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 - 书评

小小看客

　　《先知三部曲》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着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这部巨着是由波兰社会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906-1967)所着。这部书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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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女墨

　　中央编译出版社近期推出了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这部研究十月革命领袖托洛斯基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著作1999年就曾引进出版过，13年后为何再次出版？新版较旧版有何不同，对读者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对中国当下改革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网记者采访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刘明清。
　　
　　新华网：编译社在1999年就出版过《先知三部曲》，这次再版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明清：《先知三部曲》这本书记录了托洛茨基本人的传奇人生。他是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可以说他为苏联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这本书不但是一部个人传记，更是对苏联革命史的一次梳理和记录。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是在苏共指导下进行的，中国革命与苏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人一向关注苏联革命史的研究。尽管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期，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并没有停止。今天，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对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依然很感兴趣。回顾他走过的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也很有借鉴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再版还是很有意义的。
　　
　　新华网：再版内容方面是否有调整变动？
　　
　　刘明清：这次再版，我们重新进行了校译，对原版存在的瑕疵做了尽量细致的弥补，特别对书中不同语言的引文做了反复研究，以确保其重准确性。另外，新版本的《先知三部曲》还加配了索引，增加了插图，内容上较第一版更为丰满。
　　
　　新华网：这套传记不仅是迄今研究托洛茨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于更年轻的读者来讲，这段历史、这些人物已经陌生，如何向他们做推介？
　　
　　刘明清：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特征。诚如你所说，80、90后对托洛茨基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会有代际的陌生感。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他的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维护民主制度等思想，不难唤回青年读者的亲切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这本书讲述的是历史，但是当代人读起来会有强烈的现实感。毕竟苏联革命史与我国的革命史有着太多的相似点，陌生的只是具体的人和事。
　　
　　历史存在很多荒谬，需要寻找真相，有了真相才会有和解与进步。这本书可以帮助青年人寻找历史的真相，帮助他们在反思中寻求解放思想的新思路。
　　
　　新华网：去年知识界、出版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先知三部曲》被喻为俄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您怎么看近年来这类题材图书的热销现象？
　　
　　刘明清：一种现象发生的一定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历史转折期。我们积累了三十年，实现了经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解放。如今，改革到了深水期，人民更加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中国想发展，自身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必须坚定下来，一往无前。
　　
　　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伟大的十月革命，也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当时的临时政府能够关注人民呼声，顺应潮流，进行改革，牺牲如此巨大的革命也就不会发生。
　　
　　这类图书的热销表明，人们希望通过读书，更好的总结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同时更坚定、正确地走完以后的改革之路。
　　
　　新华网：您在微博推荐这本书时写道：读这本书会知道我们过去痛苦与不幸的源头，今天幸运的必然与偶然，未来有着如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
　　
　　刘明清：我认为，出版者不能只追求发行量，更应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中央编译出版社力求“做思想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我们希望通过出版活动给民众以启蒙，推动思想解放。
　　
　　这本书在讲述托洛茨基本人，追溯苏俄革命史，反思苏东剧变的同时，也会提醒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革命、改革之路。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再版报有很大期望。希望这本书可以真正引起知识界、读书界以及广大青年读者对苏俄革命史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革命家悲惨、壮烈但又闪光的命运的关注；也希望读者能够从多方面收获启迪。
　　
　　新华网：现阶段对托洛茨基思想的研究对当下中国的制度建设、社会建设具有怎样的价值？
　　
　　刘明清：我们常说，温故而知新，让历史照亮未来。人类的智慧就在于能够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总犯同样的错误。了解历史，能让我们在把握未来走向的时候更加清醒，少走弯路。这就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的价值所在。
　　
　　新华网：在历史学争论问题上，很难摆脱对历史人物的定性问题。托洛茨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近些年国内对他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这套书的出版是否有利于对他的重新评价?
