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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蝶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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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蝎小
近年来,日本文坛兴起一股“复刊”[1]风潮,不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冷僻作家被挖掘出来,连绝版数十年之久的早期知名作家也获得了“复活”的机会,如佐佐木丸美[2]、宫野村子[3]、高城高[4]、户板康二[5]等,而本书的作者冈本绮堂亦是其中之一,他的捕物小说、怪谈小说和风俗随笔都做成系列以文库本的形式排在书店的架子上。许多资深绮堂迷都表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光景了。”当然,对于商家来说,如何对这些“古早物”进行价值重估,并将之推销出去,才是他们所重视的问题。因此上,《半七捕物帐》的日版书腰印上斗大的宣传语——“宫部美幸爱读的书”、“日本的福尔摩斯”,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中文繁体版的文宣则是“江户时代的福尔摩斯”,这相对而言要切中实际许多。尽管绮堂迷对于此举不无杯葛,认为绮堂的作品本身质量很高,无需他人说项,但凡事多有不如意处,毕竟书商趋利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作者能搭上顺风车,被现今更多的读者所见所识,其泉下有知,亦当感激再三吧。
冈本绮堂,本名敬二,别号狂绮堂、鬼堇、甲字楼等。1872年(明治5年)生于东京高轮,自幼随父亲冈本敬之助研习汉学。父亲进入英国公使馆工作后,他从留学生那里学到了英文及其他学科知识。中学毕业后的1890年,被东京日日新闻社录用,开始了长达24年的记者生涯,日俄战争期间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于1891年在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了处女小说《高松城》。五年后,首个剧作《紫宸殿》刊载于《歌舞伎新报》。1902年,其剧作首次被搬上歌舞伎舞台,之后的《修禅寺物语》演出大获成功,被视作“新歌舞伎”[6]的代表剧作家。1917年,受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影响,开始撰写和连载富含江户风味的《半七捕物帐》、《半七闻书帐》等“捕物小说”系列作,其他如怪谈小说、惊险小说也屡屡见诸杂志报端,成为“时代推理第一人”。冈本绮堂的写作生涯一直持续到1939年(昭和14年)的69岁去世以前,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约近半个世纪之久,亲身见闻了各时代的大众文化全貌并将之斥诸笔端,是名副其实的文学艺术大师,这一点几乎无人能及。而他在怪奇推理小说、歌舞伎剧作剧评和游记随笔这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大概只有同为“地道的江户仔”(东京人)、创作经历类似的户板康二方能与之相埒吧。
◎ 却是旧时相识
对于冈本绮堂的歌舞伎剧本,日本有个专有称号叫“绮堂物”。这里权且借用一下,以指代他的所有作品。在我看来,深爱“绮堂之物”的读者,必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怀旧情结比较重,二是本格执念不够强。前者讲的是对读物所抒写氛围的感受,后者指的是对读物所遵循规则的态度。说白了就是,绮堂的作品plot够古典,但trick不古典,比如《半七捕物帐》明显是以题材、情节取胜而非以惊世骇俗的诡计著称,——这也与日本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推理创作背景有关。倘使我们不考虑“绮堂之物”的出产年代,一味追求本格元素的魅力,必然不会将绮堂看高。正因此,成为作者的拥趸才会有条件限制,必然具备某种特征。
