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安娜 - 书评

天天向上

　　本书讲述了俄罗斯文坛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安娜阿赫玛托娃不平凡的一生。作者借鉴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安娜本人的回忆录、信笺和日记，以及对她的朋友和家人的采访记录，力求详细而真实地还原这位二十世纪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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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糖

　　1939年，年届五旬的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因为患有严重的骨膜炎住院治疗。在与朋友闲聊时，她轻描淡写地谈起刚刚结束的手术，“大夫为我的忍耐力感到惊讶。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术前不觉得疼；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术后——不值得喊。”这是英国作家伊莱因范斯坦在《俄罗斯的安娜》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场景。这番话完美地诠释了阿赫玛托娃一生的际遇，这种因为“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的困窘与无奈、隐忍与痛楚，早已是贯穿其终生的关键词了。
　　
　　阿赫玛托娃的故事开始于白银时代的辉煌，这注定了她不会拥有中规中矩的人生。1908到1913年，是她一生的黄金岁月。她流连于社交场中，“独立的姿态和话语体系，没有一个人可以模仿她的手势”。她“奇异、美丽、苍白、永生和神秘”的气质，令包括莫迪利阿尼在内的众多画家、诗人为之倾倒，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就连同为女性的诗人茨维塔耶娃，也无不羡慕地称她为“俄罗斯的安娜”。
　　
　　阿赫玛托娃的时代正值俄罗斯君主制濒临解体、苏维埃政权日渐崛起之时。不过，在其早年的诗作里，不常见到动荡时局的痕迹。女性的本能使她将目光投向自身，她关注情爱多于社会问题。爱情作为其早年诗歌的一大主题，被她反复书写。在笔下那些“闪耀着贝壳和碧玉的光芒”的句子里，她以婉转忧伤的调子复制了“既轻佻又不道德”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小女人的闺阁幽怨，似乎再也没有多余空间来容纳外部世界的风起云涌。
　　
　　这些肆意妄为的任性举动与“狂怒的贵妇人的诗作” 惹恼了傲慢的男性评论家。1914年，被阿赫玛托娃视为“世纪初的丰碑”的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就她的头两部诗集《黄昏》、《念珠》发表评论，无不轻蔑地断言她不是真正的诗人，因为“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是在上帝面前”。32年后，安德列日丹诺夫老调重弹。在延续前者论调的基础上，他更是将恶毒、刻薄的谩骂发挥到了极点。在他看来，阿赫玛托娃其人其诗一无是处，“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
　　
　　范斯坦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女诗人、女作家，她大概更能体会女性写作的艰难，尤其是在那个“女人写诗，何等荒谬”的时代。因而，她并无偏见。在她的描述中，阿赫玛托娃“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和独力进行抵抗的诗人，而是这残暴的世界中富于女性感情的诗人”。不过，想要系统地描述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自然不能回避她三次失败的婚姻。《俄罗斯的安娜》当然也不能免俗。然而，范斯坦并未将传主妖魔化，也无意效仿坊间的八卦，使写作仅仅流于隐私的揭秘。她从诗人的生活细节入手，以编年体的形式深入探究阿赫玛托娃如何从一个以爱欲情仇为创作题材的闺阁女子，最终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
　　
　　76年的人生不算漫长，也不算太短，足以见证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从1905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大清洗运动、卫国战争、二战，直到战后苏维埃政府长达数年的批判和改革，整个国家在动荡中寻求发展，文学也在曲折地迂回辗转。俄罗斯从旧时封闭、腐朽的农奴制国家迈入社会主义的新体制，其中必然伴随着旧制度的摧毁与新制度的重建。在新旧交替带来的巨大阵痛里，文人首当其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也付出了鲜血的代价。
　　
　　作为白银时代的遗存，阿赫玛托娃更能体尝到政局变动带来的冲击。二月革命后，因为物资匮乏，不谙家事的她也不得不加入了排队购买配给品的人群。随后而来的大清洗运动更将她的生活摧毁殆尽。上世纪30年代末，白银时代风光无限的“阿克梅派”铁三角消于无形：曼德尔施塔姆无端被捕、死于流放；古米廖夫作为人民公敌被处以枪决；阿赫玛托娃本人也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在其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诗人”成了有名无实的称谓。她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唯一的儿子列夫也受到牵连，两次被监禁判刑。
　　
　　革命来临时，同时代的作家、诗人纷纷选择流亡他国。即使在极度恐怖之下，阿赫玛托娃也没有离开满目疮痍的故乡。即使诗作无法出版、诗人身份不被承认，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并未就此陷入沉寂。譬如，在儿子列夫与第三任丈夫尼古拉普宁被捕期间，她拖着病体四处周旋，甚至于上书斯大林，直接要求“把我的儿子和丈夫还给我”。如此勇气也正应了以赛亚伯林的话，“她的尊荣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女王”。
　　
　　晚年的阿赫玛托娃被贫困、疾病与焦虑一再折磨，发胖、衰老，青春的容颜不复存在。即便如此，她依然高贵如昔。她从“破碎的生活碎片”中提炼出诗句，将时代的黑暗与自己的愤怒、痛苦融入其中。因此，也就有了后期那一首首饱含忧思与愤懑的佳作。抒情组诗《安魂曲》是她为儿子所作，其中流露出的情绪不再是一个母亲的忧郁怨念，而是属于整个俄罗斯的集体悲愤。在《没有主角的长诗》里，她怀念圣彼得堡逝去的岁月，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一个个显赫的名字如电光般照亮夜空，又在黑暗中一一陨落。就像布罗茨基所说，“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这是她的声音，发自这位被禁锢的女性之口，虽然微弱，却不乏撕裂人心的力量。
　　
　　1912年，在阿赫玛托娃首部诗集《黄昏》出版之际，古米廖夫曾无不兴奋地宣称，他从中找到了迄今以来一直“沉默的声音”——“迷恋、调皮、梦想和狂热的女性，终于用自己真正的同时有艺术说服力的语言开腔了”。终其一生，阿赫玛托娃都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早期闺阁女子备受压抑的无奈叹息，还是晚年为国家声嘶力竭的疾呼。她做到了。此时，对她而言，搁在嘴里的“钳子”是否取出，已不再重要，因为“倘若我痛苦的嘴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