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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者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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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
距离第一次读黑塞已经大概有快十年了,我的生活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回头算来,不觉心惊。这次一连购置了《黑塞之中国》、《温泉疗养客》及《朝圣者之歌》,几乎都是谢莹莹夫妇翻译的。
《黑塞之中国》编选了黑塞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太零散,有断章取义之嫌,阅读体验并不算好。
《温泉疗养客》的散文多已在《堤契诺之歌》中读过,而论译文的流畅、优美,似又有所不及,再加上时移世易,竟已波澜不兴。新鲜的是小中篇《温泉疗养客》,黑塞在此自嘲、反省,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三本里最佳者仍是《朝圣者之歌》。书分三辑:“浮生拾梦”、“往事历历”及“时事杂谈”。分别关乎自身、亲友及时局。
第一辑中的《魔术师童年》和《生平简述》分别是两种风格的自传。前者充满童话般的诗意,主要追忆童年,而后者则较为写实,多介绍成人后的经历,而赋予一个同样童话般或者说幻梦般的结尾。这正契合了从童年到成人世界,就是束缚日增、魔力渐失的过程。黑塞回忆魔力的这种失去:“一切看上去都完美无缺,但是,一切都变得黯淡了,去安娜小姐那儿也不再令我兴高采烈了,从我往日的生活中,似乎总有什么消失了,我抓不着,也无从追恋,可它们真的不在了。”而在《生平简述》里,黑塞给自己预设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于是我就把自己变小,直向画里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车,驰进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们还能看到从洞口冒出的团团黑烟,一会儿烟就消散了,整幅画和我也跟着杳然不见。”从梦幻童年到梦幻消失,从童年到死亡,中间隔着人世红尘,在开始和结束处,得到一个圆满。黑塞说他曾试图将两文合二为一,但终未找到合适的方式。也许,冥冥中也预示着,梦幻与现实本就无法调和。黑塞给自己预设的结局是绝尘而去,现实中又如何呢?晚年的他,避居乡下,与佳偶为伴,散步,莳弄花草。他的死亡就像叶落一般自然,他去世的前一天还与妻子外出散步,第二天清晨在睡梦中因脑溢血去世。前一天的下午,他留下最后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断裂的树枝,颓丧地下垂着,
年复一年,早已干枯,
在风中嘎吱嘎吱地唱着自己的歌,
没有树叶,没有树皮,
光秃秃、光秃秃,对太长的生命,
对太久的死亡,都已感到厌烦。
听起来很生硬,但歌声里带着坚韧,
听起来很固执,但含有神秘的恐惧,
还能坚持一夏,
还能坚持一冬。
“往事历历”一辑中,他回忆了父亲、弟弟、姐姐以及几位友人。最深情的是弟弟汉斯。这一位与他同样有音乐天赋、同样敏感脆弱的亲人,却缺少与他同样的才华或者也可能是运气。他的一生充满失败,在学习和工作上都很吃力,他一生都在沉默忍受,备受命运的残酷折磨。“为了谋生他逐渐学会顺应外在的需要,而内心则望向从前,望向童年,望向那热情单纯的梦想和游戏的世界”。但最终,这位善良的、虔诚的、永远无法与现实融入的好人,终于不需要再忍受下去,他解脱了,从杀伐中自动退出。这是一首为所有不能为了生存而进攻而缺少侵略性的普通人所谱写的哀歌。汉斯的死,比之《在轮下》里的同名主人公,更痛。而黑塞之前将弟弟的名字赋予《在轮下》中的汉斯,简直是一语成谶。
黑塞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离群索居。但他完全不是不顾念时局的人。这次终于在“时事杂谈”里读到给他惹来大麻烦的《朋友们,换个调子唱吧》一文。一战时,此文一发,引群贤必至,辱骂加身。使作者家庭破碎、精神崩溃。然而今日得读,也不过如此,不觉有多离经被道。他甚至未曾明确指责战争,只是谈到“中立者的立场和任务”,然而在战争期间,这也是罪不可赦的了。