　　
　　刘明清：其实这本书出版本身可以被看做是对托洛茨基的一次重新评价。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很多历史真相渐渐尘埃落地，一切都更加清晰，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反思过去我们对一些人的评价，比如斯大林，托洛茨基。但是我认为我们反思的还不够。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反思那段历史以及我们对那对历史中一些人和事的评价。更希望读者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和认识我国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
　　
　　当然，这本书的作者是托洛茨基的一位崇拜者、追随者，内容上难免出现对托洛茨基的溢美之词。这就需要读者有自己的主张，不能完全被作者所左右。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哪些已经过时，哪些还有价值，就有待各位自己去判断了。
　　
　　

紫云女

　　
　　
　　再也没有大观念了，世界一加速旋转，它就被甩到了二次元空间里。一百年前某人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真的想去做点什么的，今天我说同一句话，表明我相信一种共同体取向的社会化生存，一个愿景。一百年前的列夫·托洛茨基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性应当可以变得更好：“人类将长得更健壮、更聪敏、更灵巧；他的体态将更匀称；他的动作将更富有节奏性；他的声音将更富有音乐性；生活方式将获得一种能动的戏剧性……”，托洛茨基真诚地相信它能变为现实，也必将变为现实。
　　
　　一切取决于是否去做，以及怎么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是一个将大观念付诸大实践的行动，多伊彻的名著《先知三部曲》记述了共产主义怎样从一套无形的理论，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抗议运动，又在某些因缘际会之下，通过少数精英的操作、鼓动、指挥，发展为一个政权实俄国革命的一次次转折都无法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推翻克伦斯基是不流血的，但接下来，波兰入侵，白军动乱，贫困，饥荒，如此一个超级大国，前景全系于几个人。
　　
　　多伊彻知道这些，所以，他赋予托洛茨基以他所能赋予的最大同情。多伊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写俄国革命领导人的传记，自然会与对立阵营的作者不同。他尝试理解托洛茨基，不断称许他超强的学习能力，宽广的兴趣范围，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即流亡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还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托氏的口才和煽动力于布尔什维克是无价之宝，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苏联红军，而1905年和1917年两场革命就将会是天方夜谭。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的是，托洛茨基虽然善于组织，却并未轻易地成为一个“被组织”的人，他不像前两者那样，很自然地融入了以本党利益为中心的轨道。在观念开始被立场所取代时，他不那么坚决，而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在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两边犹豫过。多伊彻写到了1924—1925年间，苏联文艺战线反托洛茨基主义一事，起因就是托氏发表的《文学与革命》，在这份文献中，托洛茨基本着一个涉猎广博的文人的秉性，企图给文学保留一点“个人主义”，不让它被革命的强制所挟制：
　　
　　“艺术必须用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党能领导工人阶级，但不能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某些领域，党可以实行直接的绝对的领导。在另一些领域，党只能监督与合作。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协作。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帮助确立方向。艺术不是党可以任意指挥的领域。”
　　
　　看上去多么熟悉。那些曾在高压之下小心翼翼地为思想自由说话的人，后来都遭到这样那样的厄运，后来气候反转，资料开禁，人们注意到这些“先知”，费尽心思找来他们当初说过的话，才发现原来都是些ABC。在一个时代无足可观的常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环境里就必须赌上名誉和性命去讲。一句常见的婉辞是：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光有理论素养和口才也不够。《先知三部曲》悲哀地告诉我们，如苏联这般将“大观念”付诸实施，其铤而走险的本质与巴黎公社其实不相上下。大局已经够背运了，内战打个没完，军队人民都疲于奔命；在布尔什维克这边，党员的文化水平低，政治训练严重不足，无法形成一套制度产生的土壤，不出一个强人，似乎也没有出路。
　　