上文提及日本的“复刊”风潮,表面看来有着新书出版过盛、大众审美疲劳等各方面原因,然究其根源则在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影响下,人们怀旧情结逐年加深,只有在阅读这类描写旧时风物的书籍中方能重拾一度遗忘的曾经记忆。有人说,怀旧是身心衰老的象征;但这句话放在现时已然不相宜了。物质上的享受越是完美,精神上的空虚则越是明显,这一矛盾似乎很难解决了。而回溯过往,虽不能敉平之,却能达到稀释的效果。
文学评论家马大康曾说道:“怀旧既起因于内心缺憾,又与精神自恋相关。人总是与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建立起拉扯不断的情感纽带,随时间流逝,这一切都被无情地推落于过去之中,再也不能复现了。它们沉淀在记忆里,日渐朦胧,蜕变为如烟的影迹或空洞的躯壳。然而,也正因成为影迹和躯壳而不再真实在场,却显得弥足珍贵。……如果更深入一层来看,过去的一切之所以有神圣价值,就在于它曾为人的情感所渗透,本身已成为人的生命的印迹,对它的怀恋,其实就是对过去生命的怀恋,对自己生命所失去部分的怀恋,也即自恋。”[7]因此,怀旧主题之于作者书写和读者感受,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为了弥补、满足这种内心缺憾和精神自恋。这几年,以回到过去为标识的“穿越小说”[8]大行其道,正是这种心理情绪之体现。基本上,不管是小说、怪谈,还是戏剧、随笔,“绮堂之物”在日本受到数代小说家、评论家、观众、读者的喜爱和推崇,也都可归因于一定的怀旧情结作怪。
或许会有本书的中译本读者反驳说,江户时代并非出现在中国,难道阅读以这一时代风物为题材的作品,也能契合我们的怀旧情结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们所缅怀的“旧”非指特定某个人的过去生活轨迹,而是涵盖一个世代甚至多个世代的集体记忆。亦即,只要是过去出现过的人或物,哪怕我们不曾予以见闻,也容易产生缅怀之情并心向往之。对于拥有深厚的怀旧情结的读者来说,《半七捕物帐》的一篇篇故事,就是一幅幅经过绮堂深查博考而绘制成的江户庶民巨细靡遗的生活画卷,依稀“却是旧时相识”。在茂吕美耶所著《江户日本》中述及的各行各业、民风民俗、诸色人等、怪谈巷说,皆被这位大师以生花妙笔将其堂奥直陈于前。无怪乎本书的导读《江户·明治风俗大师》会以这样的文字开头:“提到‘冈本绮堂’这名字,上一代喜欢看戏的日本人,通常会联想到《修禅寺物语》、《番町皿宅邸》等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舞伎剧;而战后出生的现代日本人,则会与《半七捕物帐》系列小说叠印。”毕竟“上一代”和“战后出生的”观众、读者,相比如今的其他世代,是最“怀旧”的,更能从作品中缅怀那旧时的醍醐味。绮堂以怀旧的心情诉说着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昔时往事,我们则以怀旧的心情品味着这些昔时往事背后的古风曩韵。
◎ 折得东风第一枝
按照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文艺学名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的提法,文学作品的现代性正体现在它“既是现代的又是反现代的:在它对革新的崇奉中,在它对传统之权威的拒斥中,在它的实验主义中,它是现代的;在它对进步教条的摒弃中,在它对理性的批判中,在它的现代文明导致珍贵之物丧失、导致一个宏大的综合范式坍塌消融、导致一度强有力的整体分崩离析的感觉中,它是反现代的。”[9]设若我们以这段理论来审视和赏析“绮堂之物”,将赫然发现这些作品无不诠释了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因为它们同时有着“怀旧”(反现代)和“反怀旧”(现代)这两种元素。绮堂的“新歌舞伎剧”是以旧的表现形式叙述新的世态人情,而他的“捕物小说”则是以新的表现形式叙述旧的世态人情。也就是说,“绮堂之物”既有其怀旧的魅力,也有其新鲜的旨趣。
