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林外史》的刻本、评本和译本

　　（一）《儒林外史》的刻本

　　有关《儒林外史》最早刻本的记载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在跋文中，金和提及金兆燕任扬州府学教授时曾将此书"梓以行世"。但此刻本一直未见传世，也未见诸文字著录。因此，金兆燕是否刊刻过《儒林外史》尚不能做最后的判定。目前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伦敦英国博物院亦有收藏。

　　卧本刻校虽不甚精细，但为后来各种刻本的祖本，因此卧本在《儒林外史》刊刻史上实占有重要地位。

　　卧本五十六回，在嘉庆八年（1803 年）问世之后，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金和撰写《儒林外史跋》之前的六十余年间，未见有人对最后一回"幽榜"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金和在跋文中始说"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不知"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金和此说，在当时虽有学人赞同，亦有学人不予首肯。如天目山樵在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所写的识语中说："往读《儒林外史》，恨其'幽榜'一回大为无理，今得金君跋，始知果为妄人所增。"而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中，开宗明义他说明"原书分为五十六回"，对金和"续貂"一说，表示怀疑，"未知然否，姑不具论"。至今亦未见有单独的五十五回本传世。

　　《儒林外史》的回数，除有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两种不同记载之外，尚有五十回之说，还有一种六十回本。程晋芳于乾隆年间写成的《文木先生传》中，曾叙及"《儒林外史》五十卷"。其后叶名沣《桥西杂记》、杨钟羲《雪桥诗话》等著述，也据此而说《儒林外史》"五十卷"。但"五十卷"是否即"五十回"，因至今也未见有"五十卷"本传世，实难以据此断定。

　　至于六十回本，则有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增补齐省堂本，卷首有同治十三年（1874 年）齐省堂增订本中的惺园退士序，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东武惜红生序。惜红生名屠世绅，此本即为屠世绅据齐省堂增订本增补四回后成为六十回本。例言五则亦同齐省堂本。所补四回从五十六回本的第四十三回中插入，回目也作了改动。五十六回本第四十三回回目为"野羊塘将军大战，歌舞地酋长劫营"，六十回本则改为"劫私盐地方官讳盗，追身价老贡生押房"。所增四回回目分别为第四十四回"沈琼枝救父居侧室，宋为富种子吃仙丹"；第四十五回"满月麟儿扶正室，春风燕子贺华堂"；第四十六回"假风骚万家开广厦，真血食两父显灵魂"；第四十七回"吃官司盐商破产，欺苗民边镇兴师"。增补这四回之后，再续接五十六回本的第四十三回后半。所增补的四回内容，与全书的主旨和风格均不一致，鲁迅评之为"事既不伦，语复猥陋"（《中国小说史略》）。其后，六十回本屡曾翻印，有多种刊本行世，但都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影响最大的当为五十六回本。属于这一系统的刊本，现卧闲草堂本之后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艺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礼阁本，版式与卧本相同，凡卧本空缺、错刻之处，这两种刊本都同样存在。

　　此后有同治八年（1869 年）群玉斋活字本，首有闲斋老人序，后附金和原跋。此本颇为通行，多次复印，也有题作苏州书局本。这一刊本由于印次不同，有的附金和跋，有的不附，但均出自卧闲草堂本。

　　同治十三年（1874 年）九月，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活字本，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并附有已经删节的金和跋文，以及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识语。其后，申报馆于光绪七年（1881 年）第二次排印活字本，仍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之外，尚有天目山樵于光绪二年（1876 年）所写的识语，书后仍附有经过删节的金和跋文。此本在申报馆第一排印本的基础上，又略作校定，正文中插入天目山樵评语。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十月，齐省堂增订活字本，卷首有同年惺园退士所作的序，以及经过改动的闲斋老人序，尚有增订例言五则，交代删润修饰缘由，回目文字以及最后一回"幽榜"也有所改动。

　　1935 年商务印书馆以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为底本，略予订正后加以重排。有闲斋老人序及删节的金和跋，正文中也插排天目山樵评语。

　　五十六回本，尚有咸丰四年（1854 年）前的滂喜斋抄本存世，现藏上海图书馆。卷首有剪贴的"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题签，文恭为潘世恩的谥号。世恩，江苏吴江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仕显宦，官至大学士。潘世恩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卒于咸丰四年（1854 年），其所阅《儒林外史》抄本的确切年代，尚难以考定，大致可推断为嘉庆、道光两朝。抄本六册，五十六回。虽未附闲斋老人序，但卧闲草堂本所缺第四十二回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五回评语，抄本亦无，可见抄本当亦出自卧本，唯个别文字稍有省略。

　　金和所言五十五回本，过去虽然未见刻本流传，但1920 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将原第五十六回作附录而成五十五回本。此本版次甚多，所据底本先后亦不一致。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出版的张慧剑整理本和1977年出版的南京师大整理小组本，均据金和跋语删去最后一回"幽榜"而成五十五回本。不过， 198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重印南京师大整理本时，已将"幽榜"一回作为附录处理。

　　（二）《儒林外史》的评本

　　《儒林外史》目今可以见及的旧评本有四种，即清嘉庆八年（1803 年）

　　的卧闲草堂本，咸丰三年（1853 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之间完成的黄小田评本，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齐省堂评本，以及与齐本几乎同时的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其中以卧评及黄评为重要，兹分别略作介绍。

　　卧闲草堂本是目今可以见及的《儒林外史》最早刻本，因而也是《儒林外史》最早评本。此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文约五百字。全书除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六回无回评外，其余五十回均附回评，总计约一万五千余言。书中无眉批，亦无夹批。回评作者为谁何，迄今未见之于记载，亦无从查考。闲斋老人又为谁何，亦言人人殊。序者是否即评者，亦无从判定，但细味序言及评文，二者之见解相近、甚至相同之处实多。

　　从卧本序评看来，序评者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对小说的地位、创作原则、创作动机乃至小说的艺术特征，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序评者一反忽视、鄙视小说的封建传统观念，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闲序），说传主《儒林外史》是"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一回回评），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只要在"善读稗官者"手中，就"可进于史"，具有与正史同等的价值。这种观念无疑是进步的。虽然，他并未能从根本上正确地区分文学与史学的不同，然而，序评者毕竟突破了视小说为"街谈巷语"的陈腐之见。又如，序评者提出了小说创作必须反映现实人生、符合社会真实的创作原则。闲序对"玄虚荒渺"的《西游记》颇有微辞，而称誉《儒林外史》"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第六回回评中也发表了"世间惟最平实而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的见解，这都是要求小说创作必须反映普通生活，而且需要有史的真实。再如，序评者十分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认为作者应该有"善善恶恶"的创作动机，务使作品能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而读者也"无不可取以自镜"（闲序）。

　　第三十九回回评中亦说："大凡学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主。"自然，序评者所提出的作为教育内容的道德准绳，并不全然可取。然而他们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却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此外，序评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结构的特色，组织情节的手法，语言运用的精到，多有评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黄小田评本，一直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方始面世。根据评语推断，黄评大约是在咸丰三年（1853 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之际进行的。但完成之后，未曾刊刻，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方与天目山樵评本合刊，但其中明署"萍叟"（即黄小田）的评语只有三条，大量评语为天目山樵在"重为批阅"时"有所增减"之后，融进自己评语中去。近年发现在安徽博物院中收藏的一部同治八年（1869 年）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上，过录了黄小田的题记两则和大量批语，黄山书社出版的黄小田评本，即根据该书过录的评语辑成。统观黄氏评语，除黄小田自写回评十四则（即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四十三、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以外，还针对卧本回评写有评语达三十四回之多（即一至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至二十、 二十二至二十六、 二十八、三十至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八等回），又于七回回目之下写有评语（即十二、十五、十六、十九、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等回）。此外，还有二千余条眉批。

　　总的说来，黄小田对《儒林外史》的许多批评文字，继承并发展了约早于它半个世纪出现的卧评的见解，但也有一些不同于卧评观点的评论。例如在小说的观念上，黄评要较卧评更为切合近代见解。卧评视《儒林外史》为"史之支流"，而黄评却将小说从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而归之于文学，径直称《儒林外史》为"小说"，在第四回回评中说："一部《儒林外史》皆用此法，为从来小说所无。"又如关于文学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二者的辩证关系，黄评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第二十回回评针对匡超人有负潘三的情节批道："丧心昧良一至于此！虽小说所托皆亡是公，然天下此等人正复不少。"这就正确地指出做为文学形象的匡超人虽然是"亡是公"，但类似匡超人的人物却确实存在，传主正是根据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此类人物而塑造出匡超人这一形象来的。再如关于小说的教育作用，黄评针对卧评第三回回评所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批语，写道"吾亦云云"，表示了赞同的态度。此外，在二千余条眉批中，对《儒林外史》的艺术表现手段，做了较卧评更为细致的分析，且多有发明，予读者启迪颇多。

　　黄评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卧评的许多见解，但对卧评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如卧本评语中常引用前人诗文，并不全然妥切，在第四回卧评之后，黄小田即批道："此拟不伦，此君批语惯有此等毛病，然好处实多。"这显示了黄小田对卧评既严格又宽容的态度，不以其不足而抹煞其长处，也不因其长处而无视其不足。自然，黄评本身也有许多疵病，如斥责《水浒传》"全是强盗气息"（三十八回回评），甚至诬蔑"作《水浒传》者，必能为盗"（三十九回回评）。这些评论显然谬误，并不足取。

　　齐评本即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增订儒林外史》本，首有惺园退士序，并增订例言五则，闲斋老人序作为原序录入，卧本回评亦全部录入。在此基础上，对卧本原缺回评的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共六回书，补写了回评；又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三、三十二、三十四、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六计十三回书加写了回评；书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眉批。此外，对回目文字，也有所"改正"；对原书所谓的"罅漏"，也"代为修饰一二"。

　　齐本评者为谁何，亦不可确考。惺园退士在序中说"余素喜披览，辄加批注"的同时，又说他的"批注""屡为友人攫去"，"偶于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言词极为闪烁，批注--增批--补辑三者似为一体，此为旧时文人惯用伎俩。齐本评者大致可以指为惺园退士。就批评的总体价值而言，齐评不及卧评多多，但亦偶有可取之处，例如例言中针对金和跋语将小说中人物一一坐实的研究方法，他表示了不敢苟同的态度，说："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仍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这就正确地辨析了原型与典型的关系。这种见解，在论及情节构成时亦有所表露，认为"稗官家虚虚实实，信笔游行，未可刻舟求剑耳"（二十三回回评）。又如对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情节发展的叙写手法，也有一些颇为细致的评说，对读者不无启迪。但综观齐评，陈腐之见实较卧评为多。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出版的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中就刊有他前一年所写的识语，光绪七年（1881 年）第二次排印本中则插入他的大量评语。但此后天目山樵对《儒林外史》的批评并未就此停止，仍在不断润饰之中。光绪十一年（1885 年）终于在上海宝文阁刊行了《儒林外史评》上下二卷，题为"天目山樵戏笔"，前有黄安谨所作序。序言中称其父黄小出生前亦有批本，今乃与天目山樵所评"合梓之"，但合梓本中仅录黄氏评语三条。而天目山樵的评语也不全与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相同，有所增删，即使相同的评语，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修饰。

　　张文虎不仅喜读《儒林外史》原作，也常从现实社会中观察与《儒林外史》所叙写的类似人物事件，刘咸炘就说他"好坐茶察，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见《小说裁论》，《校雠述林》卷四）尽管天目山樵如此酷爱和研究《儒林外史》，但他的批评工作显然受到黄小田的引发，他的许多评语也显然是在借鉴黄评的基础上作出的。

　　天目山樵除写有回未评语以外，还撰写了大量夹批。黄安谨在《儒林外史评序》中说大目山樵所评"旁见侧出，杂以诙谐"，确实道出天目山樵批评的风格。

　　在黄小田评本面世以前，《儒林外史》的评本，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卧闲草堂本，其次就是天目山樵评本。综观天目山樵批评，也大多就《儒林外史》的艺术表现手段立论，如人物描写的对比手法、情节安排的曲折变化、语言运用与人物性格的吻合等等，大体与齐评类似，唯较齐评更其细致。天目山樵评语中多有勾稽情节本事、探索人物原型的议论，虽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但亦有难免过于拘泥之失。此外，还常见批评者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自己块垒的评语，甚是无谓。针对卧评、齐评，天目山樵还写有一些评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些见解，也有一定道理。

　　综观以上四种评本，虽然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诸因素，已不能以之作为今日读者导读。笔者应约对之重加批评， 1989年12 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批〈儒林外史〉》。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除冠以全面评述《儒林外史》思想、艺术特色的前言外，有夹批和回评两种，计十余万言，着重点出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偶或以史证文，亦或勾稽本事，目的在于有助于读者的欣赏和供研究者参考。

　　（三）《儒林外史》的译本

　　《儒林外史》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珍品。它不仅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介绍给各国读者，迻译成多种文字，据王丽娜《〈儒林外史〉在国外》一文介绍，已有英、法、德、俄、越、日等语种译文。现根据王丽娜同志文章及其它有关资料略予介绍。

　　英译本

　　1939 年《英文杂志》刊载葛传梁所译一回，收入潘正英所编《中国十大名著选译》中。

　　Hsu Chen-Ping 所译第五十五回，译文题为《四位奇人：<儒林外史>之结尾》，载于《天下月刊》（上海、南京出版）第十一期（194O-1941 年版）。王际真所译第二、三两回，即周进和范进故事，题为《两学士中举》，收入高乔治所编《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1946 年出版，纽约斯特林公司1974 年再版。

　　张心沧所译三十一、三十二两回，即杜少卿故事，题为《慷慨的年轻学士》，收入张心沧编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芝加哥阿尔定出版公司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于1973 年出版。

　　杨宪益、戴乃迭合译全文五十五回，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年出版，1963 年和1973 年分别印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全译本出版前，杨宪益与戴乃迭先行译了前七回，刊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1954 年4 月号。此七回后纳入全译本中。

　　俄译本

　　阿·伊文所译前八回，连载于苏联1929 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18.19.20.21 期。

　　北京出版《人民中国》俄文版1955 年第3 期刊有第三回译文，题为《范进中举》。

　　德·沃斯克列辛斯基（汉文名华克生）所译全译本五十五回，由B·塔斯金校订， 1959 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

　　法译本

　　徐仲年所译第三回，题为《范进中举》，收入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中，此书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于1933 年出版。

　　吴益泰所译第四回，题为《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又将第十四回译为《马二先生》，两段译文均收入译者编译的《中国小说概论》，此书由巴黎韦加出版社于1933 年出版。

　　贺师俊选译本，题为《〈儒林外史〉：文学小说》，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于1933 年出版。

　　德译本

　　杨恩霖与格哈德·施米特合译，五十五回。经诺亚·基彭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加工后，于1962 年由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

　　越译本

　　潘武及汝成合译，五十五回，由河内文学院文化出版社于1961 年出版。

　　日译本

　　濑沼三郎所译五十五回，连载于1935 年4 月2 日至12 月1 日《满州日报》。

　　冈本隆三译出前二十六回，于1944 年由东京开成馆作为上卷出版，稻田孝译出后二十九回， 1960 年平凡社将二者译文合为一书出版。此后稻田孝又加全译，1968 年由平凡社出版。

　　木下彪所泽《儒林外史钞注》，载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 1954年3 月。此外，苏联汉学家、《儒林外史》俄译者，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在读了笔者所著《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以后，于1985 年6 月5 日函告笔者，1962 年和1966 年捷克和匈牙利分别出版了《儒林外史》的捷克语和匈牙利语译本。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正赢得日益增多的读者。诚如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第五卷所说："它是一部使人喜爱的颇负声望的名著。"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儒林外史》以及其它一些著述，了解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伊尔玛·彼得斯在德文泽本的跋语中说："《儒林外史》的内容会使德国读者感到生疏而奇特，但它是一本有趣的书。??你读了它的许多故事，会帮助你比较容易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会使你懂得这种变迁是多么重要。??这个译本对德国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在他所译的俄文本序言中说："通过这部小说，苏联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过去的历史。"至于《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得到世界各国研究者的称道，如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条目中称"《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的发展"条目中说《儒林外史》"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国大百科全书"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说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俄文泽者德·沃斯科列辛斯基更在序言中称赞"吴敬梓是可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从这些评论看来，就《儒林外史》受到日益增多的世界人民的欢迎而言，我们的传主虽然一生只度过了短短的五十四年，但却是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不朽的一生，金兆燕在悼念传主时曾说："著书寿于秋，岂在骨与肌！"（《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确为知言。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产生于我国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儒林外史》，不仅以它深刻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及其评价著称于世，而且还以它创新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为世人所珍视。在艺术表现方面，《儒林外史）显然具有多方面的鲜明特色，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为评说。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与十七世纪法国优秀的讽刺作家莫里哀、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成就相比较，也毫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鲁迅对之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它产生之前说部之中没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即在以后，这样"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对这样一部小说的杰出的讽刺艺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此处仅就其主要之点略作阐说。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着鲜明的目的，它不但继承了我国文学中从《诗经》开始的"美刺"传统，以讽刺实行挽救，所谓"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与外国的讽刺文学比较，其用意也颇相似，谢皮洛娃在总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著名讽刺作家的创作经验后说："讽刺乃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的嘲笑，其目的在于改正或根除它们"（《文艺学概论）第七章）。鲁迅更在对中外古今讽刺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儒林外史》的讽刺目的，也在于挽救被传主所嘲讽的一群。自来的评论者也都指明这一要旨，如闲斋老人序中就认为《儒林外史》可以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也认为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评该书的序中同样认为"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也说这部小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萲更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是一部"警世小说"（《续小说闲评），《客云庐小说话》）。这些评论都说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目的仍在于挽救被作者所嘲讽的一群，"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传主同阶级的读书人。如前所述，吴敬梓讽刺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改善，"指擿时弊"是为了消灭时弊。为了达到消灭时弊的目的，传主无论对否定人物还是肯定人物，只要有"弊"，便都有所嘲讽。对那些基本否定的人物所进行的嘲讽固然辛辣、无情，但却是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例如在传主看来是头等大事的祭泰伯祠活动，参与者就有他嘲讽过的人物，如热中举业的马纯上、诸葛佑，冒充名士的蘧来旬、景本蕙，风流恶少季苇萧，书办恶吏金东崖，甚至被杜少卿斥为"下流无耻极矣"的"匪类"臧荼也厕身其间。现实的情势只能这样，这是传主所无可奈何的。时代、统治秩序和传主自己的艺术认识也不容许他虚构出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来。他对否定人物的嘲讽请参阅下文，此处从略。对于肯定人物，他也并非全是歌颂，毫无嘲讽。在过去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十全十美"的完人，其实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与传主同时代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 年）就说"在我的一生交际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因此，"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呢"？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写这种人"（《汤姆·琼斯》卷十）。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儒林外史》中的肯定人物也并非全是十全十美的"标准人物"，前人评论就指出"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觚庵漫笔》）。既然不是"完全人物"，传主对他们的不"完全"之处也有所嘲讽，只不过遣词委婉而不辛辣，笔触隐藏而不显露。例如他细细叙写了杜少卿不知择友而交，与臧荼、张俊民之流饮酒作乐，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使用，以致家产荡尽，这正表现了他全不知人情世事的世家子弟性格。杜慎卿说他"最好做大老官"，平步青认为这正是传主的"自嘲"（《霞外捃屑》卷九），是颇有见地的。再如写庄绍光，他前天晚上在客店中与萧昊轩高谈阔论，还指责"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次日清晨上路不久就遇到"响马贼"，他却被吓得"坐在车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卧闲草堂本批语说："最妙在绍光才说出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这种"皮里阳秋"的笔墨，就透露了传主在调侃之中夹杂着委婉的嘲讽。仅以此而论，敏轩虽然对他们的主流方面充分予以肯定，但也委婉地嘲讽了他们身上的某些气质。就是对于虞育德这一"上上人物"（金和《儒林外史跋》），传主虽然运用了许多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他，主观上竭力企图将这"真儒"的德行充分表现出来，可是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只是姑息纵容了无行的士子，从客观效果看，虞育德也只是一个善恶不分、好坏不辨的滥好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讽刺矛头不但指向传主所否定的人物，也指向传主所肯定的人物，即连他用理想化手法所描绘的"真儒"虞育德的行为，在客观上也让读者感受到讽刺意味。而吴敬梓之所以对肯定人物也有些微的嘲讽，目的在于他竭力希望这些被他所肯定的人物，能够成为"讲究""礼乐文章"的十全十美的"贤人"，从而能担当起补弊救偏的重大任务。至于对否定人物的讽刺，尽管异常辛辣，但依然是切盼他们改正。但正如鲁迅所说："??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如此，不但传主吴敬梓笔下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连他笔下的肯定人物也存在许多"缺点"。无论是他所肯定的还是所否定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群没有前途"不可收拾"的士子。传主对他们的讽刺（虽有委婉、辛辣之分）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已。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传主那些别出心裁的讽刺方式，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重复之感。

　　吴敏轩经常运用一目了然和出乎意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方法，使之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词的产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唐五代以后的事，这本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当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所写的判词居然是"调寄《西江月》"一首，而进士王惠、荀玫又居然"悚然，毛发皆竖"，相信无疑。这样，在传主笔下，进士的无知，读者也就一目了然了。严贡生在船上吃的是云片糕，船家何尝不知道，读者也十分清楚。可是严老爷却开出一大篇帐来，什么上党人参、四川黄连，一共"费了几百两银子"才"合了这一料药"，其存心讹诈船家力资，连"搬行李的脚子"也瞒不过，这本是一目了然的讹诈行为，严贡生却振振有词地倒打一耙，其操守之卑污不问可知。侠客张铁臂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骗了娄三、娄四两公子五百两银子去后，"不怕有意外之事"的这两位公子还在等他归来大作"人头会"。

