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鲁迅生平提要

　　 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一八八六年本年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　　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　　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　　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 四月　　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

　　 冬天　　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　　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　　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五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

　　 改本名樟寿为“树人”。

　　 十一月　　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退学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　　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　　再会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一年 本年　　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　　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三月　　离开绍兴去留学日本。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十月　　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三年 三月　　作《自题小像》诗。

　　 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

　　 十月　　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　　在弘文学院卒业。

　　 九月　　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六年 三月　　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一面学习德语，一面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六月　　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婚后不几日，便与周作人再赴东京。

　　 秋天　　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但因经费无着，稿件匮缺而作罢。 一九○八年 夏天　　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

　　 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　　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　　《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

　　 八月　　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一九一○年 五月　　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可办理。

　　 七月　　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九月　　担任绍米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一九一一年 七月　　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十月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席卷全国，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十一月　　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天　　作短篇文言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 二月　　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职。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

　　 五月　　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八月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 本年　　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　　作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发表。

　　 五月十五日　　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梦》。

　　 七月二十日　　作长论《我之节烈观》。

　　 八月二十九日　　开始陆续向《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投稿。

　　 冬　　作短篇小说《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　　作短篇小说《药》。

　　 八月十九日　　购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周作人全家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居。

　　 十二月一日　　离京赴绍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携母亲。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

　　 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　　作短篇小说《风波》。

　　 八月六日　　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任讲师，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十月二十二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　　作短篇小说《故乡》。

　　 十二月四日　　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中篇小说《阿Ｑ正传》。 一九二二年 一月　　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六月　　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和《白光》。

　　 十月　　作短篇小说《社戏》。

　　 十一月　　作短篇历史小说《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　　作《（呐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　　接连出席董秋芳、许钦文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的聚会，给文学青年以直接的指导。

　　 六月十四日　　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七月十九日　　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

　　 八月二日　　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

　　 十月一日　　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十二月十一日　　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由新潮社发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　　作短篇小说《祝福》。

　　 二月十六日　　作短篇小说《在酒楼上》。

　　 三月一日　　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三月二十二日　　作短篇小说《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　　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六月十一日　　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

　　 七月八日　　应邀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演讲活动。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　　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　　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至十月十日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　　作散文诗《影的告别》。

　　 十一月十三日　　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十一月十六日　　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日　　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　　作散文诗《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　　作散文诗《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　　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　　作短篇小说《长明灯》。

　　 三月二日　　作散文诗《过客》。

　　 三月十一日　　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　　发起成文文学团体“莽原社”，创办《莽原》周刊，自任编辑。

　　 五月二十六日　　邀集女子师范大学的六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殖榆。

　　 六月十六日　　作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六月二十五日　　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　　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　　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八月十四日　　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

　　 八月二十二日　　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

　　 九月一日　　肺病复发，连绵数月才愈。

　　 九月十六日　　作短篇小说《孤独者》。

　　 九月二十一日　　作短篇小说《伤逝》。

　　 十一月六日　　作短篇小说《离婚》。此后即停止创作小说。 一九二六年 一月十六日　　在平政院控告章士刽胜诉，恢复教育部金事职。

　　 三月十日　　作回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三月二十五日　　去女师大参加“三·一八”渗案死难者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在五天后写出《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二十六日　　因《京报》披露段棋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离家往设在西城的莽原社躲避。

　　 三月二十丸日　　由莽原社转移至山本医院，继续避难。

　　 四月十五日　　因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由山本医院转移至一家德国医院避难；

　　 十天后又移至一家法国医院，至五月二日才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　　应厦门大学聘，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决意离京南下。

　　 与此同时，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八月二十六日　　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经上海转水路往厦门（许广平从上海去广州工作）。

　　 九月四日　　抵达厦门大学。在国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

　　 九月十八日　　作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本月及下月，接连作了好几篇这样的散文。

　　 九月二十六日　　为授课，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名为《中国文学史略》。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

　　 十一月十一日　　作《写在（坟）后面》。

　　 十一月十五日　　致信许广平，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是试探，也是求援。

　　 十一月十九日　　决定于学期末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 一九二七年 一月十一日　　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自的信之后，又致信许广平，明确表示了与她结合的决心。

　　 一月十五日　　乘船离开厦门，于十八日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二月二十日　　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请吃饭，持续十余比三月一日　　中山大学开学，忙于教务。

　　 三月甘九日　　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四月十五日　　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合。

　　 四月二十一日　　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

　　 出。

　　 四月二十六日　　作《题辞》。

　　 五月一日　　作《小引人》。

　　 五月六日　　接受日本记者山上正义的采访，发表他对“四一五”事变的看法。

　　 七月二十三日　　在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作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四日　　作《答有恒先生》。

　　 九月二十七日　　与许广平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九月二十八日　　途经香港，遭受香港海夫人员的野蛮检查。

　　 十月三日　　抵达上海。五日后迁人虹口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正式同居。

　　 十月二十五日　　至江湾劳动大学演讲，题为《关于知识阶级》。

　　 十二月十八日　　因蔡元培推荐，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开始领取薪水。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至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八年 一月八日　　原厦门大学的学生廖立峨，携爱人及其哥哥来访，声称要作鲁迅的“义子”，住在鲁迅家，长达七个月。

　　 二月二十四日　　致信台静农，提议将《莽原》半月刊迁往上海，并表示愿当编辑。

　　 二月五日　　往内山书店购买自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后又陆续购读此类书籍十多种。

　　 二月二十三日　　作《“醉眼”中的朦胧》。

　　 六月二十日　　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

　　 八月十二日　　与许广平一起去杭州游玩，至十七日返回。

　　 八月二十二日　　致信韦素园，认为“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味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九月九日　　因邻居嘈杂搅扰，迁至景云里十八号。

　　 十二月六日　　与柔石等人合编的《朝花》月刊创刊。 一九二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　　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

　　 五月十三日　　赴北京探母。至六月三日返回。

　　 五月二十二日　　在燕京大学演讲，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八月十三日　　请律师向北新书局提出诉讼，追索拖欠的稿费。后书局分四次，将所欠八千多元稿费，全数付清，历时四个半月。

　　 九月二十六日　　儿子海婴出世。

　　 十月十二日　　译完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九三○年 二月十六日　　由柔石、冯雪峰陪同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会。

