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书评

粉晶乖乖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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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鲸

　　    3政治与秩序-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正统现代化和现代化修正论之外提出强大政府论：通过现代化三种类型，分析发展中国家三个政体改革过程，提出不论哪种政体，凡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建立政治秩序），就可以实现政府有效统治、治愈「政治衰朽」、实现政治稳定。
　　     亨廷顿学问一般，但由于其倡导的权威强大政府论符合米国政府主流基调，便为首席，世界影响力大，中国的诸如制度设计、制度创新也多是来自他。

Uaral

　　
　　        此书为亨廷顿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作品。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发展政治学这一学科由20世纪50年代的区域研究和行为革命两股潮流汇聚而成并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迅速繁荣，研究有着较强的目的论和对于现代化的乐观情绪，而于1968年出版的本书对此迎头一击。
　　        本书最具创见之处在于独特的视角，政治稳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非必然。政治衰朽的概念被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意味着对先前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目的论假设——政治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一进步的、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的严峻挑战。衰朽意味着混乱、无序与暴力，而这并不仅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描绘的现代化所必须的阵痛，亨廷顿指出，社会可能会在变迁中逐步走向其所谓的普利夺社会，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不复存在：旧制度被摧毁了，新的秩序却未形成，政治带来的只有痛苦。
　　        从政治衰朽这一概念能够看到亨廷顿对政治稳定的关注。第一章中，亨廷顿用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这两个概念对不同的政体进行区分，而只有两者处于一定比例时政治稳定才得以可能，当政体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慢于政治参与的扩大速度时，便有可能成为普利夺社会。第四章详尽地讨论了普利夺社会，描摹了普利夺社会的特点、形成途径和可能的摆脱策略，独到见解在于把军人政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下探讨，亨廷顿认为军人政治的实质是各政治力量的无序参与，军事力量只不过因其自身的特点而为人瞩目罢了，而军事力量也同样是走出普利夺社会的关键。
　　        一个比如何防止成为普利夺社会更基本的问题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何以实现？在亨廷顿看来，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否则政治参与的扩大只会带来无序。当政治制度化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时，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政治制度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第五至第七章。第五章讨论了较为激烈的变革方式，即革命的方式。革命意味着旧制度的迅速瓦解和新制度的确立，亨廷顿讨论了革命的先决条件，比较了中西方革命模式的不同并探讨了原因，讨论了革命过程中的几股主要力量。第六章则讨论了相比较更为温和的变革方式，即改革，几种不同的策略被相互比较，而土地改革被作为问题的关键得到详细讨论，因为亨廷顿认为其“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分人的受众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319），是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一步。第七章探讨了不同政党体制在政治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围绕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展开，并探讨了政党的几种政治动员模式及其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在亨廷顿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另一条虽没被提出但仍可见的贯穿头尾的线索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而这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相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亨廷顿所讨论的政治秩序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变迁之中。此外，第二章对美国和欧陆的政治体系的差异的探讨意在说明古老政体和现代社会相结合是可能的，或许表明其对政治发展许不同意见：当下的政制并不必然优于过往，传统仍有可借鉴之处(110)。第三章讨论传统权威和现代权威的关系，意在表明传统权威“前景是黯淡的”（155）而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基础。
　　最后，本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亨廷顿对于古典政治哲人的关切（6,15,19,39,43,53,62,123,139,146,195,278,295,327），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对古典作品的引用在当代政治科学著作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古典政治作品被认为是过时的而被扫入了故纸堆中。亨廷顿大概意在承马基雅维利之传统，重整政治秩序。
　　

