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24章 对蒋介石的评价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 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 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 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

　　 我们大家今天还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曾给他那一代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 丘吉尔由于打败希特勒这一贡献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铁托改变了他们 国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马尔从前改变了一代人一样。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

　　 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

　　 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因此他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彻底底。

　　 按男人、军人、作家和思想导师、政治家和领袖等不同身份对蒋介石进行研究是毫无意 义的（就象不能这样研究戴高乐一样）。动机、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难分难 解。

　　 蒋介石无疑将以一个“失去中国的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叙述这个重大失败的背景，以便寻找其原因。

　　 事实上，我在叙述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错误，我也指 出了围绕着他的种种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是否影响到他避免错误的努力。现在，若把所有这 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处的。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 很少的缘故。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 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 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 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 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 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 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 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在20年代，蒋介石曾有一段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叫做“傀儡”，但在共产党自我证明他 们独立于莫斯科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60年代中苏大决裂以后的时间里，他仍然这样 称呼他们。

　　 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蒋介石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 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 彻。

　　 他曾表示，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发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就会大发雷霆，下令枪 毙一两个或者进行讨伐。但是并没有群众机构来确定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是否已达到了预期效 果，也许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明显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

　　 深入地研究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者；但是马克思主 义作为反宗教的力量；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策略，却是不容否认的。

　　 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 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 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不是蒋介石，接受苏联代表如鲍罗廷的建议，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改组国民 党。

　　 蒋介石很欣赏从他开始的一切权力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

　　 但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而蒋介石却听信地主残酷地对待农民，而且很久没有解决土 地改革的问题。

　　 从苏联原有的模式中，蒋介石引进了无孔不入的秘密国家安全机关，大量使用间谍手 段、告密和恐怖措施。但是仅这样是无法维持他在大陆的统治的。

　　 他认识到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试图创立的新观念却让人难以接受，最后终于流产。

　　 他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激起普遍的热情，尽管半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 “基督教青年党”积极推动这次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 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这一次，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又略胜一筹，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 管被当作官方经典大力推广，但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大多数人对它一无所知。

　　 必须说明，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孙中山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普遍的混乱局面，中 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者的挑战，以及日本的入侵，还有他的盟友们不小的判断错误、欺骗行 为和对他的背叛。

　　 但我们却不能站在他一方说他的困难要比共产党初期遇到的困难大。

　　 毛泽东作为一个处境艰难的少数党的领袖，在强大得多的政府军包围下，好几年得不到 苏联的援助。不过，最后苏联的援助对共产党取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蒋介石却失去了 相应的外援。

　　 蒋介石犯下的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错误是在1926年至1928年间 向北进军途中他所产生的征服中国的幻想。在国民党的史书中，这次进军叫“北伐战争”。 蒋介石经过充分的准备，正式接受军阀们交给他的领导大权，这是一种惩罚的标志，也是蒋 介石的权力膨胀的象征。

　　 对蒋介石来说，这种权势转移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因为蒋介石希望用简单的方法达到这 个目的。

　　 也许，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些军阀，例如阎锡山和冯玉祥，力量很强，能够发动正 面进攻。蒋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这些军阀赶出他们的据点，也不想用他选定 的人来代替他们。他希望结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腾出手干他真正感兴趣的事—— “消灭共产党”。

　　 在大陆的其余时间里，蒋介石则往往由于草率从事而自食其果。

　　 在军阀看来，他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但无疑是最大的、最有权力的军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无条件地把他当作领袖，甚至当他在192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 席时，他们也依然如此。当有利可图时，他们会派军队支持蒋介石，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 总是拒绝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蒋合作，在日本侵略时情况是如此，在内战期间也不例 外。

　　 我曾指出蒋介石最大的判断错误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时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

　　 从军事角度上讲，蒋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这佯的指示。

　　 日军在装备、训练、纪律和指挥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蒋介石的抗战部署尚在开始阶 段，他希望能在对日军进行反击之前完成这些布置，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对付日本人之前，如果进展顺利，他希望能“消灭共产党”。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于1931年制定的政策都是惨重的失败。这就给广大中国人民和 知识分子以及军阀一个明显的印象——蒋介石不准备抗日，他只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正因为如此，少帅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获释以及周恩来戏剧性的 出现使得蒋介石永远不肯原谅张学良，因此把他无休止地囚禁在屋子里，这也是蒋介石犯下 的一个大错。

　　 虽然蒋介石常常是阻碍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敌人，但他还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敌 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计划使红军在江西的实验成为泡影，但是毛泽东突破了他 的严密封锁，率领红军和他们的追随者行军6000英里，到达了中国西北的陕西省。他们不 仅在那里继续战斗而且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