《半七捕物帐》系列的第一篇《阿文的魂魄》刊登在博文馆的旗下杂志《文艺俱乐部》上,是1917年(大正6年)的事,其时距离柯南道尔发表福尔摩斯探案首作《血字的研究》已整整三十载。时年45岁的绮堂,与这位历史上最有名的侦探可谓渊源颇深。由于父亲和叔父的关系,他很早就熟练掌握英语,通读了从丸善书店买来的两种版本柯南道尔选集。1899年,《血字的研究》首次被译成日文(改题为《血染之壁》),在报纸《每日新闻》上连载。同年稍后,《福尔摩斯的冒险》由《中央新闻》译介进来。1907年前后,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日文译本开始陆续出版。早年曾在每日新闻社、中央新闻社等纸媒单位工作的绮堂,接触到上述译文、译书的机会很多,耳濡目染之下就有了想塑造“日本的福尔摩斯”形象的意图。这一点,作者很明确地在《阿文的魂魄》文末予以了说明:“半七,正是江户时代不为人知的福尔摩斯。”
绮堂之所以要将“日本的福尔摩斯”活动的舞台放在江户时代,除了作者本身的怀旧书写意愿之外,尚有一个客观原因。江户社会中针对犯罪行为,由奉行、与力、同心、冈引和下级捕吏所组成的侦查结构,既能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近代警察制度相对应,又能建构起日本人自有的刑侦特色。半七等捕吏们活跃的时代,既没有手枪、汽车,也没有电话、电报、计算机,更没有拍照搜证、指纹识别,可谓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手段。而且一旦没有上级赋予权限,捕吏的工作则要难上加难。全部的探案皆依傍人力、托赖直觉。因此,半七的世界,是罪犯和侦探地位基本等同的世界,在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场最纯粹的终极斗智游戏。《半七捕物帐》尽管稀用本格诡计,却是比本格更本格的推理小说[10]。
在日本尚无成型侦探小说的年代,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创造了首个“日本的福尔摩斯”这么简单。毋庸置疑,以半七头子缉捕罪犯的文本记录联缀而成的推理短篇小说集《半七捕物帐》,是所谓“捕物小说”的嚆矢。神田的老人是捕吏世家子这一设定(《白蝶怪》讲述的就是半七父辈的探案故事),仿佛开启了一扇大门,里面摆着的是一个古老职业(从事捕物工作)的系谱,自此一个新的小说文类诞生了,相关作品接踵而至,迄今不息。其中,野村胡堂[11]的《钱形平次捕物控》(舞台背景比半七更早,写了宽永之前的捕物故事)、佐佐木味津三[12]的《右门捕物帖》、横沟正史的《人形佐七捕物帐》、城昌幸[13]的《若侍捕物手帐》与冈本绮堂的这本《半七捕物帐》并称“五大捕物帐”,而如坂口安吾的《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帐》、久生十兰[14]的《颚十郎捕物帐》两作则在捕物小说中写法、风格独树一帜。钱形平次、佐七、近藤右门、传七、长谷川平藏……一个个捕头名探悉数登场,皆以半七这一原型为蓝本。纵观推理小说发展史,在此之前只有中国的公案小说出现过捕头带领众捕快们查案的情节,但因为并非主角素来不得重视,直到绮堂“折得东风第一枝”,才将之以主角侦探的设定来写。
此外,《半七捕物帐》由于写的是接近幕末时期的故事,有着深厚浓郁的江户味,亦被尊为“时代推理小说[15]之祖”。而作品中俯拾皆是的民俗事象,则为其带来了“民俗推理小说[16]滥觞”的称誉。时代小说和风俗剧都是怀旧之物,推理小说则是新兴的舶来品,绮堂之功正在于将两者结合,独创性地诠释了文学作品的现代意义。
总之,本书在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的地位十分崇高,我们只需了解这一点就好,剩下的时间就用来慢慢品味故事吧:“(半七)老人日子过得相当讲究,每次都会拿出美味甜点与上等热茶招待我。正是在茶话闲谈之际,我听了许多有关他的往事旧闻。我那本笔记簿几乎填满了他的侦探故事。今后,我打算从笔记中陆续挑出我最感兴趣的段落,逐一发表,不问时代前后……”
◎ 见怪不怪,其怪自坏
在日本,有所谓恐怖推理小说这一类别,大抵指的是运用科学的想像力来唤起超自然形式的恐怖并最终以合乎逻辑的推理予以收束故事的娱乐小说,“科学的想像力”、“超自然恐怖”以及“逻辑推理”就是此类作品的三大要素,绫辻行人、京极夏彦、三津田信三、贵志祐介都可谓其中翘楚。诚然,读过《半七捕物帐》的人,或许会认为冈本绮堂也是精于此道的行家里手吧。虽然我觉得其作品离恐怖推理的概念还有些远,但称之为“优秀的怪谈推理小说”是毫不为过的。
