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诗笺释（上下） - 书评

大道说书

　　陈寅恪诗是陈寅恪研究中最有意趣的课题，透露出陈氏专业学术背后的精神世界，既是陈氏本人的“心史”，也可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不仅如此，陈诗还是一位最擅长“以诗证史”的学人的“诗史”，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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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

　　不同习惯意义上的笺释
　　该书不着重字义和出典
　　而更多描述诗句后面的故事和八卦：）
　　不用数字标记注释号
　　而是直接在原文后面大段写故事：（
　　割裂全诗，造成阅读不便

書蠹

　　研究陳寅恪已經快要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了，我看可以稱之為“陳學”。這門學術的開創者是余英時先生，他的大作《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及相關文章，可謂振聾發聵，一時傳播海內外，余先生為陳寅恪“發皇心曲”，主張陳寅恪晚年詩中透露了畱在大陸的無比悔恨之情，還有對專制政治的極端厭惡。這使ZG慌了手腳，馬上指定研究晚明史的省文聯主席出馬，化名馮依北（意為陳寅恪晚年“胡馬依北風”乎？），出版著作力辯陳寅恪晚年是自願畱在大陸的，沒有一點悔恨云云。對“陳學”在大陸的傳播另一個重要的人物是陸鍵東先生，他的《陳寅恪最後的二十年》風行一時，使大陸從思想界到普通百姓無不知曉了陳寅恪這個帶着“花崗巖腦袋”直到死去的偉大人物。《陳寅恪最後的二十年》揭露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我當年讀了此書也分外感動，感慨萬分，此書出版後不久，三聯版的《陳寅恪集》就出版了，“陳學”開始風行海內外（以前只是風行海外）。《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至今不允許再版，稍微可惜，但是讀了最近胡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覺得不允許再版也沒關繫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是一個進步，但相比《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陳寅恪詩箋釋》是更大的進步。下一步更希望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能在大陸出版，如果余著說得對就應該讓大家分享，如果他說得不對，那就應該出版讓大家當作批判，真理不能辯論的么？不讓出版此書只示人以不廣，更說明了余先生說的是對的。
　　受《陳寅恪最後的二十年》影響，我一直認為陳寅恪是自願畱在大陸，是為了中國文化而自我犧牲的精神（我發表過的《我讀陳寅恪》同樣犯了這個錯誤），直到暸解了余英時先生的觀點（余著我至今沒有機會讀到，中國的思想領域何曾真正“開放”過！），才恍悟這種看法受了《陳寅恪最後的二十年》的誤導，陸著在揭示陳寅恪的悲劇的同時，卻同樣強調陳寅恪的愛國主義，將陳的悲劇解釋為中國文化的悲劇，左傾思潮的悲劇，從而也就暗地裏為集權專制者開脫了責任。陳寅恪先生晚年並非沒有出走海外的打算（這點《陳寅恪詩箋釋》已經說明得很充分了），他原來預料國民黨會与ZG劃江而治，變成南北朝，所以坐國民黨的飛機飛到廣州，沒想到世事的變化超出了史家的預期，國民黨竟跟鄭成功一樣困守孤島，陳寅恪沒有繼續跟國民黨出走，一方面是覺得國民黨已經沒有希望了，孤島也守不了多久，而且自己半生流離，如許倬雲先生所說，陳寅恪是貴冑、世家公子出身，不能再忍受流離漂泊的生活；另一方面，陳晚年的身體情況也比較難在海外找到教職謀生。看陳的詩就知道，他將ZG比為宋朝的盜賊“楊么”，將毛太祖比為“喫菜事魔”的邪教教主，陳寅恪先生亦何愛于ZG乎？陳先生愛國（愛國不等于愛黨），但他更愛中國文化，國可亡，只要中國文化還在，國終可復，誰知今日，國是保住了，文化卻亡了。清朝沒有把中國文化亡了，文化大革命卻把中國文化亡了。
　　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胡文輝，我翻遍全書，只知道他畢業于中大，在網上搜索也找不到他的簡歷，胡文輝何許人也？《陳寅恪詩箋釋》這樣的書竟然也能夠出版。此書通過大量史料揭示了陳寅恪“欠砍頭”的政治立場，陳詩的隱晦難讀基本被破解了，那些“反動”思想，不止在ZG建國初期讀起來覺得可怕，就是今天讀了也為陳寅恪先生捏把汗呢！胡文輝用史實來罵專制政治也真痛快哉！他用的史料中直接指斥ZG借抗日戰爭“大盜移國”，用民主的口號逼着國民黨就範，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書不啻對毛太祖的執政來個全面的否定、批判。陳寅恪用詩來批判專制政治，胡文輝用箋釋陳詩來批判集權政治，可謂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讀之令人痛快！痛快！得其所哉！
　　如果陳寅恪晚年沒有畱在大陸而是成功出逃海外會怎樣？這樣一假設，我說集權政府待先生亦厚矣！如果陳寅恪沒有畱在大陸就不會遭受集權政治的迫害，如果沒有集權政治的迫害，就不會有人知道陳先生的硬骨頭和“花崗巖腦袋”，就不會有今日風行的“陳學”了，集權政府待陳先生可謂厚矣！
　　

