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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自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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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破月
读胡适《四十自述》
胡适在自序中首先提到了自己的“传记热”: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鼓吹朋友们写自传;而他自己则是开始写《四十自述》[注1]。我不能排除他在写传记文章(还有写日记、书信)时怀有这样的私心:期望借自己的文字维护自身的某种形象,通过对历史与记忆的筛选来完成自己符号化的不朽——因为他自己堂而皇之的说法是“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胡适劝过一些朋友(例如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等等)做自传,然而结果却是遗憾多于感动,因为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使得一个计划搁浅,正如他自己就因为出国而中断了传记的书写——他把四十年的生活划为三段(留学之前 1891-1910,留学期间 1910-1917,归国之后 1917-1931),而《四十自述》仅用六篇文章记叙了第一段的生活,仅用了一篇“附录”附上了“文学革命的开始”——他为“中国传记文学”贡献的这本薄薄的书,我把它列作争鸣学会的参考书目来阅读,最早只是猎奇与求知的意图,至于阅读与写作能带来什么意外,我就先不管了。
(一)
我赞同胡适在“谨严的历史叙述”外的“小说式的文字”的尝试,我赞同作家对于自己创作自由的充分把握;这样的心态使我认为《我的母亲的订婚》这篇“小说式的文字”颇有趣,我甚至认为这篇文字反映出胡适性格中十分可爱的一面——尽管我最不喜欢的一篇文字也是它。
(二)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
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三)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传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他甚至很大胆地假扮鬼神附身,以开脱自己喝醉酒说疯话的胡闹行为!
(四)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他在上海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
在梅溪学堂,胡适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关于这个时期,我还要收为素材的是这几件事: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被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独立”。
在澄衷学堂,他成绩优异,“一年升了四班”(进学时也是第五班)。素材: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震荡感动”了胡适,后一书留给胡适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补作中国哲学史的“野心”;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发表《论性》演说,驳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用“科学知识”、“地心吸力”知识驳孟子“人性之善也,由水之就下也”),宣扬告子、王阳明的主张: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做了西一斋(第二班)班长,因为同学被开除而向上抗议,被记大过,生去意。
在中国公学。该校由不满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办,与革命党关系密切(关键字:《民报》、同盟会、剪辫子),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分执行与评议两部)。胡适加入竞业学会,该学会创办《竞业旬报》;他在报上写白话文,写章回小说(《真如岛》,用意“破除迷信,开通民智”),“自由发表和整理思想”(宣扬无神论、痛论“苟且”的思想、《论继承之不近人情》、无后主义和“社会不朽”思想),最后还成为该报主编。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接触并且痴迷于古体诗歌,“发奋读诗,想要做个诗人”,后来还“颇有少年诗人之名”。
(五)
按时间与事件脉络,《我怎样到外国去》主要记述了从1908到1910年间发生的中国公学学潮事件与考取留美官费一事。前一事简述:中国公学由于种种原因从学生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制度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制度,学生争取治校权利(组织了“校友会”),遭到压迫,于是一群学生退学而筹办“中国新公学”,但终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一年后解散。几个插曲:胡适家中衰败,有破产危机,得机遇而“在新公学做教员”(教英文);家事败坏,新公学解散,忧愁烦闷时,胡适跟着“浪漫的朋友”“堕落”,曾大醉,打了巡警,进了巡捕房;留美考试国文题《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谈考据,得满分;原名胡洪骍,“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临时改用“胡适”名,考了55名(总70名)。。。。。。
(六)
《四十自述》的最后一篇题为《附录》(大概有对应第一篇《序幕》的意思),副题为《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我认为它是对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注2]中语“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的具体阐述;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当人们都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那之前胡适的争辩、觉悟、困惑、自信、寂寞、失望、试验。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在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留美学生最先关注的是“中国文字的问题”,例如赵元任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随后,胡适提“要须作诗如作文”而引发“诗国革命”的争辩,经过一轮交流,胡适称自己“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死文学”的历史。他“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还写到,因为朋友间的“大笔战”,他被“逼上了决心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写了第一首白话诗也就是著名的《蝴蝶》(原诗名《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七)
大段大段地引用文章、日记、书信,这应是胡适行文的一大风格特点——他自己称文章长短处时说的是“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说自己做读书笔记的长短处:我经常是摘抄而不评论,或者习惯了咬文嚼字、断章取义地引用和化用,导致的结果是,我自认为得到了不少收获,阅读与写作使得自己进步,但是我的读书笔记注定不能取悦于所有读者——就像我的其它的凌乱的文字一样。)
读这本自传,我得到了阅读《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寻胡适历程》时所不曾有过的感受:很显然,这里多的是一种亲近感,多的是切入心路历程(或者说记忆片段)的视角;很顺然,它留给我对于成长、对于思想文化、对于为人处事的启发也最多,(大概还不能清楚向你说出来);它正好又与我刚读的《约翰穆勒自传》一道提示了我要接着思索环境影响、个人教育、日记书信传记的写作、类似的问题。
历来有“四十不惑”的说法,我可以假想自己现在到了四十岁,我假想自己在这时候也写了一本传记,那么,我变成了什么样子了呢,我的文字里面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注1]《四十自述》 胡适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页数130余。
[注2]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是争鸣学会第八期书目。
——2012-04-30 云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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