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评:莫言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形象

山狼

10月18日，莫言在座谈会上。新华社发

　　现场回声

　　莫言值得电影人学习

　　莫言老师对土地的坚守，我觉得在中国电影未来发展和进步过程中都需要大力地去学习……《红高粱》是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但它标志着中国电影的现代转型。它提供了中国传统电影历史经验之外的很多现代性内容，包括从现代性的观察角度、现代性的讲述方法，到现代性的语法和语汇，都为中国电影走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能。莫言这种不断地创新、非常强烈的现代性，又和他非常原初的对土地的坚守、对人民的情怀的真诚朴素态度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正是这些完整地构成了一个作家、艺术家的高大人格和艺术创作态度。

　　张宏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

　　现场

　　座谈会低调举行不少学生未能入场

　　在过去一周里，人们在谈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却发现莫言在高密开完第二场发布会后，人就不见了。对于网上的诸多话题，也不见莫言回应。不过有网友前天透露，在济南火车站看见了莫言，他应该是要来北京。

　　昨天上午9点，一身浅灰色西服、粉红条衬衣的莫言出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楼里。稍后，“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就要在四楼的第五会议室举行。至于这次回京首次亮相为何选择在艺术研究院，莫言笑着说，自己是艺术研究院文学院的工作人员（其实是文学院院长），档案还在这呢。交谈虽简短，但记者能感觉到莫言心情很不错。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承志、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以及莫言在艺术研究院的同事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出席了座谈会。主持人首先宣读了文化部部长蔡武的贺信。随后，莫言发表了讲话，他回顾了自己获奖后的心情，走上文学之路的过程，以及对创作的理解等。莫言语速不快，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状态差不多，依旧不温不火，这也为整个研讨会定下了基调。

　　接着，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专家学者做了发言。专家、学者大多是对莫言及其作品发表看法，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少有溢美之词。余秋雨一个形象的比喻，引来现场会心的笑声。他说莫言的获奖不经意间对历史做出了贡献，正如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莫言不小心进入到这个支点，让中国文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座谈会举行之前曾向莫言征求意见，莫言不希望对这场研讨会进行大规模宣传，因此只邀请了少数媒体到场。座谈会举行时，会议室外围着不少艺术研究院的学生，因为场地太小，他们未被允许进入会场。

　　座谈会结束后，莫言匆匆离去，或许正如他之前说的，希望大家把对他个人的关注转移到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关注上去。

　　观点>>刘梦溪

　　写出人性的挣扎与坚硬

　　中国思想文化史学者刘梦溪说，自己30年前之所以放弃当代文学研究，转而研究思想文化史，是因为当时很多当代作家在现实面前妥协了。他说：“他们没告诉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们什么，他们在当代最现实的问题面前妥协了。但是我注意到莫言的作品从创作之初到最新的小说《蛙》，没有在现实问题上妥协，他的坚持和追寻越来越有深度。”

　　在刘梦溪看来，莫言的作品是有精神力量的。“这些作品触及到了乡土中国的痛楚，写出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传统到现在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人人性的挣扎与坚硬。”对于莫言获奖，刘梦溪称不必做过多的解读，莫言是一位文学家，也没必要在他身上强加太多东西，只要在意到这一次瑞典文学院真正把诺奖给了一位中国作家、给了中国文学就可以了。

　　刘梦溪还提到中国当代社会的两个缺失：“一个是传统道德观的缺失，还有现代文明观念、秩序的缺失。如果你读莫言的作品，你就不会这么随意了，你的人性就会庄严起来。我在他的作品中，既看到了人性的挣扎，也看到了人性的庄严。”

　　>>范曾

　　他的作品书写文学史

　　著名画家、学者范曾认为，莫言用他的作品写出了中国新的文学史，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历史上能用卓越来评价的艺术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他们被文学史、艺术史所写；第二类，他们本身的作品写出了艺术史和文学史。我想，第二类当然是更最优秀的。”

　　范曾想起在一个座谈会上莫言对他的评价，莫言说范曾是个有童心的人。范曾则认为正是莫言怀着一颗大地的赤子之心，才能创造出内心有良知的作品。他说：“正如莫言先生讲，他不是为某一个口号服务。莫言的创作真正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

　　范曾表示，中国现在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是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莫言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

　　>>余秋雨

　　莫言关注的是生命本体

　　文化学者余秋雨透露，20多年前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他就对莫言的《红高粱》很感兴趣，甚至把《红高粱》本身作为一个评价标准，从其他教授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中来观察教授本身的水平。

　　余秋雨认为，莫言的作品核心有三点：一是莫言只写生命本体；第二是莫言在边缘状态下写的生命本体非常好；第三是莫言描述的生命状态包含着集体记忆。他以《红高粱》为例说：“电影开始讲我爷爷、我奶奶，没有名字、没有地名，我想一切观众都会想到自己的爷爷和奶奶，他们从生命的边缘，从土匪、从日本人各种各样的血腥当中走出了生命，构成了遗传，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

　　余秋雨认为，虽然“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奶奶”故事不一样，但这里面有一种生命基因，一开始好像是扭曲的，但扭曲之后变得很强大。余秋雨称这一点当时是改变了他对艺术的很多看法，“我个人觉得比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是更新的创造，所以当时感到很震撼”。

　　不经意间做出历史贡献

　　余秋雨还说，他前些年在北大授课的时候，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历来中国文学只讲《红楼梦》，外国只讲莎士比亚。“我说不要忘记上世纪80年代起，许多东西都非常了不得，包括中国文学。”他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有很多作家作品都值得细读，像贾平凹、余华、张炜、张贤亮等人的作品。

　　余秋雨表示，近些天他特别观察了中国媒体的态度，认为媒体之前报道文学的篇章太少了，幸好这次有非常正面的东西，同时也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他说：“普通媒体对严肃文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整体上大家慢慢地在一个平台上。看着这样一个平静、从容、朴实的背影，文学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这对文学感觉的整体提升非常好。”他希望趁着这个机会，大家都好好读一下中国的当代文学。

　　余秋雨认为，莫言可能没想到自己会改变中国人对文学的态度，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了信心。他说：“我要感谢莫言，尽管你未必是有意的，但对我们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就像阿基米德所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莫言先生不小心地进入到这个支点，让中国文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

来自: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