獭魀

　　   花了三个整天，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陈寅恪的学问很好，但留给我们的文字很少，而且多数还是他所说的“稿”，甚至“未定稿”，也就是说，即便这些东西，在陈寅恪自己看来，都还有修改的余地。加上这些未定的东西中的很大一部分又很难读。因此，现今研究陈寅恪者，很多人用了大量的口耳相传的材料，描绘出一个人们口中的陈寅恪。胡文辉这本书以陈寅恪的诗作为笺注对象，应该说有极大的学术勇气。读完之后，顺手写了几条札记：
　　    1、在西南联大时期，陈寅恪经常用古史来比拟时局，其中主要是三点，一个是南宋史，用金宋辽蒙的政争来比拟当时国共日美苏之间的争斗。二是南北朝史，认为国共纷争的结局会是形成南北朝局面，而他自己是愿意在南朝的。三是三国史，认为俄共、美蒋和日本形成三国局面。我觉得这和陈寅恪的经历有关，一方面，他虽然在国外游学多年，也去过很多国家，但他在国外主要关注的是国际汉学，因为并没有在哪个大学正式留学，也就没有去参加大学生的生活，他所交游的主要还是留学生，而且又是留学生中那些和他一样的那拨人，也就是说，虽然他在国外多年，但对所在国的政治生活并不参与，也就没有对现代国家运作的基本概念和经验，这和胡适、蒋廷黻等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正经八百地去国外留学，在国外参加集会、演讲等多种活动，在治学的同时建立起了很强的现代国家和社会运作的概念，也获得了很多经验，在看待现实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时，更多地就是运用现代国家关系的原理和准则去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用中国古史来做比拟。
　　    2、陈寅恪预见到了共产党的胜利，但他对此很悲观，他对人说他怕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怕俄国人，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必然导致俄国人对中国的侵占。有一个现象，虽然没有统计数字支撑，但我觉得大致可以论定，就是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具比较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结，陈寅恪也是这样。从陈寅恪等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来看，他们对共产党政权保持疏离，最大的思想上的障碍可能还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觉得共产党是苏联的附庸，害怕丧失民族的独立地位。从这方面看，49年以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尴尬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困境，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无法通释所造成的悲哀。应该说，以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苏联的态度并不是惟命是从，对于苏联对中国内政以及中国党党内事务的干涉，毛从内心里是极其反对的，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差别，而是一致的。但共产党人作为政治家，他除了情感上的考虑之外，还必须理性地权衡权力消长。如果用“经”和“权”这两个概念来说，对于政治家而言，权力永远是处理问题的不变之“经”，一切活动必须依据权力消长之形势而转移，必须善于利用外力，增长自己的力量，而所谓民族情感等等，都是可以变易的“权”，为了获得更大的胜利，政治家是可以容忍一时的屈辱的，当然要借助特定的话语。比如列宁可以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老毛可以和剿杀了自己多年的敌人携手抗敌，等等，都是如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就无法取得胜利。但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来说，正好相反，他们抱定的是一种宁为玉碎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向往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比如民族的完全独立，比如对他们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完美保存，等等。一旦政治家觉得应该为了更大的目标去牺牲这些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陈寅恪和中共之间是这样，梁思成和当政者关于北京城墙之间的争论也是这样。
　　    3、在30年代早期，陈寅恪对抗日持消极态度，在抗战过程中，也是一个悲观论者，认为不论和战，最后都没有好的结局。
　　    4、陶铸对陈寅恪非常照顾，这后来成为陶铸的一条罪状。读了下卷，我觉得和其他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比，陈寅恪应该说已经得到很大的宽待了。分析起来，应该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陈寅恪声望很高。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党也很需要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作为门面。第二，陈寅恪对自己的遗老定位。49年之前，陈寅恪就很少参与政治活动，只是在书斋中一心做他的学问。在49年之后，陈寅恪依然保持了三缄其口的态度，事情没有逼到他的眼前，他轻易不讲话，书中说他听人读报，但从来不作评论，写文章也是寄思想于考证和典故之中，最多写写诗歌，隐晦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对新政权进行一下冷嘲热讽。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保持了一份自己的清高和内心的自足，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免去了很多祸从口出的麻烦。第三，陈寅恪恰恰在文革开始前去世，不然，虽然多次运动他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文革这场灾难是躲不过去的。