“怪谈”这种民间文学形式并非日本独属,世界各国都有相关的故事集传世。它在日本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半七头子等捕吏活跃着的江户时代。之前的所谓恐怖文学要么是单纯的神话传记,要么只是为恐怖而恐怖的东西,从根本上讲都缺乏能动的娱乐性。而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统治下的三百年四海升平,这一大的社会背景正是酝酿恐怖娱乐文化的温床。在这—时期,“怪谈”中最为盛行的便是“百物语”。“百物语”其实是一种讲鬼故事的游戏,在近代怪谈小说标志性作品《伽婢子》[17]中,便对“百物语”的玩法有过比较详细的描述:漆黑的夜晚,人们拿着青色的小灯笼,穿着青色的小褂,围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讲鬼故事,讲完一个就熄掉一盏灯,“周围渐渐地暗了下来,所有人都被笼罩在一片青色当中……最后一定会发生什么怪异恐怖的事件。”收集整理“百物语”中的鬼故事的书籍在17世纪中叶相继出现,《因果物语》、《宿直草》、《诸国百物语》等等都是那时著名的怪谈小说。绮堂的“鬼谈三部曲”(《青蛙堂鬼谈》、《白发鬼谈》和《鳗男鬼谈》)的结构就和“百物语”相似,某高士邀请多人赴其宅邸一聚,席间每人说一则故事,其内容就是这三本怪谈小说集。
江户时代后期的怪谈小说,大部分都取材自中国的志怪小说。从这点来看,外来文化的刺激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推理小说如此,怪谈小说亦然。这段时期的重要作品是上田秋成[18]的《雨月物语》,比如其中的《蛇性之淫》(取材自中国话本小说《西湖佳话》)讲述的是陶工源十郎在卖陶器之际,遇到贵族千金若狭与老妪前来订购并嘱咐送货,一段浪漫的人鬼爱恋于焉展开。随着幕府锁国政策渐被打破,怪谈小说被视作旧时代的遗毒而遭到排斥。而在此期间,介绍进来的西洋恐怖小说(如爱伦·坡的《黑猫》)开始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在极端西化之后,明治末期的日本又出现了一股回归传统的思潮,表现在怪谈创作方面便是泉镜花[19]的小说,其作完全继承了自江户时代流传下来的丰富怪谈遗产,描述了在文明开化的时代妖怪们的种种变化,可谓日本近代恐怖文学的经典之作。大正至昭和初期的三十年间,在充分吸收中国及西洋文化之后,日本独特的怪谈文艺逐渐成型。在这一黄金时期,日本涌现出了不少新式怪谈杰作,比如叶山嘉树[20]的校园恐怖小说《吃死尸的男人》、横光利一[21]的心灵恐怖小说《无处不在的飞蛾》等。同时,古典怪谈小说也开始复苏,绮堂的“鬼谈三部曲”及其编选的世界怪谈小说集,正是为这股势力提供最多助力的作品。而绮堂也不甘寂寞地在新鲜的推理小说中注入怪谈元素,故而才予人《半七捕物帐》“恐怖之风劲吹”的感觉,但这种恐怖只是为了强调“见怪不怪,其怪自怪”的道理罢了。
所有的怪谈小说归根结底都是利用了人们心理上对未知的、无形的、不解的事物之恐惧,而一步步揭开这些事物的面纱,则恰恰是推理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要是缺少了这种心结的解谜环节,那怪谈推理实际上也就和传统“鬼故事”没什么区别了。在绮堂的笔下,死人现身、妖怪吃人、狐凭鬼隐等光怪陆离的事象,都一一被半七遇到,且经过其反复寻访查验之后真相大白,原来只是假怪谈、真世情。比如在《阿文的魂魄》这一“半七探案”开篇之作中,表面是女鬼作祟,实际上却是一出引人嗟叹的伦常温情剧,这种以恐怖场景开篇、以非惊悚的结局完稿的情节设置,与后世以《午夜凶铃》、《咒怨》、《鬼来电》为代表的日式恐怖小说殊异。再如该系列唯一的中长篇作品《白蝶怪》,也是以浓雾中的巨大白蝶不断致人死亡的骇人场景起头,在不完整的前提条件下放出一个个不同的可能性,对读者的判断力进行误导,情节越是离奇诡异,读者对于事态真相越是难以把握,然后从这种“未知”中感受恐怖所带来的近乎喘不过气的压抑,直到最后的真相揭开为止。绮堂在该篇中植入了比较复杂的人物关系,坊间查访、追踪缠打的部分,很有后来警察动作小说的味道。