　　1924年列宁逝世，新的继任者呼之欲出：一个精通权变、善于屈伸，即便无法说服人心，至少也能慑服人心的人。托洛茨基与这些素质都格格不入。他曾与列宁决裂，后来通过自己的表现重获信任，但是，喜欢定出是非、为人冷淡的他终究学不来列宁的驭人之术。更致命的是，早年被他轻慢过的同志斯大林恰恰是他最不擅长的权术领域的高手，斯大林比列宁心肠更硬，城府更深。但是党内的人们宁信斯大林，也不信不会做人的托洛茨基。到1926年，托洛茨基还是抱着改良人性的书生理想不放，想以“不断革命论”来遏制布尔什维克党滑向深渊的进程，然而群众已经疲惫、幻灭，“更愿响应安慰的学说”，“他们欺骗自己，相信斯大林会给他们提供一条更安全、更容易和
　　没有痛苦的道路。”
　　
　　先知的悲歌奏起，托洛茨基终于屈服，而且，是以阿瑟·库斯勒在《正
　　午的黑暗》中描写的那种自噬的方式屈服：自缚两手于阵前请降，还自慰地说，这是“以大局而重”，是为了党的团结。《正午》中的鲁巴萧夫下狱，承认自己犯了并没有犯的罪过，托洛茨基的情况稍好，没有被逼死，喂给自己的迷魂汤很快就得了解药：时间。1929年，他重获自由，决心另起炉灶，游走列国，遂行自己的理想。
　　
　　只可惜，他的追随者太少了，就连自己的孩子都被斯大林赶尽杀绝，“第四国际”之梦迅速破灭。马克思主义者多伊彻为之扼腕叹息。要知道，晚至托洛茨基在苏共失势时，西方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还视其为巨人。曾经你是我的天与地，而今四面八方取代你。人生走到这里，托洛茨基其实已进入死缓期，悲风四起，雪花完全掩埋了来路，孤寂的先知进入人生最后的挣扎。他的余威仍在，在魏玛德国的活动，竟令希特勒一
　　
　　听到他的名字就要惊叫；然后，托洛茨基自己的人生到底也结束于一声惊叫，那幅著名的遗容照里，他脑门上的绷带就仿佛先知升天时的圣环。托洛茨基与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思想颇有渊源，日后斯大林迫害托氏，粗暴地指控他同罗莎一样，都是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卢森堡死于1919年，她在狱中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会被官僚主义和党争所腐蚀，不过同时，她也奋笔写下了这样的赞词：“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策略是次要的，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行动的力量、对这种社会主义权力的欲望。在这些地方，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是第一个，他们走在了前面，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依然是迄今为止唯
　　
　　一可以像胡顿一样喊出‘我挑战过了！’的人。”这真的是一份真诚而浪漫的祝福，只是，被点名的两个人都未必有心情接受了。[云也退]
　　

紫云女

　　
　　
　　　　在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上，有一个读者点评功能，让读者为图书打分，出人意料的是，波兰作家多伊彻的这套《先知三部曲》，3本得到的评价都是满分——5星。毫无疑问，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记录了一位梦想者、奋斗者和失败者的人生，他，就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他以“不断革命”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而闻名于世。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天才的组织者，文采出众的作家，还是极富感染力的演讲者。然而，巨大的声望却没能挽回他悲剧性的命运，他被斯大林开除出党，流亡海外，后被苏联法庭缺席审判为死刑，1940年8月20日，在躲过多次暗杀后，杀手雅克松(真名是拉蒙·梅尔卡德斯)用冰镐砍进了他的头骨，22小时之后，托洛茨基与世长辞。他的画像曾与列宁的画像并排悬挂，但身后却背上叛徒、最危险的敌人的骂名。即使是在生命中最黯淡的岁月里，托洛茨基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至死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该怎样理解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这样的一段前尘往事，为何还有这么多人牵挂？
　　
　　　　今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度推出了《先知三部曲》，在该社总编刘明清看来，这套书有如俄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太多的启迪。没有人能超越历史，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回避时代的选择，在托洛茨基的悲剧中，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道义与利益之间的激烈交锋。我们需要从这套书中获取启迪，获取穿越时光的那份智慧。
　　
　　　　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记者：这套书异常厚重，普通读者读起来会有一定困难，能谈谈您的阅读感受吗？
　　
　　　　刘明清：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因为托洛茨基人生跌宕起伏，从“十月革命”到与斯大林之间的摩擦，从流亡生涯到喋血墨西哥，充满戏剧性。书中不仅描画了托洛茨基的一生，而且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它的成功与失败、缺陷与奋斗，都特别引人关注。
　　