Yak_老

　　      本书是亨廷顿著于1968年的政治学经典，当时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自二战后纷纷踏上现代化之路，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却陷入了军事政变、寡头政治、街头政治的无尽混乱之中。书中针对这些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所涌现的问题，提出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现代化”理论所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而在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后发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问题，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分清实现有效的统治的原因和过程，而是简单地套用了英、美等成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果在貌似现代的“民主”制度下，孕育出充满混乱、腐败和衰弱的社会。
　　
　　      亨廷顿提出：“政治秩序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大量的社会问题来自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参政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这在“传统”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的三个阶段中有不同的体现，第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源自于传统势力（封建贵族、宗教势力等）对现代化的抵抗，因此需要能有效“集权”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的主要问题源自于现代化产生的新兴力量（商人、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农民等）的利益诉求，因此需要有效的“扩权”；而第三阶段的主要问题则源自于具有现代性的稳固的社会势力的利益诉求，需要有效的“分权”。
　　
　　      针对当时多数国家所处的情况，亨廷顿在书中论述主要集中在现代化的初、中期，探讨如何在这两个阶段形成和保持良好的政治秩序，并且分析了根据社会势力的参政需求所引发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特征和可能的策略。书中既有大量详实的历史论据，同时也充满了富有政治智慧的独特见解。 虽然这是40多年前的著作，但对于身处中国这个当今最大的现代化转型国家的读者来说，再读此书，其中许多论述依然让人感同身受。
　　
　　      这两年国内的政改呼声波涛汹涌，但官方保守者言之凿凿，改革者语焉不详，而民间意见岐出，纷争四起，步步落入零碎化、娱乐化的信息汪洋。也许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但作为夹杂其间的屁民，时常忧虑但却理不出头绪，因此每当想起国家的未来，便会陷入一种悲观或者是充满未知的恐惧。
　　
　　      读过亨廷顿此书后，会发现其间有大量的对集权制度、一党制、政治改革的分析，甚至能隐约看到许多关于“维稳”，“知识分子压制、污化”，“三个代表”，“乡村普选”，“反腐困境”和“城镇化”等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虽然其中不少的观点令人能以接受，但这样的分析框架和过程却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当然，本书也有不少问题，如后来引发争论的数学分析不严谨，或者中译本所说缺乏对外部力量干预的关注等。但对我而言，最大的遗憾之处也在于他没有对集权制度在现代化的中、后期，如何从“扩权”走向“分权”的做深入的分析，而仅仅是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当做后发国家效仿的对象，因此福山对本书最直接的批评就是他所树立的样板们在1990年代的坍塌。简单讲，就是他没有谈及现在的中国。
　　
　　      但1968年的他没有想到2013年的我们，这很难说是个问题。好在这只是本书的终结，而非他思想的终结，实际上本书的出版，让亨廷顿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盛誉，因此他除了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事务外，还应邀为巴西和南非两个当时的集权政府提供了改革的建议。虽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充满非议，但回过头来看，巴西的军政府从1974年开始渐进改革，并于1985年实现民主选举，最终于2002年和平的实现政党轮替。而南非也自80年代开始改革，并于1994年实现首次全国大选，并由国大党执政至今。这些成功的实例既表明我们所面临问题既非个例，也非无解，让人不至于太悲观；但这两国在政改后绵延不绝的社会问题也表明政治改革，或者说民主化并非问题的终结，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
　　
　　      因此亨廷顿在书中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分析与建议也依然充满启发和实效，并且书中的文字毫无艰深晦涩之处，读起来让人手不释卷，所以建议所有对社会变革关心且心存疑惑的朋友都能阅读此书，不论是否赞同他书中的观点，但都能获得一种有益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对于未来，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的实现除了经济上的工业化、信息化，更需依赖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的形成，在这里相近的价值观，良好的司法公正，广泛的公民组织，和普遍的道德意识构成了现代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在当前“民生”为重的社会共识下，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需要共同推进，在这个长期的正向积累的过程中，个人虽然微小，面对系统阻碍会感到无力，但在自身范围内，每一次对善意的支持，每一次对丑恶的抵制也许都会在若干年后汇成合力，推动社会更好的发展。
　　
　　      总之，虽然有人批评本书缺乏道德感，但我却看到了实在的希望和力量。
　　
　　
　　      最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这本1987年出版的中译本的序中最后提到，台湾方面曾于1981年也将本书译成中文，但由于书报审查的原因，其中涉及国、共两党历史的部分大都删除，而本书则照原文全译而成。现在20多年过去，两岸的情形却发生截然相反地变化，虽是一斑，却也令人兴叹。