学海无

　　自陆键东大作一纸风行，文化界几乎无人不知陈寅恪。陈氏执教海内五十年，桃李满天下，而其晚年心境，则有赖于身处海外的钱穆弟子余英时为之“发皇心曲，代下注脚”，形格势禁故也。冯依北草雄文以攻余氏，反令余说在大陆“谬种流传”。受余氏启发，羊城胡文辉君广搜史料，焚膏继晷，成《陈寅恪诗笺释》二巨册，乃本年度粤版书之特出者也。
　　余氏解陈氏诗文，时有妙解，精彩纷呈。如率先发现《柳如是别传》所附诗“平生所学惟馀骨，晚岁为诗笑乱头”乃后人改窜，原诗应为“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青鸟》一诗咏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并指出“无酱台城应有恨”之“无酱”，典出《魏书.岛夷萧衍传》，耻笑国民党没有得力将领；1951年《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之“新蒲细柳又争妍”，典出杜诗《哀江头》，而进一步引出明清易代之际怀念前朝的诗文集《新蒲绿》，皆是余氏首创。
　　余氏文史修养深厚而又绝顶聪明，在《“后世相知或有缘”》一文，指出陈氏1957年致刘恕明书信中“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也”一语真义，堪称石破天惊。“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绝不用‘马列主义’啊！”如此一来，《经史》一诗首句“虚经腐史意何如”即可迎刃而解，正如胡君所言：《列子》又名《冲虚真经》，而司马迁曾受腐刑。
　　循余氏之途辙，引证古人诗文及近现代史料，全面疏解陈诗中复杂多层的“古典”与“今典”，胡君“加其邃密，得总其成”（罗韬为本书所作《序》），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富，实属难得。最重要的贡献，在以“同情之理解”，揣摩陈氏诗意，指明与各诗篇相对应的国际国内史事，以及岭南史地人物掌故，令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要胜出余英时许多。如《卜式》，余氏谓“藉汉代史事为‘民族资本家’辩护”，本书考定为“抗美援朝”爱国募捐运动及推行人民币，若合符节；《吕步舒》，余氏注出古典，而“今典”则只能作一般性猜测，本书明确推定为胡思杜、顾颉刚批胡适。《贫女》“白叠虽廉限敢违”，胡君以为咏棉布统购统销，甚确。他又如疏解“岂知杨獠舞多姿”指“等贵贱，均贫富”的钟相、杨幺辈，进而借陈与义诗喻当世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新势力，广征博引，令人信服。《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简编桀犬恣雌黄”之“简编”，胡君疑所指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引陈寅恪1944年致傅斯年函为证，颇有新意。
　　然而余氏诠释学的流弊，在于泛政治化和刻意求深，有时难免多此一举。至可笑者，将陈氏诗、联中“共欢腾”“共唱”“共断肠”的“共”字皆解为“共产党”，可谓画蛇添足。1961年《赠吴宓》第二首“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余氏认定“钜公”指毛泽东，陈文华谓当是讽刺“文化头子”，余氏尚不服气。胡君此处肯定陈文华之说，然而在本书其它地方偶尔也染上余英时的毛病。
　　本书有关陈氏咏海棠几首诗的疏解，似乎有粗疏之处。
　　1936年写赠吴宓的《吴氏园海棠二首》之一：
　　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
　　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
　　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
　　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
　　
　　本书以为“海棠色红，故比喻以红色为标志的共产党”，甚为牵强。华东师大胡晓明教授《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云：“海棠花既代表‘往梦痕’，…是他们义宁陈氏三代所护持的民族文化的旧理想，同时，也代表了陈寅恪自己从西方多年留学所学来的西方学术文化的新传统”（此文得自互联网），极为贴切。1948年《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 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海国妆新效浅颦”一句，本书谓“暗喻中国共产主义只是仿效”。胡晓明则敏锐地注意到陈寅恪此处在诗题后特地注出阳历日期，必有深意，经查阅《中华民国大事记》，该日记载有“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称：此次国民大会选举，只有蒋介石一人有资格当选大总统”。“效浅颦”乃讽刺总统选举闹剧。胡教授的论证原文较长，有兴趣者可搜索之。
　　1950年《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是，即用戊子春日原韵》“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一联，前句余英时已有定论，后句胡君谓“似指随波逐流的多数民众有负独立不迁的谔谔之士”，也不算错，但愚意若解作指称陈独秀则更为贴切。盖种花之人，始作俑者也；与“新教主”相对之旧时人需地位相当，以教内而言，非怀宁莫属；“负”也者，仲甫虽发其端，而后来事态发展非其所愿，晚年更对斯大林主义有深刻检讨。若不过分坐实，则旧时种花人指称新文化运动时期着力引进外来思想文化的领袖群体，亦胜于泛泛的“谔谔之士”。
　　愚于诗学从未入门，不免强作解人。鲁莽灭裂，识者正之。