黑塞写了许多时评文字,但他对自己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在《两封有关巴勒斯坦的信》一文中,他提到:“知识分子对世界权势人物做出任何精神上的假动作,提出任何劝告、请求、说教或威胁,都是错误的,都会使精神受损耗,使精神失去尊严。”他还说“我曾多次呼吁过,也曾把自己很长的一段生命奉献给当时在我内心觉醒的责任感。不过我一直严格地守住界限,我努力以诗人和文人的身份劝勉读者,要坚守人道主义、神圣的戒律,但我从未尝试亲自去影响政治。”他认为“在这地狱和魔鬼世界中我们该做的是坚守不屈,既不要信赖我们的名声,也不要信赖许多名人的联合力量。”这充分说明他对诗人、知识分子力量与责任的清醒认识。实际上,政治舞台上没有他们的余地,文学在现实跟前不堪一击。
在《致一位日本同行》一文中,他说“一位唤醒您,带给您认知的作家,并非亮光本身或是举着火炬的人,他最多代表一扇窗户,亮光可以通过这扇窗到达读者那儿,而这与英雄主义、高尚的意愿以及理想的政纲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功绩仅仅在于他是一扇窗户,他不挡住光,亮光射人时他不会关闭。如果他积极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人类的救星,那么很可能正是这一愿望使他跌倒,阻止他让亮光透过。”这是一段有宗教意蕴的文字,黑塞本来也是虔诚的人,深具宗教情怀而又不拘泥于某一具体宗教。我们的世界,有不少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贤人、先知,也许读一下黑塞的文字,会对他们有所启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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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gal
我相信,初识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小说,最好是长篇,在小说里,哪怕是自传体小说,我们看到的都是作家的镜像,这个镜像投射在“我”或“他”身上,投射在“我”或“他”说的话、做的事中,也投射在纸面背后的叙述者身上(并非指作家本人,对于一个作品而言,叙述者有两个,一个是期望读者看见的、因为逻辑不得不显现的,第一人称时以“我”的身份出现,第三人称时则没有身份;另一个是不希望读者直接看见的,隐藏于阅读过程之外的,被雾气笼罩的动笔者)
而进一步了解一位作家的方式则是其杂文、散文、自传或访谈——我始终不认为他人写的传记或是研究文献会是入流的方式,更不用说种种的八卦轶闻——在作品中我们得到了一些猜想,其中有一些确凿无误的特性,为何说确凿无误呢?因“真正”的作品是不会骗人的,“真正”的读者有可能因驽钝或状态不佳错过这些东西,但他们不会分辨错,以为作家在接近天性的“真正”的创作时是把自己敞开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控制整部作品,却无法掌控每个语句,可以掌控的部分是idea的碎片和写作过程的碎片,不可掌控的部分则是作家本人及其生活的碎片,我们得到了这些碎片,按自己认为本该的方式将它们排列出秩序,从而猜想和拼凑其背后的作者。我用了这许多了“真正”,出表达乏力之外,因虚假实在是充斥于无时不刻,我们只有用“真正”时才能将虚假稍稍隔绝片刻,其他词汇像“严肃”、“诚实”、“触及灵魂”这些词汇已经被污染而无法使用
我曾是一位忠实的文本主义者,叫“文本清教徒”也行——举个最极端的例子,你理解史铁生时不需要知道他是残疾人,到现在我也对此保留着好感,只是难以抵制地,也接触了一些文本以外的东西——因为太过喜爱一位作家的作品而去了解他的生平,读他的信件往来,看他的散文和评论集
不过我到现在或许也还认为——我不那么确定——光是文本便已足够,文本是本质性的,其他的最多只是辅助性的:我们能够从文本中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一切(对作家而言),至于他写作时身体是否备受折磨,精神是否困顿,他一生爱过几个人,离过几次婚,是否年少丧父中年丧妻,他与哪个伟大人物有着书信往来,他被谁所影响,他的塑像屹立于何处他获了什么奖,这些其实都无甚意义,以最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作者的文本中带着他的基因,而基因是完整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人,当然,只有最最贴合的作者和读者间才有可能具备这种现象和能力,所以说,从最纯粹的意义上,我们在文本之后阅读一个作家的杂文集或传记,并不是在采集(“我们可以通过这本访谈录了解到一个完整的XXX”的说法既媚俗,又错误),毋宁说这种冲动是贪婪和耽于享受的共同产物——对于我们爱的,我们总是嫌不够;理解得到印证的瞬间太过愉悦,我们无法抵抗它