xinan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力图通过人类历史上现代化转型的现有经验来总结出关于人类现代化转型中政治秩序所特有的规律。亨廷顿的雄心壮志是寻找出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处在现代化转型国家所需要的。中国建立现代化政体的步骤与亨廷顿书中观点不谋而合，而亨廷顿也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亨廷顿首先提出的论点即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亨廷顿在开篇就突破人们惯常的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无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体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体，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有效程度才是衡量指标。那么什么是有效的政府呢？亨廷顿接着指出，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四个指标来衡量。而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制度在同化和吸收新兴的社会势力让他们参与和融入新的政体的能力。有效的政府就是能够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和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值。据此，亨廷顿提出了他著名的普力夺政体的概念。即政治参与大于政治制度化的政体称为普力夺政体，而政治制度化大于政治参与的政体称为公民政体。普力夺政体是缺乏政治共同体的体现，它的政治参与超过了政治制度化限度，这样政体具有不稳定、易变性、脆弱性。而公民政体具有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化结构，足以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和有效的政治共同体，这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普力夺政体就是各种集团在政治上尚未社会化的时候就参与了政治。亨廷顿犀利地指出，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都受到了普力夺政体的侵蚀，原因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西方民主榜样的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了，反倒害了政府自身。亨廷顿在此有著名的论断：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政治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限制权威。
　　亨廷顿的第二个论点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亨廷顿指出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独特的特点。政党在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现有政治制度吸收新兴社会势力的凭借和渠道。而现有政治体系是否能成功地吸收新兴的社会势力是一个政体稳定和持续的条件。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其统治社会和吸纳社会新势力的能力。亨廷顿评价说，在多党制下，社会势力主宰政党，在一党制下，政治领袖主宰社会势力。多党制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两级势力的两党制，两党制有效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也就是说政党成了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得到持续的重要载体和保障。可以看出，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是亨廷顿的核心论点，而政党制度则是高效政府的特征和制度保障。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化转型成功的保证。首先，合法化的权威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保障，现代化的推进者只有集权才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制。在中国，有效的政府依赖于一个强大的政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逐步推进改革是我们的首选之路。其次，在集权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是关键。而政治参与，在我国来说就是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党内民主和人民大会制度。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能充分代表和反映其阶层利益，要保证在现代化转型中新的阶层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比如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是否畅通；比如在现代化转型的农村，农民新的利益要求是否在社会变动中得到与时俱进的保障，比如土地权益的改革怎样才能符合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且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政治渠道得到表达。比如现代化转型的城市，在市场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住房、医疗、就业等，这些利益诉求能否通过政治渠道进行表达，城市居民是否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从亨廷顿的论点中可以看出，一旦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无法进行，那么政治的稳定性就会得到威胁。目前，中国已经存在政治参与的堵塞，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职能的失灵。突出表现在网络成为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网络反腐就是突出表现，反腐的主体成为网民，而不是党政相关部门，说明反腐的正常渠道堵塞和党政部门功能的弱化，例如郭美美事件、“表哥”事件、雷政富事件等。强拆通过自焚形式表现，说明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堵塞，官民成为对立方，矛盾已经激化。此外，突发性公共事件中集体性行为，例如宁波PX事件、什邡事件等，说明正常的上访等渠道已经失灵。中国目前政治秩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官民对立、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和体制外利益损失者成为两个集团，这说明政治参与的反向化即政治壁垒的出现。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进行着，尤其需要做的就是政治秩序的正常化，即重建有效的政府，让政府部门实现其职能，让政府官员代表人民利益。反腐，是必行之路。十八大后，常委9个到7个，党中央推进反腐的决心和习近平南巡打破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预示着一个有效政府的回归。
　　
　　

