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文明的尝试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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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要研究的是胡适。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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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li

　　（说明：本文是中哲史课的作业。）
　　
　　一、介绍
　　
　　本书1995年初版时，原名《再造文明之梦》，属于四川大学出版社“强国之梦”丛书。如今另几种“梦”全被人遗忘了，唯有余英时先生的高足——罗志田这本还经常有人读。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作者把书名中的“梦”改成“尝试”，应是取胡适《尝试集》之意。从集体做中华强国梦，到体现出胡适的实验精神 ，这真是不小的解脱。
　　这本书，基本可以看作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的扩充。罗志田的文字绕来绕去、千头万絮，不易看出重点，其实框架和许多观点都来自他老师的宏文，在大陆较闭塞的情况下，近乎把后者全文引用 。这篇文章的讨论由两个设问引发：（1）胡适归国前，中国思想界的空白属于什么性质？（2）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 随后余先生就着手分析当时的语境、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他引发的思想革命的两个方面、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方法论以及局限，堪称典范。
　　罗志田的著作基本也按这样的思路展开，但因为是为胡适作传，当然要按时间顺序，用大量史料充实胡适的个人一面，重建“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 。本书还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一些很特别的史料，比如辛苦借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学者编了三百万字的胡适年谱，也只能利用零星一部分日记 。其次，本书十分注重心理分析，把胡适性格中倾向“做圣”的超我与渴望反叛的率性、把少年时因家庭因素形成的自我保护心理等因素写得十分透彻，并以此解释胡适一生中许多“矛盾”之处。这种分析并非没有牵强之处，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角度。
　　我读此书，基本上还停留在了解掌故的层次。而且，拿余英时先生的话说，“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 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 作为一个停留在具体研究之外的学生，我也很难提出什么很有新意的观点。故下文仅想结合罗志田书中的材料和观点，讨论一下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牵涉到一个核心问题：胡适究竟是中是西？仅仅是“新思想”与“旧道德”的融合吗？胡适把杜威的“实验方法”带回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此后却一直纠缠于中西之间，即被指责全盘西化，又被认为有考据癖。希望我的讨论能在某种程度上整理出一条理解胡适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指向一个并不新鲜的结论：胡适游走在中西文化的边缘地带。这近乎注定了他在暴得大名后，一直不被理解的命运。
　　
　　二、“范式转移”和《中国哲学史大纲》
　　
　　据一位国学院的同学说，胡适在那里常被批。窃以为，可能与这本“读起来像外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关系。不过我碰巧读过这本书，至今仍认为它思路清晰，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
　　这本书，把儒学和子学拉平，把经书都当成史料，从各家中都找出前人从不着意的“名学”，还利用从杜威处学来的“实验主义”，发展并实践了一套科学的考据方法。出版当时就引起轰动，让国学功底并非特别深厚的胡适被接纳为“有正统遗风” 士林领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胡适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并亲自做了示范，这是没有受过真正欧美学术训练的上一代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其次，胡适把国故全部当史料、扯平诸子的做法显然属于“重估一定价值”，这也是人们诟病最深的。因此，从方法论到价值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都可算作“开风气之作”，可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为之后的研究铺开了一条理性和讲求实证的道路。罗志田的著作里也使用了大量资料，从众人的评论、术语的使用、甚至排版方式等细节处，都能印证上述观点。
　　然而问题是，旧的范式真得完全转移了么？并不见得。几年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有后来居上之势。直到现在，冯友兰的书在哲学系近乎人手一本——比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其他入门著作阅读率高得多，真让人感到传统的力量仍十分强大——而胡适的书却很少有人读。尽管前者也深受后者所开创范式的影响，但毕竟，冯著如李零所说，“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 从范式转移的角度讲，并没有胡适走得彻底，反而退了些回去。
　　或许我们可以批判胡适的哲学史“没能讲出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至今也有人（如上次来代课的陈壁生老师）还在做经学，认为不应该把《诗经》读成《诗三百》（估计也不应该读成史料）。我不想讨论背后的价值问题，但这种对胡适批评本身，就提示出他的所谓“范式转移”并没有真正完成。
　　如果继续依余英时从库恩处借鉴的术语，实际情况更像是出现了两个范式；或者仅就“国学”领域，胡适所开创的全新研究范式被后继者调和了许多。其实，范式理论到此已不能继续说明问题了，应当在具体情况下重新分析。
　　如果按前一种看法，则所谓“范式”之争只是披着羊皮的狼，实际仍是中西之争：按中国传统为经典赋予特殊价值，或按西方科学理性观点客观地研究问题。这里表现得仍是中西两种方法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其实也有丰富的释经传统，而科学也同样与这些西方传统相冲突，故这里可能更应该是科学与传统的对立，只是在彼时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语境下，才主要体现为中西之争。这种对立远没有被消解。