我以前总说,黑塞和格林似乎并列在一起(仅对我而言),我如此喜爱他们,当我读格林时,以及读完格林的一段时间内,我会说我最爱的作家是“格林和黑塞”,而读黑塞时,这个答案变为“黑塞和格林”,然而,在读《朝圣者之歌》时,我意识到,这个答案其实一直是,以后也永远是“黑塞和格林”,甚至格林可以变为第二等,黑塞是唯一一个第一等,格林是唯一一个第二等,但我从感情上不愿这样想
格林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慰藉,严重一点来说,他是我的迷幻剂,是我的大麻,格林的作品总是能营造出一个格林的世界,我是不多数有幸可以走进去的人,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像霍比特人的家乡一样芳草萋萋,它昏热或阴冷,潮湿,总带有黏糊糊的汗液,里面的人要么是不幸福而挣扎的,要么是恶棍或者傻瓜,他们被沉重的责任感或负罪感压弯,这个世界带给我的慰藉不好说清,但至少有一点是——格林的作品中始终有不作伪的痛苦和死亡,而我们的时代是属于快乐的生者的,痛苦只有一种,即得不到快乐的痛苦,而我们当然似乎终将有途径达至快乐,至于死亡,则永远是水下的、他者的、思维之外的和隐形的,人们不是在“向死而生”,死亡只是“不再活着”而已,格林则可以让我从甜腻的、“现实”的、充斥着快乐与寻不得快乐的痛苦的世界中暂时脱离一会儿,如果不那么恰当地说,他是与我平行的,受我尊敬和爱戴的一个作家
黑塞则并非如此,我可以毫无耻感地说,黑塞是我的父亲,我的长兄,我自己,我的前世和祖先,我的族长,他是我有可能最好的道路上的引路人,对黑塞,甚至于连敬重和爱戴都谈不上,阅读黑塞的过程其实是自我发现的过程,那种狂喜也类似于现代年轻女性看到写自己星座气质然后将之对应到自己身上去印证的愉悦
2012年于我是虚浊的一年,其他的不说,就阅读而言,若2011年最好的阅读体验是《玻璃球游戏》(也足以是有生以来最好的阅读体验,黑塞所说的“清醒状态”),那么2012年没有任何可与之比肩的,哪怕稍稍类似的体验,未想到2013年刚过了几个月,这种可令人几乎哭泣或跳跃的阅读过程又能降临,由于问题的不同,黑塞以原来的面容,但更加清晰的轮廓而被我再度看到,与先前不同的可贵的一点是,黑塞以前对我来说是完全和谐的。至融洽完满的、坚定而脱尘的,《朝圣者之歌》则让我隐约看到了他走到这一步的路程,他的徘徊和痛苦,这简直是无以伦比的鼓舞和慰藉!我从而得以被宽恕
我本想摘一些黑塞的话,复述一些观点,这源自很难抑制的狂喜后的分享欲,但我随即发现不但无法选择摘的内容,这种行为也无甚意义
那么只说一点非具体的——黑塞的深刻是简单的深刻,复杂的深刻是法国文史哲一体式的深刻,是堆砌的深刻,它有庞杂的背景知识、细密的渊源和逻辑架构,还有另一种深刻的深奥的深刻、是庞德式的深刻、符号性的深刻,黑塞与此二者皆不同,他的深刻源自一个无比精纯的“核”
若将所有“好”的阅读体验区分,最初的、最普遍的、但也值得尊敬的是“理解”和“获取”——获取知识,“学到了一个道理”,这种体验每一个真正的读者在每一次阅读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它之上的阅读体验是“吸收”——把一些密度(观念、认识、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外面的世界、从别人的嘴里、从书中纳入到自己的世界——即“weigh and consider”;更不好出现的是“自我发现”——以阅读为媒介,更好的认识自己;与之并列而可遇不可求的是“升腾”——在某些状态下,体验某种超越性,起一身的鸡皮疙瘩;而近乎神迹的阅读体验是“交流”——你感到被作者所理解,作者在看着你,你与伟大人物站在一起,相互注视,我在此以一个非基督徒的身份,感谢主,让我遇到黑塞(虽这无疑是必然的),我在此感谢它,记录它
PS.每每在豆瓣上看到黑塞的书评,就能感到黑塞被误读之深之广,他被许许多多的读者仅仅当做一位温和的富有高雅生活情趣的老者,视而不见他真正想要言说的东西,黑塞与其他大部分作家都不一样,对黑塞而言你无法看见他的核就无法发现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因其想表达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核,但转念想来,一则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在这个时代而言,可以说读黑塞就比不读强,读严肃读物就比不读强,能够进行纸质阅读就比不读要强,那么人们读一读黑塞,学一学他的“生活态度”也算是一件好事,二则,仍旧是在这个时代而言,被误读才说明了他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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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浪漫的人在不浪漫的时代