只要给附着怪谈的大事件一个合理简单的解释,作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怪谈与推理之紧密结合并非难办的事情,也因此“怪谈推理小说”自然就成了《半七捕物帐》的又一个典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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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地说,时隔数年、数十年的再版、改版行为,才可以视为复刊。
[2] 佐佐木丸美,日本女作家。1949年生于北海道。1975年以处女作《雪之断章》入选“二千万日元悬赏小说”佳作而出道。1977年发表了被誉为“馆系列先驱之作”的《崖之馆》。她的作品充满高度的抒情性和哲学性以及细腻、严整的逻辑性,对之后的作者也有影响。不过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就封笔不写,成为“传说中的作家”,甚至留下遗言要求不要再版其作品。2005年去世后,她的死忠读者还是透过网络联署,推动了佐佐木丸美全集的“复刊”。其重要著作尚有《勿忘草》、《人偶新娘》、《梦馆》、《罪灯》等。
[3] 宫野村子,日本女作家。本名津野幸。1917年生于新泻。1938年以红生姜子的名义在侦探小说专门志《侦探》发表短篇处女作〈柿子树〉。之后拜该杂志编辑之一的木木高太郎为师。二战期间,曾在中国的大连居住多年。战后回到日本,正式开始从事本格推理创作。1949年,受江户川乱步、木木高太郎两位大师的一力举荐,在《宝石》杂志上发表了被后人誉为“战后女性推理作家第一杰作”的中篇本格名著《鲤沼家的悲剧》(以宫野丛子的名义)而正式出道,之后佳作不断,成为战后推理作家群中的“唯一红点”,备受当时推理圈瞩目。1956年改笔名为村子。1990年因肺炎去世。2009年论创社整理出版了两卷本《宫野村子侦探小说选》。
[4] 高城高,日本推理作家。本名乳井洋一。1935年生于北海道函馆市。于1955年就读东北大学文学系期间,凭借被视为“日本冷硬推理开山之作”的〈X桥附近〉,入选《宝石》杂志短篇悬赏赛而正式出道。大学毕业后,一边在北海道报社工作,一边持续推理创作。1970年后突然封笔息影。2006年,荒虾夷出版社的《X桥附近高城高冷硬推理杰作选》(限定珍藏版,只在仙台市和北海道的书店出售)宣布了他的“复活”。2008年,全四卷《高城高全集》由创元推理文库出版。其著作尚有《函馆水上警察》、《微弱的丧钟》等。
[5] 户板康二,日本推理作家、剧评家、散文家。本名山口康夫。1915年生于东京。大学时代曾师从国学大师折口信夫。毕业后从事过杂志编辑、国语教师等工作。战后加入日本演剧社,发表了数篇名噪一时的歌舞伎剧评。1958年在江户川乱步力劝之下开始推理创作,以短篇作〈车夫杀人事件〉而正式出道,歌舞伎演员、名侦探中村雅乐在该作中初次登场,而以他为主角的近80篇系列作则被视为“日本安乐椅侦探的代表”和“日常推理的先驱”。1960年,名作〈团十郎切腹事件〉获颁直木奖。1976年以〈头等舱的孩子〉拿下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1991年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93年因脑血栓急逝。2007年东京创元社整理出版了全五卷《中村雅乐侦探全集》。
[6] 新歌舞伎,指明治以降,受演剧改良运动影响,由独立作家(非歌舞伎剧场自有的作家)创作的,作品题材不只限于历史人物、事件,多有反映近代社会世情的新式歌舞伎剧作。这方面的代表剧作家除了冈本绮堂外,尚有坪内逍遥、松翁、冈鬼太郎、小山内薰、真山青果、福地樱痴等人。
[7] 引自《文学时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8] 穿越小说是一种以“穿越”为前提来展衍故事的热门畅销小说,其基本的情节模式是: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从其原本生活的年代离开、穿越时空,来到另一个真实存在或虚构架空的时代,并在这一时代展开一系列的活动。穿越小说多为言情小说,一般认为台湾女作家席绢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是开山之作,而黄易的玄幻小说《寻秦记》则是非言情题材的穿越小说之代表。
