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镇粮饷 - 书评

门下书客

　　作者在汗牛充栋的明代史料中﹐挑选出五份史料﹐全面评估明朝在1531-1602年间北方边防部队的兵力(士兵及牲口数目)﹑粮饷以及中央白银拨款以倍数剧增的情形。作者选题眼光之准﹑气魄之大﹑分析之严谨﹑陈述之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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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明史圈子裏的人私下對這本書評價不高，這也不奇怪，作者缺乏對職官和財政制度背景了解，比如作者不理解萬曆會計錄按照戶部清吏司職掌記載的慣例，所以產生了不該產生的疑問。
　　不過一個西洋經濟思想史出身的學者能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了不起了。即便是明史專業，能否做的比賴教授好，也很難説。事實上，明史學界目前肯像賴教授這樣認真整理數字資料的人幾乎沒有（万明研究員近來做了一些）。所以我們首先的態度不應該是批評而是敬佩。
　　其次，賴教授真正的當家本行在於西洋經濟思想史，那是目前所有中國經濟史的人應該了解而不了解的領域。所以，在批評賴教授之前，先虛心地向賴教授學習下那些我們欠缺的學問吧。

维舟

　　《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句值得回味的名言：“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确实，历来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虽然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往往众说纷纭，但财政状况恶化伴随其衰落的整个过程，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教训。财政恶化往往是一系列行为（超额战争开支、经济衰败、政治控制削弱以至于无法征到税收等等）的结果，但同时又是推动下一轮恶性循环的原因——理由很简单，恶化的财政将使帝国在军事、政治控制、社会等所有层面都出现漏洞，直到最后无法维持下去而轰然崩塌。
　　
　　这样的个案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除了突然的军事征服外，多数大帝国的的崩溃都伴随着财政崩溃。罗马帝国晚期持续数百年、始终无法治愈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它的崩溃看起来反倒像是解脱；Joseph Stiglitz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也是基于同一个出发点：过度军事扩张和不负责任的中央财政的结合，可能拖累美利坚帝国重蹈罗马的覆辙。中国东汉、唐、金、元、明、清，乃至民国末年，都有令当时政治家为之头痛的财政危机如影随形。这个问题十分普遍而严重，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史学家在探讨王朝衰落原因时，却往往更多着眼于军事、政治乃至道德上的衰败，却很少有专著研究财政危机的议题。
　　
　　这其中，晚明的财政崩溃较早受到关注、并至今仍吸引着许多学者。原因之一是明朝可说是生生被财政恶化拖垮的，因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且明朝史料存世的也较多，便于人们深入分析。民国时吴晗已注意到晚明几次重大战争造成国家财政破产，不得不反复加派、搜刮民间赋税，而不堪重负的农民又起而反抗，以致社会动荡。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涉及明朝中叶全国的财税状况，相比之下，赖建诚这本《边镇粮饷》探讨的问题则更为集中：只谈明朝走向衰落的初期，边防军事开支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对帝国财政带来的严重负担。
　　
　　这一研究是基于明代著名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而得出的，从经济史研究的观点看，这一珍贵文献是理解大帝国分配全国资源的绝佳史料，也是到当时为止帝国资源最全面的会计概要。在1581年户部尚书张学颜向皇帝进呈之前，为编辑这部概要，14个财政专家工作了两年之久。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明代的财务会计制度，也能看出当时帝国面临的可悲现实，即全国“普遍存在的差异决不可能全部并入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剑桥明代史》上卷）。
　　
　　《万历会计录》中最为令人瞩目的部分就是明代边镇的军费开支，因为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军事机构也无疑是明代政府支出中最庞大的组成部分。沿长城守卫北方边境、针对蒙古人的攻守则是明代中叶最持久、费用支出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据全汉升等人的研究，1548-1617年间，军费占太仓（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通常在60-85%之间，有些年份竟高达97%！也就是说，长城以外的边患，造成了边防经费骤增，而这又使得国家各项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一旦再遇到天灾、叛乱、突发事件等变故，国家为维持运转就不得不向民间加派赋税（例如1592-1598年间的朝鲜军费支出高达1千万两，大半都是加派和搜刮所得，赋税较二十年前增加40%，民户殷富者为之减半），结果外患未平，内忧又起。而国家财政不断投入边防的无底洞之后，又更加难以有效地应对内忧外患。
　　
　　书中说得很明白：“边镇粮饷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而边防与财政危机是一体的两面。”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尤其晚明对倭寇、朝鲜、后金、李自成起义等战役，无不耗费巨大（单是对后金就耗资6000万两白银，占这一时期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且密集出现，一如作者所言，“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撑得起这种国防支持”。
　　
　　这种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呢？实际上或许可以这么说：明代衰亡的根基，在这个王朝建立之初就种下了。明初勇武有为的两代开国君主洪武、永乐都未能彻底解决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到后来不得不沿边屯戍，转入防御。在他们最初的设计中，这种屯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驻兵军士世袭，并进行屯田，做到人力、粮食、兵器上均实现自给。但这一制度逐渐就变得千疮百孔：很多军士不愿驻边，屯田的产粮不多，而随着蒙古威胁的升级，驻守的士兵数量也跟着上升，他们的补给逐渐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头痛问题。
　　
　　明代发明了许多办法，例如商屯——商人转运粮食到边镇，换取政府的食盐专卖的额度，这种商业利润可以刺激商人的积极性。由于食盐利润很高，有些边镇甚至拨出一部分官兵专职煎盐。对辽东镇，明代还通过海运来解决粮食补给问题，这本身也刺激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但弊端则是海运风险大，时禁时通。到明朝中叶的1508年，宦官刘瑾甚至批准出售军职，只要此人向西北边镇戍军交付规定数额的粮食。要维持这一北方边境漫长的防线官兵的粮食补给，成本极高，到最后，整个国家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游牧骑兵的军事行动都是只攻不守、无定点式的突袭，尽管长城沿线可以重点防卫某几段城墙，但总有薄弱之处会被大举入侵突破。一支原地坚守、无法机动调遣的部队，是很难应付这种机动性极强的骑兵的，因为你防不胜防，就像洪水可以在堤坝的任何一个薄弱之处冲垮大堤。这样，只要边外政治紧张，沿边的十三个边镇数十万人（1531-1602年间，每年要固定维持的军队数目在37-68万之间）就不得不大量向朝廷索要开支。最后竟成为明代国防的长期结构性困扰，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东南流通的白银被征税机构吸纳上去，投入到无底洞一般的北方军事地带，形成“官民两困”的僵局。
　　
　　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在清朝，在整个清朝三百年里，中央始终牢牢控制着蒙古，以至于几乎没有必要防守长城，当然也就没有边镇粮饷拖垮财政的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清朝户部银库较为丰裕的时期也只是康雍乾三朝。赖建诚说：“如果没有北方的外患，也就是说，假如十三边镇的粮饷额为零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的财政结构会明显不同，整体经济会有更好的繁荣，明代的寿命也可以显著地延长。”或许吧，但清代的情况表明，即使没有边镇粮饷，帝国还是会面临新问题，还是会陷入财政困窘。说到底，有没有边镇粮饷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中国需要一个结构性转型，以实现对全国资源的高效管理，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脱胎换骨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