　　久等不来，扫开革囊一看，却只是六、七斤重的一个猪头。事情之怪诞出乎读者的意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娄三、娄四徒务好客虚名，交接匪人的公子习气，也就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梁上的老鼠掉在燕窝碗里，厨役的钉鞋踢到点心盘上，陈和甫的衣袖招翻了粉汤，这三件事虽然光怪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先后一齐出现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新婚宴席上，却未免出乎主客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这就使得"一些也没有破绽"的、"极其辉煌"的喜事"不甚吉利"。存心"要做两件雅事"的蘧公孙，与热中制艺追求"封诰"的鲁小姐，原就不十分相配，志趣各异，岂能"吉利"？传主在他们的婚礼上穿插进这几件出乎意外的情节，既有嘲讽，也有暗示。

　　小说中也有不少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之处，这种情况极易被误为是纰漏和赘笔，但仔细读来却会发现这原是敏轩绝妙的讽刺。莫愁湖梨园大会发起人，帖子上写的是季苇萧和杜慎卿，但会演前"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只"叩见杜少爷"一人，而未有"叩见"季少爷的。这不是传主的漏笔而是故意的漏写。因为实际主人是杜慎卿，季苇萧不过是帮闲清客。这一漏写，不但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也讽刺了杜慎卿好女色的卑污行径。有时敏轩又不惮词费，事情已经过去，却又特为补叙，从而产生讽刺效果。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之后，却让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种对"心慈"的补叙，看似随手拈来，却有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同样，当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颇为慷慨。但传主又通过僧官之口说出"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点出他的为人。其后，他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奉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因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一补叙就表明张师陆先前的"慷慨"行为，只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敏轩就以他后来为了"打秋风"的目的否定他先前的送银子、赠房子的手段，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讽刺意味。

　　在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敏轩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面如傅粉、眼若点漆"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像。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敏轩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之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及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传主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传主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总之，冷嘲热讽，相映成趣，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传主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讽刺了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彼此揭了"底"。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制艺选家对同行马纯上极为嫉恨，攻击"他把个选事坏了"，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全然不知"。事实上马纯上所选的《三科程墨持运》虽不如古书行时，但在杭州城隍庙附近书店中尚有"发卖"，而这两位"老选家的文章"却未曾见在何处刊刻出来。可见卫、随两位更在马二之下；他们攻击马二"全然不知"，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小说中还有不少相互胡吹乱捧的描写，这更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颇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眼里也就贬得越低。有时传主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诚心诚意吹捧对方，却不料实实在在地戳痛了别人。万雪斋宴席上，许多盐商争相夸美自己的家乡徽州，"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正在极为热闹之际，清客牛玉圃也向主人凑趣："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岂料他这诚心诚意的献媚却戳痛了"雪翁"的疮疤，当众抖出万雪斋是程明卿的"书僮"老底来。于是，一场吹捧的闹剧哑然收场，满座为之不欢，读者却为之喷饭。吹捧者的主观意愿与吹捧后的客观效果极为不协调，敏轩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

　　吴敬梓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描写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从而鞭辟入里地表现他们灵魂的丑恶。他们矫揉造作的外表，常常是内心空虚的流露。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一副怪模怪样，宦成奉主人之命前去邀请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高白夏布孝帽"，及至他应邀来到湖州，刚进城门，这顶表示他"热孝在身"的帽子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奇特的穿着遇上奇特的动作。在敏轩的戏笔中却寓有深意：权勿用哪里在守"孝"！请看下文，娄三、娄四宴请时，他虚伪地说"居丧不饮酒"，但"肴馔也还用些"；后来又因被人告发曾奸拐霸占尼僧心远一事而鎯铛入狱。在佃户何美之"浑家"的眼中，范举人夫人的外貌是："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这样描写举人夫人的外貌，实际上也就流露了对举人身份的不敬。马二的迂腐、空虚，通过他对匡二的劝导表现出来，他劝匡二要"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这种夫子自道，说得越恳切，人物的灵魂也就暴露得越深刻，而作者对科举制度毒害世人的鞭笞也就越发有力。

　　吴敬梓还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为嗣续大计"；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伕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两银子"。敏轩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玫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

　　《儒林外史》的回目与正文，是经过敏轩精心安排的，两者相互配合起着多方面的作用，而讽刺效果也是一端。匡超人从乐清逃来杭州，结识了赵雪斋这一批西湖名士；之后才去拜访他的恩人潘保正的房分兄弟、"现在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十九回回目大书"匡超人幸得良朋"，传主宁愿把兜揽公事、私刻印章、买卖关节、广放私债的恶吏称为"良朋"，可见得他对西湖名士的憎恶更在恶吏之上。此一回目，也就极为有力地配合正文，讽刺了那些假名士。鲍文卿临死虽然叮嘱儿子廷玺不必满服就娶一房媳妇。但传主对廷玺未能守制极为不满，二十六回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大加斥责，但正文中却没有正面指责此事，只是描写廷玺的言谈行事，逐步变化，完全违背其父文卿做人之道，成为一个帮闲清客，传主用语也就多含讽刺。盐商方老六与权卖婆站在尊经阁上一处说笑，"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传主在正文中突出这一丑恶的画面，予以辛辣的讽刺；回目则为"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用一"闹"字，就将正文中的讽刺转化为严峻的谴责。回目与正文，两两掩映关照，烘托出否定人物的丑恶，达到讽刺的目的。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传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范进成了举人，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是口口声声"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如神般的敬重，连他当年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分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诚恳恭敬，而后又倨傲无礼。牛浦郎初次见到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至杭州时，对潘自业也曾"作揖行礼"，"欢喜之极"，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人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传主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

　　一个特写镜头，闪光似地将讽刺对象的丑恶显现出来，让他们当场出丑，这是《儒林外史》中常见的一种讽刺手法。西湖名士支剑峰吃得酩酊大醉，口称"谁不知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手舞足蹈，高兴万分，前面却来了盐捕公府，立即叫人将巡商支锷"采过他来"，"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秦中书的宴席上高朋满座，饮酒演戏，一片欢乐，"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就在这欢乐的宴席上，将假冒中书的万里"锁了出去"。传主常常在他们兴头上浇下冷水，让他们显出原形。有时吴敬梓对他所要讽刺的对象，有意不让他们的丑恶嘴脸一下子暴露出来，而是先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再象剥春笋似地层层剥露，逐步展现他们的丑恶本质。对匡超人的讽刺是从他拜马二先生为"盟兄"开始的，当时他流落杭州摆摊拆字，马二先生帮他银子，送他衣服，赠他书籍，让他回乡事亲攻读，匡超人十分感激，"拜为盟兄"，心地忠厚的马二先生为之"大喜"。但此时匡超人才二十二岁，而马二先生已补廪二十四年，无论从年岁、学问、恩情来看，匡二也应该拜其为师，却只认为"盟兄"，传主此处只用一句话点出他为人"乖巧"，心情刻薄。然后才通过他的一系列表现，逐步地暴露他的丑恶灵魂，最后竟然攻击起恩人马二先生来，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写胡三公子的吝啬也是先淡淡地写一句，他将为祝寿者所设的宴席由"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已透露了他的悭吝性格，然后才写他因"出名的悭吝"无人肯借地方让他饮酒作乐，买鸭子要看肉厚不厚，买肉包子又嫌贵，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吝啬性格。这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却都能曲尽其妙达到讽刺目的。

　　吴敬梓还善于随意点染人物周围的有关事物，或者联系他们过去的遭遇，烘染、衬托人物的性格，取得强烈的讽刺效果。周进见到广东贡院的"号板"，勾引起长年屡困场屋的积愤，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得到周进的识拔才中了举人，一见报帖，由悲而喜，喜极发疯，一交跌倒，也是不省人事。一喜一优，一哭一疯，均由与科举有关的事物号板、报帖引起。鲁小姐闺房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全摆了八股文章，其人的心愿、志趣不问可知。杨执中客座中对联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颇有"名士"腔，可是对联上又有一个报帖，上书："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却露出了腐儒气。这样的对联与报帖放在一起极为不伦不类，但却正表现了"老阿呆"不三不四的性格。有时，突出人物偏陋狭隘的经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嘘他们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出尽洋相，也成为绝妙的讽刺。五河县余殷为了吹捧乡绅彭老四如何有声势，与皇帝如何亲近，居然说："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的不好，朝廷把他的身子拍了一下。"别人笑他缺少常识，他还红着脸强辩"然而不然"。牛浦郎吹嘘他骑着驴子一直骑到安东县董老爷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与王太太吹嘘她当年嫁入王家的威风，四个家人婆娘"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夏总甲、匡超人、汤六之流，都爱吹牛，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经验，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冷冷着笔，读者都为之捧腹。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段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二）《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在中外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位伟大作家的别出心裁的构思，他的再现生活的艺术结构，帮助他的作品在思想或艺术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但在当时或后来某一时期却不为人所理解，甚至遭到诟病和诋毁。然而，在历史的筛子长期筛选之后，它的价值终于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法国杰出的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时，曾请当时的名记者和小说家菲力克思·达文替他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由巴尔扎克亲自参与下写成的序言中，达文说："巴尔扎克先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实现了他的《风俗研究》，这部分作品不愧是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因为他提出要从人的生活的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从各个角度来刻画他。"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不断瓦解、不断重新组合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威胁人的，因为它本身就受到威胁；总之，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这样一个充满着详尽与耐心的分析的精细的作品，必然在很长的期间会停留在不完全的状态中。"因而作者巴尔扎克也就必然要"听任短视的批评家指责他没有逻辑、没有固定的计划与风格，而事实上他不得不四面八方都探索一下，才能勾画出它的基本轮廓，不得不试用一切风格才能描绘出一个在细节上如此丰富的社会，不得不虚构一个故事以适应一个为虚伪渲染得越来越深的文明的变化无常。人是细节，因为他是手段。"巴尔扎克自己也曾对达文说过，一个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表达鲜明的目的，才能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地位。这样，"只作为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伏尔泰与马里乌斯一样，是一种思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他自己也同样认识到，这种努力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为人所承认，他说："在你能与读者中持有健全的见解而善于判断你的大胆的事业的人成为知音之前，你必须久饮痛苦之杯；你必须容忍别人的嘲笑，忍受不公正；因为有见识的人的无记名投票（通过这种投票你的名声才能受到推崇）是一张一张地投来的。"（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巴尔扎克（1799-1850）这种"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的创作构思，以及他所估计的可能遭到的种种非难，颇使人联想起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的独特的构思--结构艺术的命运。

　　在《儒林外史》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目前所可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清嘉庆八年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很少有人对它的结构艺术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这一独特的结构表示不满。《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定影响的。胡适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时，就发表了不少与此类似的意见。他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胡适甚至认为它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卷二）。胡适的非难与《缺名笔记》的指责是一样的。鲁迅在有关著作中曾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论及《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时，虽然并不同意《缺名笔记》作者以及胡适的见解，但又没有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影响，例如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又如说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紧接着这两段评论之后鲁迅又有肯定的意见，但这两段话实在含有一些贬意，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此后，在某些论著中依然存在着对《儒林外史》结构的非难。自然，也有些论著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就充分予以肯定。还有一些论著对它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否定的意见，大体与《缺名笔记》所说类似，但却增加了对祭泰伯祠一节的指责，认为这一节描写没有"必要"，因为"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就不大了"。由此可见，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论，至今意见纷纭，这就有必要对这样一种艺术结构重新进行探讨。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这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没有人物当然也谈不上情节；而文学作品的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一般长篇小说，特别是西方长篇小说，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因而它的艺术结构必然要为展示这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服务。但这并不能概括所有小说创作的普遍法则。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思维。例如，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时，他曾经回答道："我以建筑自豪--拱顶镶合得那样好，简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里，我在这方面费力也最多。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见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所谓"内部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合乎逻辑的艺术思维。《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方面都采用对照手法，将庄园生活的质朴与城市生活的虚伪做了对比描写，这正反映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即所谓的艺术结构，是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思维分不开的。因此，仅以《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和统帅全书的人物为根据而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对它的结构加以非难，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实，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如此。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 年）为他的代表作《名利场》所拟定的副标题就是"ANovel without A Hero"，即"没有主角的小说"（见《名利场》第六章），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意义的优秀小说。在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1860-1904 年）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写给阿·谢·苏沃陵》，见《契可夫论文学》）。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也是一个很好的驳正。《儒林外史》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但并不是象胡适所说那样是"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因为它的艺术结构，不是象一般长篇小说那样为展现主角的性格发展服务，而是为展现作品中一切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人物性格服务。这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完全允许的。俄国优秀的讽刺小说家果戈理（1809-1852 年）就认为："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一个人在这几都是主人公。"（（作者的自白》，见《文学的战斗传统））《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上面所引的这些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说明了以《缺名笔记》作者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仅仅以某些西方长篇小说（不是所有的）的创作法则为准绳，来范围《儒林外史》，并对之进行种种苛刻的非难，是完全不公正的。《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高度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

　　传主吴敬梓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的。美国学合林顺夫认为："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吴敬梓如何认识并摄取生活，必然要在《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上体现出来。自从闲斋老人在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后，不少评论者都以为《儒林外史》的主旨就在于表现各种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诚然，生活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问题，然而它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内容。闲斋老人也只说是"一篇之骨"，并没有说彻头彻尾都是表现这一主旨。《缺名笔记》把这段话加以绝对化，说"'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林顺夫则认为"这部小说的性质是??用'礼'当作小说结构的全部原则"，说"'礼'不仅对小说的结构来说是中心，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这种见解虽然有合理的部分，即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但是，在具体论说过程中，他仅仅全然从"礼"这一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吴敬梓用礼仪??当作主题是非常合适的"，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毕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解说，忽略了传主的生活实践在艺术创作中最大的作用，"礼"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反映敏轩的艺术思维全貌，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评价。因此，这样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朝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传主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未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也不妨将《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作一简略分析。从纵的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以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传主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腐败、黑暗；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趋薄弱。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传主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吴敬梓失望。传主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尾声之外，又可分成三大部分，吴敬梓将上述的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精心地分别主次，妥善地安排在这几个部分中。全书五十六回浑然一体。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以"敷陈"创作的"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卧本在"楔子"批语中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在"幽榜"批语中又写道："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就以《史记》、《汉书》来比喻《儒林外史》的结构特色。后来不少评论家也一再指出这一点，如天僇生说《儒林外史》这类小说"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严密的，处处可见吴敬梓惨淡经营的匠心。

　　开始的"楔子"已提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在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面临两种命运：一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沿着科举阶梯往上爬，成为朝廷命官、地方士绅；一是受到文字狱的迫害，以致家破人亡。前一类的士人如危素、时知县；后一类的士人，敏轩在"楔子"中虽然没有塑造出一个具体形象来，但对这类士人的苦难命运，已有十分明确的暗示。这一回中还有巴结前类士人的七泖湖边三个未写出姓名的客人，他们愚昧无知、又热中于攀附权贵，这又预示了作品中后来三湖之会的情景。除却这两类士人以外，敏轩又重点突出地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服人的理想人物王冕，使之成为全书正面人物的楷模。又通过王冕的眼光，探视了社会上一片混乱的情况：黄河决口，百姓逃亡，官府又不管，直是一幅世纪末的景象。面对这种天下大乱的现实，即使是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物王冕，也束手无策，只能隐居在会稽山中终老。可以说，"楔子"中显示的这些画面，无异是整部小说情节的浓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尔后的正文，只不过是将"楔子"中浓缩的内容点点融化，将现实的缩影徐徐舒展。而"幽榜"中的上谕点明"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奏疏中则指出"开乡会制科"是难以取用人才的，所谓"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祭文中更说"资格困人，贤豪同叹"。这就表明要治理天下，首先要进用人才；但科举制度又限制人才的进用，以致人才虽有，也不能尽其所用。这又与"楔子"中王冕的慨叹相呼应，回映前文，所谓"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

　　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大位、严大育）以及汤奉、张师陆之流为代表，他们或愚昧无知，或口是心非，谋得功名后则为贪官、为劣绅，更加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接着，敏轩又写了三湖之会，集中地暴露那些功名蹭蹬的士人--名士、选家的嘴脸。而且三湖之会，每下愈况：莺脰湖之会与会者只是所谓的一些布衣高士、侠客山人。西湖之会，与会者大都是制艺选家，并且有头巾店商人景兰江参加，甚至盐务巡商支剑峰也戴着秀才的头巾冒充斯文与会。莫愁湖之会与会者更是不论，如僧官，如道士。通过三湖之会的描写，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的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而又风流自命、故作高雅的士子的丑恶灵魂。这两类士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相同的，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热中于此，传主归之于以四书、五经、八股文选拔士人的制度，即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在这一部分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了一些士人受到残酷迫害的现实情景，这就是"钦犯"王惠，他公开的罪状是投降宁王，深藏未露的原因则在于收藏禁书《高青邱集诗话》，这一情节在下一部分有所补叙交代。围绕着这两条线索而展现的吏治腐败、人民困苦，均有点染。此外，在描写封建官僚统治势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盐商典当逐步抬头的趋势，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势力。

　　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在这一部分中，虽然前一部分中那些士人依然存在，但敏轩描写的重点却在于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终理想破灭。沿着这一条线索，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主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为了写祭泰伯祠一节，从三十一回起逐步塑造了一些真名士、真学人、真儒者的形象，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然后再引出主祭虞育德，可见敏轩十分重视这一节描写。因为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提倡礼乐、培养人才、有助政教。这是传主社会理想的具体表现，因而在结构上敏轩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卧闲草堂本批语就指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至于祭典中也有些"切切于"功名富贵的某些士人，看似"文不对题"，其实这正是"作者寓意所在"（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表明传主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也感悟了某些士人，使得他们也来参与大典。如果说，主祭泰伯祠还只是倡导礼乐兵农理想，而萧云仙奏凯青枫城一节，则是写礼乐兵农理想的实践。萧云仙攻复青枫，修筑城池，垦荒地、修水利、办学堂、教子弟，都是体现传主理想的具体表现。天目山樵评语就指出："作者于大祭之后叙??萧云仙，非无意也！"并认为萧云仙能"坐言起行"，不愧为"儒者"。从作品情节发展来看，这一中心是继祭泰伯祠后的又一高潮。但是，吴敬梓在描写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又扩展他的视野，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朝廷上太保公掌权嫉贤妒能，分门立户；地方上文官武将办事都是虚应故事，贿赂公行。士人中如高翰林、唐二棒椎之流，更以"名教"为幌子，成为名教罪人。受文字狱迫害而入狱者有卢信侯，远逃他乡而死者有王惠。盐商典当的势力有所增长，较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商人更为横豪。老百姓依然困顿异常，有农民无钱葬父、跳水自杀，有老夫妇贫困而死、无人安葬。传主让之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又被革职追赔。这就为情节发展趋向低潮作了准备，从而引出第三个中心：三山门送别。面对这样的现实情景，贤人虞育德也束手无策，敏轩只能让他离开南京，凄然而去。这是作品趋向低潮的开始，更是敏轩理想幻灭的转折。虞育德去后，杜少卿痛切感到"从今无所归依矣"，迟衡山深深叹息"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都表明礼乐兵农的理想己成过去。社会上那些假名士如季苇萧之流更是与官僚、盐商沆瀣一气，盐商典当势力更在某些地区、某些场合压倒了封建世家大族的势力，如成老爹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此，第二部分中原为针砭第一部分中那些否定士子而出现的肯定士人，他们提出的理想以及付诸实践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现实社会的状况，甚至现实社会较以前更为腐败、黑暗，他们只能悄然离开舞台。

　　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虞华轩是这一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如果说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萧云仙等人以礼乐兵农的倡导和实践来改变社会风气，那么虞华轩只是"激而为怒"式地亲自上阵与"五河的风俗"搏斗，显然不及虞、庄、杜、萧诸人。天目山樵在评语中说他"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深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就揭示了他不及前一部分中肯定人物的原因是由时势所致。至于前两部分中出现的热中功名富贵的科场人物以及社会上鬼混的假名士，在这一部分中的表现就更令人不齿。高翰林与万中书相互勾结，秦中书、施御史又和高翰林相互依傍，名士陈和甫的儿子陈思阮与丁言志争论莺脰湖之会以至相打。围绕这些人物的活动，敏轩更深入地解剖了这一个时期的社会真象：吏治愈来愈腐败，前一部分虽然也有贿赂行为，但还要暗通关节，这一部分却已沦为公开卖官鬻爵，所谓"有了钱，就是官"，例如假中书万里花了二千两银子变成真中书。盐商典当招摇横豪、伤风败俗，如方盐商大闹节孝祠，较之前两部分中的盐典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势利文人如唐二棒椎之流，也顺着这一潮流巴结盐商典当方家、彭家，而冷落"诗礼人家"虞、余二府。寄寓着传主理想的泰伯祠，"壁上"已积着"尘灰"，"乐器、祭器"也被全部锁着，已无人问津。这就必然引起读者的深思，敏轩从而写出第五十五回"述往思来"。在这一回中，敏轩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理想人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去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的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首尾一致，成一整体。

　　整部小说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也没有围绕主角的一以贯之的情节。但是，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得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的。当然，它只是不以书中的"主角"性格发展为依据，而是以传主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可以说，传主吴敬梓并不是企图塑造一两个主角，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和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及其社会理想。在吴敬梓笔下，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性格，都集中到生活在清代初期统治阶级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的广大士人身上，以与土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广阔地指擿了社会的黑暗状况。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为这样的思想主题和创作意图服务，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是真正的长篇小说"。