[9] 参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第一版。
[10] “本格”一词在日语中的本义是传统、正式、标准、纯粹,后来推理小说家兼评论家甲贺三郎以“本格”指称解谜推理小说,遂有了这样的引申义。
[11] 野村胡堂,日本小说家、音乐评论家。本名野村长一。1882年生于岩手县紫波郡。1907年进入报知新闻社工作。1931年在文艺春秋《ALL读物》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生平代表作《钱形平次捕物控》的第一篇〈金色的处女〉,首次在捕物小说中引入武打设计。至1957年该系列共计发表383篇。1949年与城昌幸等人结成“捕物作家俱乐部”,并任初代会长。1963年患肺炎去世。1970年神田明神设立了钱形平次纪念碑。
[12] 佐佐木味津三,日本小说家。本名光三。1896年生于爱知县。明治大学政经科毕业。1921年任报刊记者期间创作的小说受到菊池宽赞赏。1928年开始发表以八丁堀同心近藤右门为主角的《右门捕物帖》。翌年创作了同为生平代表作的剑侠动作小说《旗本退屈男》,主角早乙女主水之介因为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而家喻户晓。1934年因劳累过度去世。
[13] 城昌幸,日本小说家、诗人、编辑。本名稻并昌幸。1904年生于东京神田。以城左门的名义发表的诗作,受到江户川乱步盛赞。1938年在《周刊朝日》增刊上发表《若侍捕物手帐》系列之首作〈舞扇三十一文字〉,全系列近70篇(其中长篇作6部),被誉为日本“掌篇小说”(short-short story)的先驱者。其重要作品尚有《金红树的秘密》、《死者杀人事件》、《妇人警官捕物帖》等。1976年患胃癌去世。
[14] 久生十兰,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本名阿部正雄。1902年生于北海道函舘市。1919年于基督教圣学院中学毕业后,进入函馆每日新闻社工作。因热衷戏剧而拜著名剧作家岸田国士为师,并于1929年前往法国研究戏剧,此为他日后作品多与法国有关的原因。回国后,于明治大学担任文艺科讲师,并以本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部本格派推理作品《黄金遁走曲》。久生十兰的作品风格机智诙谐,同时拥有独特的残酷美学及精湛清澈的笔锋。1937年发表短篇代表作〈黑色记事本〉、〈湖畔〉,后者受江户川乱步推荐于1939年获第一届《新青年》读者奖。1951年发表《铃木主水》赢得第26届直木奖,1953年《母子像》获选国际短篇小说竞赛最佳作品。在这之后,变格幻想意味浓厚的《昆虫图》、《地底兽国》等怪奇类作品更为他博得“日本最强奇幻小说家”称号,素有“多面手作家”、“小说魔术师”的美誉。1957年因食道癌病逝。
[15] 一般而言,时代小说是指以明治(1868-1911)之前时期为背景的虚构小说,主要是以江户时代(1603-1867,亦即德川幕府为政治中心的时代)作故事舞台。随着21世纪的到来,明治之后的大正、昭和时代也开始被并入时代小说的概念之中。因此,时代小说大致应视为一种针对不属于我们当下的、以过去时光为背景的小说。这一类作品以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为代表。而所谓时代推理小说,即是将时代小说和推理小说这两种文类特点结合在一起来写的作品,“时代”是“推理”发生的背景,“推理”则成为描绘“时代”的手段。
[16] 民俗学是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与当下的民间风俗事象,进行调查、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观照现实生活的一门学问。将民俗学知识熔入推理故事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民俗推理小说。横沟正史、京极夏彦、三津田信三、北森鸿、高田崇史、藤木禀等人,都是这一文类的代表作家。