　　　　记者：书中的托洛茨基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您认为，这个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刘明清：从根本上看，这是苏共权力安排长期未能秩序化的结果。没有秩序建设，就难以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也难以公平地选出领导人，各方只好依靠斗争。苏共初期几次权力交接都如此，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皆没能走出这个怪圈。领袖是争出来的，谁有本事，谁就能搞掉对手，就能搞终身制，这是一个制度瓶颈。
　　
　　　　为何不能拯救自己记者：就算靠斗争，从威望、能力上看，托洛茨基也不应落在下风，为什么他反而出局了呢？
　　
　　　　刘明清：托洛茨基初期威望确实比较高，他的画像一度和列宁并排悬挂，他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资历还老，但从本质上说，他依然是一位文人，有点自以为是，不屑于背后搞小动作。而他的竞争对手就不同了，通过拉一个打一个的办法，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入自己的阵营，联手搞垮了托洛茨基，但他们后来也都被判为死刑。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托洛茨基是一位先知，可他没有武装起来，所以失败了。
　　
　　　　记者：以他的智慧与学养，为什么不能拯救自己呢？
　　
　　　　刘明清：斗争与常态社会不同，最终的胜利者未必是优秀者，而是更善于斗争的人。通过斗争筛选出来的人往往不是君子。对于斗争者来说，掌权即一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在这种局面下，书生往往不行，因为他的底线更高，一些手段他不肯用，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当然会落下风。所以说，在无规则游戏中，淘汰的往往是底线更高的人，很难选拔出真正的好人。
　　
　　　　先知就要背负苦难记者：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关系曾经很好，可为什么后来却说他反对列宁呢？
　　
　　　　刘明清：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实际的操作者，他和列宁有很深的友谊，但两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看法，在这个政策下，出现了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事件，托洛茨基对此持批评态度。此外，托洛茨基还认为列宁缺乏民主精神，说他将来会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其实，列宁身边很多人都曾与他发生过争执，但列宁个人修养较好，能包容这些不同意见，所以彼此相安无事。然而，列宁未能建立起一套权力平稳交接的制度，这就留下了隐患。
　　
　　　　苏联在革命道路上出现过分歧，后来在建设道路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论。相比于列宁，斯大林当时在党内的威信没有那么高，权力合法性不足，于是，他便把斗争策略引入到讨论中。
　　
　　　　在斗争视野下，有分歧就是在搞破坏，就是当叛徒。正是利用这个突破口，才给了托洛茨基致命一击。托洛茨基被说成是“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潜藏”在革命者的内部。
　　
　　　　托洛茨基的悲剧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却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
　　
　　　　为什么无法自我修复
　　
　　　　记者：一般来说，制度缺陷可以通过逐步调整加以修复，可为什么这么大的漏洞，却长期无人解决？
　　
　　　　刘明清：制度确实可以自我修复，前提是要有改革的动力，苏联的问题在于找不到这个动力。
　　
　　　　如果自上而下去改，难度比较大，有权的人往往不愿放弃权力，人性中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个体如此，利益集团也如此，更何况权力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只有特别杰出的精英才能做到主动放弃权力，可古往今来，这样的精英寥寥无几。
　　
　　　　如果自下而上去改，这就需要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博弈和协商。可在当时的苏联，人人都是无产者，有产者根本没有参与意见的空间，此外社会横向联系基本被破坏，民间组织大多被取缔，大家都成了原子态的个体，他们的声音太微弱，根本不具备博弈的能力。
　　
　　　　总之，能改的不愿改，想改的改不了，这就把问题长期搁置了起来。
　　
　　　　一次次错过了改变的机会记者：可这样拖延下去，岂不是加大了今后运行的风险？
　　
　　　　刘明清：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中，多年积攒下来的问题终于酿成了恶果。应该说，很多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之所以要改，不是要主动冒险，而是因为局面已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不改便维持不下去。可这样被动地去改，风险会特别高，从结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北京晨报：托洛茨基已经预言了这样的风险，如果那时改，是不是会好得多？
　　
　　　　刘明清：确实如此，可问题是在权力的诱惑下，苏联一次次错过了改的机会。不仅是苏联，后来的东德也如此，莫德罗主张改，可昂纳克觉得会危及自己的权力，就是不同意。莫德罗本来是昂纳克提拔上来的人，结果不得不靠边站。可真拖到不得不改的时候，谁来也收拾不了局面了。
　　