　　 对蒋介石来说，第五次“剿共”战役无疑是一个胜利，但从长远看，红军长征的意义冲 散了蒋介石的胜利。因此，这也必须算作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胜负的评估表上，这应 该算是他的对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丢分。

　　 “围剿”计划的全面失败和西安事变中的惨败使蒋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别无选择，尽管他 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我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未至磨争论过，我认为蒋介石以大撤退争取时间的战略是正确也 是成功的，但却带来了长远的对他不利的政治后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 表现出抗日的英雄主义气概。

　　 而此时国民党却听凭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践踏。除个别地区，例如“模范长官”阎锡山领 导下的山西外，国民党在大部分地区都未能建立起训练有素的、成功而坚强的游击军。

　　 结果，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介石把注意力集中 在大规模的战略上，而且很关心中国之外的大国政治，因而忽视了“微型战争”，而正是这 种战争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尽管蒋介石的战略从军事常规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级将领看来是 正确的，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一种深深的灾难性的感觉。

　　 虽然，面对残忍的侵略者，他们在转入内地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在战争初 期——从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气一直很高昂。从1939年初开始，一种腐败现象出现 了。

　　 国民党在重庆这个难以适应的战时首都，陷入孤立，这里的公共设施过于拥挤，而且很 不方便，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腐败盛行，而这却成了高级军官和官僚阶层 的一种生活方式；大量征兵的行径令人愤慨万分，身披枷锁的农民忍饥挨饿。身受病魔和死 亡威胁的事实使得农民——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最轻微的可能性 都被排除了。最后，巨大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重庆，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给者百姓带来 了无穷的灾难，也使得政权普遍腐化堕落。

　　 蒋介石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对自己的道德操守确信不疑，但却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下属聚敛财富的丑行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执政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正好被它的对手和攻击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国民党政权本身给 共产主义者成功地发动革命和进行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提供了理由。必须指出的是，从1923 年底访问苏联时开始，蒋介石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种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时代的大 多数人更了解列宁的观点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但后来，他把共产主义看作铁板一块的简单看 法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泽东心中燃烧着民族主义的火焰。

　　 中日战争初期，斯大林愿意给蒋介石政府一定的帮助。

　　 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它把日本人拖 进中国战争，使之远离苏联远东地区，这对苏联是有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联开始向国民 党的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

　　 按照斯大林的希望，毛泽东开始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国共两党实现暂时的重新和 解。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 和国际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对国民党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它使 日本在与苏联有关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国自由行动。

　　 这时，斯大林不再希望树立蒋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国际宣传系统口径一下变了过来。 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 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 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 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 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 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 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 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 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 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 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 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 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 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 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 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 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总统答应了 斯大林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他们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 区，阻止国民党政府重返东北，此外还把大量的日军装备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这些行为本身——在斯大林这一边，也在罗斯福那一边——或许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 要，却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然走向军事失败。

　　 此外，蒋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错误，从而加剧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对所占领 的区域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而蒋介石本人没有控制住这种做法；西安事变过了10年之 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他对希望能释放少帅并派他回东北以确保国民党统治的 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却继续囚禁张学良；他解散了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在东北把 他们全部释放，结果使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得到补充。

　　 最好的战略家的明智建议都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他也许应该更好地从东北占领区撤 退，加强他对南方的统治，而他却希望能永远地保住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地方。他的部队伸 展得过长，这使他丢掉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份。马歇尔将军使团曾致力于一个永远达不 到的目标——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这种努力不仅遭到失败，而且使蒋介石维持在大陆统 治的机会减少。

　　 苏联把日本的装备送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美国也不甘落后，从 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这对国民党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打 击。在美苏之间，这种无意识地得到贯彻的决定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最 后，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情绪使国民党的统治走向了崩溃。

　　 那么，我们怎样来评价蒋介石的一生呢？作为一个军人，在20—30年代的内战期间， 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决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阶段里，他也表现出 对战略的了解。

　　 但是，他的战略是一个避免失败的战略，而不是一个争取胜利的战略。他在内战中的全 面失败埋葬了他的军事威望。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

　　 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他知道国际共运对他的威胁，但他却用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和过分宣扬自 己的办法毁了自己。

　　 在写作方面，他不象其他军人政治家，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作品和学说，但是，他为这些 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他的排外主义思想贯穿《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 还是在历史学上，他既不是创始者，也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他不懂经济学，他那本（由别人代笔）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论》中的思想是华而不实 的和不成功的。

　　 最后，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 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传》第23章 最后二十年

