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书评

Carmen

　　   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鸿文书局买过钱穆（字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当年钱先生给清华大学学生们上课时的讲义。翻开扉页，即看见钱先生写在引言中的四句话。直至今日，这四句话也有让人有如醍醐灌“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着，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钱先生在此书中回忆了从孩提时代到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的经历。印象中的钱先生就如他的一贯形象：长衫、眼镜，有一份属于知识分子的从容旷达。在文字里，钱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他将《国史大纲》授权给商务印书馆时，要求必须是“繁体竖排”；在日常生活中，钱先生也极度恪守儒家的“修身、齐家”之道，有一份大儒风范。
　　
　　  近日，读罢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钱先生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有一种别样体会。在史学界，有人奉钱先生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有人骂钱先生酸腐迂朽，但双方对钱先生“国学大师”的地位却是毫无争议的。钱先生遍读古籍，笔耕不辍，一个人学问好不好，往往从观点上就能看出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讲座性质的书里，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历史者“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化。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在此书里，钱先生否定了传统史学给封建文化定义的“专制黑暗”，也否定传统史学定义的秦以后“封建社会”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不过，钱先生此书的最大亮点还在于用“制度”与“人事”的观点考察历代政治，让历朝历代每一制度的解读都生动活泼起来了。比如，讲到九品中正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均贤从众，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讲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先生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在此书中，钱先生也特别注重历代政治得失对今日政治制度的启示，读起来让人精神振奋。比如，在讲到唐代科举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写明代大学士制度时，钱先生更像是在借古喻今“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
　　
　　　　当然，了解钱穆先生的人不难发现，此书中也继承了钱先生一贯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尤其在讲述清代政治得失的时候，这种偏颇尤为明显。在书中，钱先生似乎不太承认满洲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但同时又认为满洲人聚居地为中国领土，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多见其坏而不见其好。另外，钱先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评价也颇显武断，暴露其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功力不足——但这都无损于此书的价值。
　　
　　   我想，历史的价值正如钱先生在后记里面所说，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鱼鱼

　　我摘取了关于钱穆描写清代的一段内容，因为通过钱穆的结论，结合当前我国的现状，我发现与我们的执政党的一些想通之处，私心政权可怕的蔓延，而我们大多数人从未察觉，我觉得这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有8026．9万名共~产#党（截止2010年），他们多数都是各个行业的一些所谓的精英，我不敢说钱穆先生的话完全有理，但作为他的一家之言，我们真的应当深刻的反思并警醒自己。
　　先参照下面这三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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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们讲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指事情或手段，大抵制度是出于公的，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尤其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都是根据明代的制度里，加上他们的私心，可以说这是一种部族政权是私心，一切由满足的私心处罚，所以只有法术，全无制度。
　　2、在中国整个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称之为部族政权，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到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治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的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是想拿一个不足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在这之外，钱穆先生说明了除元清两代其他政权与之的不同）
　　3、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给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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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到关于清朝内容的描写的整个过程，我一直在想关于当前的社会的状态，以及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形态的变迁，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我们爱着这片土地，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是否摆脱了从古至今的顽疾，这些顽疾不是本来就有的，他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慢慢出现，甚至是历史越推进，顽疾越多越严重。
　　我们没有进步，甚至是在退步。
　　一个政权的存在，他必定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利益，有的是整个国民，有的是一个集团，但多数他是模糊的，他被更多的表象所掩盖，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更是如此，但是，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对这个国家稍微还有点认识的国民，不难理解，这里要说说本文的重点，也是天下之大不韪的一些话，关于我们的执政党，他是我们唯一的合法的执政党，但是，他代表的是谁的利益？
　　当前中国有8026．9万名共！产#党￥员，如果说他们没有特权，那是我等都不会相信的，身为在国企工作的我，当然看到过各种特权的横行，只是，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并且如当年清代的一些汉族人以被编入八旗麾下为荣一样，把入党当做一个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阶梯了。
　　我觉得这样的比喻一点都不牵强。我们读历史，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以史为鉴，照照现在的我们吗？
　　一个制度从建立到施行，可能连制度的建立者都不会意识到他伤害了一部分人，满足了另一部分人，这两部分人代表了不同群体，我们不说私心的结果是某个族群受益或者某个政党受益，单说是否有私心，要解答这个问题，只要看有很多制度的建立，是否只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伤害了另一部分人。这样的伤害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值，就说明制度中含有“私心”的成分，各种约束党员的措施当然有，但能够施行的就寥寥无几了。
　　这种私心的驱动力、或者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话说回来，关于钱穆先生的过于褒扬除元清两代的其他朝代，也不敢苟同，钱先生声称其他朝代不是私心的政权，原因是掌权者都是读书人，而读书人都是从民间里通过考试制度公平筛选上来的，所以读书人代表了全体民众。我倒觉得，当一个人从草民一旦跃升为权力拥有者后，他也就自然的把自己归类为与草民相对的另一个群体了，他所做的一切，也就理所当然的不能代表全体人民。也就是说，这些朝代，同样是钱先生所说的“私心”政权。只是换了一个更让人接受的形式而已。
　　好了，在豆瓣上面，聊一些风花雪月的文青们不喜欢的东东，实在是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