　　 与此同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被人推举为发起人。

　　 三月二日　　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作演讲。

　　 三月十九日　　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

　　 三月二十六日　　致情章廷谦，说在一左联”成立会上“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

　　 四月十一日　　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旬刊级刊。

　　 五月七日　　由冯雪峰陪同。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拒绝其要他公开写文章斥骂蒋介石的要求。

　　 五月十二日　　迁往共四川路上的“北川公寓”。

　　 六月七日　　向共产党“第三国际”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一百元。

　　 九月十六日　　出席“左联”等组织为其举办的五十寿辰纪念会，并作讲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译完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 一九三一年 一月二十日　　因柔石等五人被捕。携全家至一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店避难。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家。

　　 四月二十五日　　所作《中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在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创刊夸上发表。

　　 七月二十日　　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的暑期学校作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

　　 十月二十三日　　所作《“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发表。

　　 十一月五日　　作《英译本序》。

　　 十二月十一日　　主编的《十字街头》双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回答两位青年作家的询问。 一九三二年 二月三十日　　因避“一·二八”事变的战火，携全家及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在其楼上暂居。

　　 四月二十日　　作《林克多序》。

　　 五月九日　　致信日本朋友增田涉，说：“今后拟写小说或中国文学史”。

　　 十月十日　　作《论“第三种人”》。

　　 十月十二日　　作七律《自嘲》。

　　 十一月十一日　　赴北京探母病。至三十日返回上海。

　　 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连往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演讲，其中在辅仁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

　　 十二月十日　　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十二月十六日　　作《序言》。 一九三三年 一月十七日　　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七日　　作《为了忘却的记念》。

　　 三月五日　　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四月一日　　作《现代史》。

　　 四月十一日　　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二十九日　　作《题记》。

　　 六月十八日　　致信曹聚仁，认为“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日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拘陷，……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

　　 七月三日　　作《我谈“堕民”》。

　　 七月八日　　致信黎烈文，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

　　 七月十二日　　作《沙》。

　　 八月三日　　致信黎烈文，说：“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

　　 八月十二日　　作《上海的儿童》。

　　 九月二十日　　作《偶成》。

　　 十月一日　　作《看变戏法》。

　　 十月二十八日　　作《后记》。

　　 十二月三十日　　作五言四句诗《无题》。 一九三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作《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三月二十三日　　作《答国际文学社问》。

　　 四月二十六日　　作《小品文的生机》。

　　 四月三十日　　致信曹聚仁，谈及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致的攻击，认为“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

　　 五月二十六日　　作《儒术》。

　　 六月十日　　作《隔膜》。

　　 七月十日　　作《买》。

　　 七月十六日　　作《忆韦素园君》。

　　 七月三十日　　致信日本朋友山本初枝，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非反抗不可。”

　　 八月二日　　作《答曹聚仁先生信》，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八月九日　　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

　　 八月二十日　　写完《门外文谈》。

　　 八月　　作历史小说《非攻》。

　　 九月二十五日　　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十月一日　　作《又是“莎士比亚”》。

　　 十一月十五日　　作《答周刊编者信》。

　　 十一月二十一日作《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十二月九日　　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诗。

　　 十二月十一日　　作《病后杂谈》。

　　 十二月十六日　　作《病后条谈之余》。

　　 十二月十八日、致情杨弄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横站”。 一九三五年 一月二十四日　　开始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稿二月十五日　　开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三月二日　　作《小说二集序》。

　　 四月二十三日　　致信萧军、萧红，说：“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四月二十九日　　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九月十二日　　致信胡风，将“左联”中的某些领导人比喻成“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

　　 十一月六日　　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观看电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劝他出国休养，但他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上的诸多困难，没有采纳她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　　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事》。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历史小说《理水》。

　　 十二月五日　　作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十二月　　作历史小说《采薇》和《起死》。 一九三六年 一月三日　　肺病复发，引起肋膜发炎，肩胁部均大痛。

　　 一月二十八日　　编定《凯绥．河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

　　 二月二十九日　　致信曹靖华，明确表示了对于“左联”解散的不满，并表示不愿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三月二日　　受寒而气喘病发，延续一个多月。

　　 四月一日　　作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儿》。

　　 四月七日　　作《写于深夜里》。

　　 五月二日　　致信徐懋庸，说：“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叫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五月三日　　致信曹靖华，对傅东华、郑振铎和茅盾等人，均提出批评。

　　 五月十四日　　致信曹靖华，说：“近来时常想歇歇。”

　　 五月十八日　　发烧，持续不退。

　　 五月三十一日　　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六月丸日　　病中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冯雪峰执笔。

　　 六月十日　　口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冯雪峰执笔。

　　 六月十五日　　与茅盾、曹靖华等六十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八月一日　　去医院诊病，体重仅为三十八点七公斤。

　　 八月五日　　写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因病中体弱，此文先口授，由冯雪峰执笔拟就，鲁迅再用三天时间，修改完毕。

　　 八月二十三日　　作《“这也是生活”……》。

　　 九月五日　　作《死》。

　　 九月十九日　　作回忆散文《女吊》。

　　 十月九日　　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二事》。

　　 十月十八日　　“气喘发作。终日呼吸困难。

　　 十月十九日　　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鲁迅传》跋

　　《鲁迅传》是早已经交稿了，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心头好像总梗着一团不满，甚至一种隐约的不快。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一位朋友皱着眉头对我说：“从你最近的文章看，你太激愤了，有些议论也太尖刻，以至你的文字蕴蓄的意味，反不如从前”，我方仿佛彼猛然点醒，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几年，我的心绪确实不大好，社会、历史之类的大现象自不用说，就是周围的种种人事，也每每令我感觉到人性的脆弱和希望的渺茫，情绪就不由得激愤起来。我的笔向来很慢，常常一个月也写不了几千字，可这一回写《鲁迅传》，将近二十万字，不到八个月就写完了，这在我简直是神速。起初我将这归结为准备的充分，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想写这本书了，后来又归因于传记的形式，毕竟不是做论文，写起来自然快得多。现在我明白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和传主的情绪的共鸣。鲁迅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愤世嫉俗的忿懑之情。对像我这样几乎是读着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思想本来就特别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绪又是如此，他的忿懑就更会强烈地感染我。我当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这痛苦也是我能够深切体会，甚至是自觉得正在承担的，你想想，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写作状态