　　 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 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 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 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 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 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 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 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 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 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 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 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 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 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 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 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 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 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 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 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 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 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 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 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 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 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 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 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 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 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 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 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诚 然，国民党政府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于1955年2月25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防御 条约》

　　 之外，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恃·杜勒斯于3月23日又继续前往台北进行访 问。

　　 在台北，杜勒斯与大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愈鸿钧以及外交部长叶公超 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含义和用途。在长达一天的谈话结束以 后，杜勒斯于临走前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他在公报中指出，金门岛和马祖岛与“台湾的安 全有关”。

　　 无论如何，这对蒋介石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于共军的猛烈空袭，蒋介石已命令军队撤离了大陈岛。

　　 但是，根据美国国务卿的宣言来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岛和马祖岛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共军在3月份又发动了进攻，但是蒋介石加强了守备部队的力量，仅在金门岛一地 就屯兵6万。然而，情况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称他们又从北朝鲜撤出6个师的兵 力以对付这场战争，蒋介石的海上观察员和大陆情报人员报告，共军已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沿 海布下了重兵。蒋介石说在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情况已经“相当明确”，美国是会 保护这些岛屿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屿是决不会断送的。

　　 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获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时，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 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所受到的侮辱，这使他恼羞成怒。

　　 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阁下在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 问题的方案。他建议。

　　 马祖岛和金门岛应当立即转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应撤出台湾海峡；蒋介石应 当“光荣地退休”；联合国或科伦坡集团应当托管台湾5年，托管期满时，应由公民投票决 定台湾是归属中国领土还是独立。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通过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释放非法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 和其他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诚意。

　　 但是周恩来只宣布，台湾的未来将在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之后由联合国来处理，周 公开声明他为解决蒋介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蒋介石感谢周恩来在20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进行周旋，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决不会允 许共产党的总理通过这个“合理”

　　 方案来罢免他的官职。他的政府宣布不准备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在经受了这些失望和挫折以后，再加上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对1949年白皮书的不满以 及对朝鲜战争所抱希望的迅速破灭，美国和蒋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阶 段。

　　 美国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慷慨解囊。虽然联合国每年都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进行辩论，但是，每年都有绝大多数的国家愿遵循蒋的美国盟友的意见行事。

　　 不久，突然爆发的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打破了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军的一位军士长罗伯特·雷诺因为杀害了一 名30岁的中国人而被控告，但结果却被判无罪，据说受害者是透过窗子偷看了军士长的妻 子在沐浴后的裸体，雷诺夫人在吃惊中对丈夫大喊一声，雷诺先生立刻冲出房去，向这个人 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诉到法庭，但雷诺否认这一控告并辩护说，他是因为害怕这 位闯入者会对他动手。雷诺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悄悄地从台湾溜到了菲律宾。

　　 由于这一无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众聚集到美国使馆外举行抗议，并且在大街上嘲 弄和侮辱美国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来绝食抗议，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要求正义”的 牌子。当疯狂的人群扯下美国国旗并将它撕成碎片时，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美国使 馆建筑物上面插上了国民党的国旗。人群闯进了大使馆，拼命地摔打桌椅并将钢柜从窗子里 扔了出去。美国汽车和货车被点燃，大使馆也燃烧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 结果大约100多名“闹事者”遭到拘捕。

　　 蒋介石的坚强保护者、美国大使兰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且保证这件事 情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反美主义”，而是群众对雷诺的无罪判决普遍表示不满而 已。

　　 结果，3名高级警察和部队军官被解职，并且，蒋介石政府还答应补偿一切损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宣传。北京的一家电台说：“美国人把台湾人 民当作任意摆布的奴隶和炮灰”，“一切爱国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 湾”。

　　 然而，长期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评价是正确的，公愤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它决不会重演。

　　 翌年，一场新的更不平静的金门岛危机爆发了，这一危机搅乱了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并 表明他还得继续依赖美国的帮助。

　　 1958年8月23日，共军的炮兵连在两个小时内向金门岛发射了5万发炮弹。在随后的 5天里，每天平均发射的炮弹为6万发，到该月月底时，伤亡人数约1000名，其中大部分 是无辜的平民。食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迅速告急，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便护卫国民党战舰往台湾运送物资。其他供应品则由国民 党的运输机空投。

　　 11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

　　 如果共产党占领金门岛，这场战争就会没个完。“它是武力占领计划的一部分”，他 说，“这一计划将摧毁西太平洋地区所有自由世界的阵地，并将他们置于与美国和自由世界 作对的政府手中。”他还谴责苏联与中共并肩作战。

