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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刘青峰的《开放中的变迁》试图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与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的历史同样受超稳定结构的支配。所不同的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超稳定结构经历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变迁。
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之旧瓶倒掉旧时代的旧酒而重装新酒的过程。它背后的逻辑是:西方外力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社会首先尝试在不改变一体化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之路。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了国人对儒家意识形态中哲学观和社会观出现认同危机——戊戌维新。这进一步致使大一统王权和官僚机构的解体,清末的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体现了这一过程。于是,中国社会的上层组织和中下层组织大大地脱节了,军阀混战变得不可避免。民初乱象激发了一场旨在彻底抛弃旧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新文化运动。此运动所孕育出的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大有替代儒家意识形态之势。然而,中共比国民党更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这也确保了前者最终夺取政权。中共建政以后,为了与其一体化结构向契合,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成为了必然。
那么,两位作者所构建的这一整套逻辑和超稳定结构模型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力如何呢?首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问题意识是极为敏锐的。他们发现,现有的解释往往把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视作一种断裂。(金观涛、刘青峰,p2)这种“断裂说”无法解释一些问题。例如,毛泽东为何一边指出中国“两千年皆行秦政”,一边还是个玩弄帝王之术的高手?“断裂说”无法对其进行解释,而这个问题在超稳定结构的模型中就显得一目了然:支配秦王的历史法则同样支配着毛泽东。其次,超稳定结构模型又是十分有创见性的,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相当一致的,它能把中国近代史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囊入其中,并得到史料的佐证。
然而,作者所提出的超稳定结构模型也有着它的局限——它有着较为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和决定论色彩。社会学界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其对结构的界定和其拥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作者把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分为上中下三层。(金观涛、刘青峰,p7-11)而作者对这种分类的依据语焉不详,他们无法证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就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有的时候,作者是以功能的角度去论证宗法家族这一社会组织的存在的。(金观涛、刘青峰,p19、102)那么,问题在于:到底是结构产生了功能还是功能产生了结构呢?
超稳定结构模型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决定论色彩。尽管作者已经对此有所意识,但他们更多地是立足于对未来的预言之上的。(金观涛、刘青峰,p429)而实际上,他们的整个模型就是一种决定论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下,仿佛西方的冲击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将注定被一个能够整合社会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主宰;从英舰上发射并在中国炸响的第一发炮弹仿佛决定了百年后天安门城楼上震惊世界的宣告。超稳定结构模型环环相扣,既不可跳跃更别说改弦易辙。从时间的维度看,它呈一个螺旋上升的态势。黑格尔和马克思如能看到作者在423页的模型图必将抚掌称善。
决定论往往预设了事物的演变由单一的因素所决定。在《开放中的变迁》中,这一因素便是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失调——无论是前者不能适应后者还是后者不能适应前者。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其中偶然性因素又占了很大比例。比如,按作者的模型,对儒家哲学观和社会观的怀疑必定出现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而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王韬等“条约港知识分子”就已经提到了向西方学习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佐藤慎一,p15)而像郭嵩焘、薛福成这些较早被派往西方担任公使的士大夫也凭借其亲身经历得出了西方的富强在于制度的结论:“西洋立国,有本又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闾小波,p114,佐藤慎一,p69)作者也许会说:这些只是“少数前卫人物的意识”,社会的整个共识还需等待“社会结构性条件的成熟”。(金观涛、刘青峰,p191)那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出使各国的恰好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朝廷重臣而非郭、薛这样的一般官僚,“前卫的意识”能否得到普及呢?当然,这也是笔者的后世之见,但笔者想要表达的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梁启超身上。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期间,他指出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进而号召家庭革命,提倡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新道德”。(浦嘉珉,p210)而按作者的看法,这种突破儒家伦理的思想只可能产生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组织得不到整合之时。
在笔者看来,由于抱着一种决定论的看法,两位作者在处理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时犯了难。他们论证到,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主义思想虽已介绍到中国,但没有太大影响。”(金观涛、刘青峰,p206)作者的这一论断大有削足适履之感,是笔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苟同的。因为早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浦嘉珉,p355)而这场论战极大地影响着整整一代新文化运动巨匠:陈独秀、李大钊这代人正是读着立宪派的《清议报》和革命派的《民报》成长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毋宁是那场大辩论的“隔代遗传”。另外,国人的心理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得以传播的一大原因。浦嘉珉认为,中国人最初接受社会主义是出于一种酸葡萄心理:资本主义是西方进步的源头,但这源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所以中国人扑向了任何断定此源头已经受到污染的学说。(浦嘉珉,p364)可见,历史的发展实在是有着多重的因素。
由此可见,《开放中的变迁》如能综合决定论和偶发论从而对历史进行解释便可以为读者打开更加广阔的视野。当然,如何综合而不至于出现“二律背反”的情况则有待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然而无论如何,《开放中的变迁》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它能让读者享受边读边思考的乐趣。
参考书目: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2年。
[美]浦嘉珉著:《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日]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闾小波著:《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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