　　认真说，我有时候也为鲁迅的激愤感到惋借。别的且不论，单在文字上，他就常常因这激愤而减损了议论的魅力，锋利有余而蕴蓄不足。他的杂文当中，最有份量的并非那些实有所指的激烈的抨击，而是像《春未闲谈》、《灯下漫笔》那样寓意深广，态度也更为从容的“闲谈”。当然，心情并不由人，鲁迅就解嘲似他说过，好心情都在别人那里，实在是无可奈何。即如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激愤占满你的心胸。极度的激愤，正意味着抬高那使你激愤的对象，你会不知不觉地丧失冷静地透视对象的心境，丧失居高临下的气势，甚至自己也变得视野窄小，性情狭隘。激愤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胁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性相距不远。一个激愤的人，固然能成为指斥黑暗的不妥协的斗士，但他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没。我所以心头始终梗着那样一团不快，恐怕也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创伤还远没有消失。

　　面对我看到的人生，我很难消除心中的激愤，但为了能真正有力地园应这个人生，我又必须抑制自己的激愤。我希望自已有能力承担起这种心理矛盾，因为正是在类似这样的矛盾当中，才有可能逐渐培养起治愈精神创伤的足够的生机。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

《鲁迅传》第20章 面对命运的启示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１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２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鲁迅当然就难以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中国的文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他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能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在先秦时代，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两千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深重苦难，一直到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中国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样一份悲惨的命运，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生态环境愈益恶化，精神活力日渐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冲力，将整个民族和文化部推到灭亡的边缘，而且这冲力还越来越大，简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它。可是，你看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们用各不相同的嗓门叫喊：前面不远就是那“现代化”的天国，大家只要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三步并二步地跳进去……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部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樟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竟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在这个人人都闭上了眼睛的对代，鲁迅能够是例外吗？

　　 我原先以为他能够。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鲁迅传》第19章 《死》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２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３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５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６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７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８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９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１０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１１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请看他一九三五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１２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还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１３连自已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对人世的态度自然偏激。也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１４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１５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１６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历史上的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代人的精神遗产，主要还不是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垢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１７字句简直是咬牙切齿了。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势必是逐渐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简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１８一个人情愿背负着大堆怨恨离开人世，他对这人世的绝望和厌恶，也就不可解了。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里，这几乎成为他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一九二八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结果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非常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１９不如干脆不听。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他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２０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返观那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大凡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二十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帐的心愿。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２１仿佛是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一九三六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二月到四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清教徒式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我想，单队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来，这一组散文是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已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

　　 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

　　 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

　　 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

　　 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

　　 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星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

　　 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

　　 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

　　 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２２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留学日本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着“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民族，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就没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看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２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轻重取舍？不就因为他的心胸，早已经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了吗？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民族，就在自以为是退缩在个人天地里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某种身外的价值罗网笼罩住，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终于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多少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领悟。但是，他直到现在才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欢乐。倘在别人，这样的领悟也许能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可在鲁迅，这领悟却似乎只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意味着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２４，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他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才是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一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但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作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顾自己对自己说话了。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他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２５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２６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发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是一位恶客。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人生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于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２７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我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就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记起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他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总说明他的心境还是从容的，恶劣的环境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居高临下的精神姿态。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信写完、封掉、寄走，再也不能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字，会使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悲哀。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你一种涩的感觉。他的杂感越做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大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是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因为生病，而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都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捱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字：死。

　　 注释

《鲁迅传》第18章 “横站”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五四”式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陷得深了，就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口气如此粗鲁，一点也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弹一样，这教鲁迅怎么受得了，他当然卞口拒绝了。１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产党人的词，强烈感觉到其中回荡着一股“山大王”的豪气。２山大王者，绿林豪杰也。鲁迅对这一类人物，向来不敢轻信。当初在东京参加光复会，他就领教过他们的厉害，所以才会对朋友预言，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像自己这样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国初年在绍兴，他又从王金发身上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位也参加过光复会的山大王，掌权没几个月，不就派兵捣毁报馆，对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压了吗？自那时起，他眼见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后，是如何迅速地翻脸变相，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不但山大王们是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这样，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员中，就颇有“五四”运动时冲锋呐喊的闯将，以至他那样感慨：“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３他所以用循环论去解释中国的历史，除了依据史书上的记载，他亲身经历的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对一切打着新旗号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备。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军的军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帜，共产党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热血青年，也纷纷前往助阵，鲁迅看在眼里，暗暗摇头，他写信对朋友说：干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４当他写这段活的时候，陶焕卿的霸气，王金发的专横，乃至广州“清党”时的种种惨状，都会在他心头一一闪过吧。对规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经存了这样固执的看法，现在又从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见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无掩饰的绿林气，他会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写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５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当年在东京作的那个预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产党人结盟六年之后，他竞又一次重复这个预言。有一回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膛目，赶忙摇手：“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６这位老实的年轻人是太不理解鲁迅了。

　　 充军西伯利亚也罢，杀头也罢，这都是对于将来的假设，可就在上海，在文学界，鲁迅和那些尊他为领袖的共产党人，还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联”。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仓促建立的组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那些年轻人正在报刊上战得昏天黑地，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出来调停，强拉双方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来当战友，你想想，倘不是出于“大敌当前”式的利害考虑，彼此怎么肯这样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鲁迅也好，那批激进的青年也好，心里的不快依然梗着，不但鲁迅依旧讨厌成仿吾，蒋光慈也依旧看不上鲁迅，就是钱杏村，他可以服从命令，不再写文章骂鲁迅，但在心里，他却并不认错，直到“左联”成立以后，他都一再说，他看不出前两年批评鲁迅有什么措。这也难怪。鲁迅和这批年轻人，思想上完全是两代人，鲁迅看他们是浅薄做作，他们看鲁迅则是落伍守旧，这样西种人躇在一条壕堑里，磕碰还会少吗？

　　 就在“左联”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依然批评创造和太阳社“专事于吹擂”，“力量实在单薄”；７听者中间的那年轻人，则有好几个在会后公开指责：“他说的还是这些话！８所谓“这些话”，不单是指鲁迅依旧记仇，也指他还是老生常谈，说不出一句新鲜话。几个月后，在那次为鲁迅祝寿的集会上，鲁迅刚讲完，一位年轻人就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大令人失望啦！……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使青年人为之沮丧……”９当然，这些都还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说过也就算了。随着鲁迅逐渐介人“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和一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还掺进了具体的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１０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１１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１２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１３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１４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１５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１６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１７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１８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１９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２０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２１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说他们是在“借”革命以营“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样的重话，除了发泄怒气，也是为了再次强调这个区分吧。为了稳住自己的战斗立场，他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再怎样说，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仿吾和钱杏村也好，周扬和徐懋庸也好，他们都是向国民党官方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联”解散以后，他依然得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就在给徐擞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样痛斥周扬，最后也还是要补充一句：这个人“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询问是否该加入那个“文艺家协会”，他回信说：“我看他们[指周扬等人]倒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２２语气就颇为谨慎。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对周扬们的最大的憎恶，是他们明明不尊重他，却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吗？话再说回来，倘是一个满身绿林气的造反者，他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２３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看他们是自己的后方，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杯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承认，他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