　　综上所述，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可以同意胡适所说的是一种"新体"，但这种"新体"并未曾离开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非罕见，但同时又有传主自己的独创性。其次，这种结构样式已圆满地完成了吴敬梓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对它的评价这一任务，形式和内容完全协调。因此，尽管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中也有某些小疵，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也难以尽免的问题，我们不应对这种"新体"索瘢求垢，百般挑剔；相反，要充分肯定传主吴敬梓创"新"精神。至于后来谴责小说采用这种"新体"所产生的种种缺失，原因很复杂，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归之于《儒林外史》。

　　（三）《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艺术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形象又都有着显著的特征。

　　首先，《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时代特色。文学作品是以塑造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而每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又无不在人类发展的特定的时空中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不同于它产生之前、之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吴敬梓生活时代正当封建社会晚期，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他长期生活和足迹所至的南京、扬州、淮安，以及《儒林外史》中写及的东南沿海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兴盛，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因此，《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不少商人、手工业者，特别是盐商、典当。而这些盐商、典当又与当时的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士人产生种种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得《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带有特定的时代色采，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士人形象。一般说来，传主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看不起盐商典当的，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对这些不完全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商人十分鄙视。如杜少卿在家乡时从不与汪盐商之流来往，到南京后又大为赞赏把"盐商富贵奢华""视如土芥"的沈琼枝；虞华轩更被盐商而兼典当的方家那种不顾礼义廉耻的行为所激怒；余有达、余有重兄弟二人对糟坊老板凌风伤风败俗的家庭生活尽情嘲讽，等等。这都表现了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鄙薄盐商典当。不仅这样，作品中一些被敏轩经常予以嘲笑的读书人也看不起盐商、典当，如季苇萧尖刻地挖苦扬州盐商是"六精"--债精、牛精、屁精、谎精、妖精、方中中的水晶（精）；辛东之无情地撕破盐商外面装阔而实际吝啬的假面具，骂这些"盐呆子，其实可恶"！尽管作品里正、反人物都看不起这些商人，但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能洁身自好以外，大多数的读书人又不得不依赖这些盐商、典当。即如并不是敏轩所全然否定的人物余大先生，虽然看不起家乡的方盐商，但在他作客扬州时，却又寄寓在"河下卖盐的吴家"。至于传主所嘲讽的人物与盐商典当的瓜葛就更多，他们明明想从盐商典当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冷炙却又羞于承认，反装出一副鄙薄盐商典当的清高之态，例如牛玉圃就对牛浦说："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这番话固然曲尽其妙地表现出牛玉圃的龌龊灵魂，但更重要的却是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经济依附关系，他们这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除牛玉圃与万雪斋这种微妙的关系以外，小说中还描写了辛东之与扬州盐商河下冯家的关系、金寓刘与扬州盐商河下方家的关系，也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不少读书人依附盐商典当的现实。当然，象牛玉圃、辛东之、金寓刘这样的士子，他们最后依然生活无着、潦倒终生。但也偶有侥幸者，他们在发迹之前虽然依附于盐商典当，后来又从科举谋得一个出身。如高翰林从前做秀才时，就曾与万中书一齐在扬州投靠"盐务""诸公"。但他虽然获得了功名，隔了二十年后再次与中书相见时，却携着万中书的手离开众人，"直到亭子上去""悄悄的讲话"。可见当年他们在扬州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作品中还有些士人，起先与盐务诸公并无瓜葛，但在获得一官半职以后，却又与盐商典当交接来往，例如荀玫原来是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田地广、粮食又多"的荀老爹的儿子，考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后，就与扬州的盐商相互过从，万雪斋客厅"慎思堂"金匾就是他写的。这也正反映了封建衙门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彼此利用的关系。凡此，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他们生活在封建末世，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之家，虽然他们对这些盐商典当气焰熏天、盛气凌人的种种表现极为不满，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依附于他们，而在口头上却又要表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蔑视。这就使得这些士子身上除了具有封建劣根性之外，更增加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封建官僚，他们与盐商典当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也使得这些封建官僚"钱可通神"的剥削阶级本性表现得更为露骨。传主紧紧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这些特征，嘲讽他们可怜、可笑的一面，鞭答他们可憎、可恶的一面，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吴敬梓之所以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如此的特征，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的好友程晋芳就是盐商人家子弟，他本人以及他的长子吴烺曾去盐商家作客。在中年以后，吴敬梓曾多次出游于盐商集中地的淮安、扬州。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对盐商典当的腐朽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寄身于盐商典当之家的大批清客--士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客观的解剖。这在他塑造人物形象时都起了重要作用。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在否定人物身上还留有环境的印记。这些否定人物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为人固然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文学作品不仅要描写人、描写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还要反映出人与环境彼此作用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伟大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大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传主也不例外，在《儒林外史》中，他以生花的妙笔，让读者看到那些否定人物之所以可恶、可憎；总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可恶、可憎，他们之所以应予否定，也总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应该否定。他们肌体上的毛病和心灵中的污点，无一不是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毒害和浸染所致。敏轩力图运用多种手法，从不同侧面描绘出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他经常通过王德、王仁、周进、范进等为代表的个别人物的表现，反映出普遍存在于广大士人中的社会现象：正是清代封建统治阶级有意推行科举制度、尊崇程朱理学，才造成社会上大批这样胸无点墨、学问空疏、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伪道学、假儒生。特别是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描写了男子攻读制艺、参加考试，而且还描写了大家闺秀的鲁小姐也热衷斯道。她从五、六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读八股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制艺文也写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以致她的父亲也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鲁小姐热中制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封诰"。对这种心理状态，传主还进一步通过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妇女表现出来：青楼妓女聘娘梦想嫖客陈四老爷"升授杭州府正堂"，自己也成为"官太太"与之"同享荣华"；再嫁的王太太，也认为鲍廷玺是个"武举"。自己可以象孙老太太那样"戴着凤冠，穿着霞帔"。这几个妇女的身份不同，但她们的希望却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在只有男子可以应试的科举社会中，居然有妇女热衷斯道，这一现象粗粗看来颇似特殊，但却更深进一层地鞭答了科举制度、功名富贵对世道人心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毒害。这种特殊的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与整个科举社会种种弊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敏轩所嘲讽的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首先是社会造成的。与其说敏轩存心要赋予这些人物以否定性格，还不如说敏轩只是如实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而这种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却突出了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成为对他们以及他们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的绝妙讽刺与有力否定。腐败的社会造成否定的性格，否定的性格又促使社会更趋黑暗。

　　传主吴敬梓不是静止地表现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动态。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常常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促成的。匡超人原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记帐，后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马纯上。马二劝他说读制艺、应科试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道路，并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在家乡又遭遇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案首、秀才。从此，他的气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势利嘴脸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其变化也真是快速之至。但他何尝真心感激、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为意，还远走杭州。及至赴杭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增长了小人见识，学到社会上假名士那些大言不惭、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盟兄"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为这个"恶棍"的帮凶。传主描绘了匡超人生活环境逐步变化的场景，从而形象地反映出他的堕落变质过程。他的否定性格之所以形成，正是他所生活、活动的社会环境所致。人物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以外，还有牛浦郎。传主叙"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诗未尝非好学。匡超人一遇景兰江，便溺于势利。牛浦郎一见牛布衣诗，便想相与老爷"（《儒林外史评》）。牛浦的变质与匡迥的堕落极为类似，都是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相与的人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人物性格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是存在于当时广大士人中的普遍现象。敏轩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个别事件，但却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传主吴敬梓除了形象地描绘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之外，还通过对人物的生活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同是描写厅堂、花园，但对不同人物的"住宅"，传主用笔就不同。在他的笔下，盐商、典当、暴发户如万雪斋、宋为富、高翰林等人的厅堂花园就不同于天长杜府、五河虞府、湖州娄府等世家大族的厅堂花园。万雪斋的厅堂中虽然挂满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以及"课花摘句"之类的大小对联、金匾，但他在如此厅堂上接交的却是顾盐商一类的人物，忙的是"第七位如夫人"的病，既未读书耕田，也未课花摘句。这些匾额正好烘托出万盐商附庸风雅的习气，真是雅得俗不可耐。他的花园中尽管盖了"许多齐整房子"以及"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但是"塘沿略窄"，甚至窄到牛浦郎一不小心就"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受了牛玉圃的许多埋怨。传主突出这一细节，固然为表现"二牛"性格所必需，但塘沿窄到如此程度也正反映了花园主人万雪斋只是一个暴发户。宋为富的花园虽然"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但"彼人也不会赏鉴"，徒为虚设。高翰林的花园"倒也还洁净"，但迟衡山却以"只是少些树木"的评论来讽刺高翰林不修名节。在作品中，这些描写园林的笔墨，也是使得这些否定形象臻于完成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反，对世家大族的园林，敏轩总是用饱含感情的笔触一赞三叹地予以描绘。如描写五河虞府厅上的"一对料丝灯"，已经历了六十余年，至今"犹然簇新"，他还特地说明这"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并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赞美："自古说'故家乔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这灯，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再如写湖州娄府的书斋，"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身临其境的人都"觉飘飘有凌云之思"，娄三公子颇为自得地说："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流露了强烈的自我欣赏情绪。但与其说作品中这些人物或自我赞许、或相互颂扬，毋宁说是传主的赞美和颂扬。这些描写，既对封建晚期趋向没落的世家子弟性格的某一方面起了烘染作用，又表现了传主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一赞三叹中，显然夹杂着哀叹没落的情绪，而在哀叹没落的感情中又隐约地起伏着"犹有傲霜枝"式的孤高自许的感情色彩，既是赞歌又是挽歌。而这种描写，又使得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性格具有了与他们时代、家世相一致的特征。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不仅是科举社会的产物，有着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其中的肯定形象还表露了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

　　颜元、李塨学说中的教育思想，极为传主所心折。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一些肯定形象的身上也就大都留有颜、李学说影响的印记。迟衡山倡议修祭泰伯祠以兴礼乐，得到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的赞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的活动，更是得到"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南京的"大名家"的赞扬。可以说，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是《儒林外史》中肯定形象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他们的"共性"，当然也是作者社会理想的体现。

　　吴敬梓为了要把自己的理想赋予这些人物形象，因而在刻画这些人物性格时，尽管对某些肯定形象的某些方面也有些委婉的嘲讽，但一般说来总是态度庄严、用笔庄重，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他们一生的重要行迹都表现出来，并且特别着重反映他们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主张和讲究文行出处的品德修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小传。例如写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从他"七岁上死了父亲"写起，写他读书、放牛、学画；写他拒不接受"酷虐小民"的时知县的邀请，却在家招待礼贤下士的吴王；写他孝顺母亲，恪守母亲教诲，终生不为官，最后病逝在隐居的会稽山中。写庄绍光，也是从他十一、二岁写起，在家著书、应召赴京、祭泰伯祠、回乡修祖坟。写杜少卿，不但写他平居的种种豪举，也写他侨寓的万般拮据，最后不得不离开南京去投靠在外地做官的虞育德。在描写这些人物一生行迹时，传主还运用侧写、反衬、补叙等手法，从各个角度强化对他们的正面描写，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通过他们的形象完整的表露出来。然而，正因为传主将他们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忽略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提炼情节、塑造形象，所以这些人物形象始终缺少血肉，颜面苍白。反不如传主刻画身边士人的否定性格那样生动活脱，他常常怀着强烈的憎恶情绪，让这些否定人物一个筋斗翻到前台来，快速地把他们的丑态推向读者，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随意点染，均为妙文。而那些肯定形象只是为了体现传主自己的理想而创造出来的，缺少坚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由于影响传主世界观很深的颜李学说，尽管在明清之际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潮，对社会弊端也做了有力的抨击，然而颜元、李塨所提出的改良措施，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就显得迂阔不当，到了吴敬梓时代更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离开现实生活，仅仅依靠这种思想塑造人物，虽然能够表露传主的思想，但作为文学形象来说却是失败的。他们只能是传主理想的模式，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典型。

　　在这些理想人物中，虞育德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最为重视的。传主是将他作为"真儒"、"贤人"来对待的，因而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运用了不少理想化的手法，使得这一形象在理想人物中尤为突出。吴敬梓先专门用了一回文字集中写他的小传"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传主如此安排显然有深意，天目山樵就道出这一意图，他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故特起立传。"（《儒林外史评》）同时，在此回中，传主用笔庄重到了几乎虔敬的地步，卧闲草堂本批语就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因此传主"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这"正是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的写法。而当虞育德离开南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之际，作者又用了半回文字，以令人"伤神"的"淡语"（同上）写了"三山门贤人饯别"。卧闲草堂本批语即说："博士去而文坛自此冷落。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自此以后皆流风余韵。"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也说："阅者至此亦不禁凄然泪下，或问何故，曰'《儒林外史》将完了'。"这些评论，的确揭示了传主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祭泰伯祠是表现吴敬梓理想、倡导礼乐的盛举，是《儒林外史》的重要情节，传主着意安排，精心构制，由虞育德来主祭，正说明虞育德确是传主心目中的"第一人"。因而，在塑造这个"第一人"形象时，传主也自然要尽情铺陈、颂扬，着重刻画他"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在作品中，受到他的德行感化的人很多。例如秀才武书初次见虞育德时，颇有些自负的表现，滔滔不绝他说自己考了三个一等第一：考秀才一等第一，考诗赋一等第一，八学合考又是一等第一。但自从受到虞育德的陶冶以后，就渐渐收敛，没有当初急于自见的种种表现。又如端监生"是个乡里人"，被人诬陷"犯了赌博"，应天府将他送到国子监要虞育德"收管"。虞育德却将他"待作上客"，并为之辨明冤曲，端监生受其感化，感激不尽。其它如支持郭孝子寻父，赞赏杜少卿的才情，救援无钱葬父准备寻死的"庄农人家"，出赀为武书的母亲请求施表，尽心报答当年祁太公的照顾，拒绝尤滋去求康大人荐举自己，等等，都表现了他的德行高尚。甚至在他下场以后，传主还通过余有重、余有达兄弟二人来追念他。这些正面描写、事后补叙，都是为了突出虞育德自己既重视礼乐兵农、讲究文行出处，又能以德化人，助人行善。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传主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是他心目中的"真儒"、"贤人"，自然也是作品中的理想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想人物。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越是趋向理想化，就越是有可能脱离现实。传主笔下的虞育德，只能是传主按照自己接触过的颜李学说的某些观念而"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人"。

　　传主虽然按照自己观念塑造了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系列理想人物，占据了《儒林外史》的舞台中心，但并未让他们成为支配全局、贯串始终的主角。这是因为传主吴敬梓固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深，但也受到其它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对魏晋风尚就非常神往。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修正了作者原先的社会理想，他已初步地意识到颜、李所重视的礼乐兵农主张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因而体现这种理想的、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形象，就象划过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在这些人物退场以后，《儒林外史》即将结束之前，吴敬梓又把他探寻的眼光转移到社会下层，终于发现"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从而他又"别开畦町"，"另作一番议论"（齐省堂本批语），重新写了四客：季遐年、王大、盖宽、荆元。虽然作者对这四客能否成为理想人物尚有犹豫，但他毕竟以这四客替代了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这就值得充分肯定。

　　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一些伟大作家的笔下，常常出现违背作者最初心愿的人物和情节。阿·托尔斯泰在写作《彼得大帝》时，"他的人物常常不按照他所愿意的那样去行动，并拒绝采取作者给他们预先指定的途径"。普希金对于《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角达吉亚娜，竟然拒绝并完全放弃了奥涅金，感到"这是我对她从未想到的事"。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角安娜·卡列妮娜卧轨自杀，也是自己想不到的，并且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参见季靡菲耶夫《文学概论》，平明出版社；戈宝权编《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在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常常掩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行动，并改变了作者的主观意愿。上述作家笔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体现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传主吴敬梓的社会理想被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所修正的情况，却不是发生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而是表现为作品中理想人物的更换，从体现礼乐兵农主张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转换为体现自食其力思想的市井小民"四客"。这较之同一人物"背叛"作者意愿的作品尤有意义，说明吴敏轩完全摒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光照下，重新去探索新的社会理想，并寻找能够体现新的理想的传人。这虽然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但却正清楚地展示了传主思想发展历程。在作品中，无论何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无一不是敏轩的思想结晶，无一不留有敏轩的思想印记。这是《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又一重要特征。

二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一些文人创作大都直接间接、有意无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自我写照的意味，更有些文人创作径直以文士做为主角，然总未有象传主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那样，是以一个时代（从明咸化末年到万历二十三年，长达百余年）的许许多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文士做为描写的主要对象。而且，又是选择了这些普普通通的文士的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内容做为描写的题材，全然摆脱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意味。同时，吴敬梓还独创地运用了极其精湛的白描艺术，看似平淡而极隽永地对这些士人的生活情趣、思想面貌做了如实的摹写。从这些方面看来，《儒林外史》在我国小说中自有其独特的地位。然而，也正由于此，却反使一般习惯于欣赏金戈铁马、儿女风情一类小说的读者所难以接受。早在几十年前，胡适就曾说它："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儿女英雄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鲁迅也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的确如此，试以《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或所谓全书的"宗旨"来说，不但一般读者不易"懂"，即连研究者也意见分歧，认识不一。自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序中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说后，影响颇大。载有此序的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评语就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是此书之大主脑"。光绪十一年（1885 年）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于闲序后的识语中对此说也有所引申，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光绪十四年（1888 年）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叙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此说确实反映了这部杰出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径直将"功名富贵"做为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否能反映出这部作品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呢？这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尽管也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全书眼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原书有评，天目山樵（张文虎）及齐省堂本各有加评，张氏之识，较高于原评"。何以刘氏要认为天目山樵的识见较高于卧闲草堂原评呢？这显然与张文虎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有关。虽然他在识语中亦曾说及"富贵功名"，但这是由闲斋老人序所引发，未可视为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概括，而在"庚辰花朝"所写的识语中所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这才涉及到《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其实，类似张氏这样的概括，早在吴敬梓生前的至友程晋芳所写的《怀人诗》中就曾出现，即"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在敏轩死后不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对这部小说下了极为简括的评语："穷极文士情态。"即使提出"功名富贵"说的卧本评者，在回评中亦说："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此说亦曾被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三集卷七中所引用，表示赞同。天目山樵不是简单片面地着眼于"功名富贵"，而从作品所写的"名士"生活着手，因而他的识见方被刘咸炘认为较高于卧本评者。特别是他不同意卧本评者等将社会痼疾的根源归之于八股举业，其识见自是不凡。卧本回评说："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十人。"天目山樵对此评批道："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天目山樵之所以能有如此见识，则是由于他的时代大大后于卧评作者，他批阅《儒林外史》已在同（治）光（绪）之际，其后二十年左右即发生戊戌变法。时代不同，对社会痼疾的诊断自然不同，因而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认识和思想主题的概括自当不同。

　　在张文虎批评《儒林外史》二十余年之后，爆发了"五四"运动，胡适在1920 年写的《吴敬梓传》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反科举"说，他写道："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这是全书的宗旨。"无可否认，批评八股科举，确为《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以此为主题是否能涵盖整部作品呢？未见得，有的学者就认为"反科举"说并不能统摄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正当胡适写作《吴敬梓传》时，鲁迅也曾在讲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三年后排印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论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时，固然认为"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似乎赞成"反科举"说，但鲁迅同时又认为作者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只是把"制艺"当作"时弊"之一加以批判的，作者着重描写的仍然是"士林"。这种看法无疑是极为精当的。

　　在胡适、鲁迅评论《儒林外史》三十余年之后，即1954 年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在这许多文章中，大都同意和申说"反科举"说，认为作者"决心要写一部书来鞭打当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击"。除此以外，不少研究者还同时指出这部小说"揭发了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不仅在于批评八股科举，而且还反对封建礼教，说"吴敬梓不仅无情地鞭打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并且对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吃人的礼教，也作了尖锐的讽刺"。在"反科举"、"反礼教"二者之中，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反科举"为主，说这部小说"突出的表现，就在反八股与反礼教这两方面，就中反八股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提出"反礼教"说作为"反科举"说的补充，正表明学术界对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讽刺作品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由此可见，仅就《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而言，历来的研究者就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接受各自时代的思潮影响，结合当时的社会病态以及自身阅历，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并对之作出评价。这些见解对我们当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究竟如何概括这部充满着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反映了极为饱满的现实内容的小说的思想主题呢？这有待于全面而充分地研究它的内容，分析其中的许多艺术形象，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恰切的评价。

　　从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作者所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生活在八股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最早出现的"穷极文士情态"说，倒颇有识见。此后卧本评语中的"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天目山樵识语中的"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鲁迅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直至杨宪益等英译本的题名《THE SCHOLARS》（学士们），都表明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至于有的研究者对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做了分类统计，说全书三百七八十人中，士人只有一百人左右，过半数以上不属儒林中人，从而认为《儒林外史》只是一部描摹世相的小说，这种数字的分类统计是否能代替艺术分析尚可研究。我们不仅要看这部小说中士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些士人在作品中占有何种地位。从《儒林外史》的实际内容来看，应该说传主在这部杰作中所塑造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在小说中，敏轩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从而反映出在清统治者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生活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敏轩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并且，从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和不同际遇的描写中，也深刻地暴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这在我国小说史上尚未曾有，可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这与传主吴敬梓命名小说为《儒林外史》的用意也差相接近。

　　自然，科举和礼教也是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内容，传主要反映士人的生活，自必要接触到这两个题目。同时，知识分子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的成员也有所往还，为了表现士人的生活面，传主也叙及诸如盐商典当、演员妓女，特别是由于传主生活的下降，与城乡各阶层的成员多有接触，他们的生活情景，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极为真实的反映。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作剖析。