　　　　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历史教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并不必然发生，在革命之前总有很多次改变的机会，问题在于掌握权力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能否把握好变革的主动权。
　　
　　　　另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者：革命真可以通过变革来化解吗？
　　
　　　　刘明清：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十月革命”之前，临时议会本来就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平息事态。当时俄国下层民众的生活已痛苦到极点，他们需要的不过是“和平、面包和土地”，可临时议会不仅没能回应人民这一基本需求，反而拒绝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怎么可能不垮台？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辛亥革命”前，如果清王朝不玩“皇族内阁”之类的把戏，而是主动去顺应历史潮流，结果也会大不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人身体进入了新时代，可思想却还留在旧时代，结果只能被历史抛弃。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堪称是另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它给我们的启迪是：变革早晚会发生，只有主动把握变革才能免于崩溃，否则当共同的悲剧到来时，谁也无法幸免。
　　
　　　　终身的理想主义者记者：虽然被放逐、被侮辱，但托洛茨基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为什么？
　　
　　　　刘明清：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很严重，“一战”前后，英法等名义上是世界一等国家，但其下层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困苦，社会等级森严，这是托洛茨基不能接受的，他虽生在富家，但从小在农村长大，接触了下层百姓，深知民众疾苦。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来替代它。
　　
　　　　记者：有趣的是，苏共在夺取政权前，对官僚资本深恶痛绝，对民族资本表示同情，可为什么在夺取政权后，原来的私有企业(民族资本)反而没有了，官僚资本反而空前扩大？
　　
　　　　刘明清：左派具有道德理想，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应该走中道，极左和极右都是行不通的。要坚持中道，就要有制度保障，可苏联未能建立起这么一套制度。结果就是，左派的道德理想在实践中反而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曾经批判的东西，后来却被坚持，它曾经赞扬的东西，反而被压抑。
　　
　　　　没有制度保障，理想是无法落地的，如果列宁能加强党内民主等制度建设，结果可能会不同。第一代领导人只能通过斗争取得成功，但以后的领导人就要靠规则。托洛茨基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能力做到。
　　
　　　　法治精神是最好的保证记者：阅读这套书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当时的斗争完全是无序的，如果法治精神更强一些，结果是否会更积极？
　　
　　　　刘明清：现代社会的运转离不开两个轮子，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
　　
　　　　没有民主的法治是很可怕的，那是专制，需要注意的是，法治不等于法律，即使在希特勒时代也是有法律的，可不能说那是法治社会。而没有法治的民主也是很可怕的，必然会带来动荡。
　　
　　　　苏联的问题不是仅缺乏法治，而是法治与民主都缺乏，短期内这确实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强国，可它依靠的是低人权优势，把大量人赶进苦役营强制劳动，只给很少的待遇，这确实能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苏联最盛期，核武、卫星、航母等都很领先，可这些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过去有个“新权威理论”，说“新亚洲四小龙”是靠集权取得了快速增长，可今天再回头看看，哪个实现了长期繁荣？事实证明，要想长治久安，离不开制度安排的改善。
　　
　　　　强制一元化走不通
　　
　　　　记者：从《先知三部曲》中，可以看到苏联初期社会还是比较多元化的，由于没有好的协商机制，导致彼此矛盾重重，最后采取了“强制一元化”的策略，因此埋下了后来失败的种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迪？
　　
　　　　刘明清：从一元到多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多元化的困境面前，苏联没能找到解决方案，留下更多的是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也许哪条路都是能走通的，可总有的路绕点远，有的路比较近，我们当然想走近路，可从实践看，很多远我们还是绕了，比如先污染再治理，比如“文革”那样的浩劫。
　　
　　　　要少交学费，恐怕还是要真正学会适应多元化，不能总想着一元主导，而是要在真正的宽松、真正的开明上多下一点功夫。来源： 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