　　 自去留学日本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２４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２５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２６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２７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自从一九三０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２８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２９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３０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３１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３２他所说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当时正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也已经遭遇了一连串不愉快的刺激，心里其实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过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无论外出还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现在从容得多；客厅里又经常是高朋满座，儿子则刚刚出生，正以无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尝为父的欢愉，生活确实称得上是悠闲。因此，当他现在被各种寂寞、紧张、“横站”和索居的痛苦团团围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将那时的生活称为“梦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初是绝没有想到的；惟其没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现状是如此尴尬，如此无趣，就本能地会后悔，会觉得无聊，太不值得。一个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就会不自觉地往回望，他的怀疑心越重，返回起点的冲动就越强，我觉得，鲁迅那“有如梦境”的叹息，是将他对自己这些年处世选择的隐约的后悔之情，相当触目地表现出来了。

　　 不能再维持先前那样的奋斗者的心态，鲁迅的处世方式自然会有所改变。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卖力地冲锋呐喊了。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这新经验是什么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３３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地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若专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３４似乎是明确要改变老脾气，洒脱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么呢？他能做的，无非还是那两样：或者写小说，或者做研究。其实，自到上海以后，他一直都想再捡起这两件事。就在最热烈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对自己那并非无产阶级的创作，也始终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３５两年以后，他又借恩格斯的话，强调非无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意义。３６所以，他一面换着笔名写杂文，一面却暗自盘算着写小说，不但写短篇，还要写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两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似乎连大致的提纲都已经拟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尴尬，在杂文和小说之间，他内心的砝码就越会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３７一种极为复杂的内心隐痛，几乎要溢出纸面，你当可想象，他这样叹息的时候，一定是记起了那些已经在腹中成就雏型，却又先后流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吧。至于学术研究，他的态度也一样，心境越“冷”，就越想专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许广平提议，是不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著书。一年以后，又力劝一位感慨社会堕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３８将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盘托出。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屡次计划要排除“琐事”，“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而且明确说，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自我保卫：“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３９写小说也罢，做研究也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自摄卫”，他七八年前的那个“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老念头，显然又在他脑中清晰地浮现了。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４０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４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注释

《鲁迅传》第17章 “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０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１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２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３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４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５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６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７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８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 础Ｔ谡飧鋈绱酥匾?娜鲜渡希???旯?チ耍??负趺挥卸啻蟮母谋洌??约捍蟾乓擦喜坏桨伞?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又讲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９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１０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１１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作一帖灵药，来救治四忆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１２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忧虑，他从一九三三年起，又接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儿童》，就仿佛是《随感录·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１３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并且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１４一九三六年他干脆以“我要骗人”作文章的题目，一开始就讲“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结尾时又引用庄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产生错觉，仿佛是在重读他一丸二七年给有恒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绪，连词句都那么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现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词上，这些语词体现了他看待人世的独特角度，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因此，他选用这些词而不是那些词，绝不只是一个表达的选择，而往往是一个思路和立场的选择。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中心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依旧呢？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１５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无论是向东京的朋友介绍国内的恐怖统治：“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１６还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车上遇见的“护教团”：“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１７也无论是鄙薄谣言家：“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但现在此辈小氓，为害当未能如此之烈”，１８还是轻蔑“围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１９他都忍不住要举出古事来比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连写出《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一系外文章，从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书的一段记载，再拿了那样的记载，转回身来解释今天，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隔了十年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那样深沉透彻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不断以明末的事情，来比附现实中文学家的“逸民气”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种以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强烈感觉，始终没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这样的感觉里，他就不知不觉会倾向于历史循环论。一九三四年，他在内山书店的一次聊天中说，在中国，“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这个儒家思想的强制一方搞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这个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它在最初阶段，当然要“说点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觉间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强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对候，下次革命就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２０这不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认识吗？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写出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他连写《北人与南人》这样的随感，也禁不住要用讽刺的语气，说出“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这样的反话来。甚至他有心要鼓吹历史进步的观念，一不留心，还是会露出循环论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写信对人说：“中国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铄的，所以世界无大变动，中国也不见得单独全局变动，待到能变动时，帝国主义必已凋落，不复有收买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终无效果。”２１开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乐观，结尾却是近于沮丧的悲观，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就是循环论思想介入的结果。在他晚年；这循环论思想那样强烈地诱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时代”伪理论来抵挡。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说：“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人是进化的长索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各在这长索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了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２２从具体的木刻艺术，他一下子扯到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可见那“将来究竟会怎样”的疑问，在他心头是坠得多么沉。他所以用这种“且不管它”式的回答来搪塞，就说明他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再对人强说“将来一定进步”了。

　　 心中存着这样一面古代的镜子，脑中又时时闪过历史循环的念头，鲁迅对现实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会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一首打油诗，编者又加上“五十自寿”的标题，引来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一连串和诗，一时间颇为热闹。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满，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措辞还相当激。烈，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恶，又身为“左联”的盟主，他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有这样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懔。……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入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２３对周作人们虽有不满，但主要的锋芒，却是指向了那些围攻他们的人。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锐的语气，抨击过这种懦怯的“卸责”术：“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因为“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２４正是那种将过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独特的思路，使他有了这样犀利的眼光，以这样的眼光望过去，周作人就恰似一个现代“陈叔宝”，他的反感，自然不会只对准他了。“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０年春，他依照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安排，接连去上海的儿所大学演讲，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讲些社会斗争，他却只讲文学，而且在通信中告诉朋友：“我本不知‘运动’之人，所以儿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２５心里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这样说，在有些公开的场合，他也这样说。一九三０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２６这整篇讲话，简宣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从之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２７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赏那激进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所以，连向激进的青年表示奋斗的决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说“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并不自居为中军。２８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还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２９依旧是沿用十年前那个“中间物”的说法。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都还保持着这份清醒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注释