　　（一）《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与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的政策密切相关；或者说《儒林外史》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都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其怀柔手段，主要是广开仕途，尊孔读经；其镇压手段，主要是频兴文字之狱，箝制异端言行。

　　满州贵族在入关之初即广开仕途，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新王朝的政权。

　　而恢复科举制度则是广开仕途的一项重要措施，借以"牢笼"和"驱策"人才为其所用。对统治阶级这一手段，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批判。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公开否定"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然后以很多的篇幅，极为深刻地揭发了这一制度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吴敏轩笔下，由于科举制度的恢复，许多知识分子都以"儒"为业，读《五经》、《四书》，写八股文章。他们热中斯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想法都象马纯上那样，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何以要做举业？求科第耳。何以要求科第？要做官耳。儒者之能事毕矣。"（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传主在小说中以形象的描绘，批判了这一制度引诱得读书人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其中少数人侥幸考中举人、进士，谋得一官半职之后，不是象周进那样成为推行科举制度的主考、学政，就是象王惠那样变成勒索小民"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这些"英才"也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驱策"，成为他们的帮凶和爪牙。绝大多数读书人却是名落孙山，终身不第。但这些"志士"既然白首穷经，也已受其"牢笼"，他们或游说四方，或终老牖下，无以为生，衣食艰难，甚至如倪霜峰那样落得卖儿卖女的下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无论考中考不中，既无真学问，也无好操守，为了谋得功名，不惜通关节、营贿赂，无所不为。而社会上衡量人物的标准又全看其是否考中功名，如鲁编修就说："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施御史以为："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五河县这个"恶俗地方"就盛行这种热中功名、趋炎附势的"恶赖""风俗"。其实五河县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吴敬梓在作品中嘲讽了这种恶赖的风俗，也就有力地揭发和谴责了这一制度极为恶劣的社会效果：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封建朝廷的鹰犬、爪牙，而且也造就了大量"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还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恢复科举的同时，还征聘山林隐逸、举行鸿博之试、实行捐纳制度，多方面地广开仕途。这些，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儒林外史》第一回写吴王即位之后，曾遣官员前往诸暨征聘王冕为"咨议参军"，但他却"久矣不知去向"，"隐居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传主将他置于全书之首，就有着使之成为知识分子楷模的意义。接着，吴敏轩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对待鸿搏之试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一策略的复杂影响。有清一代，于康熙、乾隆两朝各举行博学鸿词科试一次。如前所述。玄烨的目的主要在于笼络高级士人，弘历的用心主要在于为自己延揽虚誉。康熙之试，应试者少而起用者多，未授官者也赐以征君衔，从而消弭他们的敌对情绪；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用者寡，抗节不出虽亦有人，但多数士人均以能参与征聘为荣。《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鸿博之试，实际上涉及到这两次考试的情景。小说中既有真心装病不愿应聘的文人杜少卿，也有碍于君臣之礼"只得去走一遭"的学者庄绍光。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应征辟问题，敏轩描写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反应。高翰林认为："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还说杜少卿"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萧柏泉则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理解庄绍光的辞聘，认为庄绍光想"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这代表了热中举业的一批士人的看法。另外一些人对能够应聘十分歆羡，尤滋就希望虞育德能被山东巡抚康大人推荐，并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筛的高处。"这番话的确曲尽其妙地表现出某些知识分子灵魂的细微奥秘。往绍光在应征前"闭户著书"，固然他自己"不肯妄交一人"，但也很少有人登门结交；及至"引见"获得"征君"衔归来，就大不相同，路过扬州时，盐商、盐务数十位迎来送往；回到南京后，司、府、道、县，乡绅势豪不断来拜，这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社会人情的影响。庄绍光被召见之后，虽并未出而为官，但一顶"征君"虚衔也己将他羁绊住。他在赴京引见之前，就已表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赴京途中又劝说卢信侯对"国家禁令，也不可不知避忌"；归乡之后更隐居在玄武湖"闲着无事"，"着实自在"。这些言行全然不同于清初那些抗节不出的知识分子，这也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羁縻作用。

　　捐纳制度又为富豪子弟另开登进之途。如康熙十七年，凡"各直省生童捐银一百两，准与人泮"（《履园丛话）卷四），公开买卖功名。《儒林外史》对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也有所反映和指擿。南昌太守蘧祐对其孙子蘧公孙"娇养惯了"，以致使得他对"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就"替他捐了个监生"。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也是在商人金有余等人的资助下，才捐了个监生，而后参加乡、会试，中了举人、进士。可以说他的功名富贵全凭"金银有余"而获得的。小说中还写出了只要肯出钱，就可以直接做官。如假中书万里被陷入"钦案"，眼看身份就要暴露，但在"有了钱，就是官"的这种制度下，凤四老爹迫使秦中书拿出二千两银子，立即"保举"了一个真中书，赢得了官司。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制度，固然使得原就弊端丛生的吏治更趋腐败，但却为知识分子仕进又开一方便之门，因而也就有着很大的笼络作用。

　　总之，清初封建统治者恢复科举、征聘隐逸、特开鸿博、实行捐纳，用多种手段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服务。而广大知识分子却纷纷"入其彀中"。传主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社会现实有着生动的描写、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挞伐。

　　清初封建统治者除广开仕途以羁縻知识分子以外，还尊崇宋学、提倡汉学以使知识分子就范。玄烨即位之后，大力推崇宋学，雍、乾两朝在继续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倡导脱离现实、大搞烦琐考据的汉学。他们尊崇宋学、倡导汉学，其目的都在于使知识分子俯首贴耳地接受新朝统治。因为清统治者深深明白，尊孔读经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鲁迅《花边文学·算帐》）。而倡导脱离实际、烦琐考证的汉学，则使得一些"所谓读书人""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就无损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也正是封建统治者所企求的"太平之治"。

　　传主在小说中对封建统治者推行这种策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形象的反映。作品中首先围绕和读书人紧密相关的"书"展开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明《卧碑文》第一条。清承明制，此条内容也符合清代实际）。在这些功令下，周进无论是"上位教书"，还是自己"苦读了几十年的书"，都只能是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沈大年在青枫城"指授"给学生的"书理"，也还是宣扬程朱理学的"理"。卫体善、随岑庵所选的书，也无非是宣扬程朱理学的时文。王蕴"要纂三部书"，其中礼书是讲"事亲"、"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也都是宣扬维护封建秩序的程朱理学的书。凡此都表明，当时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选书、著书，无一不受清统治者所尊崇的、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所制约。正因为此，传主在小说中始终是将科举弊端和理学虚伪放在一起予以嘲讽和挞伐的。其次，作品还揭示了在这种功令下，一些知识分子只将程朱理学当作"学问"，其它任何知识都不是学问，一概加以否定。学道大人周进将"诗词歌赋"全视为"杂览"，全看作"不是正经文字"。马纯上"批文章"，总是在《朱子语类》、《四书或问》上摘取"精语"，并且认定宋朝"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当然，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也有少数能有所醒悟，认识到理学的无用，如倪霜峰就说"一辈子坏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上，但其觉悟之时已届晚年，不久于人世了。敏轩就以饱含着哀怜、混和着同情、夹杂着嘲讽的笔触，描绘了程朱理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得他们业务荒疏，精神空虚，自幼至老，一事无成。此外，值得提出的是传主在揭露程朱理学对士人毒害时，并未将全部笃信理学的士人一起否定，而是区别对待的。程朱理学当然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但从笃信理学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来看，却有清正邪浊之分。吴敬梓笔下的庄绍光就是一个讲究操守而又笃信程朱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自己讲究"君臣之礼"，自我检查"义理不深"，而且还劝说卢信侯要遵守"国家禁令"，指责地方官"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而他个人行为却十分清廉、谨慎，扬州总商送他六百两银子，他一介不受：平素"不肯妄交一人"，对贫困而死的老夫妇却出力掩埋。他虽然笃信程朱，但又讲究操守，敏轩对他这些言行没有任何嘲讽，而是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的。这就表现了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没有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也没有把不同的知识分子脸谱化。

　　吴敬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不少笃信程朱理学的土人形象，但在刻画脱离现实、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时，却着墨不多。小说中所塑造的金东崖这一形象，也充分暴露了这些"汉学家"的嘴脸。首先，对他那种穿凿附会的治学方法，吴敬梓给予辛辣的嘲讽。他所著作的《四书讲章》颇多谬论，如解释《孟子·尽心下》"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枣"，就十分荒唐，他先认定"羊枣，即羊肾也"，之后引用俗说"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为证，说明所以"曾子不吃"。对这种令人喷饭的谬论，杜少卿随即予以抨击："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其次，作者又暴露他的贪婪嘴脸。荀玫谋求夺情时，曾请他这个"吏部掌案"帮忙，后来荀玫出任两淮盐运司，他"特到扬州来望"，敲了荀玫"几百两银子"竹杠。纳贿贪污的劣迹甚多，学道衙门的差役李四就揭了他的老底，说"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贪财，是当时一些"汉学家"的通病，例如王鸣盛"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人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人己怀也'。"（《啸亭续录》"王西庄之贪"）

　　金东崖这一形象无异是概括了这些"汉学家"的特征。此外，传主虽然只少许点染了他与光棍龙三的暧昧关系，却已充分地暗示出他的生活糜烂、行为不端。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真正汉学家的著作在当时不被重视，甚至不为人知的状况。那些"做举业的"人，对于《毛诗》"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杜少卿著作的《诗说》引用了一些"汉儒的说话"就被人"当作新闻"，引起很大轰动，或被人曲解，或受到责难。总之，传主吴敬梓通过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有意尊崇宋学、倡导汉学，造成知识分子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严重后果，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文化政策愚民的罪恶。

　　清初封建统治者在怀柔、笼络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对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进行严酷的镇压。顺治十四年（1657 年），福临借顺天、江南两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顺治十八年（1661 年），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者多达一万余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之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统治者罗织罪名则唯恐不力，常常一案之起，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计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严重笼罩着整个社会。

　　传主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却敢于将封建统治者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通过"遮眼法"形象地反映出来，表现了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第一回里，王冕假借天象含蓄地点出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他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敏轩用一"犯"字，就充分表现了文字狱的血淋淋景象。之后，吴敬梓则将文字狱的情节若断似续地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来描写，并以所谓禁书（高青邱诗文集》将它们贯穿起来，从而反映了一起文字狱的全貌。小说第二回就出现了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的王惠，传主对他原无好感，从多方面予以嘲讽和抨击，但在他成为"钦犯"、仓惶逃走之后，敏轩一反常态，不再加以讽刺，而以怜悯的笔触叙写其厄运。在宁王"束手就擒"之后，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样东西"，只取了"几本残书"就"黑夜逃走"；逃到浙江乌镇时"盘缠"已经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赠送他二百两银子。王惠不胜感激，极为郑重地将这"几本残书"交付给公孙，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就是《高青邱集诗话》，后来果然引起"是非"。当公孙将此书拿给其祖看时，蘧祐知道利害，吩咐公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岂料公孙好名心切，竟然题上自己名字刊刻出来遍赠亲友，被家人首告"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后来马二先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替他赎回藏着"几本残书" 的枕箱，才算脱却于系。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立志"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收藏在家里的卢信侯，将高启的文集"用重价买到手"之后，庄绍光曾劝他："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信侯未听其劝，果然为人告发，被收捕人狱，后来得到庄绍光的营救才被开释出来。至此，这一起案件似已结束，但传主仍然反复叙写，直到交诗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命运才住手。王惠从江西逃向浙江，削发为僧远走四川，隐姓匿名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郭力"走遍天下"，寻了二十年，终于找到庵中，他却不敢相认，不久也就凄惶地死去。在敏轩笔下，这一起文字狱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到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牵连的人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制义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鸿博的征君庄绍光。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色彩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一起文字狱被敏轩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好象有些游离，但这是传主不得已采用的"遮眼法"，这种若断似续的描写，也正是文网森严的产物！

　　这一起案件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被诬入狱事为蓝本，但吴敬梓并未全然照搬原案，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虽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的分量少于批判科举弊端的篇幅，但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描写和揭发，也就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这无异保存了清初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形象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受到牢笼和迫害的情形，而且还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社会理想，他们不受羁縻，远避迫害。这无异是宣告了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的破产。

　　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反对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举业。在第一回中王冕公开反对此法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均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八股制艺。如杜少卿、虞育德等人。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杜少卿对那些"灰堆里的进士"根本不予理睬；迟衡山看不起"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在愤激之余也居然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研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样的言论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见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履园丛话》卷十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还都主张做人要讲究操守，修养道德，而不应该蝇营狗苟、追逐利禄。传主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社会上除了有把举业当作人生出头的大事如马二那样的读书人以外，也还有不少鄙薄举业的知识分子。

　　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出处行为。封建统治者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但他却"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安徽巡抚李大人准备荐举杜少卿应鸿博之试，他却装病辞荐，对知县说："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大人所荐，虽然奉旨赴京"引见"，但他却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者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其他技艺谋生。例如秀才倪霜峰就不再攻读制义，而以"修补乐器"的手艺谋生；虞育德在功成名就、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以后，也认为"儒业"不可安身立命，要求子女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将来也"可以糊口"。他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兴修青枫城，实践兵农，也曾努力争取把理想变成现实。他们的见解、理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受到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所致。

　　在敏轩笔下，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受害者都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可能的支持。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祐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祐对自己孙子蘧公孙送他二百两银子作盘缠，也"不胜大喜"。特别是蘧公孙为人悭吝，并不豪爽，马纯上就说他不是一个"慷慨角色"，居然能倾其所有悉数相赠。这就表明，对于受到统治者迫害的人，即使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即使为人悭吝也能慷慨解囊。后来蘧公孙也受到此案牵累，随即有马纯上出来相救，将自己全部积蓄"挤的干干净净"，从秀水县差人那里赎回"钦赃"。之后，卢信侯也因收藏过这"儿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之积极疏通，使之获释。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王惠来到南京，杜少卿让自己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四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还不肯接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才接受下来。由于有了这样两封介绍信，一路上得到照顾，顺利地寻到父亲。但不久王惠即已"去世"，连萧云仙也为之"垂泪"，连呼："可怜！可怜！"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敏轩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社少卿、虞育德，而且还有敏轩并不全部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传主对这些"中间人物"热中举业、追逐名利的思想言行，有着委婉的嘲讽，但对他们同情和支持文字狱受害者的所作所为，则给予充分的赞扬。作品中出现的文字狱受害者，既有藏书家卢信侯，也有朝廷官员王惠。吴敬梓对王惠贪婪好财、不讲操守的种种表现，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但一旦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以后，传主的笔锋就又由谴责转为怜悯。凡此都说明小说中这些读书人之所以同情文字狱的受害者，是因为敏轩对他们也有深切的同情所致。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

　　当然，《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人物虽然不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不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志趣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理想过于迂阔，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能实现。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他们"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渐渐销磨尽了"。敏轩以令人"黯然销魂"（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

　　的笔墨，写出他们风流云散的下场。这就十分真切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体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却寻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时代使然，阶级使然。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在《儒林外史》中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状况。吴敬梓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多方面地表现他们的所言所行，传主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敏轩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这样一幅"浮世绘"虽自有其意义，但毕竟是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景出现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与礼教虚伪的批判

　　前一节在论说《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面反映时，虽然已涉及科举与礼教这两个命题，但未做深入分析，而这两个问题也是传主在小说中涉及较多的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专门做些研讨。

　　先说科举。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培养土人、选拔官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隋大业年间开始推行，直到光绪末年废止，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地实行，就颇值得研究，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原来这一制 度是代替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而出现的。

　　显然，这一制度在产生之初，是有利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巩固的，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和地主阶级的日趋反动，科举制度也就日渐僵化。到明代，也就是《儒林外史》故事发生的假托年代，则更以宋以后开始出现的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基本形式，以朱熹等理学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作者只能阐述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所谓代圣人立言，绝不允许联系时政发表自己见解。清承明制，亦复如此。可见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以来，已极为腐朽僵化，和前此的科举制度已有所不同，确切他说是八股科举。胡适说《儒林外史》"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吴敬梓传》），这一提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明季末叶，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或受农民起义的冲击，或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目睹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大多从"补天"的动机出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背景下，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黑暗，提出内容各自不同的改良主张，而八股科举制度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如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场，或排击八股举业，或驳斥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传主选择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表现形式，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追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究竟是如何揭露和批判八股科举弊端的呢？这在前文论述他所接受的颜李学说影响时也有所涉及，此处再略作申说。首先，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与政治（当然，此处所言的教育与政治，均指封建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接受了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颜元、李塨等人的影响，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分离，反对不能有益于政治的教育，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就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可以"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他们之所以反对八股科举，也就在于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从传主许多生动的描绘中，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对八股科举痛加揭露，首先就是由于它不能造就有益于封建政治的人才，只是培养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其次，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嘲讽，通过迟衡山之口对它加以全盘否定，说："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当时士人却终生钻研这个"无凭"的东西，把"揣摩"二字当作"举业的金针"，因为这些"无根之语"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正务"--教育和考试的正当内容的。这样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必然培养和选拔出大批无知的蠢物，正如小说中所揭发的那样：这些士子对于四书、五经，或者一窍不通，穿凿附会，如进士王惠把孟柯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的奴隶制的贡纳制度，解释成是指自己五十岁登科；或者按照宋儒注疏去解释经文，"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偶或有人引用汉儒注疏，"就都当做新闻"，极为孤陋寡闻。再次，对于严密繁琐而又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考试方法，传主也作了揭露和讽刺。从府县试到乡院试的乱糟糟的情景，《懦林外史》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向鼎主持安庆府七学童生之试，考场中"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院试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些，周进主持广东院试时，试卷尚未收齐即将魏好古取为秀才第二十名。范进主持山东院试，只因梅玖冒认是周进门生，虽然成绩低劣应"照例责罚"，但由于周进也是范进的恩师，因而循情饶过。乡试的情况也同样乌烟瘴气，甚至看看考场--广东贡院，也得用"几个小钱"。南京乡试时更是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冤唤鬼，但贡院明远楼上高悬的楹联却说什么"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这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切不可以为传主所描写的这几个场景仅仅是个别突出的现象，全国各地的考试情景莫不如此，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滔滔皆是，岂独安庆"！对应试士子和主考官员的丑态，吴敬梓也有形象的描绘，从而更深一层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重重黑暗。从考生方面看，考前猜测"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应考时，即使"解怀脱脚""认真搜检"，依然有人携夹带；甚至"一字不通"的金跃，花了五百两银子请人代考。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隆学校以端士习"，真是意味无穷的讽刺。从主考方面看，他们标榜自己敦品积学，课吏荐贤，实则买卖关节，徇私录取。安徽学道主考庐州，三百两银子卖一 名秀才功名。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座师周进替他"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及至范进中了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周进就要他提携自己过去的学生荀玫，他们就是如此相互勾联提携共进，不择手段以求官禄的。此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八股科举制度所培养和选拔的士人、官吏，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在他的笔下，秀才写别字（魏好古），举人把赵普与张士诚混为一谈（张静斋），进士不知道苏轼为何人（范进）。即使他们整日"揣摩"的时文，也很欠工夫。但他们一旦取得功名，出则为贪官墨吏，处则为劣绅恶霸。汤奉在高要知县任上，每年搜刮八千两银子；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娄中堂官衔的灯笼，就可以吓人，通行无阻；严大位并无官职，仅凭一贡生功名，却拦猪讹钱，夺产凌人，无恶不作。这些科场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更促使了本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不堪。在八股制艺风靡的社会中，谁取得功名，谁就有学问、有品德。因为"科甲发在彭府上"、"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所以整个五河县的"品望"和"才情"全归于彭乡绅一家。

