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枝可依 - 书评

大道说书

　　《何枝可依》内容简介：韩非子讲过一个故事：守株待兔。宋国有个庄稼汉，别提多傻。他家地里有棵树，给他带来好运。有只倒霉的兔子，眼神不好，一头撞死在树上，让他想入非非（他算了一下，兔肉总比粮食值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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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涧.

　　对李零，以前有些偏见，觉得他的学术态度太过于“游艺”，所以面对卓越一而再的推荐，我都选择略过。
　　
　　翻到这本《何枝可依》，我只被其中关于巫鸿《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那篇评论性文章所吸引，以及他和田晓菲的舌战。
　　
　　应该说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对李零的看法，《学术科索沃》之提法，果然也是有些戏谑和潮流心在，说他是老愤青亦不为过。
　　
　　该文堪称也是一扇窗，让我辈艺术史后学讶然发现，心中仰望的前辈大作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中，是于一片质疑声中经受着东西方不同学术“规范”考量和论争的。从态度之中立和思维之敏捷等角度来看，李零是年轻态且富有包容心的。
　　
　　《学术科索沃》以观者的视域罗列西方学者的批评如下：
　　
　　其一，对于巫鸿《纪念碑性》一书，用“纪念性”为主线来概括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中，多种艺术形式（陶器、玉器、铜器、石刻、建筑）的发展，西方学者认为“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
　　
　　其二，该书的写作手法属于主题先行，或“以论代史”，况且所涉及的艺术形式无论来源与延续，往往是并行发展而非巫鸿所安排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西方学者认为“勉强”；
　　
　　其三，西方之monument与东方之“纪念物”概念有别，前者多指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形式，而后者却可以扩大至“器物”概念。西方学者认为“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之用法对西方语言有“亵渎”；
　　
　　其四，时间上，巫鸿用晚期史料讲早期历史，不讲历史变化。空间上，巫鸿外部不讲“跨文化研究”内部不讲“地区多元性”，其“中国”概念太模糊。此外，以“九鼎传说”作早期“纪念碑性”的象征，是犯了以考古之“足”适文献之“履”的大忌。
　　
　　李零认为西方学者的批评并不仅仅是针对巫鸿，更包括巫鸿来自中国的未割断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习惯。
　　
　　首先就是“器物”进入“纪念性”之概念范畴的合理语境，盖因唐以前地上遗存的缺失所致，以及“纪念性”从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中解放出来的进步意义已经被后现代艺术研究领域所接受。
　　
　　其次，《纪念碑性》一书的写作方式更倾向主题描述法而非细节描述法，以罗森《中国古代之谜》之类细节描述法取胜的艺术史著作作为标杆考量《纪念碑性》，形同于以“工笔”品评“写意”。
　　
　　并且，东西方所各自持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研究范式和“规矩”不同（这种分歧大概可归纳为“insides”与“outsides”之间的争执），故西方艺术史学界对东方学者研究方法难免存有“偏见”，如：
　　时间上免谈“连续性”；地理上反对“大一统”的“中国”概念；“三代”的虚构及传说时代的伪造；文献只有晚期有效性，早期要纳入“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考古不受文献约束，视知觉大于书本文献……
　　
　　在文末，通过夏含夷与鲁惟一合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导言中关于“疑古”与“信古”之争所引出的“偏见”见解，二人指出“我们有‘偏见’，他们也有‘偏见’，彼此的偏见不一样（相映成趣），谁的偏见也不一定比谁少。”李零总结道：“这才是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夏含夷之《温故知新录》前言亦写：“偏见最容易发现偏见。我有一个看法，西方学者的意见，即使我们不能赞同，它对我们的学术也仍有好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孤陋寡闻，往往正是有效的解毒剂。”
　　
　　为着这样一种学术态度，李零便“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