《鲁迅传》第16章 新姿态

　　 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１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２“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４“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５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⑤．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７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８“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９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１０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１１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国的穷苦人。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１２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１３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１４“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１５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１６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１７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借评述法捷耶大的小说《毁灭》，他强调：“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１８一九三三年初秋，顺着眼以牙还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个“酷的教育”的说法：“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１９几乎同时，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为革命的暴力开脱。他详细叙述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梗概：“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人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造主义者[指堂·吉诃德]，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又引用剧中一位革命者德里戈对堂·吉诃德的做然自白：“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玉，我们是专制的。……”然后称赞道，“不能不称赞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２０把革命的残暴誉为“正确的战法”和“坚强的意志”，他在这时刻，是完全被敌我意识牵引着，站到“踏着残酷前进，的立场上去了。

　　 鲁迅要剔除的另一种思绪，就是对大众的轻蔑，他现在是指望“愚人”来支持世界，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去揭发他们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２１从在日本的时候起，他自己不就经常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愚昧无救的读书人么？可他现在的立场变了，虽然承认老百姓确实“像沙”，但他强调的重点已经转移，不在他们怎样像“沙”，而在他们如何被治成“沙”，锋芒所向，是统治者了。一年以后，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亚的《凯撒传》，指责民众永远是受人操纵，“鸡来迎鸡，狗来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国人的话，把这“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解释成民众对“鸡”、“狗”的赏玩：“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撤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顶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如此替民众辩护，可谓用心良苦。可他还不尽兴，第二天再写一篇文章，用相当尖刻的措辞，讽刺那指责民众的论者。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还说过和对方一样的话。２３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谈论孔子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赞扬中国老百姓：“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于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２４倘若单看这些言论，我都谁都要说，三十年代的鲁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场的对面去了

　　 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要改变对知识惭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春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阶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２５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暴，而是归因于他自己的“浪漫谛克”了。一九三０年底，他又对两位向他求教的年轻人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２６这就更进一步，不但说叶赛宁们咎由自取，还指他们的幻灭是对于革命的“反动”；说这些活的时候，他分明已经站到那使知识者痛苦的势力一边了。这也是役有办法。叶赛宁所以对革命失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受到了无理性的非知识者的残暴，事实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鲁迅并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只是照自己处境的需要来立论，既然已经替苏俄的革命辩护，替这革命盼残暴辩护了，他就只能把对叶赛宁的同情统统收起来。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竞又在自己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惟其是发自内心，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作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也更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２７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小说，他不借作那样吓人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２８但是，他正是用这种颇为呆气的空想，来论证那不会灭亡的知识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２９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确描绘出这新知识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３０所谓“看轻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时的看法；那“看轻别人……”，则是他到广州之前的看法。它们虽有不同，却都将知识分子看成是大众之外的特殊人物。现在他把这两个看法部否定了，径直将新的知识分子归入大众之中；他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看法，总算是比较协调了。

　　 能够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他也就获得了心理平衡，他现在可以隐约地自居为新知识分子，而放纵他对“旧”知识分子的失望。杨杏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难免谅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３１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３２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３３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３４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３５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３６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３７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３８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他在广州时就预言，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３９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４０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一是废除方块字。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４１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４５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４６

　　 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４７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４８，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４９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注释

《鲁迅传》第15章 一脚踩进了漩涡

　　 鲁迅怎么办？他自己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１这话说得很实在。墨翟和阮籍，都是走了回头路，鲁迅内心的“鬼气”，也正是要拉他往回走。退回十年前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索性回到家中，关上窗户，背对社会上的喧嚣，自己选一样合意的事情，坐下来静静地做——在整个二十年代末期，这样的生活一直诱惑着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他还在犹豫，是否该“暂且静静，做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２但是，他其实并不能退回去。十年前他形同单身，现在身边却有了许广平，这位倔强的姑娘所以会追随左右，可不只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爱情，她首先是敬服他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才接着生出了爱慕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相爱建立在鲁迅作为一个启蒙先驱的基础之上，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新家庭，首先就不允许他将它当成北京的绍兴会馆。何况鲁迅自己也不愿意退回去，这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这些年来的挣扎都毫无意义，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甘心呢扒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不愿意走回头路。

　　 既不愿转身，那就只有如他自己所说的，先坐下来歇一会，再抬脚跨步，“姑且走走”。事实上，他因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向：“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曳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这真是非常精确的预言，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的大致的生活状况、几乎全包括在这段话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却仍挣扎着要在纸上写一点东西，这还是他在三十年代的基本姿态；他赖以维持这姿态的两支最顺手的拐杖，也正是那个“麻痹”和“忘却”。

　　 所谓“麻痹”，就是将注意力转开，不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大苦恼，只考虑日常生计，也就是“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可是，以鲁迅当时的情形，怎样安排今后的生计呢？做官自然不行了。仍到大学去教书？经历过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的种种刺激，他现在是既对青年失了信任，又对同事间的倾轧深感厌恶，几乎从搬出中山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脱离教书生活”，３他不想再与人做什么同事，情愿一个人单干，做一名以文字为生的自由人。可是，以哪一种文字为生呢？心境是这样消沉，先前的呐喊式的文章和小说当然是不能做了。那么做研究？他对这个倒是一向就有自信，还在厦门时，就对许广平说过：“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４但是，真要作研究，譬如写他一直想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字体变迁史》他就必须沉潜下心，整个陷进古书堆里，这和那绍兴会馆式的生活，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他又不愿意。因此，他初到上海时，是选择了翻译这一条路，还明白对熟人宣布：“我在上海，大抵译书。”５算起来，他“译书”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那多半是借它作启蒙的工具，对翻译本身，他其实并无太大的兴趣。因此，即便现在选它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也很难长久地专注于它，一有什么事情打岔，心思就很容易分散开去。”他自己也知道，到上海才两个月，就已经担心了：“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他怪别人干扰太多，可如果他自己真想译书，几个朋友的应酬，若干访客的邀约，还不容易对付吗？归根结蒂，还是他自己心神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这也难怪，有那样的大苦恼纠缠于心，他确实难于看清腹前的路，难于决定该何去何从。所以他租下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却并不买齐家具，似乎随时准备卷钳盖走路。你想想，连家安在哪里，以什么谋生，他都定不下来，他又如何“麻痹”自己呢？