　　如果按后一种看法，则胡适的再造文明计划并没有起到完全的效果，他的“科学方法”只被国人部分接受了。这种接受水平甚至会随着最初的“思想震动” 过后而逐渐淡化。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只看到了开风气的一面，而没看到“风气”飘过，留下一切照旧的一面。胡著真正吸引时人的地方的其实是革新的考据法 ，而考据则是我国固有学术里最能和西方科学方法接上头的东西。其实，胡适的重估价值、实验方法，并没有完全被接受。
　　从对《中国哲学史纲》的考察来看，文化的“惰性”仍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说胡适引发了一场“范式革命”，确实略有夸大。怀着新方法尝试再造旧文明的胡适，仍只有部分合口味的思想被接受。此后，中国的舆论界越发激进，似乎把胡适甩到了后面，但科学的启蒙，却一直没有完成。这样看，胡适的确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人。
　　
　　三、实验方法与中国传统
　　
　　上一节侧重于讲传统文化如何排斥胡适从海外带回的新思想。本节则讨论：胡适自己的“实验方法”，究竟几成是从杜威处学来的，几成是他自己的旧学底子？常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胡适根本不懂杜威；另一种“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治学凭借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方法考据学。” 根据余英时、罗志田等人的论述，后者其实更有根据。下面我尝试一下说明胡适“实验方法”在中西之间纠缠的状态。
　　杜威固然也强调方法论，却也有许多别的东西。而在胡适心中，“实验主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 。而并不注重杜威的相对抽象的逻辑部分，“这种逻辑坦率地从以思维为探索，和从以纯外界的存在物为探索的对象这个事实出发” 。“实验的方法”，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也可能只是因为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人方法，囫囵吞枣间只学到了最容易把握的东西。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抓住了杜威的精神气质。
　　《再造文明的尝试》利用胡适的日记等资料，详细讨论了胡适的教育背景 。胡适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考取庚款留学名额时，也是靠了国文、考据的功底。即使到了美国，胡适也还是大量阅读传统著作，甚至写了许多考据文章。到1914年真正阅读杜威著作前，胡适的想法竟已非常接近后者。这似乎说明，从考据接近杜威的科学方法，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进路。
　　胡适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自己治学方法的精义。台湾学者杨贞德觉得这句话也体现了胡适与杜威的区别，即它要求“在个人的学养和自我要求上寻求解答，而不是就知识的客观总结。”她认为这能反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种“转向自我”的倾向 。不过我倒觉得有些牵强：须知无论中外，许多学者都能总结出一些做学问的“口诀”，都很个人化，并不一定就代表了什么更深层次的“转向自我”倾向。
　　如果说中国传统使胡适对杜威的学问有选择地接受的话，那么待胡适回国之后，他则更融入到了国内的纷纷扰扰中，没法做学问了。即使胡适受过几年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回国时间久了，其实也并无太多进展：《中国哲学史纲》写到佛教部分就写不下去了，胡适还自嘲“但开风气不为师”。此后他把更多精力转向政治，再也没写出什么成系统的著作。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建议哥伦比亚大学聘用胡适教汉学，而对方则反问“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这大概能说明西方的学术传统并不真正承认胡适。
　　余英时先生曾分析胡适“实验主义”的局限，说它之所以无法更进一步引领时代思潮、也无法抵御社会主义，是因为由于过于注重实证，对社会的解释力有限。“胡适由于深受考证学和科学的训练，所以常常要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展缓判断’。” 他还举自己和蒯因（Quine）聊天为例，认为胡适和分析哲学气质大体相同，而分析哲学家蒯因则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应付社会动乱根本就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不过我倒觉得，仅就复杂程度而言，蒯因的数理逻辑着实不是胡适那点“实验方法”能比的。胡适其实还是在做一些最基本的推广工作，而比之当时西学前沿还差一个档次。
　　当然这些推广是亟需的。君不见，1920年罗素来中国，想讲一点数理逻辑，结果没人听得懂，反而还被抱怨“仅仅教授技术哲学” 。结果罗素泛泛讲了些中国问题就被糊弄回去了。连罗素这样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到了中国也只能扯来扯去，那胡适估计只能等而下之。其他没受过训练的人，不知会有多少怪诞思想呢。
　　所以，胡适对“实验方法”的理解可能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没有跟上前沿，而仅仅是把握了一个大致精神，就回来做国民导师了。从西方传统看，胡适也只能算处在边缘。
　　
　　四、结语
　　
　　这样分析看来，胡适一生真正做出成绩的，还是他刚回国时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奠基中国哲学史。这种成绩的原因，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由于他的西学训练和考据背景，“填补了中国思想界一个空白”。
　　但此后，胡适其实就愈发显得处在中西文化边缘：于中国，他的方法仅仅部分地被接受，而且备受批评；于西方，他的学问并没能追上前沿，只能算个普及版。这种情况下，胡适又做了“公知”，在群情激奋的混乱年代努力跟上：议论政治、倡导民主科学、到苏联考察社会主义、“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晚年总是在聊些无聊的政治八卦 ，这些只能是是发挥了余热。而胡适这种边缘处境，大概也能说明为什么他后来总有些失意。
　　不过，我总是很喜欢胡适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倡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他的《中国哲学史纲》清楚明了，写得很对我胃口。实证方法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它才是最最普世的东西，这才是再造中华文明的关键。胡适看到了这一点，还亲自做了示范，因此我们才应当读重读他的作品。但他的真意，现在又有多少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