　　而一些落第者，或者如三十七年老秀才倪霜峰那样卖儿卖女，或者如那些"名士"一样附庸风雅寄人篱下。这种恶劣的风气，甚至还毒害了下层人民，如胡屠户之训斥范进，测字先生之争议名士，妓女聘娘之梦想做官太太，等等。这些描写都鞭辟人里地暴露和嘲讽了这一制度的无穷流毒。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奇特突出的故事情节，把八股科举放在当时现实社会的场景上，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嘲讽和抨击它的显然的弊端，暴露和谴责它的隐秘的黑暗。尽管自明季以来，已有一些小说作品接触到这一制度的病态，如明清之际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以及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但不论是白话、文言，它们都是短篇作品，所揭露的八股科举的某一侧面，也不乏精采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然而未若敏轩这样以他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对那个时代重大的"时弊"之一的八股科举制度，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揭露八股科举弊端并予以嘲讽和抨击，毫无疑义的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所批判的只是明清时代的八股科举。而明清两朝的八股科举却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不全然是一回事。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所谓不好，就在于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可见传主吴敬梓所嘲讽的只是那个时代的八股科举，而非隋唐以来所实行的整个科举制度。同时，吴敬梓所反对的只是八股科举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与顾炎武所说的"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一样，并不是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从《儒林外史》的整个情节描绘和顾炎武的具体议论文字来看，他们显然只是嘲讽、抨击这一制度的种种积重难返的弊端，尽管其嘲讽十分尖锐深刻、抨击极为沉重有力，尽管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感觉到这一制度不够理想，然而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对这一腐朽的制度本身加以批判从而达到全面否定的程度。先以顾炎武的议论来看，他在《日知录》的"科目"、"明经"、"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然而，他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指责它的痼疾，目的仍在于"治疗"它。他在《与彦和甥书》中曾经说出这一愿望，他说："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这就分明表现了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加以疗治的态度。传主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在他的笔下。不仅否定人物无一不企求通过八股科举以求官禄，即使肯定人物也大多由此出身，如被表彰为"真儒"的虞育德，直到四十一岁方中举人，五十岁时始成进士，依然是从科甲出身补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他身负教导士人的职责，虽也曾表示"我也不耐烦做时文"，然而这只是在武书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地诉说时的客气附和，此后随即打断武书这些急于自现的高谈阔论。除此以外，并未见其有什么指责八股举业的议论。又如被赞扬为"豪杰"的杜少卿，虽然他看不起科举出身的某些人物，甚至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把王知县叫做"灰堆里的进土"，然而这也并不等于他反对八股科举制度，凤阳府的考棚就是他家"太老爷"盖的，他本人还要出钱去修理：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是他一力保荐的；甚至被他斥责为"匪类"的臧茶，因经手为人买卖秀才功名而欠了三百两银子，也是他送去银两才弥补过去的。由此可见，他看不起科甲出身的人，只是那些"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而对于自己屡世科甲的门第，却极其自负。再如武书，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会作八股文章"，但又洋洋自得他说，学里宗师看了他的文章，"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补了廪"，这是以自谦的方式表现了自诩的情绪，谈不上是对八股举业的批判和否定。复如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在青枫城请常州贡生沈大年教导小孩和士兵的仍然是"破题、破承、起讲"之类的制艺文作法。萧云仙对这样的内容并无异议，相反，"但凡做的来，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那些热衷于八股举业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丑态和劣迹，进行了极其辛辣的嘲讽和非常有力的抨击，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敏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形象地宣告了它的必然没落的命运。但是，他却没有将八股科举做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正面的否定和反对。这在八股科举制度盛行不衰的清王朝前期，事实上也无此可能。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传主吴敬梓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出现这样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阶段，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维护的八股科举制度，正适应了他们统治的需要，没有"革命阶级"的产生，就不可能摇撼封建统治的政治力量，当然就无法彻底否定这一毒害士子、破坏人才的制度。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阶级使然。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后，虽曾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慨叹，但又常以"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而自傲；虽然他曾因病未赴鸿博廷试，并逐渐对这种笼络人才的制度有所认识，但到了晚年又以曾被荐举的历史为荣耀。传主思想中的矛盾，自然也就会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因而认为这部小说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做了批判和否定，就未免评价过高而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应该说，它只是对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进行了讽刺和抨击。这样的论断并不贬低这部小说的价值，因为通过传主如此形象的描写和擿发，已足以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具有了不容否认的意义，从而也就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了不容替代的光辉一页。

　　再说礼教。

　　《儒林外史》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面临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的现实，明清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崇敬理学，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礼教，以维护他们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吴敬梓，却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对从孔孟一直到程朱都大力鼓吹的封建道德的虚伪面目，有所暴露和抨击。

　　作为封建道德核心的孝悌，实质上是要求人民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所谓"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他们还将孝与忠贯通起来，所谓"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广扬名》）。这就要求人民不仅要安于被统治地位，而且还要求他们对统治者尽忠尽孝。程朱理学还提出了妇女贞操问题，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历代受礼教毒害的妇女不计其数，仅安徽休宁一县，有明一代节烈妇女近五百人，而清初至道光三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人，剧增四倍之多（据《休宁县志》）。传主在《懦林外史》中对此都有形象的描绘和深刻的暴露。

　　首先，《儒林外史》不少情节都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及此，认为作者以"尽孝"来否定"尽忠"。其实并不全然如此。尽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一再倡导忠孝，鼓吹移孝作忠、忠孝一致，但忠与孝的矛盾自来就存在。为了调节尽忠与尽孝的矛盾，统治阶级曾设计了种种的权宜之计，如夺情即其中之一，《礼记·曾子问》即说"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但"金革之事无辟"。《儒林外史》中王惠、金东崖曾出谋划策为荀玫匿丧不报，请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夺情"，这两位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居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可以酌量而行"。事虽未谐，却已然暴露了这些"朝廷支柱"热衷功名利禄而不克尽孝道的丑恶嘴脸。至于忠与孝的矛盾，如郭孝子千里迢迢寻父，可谓大孝之人。然而其父原任南赣道王惠，却是因降顺反叛朝廷的宁王朱宸濠而畏罪潜逃在外的。对明武宗朱厚照来说则是大逆不忠之臣。传主对郭力又多所肯定，这正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又如萧云仙之所以家居，则是因为其父萧吴轩"年老"，自己要尽孝养之责，"不敢远离膝下"。对于他的孝行，其父并不赏识，反而责备他"贪图安逸"，"恋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云仙无奈，只得"前去投军"以尽忠朝廷。

　　可是萧云仙尽忠朝廷的结果，却似"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并未能"挣得一丝半粟"以"孝敬父亲"，尽忠的结果并不能尽孝。

　　反之，如果不是被迫追赔回家，就不能为其父送终，就不能"尽哀尽礼，治办丧事"。在萧氏父子故事中，忠与孝的矛盾可谓严峻至极。小说中，传主越是以赞扬的笔触去表彰那些忠孝节悌之士，倒越是深刻地暴露了这种道德观念的不合理与相互矛盾。例如，余大为了谋取钱财安葬先人以尽孝道，却去私和人命收受贿赂；余二为了克尽悌道，却蛮缠地掩饰乃兄罪行，居然置朝廷法令于不顾。而传主于此并未置一词，反表彰他们的"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并且在回目上大书"余明经把酒问葬事"、"敦友谊代兄受过"。

　　这些描写，尽管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出之，但在客观上却无形地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破绽百出，甚至产生了某些与统治阶级原来意愿相反的结果，这无疑也是对这种道德观念本身的极大讽刺。

　　其次，封建道德虽然是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毒害广大劳动人民而设计出来的，但只要有可能，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并不恪守他们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儒林外史》中也反映了这样的现实。高翰林就公然宣称"敦孝悌、劝农桑"只不过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并不可认真对待。一向认为"无兵无粮，为甚不降"的鲁编修，不但被萧柏泉一流士人看成"言论风采""是个正经人"，而且还被朝廷拔置高位，竟然"开坊升了侍读"！这些描写正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非全部烙守封建道德，愚忠之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成员只不过在不损及个人功名利禄的前提下尽忠而已，一旦功名不遂、损及自身时，忠君之忱就抛置一旁。不仅忠君之道如此，在传主笔下，所谓孝道亦复如是。抚院差人郑老爹因温州姓张的兄弟三个秀才，为争夺家产吵得老父不安一事叹道："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此时尚未发迹变泰的匡超人听了此话后不胜感慨他说："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与孝密切相关的悌也与此相似。匡超人的三叔为争夺匡二之父的居屋，居然"下一个毒"计，强行低价购买，"三五天一回人来催"，逼迫卧病的乃兄迁让。如果说匡二的三叔要乃兄让屋还用些心计，那么严贡生在乃弟身亡以后，则以更直截了当的强占手段，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妇让屋。这就是封建孝道的实况。

　　再次，《儒林外史》中对那些高谈阔论性命之学的伪道学家的嘴脸，有着极为生动的勾勒和深刻的揭发，暴露了他们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和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甚至可以说，吴敬梓对这些伪道学家的憎恶更在那些公然违背封建道德的土绅之上。高翰林、鲁编修之流尚是公然敞开他们丑恶灵魂的奥秘，而那些伪道学家却用堂皇的语言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装饰起来，因而更令人厌恶。例如，举人出身的退职知县张师陆劝说丧母的举人范进出去"秋风一二"时，范举人原有些犹疑，表示"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举人却回答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于是两个举人双双出去"秋风"了。张举人借以说动范举人的"礼有经，亦有权"也有根据，朱熹在《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中说："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唯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吴敬梓于此节描写中嵌进朱熹的故事，固然嘲讽了张师陆的言伪行污，同时对理学大师朱烹也是一种调侃和不敬，他的言论居然成了张师陆之流的遮羞布，这本身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于权勿用"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著而大吃虾圆子，正与此相类。严监生为其兄严贡生了结官司病死以后，严贡生方才得以安然回乡。但贡生却振振有词他说："??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真是厚颜无耻。在"为朝廷办事"的美名下，掩盖了多少丑行，严贡生如此，匡超人亦如此，用"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着朝廷的赏罚"为借口不去探望往昔的恩人潘三，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至于王德、王仁在妹夫议立偏房时，未见银子之前"把脸本丧着，不着一声"，及至收受了银两，立即"义形于色"，但却又以"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无耻。敏轩毫不留情地撕去他们虚伪的假面目，暴露他们丑恶的真嘴脸，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和巨大的抨击力量，令读者在惊奇之余予以极度的厌恶，从而使得伪道学无处藏形。此外，《儒林外史）中还描绘了一些受到封建礼教毒害的士人，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劝导别人恪守。他们是受害者，但并不自觉；又去毒害别人，但却以为助人。这些形象的出现，可以说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揭擿，较之刻画高翰林、鲁编修之类公然违背封建道德以及范进、权勿用之流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言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表明礼教和理学对士人毒害至深至巨！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马纯上与王玉辉了。马二先生是一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并未能从科举谋得功名利禄，但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人做举业。在他的教导之下，只是把"名士"蘧公孙造就成"选家"，把农家子弟匡二"教诲"成儇薄小人而已。另一个受到程朱理学毒害而又去迫害他人的则是王玉辉，他是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纂写礼书、字书、乡约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的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时刻想的是如何以自己身受的封建礼教去毒害群众，而在他看来却是"劝醒愚民"的善举。可悲的是，他的"三姑娘"首先受到他竭力宣扬的礼教的毒害，成为他的"善举"的牺牲品。对其女"殉节"活活饿死，他不仅毫不悲伤，反而"仰天大笑道：'死的好！

　　死的好！'"。他还认为"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种矫揉造作的反常表现，实足以暴露理学杀人的血淋淋的罪行。当然，王玉辉毕竟是受害者的亲生父亲，自然有些"心下不忍"而"转觉心伤"，但却始终未能认清杀害女儿"凶手"的真面目，仍然向邓质夫夸耀女儿的"节烈"行为。这正如稍后于吴敬梓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所揭示的那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总之，传主吴敬梓不但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并不恪守封建道德的地主阶级成员的言行，揭发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学的灵魂的奥秘，而且还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广大士人受其毒害而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可以认为，对程朱理学鞭笞之猛烈，并不亚于他对八股举业的无情揭擿。这是由于举业与理学互为表里构成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所致。因而揭露科举弊端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在嘲讽"无凭"的举业的同时，自不能不对"伪妄"的"程朱的学问"有所讥刺。尽管传主在暴露它的虚伪面目时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却无疑是具有了发聋震聩的巨大作用的。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虽然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恶果有所触及，但并没有发展到与之完全决裂的地步，他的封建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浓重，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相当严重的"内伤"。

　　《儒林外史》这种"内伤"首先表现在他只对礼教的虚伪有所抨击，而对礼教的本身却并没有嘲讽，他只是反对假道学、真小人，而对所谓的"真儒"、"贤人"则是竭力赞扬表彰的。吴敬梓特别赞赏所谓的孝悌君子，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就是一个至性纯正的孝子，母亲死后"负土成坟，三年苫块"自不必说，更其难得的是牢记母亲"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的遗言，终老会稽山中。至于小说中其他几个正面人物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人，用武书的话说都是"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真儒"虞育德一生行善，积累了许多"阴德"，其中一桩就是用自己辛苦教学得到的束脩，救济了一个无钱葬父准备跳水自杀的"庄农人家"，以赞助其"孝心"。杜少卿更其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对这些"君子"的孝行，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去描写的。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肯定余大先生安葬先人的孝道，传主居然原宥了他私和人命的罪行。对于封建道德的另一核心"忠"，吴敬梓也未曾否定。萧吴轩主张"为人以忠孝为本"，将忠与孝并举自不必说，郭孝子也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可见传主并不否定"尽忠"。至于杜少卿虽然辞去征聘，但其实他也主张士子应该报效朝廷，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庄绍光尽管辞爵还家，同样也主张"地方官办事"应该"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他们之所以辞聘、辞官，杜少卿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则是因为"臧仓小人"作怪，"看来我道不行了"才"恳求恩赐还山"的。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是按照"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家思想迸退的，而并非是对忠君之道的否定。吴敬梓对悌的重视也是显然的。如以赞美的笔调写余大、余二"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教训，闭户读书"，和睦相处。当余大因私和人命一案发作，余二却揽在自己身上蒙混过去。传主对这种悌道的表现大加肯定。但在作品中可以肯定的悌道描写实在太少了。相反，倒可看到兄弟之间失和的大量情节，如严大位与严大育之间、匡大与匡二之间、施御史兄弟之间，他们或觊觎兄弟财产，或以势利眼光相处，或因嫉妒功名而生事端，大都有违于梯道。这种情节的大量出现，也和敏轩早年出嗣为人子、家产被族人所夺的经历有关，并不足以证明他对悌道的否定。相反，它正可以表明传主对违背悌道行为的谴责。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对悌道也是肯定的。至于节烈，传主固然描绘了"三姑娘"殉夫自杀的惨剧，在客观上起到暴露礼教杀人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讽刺王玉辉"伪妄"的用意。在另外一些情节描写中，他似乎也并非截然否定节烈，如书中的"真儒"虞育德就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资为武书的母亲"节孝的事"请求"旌表"。由此可见，传主对礼教的本身并没有彻底否定。他所嘲讽和鞭笞的只是一些士子在遵守礼教时所表现的虚伪而已；他反对的只是假道学，却肯定了真儒者。

　　不过《儒林外史》中毕竟存在着暴露和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不合理的内容。这是由于传主的思想中固然有着维护封建道德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满封建礼教的一面（至于他的世界观中这种进步因素的产生，前文已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言），这才使他有可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不合理，作出形象的描绘，并予以暴露和抨击，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三）《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其它阶层社会成员的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当然以各类士人为最多，而且占据主要场景的也是各类士人以及兼有士人身份的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但作品中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其它社会阶层的成员，如僧道吏役、星相医卜、戏子娼妓，甚至裁缝菜农等人，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兹就涉及传主思想和小说内容较多的人物情节略加分析。

　　一类是盐商典当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了众多商人，例如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的仁昌典方三老爷、仁大典方六老爷，庄濯江也曾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高要县的赵老二、芜湖的卜老爹，经营杂货店的有芜湖的牛老爹，杭州有景本慧的头巾店，南京有开绒线店的张国重、开香蜡店的王羽秋，书店则有杭州的文瀚楼、嘉兴的文海楼，苏州人凌风更去五河县开设糟场。至于依附商人和手工业主而出现的各种行业的从业者则有：南京的房牙子，杜少卿、鲍廷珠等先后在南京祖赁住房都要找他们介绍经手；买卖土地的中间商人，如兴贩行的行头成老爹就想为虞华轩购进土地以从中牟利；扯银炉的有赵老汉；刻字的有郭铁笔等等。至于茶馆、饭店、戏行、妓院更是随处多有。一些店家既经营商业交易，又可招待食宿，如匡超人就寄宿在杭州文瀚楼书店，沈大年也在扬州盐商大丰旗下店吃住；有的商人还可先取货后结帐，如南京报恩寺门口的聚升楼，就为季恬逸三人垫用伙食用费，"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又赊了百十桶纸来"给他们印书。

　　但是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意刻划的乃是安徽籍而在扬州行盐兼设典铺的商人，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及其座上客，大都是原籍徽州而来两淮行商的。甚至这些盐商延致的清客也大都是安徽人，如牛玉圃"本是徽州人"，辛东之也是被扬州盐商河下兴盛旗冯家"从徽州请了"出来的，等等。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据《姚司马德政图叙》所记，当时"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从政录》卷二），徽商在扬州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何况传主生活的时代与扬州盐商发迹的时代是一致的。清代康熙中叶，正是扬州盐商开始兴旺之日，而在吴敬梓晚年也就是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声势煊赫、盛极一时。传主曾几度前往扬州及仪征、淮安一带纵游，去扬州主要是在卢见曾幕中作客，因而必然会与这些盐商有直接间接的接触，对他们的骄奢淫侈的剥削生活，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能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他们势利铜臭而又附庸风雅的性格，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商人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的丑恶本质和恶劣影响，不但具有诗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史的价值。

　　吴敬梓首先在《儒林外史》中反映了盐商骄奢淫逸、糜烂腐朽的生活情景。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家，将冬虫夏草当做菜吃，第七个妾生病用三百两银子买一味中药雪虾蟆。他家的花园，有高低的楼阁，成行的柳树；他家的厅堂，一进又一进，陈设一套又一套，极其华美富丽。另一总商宋为富也如此，家中设有药房，无事时"看着药匠弄人参"。他家的花园"竹树交加，亭台轩敞"，是一处"极幽的所在"。宋为富本人"一年至少要娶七八个妾"，甚至花五百两银子把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沈琼枝买来作妾。沈琼枝被迫为宋为富小妾一节，实际上是反映了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卖儿鬻女的惨象。乾隆九年（1744 年）九月，江苏按察使的奏报中就有这种实际情况的反映："近年以来，江省地方偶有偏灾，贫民小户日用桔据，往往割其所爱以救燃眉之急，或将幼小之儿典于巨室，或将己许之女鬻于富家。??致使穷苦小民，生当盛世，不免骨肉分离。"（朱批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甚至沈琼枝身价银五百两也是写实之笔。康熙四十六年王鸿绪的奏报中就记载了当时"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王鸿绪密缮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扬州的盐商如此，其他各地的盐商也无不如此。五河县的方盐商其剥削所得，不仅用于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而且丝竹吹奏地将老太太神主送入节孝祠，摆威风、讲排场。这节孝祠又修造极其辉煌，祠前的尊经阁"盖的极高大"，特别是又修"在街中间，四周都望见"。支锷本是杭州的巡商，却"戴了方巾"，冒充秀才。这种现象并非少见，扬州大盐商万雪斋也是"头戴方巾"，"脚下朱履"，"手摇金扇"，俨然仕宦身份。

　　《儒林外史》中如此形象的描绘，正是当时现实情景的写照。其次，传主还反映了这些盐典商人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朝廷官僚、地主士绅有着相互依存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乾隆南巡扬州，当地盐商竭力奉承，"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连弘历自己"亦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高宗南巡遗事五则》，《国朝遗事纪闻》第一册）。对主管盐商的官吏，他们也经常以大量财物行贿。雍正时曾规定盐商馈送盐政"公务"银每年八万两、馈送盐运司"薪水"银每年四万两。封建朝廷也不会亏待他们，用允许他们"加价"、"加耗"以及"借帑"给他们等方式，予以实惠。封建官僚则对他们刻剥小民的种种罪行多方予以包庇，受其害者仍是升斗小民。虽然，如同传主揭擿科举弊端仅限于院试、乡试，而没有描写会试、殿试一样，他对盐商报效朝廷、迎奉帝王的行径也未曾涉及，但对于官商勾结、残害小民的黑暗现实，在《儒林外史》中则是有所描绘和暴露的，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的资本就是出自天长官僚地主杜府。在小说中，主管盐政的朝廷官员两淮运司荀玫把金东崖"荐在匣上，送了几百两银子"。盐商自己又会主动趋奉当道，如天长汪盐商要请县主吃酒，五河盐典商人方三、方六也要巴结知县、知府。这些盐典商人在给予当道以好处之后，当然得到庇护，五河县方家的仁昌、仁大典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但因为他们"又是乡绅、又是盐典，又同府县官相与的极好，所以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尽管厉太尊派季萑前来查访，但却被方老六把季萑请"进了书房门，讲了一天"；厉太尊的公子又与方老六一起坐上"极齐整的席"，又"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吃酒作乐，一天大事也就烟消云散。盐商公裕旗主人，"一张呈子送到德清县"，尽管"廪生挨贡"的杨执中尚是衣冠人物，但"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就将他"拿到监里坐着追比"。江都知县被盐商宋为富"打通了关节"，就一反前态，咬定"常州贡生"沈大年是一个"刁健讼棍"，命令两个差人押解他回乡。当然，如果遇到官位高的主子时，盐典商人也要败下阵来。例如德清县主虽然满足公裕旗店主的要求，将杨执中"寄监收禁"，但娄中堂府上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县主就"心下着慌"，不敢再行"追比"，用"几项盐规银子凑齐"亏空，"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盐商万雪斋尽管在扬州声势煊赫，然而他店中的朝奉押着盐船在江西彭泽县江面上被劫，告到县里，彭泽县主不去捉拿盗劫之人，反痛打船工、朝奉，直到他们求情告饶、主动撤回原呈才罢。因为这一公案涉及到他的官声政绩，而这位知县大人又一向以"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自居，"那里有这等事"发生！这两个情节正表明在清朝前期，尽管盐典商人势力有较大的扩张，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盐典商人尽管与封建官僚、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可以任意刻剥小民，但却不能危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再次，在《儒林外史》中传主还暴露了这些盐商尔虞我诈的剥削本质和伤风败俗的丑行。原先是杭州绒线铺商人的毛二胡子，在嘉兴开了个小当铺，又与陈正公合伙去南京贩丝。他劝说陈正公不如将贩丝的银两拿去放高利贷，可以坐收高额利息。陈正公被他说动后，一下了就被他诓骗去一千两银子。这一情节，不仅谴责了这两个商人剥削之残酷，而且也暴露了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的本质。更使传主愤怒的则是这些商人伤风败俗、不顾廉耻的丑恶行为。在描写五河县糟坊老板凌风家"两个婆娘"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节之后，吴敬梓忽然加了一段插话说："五河的风俗是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大家说起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没缝，欣欣得意，不以为羞耻的。"这就是更直截了当地谴责了这些商人行丑而不以为丑。同样，对于盐典商人"方六老爷""笑容可掬"地在尊经阁上陪着权卖婆嬉笑、权卖婆却公然"拉开裤腰捉虱子"的丑态，传主则让余大先生骂出："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是传主吴敬梓在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商人、特别是在扬州行盐、开典铺的徽商的实况，是他们生活情景的真实反映。