云也退
“我谴责并诅咒你们的战争,但是我不想这样活着,请把我打死吧!”黑塞在1933年一封致友人书信中写道,谈的是自己1914年时的想法,那年他已经很有名望,德国上下都希望他能在此刻出来,为即将出征的军队、为武装起来的国家打打气。8月,黑塞应征加入德军,不过身份是“战争志愿者”,动机则是一种文人式的赌气:朋友们都上战场了,我却坐视不顾……好吧,我也豁出去了,横竖是个死。
但一年之后,黑塞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反战立场,他的理由与众不同,他认为,文学艺术有固有的界限,既然要做艺术家,就不能去干那些份外事。1915年8月,他在一封致丹麦作家斯文朗格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在文学上适应战争是不会成功的,我希望德国能……首先以和平的艺术,进而通过使超国界的人道主义成为现实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封信一公开,立刻为他招来了口诛笔伐。
《朝圣者之歌》这本文集收录了黑塞的一些散文随笔,其中最后一篇,是1948年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一封信。布罗德是卡夫卡的挚友,由于他的坚持,卡夫卡的小说才免遭火焚而与世人见面。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旋即爆发,巴勒斯坦地区一片战火,布罗德希望黑塞能出面做点什么,好引起国际社会介入,以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文物,特别是那里保存的卡夫卡未刊遗稿受损。黑塞接信后,回了一函表示拒绝:这不是文人职责范围内的事,他说,因为“我们的国度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舞台没有我们参与的余地”,这块地盘“我们不能用,也不允许用……只有让给他们”,让给那些政治人物。
布罗德的要求合情合理,黑塞的反应大可争议:他的反战立场,经过了两次大战之后,现在似乎固化为一种消极遁世的姿态了。在这封信的末尾,黑塞表明他很知道自己将要承受的名誉风险:“不深入探究的人一定会怀疑我是个爱梦想的艺术家,怀疑我认为艺术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接触到险恶的现实会破坏情调或弄脏自己的手,因而整日躲在审美的象牙塔里。我知道,在您面前,我无需就这一点为自己辩护。”一年之后,他在一篇散文中又一次写到:“每一天都在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去适应这个世界,就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
人们管黑塞叫“最后一个浪漫骑士”,但是他的漫长人生覆盖了两场很不浪漫的世界大战,在一战中,他的消极表现激怒了德国人,到二战时,他的书又被纳粹大批烧毁、查禁,他那些玄味十足的小说、随笔,那些清新亮丽、阳光普照的风景散文,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眼里无异于麻痹人民意志的“靡靡之音”。但是,人们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多一些现实担当,虽不至于悬壶济世,至少不可漠然于人间疾苦,而黑塞在一战过后没多久就移民去了瑞士,当他的德国同胞在忍受魏玛的煎熬时,他却躺在苏黎世的温泉疗养院里,琢磨下一部境界高远的作品。黑塞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在晚期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塑造了一位投身于超卓学问的玻璃球游戏大师,此人就如同黑塞本人的另一个自我,替他承受着来自世俗的质问:你凭什么自以为在从事高贵脱俗的事业?凭什么不事农桑、不懂稼穑,而要求那些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来养活你们?