　　 他还有另一条办法，就是“忘却”，竭力淡忘种种阴暗的记忆，重振乐观的热情，实在不能淡忘，也总要将它们尽量推至意识的边缘，腾出地方来酿造新的希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人真是习惯的俘虏，明明遇上了穷途，这穷途就说明原先的走法不对头，可只要还没有学会新的走法，他一抬脚，一跨步，就还是会依照先前的老走法。他只会这一种，倘要“姑且走走”，不用它又怎么办？鲁迅正是如此。从迎接绍兴“光复”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他不断地用“忘却”来振作自己，种种似乎能够“忘却”，而终于又全部记起的徒劳的痛苦，他是体验得大多，也太深了。但是，当他现在救助自己，挣扎着不愿没人虚无感的时候，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条办法，仍然只是“忘却”，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事情？十年前他用什么姿势爬出那座“待死”的深坑，他现在就只能还是用那个姿势。

　　 你看他到上海后，虽然抱怨别人的打拢，可只要有地方请他演讲，他总是应允前去，甚至半个月内连讲四五次。明明打定主意不再教书，一旦有人坚请，他就还是接受了劳动大学的聘书，实在是易墙基做事太不像活、他才去退了聘书。在文学，方面，他一到上海就复刊《语丝》，自任编辑。创造社来联合他，他欣然答应：那些人翻脸驾他了，他就一面还击，一面与郁达夫命作，创办《奔流》月刊，作文校对，跑印刷厂，写编后记，忙得四脚朝天。第二年又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人组织“朝花社”，办《朝花》周刊。他还想把北京的《未名》半月刊也移到上海来，由他作编辑，“取攻击姿态”，“大扫”一下文坛。７那在文学界“兴风作浪”的热情，简直比得上二十年代初了。甚至一些激进的社会团体来找他，他也非常热情。当时共产党有一个为援救被捕者而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鲁迅一到上海，就接受这互济会的一个成员的邀请，答应为互济会的刊物写稿；第二年春天，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多次捐款。一九三０年初，又去参加也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会议，第一个作演讲，因此被推为发起人。几乎同时，又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但同意用“左翼”作团体的名称，还同意担任它的领导人。当年在东京参加光复会的热情，似乎又复活了。

　　 当然，表现出“五四”式的热情，并不说明他心里就真有这种热情。他对那些激进团体的活动，心里常常并不以为然。有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他就对客厅里的其他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８在善意的椰揄中，分明表现出对那“革命高潮”的怀疑。成立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更是摇头，在成立大会上发完言，他就提前离开了，事后还对动员他去开会的人说：这种组织“发个宣言之外，是无法做什么事的。”９至于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许多中坚人物都来自创造社和太阳社，他们前不久还骂他“落伍”，是“二重的反革命”，现在却来尊他为领袖，他怎么可能会相信？冯乃超拿“左联”的纲领给他看，他一面表示“没意见”，一面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１０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更向朋友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１１语气极为轻蔑。可是，尽管心存种种芥蒂，他仍然要去参加那些组织的活动。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说到底，不辞辛劳地各处演讲也好，在文坛上“四面八方地闹”也好１２，都是在作同样的证实。那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鬼气”压得他太厉害了，他情愿再一次戴上面具。他现在的心境比“五四”时阴郁得多，再要硬戴面具，它就自然大得多，也重得多，但他甘心承受，比起在沉默中听任虚无感咬啮自己，借频繁的行动来忘却痛苦，总要容易些吧。

　　 也就从到上海开始，他陆续买来一批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认真地读，单在一九二八年内，他就读了十多本这样的书，许广平甚至说他是“几乎每天手不释卷的在翻着这方面的著作。”１３他教许广平学日语，也用其中的一册《马克思读本》作教材，不仅详细讲解内容，还能够订正书上的错字。他甚至花力气将一部日文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翻译出来。他自己笔下，也逐渐出现了用他理解的唯物主义来论人析事的文字。到后来，连和青年聊天，他口中也经常会吐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之类的新词。和朋友通信时，他更称赞说：“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１４还在东京的时候，他就拜访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得到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国以后十几年间。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时有所闻。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即使书橱中放有这类书，也极少取出来仔细地读。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似乎成了思想界的新兴潮流，那批口口声声说他“落伍”，骂他是“反革命”的青年人，手中也正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他翻译别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那些人也要冷嘲热讽，说他是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再疏忽了。即便为了回击那些年轻人，他也得认真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说：“我译这些书[指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之类]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１５这就把他的动机说得非常明白了。在他这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后面，在他那些不畏讥笑，坚持翻译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后面，你正可以看到他特有的那种“不甘心”：他不甘心被人视为落伍，不甘心被新兴的潮流摒诸河岸，几乎从踏进上海的那一天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要跟上新的思潮，要重返文学和社会的中心，要找口那已经失去的社会战士和思想先驱的自信，要摆脱那局外人的沮丧和孤独。他并没有想到这些挣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只顾一件事，就是竭力挣脱那绍兴会馆向他伸出的热情招呼的手。

　　 但是后果却来了。首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理由，在一九三０年三月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几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下令“取缔”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和左翼作家联盟等八个团体，在附于取缔今后面的“左联”成员名单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

　　 这使他多少感到意外。一听说浙江省党部要“通缉”他，他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朋友：“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遗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情形既然是这样，有人就劝他在报上登个声明，解释一下，但他不愿意：“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１６对这个“通缉”本身，他其实不十分重视，他知道这只是一种警告。好几年前，在《无花的蔷蔽之三》里，他就用嘲讽的笔调将这类恫吓手段一一罗列过。一位熟识的日本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担心他的安全，劝他躲避，他也笑笑回答说：“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１７但也惟其如此，他就更为愤慨：“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１８在广州，他所以那样反感国民党的“清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捕杀无辜，没想到自己到了上海，竟亲临这样的遭遇，他能不愤慨吗？他当然知道，一旦国民党政府认定你是“共产党”，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但他从来又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既然肆行高压。这样来威吓我，我倒偏要和你斗一斗了。倘说他初到上海时，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却毕竟无意和它为敌，那到这个时候，他却似乎是决意要站到国民党的对面去了。