[17] 《伽婢子》,日本文学史上“假名草子”(用假名写的绘本小说)的代表作,是1666年由浅井了意(?—1691)用假名创作的一部怪谈集。全书共13卷67篇。其内容大量取摄于中国的志怪与传奇小说:19篇源出《剪灯新话》、5篇源出《灵鬼志》、3篇源出《酉阳杂俎》,此外还从《博异志》、《集异记》、《梦游录》、《杜阳杂编》、《中朝故事》、《睽车志》、《剑侠传》中翻出一些,共计38篇。作家在原作的背景、人物、情节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重新构思、再行创作,这也是“假名草子”最具典型意义的特点。此外,作者浅井了意尚有编译自《剪灯新话》的作品《狗张子》及摄取中国志怪杂说的《新语园》等。
[18] 上田秋成,日本国学大师,浮世草子和读本小说的代表作家,俳句、和歌诗人。与井原西鹤、曲亭马琴并称“近世三大士”,对佐藤春夫、三岛由纪夫等作家影响甚深。本名东作,字秋成,别号无肠、渔焉。1734年生于大阪,1809年殁。著有《雨月物语》、《春雨物语》等名作以及随笔集《胆大小心录》、歌文集《藤蒌册子》等。其中,《雨月物语》共五卷九篇怪谈小说,熔日本民间传说和中国神怪故事于一炉,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日本近代以前怪谈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读本小说的代表作品;《春雨物语》是《雨月物语》的姊妹作,共十篇,取材全部来自日本正史或野史轶闻,以物语故事为载体,巧妙地融合了真实历史、虚构传奇这两大要素,带有浓郁的寓言和讽世色彩,作品中还掺杂了上田的历史、文学观点,是其晚年思想认识、人生体悟都达到顶点的力作。
[19] 泉镜花,日本小说家。原名镜太郎。1873年生于石川县金泽市,1939年殁。父亲是雕金和象牙工艺师。镜花从小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曾在教会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由于爱好文学,拜在作家尾崎红叶门下。1893年发表处女作《冠弥左卫门》。1895年发表《夜间巡警》和《外科室》,受到好评,被视为“观念小说”的代表作。1900年问世的《高野圣僧》,描写一个怪兽怪鸟袭击人的故事,说明人在世上要受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1909年参加后藤宙外等人组织的文艺革新会,标榜反自然主义文学。大正年代发表了《天守物语》、《棠棣花》和《战国新茶渍》等剧本,被称为唯美主义戏剧的杰作。他以追求美的观念和浪漫主义丰富了日本文学,日本文艺界特别设立“泉镜花奖”以示纪念。
[20] 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小说家,有“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之称。作品不多,主要有《生活在海上的人》、《卖淫女》等,前者被誉为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中最富艺术价值的作品。1977年叶山嘉树文学碑被设立在八景山山麓,碑文刻着“我认为,即使会被世人嘲笑,这世上应该多出现敢讲事实的人。”
[21] 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小说家。福岛县出生。1916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后因生病休学。早年曾受菊地宽提携。1922年在《新小说》上发表长篇《日轮》,一举确立其作家地位。1924年与片冈铁兵和川端康成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日本“新感觉派”的核心中坚。横光一生著述甚丰,有影响的小说除成名作《日轮》外,还有《机械》(1930)、《上海》(1931)、《家徽》(1934)、《旅愁》(194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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