的“福聚德”堂头儿常贵，也让我了解到了过去“勤行”中的一些学问。如果以林连昆的常贵作为昔时“勤行”的代表，则不难品位出过去“勤行”与今天大堂副理、领班及服务员之间的区别及变迁。季老所说的那种“味道”在我看来并不是简单服务态度和质量上的问题（像季老碰到的那样敢于责问顾客的服务员毕竟还是少数），而是那种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餐饮服务业“人情味”的缺失和流变。
　　另外，书中的《关于两篇访问记的读后感》也让笔者感触颇深。谈来也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今天广泛存在于媒体朋友采写报道时善意（或有意）的“失实”，一方面则是作为采访对象的季黄先生对于失实报道发表后的态度及反应。
　　毋庸置疑，目前各种媒体为了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有时不得不采取“故作惊人之语”的办法来吸引读者或听众的眼球，从而在发行量和知名度上取得成绩。当然，面对今天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媒体记者是否也应当具有相应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呢？仅仅为了采写、发表的文章“出彩”，就能断章取义地截取被采访者的话，并依据采访者的主观需要进行重新“整合”，而不顾事实和被采访的感受，这些难道是媒体记者对历史和被采访者尊重的表现吗？遗憾的是，尽管很多名流对此叫苦不迭、怨声载道，然而有些媒体的态度和行为却依旧是“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也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件事。
　　话题再回到季黄先生的这篇文章上来，由于采访者或是其它方面的原因，使得“三希分离”、“朱家溍经历了古物南迁、西迁、复员的整个过程”等有失历史真实的话，均出自于季黄先生之“口”。其实对待这种无奈的结果，一般人可能大都会选择置之不理或是嗤之以鼻，但这也意味着一种被迫或无奈的沉默。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待这种不公平的采访，季老却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主动拿起笔来为采写自己的文章“纠错”、正名，从文章中读者依旧可以读出季老那种平实的风格——既不掠美，也不过谦，所有问题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目的来叙述的。作为读者，从中不难理解季老为何要写作并发表这篇《关于两篇访问记的读后感》。窃以为，读了季老的这篇文章，笔者不单了解到了季老平实和求实的做人准则，更重要的是我还因此学到了一种最佳的自己保护方法——自己纠正“自己”。
　　此外，书中诸如《什刹海梦忆》、《东安市场旧忆》、《旧京宅第》、《清代礼俗杂谈》、《我家的藏书》、《记溥西园先生》、《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等多篇文章，也让笔者获益良多，限于篇幅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
　　季黄先生是曾经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敢于“吾口言吾心”的前辈学者，因此他所以被后人尊敬和爱戴，也决不单单在于他说从事的文博事业和业余研究的京昆艺术领域。这样的前辈，这样的学者，无疑是逝去的那个时代造就的，因而也必须承认，在很多方面后人是无法比拟和超越的。
　　据闻季老的女公子朱传荣女士似在紫禁城出版社工作，因此谨在文末建议传荣女士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先人编辑一本专门论戏的辑著，使得季老大批零散的论戏遗作汇集出版，从而也好让读者有机会能够从季公的遗著中依稀再见京昆艺术在上个世纪那个辉煌时代的缩影。
　　                                  2007年9月，在季黄先生逝世四周年的前夕写成

长安冷

　　朱家溍的书是吕蕤冰小朋友介绍的，这本读的很舒服，是可以放在厕所随便翻看的，不急不缓，轻松适宜。下次去北京最好带着这本书，还有叶广超的《大紫荆城》，尽量体会一些老北京的建筑、吃食，虽然没剩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