在《朝圣者之歌》里所收的几篇时政类文章中,黑塞多次发表了自我辩护:“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诗人或文人,今天在一时的怒气之下所说所写的东西,将来会成为他全集中最好的作品。”这几乎是把从左拉到萨特、到加缪、到雷蒙阿隆以及西蒙娜德波伏瓦等等这一支法国“介入文学”传统一杆子打翻了。加缪是个标准的感官主义者和现世主义者,他在二战结束时发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指责德国人痴迷于英雄主义,而忘了“幸福才不易得”;相反,黑塞对德国式英雄主义的指责是出于另一个纯然形而上的理由:这种盲目的情绪会玷污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以歌德为代表的德意志精神,它并非独属于一个民族的珍宝;它是世界主义的,是“人类总体特性带给他的喜悦”。
其实,这个矛盾在黑塞看来,无非是个人追求不同罢了,有人向外扩张,就得有人向内掘进。黑塞的散文中有一股很容易识别的灵修味道,拿些片断出来,跟克里希纳穆提等印度灵修大师的文本比比还似曾相识。灵修并不深奥,不需耗费大量的理性去推敲理解,甚至也不神秘,它诉诸的是个人的禅定,让自我彻底地朝向内在。黑塞散文中经常出现“内观”一词,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艺术家就该是从事这一行的,而这个选择的高尚性、超越性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特立独行者、我们沙漠的布道者,我们并不站在一旁淡然视之,我们也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不过我们认为,只有人的灵魂中发生的事才称得上‘伟大’。”(《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8年,是《朝圣者之歌》这本散文小集里我最喜欢的篇什之一。黑塞阐述的道理非常浅显:“世界历史”这种概念是狂妄的、无所顾忌的,而且往往出自官方的口径,它总是歌颂帝王将相,充斥着后人倍加渲染的英雄事迹,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群众裹挟其中与有荣焉,而实质上不过是朝代更迭、野心的传递而已,是少数人一次又一次以崇高的名义来摆布多数人的过程。这个意思有无数人都表达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有一首精致的短诗《论历史》:“激进和反动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互相改变、互相依赖/作为它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挣脱……离房屋不远的树林里/一份充满奇闻的报纸已躺了几个月/它在风雨的昼夜里衰老/变成一棵植物,一只白菜头,和大地融成一体/如同一个记忆渐渐变成你自己”。
黑塞用“内观”来挣脱。他有时坦承,自己并不知道这条路是否比别的好,但是,“我只知道,对于虔诚的人、对于诗人,它是必要的,他们永远无法学会新的官方理论称之为‘历史地思考’的东西。”为此,疏离外界的事情就成了必要,我们能从他的时政文章中读到扼腕叹息的味道:本该独善其身的文学艺术受到了战争环境的拖累,本该多留下一些不朽的精神财富的艺术家们,现在被迫去创作那些只供一时之需的东西。
黑塞也被认为是一流的人道主义者,不过,人道主义并不一定是反战的必然延伸,除了用笔呼吁“不要杀人”、呼吁爱之外,黑塞把自己的心灵软禁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玄妙的“玻璃球游戏”。在致布罗德的信中,黑塞一上来表了一个近乎虚无主义的态度:“知名文化人士”对现实政治是无益的,当政者才不会来理踩文人的热情。在笔耕之外,黑塞最广为人知的“人道主义”实践毋宁说是帮助同行、提携后辈:1933年后,黑塞的家成了一批又一批德国流亡文人的聚会场所,文豪托马斯曼、戏剧家布莱希特、出版人维甘特、克莱伯等等;他曾给瓦尔特本雅明的《1900年柏林童年》手稿寻找出版商,还曾设法为罗伯特穆齐尔解决居住权问题。1937—1938年,黑塞支持过一位多才多艺的流亡文人彼得魏斯(其父是匈牙利犹太人),他让彼得替他和其他圈内朋友画点插图,彼得后来移民去了瑞典,他说,黑塞在那段时间里替他解了燃眉之急,把他从完全孤立之中拯救了出来。
我们至今热爱黑塞,他留下了很多质朴优美的“心灵补药”,让后人受益无穷。在德国,年轻人组成的文学冥修团体都尊黑塞为宗师。由于黑塞的坚定辩护,“艺术家”这一行当得到了空前的提纯,故而,我们得以在《朝圣者之歌》里看到一个高尚的、虔诚的、浪漫而坚定的诗人形象,一个为人类千秋万代管理精神宝藏,并且敢于大声说出这一点的人。
不过,黑塞笃信艺术的不朽价值,认为其超越尘世上其他一切事功,而堂皇地排斥和回避世俗责任,这终究只是精英意识之一种。作为黑塞的恩主国,瑞士让他避开流血漂橹的战争,得以实践其远大的思想和文学抱负,但是,瑞士本土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却认为,这个国家在战争中不敢承担抗恶的责任,从而,每个瑞士人都是扛着一具十字架走入战后岁月的,胆怯、冷漠、保守、孤僻,是瑞士人从二战之中继承下来的性格遗产——这其中,是不是也有黑塞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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