xinan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力图通过人类历史上现代化转型的现有经验来总结出关于人类现代化转型中政治秩序所特有的规律。亨廷顿的雄心壮志是寻找出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处在现代化转型国家所需要的。中国建立现代化政体的步骤与亨廷顿书中观点不谋而合，而亨廷顿也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亨廷顿首先提出的论点即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亨廷顿在开篇就突破人们惯常的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无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体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体，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有效程度才是衡量指标。那么什么是有效的政府呢？亨廷顿接着指出，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四个指标来衡量。而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制度在同化和吸收新兴的社会势力让他们参与和融入新的政体的能力。有效的政府就是能够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和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值。据此，亨廷顿提出了他著名的普力夺政体的概念。即政治参与大于政治制度化的政体称为普力夺政体，而政治制度化大于政治参与的政体称为公民政体。普力夺政体是缺乏政治共同体的体现，它的政治参与超过了政治制度化限度，这样政体具有不稳定、易变性、脆弱性。而公民政体具有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化结构，足以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和有效的政治共同体，这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普力夺政体就是各种集团在政治上尚未社会化的时候就参与了政治。亨廷顿犀利地指出，第三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都受到了普力夺政体的侵蚀，原因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西方民主榜样的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了，反倒害了政府自身。亨廷顿在此有著名的论断：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政治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限制权威。
　　亨廷顿的第二个论点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体系。亨廷顿指出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独特的特点。政党在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现有政治制度吸收新兴社会势力的凭借和渠道。而现有政治体系是否能成功地吸收新兴的社会势力是一个政体稳定和持续的条件。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其统治社会和吸纳社会新势力的能力。亨廷顿评价说，在多党制下，社会势力主宰政党，在一党制下，政治领袖主宰社会势力。多党制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两级势力的两党制，两党制有效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也就是说政党成了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得到持续的重要载体和保障。可以看出，建立一个高效的政府是亨廷顿的核心论点，而政党制度则是高效政府的特征和制度保障。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现代化转型成功的保证。首先，合法化的权威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保障，现代化的推进者只有集权才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制。在中国，有效的政府依赖于一个强大的政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逐步推进改革是我们的首选之路。其次，在集权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是关键。而政治参与，在我国来说就是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党内民主和人民大会制度。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能充分代表和反映其阶层利益，要保证在现代化转型中新的阶层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比如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政治权利和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是否畅通；比如在现代化转型的农村，农民新的利益要求是否在社会变动中得到与时俱进的保障，比如土地权益的改革怎样才能符合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且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政治渠道得到表达。比如现代化转型的城市，在市场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住房、医疗、就业等，这些利益诉求能否通过政治渠道进行表达，城市居民是否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从亨廷顿的论点中可以看出，一旦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无法进行，那么政治的稳定性就会得到威胁。目前，中国已经存在政治参与的堵塞，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职能的失灵。突出表现在网络成为公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网络反腐就是突出表现，反腐的主体成为网民，而不是党政相关部门，说明反腐的正常渠道堵塞和党政部门功能的弱化，例如郭美美事件、“表哥”事件、雷政富事件等。强拆通过自焚形式表现，说明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堵塞，官民成为对立方，矛盾已经激化。此外，突发性公共事件中集体性行为，例如宁波PX事件、什邡事件等，说明正常的上访等渠道已经失灵。中国目前政治秩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官民对立、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和体制外利益损失者成为两个集团，这说明政治参与的反向化即政治壁垒的出现。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进行着，尤其需要做的就是政治秩序的正常化，即重建有效的政府，让政府部门实现其职能，让政府官员代表人民利益。反腐，是必行之路。十八大后，常委9个到7个，党中央推进反腐的决心和习近平南巡打破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预示着一个有效政府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