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子:血缘》虽然在作品题材与叙事手法上都称不上新潮,但故事中颇具活力的奇思妙想背后却隐含了作者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生活现状的反思。
在科幻小说的领域里,“克隆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里,就构想出了利用克隆技术批量制造工人的未来社会。1976年,美国科幻作家伊拉·莱文(Ira Levin)的小说《来自巴西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更以奇特想象讲述了狂热的纳粹医生克隆了96个小希特勒以图再度复活元首的故事。
而在《第七子:血缘》里,哈钦斯除了对无性繁殖技术做了更进一步的写实性描述,还大胆地构想出了对人类记忆的“克隆”。第七子计划团队里的科学家们不仅可以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在生物箱里加速育成一个成年人,还可将一个人的全部记忆随意“上传”和“下载”,甚至还可以将人的记忆转移至他人的身体里,实现灵魂的控制和转化。而这种对记忆的“复制”,不仅为情节发展提供了矛盾冲突,为克隆人的内心自省提供了极具戏剧性的故事背景,也引发出对生命本质和社会伦常的思考。面对这种异类生命,人们是否能真正将之纳入到“人”的理念之中?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若是可以照既定程序来执行构造,那个人的存在意义又在何处?若灵魂可以在不同个体间自由转移,那个人又何以为“我”。这些疑问虽附带幻想,却是超越性视角的现实存在,也是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伦理学命题。
自西方科幻小说产生以来,科幻小说家们就已经开始借助科学幻想将科技时代人类生活的预见、疑问、希望、忧虑进行另类重现,供人思考。儒勒·凡尔纳小说是对科学发明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欢欣礼赞,H.G.威尔斯的作品则是对科技进步之下人类生活前景的深沉忧思。此后科幻小说家们的创作似乎也都是这两种主题的协奏与变调。近二十年来,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早已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和掌控,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型塑力也愈加强大,科幻小说的创作由此也变得更加现实和真切。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系列、美国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的科幻小说,都深刻展现了后现代科技文明之下人类生存状况的困境和忧思。仔细审视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便会发现科幻小说的叙事已由最初乐观主义主导的科学至上,逐渐转变成了悲观主义浸润的“反科学”。科幻小说中所盛行的“反科学”思潮,并不是意味着真的反对科学,更多的则是对科学自身弊病的理性思考,是对科技恶性膨胀之下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批判性观照。
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幻小说已从最初的发生时期和“黄金时代”走到了最近的“新浪潮”和“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小说中通常有社会秩序受破坏的情节),其关注的主题也从最初的科技崇拜,转移到了对人类社会与个人前途命运的反思。其创作所围绕的科技、社会与人的三者关系,也越来越聚焦到后者。也许对于外部世界发展无比强大的现代社会而言,个人的内部世界才是当前急需关怀的对象。
如此想来,这部小说所提供的乐趣和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对原本为“一”的7种人生裂变的幻境体验,而是“我”作为一个独特社会存在的生命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