　　一类是戏曲演员生活。

　　《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戏曲演员的生活情景。传主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金两铭说他"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在《春兴八首）中，也有对早年"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这种欢场生活的回忆。中年移家南京之后，在以诗文会友的同时，也曾"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移家赋》）。这样的"欢场"生活，虽然使他沾染了一些纨绔习气，但也使他对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戏子倡优的痛苦遭遇有所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同情。在《老伶行》一诗中，传主对一位"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的演员的穷困暮年，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以自己更为不幸的遭遇劝慰他："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对演员戏子如《儒林外史》中的鲍文卿的某些优秀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肯定、表彰。从《移家赋》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与"青钱学士，白衣尚书"一类的文人相互称道，"私拟七子，相推六儒"；另一方面又与"何勘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移家赋》）这样的演员歌女友好相处。何勘是有名的歌手（见段安节《乐府杂录》），刘禹锡还写有《与歌者何戡》一诗；车子，三国魏人，也是有名的歌手（见繁钦《与魏文帝笺》，《文选》卷四十）；红红，姓张，唐代名歌手（见《乐府杂录》）；黑黑，姓罗，唐宫人，善琵琶（见《朝野佥载）卷五）。传主将他们与文人学士相提并举，平等对待，并在小说中反映了他（她）们的生活情景。

　　南京的歌儿舞女大都聚集在秦淮河两岸，传主在小说中描写的南京是："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萧鼓，昼夜不绝"，"??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凭栏静听。??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

　　这与珠泉居士在《续板桥杂记》中所记大致相同："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每当放船落日，??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河亭设宴，则选女优"派以生旦，各擅所长，装束登场，神移四座"。"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秦淮游肪??进自水西门"。由此可见，传主在《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确是当时秦淮河两岸笙歌不绝的真实景象。

　　歌儿舞女聚集之所也常常是梨园子弟所到之处。小说中记南京梨园的分布情况是："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淮清桥正在传主吴敬梓"秦淮水亭"附近，靠近东水关；水西门则靠近西水关，离传主生父吴雯延寓居的丛霄道院不远，是他足迹常到之处，可以说传主生活的环境就是梨园聚集之处。

　　所谓"老郎庵"是戏剧行业的同行组织，对演员有统辖控制之权。小说中记鲍文卿所在的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戏行中由年长的"世家子弟"任道长，演员"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约定演出，先要在总寓内挂着的戏牌上"写上一个日子"才行。这种行会组织有严重的封建性，常由戏霸头所掌握，成为剥削和压迫演员的工具。这种情况，不独南京一地为然，演员到各地演出，先要向当地老郎庵朝拜才能挂牌，例如扬州"城内苏唱街老郎堂，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老郎庵祷祀，谓之挂牌"（《扬州画舫录》卷五）。又如北京，崇文门外设立老郎庵的目的就在于"束脩其俦侣"，"有事则聚议之，岁时伏腊以相休息，举年资深者一人统司之"（光绪十三年北京崇文门外精忠庙《梨园聚议合碑））。从这些记载来看，《儒林外史》中所说的"规矩最大"，就包含有封建戏霸头对演员的控制和由他们所制定的清规戒律在内。

　　尽管戏曲演员身受沉重的压迫，但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戏剧行业仍然不断繁荣兴盛起来。传主在小说中记载的南京戏曲行业，仅"门上"和"桥上"（指水西门和淮清桥）两处就多达一百三十多个戏班，其中淮清桥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灵和班、三元班等。他们不仅在南京城内演出，而且还出去跑码头，如鲍文卿身后，他的戏班子就到南京附近的盱胎、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这就反映了当时南京各个戏班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演员谋生也极为不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有的戏班子逐渐衰败下来，例如文卿死后，鲍家的戏班子"消折了本钱"，虽有杜少卿接济也"不济事"。而其成员成份也就经常发生变化，如廷玺本是读书人倪霜峰之子，过继给文卿后，迫于生活的驱使，终于也干上继父这一行，甚至更不如乃父，由领班降而为清客。但也有的演员因此而发迹的如黄老爹、钱麻子，已经能与城里乡绅平起平坐。传主这些描写客观地反映了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作为研究清初南京戏曲发展的史料看，是弥足珍贵的。

　　《儒林外史》中还稍稍涉及到清代初期民间演戏的情况，在南京不远的五河县，盐商方老太太入节孝祠，尊经阁上"悬着彩子，摆着酒席"，在"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一片声中，"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在阁上"摆席唱戏，四乡八镇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戏，尽管清代朝廷法令规定："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演唱佛戏之处，地方官不严行禁止，照失察夜戏例议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二十九《礼仪制》）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上谕也严厉禁告："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雍正上谕内阁》卷六）但这些规定也不过一具空文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初的戏剧活动极为活跃，朝廷的律令对之也不能遏止。可惜的是传主对这种戏剧活动，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斥责，流露了他的陈腐观念。

　　传主还在小说中塑造了演员鲍文卿的形象。在鲍文卿的行事中，也可觇知传主的某些道德观念。在他的笔下，鲍文卿原是按察司崔某门下戏子，他与安东知县向鼎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敬重向鼎是个才子，才向主人求情，请求免参向鼎。向鼎得悉原委后非常感激，要重重酬谢他，他却坚决谢绝。鲍文卿对穷秀才倪霜峰也非常敬重，将他的儿子倪廷玺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并且"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比亲生的还疼些"。鲍文卿这些敬重"斯文"的表现都得到传主的赞扬。

　　不仅如此，吴敬梓还大力肯定他对"斯文"极其厚道。例如本是为了解决倪霜峰的困难才过继廷玺为子，却反送霜峰银子二十两；霜峰过世后，他还叫廷玺"披麻戴孝"，自己也"一连哭了几场"，这在宗法社会中是很难得的表现。又如向鼎请他们父子帮忙巡查考场，廷玺捉住一个正在传送夹带的考生要送去向鼎发落，他赶忙拦住，对这个考生说："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这种"厚道"已经有些是非不分了。但文卿的其它表现又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如安庆府两个书办托他向向鼎求情，答允送他五百两银子，他却严词拒绝，断然不受，并且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可见他厚待作弊考生并非不分是非，只是为了敬重"斯文"。这正反映了传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自己是读书人，因而只要别人敬重"斯文"，他就全盘肯定；另一方面，敏轩又强调自食其力、洁身自好，主张自己挣钱，所以就表彰却贿行为。前一种思想有很大局限，而后一种主张颇有进步意义，要区别对待。

　　传主吴敬梓除了正面描写文卿种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以外，还通过向鼎之口来肯定文卿的所作所为，向鼎说："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比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还要高尚。把"戏剧行"看做"贱业"，虽是封建士人的传统观念，但传主同时却能充分肯定戏子文卿的好品德，认为他高出士人多多，并且在字里行间对与自己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士人的某些恶德也作了否定，这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然，在鲍文卿这一形象身上也存在着传主的思想局限，例如对于鲍文卿受到封建意识毒害而具有的某些奴隶道德的表现，传主就十分欣赏并大加赞美。在吴敬梓笔下，他不敢与官绅士人同起同坐，认为"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口口声声自称"贱人"，指责演员钱麻子、黄老爹"不安本分"，居然穿戴士绅服装，流露了落后的思想意识。传主这种态度，在塑造另一演员也就是文卿的儿子鲍廷玺形象时也有所表现。起初，吴敬梓对鲍廷玺的种种表现本无微词，但自从廷玺在父丧期间娶妻以后，即隐隐约约地表示了不满。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传主态度的这一变化，说："观后鲍廷玺之为人，已远不及文卿，然尚知本分。奈娶此喇子（指王太太）以至半生颠倒"；"文卿虽有不必等满服之说，然此时去文卿之丧止半年余，廷玺自可以为辞，而无，如忽忘之矣。故纲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这正是所谓的春秋笔法。从此以后，廷玺的所作所为，言谈行事，在传主笔下大不同前，所谓"廷玺身份、口声全不似文卿了"、"竟似妓家帮忙及豪门拉马声口"（《儒林外文评》），传主的描写也随之婉而多讽、语含讥刺了。这与其说是鲍廷玺违背孝道，倒不如说是传主重视封建道德的表现。不过，《儒林外史》中出现了鲍文卿以及鲍廷玺等演员形象，就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客观地反映了南京梨园的一些情况，而且也通过对演员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传主自身的某些道德观念，可供我们作为全面了解传主吴敬梓思想的一些根据。

　　一类是下层群众生活。

　　传主吴敬梓自祖产被夺以后，家道中落，功名又不得意，生活日逐下降，特别是移家南京以后，甚至衣食不周。经济生活的拮据，使得他的社会生活也日趋接近下层。因此，在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许多下层群众，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在传主笔下，既有生活困苦的农民，也有地位卑下的市民；既有恶棍无赖，也有寄寓着传主理想的"奇人"。

　　以农民而言，传主在小说中虽然叙及不多，但在偶或点染的笔墨中，已将他们备受压榨、穷困无告的境遇烘托而出。农民王大、王小二兄弟二人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为一口猪走错了门户，严贡生先己敲诈了八钱银子，尔后又要勒索几两银子，王大没有银子，就被严乡绅打折了腿。佃户何美之让自己的"浑家下陪"着田主人僧官慧敏饮酒，看似佃农主动巴结田主，其实如果没有租佃关系，农民谁愿意让自己妻女侍人？常熟一个佃农，收获的庄稼"都被田主斛的去了"，以致父亲病死无力安葬而跳水，幸被虞育德遇见相救，方免一死。佃农受到田主的剥削和压榨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当庄绍光受到嘉靖皇帝"内帮银五百两"以及"南京玄武湖"之赐，奉命返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之后，离开了京城，行走不久，即遇到一对因"穷苦"而死的农村老夫妇。这是"休明"盛世发生在京畿的事实！木耐夫妇原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冻饿不过"而去短路，幸得郭孝子资助从军而去。

　　年老者等死，年壮者短路。这就是"休明之治"的真相。

　　以市民而言，有测字为生的陈思阮、丁诗。陈思阮为陈和甫之子。陈和甫虽然也是"素善仙乩神数"的山人，但"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犹得充作"名士"。而其子却已沦落为一个摆摊测字的混帐人，甚至连老婆也养不活，终于去做了和尚。这既透露了时移世改的社会变迁，也反映了市民求生之不易。在小说中，传主还写了权卖婆、沈媒婆以及卖花的姚奶奶等几个女角色。她们在小说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权卖婆与姚奶奶同为卖花营生，但在她们初登场时，传主将"权"直呼为"卖婆"，而称"姚"为"奶奶"，乃因权卖婆与方盐商有些"伤风败俗"的行为，而姚奶奶却是杜少卿夫妇游山的"陪客"。至于沈媒婆伶牙俐齿的谈吐，撮合成事的手段，都被传主刻画得活色生香，如在眼前。她们也正是依靠这种本领才能谋取钱财的。

　　无论在农村还是市井，当时社会上都存在一些恶棍、无赖，他们用种种卑劣及至残忍手段敲诈勒索平民百姓，甚至有一定身份的士绅，也得与他们相交互利。例如杭州开赌场的王老六，说合公事，参与买卖人口。至于学道衙门前的李四，专一为科考钻营门路，牵线搭桥，营私舞弊，曾经在吏部掌案的金东崖，为他的儿子金跃谋求秀才身份，也花了五百两银子托他找替身应考。而这些恶棍之所以得逞，则又是因为他们与衙门吏役相互勾结或本身就在衙门里充吏所致。如王老六说合人口买卖，是与钱塘县差人黄球、布政司衙门吏役潘自业一齐谋划的；李四为金跃进学一事，更是由潘三出面一手包揽的。至于穿门入户的卖婆一类人物，也经常与市井泼皮串通，讹骗钱财，如卖花的姚奶奶，作为杜少卿夫妇"陪客"时，尚未见其有劣行，可是一旦仪征汤二爷前来南京参加乡试、寻花问柳之际，她就与"几个喇子"将他"囮着"，后来见到汤大爷前来，从人又提着"都督府"的灯笼，才让汤二爷溜走。至于龙三，更是男扮女装，利用"私情事"多次讹诈南京南门外的僧官；而从金东崖口中得知，这个无赖龙三一直骗到京师，甚至吏部官员也受其拐骗。从这些描写中，可以觇知传主既对上层士子的生活情景、思想情操极为了解，对市井恶棍的卑劣行径、讹诈手段又十分熟悉，还对这两种人物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也很了然。

　　传主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群仆人形象，如来富、四斗子、晋爵、王胡子等。而这四个仆从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前二人为士绅地主之仆，后二人则是权豪贵族之仆。严大育是地主、监生，严大位是地主、贡生，来富与四斗子虽然为二严之家仆，但他们却瞧不起主人、特别是严贡生的"臭排场"，吴敬梓描绘这两个中小地主之家的仆人，目的在于以他们的眼、口揭露出二严的种种坑人、诈人的劣行。至于晋爵、王胡子在小说中的作用，则又与来富、四斗子不同，他们分别为娄、杜二府的仆从，地位介于奴仆与管家之间，可以替主人"办事"。而娄府现时主人系中堂之后，杜府现时主人则为状元公之后，娄、杜二府的声望地位大大高于严氏弟兄。此外，二严同为传主所唾弃的角色，而娄三、娄四公子与杜少卿，则并非敏轩所鄙视的人物，而是传主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的形象。因此，在叙及这两个仆从时，只是谴责这两个仆人本身，而并不是借仆人讥讽主人。相反，倒是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仆人背主的恶行。例如晋爵奉娄三、娄四之命去营救杨执中，他只送了二十两银子给书办，倚仗着娄府声势即把事情办妥，"笑纳"了主人"七百多（两）银子"，中饱私囊。杜少卿的管家仆从王胡子"就更坏了"，串通一批清客侵吞杜少卿家财，从中渔利。当少卿卖去了田地房产移居南京之际，他"在路见不是事，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虽然，小说中的杜少卿对王胡子的逃走，只是"付之一笑"，但在现实生活中，传主对"奴逃仆散"（《减字木兰花》）的境况，还是感慨良多的。

　　不过，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传主坠入市井下层之后，并未仅仅看到下层群众中有一些泼皮无赖、恶棍霸头，同时也看到穷苦群众中更有不少洁身自好、自食其力的人物，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而传主吴敏轩终于将所探求的理想寄寓在他们中间，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一情节。虽然，在整部小说中它仅占一回，然而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意蕴还是从传主的理想追求来说，这一回书却是极有份量的。所谓"述往思来"，即是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此回书一开始，传主说"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旧时代的过去；"那知市 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开拓一个新时代的人物，又是出自"市井中间"即下层群众之间。这明确地表露了传主的探寻目光，已全然从同阶层读书人的身上转移至下层劳苦人民之中。这对生活在旧时代而又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传主所具体描写的四位"奇人"是在寺院里安身的季遐年，卖纸火筒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季遐年写得一笔好字，王太下得一手好棋，盖宽画得一幅好画，荆元弹得一手好琴。他们依仗各自的技艺谋生，自食其力，因而就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敏轩借用荆元的一番话表达了自己的做人理想："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是一个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传主吴敬梓通过他一生的追求，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之下，终于有了这样的觉悟。自然、在他的笔下，这四"奇人"身上仍然留有某些文士习气，但是传主毕竟不是出身于穷苦群众的作家，而能在他的创作中如此肯定这四位"奇人"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的品格，这无疑是传主在郑重宣告与过去企望从仕途谋求出路的旧我决裂，是传主思想认识的极其有意义的一种转变和进步。特别是敏轩在此回书中打乱了四"奇人"所体现的琴棋书画的通常序次，而将体现"琴"的荆元放在最后来叙写，又添写一灌园的于老者做为荆元的知音，用意是十分深刻的。敏轩在《左伯桃墓）一诗中曾经歌颂"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而据顾云所记，传主晚年"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盋山志》卷四）。小说中灌园的于老者为"奇人"的知音，这不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敏轩为"市井奇人"的知音么？由此看来，传主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描绘了一系列的下层人物，不仅让我们看到康雍乾"盛世"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情景，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传主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他的社会理想的发展变化和具体内涵。

一 《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

　　传主至交程晋芳曾经写了十八首《怀人诗》，其中第十六首注明"全椒吴敬梓，字敏轩"，是怀念传主的。诗的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这就表明，在传主生前，《儒林外史》这一巨著已经完成，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被推许为传世之作了。那么，传主何时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呢？

　　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推断，大约在传主移家南京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儒林外史》的创作。他在寓居秦淮水亭不久写的《移家赋》中曾说：??蛟入仲舒之怀，凤吐子云之口，染翰列元中之名，别馆著紫方之号，金队窈＃??亲惚龋?河淹朔妫?晒?善凇ＧЩе?睿?俟ぶ?迹?觳挥梃饕玻欢?牢蔫餮桑?肺?烁常?枰杂姥浴１?性狗撸?闆窳縻澹?笏贾?掣步搓常瑏嵠淙缓酰坷詈刂??朵阒校?俏嵊且病

第五章 吴敬梓的创作

　　传主吴敬梓病逝以后，他的戚友金兆燕在《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诗作中，曾经写道："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这确是至理名言，如果没有传主留下的这些著述，又有谁会在千百年后知道吴敬梓其人呢？敏轩以年仅五十四岁而谢世，固然是不幸的，然而他毕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著作，却又是不幸中的大幸！

　　吴敏轩少年时代就喜欢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家中有相当丰富的藏书任其浏览。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回忆传主年青时的学习情况，说他"涉猎群经诸史函"，各种经、史著述，他都曾涉猎，并且不断试笔。及至中年，他的诗歌创作更趋成熟，较之以前所作更加讲究格律，吴檠诗中就说他三十岁前后的诗作"迹年诗律更绮密"；同时由于读书极为博杂，小学的修养也日渐深厚，创作中喜欢用一些冷词僻语，这就是吴檠诗中所谓的"僻书奇字来稽参"。而从他的创作风格来看，又颇受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程晋芳就说他"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寄怀严东有》）。到了晚年，他更从文艺创作进而转向学术研究，对《诗》、《书》都曾下过一番功夫。从现存的作品和有关记载来看，传主曾经在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进行过探索和研究，而在文学领域内，对诗、词、赋、骈文、诗论、戏曲、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都很熟悉，并且也都有所尝试，留下数量不等的作品传世。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传主曾撰有"《史汉纪疑》未成书"，可见吴敬梓曾对《史记》、《汉书》下过一些工夫。这部史学著述虽未成书，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但从他的《儒林外史》中所称引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看，传主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也具有一定的史学眼光的，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全然与流俗之见相同。

　　敏轩能吟诗、填词、作赋、擅于骈文，又研治《诗》、《书》，对戏曲十分熟悉，还创作小说。以诗、词、赋而论，其四十岁前的作品大多数收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据《安徽通志稿·艺文考》云：《文木山房集》凡四卷。卷一赋四首；卷二、卷三诗百三十一首，附芜湖朱卉、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绝各一首；卷四词四十七首，乃敬梓四十前作。

　　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传主有"《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诗集》七卷"。但这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却至今未曾发现。不过，王又曾在《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曾引用传主的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却不见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而沈大成在《全椒吴征君诗集序》中说："今幸尽读其诗，且挂名于集中。"但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也未曾见沈大成名或字，可见在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之外，传主定当有不少诗词文章，可惜今日不能尽知。

　　1949 年以来，陆续发现了传主的一些诗文， 1958 年出版的《吴敬梓集外诗》收辑了一些佚诗，此后仍不断有新的发现，至目前所知，总计在三十余篇（首）左右。对于传主的诗、词、文、赋等作品，在前面各章中已有所称引和评说，此处不再赘述。

三 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传主吴敬梓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作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又极为崇仰魏晋六朝的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先后还受到时代先进思潮以及自然科学的影响和薰染，更由于家道中落、仕途坎坷，逐步从世家大族走向市井下层，随着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他的思想也逐步有所发展，在他的世界观中逐步滋长了进步的因素。对于他的进步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艺创作，在上述有关各章节中已有所论及。但吴敬梓毕竟是封建时代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作家，在他的世界观中也自必留有封建意识的鲜明烙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每个作家的封建意识则有各自独特的表现，传主吴敬梓的封建思想的具体特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门阀意识。这种门阀意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都有明显的表露，也是他的作品产生局限的重要原因。

　　门阀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者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当然，此处仅就立功者本人而言，至后世则扩大为始封者以其积功所得的高官厚爵的遗泽所庇荫的家族后人，以致一些仕宦子弟每以郡望门第自诩。尽管门阀制度随着历史的推移已逐步陵替，但一些高门显宦子弟的门阀意识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如钱大昕所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弗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士既贵显，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惟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可笑者也。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这正反映了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门阀意识落后于门阀制度的现实情况。甚至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之际，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门阀意识的影响，例如顾炎武在《与卢某书》、《莱州任氏族谱序》、《裴村记》以及《日知录》卷十二"流品"等文中也流露了这种封建意识。因而传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存在着门阀意识，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传主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最为强烈地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出身显赫、门第高贵的陶醉，以及对先人的功名仕宦和道德文章的赞美。

　　旧时代的文人为了抬高自己的氏族门第，总要在历史上找出自己的显赫远祖来。传主也不能免俗，自称为泰伯、仲雍的后人，并津津乐道。这也和屈原、司马谈、班固一样，只是述祖德之清芬而已，其中自然潜伏着程度不同的门阀意识。