　　 他继续写一系列文章，激烈地抨击政府；他更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又参加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它的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上海捕杀柔石等五名年轻的“左联”成员，他更是怒不可遏。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直斥国民党政府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１９他甚至重新解释当年在广州辞职的原因，说是“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２０几乎完全不掩饰对国民党的敌意了。这自然引来官方的更大的压迫。一九三二年夏天，“蓝农社”的特务暗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随即放出风声，说也将鲁迅列入了暗杀的名单。从一九三四年起，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更连续查禁他的著作，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年度文集，一直到《鲁迅杂感集》那样的选本，到后来，网还越收越紧，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不但威胁他的人生安全，还要封闭他的文字生涯，这样全面的压制和迫害，只会促成更决绝的反抗。鲁迅发誓一般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２１有朋友劝他克制自己的火气，他回信说：“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临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２２到这时；他其实已经是身不由已，既然被逼到了这个位置上，就只有反抗到底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从来是非常残暴的。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接连捕杀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后来更将也是国民党员的杨杏佛也杀掉了，这从鲁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都干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呢？他特有的那种凡事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自然会占满他的心胸。从听到柔石被捕的消息起，只要风声一紫，他就离家避难，或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花园庄旅店，或者就丢内山完造家。在花园庄饭店躲避时，他的神经相当紧张，有一次看见两个陌生人在草地上对着他避居的房间指指点点，就赶紧躲进里屋，许久都不出来，早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不对人公开自己的居处，几次搬迁，都是托熟识的日本人出面租赁：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他从不邀请客人到家中聊天，一般会面，都约在内山书店里：来往信件也都通过这家书店，他情愿每天到书店去取，也不要别人直接寄到家中。空气紧张的时候，他就极少下楼出门，甚至连窗边也不坐，怕被人看见。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一到觉得危险的时候，还是要避出去，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有一次他对别人这样介绍他的书架：“这些书架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２３甚至和许广平走在街上，他也常常要她走到马路对面去，说是万一遇到麻烦，她可以及时脱身。连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都笼罩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他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他虽然如此警觉，有时候却又有一种冒险性，愈是空气紧张，愈在家里坐不住。杨杏佛被杀之后，他坚持要去送殓，那天早上出门，还有意不带大门的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几次传闻要抓他，他都特地每天出门去转一圈，２４这当然显示了极大的勇气，但请想一想，一个向来主张爱惜生命，反对轻率赴死的人，现在却自己怀着赴死的心情，跨出家门去迎接随时可能袭来的捕杀，就好像一头无处逃遁的野狼，掉过头来拚死相扑：这是怎样的丧失理智的狂泰，又是怎样的忿不欲生的绝望呢？

　　 原本是为了摆脱局外人的沮丧，才那样积极地介入公众生活，却不料一脚踩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身不由己地越卷越深，直至被推上与官方公开对抗的位置，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从那样的起点竟会一路滑人现在这样的境遇，大概是鲁迅怎么也想不到的吧。正是从这个“想不到”，我又一次看见了命运对他的残酷的戏弄。

　　 注释

《鲁迅传》第14章 局外人的沮丧

　　 鲁迅说，他被“四·一五”事变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１他并非“清党”的对象，一直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这场事变的局外人。事变后第五天，他写信给朋友：“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２口气平淡，正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说：“时事纷坛，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确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们的对象并非是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士兵，而是从自己内心涌上来的“鬼气”。一九二七年他到广州，这在他的精神历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掷的险棋。他同那“鬼气”已经苦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是节节败退，于是借着与许广平的相爱，跑到厦门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脚不稳，只好再往广州，这里是北伐的起点，也是许广平的居处，为公为私，都是他击退“鬼气”的最后战场了。可是，到广州才几个月，远至“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近至：现代评论”派势力在中山大学的伸展，他发现自己还是着着失败，即使有许广平从旁安慰，也还是挡不住种种期望的一一破灭一；他很知道，他对“鬼气”的驱逐是又一次失败了。向希望和乐观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还是～咕嗜滑人绝望和虚宠的深渊，他能“恐怖”吗？

　　 他的“鬼气”大爆发了。“四．一五”事变刚结束，有一位日本记者访向他、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４。几个月后，他又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故乡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５正因为他是局外人，才会这样来看待国民党的“清党”；也正因为他将这一次的屠杀与历史上的种种屠杀联系到一起，他才整个地厌弃它，就像他厌弃历史上的那些屠杀一样。他初到广州的时候，满口是希望和将来，可你看他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分明是一脸循环论者的神情。在他的词汇当中，“革命”一直是个褒意词，可现在他却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么？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么？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６这就更是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他现在全都蚣到了绝望和虚无感一边。《野草》里还有寻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掷“迟暮”的誓词，他现在是比写《野草》的时候更沮丧了。

　　 《答有恒先生》也并非都是重复旧话。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对社会的攻击的文字中，他叹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指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请仔细体味这段话罢，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无用的悲愤之情，如此强烈，如此不掩饰，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现过的吧。他初到广州时固然说过，文学是最无用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不开口，就杀人，但他这样说的主要情绪，还是那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激愤，那种文明人遇见野蛮人的悲哀，虽将文人贬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恒先生》中的话，优越感几乎全部消失，从字里行间一股股冒出来的，分明是另一层自觉多余的沮丧，一种深感无聊的冷气。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还是那个局外人的处境给他的馈赠。我在前面说过，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眼光来看，还是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五四”时代，以《新青年》同人为核心的那一群启蒙者，正占据了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他们自觉到自己对于社会和民众的重大责任，这构成了他们的自信的基本理由。这也自然，既然是知识阶级充当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当中的领袖人物自然显得格外重要。鲁迅既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就同样有这份精神上的优越感，他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经历，似乎又都证实着他的价值。新文学的创造自不用说，就是与章士钊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也从另一面证实了，他并非无足轻重。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他受到青年人那样热烈的欢迎，这就更容易使他确信，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会那样谈及他的“地位”，他“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７就说明了他的自负。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对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从《新生》流产和“三·一八”惨案之类的事情中，他已经敏感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的无价值，他在理智上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那样用力压制虚无感的“鬼气”，主要也就是要压制对自己无价值的预感。这个预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总要全力稳住它。