星条旗

　　今天（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逝世39周年忌日。
　　读毕胡文辉君的《陈寅恪诗笺释》。深感中国需要这样的书。
　　陈氏之诗，壮哉美哉！其为诗史，深蕴史家之感悟；既为见证，亦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宣言；有文气，更有风骨，绝不可等闲读之。要理解陈氏，要理解中国20世纪尤其是49年后的风云变幻世事变迁，陈诗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而这本书能帮助缺乏古典学术训练的今日读者们读懂陈诗，可谓功不唐捐。（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著中，就因为读不懂或者误读了不少陈诗，将老人的反语讥讽，错当成歌功颂德）
　　就技术层面，胡著亦属上乘，尤注重细节。虽然基本上是沿着余英老划出的路子走的，古今交融，文史互证，但余老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实在太伟大，余之后研究陈诗者无人能摆脱其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了。（余英老最近接受访问时有道：“我看到最近广东有个人，你看上面两大本，写的陈寅恪的诗，就是以我为主体的，讲我怎么讲陈寅恪，他就跟着讲陈寅恪的，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诗固无达诂，不过胡之笺释《王观堂先生挽词》，综合前说，知人论世，可谓臻乎完善（不似高阳胡说八道），如黄永年之笺注《颐和园词》。
　　另外力荐胡君目前在南都报阅读副刊连载的现代学林点将录。虽然有无聊人骂胡他算老几也配来点大师的将，但我想他本意只是想以一种生动的方式介绍近代以来一些杰出学人（尤其是史家）的生平与著述，况且有那么多诗坛、画坛点将录的先例在前，也不算唐突了。只期待点将录快点连载完然后结集出书！
　　
　　另外个人有个小小的想法，郭沫若后来做《李白与杜甫》，高捧诗仙而痛踩诗圣，固然是迎合上之所好，但是否也有针对“诗史”这一层的潜意识呢——众所周知，杜诗是以诗史取胜，陈诗亦以诗史见长。
　　
　　附上罗韬序，是篇可以入教材的好文，当代很少见写得这样出色的文言了！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序
　　文辉本嵚崎不宾之士，每引自由独立之说，借为射鬾辟邪，奈不能畅其言而展其蕴，乃匡鼎杜门，笔说寒柳堂诗，岂解颐已也，乃发皇义宁心曲，并自寄其幽忧之怀。
　　义宁之籍在江西，情结同光，骨肉出于散原，而其诗不入江西之社，不作同光之体，不染散原之风。何也？以其轻于法而独深于意也。故论结辞之古劲顿挫，原逊于钱萼孙；论构象之尖新独运，或不如钱默存；论骋才之回翔众体，亦难匹饶固庵。而义宁之压倒元白者，以其诗关乎天意，所寄宏深，伤国伤时，最堪论世。义宁常自比元祐党家之子，而胸罗中古兴亡之迹，撑持于天坼地解之际，独立于礼崩乐坏之时；责己以文化托命之大，讽世在士节出处之微。故其诗秉国身通一之义，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气沈郁，扪之骨嶙峋，史识诗情，盘屈楮墨。每读之，未尝不掩卷低回，愀然而叹：此变风变雅之音也。是中华文化至于将穷或衰之际，乃假义宁声诗，以鸣其岳岳不就之志乎！