　　在《移家赋》中，传主首先极力铺陈宣扬先人的仕宦功绩和道德文章。

　　远祖吴聪在"永乐时从龙"有功，授官正五品骁骑卫。吴敬梓对此极力铺扬说"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吴聪之后，因无子弟再立新功，自然失袭，以致吴凤"自六合迁全椒"务农，成为《儒林外史》中胡屠夫所说的"平头百姓"。凤子谦，曾自学成医，吴敬梓随即赞扬说"僦贷季以为师"，"治青囊而业医"。吴谦行医之后，家道渐丰，乃命其子吴沛专攻儒业，多次应举，但"七战皆北"，最后乃以乡里私塾先生告终，吴敬梓又说他"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从吴凤至吴沛，由务农、行医而教书，没有仕宦之人，吴敬梓自然也无法铺扬他们的政绩。由于吴沛教子有方，并以自己的失败教训告诫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诸子，终于四人考中进士，国对且是探花。吴敬梓对此极为得意地说："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并且，还对他们仕宦经历一一铺陈，赞美表彰。吴国鼎是中书舍人，接近"紫禁"，因此说"伯则遨游薇省"；吴国缙是江宁府学教授，坐冷衙门，所以说"叔则栖迟槐署"。"遨游"与"栖迟"显然有张扬与潜郁之分，这正暴露了吴敬梓热衷功名的庸俗一面。任给事中的吴国龙，则被说成是"季抗疏于乌台"，似乎是个敢于风议朝政的言官，其实却是个出仕两朝的"贰臣"，原为明崇侦朝的户部主事，降清后于康熙时任工部给事中。吴敬梓并不隐讳，反说他"受两朝之眷顾"，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亲曾祖国对，吴敬梓更是极尽铺扬美化之能事："三殿胪传，九重语温；宫烛宵分，花砖月午"，是写他考中探花；"张珊网于海隅"，是写他曾任福建乡试主考；"悬藻鉴于畿辅"，则指他提督顺天学政；"羡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是写他由编修而升任侍读。总之，他的曾祖一辈，是他的家族鼎盛时期，因而也就成为吴敬梓追慕不已的一段家史，他曾加以总结性的描写："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镼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此后，祖父吴旦以下，功名逐渐下降，虽然叔祖辈中有两个进士，但总不如曾祖辈显赫一时，因而吴敬梓也就不再大肆铺陈他们的功名仕宦。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赞扬其先人的道德文章。对"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封建道德传统，传主颇为自诩。特别对于谦让孝悌等德行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既然他自称是泰伯、仲雍的后裔，泰伯曾"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所以在《移家赋》中对于始迁全椒的"转弟公"，明明是失去千户爵的承袭资格，却美化为"让袭"，以表彰其所谓"让德"。至于吴谦之所以"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匮之奥奇"（《移家赋）），则是因为其母病久，他"不忍听之庸医"，乃"自习歧黄学，遂精针灸之术"（张其浚《全椒志·吴谦传》），学医乃是为了尽孝。至于传主的嗣父吴霖起更是孝子，母在则"六艺竞进以延年，五采戏前而色喜"；母死则"肝干肺焦，形变骨立"（《移家赋》），孝行彰著。

　　此外，对于文章传家，吴敬梓同样也是沾沾自喜地大加赞扬，说他的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初奋发于制举，仍追逐于前贤"，可见只是一个遵循孔孟程朱之道、沿着科举阶梯一心向上爬而未爬上去的秀才。至于探花公曾祖吴国对，则"常发愤而揣摩，遂遵循而得路"，显然是依靠揣摩举业、遵循儒术而得官翰林侍读。传主还赞扬嗣父吴霖起极有学问，"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其实只是一个"暮年黉舍，远在海滨"的教授八股举业的拔贡、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敬梓极力赞扬的传家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只是儒术和举业，并未涉及其先人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实，他的家庭有着治《诗》的传统，代有著述。虽然这并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并不全同于完全力应科举考试的儒术。因此从传主所钦迟和追慕的具体内容来看，实际上只是自诩门第的思想意识的表露，并未能摆脱时俗的见解。如他的友人王又曾就曾赞叹地写道："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这倒十分切合传主的思想。

　　传主经常以出身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负，说自己从小受到诗文的教育和熏陶，所谓"少有六甲之诵，长馀四海之心"（《移家赋》），幼时钻研学问，壮时有心济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移家赋》），说自己品德高超、志向远大，既不趋炎附势，又不谄媚阿谀，有学问、有操行。并且，他还以历史上姓吴的闻人来比拟自己的道德文章，这其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了一定程度的门阀意识。

　　他最喜欢把自己比做吴质。甚至他的友人王又曾在诗中也把他比做吴质。他之所以如此喜爱吴质，除了吴质和他一样都不见容于乡里之外，那就是吴质和他一样，又都是泰伯后人，具有门阀意识的吴敬梓引以自比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主在以吴质自况的同时，还自比吴刚。吴刚原是神话传说中于月中斫桂的人物，科举时代考试中式也被称为蟾宫折桂，因而旧时代文人常以吴刚斫桂来比拟功名成就；也有诗人将吴刚写作吴质，如李贺的诗作《李凭箜篌引》即云："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处的吴质即月中斫桂的吴刚。因而吴敬梓以吴刚自况，实际上也隐藏着以吴质自比的意义在内。他在《寄李啸村四首》中曾叹惜"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显然是以吴刚斫桂来比拟自己的功名无成，正如吴质在魏文帝征召之前沉沦下层一样。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自况，他已感到不敷运用，乃借用神话中的人物来自比，这种封建的门阀意识表露得已够充分的了。

　　吴敬梓还乐于与现实生活中吴姓的人攀亲认故，上元县学教谕吴培源（据光绪八年《江宁府志·秩官表》）字蒙泉，著有《会心草堂集》。在他任上元教谕期间，与吴敬梓、程廷祚等人诗酒唱和，颇有交往（参见《江苏诗征》卷十五等），是吴敬梓"生平所至敬服"的人（金和《儒林外史跋》），籍贯江苏无锡。安徽全椒吴敬梓却写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说"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认为一家。这在吴敬梓看来也并非全无根据，据《一统志》，故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四十里处的梅里，自泰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以后才迁往苏州。吴敬梓自称为泰怕、仲雍后人，认无锡人吴蒙泉为本家，在他看来并无不可。

　　传主的门阀意识有时甚至表现得极为可笑，只要与"吴"沾上关系，他就拉来自比。在《秋病四首》中写道："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明显地以虞仲翔自比，因为金文"虞"作"吴"，虞仲亦作吴仲。虞仲翔名翻，三国时人。《三国志·吴书》有传，不引。他也是泰伯、仲雍之后，《元和姓纂》卷二：虞，虞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又武王封虞仲于河东，亦为虞氏。会稽余姚人赵相虞卿。秦有虞香，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歌。歆生翻。

　　《姓解》卷二：虞，帝舜之后，有虞仲，史有赵相虞卿，??吴有虞翻。

　　不仅同是泰伯、仲雍后人，而且还有类似的身世：虞翻是浙东余姚人，传主也说自己"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的征辟，传主也未赴京应鸿博廷试；虞翻被徙交州，传主也被迫离乡；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传主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竞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虞翻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传主晚年也"治经"，著有《诗说》。凡此，都足以使吴敬梓将虞仲翔引为同调并以之自况。吴敬梓门阀意识的这种表露形式，也为他的友人所注意。江西会昌人吴湘皋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最后竟以调侃的语气特别说明"余两人有同姓之谊，故质言以叙其端"，就是明显的例子。

　　传主还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称美友人，这是由于他特别看重自己的门第，因而在赞扬别人门第时，也不免流露了自己的门阀意识。怀宁秀才李葂，字啸村，颇擅写诗，吴敬梓一再将他比之以李泌、李白："邺侯风骨谪仙狂，白下空台咏凤凰"（《寄李啸村四首》）；"叹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遇别李啸村》）。李泌是唐代七岁能文的奇童，后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以功封邺县侯；李白是众所周知的大诗人。用李泌、李白来比拟李葂，未免溢美过甚。

　　他还将建德诗人徐紫芝比之为徐陵，在为紫芝《玉巢诗草》作序时说："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徐陵是南北朝陈代文学家，字孝穆，是当时宫体诗的重要作家，编有《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传主用他来比拟徐紫芝也是极为不伦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诗人之所以得到吴敬梓的极力褒扬，还在于他们的某些遭遇可能触发起吴敬梓的感慨。传主曾被荐举应鸿博之试，并已参加过学院、抚院、督抚三级地方考试，但却未赴廷试。李啸村也有同时被荐举的传闻，光绪《怀宁县志·文苑》所记："雍正乙卯（1735 年）试博学鸿词，两淮都转卢氏见曾以葂名荐，为学使者放归。"徐紫芝也有被荐举的消息，郑相如在为他的《玉巢诗草》作的序中说："凤木（紫芝字）入举场，三十年矣；宏博之科，今亦一与矣。"但检李富孙《鹤征后录》并无徐紫芝之名。可见李啸村与徐紫芝两人都有被荐举应鸿博之试的"动议"，然而并未成为事实。这与传主吴敬梓虽曾参加地方级的考试而未能参与廷试的情况正有某些类似，因而传主特别垂注并推崇他们，也就并非偶然。

　　吴敏轩与王溯山相交也很深，《文木山房集》中有好几首诗、同写到他，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丙辰除夕述怀》、《青玉案·涂次王溯山》。他把王溯山比做王维和王伯舆，说"深情王伯舆"、"平生我爱王摩诘"。

　　李本宣字蘧门，江都人，流寓南京二十年。《文木山房集》中有《二月三日舟发通济河同李蘧门作》、《酬李蘧门》、《陈仲怡刺史留饮寓斋看灯屏同李蘧门作》、《腊月将之宣城留别李蘧门》，还录有李本宣和吴敬梓《夕阳》诗一首，可见李本宣亦颇有诗才。他还是个画家，作有《板舆花径奉母图》，遍征当时诗人题咏，所以传主将他比做小李将军，说"迥望秣陵城，小李将军画"。唐代画家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被称为李将军。其子李昭道也以山水画闻名，被称为小李将军。

　　黄河，即黄崙发，南京人，有《自怡集》。黄河曾为《文木山房集》写过序。传主将他比之为黄权。姚莹，字文洁，南京医生。有《环溪草堂集》。传主将他比之为姚合。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总是找出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或"名人"来比拟自己的友人，这与他以历史上吴姓的"闯人"或"名人"自况一样，虽属封建文人通病，但对传主来说，多少也有门阀意识在作祟，既表示自己是世家华胄，又说明自己交接的友朋也非暴发新贵。

　　夸耀自己的氏族，看重自己和友人的门第，这固然是传主吴敬梓门阀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对族人不顾自己的世家大族身份去与盐典商人攀结亲姻感到无比的愤怒并加以斥责，更是他的门阀意识的顽固表现。

　　这种情况在明清两朝也是屡见不鲜的。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云：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深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 欲自附巨族之后。乡人嘲之日："彭马史狄包，疯痨膈哮（方音作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

　　刘氏所记是"新发"攀附"巨族"，而吴敬梓所写则是"旧家"低首于"暴发"。这也正反映了时移世转的实况。在《移家赋》中，传主吴敬梓以极为愤怒的感情痛斥那些败坏世德祖风，贻羞先人门第的族人，讥刺他们"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货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这些典故，无一不表明吴敬梓对某些族人不顾门第与豪绅富商结姻极为痛恨，认为这是出卖祖宗、贻羞先人、败坏家风、趋炎附势的行为。他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和斥责，流露了"恨铁不成钢"的感情，这也正是他的门阀意识的一种表露。

　　与此同时，传主吴敬梓还怀着强烈的门第优越感，对盐商典当尽情讽刺、着力鞭挞，咒骂那些商人"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辙留，能额瞬而目语"，指斥他们贩卖起家，到处兜售，巧诈奸伪，唯利是图，见隙即钻，无空不入；嘲笑他们全都是"钱癖"、"宝精"。对于"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原为张融《海赋》语，见《南齐书·张融传》，吴敬梓摘引入《移家赋》）的盐商，传主更斥之为"山人面"。

　　雍、乾两朝，江淮盐商与山西票号一样，都是国内最大的商人。吴敬梓几度前往的扬州，则是盐商的集中地，他们资本雄厚，利润至大，家拥巨资、生活豪奢，如汪廷璋"富至千万"。他们之间竞相比富，有的以万金购金箔于塔顶散去，顷刻而尽（李斗《扬州画妨录》卷十五、卷六）。传主吴敬梓曾出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中，必然会与盐商有所交接，对他们的生活情景自会有所了解。他的至友程晋芳，其家也是由业鹾而成两淮殷富的。因而传主对于盐商的豪奢生活也曾亲眼目睹，一旦回顾自己虽然出身高门，然而却衣食不周，难免感慨万端。而族人中居然还有人对盐商典当的豪富表现出既羡慕又懊丧的态度，所谓"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移家赋》），这就更加激起传主对盐商的憎恨，对族人的不满，对过去家门鼎盛的怀念，对如今门庭衰落的悲惋，流露了无可如之何的门阀意识。

　　传主吴敬梓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在他杰出的作品《儒林外史》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对于泰伯祠的祭祀盛况，传主尤着力描写。当然，《儒林外史》之所以极其铺张地描写祭泰伯祠，原因不止一端，前文已有所叙及，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夹杂着作者表彰先祖、自矜门阀的意识。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景物环境的描写上，都有痕迹可寻。

　　从人物形象看，杜少卿、沈琼枝、四奇客无疑是闪烁着光采的新人，然而就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门阀意识的印记。杜少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大老爷"则是"江西赣州府知府"。他本人对科举时文、举人进士固多嘲讽，然而他所蔑视的王进土只是"灰堆里的进士"，"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的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不过，当王知县丢官坏事、无处容身时，他却又接到家中来住，不怕别人因此前来闹事，说："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就是我家藏了强盗，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只要略加品味，就不难发现无论先前拒绝去拜会，还是后来主动邀约来家，在对待王进士前后不同的态度上都表露了优越的门第感。不仅如此，杜少卿其它一些"豪举"也是如此。例如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就因为是他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众人谁敢不依"？又如他对韦四太爷的敬重，对鲍廷玺的照顾，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他家"太老爷"的拜盟同学或受过抬举的人，所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些都表明他对先人遗风、祖宗门第的念念不忘。

　　沈琼枝看不起盐商的富贵奢华，不愿做他们的小妾，敢于从扬州盐商宋为富家中只身逃到南京，依靠卖诗文、做女工生活，在污浊的社会中能岸然挺立，有信念有决断，诚为不可多得的妇女。但是，就在她身上也潜伏着传主的门阀优越感。吴敬梓特地安排她为斯文之后，是帮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更可说明问题的是，传主让她说出所以不肯为宋为富小妾的原因在于"??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张耳故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可见传主通过沈琼枝之口斥责盐商为"佣奴"，显然是以赵王张耳夫人的意念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传主的门阀意识的不自觉的流露。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市井小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优良品德，如"四客"的自食其力、不畏权势等等，颇有进步意义。但是，对无家无业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做裁缝的荆元，传主在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他们一番之后，随即抛开，不再关心他们今后的命运。唯独对原来"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的商人地主出身的盖宽，却怀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写出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对往昔泰伯祠盛况的不胜追慕，对眼前泰伯祠败落的唏嘘感叹，还特地交代了他的下场，被人"出了八两银子的束脩，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盖宽较其他三客有"根底"，因而才获得传主如此饱含感情的笔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鲍文卿这一形象上。传主赞扬鲍文卿自食其力、敬重斯文，特别表彰他知书识礼、安分守己，不敢与知县向鼎同座，怕坏了"朝廷体统"，大力肯定他对不安本分、穿着士人服饰的同行钱麻子、黄老爹的斥责。传主显然把这样一个出自下层的演员，塑造成为一个"名戏而实儒"（卧闲草堂评语）的人物。可见传主的门阀意识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实在是产生了某些歪曲的消极作用。

　　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小说的景物描写中也有所流露。中堂娄府的"焚香"方法、武英殿御赐的尚书虞府的料丝灯，杜少卿先人埋了九年零七个月的老酒，都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加以描绘。国公府的园林，富丽堂皇而又雅致宜人；可是盐商万雪斋的园林，在奢华之中处处露出暴发户的特色，"塘沿略窄"到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高翰林的园林，传主则让迟衡山与武书去嘲讽，迟衡山说："园子到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武书就借题发挥说："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武书这段话是从宋人卢秉的议论中借来。卢秉又是何许人？在《宋史·卢革传》中附有小传，记他曾"奉使淮浙，治盐法"，不得"私鬻"；他还比较关心人民生活，安徽滁州一带曾经发生饥馑，"滁、和民捕蝗充食"，他据实上奏神宗，得以"罢献"，从而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传主借用历史上曾在自己家乡管理过盐政的卢秉的言行，来鞭笞眼前新贵的不修名节，指责他们远远比不上"素修"名节的世家大族。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从门第优越感出发的。

　　总之，无论在故事情节的选取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和景物的描写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自高门第的门阀意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的作祟，而导致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存在着一些缺陷。

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传主吴敬梓是以他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传名后世的，然而他也曾涉猎群经、芽穴文史，尽管没有学术著作传世，但从一鳞半爪的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窥知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具体说来，他对《诗》、《书》以及戏剧艺术都曾程度不等地进行过探索，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就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日："此人生立命处也。"就首先揭示出传主学术研究的内容--治经。其实，尽管敏轩屡代先人中不乏研治经学的人，他的儿子吴烺也曾被称之为"经学名儒"（平步青增补常熟张问月所撰《经学名儒记》中，就曾列出吴烺姓氏，见《霞外捃屑》卷六），但传主却不以治经名于世。至于传主对戏剧艺术的见解，则鲜有人提及，现将其与治"经"的见解一并表而出之。

　　（一）治"经"的见解

　　《庄子·天运》云："（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由于《乐》无书，故一般称"五经"。在"五经"中，传主曾治过《诗》和《书》二经。

　　全椒吴氏有着研治《诗经》的家庭传统，如传主的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曾祖辈中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吴敬梓本人也著有《诗说》。程晋芳说吴敬梓著有"《诗说》若干卷"（《文木先生传》）；王又曾则说"《诗说》八卷"（《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沈大成却说"《诗说》数万言"（《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章学诚与金和都说是七卷（《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儒林外文跋》）。尽管诸家记载的卷数不一，但他治过《诗经》则是一致公认的。可惜这部《诗说》已失传，无法详尽地研究他对《诗经》的见解，只能从他朋友的诗文中窥探他治《诗》的观点。

　　孔子曾说《诗经》的内容"思无邪"（《论语·为政》），说它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治《诗》的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的齐诗，韩婴的韩诗，都是今文学派；毛公的毛诗则系古文学派。毛诗《序》中说《诗》的作用就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与孔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今文三家的序，虽已亡佚（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从治齐诗的匡衡上疏中（参见《汉书·匡衡传》），可以了解他们对《诗》的见解，与毛《序》并无根本分歧。因而郑玄作《笺》，虽力申毛义，也兼采今文三家之说。其后，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进一步阐发毛、郑之说，于是毛诗乃成为官定的经典。可是到了宋代，《诗》毛、郑之学开始受到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的诘难。特别是朱熹，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毛《序》不足凭信。在《诗纲领》（《朱子全书》卷三十五）中，他还十分反对毛《序》的美刺说，这对还原男女情诗的本来面目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又站在道学家立场，在《诗集传》中，将二十四篇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斥责为淫佚之词。另外，他还把这样一部诗歌总集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认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可于《诗经》中求得（《诗集传序》）。因此，他也必然会对这部诗集作出一些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解释。由此也可见他的《诗集传》虽然破除了双人说法的一些不当，但仍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采用，特别是自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诗用朱熹的《集传》以后，朱熹的诗学几乎成为一统局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经"并无门户之见，而是杂采汉宋，不主一家之言。乾、嘉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学风也为之一变，汉、宋两家才截然分明，汉学盛行而宋学衰落。从勘正训诂以求《诗》的本义，是清代治《诗》的主流。

　　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吴敬梓治《诗》又是主哪一派？他的朋友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诗中说他"晚年说诗更鲜匹，师伏翼萧俱辟易"；金兆燕还斥责"申公辕公老且秃，驱之不堪填硎谷"，鼓动吴敬梓"先生速起为我折五鹿"（《棕亭诗钞》卷三）。这很明显，金、吴二人研治《诗经》的观点，是赞同汉学中的古文学派而反对汉学中的今文学派。金兆燕诗中说的申公即申培，辕公即辕固。师伏翼萧是指传齐诗的师丹、伏理、翼奉、萧望之（参见《汉书·儒林传》）。五鹿充宗治今文《梁丘易》，善于辩论，无人能与之争，惟有朱云可以折服他（《汉书·朱云传》）。金兆燕希望传主充当朱云的角色，在《诗》今古文之争中，能令今文学派望而"辟易"。

　　的确，吴敏轩治《诗》是古文学派的观点，但并不如金兆燕所说的那样"坚定"的古文派。这是因为古文《诗》郑氏所笺，已间采今文三家。同时，清初治经的风气，并未严分畛域。而朱熹的宋学，也是博采众说，杂用今古。这些对传主都产生一定影响，倒是沈大成的分析接近实际。沈大成本人"治经皆宗汉学"（《奉和张霍山先生》诗注，《学福斋诗集》卷十五），他与传主吴敬梓父子、金兆燕、王又曾、程廷祚、程晋芳、江宾谷等人都有交往，应该同金兆燕一样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他说传主"少治毛诗，于郑诗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青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这是说吴敬梓的《诗说》，既采用汉，又不废宋；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派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并不屏弃。所以，后来章学诚说他"不偏主汉宋门户 "（《丙辰札记》）。