　　 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的种种体验，尤其是“四·五”事变后的时局的发展，却逼得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上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来是想发挥作用的，所以才那样召开紧急会议，力主管救被捕的学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个紧急会议等于白开；他迁出中山大学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广州更似乎将他遗忘，几乎没有人去招呼他。局势一天天变化，与他却毫无关系。那些人自己杀来杀去，你争我夺，犹如上大群鳄鱼在河中厮杀争抢，搅得浊浪滔天，血腥气弥漫两岸。整个社会则像一条破船，就看它们厮杀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航向。至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躲得远一点，不被它们顺手掳卞河去，吞进腹中，就算是万幸了，他自己就说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什么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什么“更向旧社会进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错觉，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愿意听他的指引吗？可是，他对青年却不再相信，正派老实的青年自然有，他们的命运是作“醉虾”；别样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们多半会龇出利牙，跃入河中一也变成小鳄鱼！《答有恒先生》中那自觉多余的沮丧和冷气：就正是从类似上面这样的思绪中，源源不断地发散出来的吧。

　　 鲁迅心中弥漫着那么浓厚的虚无感，又早已经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就是再清楚地发现自己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也应该是无所谓了吧，对一个本就打算背向社会的人，社会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还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刚刚开始造受广州的激进青年的批评，他就在一封给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著作在广州如何畅销：“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版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９一个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会这样对人详述著作的销售情况的，越是深信读者对自己的崇拜，他有时候反而要挑剔这种崇拜。你看在北京时，鲁迅不赞成小学课本选收《狂人日记》，说是怕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对慕名来访的青年人说，倘若有谁“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１０就正以一种特别的自我挑剔的方式，显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广州这样向人报告读者如何喜欢他的书，“我实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会对自己的态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会的冷淡，一旦敏感到这冷淡的征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社会对自己依然热情。遭受一点“落伍”的批评，都会如此动摇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局外人，就更会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间闷热的西屋内，他一面编《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写道：“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１１四个月之后他又说：“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但遇上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１２这时候，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花正开得鲜艳；就是编《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文集，从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对个人也应该是极富情趣的乐事。可他似乎都视而不见，从笔底流泻出来的，竟是那样痛觉到生命的无用和无聊，饱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许广平当初读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也许她能够理解鲁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鲁迅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无所谓呢？

　　 他势必要在心底反复琢磨：“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局外人？我和社会的真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今后该怎么办？……”在他滞留广州的那半年里，甚至他迁进景云里的新居之后，他的思绪大概都很难离开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自对人说过，他究竟是怎样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后，接连去几所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单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这琢磨的思路和轮廓，大致是怎样的了。概括起来，他这些演讲主要说了四个意思。第一，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实际的力量，“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绝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说话，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必然会与统治者和政治家发生冲突，“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这样的特性，又为当权的政治家所厌恶，那就无论在什么社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总是要痛苦，要遭难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指北伐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第四，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可以使社会热闹起来，“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１３

　　 我这样一条一条地复述鲁迅的意见，心里实在是很难过，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说法：为了缓解局外人的沮丧，他不借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贬到底，将他们的悲惨说到极处，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实包裹着多么强烈的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间物”的说法一样，他下意识里还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来就只能是局外人，社会本来就不会尊重你，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在另一处地方，他甚至从知识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们的新价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赛宁和棱波里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１４立论如此曲折，竟至于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也说成是对这变革的介入，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丧，他实在是尽了全力。但这并没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１５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１６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１７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１８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１９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儿篇。……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桔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２０这里说的几个人，都是他非常亲近的年轻朋友，他却用这样重的话指责他们，他对人的怀疑已经是扩大到几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时难免会产生“天下无一个好人”的感觉：“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当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重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而家用却没有不足……”２１从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关系密切的书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亲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过去。那一顶“暗中将我当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宽泛，他的青年朋友当中，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对亲近者尚且如此、对较生疏者就更不用说。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２２简直是动辄发怒了。

　　 迁居上海以后，他这脾气更发展了。以前多半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却经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活，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钱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也绝了交。与老朋友交往都如此严峻，他那“脾气大”的名声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东京留学时的老朋友，正巧两位年轻朋友章廷谦和柔石也在场。谈笑之间，那老朋友笑指鲁迅：“咳，你这个呆虫”，竟将章、柔二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面面相觑，生怕鲁迅受不了这个戏谑，会和那老朋友翻脸。２３你想想，他那神经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毛病，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饰对别人的恶意的湍测，一九二九年写有关《语丝》的回忆，就直截了当指责孙伏园当初办《语丝》，是拿他当“炸药”。２４他甚至也不再掩饰对母亲的不满。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时候自然是满怀孝心，可住不几天，他就写信向许广平发牢骚；返回上海之后，更对朋友说，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几天，“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２５他以文字对朋友明确表示对母亲的不满，这是第一次。他当然知道自己有那样的名声，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２６似乎是承认自己有病，却又说“往往不幸而中”，其实还是替自已辩护，并不真以为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的病态心理乡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够转变，他现在还不自觉，那就只能是愈益发展了。”

　　 不用说，他这病态心理的阴影也自然会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楼。最初的兴奋和欢乐过去之后，他很快就会觉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问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回信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似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２７虽然是劝人结婚，但语词之间，你看不到一丝对爱情和婚姻的浪漫热情。两年以后他又说：“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２８他甚至断言，一个人结婚以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２９鲁迅是很认真的人，别人郑重地来问他，他一定也是郑重地去回答：他明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那他说的这些话，就多少是含有他亲身的体验。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本来只是他们互相适应的漫长历程的起点，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个性特别的人，互相适应的困难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远非罗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会逐渐显露出来。何况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铁罐子，他们的恋爱同居，至少在鲁迅这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而人间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个命运的一次夺路而逃式的抗争，他在家庭之外的种种遭遇，更必然会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两人单浊相对时的心绪和气氛，他会将爱情和婚姻描述得这样透彻，应该说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说这些话的时间，离他们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觉得，他这透彻的认识是来得太快了。谁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心底竟已经存着这样一份透彻的认识？与许广平同居，当然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从身心两方面都增强了他对抗社会的力量，但同时，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的难于两全，而禁不住与那久久缠绕他的虚无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鸣。

　　 他这样常常以恶意来揣测别人，是否就不再上当了呢？并不，他依旧免不了上当。与那位要作他“义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说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称姓黄的青年向他求诗，他认真写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却见一份官方色彩的杂志上登出这首诗，而且是用手迹制成封面，这才知道受了骗，就说明他还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绪如此恶劣，与熟人朋友动辄翻脸，对应该怀疑的人却每每丧失警惕，我就特别感到悲哀。他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为人之道的转变，而是证实了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广，他的精神危机的深重。倘说他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是开始了对内心“鬼气”的又一轮反抗，是从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离，那到这个时候，这反抗和逃离全都失败了，自从回国以来，那“鬼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压过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