　　华夏百年，西风朔雨交凌，先由割地斩其元气，次则改服移其国步，更而国学式微，极于独尊西说，以俄为师，治民如兵，以教统政。凡此，于义宁诸作，莫不激而有音。早岁《闻日本并朝鲜》诗，如海藏楼之精悍英发，意气轩然；中年长调如《王观堂挽词》，具长庆体之流宕而沈挚过之；抗战前后之七律，多在玉溪冬郎之间；晚年过岭，失明膑足，感赋世事，其微意可比韩昌黎之辟佛，廋词则多于陶潜《述酒》，又如钱柳入清，摅怀婉曲。其诗岂余事哉，皆蒿目而忧世之患，不能已于言者，一生歌吟，可作当代史论观。于词章则周济所谓寄托，于书法则刘知几所谓用晦；往往取瑟而歌，事遐意迩，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是诗史也，亦心史也。
　　玉溪之诗，元遗山有 “恨无郑笺”之语。而义宁之诗，则索解尤艰。昔义宁尝借评庾赋以自悬鹄的：用古典以述今事。又谓：“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合异同，混合古今，则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是以解其诗者，苟不通今而识古，必堕目瞽。其中尤以释今典为注诗至难处。
　　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遍征当年载籍，补孤文单证之偏，纠穿穴悬揣之失，言必有征，证必多例，可谓以乾嘉之法诂今典。而更有进者，文辉于解诗之际，尤重“四慎”，以免诠释过度：诗人运典固贵乎今古合流之境，则尤慎古典与今典之同异，以免乎以古套今之弊；一生议论有常偶间出之别，则慎一贯之见与一时之兴之同异，以免乎以常灭偶之弊；选题咏物固以以小见大为能，则慎社会大势与个人殊遇之同异，以免乎以大蔽小、认家为国之弊；诂陈尤以诗史互证为要，则尤慎缘事而发之作与情辞相生之句之同异，以免乎以史灭诗、认文为质之弊。同异较量，内外互证，阐释循环，语境还原。考史注诗，当通会之际，乃臻尚友斯人之境界。义宁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庶几近之矣！后来读者，手此一编，得望表知里，扩毛辨骨，口诵其词，心知其意，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世变曲折，人事进退，士心从违，亦于此见矣。义宁诗云：“后世相知有别传”,其在斯夫！
　　呜呼义宁，终生守独立自由之义，极权不足畏，大众不足从，史观不唯物，文化不唯新。孤特卓立，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史寄离骚之志，以诗行春秋之法，曾何意为苏黄，以作承平文章伯哉！而文辉注陈，又岂止于赵次公、任渊之为坡谷功臣，当更近胡身之之注 《通鉴》，以寄其微旨与孤愤。噫！是胡氏家法，皆善疏旧籍以开生面，施丹黄以加斧钺乎！
　　
　　题《陈寅恪诗笺释》
　　罗韬
　　寒柳诗篇有郑笺　百年风雨化丹铅
　　郁深句寓春秋义　兀傲骨撑崩解天
　　辟魅相承唯斧钺　传心世隔藉蹄筌
　　一编读罢今何夕　犹觉云浓境未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