　　无论传主吴敬梓主治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醇正"，也就是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圣贤"之道。这可以从现存的片断记叙中窥知。金兆燕在《奇吴文木先生》一诗夹注中说他"注《诗》，力辟《凯风》原注'不能安室'之谬。《南有乔木》（即《汉广》）云，祀汉神也。"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诗说》"载有《说<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祀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采唐矣》（即《桑中》）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这些，都可供我们研究。如《汉广》一诗。本是写求女失恋之作，毛传却说"汉广，德广所及也"，完全无视诗的内容本身。鲁、韩二家则认为指江汉女神。鲁诗说江妃二女，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韩诗说游女指汉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这是由于《汉广》的恋情内容实在不能完全抹煞，所以鲁、韩二家乃变通为祀女神之说，这是极其密致的曲解。象这样解释恋情诗，连道学家朱熹也不满意，他说："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客耶？"（《朱子全书》卷三十五）。因而他在《诗集传》中解释此诗为"江双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是符合诗本身内容的。当然，他又从道学家立场宣扬用"文王之化"，"以变其淫乱之俗"，则极不可取。传主说此诗为"祀汉神"之作，这是用鲁、韩之说，虽与朱熹解释不同，但也根本否认此诗男女同游的内容，仍然是从"思无邪"的观念解释此诗。

　　《爰采唐矣》乃鄘风《桑中》篇，明明是一首男女幽期密约的情歌。毛传说他"刺奔也"，将正面描写的恋情绕弯子说成是反面讽刺。齐诗也"以为淫奔，义与毛合"（《诗三家义集疏》卷三）。朱熹则直斥为淫辞，是桑间濮上之音。这说明《桑中》的大胆的爱情内容，使得无论汉儒或宋儒都无法否认，只能加以曲解或斥责。可是吴敬梓却认为是"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燕燕于飞》乃邶风《燕燕》篇，本是写送嫁的诗，毛传却说是"卫庄姜送归妾"，用《春秋左氏传》来附会《燕燕》一诗（《左传·隐公三年》），已非其本意。传主却又使之再截搭上《桑中》一诗，解释得固然"醇正"，但与此诗的爱情内容则完全不相干了。

　　《凯风》是写儿子感谢母亲的抚养，但却不能安慰母心而自责。毛传却说"美孝子也"，因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朱熹基本上沿用毛传，说"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婉词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他们同样是为了宣扬孝道，不惜将七子之母污蔑为淫妇。传主吴敬梓反对把它说成是"淫诗"，认为"与淫风无涉"，这是对的，应予肯定。不过，吴敬梓仍然是从不违背"思无邪"的观念出发的；同时他又赞同此诗有表彰孝道的内容，虽不同意将其母污蔑为"不能自守"，但又贬斥为"不能食贫居贱"，与毛《诗》"成孝敬"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与诗的本意却依然毫无干联。倒是齐诗认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鲁、韩两家对此诗也"说当与齐同"（《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今文三家并没有象古文毛诗那样把这首诗曲解得不成样子，也没有借此"美孝子"，因而为传主所不取。由此可见，吴敬梓虽然"力辟"对此诗的谬说，但其见解也并不高明。

　　传主吴敬梓的《说<溱洧>篇》，在金兆燕的诗和金和的跋中，没有透露出具体见解。小说《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却谈到此诗，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当然，杜少卿的见解不能与吴敬梓的观点划等号，只能供我们联系传主对其他诸诗的见解一起研讨时参考。《溱洧》一诗写男女在春天欢聚于溱洧两水之旁，相互赠送定情的香草。毛传无法掩饰其爱情内容，乃曲解为"刺乱世".因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说它是讽刺淫乱的作品，真是颠倒黑白。鲁、齐也是说郑国"淫辟"，"男女私合"；韩诗不说它"淫辟"，认为是"说（悦）人"之作，但又曲解为"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诗三家义集疏》卷五）。对于"招魂续魄"之说，朱熹是不同意的，但却直接了当地将其斥为"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不能无视此诗的爱情内容，但既不愿说它是淫诗，又不敢按诗的本意讲，乃曲为解释，说成是"夫妇同游"，这就符合了"经夫妇"、"厚人伦"的诗教。杜少卿的这种见解，与传主吴敬梓的观点是极其相似的。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吴敬梓虽然"少治毛诗"，基本上宗主毛传，但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三家，也不完全屏弃朱熹《集传》，而是有所取舍，其标准就在于"醇正可传"，符合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及毛《序》所云"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他在某些方面，不采取朱熹的说法，特别是不赞同"淫诗"说，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说法与孔子"思无邪"的评价有矛盾，因为《诗经》是"曾经圣人手"的，说其尚有"淫诗"，这就有损于"圣人"的形象。对这种"淫诗"说，与朱熹同时代的陈傅良就声言"窃有所未安"（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表示不满。元代马端临也加以指责说："夫子（孔子）删《诗》矣，其所取于《关睢》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朱熹）《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初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均有类似意见。传主吴敬梓对《诗经》中有关篇什的解说，极有可能是受到他们著述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对《书经》的见解，在他的一篇保留至今的文章中可以觇知。敏轩的朋友江昱作有《尚书私学》四卷，除作者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写有自序外，吴敬梓、程廷祚都曾为之写序。吴序收入焦循《扬州足征录》卷十三，程序见《青溪文集续编》卷二。

　　《书》的内容大都是记载上古的政事和政治文告，所谓"《书》以道事"（《庄子·天下》），"《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尚书》研究中也有今古文之分，济南伏生所传的是今文，鲁共王在孔子宅所得而归之于孔安国的是古文；除此之外，还有三国时魏人王肃采辑逸书托名孔安国的伪古文《尚书》，并附有孔安国的《传》。到唐代，伪孔定于一尊，同毛诗一样，成为官定的经书。但千百年来怀疑其伪者，颇不乏人。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条分缕析，钩沉决断，经过激烈争论，《尚书》有伪之说，才为学者公认。

　　《古文尚书疏证》的问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有一定意义，因伪古文《尚书》所增各篇都是崇儒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虽然对伪古文有所怀疑，但仍用伪古文《大禹谟》中舜对禹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解释"四书"，建立道统。顾炎武驳斥它"陷于禅学"，为"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指责"今之君子"，"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但顾炎武对理学家所宣扬的"十六字心传"虽加批驳，其根据还是儒家经典《尚书》、《论语）。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则直斥"十六字心传"为伪托，非"圣人"所制，指出前三句出自《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一段话而加以概括，后一句则见于《论语·尧日》（见《古文尚书疏证》卷二）。这一摘发，无异是釜底抽薪，原来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用以驾驭人民，理学家用以建立道统，封建知识分子日夜诵习的所谓"圣人"经典，居然是伪造的，这在客观上则是对宋明理学的一次毁灭性冲击。

　　围绕这一问题，清初的学术界展开了争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专以驳斥阎若璩为能事，江昱对毛著极为赞赏，传主义对江呈著作大加推崇，倒是程廷祚却先后著书立说，阐发古文之不足信，程晋芳也认为古文尚书系属伪托。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他曾在"秣陵（南京）与程廷祚辩论《尚书》古文，至日晡忘食，钱塘袁枚目为经痴"（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传主与他颇有交往，《文木山房集》中有《留别江宾谷》七绝二首，《高阳台》词中也提及他。江昱能诗，有《松泉诗集》六卷（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善词，有《梅鹤词》四卷（见《仪征县志》卷四十五）；所著《尚书私学》则为其子所校刊。对于《尚书》古文，江昱认为它"论政论学，莫不广大精深，非圣贤不能道"，并非伪托。他说阎若璩等人凭"一得"之见，"妄斥圣经"是不足取的。相反，却赞赏毛奇龄的《冤词》为"极有力"之作，只不过认为它"其词之过费"，不够简洁，因而采取"诸家驳正之言，一一解之，自为一编"（《尚书私学》自序），颇为自许。其实"其说多据理意断"，又"过于求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存目二），学术价值不高。

　　程廷祚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文中虽然讲了一些捧扬的话，但并不同意江昱的见解，并且与之辩论，"宾谷意不然，余亦卷而怀之"。江昱却听不得相反意见，与人争论不过，甚至去祈求亡灵。他曾"以古文《尚书》之故，走南岗，谒梅将军庙，涕下交颐，不能仰视。曾见有朱衣象笏，博带峨冠，假寐而陈辞，夜分而共语者"，程廷祚很风趣地劝他不要如此，以免为"山魈"、"野魅"所惑（《与江宾谷书》，《青溪文集》续编卷七）。

　　传主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中，虽然十分赞赏江昱这部著作，但并未维护古文尚书的是真传并非伪托，而是采取了比较超然的态度。他在序中说："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并未表示明确态度，认为这与"《书》之义理"并没有重要关系。当然，纠缠于《书》之真伪，从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我们今天要研究《尚书》，还不得不重视这部伪古文。但在当时，尊伪古文者"则以人心惟危十六字为圣学心传"，而疑伪古文者则"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来"（程晋芳《晚书订疑后序》，《勉行堂文集》卷二），从而说明"圣经"并非"圣人"所制，实是赝品，其冲击宋明理学的客观意义自不待言。坚信伪古文固不足取，认为不必分辨真伪也同样不足称道。

　　传主吴敬梓在为江昱《尚书私学》作的序中，除了对辩论古文真伪问题持批评态度以外，又充分肯定了"经"和"经学"，说"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绸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对江昱的"卓识"和"神悟"表示极大的赞赏，这是不足取的。因而对他的治《书》观点是不宜作过高的评价的。

　　（二）对戏剧艺术的见解

　　在研治经学的同时，传主吴敬梓早年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并未随着年华的老大而有所减退。虽然晚年已陷入贫困，没有赀财可以供给他作"泥沙一掷金一担"（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豪举，但他对戏曲的兴趣、与演员的友谊却始终不衰。在他晚年写成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不少关于戏曲演出活动以及演员生涯的描写。同时，在他晚年结识的友人中也有不少擅于词曲的学者，例如他的忘年之交严长明就懂得戏曲，曾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谢章挺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评论这部书"论乐曲甚详"。其实，传主早年结识的一些学者、文士中也颇有不少擅长戏曲，并有创作传世的人，只不过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并不在于此，如程廷祚、金兆燕、李本宣等人。传主吴敬梓在与这些学者的交往中，自然也不可能不涉及他们共同爱好的话题。尽管吴敏轩没有戏曲作品问世，但到了晚年，他也撰写了有关戏曲的评论文字。

　　程廷祚是以研治经学为主的学者，李本宣也曾研治经学长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们又都有戏曲作品问世。一般说来，清代有些学者大都讳言自己对小说、戏曲的兴趣，更不愿公开自己研究小说、戏曲的的成果或创作小说、戏曲的成绩。早于传主的学宗程朱的吕留良（1629-1683）在临终前就告诫他的子孙"不许于家中演戏"（《吕晚村文集》卷八）；后于吴敬梓的经学家凌廷堪（约1755-1809）曾经著有《燕乐考原》，在他研究戏曲时，就有友人劝他"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见张其锦《凌次仲年谱》卷一）。当传主的小说《儒林外史》完稿之际，他的友人程晋芳也曾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何以这些学者、文人都回避谈论创作和研究小说、戏曲的成绩呢？这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禁令不无关系，俞正燮曾经记述了清代禁毁小说、戏曲的经过：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词秽说??限文到三日销毁。

　　--《演义小说》，见《癸巳存稿》卷九对于戏曲也是严令禁绝，雍正十三年规定：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

　　--《刑部刑律杂记》，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二九封建统治阶级虽然禁止所谓"淫词"的小说、戏曲流传，但封建帝王也要观戏听曲，特别是玄烨、弘历先后数次南巡，江南一带地方官照例要准备伶人侍奉，传主吴敬梓的《老伶行》一诗中，就写到老伶工王宁仲在年青时就曾应召为玄烨演出。为了供奉帝王，各地衙署就不得不准备戏曲作品，网罗伶工演员、以备不时之需。据李斗所记：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晹、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惟镜。

　　--《扬州画舫录》卷五丁酉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虽在传主去世二十三年以后。但这是"设局修改曲剧"，假如没有供奉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没有频繁的演出活动，没有丰富的戏曲创作，是没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来从事"修改曲剧"的。而且，据同书所记：两淮盐务例著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广蓄演员更可见是为了演出所需。与传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卢见曾，曾于乾隆元年（1736 年）和十八年（1753 年）先后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在吴敬梓生前及死后不久，先后出入卢见曾幕中的传主友人程廷祚、周榘、金兆燕、王又曾、李葂、严长明等，以及原籍江都而寄寓江宁的李本宣也经常返回故里扬州。他们之中，就有不少人懂得戏曲，特别是程廷祚也如同凌廷堪一样，都以治经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染指戏曲，这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时尚的反映。吴敏轩与这样的友人交往，自不能不相互切磋，研论曲艺。他的戏曲评论文字，也是应友人之请而作的。

　　程廷祚写有《莲花岛记略》一文，记叙宋仁宗时，高正乾联络"诸番"击退泰西游蚕国入侵功成身退的故事。该文收入《青溪文集续编》卷三，题下作者自注云："后演为传奇，与此颇异。"这就是说程廷祚曾根据这一历史故事编制为传奇作品。在吴敬梓病故后四年，即乾隆二二十三年（1758 年）冬，程廷祚曾将这部传奇的内容梗概告诉了在卢见曾幕中的敏轩戚友金兆燕，金兆燕特地为他写了《程绵庄先生＜莲花岛＞传奇序》。在序中，金兆燕说程廷祚撰作这部戏曲，乃是"自为立传"，他还认为如果程廷祚"得志而行其所学，则《莲花岛》中之奇功伟业当炳于丹青，著之史策，乃不得已而仅托之子虚乌有，为氍毹倾刻之观，以悦妇人孺子之目，岂不惜哉"！（见《棕亭文钞》卷六）从金兆燕这样的评说中，我们知道程廷祚创作戏曲乃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同样，金兆燕也擅于写作词曲以抒发自己的感慨。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中，说他"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在卢见曾幕中居近十年，"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经常"为新声作诨剧"。根据有关记载，金兆燕写有传奇《旗亭记》，现存乾隆间写刊本，全剧三十六出，演旗亭画壁故事，题目作："王之涣听歌吐气，谢双鬓怜才得婿；除国贼女子奇功，宴旗亭才人胜会。"王之涣状元及第本非实有其事，梁廷枬在《曲话》中一面指出它的不符史实，说："唐时虽已有状元之名，其实授官始于宋代，初阶不过金判、廷评，历俸既深，然后入馆承制，驯至宰执。非若今之状元，甫经释褐，即践清华如登仙，为科名之冠也。然则唐之状元，于之涣何关轻重？作是曲者，亦如尤西堂之扮李白登科，徒为多事矣。"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是"特为才人吐气"（沈归愚题词）之作，所以也肯定它为"亦快人心之论也"。可见金兆燕也同程廷祚一样，创作戏曲乃是为了消除一己胸中之块垒。金兆燕的这部《旗亭记》经过卢见曾润色修饰后，在他七十大寿时演出。袁枚寄诗祝寿时也曾说"淮南闻说泛流霞，七十神仙鬓未华"，"寄语旗亭女郎口，红牙添唱卷中诗"，自注"时演旗亭新谱"（《寄卢雅雨观察》，见《随园诗集》卷十六）。所谓"新谱"，因为在金兆燕之前明人郑之文已有传奇《旗亭记》之作，但所写内容全属另一故事，与金兆燕之作了不相涉。

　　传主另一友人李本宣也写有《玉剑缘》传奇，《今乐考证》、《曲考》、《曲海目》、《曲录》等，都有著录，目今有刻本传世。全剧共三十六出，剧情梗概如下：杜子才华，家藏玉剑，光芒烂然。有痴肥公子，乘机欲夺，颠狂侠友，仗义相援。挥麈仙姬，卖珠女弟，一笑相思两意悬。遭魔障，幸庙中神女，说与姻缘。 无端妙选朝天，又祸结兵戈杀气连。

　　喜情通戚畹，佳人内释，文殿高陛，才子廷宣。破贼有功，辞婚不允，相厢乘龙摆喜筵。浮生事，算只应如此，便合神仙。

　　--第一出[沁园春]从情节来看，李本宣此剧也未能摆脱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俗套，并不是一部高明的剧作。焦循在《剧说》卷四中就指出它蹈袭前人的拙劣可笑，说：剧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实甫之本董解元，尚矣。??惟《梦钗缘》一剧，直袭《西厢》、《西楼》而合之，已为伦父可笑。叉有《玉剑缘》者，亦有[弹词]一出。夫洪昉思袭元人《货郎旦》之[九转货郎儿]，其末云"名唤春郎身姓李"，洪云"名唤龟年身姓李"，至《玉剑缘》又云"名唤珠娘身姓李"，生吞活剥，可称笑柄。近则有为《富贵神仙》者，竟至袭《玉剑缘》，与《梦钗缘》之袭《西厢》、《西楼》相同。若此，又何必为之？聊举一二于此，为之戒。

　　这部《玉剑缘》传奇，原是李本宣早年作品，因"金阊坊友"之请，由宁楷"点次"并写有序言刊行于世的。其时当在乾隆辛未（十六年， 1751 年）、壬申（十七年，1752 年）之际。宁楷字端文，一字栎山，江宁人。幼年孤苦无告，曾于市中卖卜，而得知于县令张嘉纶，方始专心于学，著有《修洁堂集》。程廷祚十分赏识他，说他"思清才雄"（《金陵待征录》卷六）。李本宣原籍江都，但寄寓南京已有多年，传主吴敬梓在移家南京以后就与他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乾隆十六年（1751 年）夏，李本宣返回故里江都，与从塞外归来不久的田倬，于明月在天、凉风人户之际，相晤于城东的益思堂中。聚谈之际，李蓬门将他生平所作的诗词、古文，出示给田倬品定。田倬对李本宣的诗文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其品则峨眉天半，气则霞举云蒸，致则落花流水，情则春愁秋怨，骨则梅花冰雪。"次年（乾隆十七年）冬，李本宣再次与田倬"同寓真州客楼"。在"簧灯夜话"时，本宣又出示《玉剑缘》传奇，田倬读后感到"秀神高朗，余唾成花"，随即为它写了序言。传主吴敬梓既与宁楷同居南京，同为程廷祚友人，又与田倬同为李本宣友人，此时彼此又同在真州，因而他为《玉剑缘》传奇写序，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此序大约也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已是传主晚年。

　　尽管吴敬梓喜爱戏曲，与伶人交往也很密切，然而他对戏曲艺术的社会功能井没有什么清醒的认识。在为李本宣所作的《玉剑缘传奇序》一文中，传主首先说明文人之所以创作戏曲作品，无非是借以寄慨而已，他说："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敏轩这种艺术主张，与程廷祚在《莲花岛》传奇、金兆燕在《旗亭记》传奇的创作实践中所表露出来的艺术思想并无二致。当然，这也是旧时一般文人对艺术功能的普遍认识。我们只需要明白敏轩这样的见解，而不必也不应苛求于他。其次，吴敬梓在这篇序言中，对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普遍题材有所概括，认为现存的戏曲作品，以男欢女爱故事为内容的颇多，他说："而南北曲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劖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这也大体符合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实际情况。但传主对此种状况并非全然赞同，在这篇序言中就说《玉剑缘》传奇中的"［私盟］一出，几于郑人之音矣"。所谓"郑人之音"，则是借用《论语·卫灵公》中"郑声淫"的论断。传主如此评说《玉剑缘》，显然颇有微词。尽管他又为李本宣解说，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而"疑作者为子衿佻达之风"、"想见李子之风流"，但传主的态度仍然是明白的。吴敬梓自己虽然并没有创作戏曲作品，但在他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几乎没有涉及男女情爱的内容，他曾"自言'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二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俾闺人亦可流览"（见金和《儒林外史跋》）。的确，在《儒林外史》前后产生的小说中，《金瓶梅》自不待言，即令《红楼梦》中也有不少男女私情的描绘，而象《儒林外史》如此"干净"的作品倒也不多见，这颇足以表明传主对［私盟］一出的"郑人之音"确有不满。因此，尽管他以辩护的语气说："子云'悔其少作'，而吾友尚未即悔者，或以偶发于一时，感于一事，劳我精神，不忍散失。"但吴敬梓其实仍是期望蓬门能"悔其少作"的。而李本宣却郑重其事地将它刊刻出来，并请传主和其他友人为之序。吴敬梓碍于友情，当然不能拒绝，他只有在序言中强调作者的成就并不在于戏剧而在于经学，说："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其实，李本宣的治经也并无突出成绩，当然也未曾"垂于后"世。传主如此强调治经与治曲有高低之分，并将研治经学和创作戏曲对立起来，殊无必要。"治经"与"治曲"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并不相妨。例如后于传主的焦循，本是著名的经学家，他的治经成就极高，但他对戏曲的研究也取得突出成绩，《剧说》、《花部农谭》被学人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他的《雕菰楼易学》、《易馀籥录》、《孟子正义》、《六经补疏》等学术著作。当然，李本宣这部传奇的情节富于曲折变化、人物描写十分生动，传主在序言中对此也作了一些赞扬，说："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不过，这些也是为人作序时难以免除的套话。其实《玉剑缘》传奇并不是一部上乘之作，焦循对此已有批评。但郑含成作《富贵神仙》传奇，竟然对它有所蹈袭，因此我们也不能全然无视《玉剑缘》这部作品，也幸而有了李蓬门这部传奇，才为我们保存了吴敬梓唯一的一篇评论戏曲的文字，让我们窥知传主文艺思想的又一方面。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腐败，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腐败，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