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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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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笔
是我完成从《足球文学知识学》到《让·柯克多的足球流浪日记》第二部分的四个月,是童年喜好伴随足球在成长记忆中越来越重要的四个月。写作之余,足球比赛、动漫、CS、阅读和重庆市生活都在其中。书写完了,也暂不打算出远门。在8月份伴新赛季来临后开始《足球文学辞典》锱铢积累的编撰前,7月,倒头看2012年,再看到2014年的7月。
到5月读完,这本书,已经进入我的潜意识。到书店、书屋、书馆要找书,一定是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内。詹俊很是推荐张晓舟《死城漫游指南》早就看到,但不大想翻。余秋雨仍是搜寻阅读选择的第一人。《足球文学知识学》的写作资料大致始于在首图翻到的语言学、文体学,回来以后再补上了符号学的重要部分,大致已定;《让·柯克多的足球流浪日记》第二部分本计划是10月以后的事,但 <辞典>编撰难度太大,不敢轻易着手,即使“文学史”也很困难,但进入长篇的操作,仍显轻松,于是决定先上手写《让·柯克多的足球流浪日记》,那么5月下旬十几天也就是欧冠决赛前后的资料搜集,就显得轻松了。如果阅读还算是较次要的事,那么对自己写作所进行的资料整理,就是第一要事。
QQ上两个秋雨群都有谈论的,却不是《中国文脉》。话题极广,发言者也都极有水平。对《何谓文化》的谈论反倒更多,但我却没有买,只买来《中国文脉》。那其中的篇目同《山河之书》一样,早就读了,就快能背下。但《中国文脉》的厚重的确不是一两句评语能给予的,那太苍白了。
5月以后,《足球文学知识学》的完稿,决定了装在铝合金纸里3个月的《文学回忆录》可以拆封了。刚刚翻开,从道长到丹青老师的文章已开启猎奇心,刚刚进入5月10日,前1万字的内容读下,就有了要‘饱’的感觉;等到接近6月要打开下册时,在QQ上对交流已久的文案策划人陈亚洲说了一句“木心和秋雨老师,完全是两个路子......”不知这句感慨,算不算较为恰当的读后感?两人生命历程背后的不同因素,两人在同一生存年代承载起的文化现象,折射出轨迹不同却暗合的全球变迁。而这个因素和这个变迁的前传、起因到开始,我们的共同经历,都让人无比好奇,这才有了如今我们共同谈论并付诸于己的行动。
却要愧对丹青老师同木心老人的,是下册的后来300页,这厚厚的内容,我读的有些囫囵吞枣了。眼下,自己的写作要完成,比赛要看,看过去,林毅夫、汤因比、村上春树、罗琳、张炜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书竟还来不及翻动。
一定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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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过树
从2/18到3/15,用了20个工作日的清晨看完这本书。
朋友中有不少文学爱好者说不再读余秋雨,我不太明白其中的缘由。其实早在大家人手一本《文化苦旅》的时候,不喜欢跟风的我就跟余秋雨划清了界限。直到《问学》一书,也许是被书名中“北大学生”几个字所吸引,才买来翻看。这一看,发现作者在用大家都能看懂的语言,讲述着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却又很少有人深入其中的中国文化。看完《问学》,我又买来其他几本书,一一读过。不知是不是因为接触余秋雨的顺序跟几位好友相反,所以不能理解她们的感受。不管怎样,从他的书中,让我这个业余爱好者更多地、系统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这本《中国文脉》,同样是梳理中国的文化。虽然有些章节已经在其他书中看过,但再看一次也无妨,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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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洛
■几又
所谓“脉”,自然比一般线条要粗,形象更为直观震撼。余秋雨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勾勒出中国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路线图谱。
按照余秋雨的解读,之所以推出此书,是因为现今电视上一些关涉文化方面的节目“娱乐无极限”,为了追求虚幻的娱乐极致,惯于盲目夸大甚至生硬地编造诸多违背文化历史的桥段,于是感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余秋雨就此还痛陈,“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
其实,类似这种感慨的并非余秋雨一人。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曾运用统计知识,对乾隆的“作品”进行了量性分析。“乾隆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首。乾隆寿命89岁,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来写诗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写诗超过一首”。“乾隆三十六年浏览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以这样的创作欲望和“放卫星”式的高产,恐怕只会令在月下反复“推敲”的贾岛倍感汗颜的了。
余秋雨并非只是对中华历史文化人物粗线条的排列堆砌,其探讨范畴也绝非简单的文学创作,而是有选择性地撷取了中华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突出元素,既有孔子、老子、竹林七贤等人物,也有甲骨文、龙门石窟和长安城,还有神话、佛教等……这些元素,无一不是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轨迹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与那些文史类严肃著述有着明显区别的是,本书虽然关涉文学历史发展,但余秋雨抛开了枯燥的传统式学术文体,而是假以其最为擅长的亲历式历史随笔,所以字里行间不时穿插着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诸多“现场”感受,比如探访殷墟、走向大唐、仰望长安城等,这其中既有作者对历史遗迹的现实回访,也有运用抒情式笔触,实现心灵的跨时空穿越式回望,甚至与屈原等历史人物隔空交流“对话”,在这些美妙而又厚重的文字浸润下,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融入到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就像一个静静的旁观者,默默地审视着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的风云变幻。
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对中外历史遗迹的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行走与深思,那么《中国文脉》更像是迈着轻快的脚步,伴着中国文化从无到有、从简单到深厚的发展脉络,从开山辟地的历史远古一路走来。循着余秋雨笔下勾勒的这条清晰脉络回望,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线条显得愈加清晰和厚重。
历史随笔的优点是,读起来不会感觉太过干涩沉重,特别是常常融入太多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所以更能打动读者。但有其利往往也有所弊,由于主观色彩的过浓,所以会因为缺乏学术著作般的严谨,至而削弱其文史层面的特有价值。也所以,合上此书之后,对作者的文化“历史观”有了较为清晰的感知,但要想对文化历史真相予以进一步追问,如果单单基于本书,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也正是因为“主观性”色彩太过浓厚,所以余秋雨很难回避也很难回答读者关于文脉标准取舍的追问。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融入了太多的各地各色文化。比如,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阴历纪年法在元明时代频频出现测算失误,在利玛窦以及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后,问题才得到解决。
总之,相较于灿若星辰的中华文化,无论是文学造诣杰出者,还是文化发展重大事件都无以计数,如果没有一条足以令人信服的尺度,“文脉”之说自然就欠乏取信于人的应有力度。倒是觉得,余秋雨的这番努力如果能促进读者进一步深思,这又何尝不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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