　　 几天以后，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张。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这时金门岛的居民们已习惯了每天的炮轰。9月 30日杜勒斯宣称，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国政府将同意国民党撤离近海岛屿。 此后，金门岛的紧张局势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暂停炮轰，20日又开始了炮轰，随后便逐渐减少了。很明显，如 果蒋介石希望依靠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

　　 事实上，美国已经于9月中旬通过集结军事力量（《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 强大的海空战斗力量”）而使战争变得不堪设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和美国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美 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总指挥阿德麦罗·菲尔特以及蒋总统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将军出席了会 议。

　　 一个月后，从10月21日到23日，美国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后公 报使美蒋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完全的满足，公报提到了团结一致。美国 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 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

　　 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 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 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相互祝贺，并谈到了有关“长期友 好”问题。

　　 蒋介石在美国的限制和保护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对中共发动战争。于是便发生 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 袭，并经常向大陆空投“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广东省。他们分散在乡 村，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 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 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队”员172人。几天以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 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当年年底，关于国民党在浙江、江西、福 建、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许多报道。

　　 蒋介石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一场数年之久的特殊争论。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残余部队，大约1．2万人。1949年，他们越过了云南和缅甸之间 的边界。

　　 当时，毛泽东的部队正在华南作战，1953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谴责国民党在缅甸的活动。并要求缅甸政府报告国民党的一切违法活动。在与缅甸经过5个 月的协商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其军队撤出缅甸领土。

　　 1954年5月30日，这支部队的司令李弥将军宣布自己的指挥权已被解除。近7000名 国民党军人途经泰国回到了台湾，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撤退的军人中有1400名随从人员。观察员们不禁注 意到，在撤退的军人中，多数为年龄很小和年龄很大的军人。留守下来的都是身强力壮而且 好战的士兵。

　　 尽管丛林里疾病盛行，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但是，仍有强大的物质刺激，使他们呆在 他们的所在地。他们通过精心看管的罂栗园走私鸦片，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由陈纳 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支付从台湾运送进口武器的费用（起初是征得泰国同意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事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达数年之久，但唯一的疑点是，他 们这样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蒋介石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的。

　　 1973年夏未，我在伦敦接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方面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国民党政 府本身也参与了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进行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缅甸的这种秘密贸易后来发展得更快了。为此我曾给伦 敦的《泰晤士报》写过两篇文章（它们分别发表在1973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报纸 上）。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 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 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 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 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 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 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 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 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 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 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 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 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 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 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 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 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 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 “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 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 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 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 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 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 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 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 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 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 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 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 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 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 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 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 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 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 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 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 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 “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 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 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 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 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 《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 “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 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 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 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 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 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 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 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 （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 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 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 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 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 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 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 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 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 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 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 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 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 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 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 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 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 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 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 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 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 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 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 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 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 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 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 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 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 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 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 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 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 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 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 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 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 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 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 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 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 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 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 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 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 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 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 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 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 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 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 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 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 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 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 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 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 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 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 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 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 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 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 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 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 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 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 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 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 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 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 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 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 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 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 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 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 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 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 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 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 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 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 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 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 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 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 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 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 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 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 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 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 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 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 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 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 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 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 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 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 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 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 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 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 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 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 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 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 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

《蒋介石传》第22章 避难之地

　　 在日月潭他漫不经心地撒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 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蒋介石被彻底打败后，决定停下来反思一下。

　　 于是他在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了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由于日月潭是人工所 造，所以风景十分秀丽。与他同去的还有儿子蒋经国。刚到此地，蒋便接到一封电报，得知 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

　　 他沉默良久，然后对儿子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好长一段时间两人都默不作 声，最后蒋介石建议到湖边去捕鱼。

　　 于是，蒋经国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便一人出去了。他漫不经心地撤下渔 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 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很显然，蒋介石在等待时来运转，他需要好征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们老家浙江、 安徽北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南部和西藏边疆等地还有零星的残余部队在抵抗。

　　 另外，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基地”——海南岛、长江口的舟山群岛、厦门对面的 金门岛、东山岛以及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等都有“自由中国”的存在。当时，蒋介石还有各 种部队约80万人，750辆至1000辆坦克装甲车，还有一支拥有300至600架飞机的空军力 量。如果只算第一线的飞机，只有300架，如果加上所有的飞机则为600架，另外，还有 70艘军舰。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反攻大陆”，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则足以与共军对 抗，并通过空袭和经济封锁来摧毁共产党的统治。

　　 在蒋得意忘形、充满无限自信的日子里，他拒绝了暂时放弃东北，集中力量保住关内的 建议。结果他不但失去了东北，而且也加速了他失去大陆的步伐。他把战线拉得很长，兵力 分散，企图保住一切。可他不明白对于一个长期的军事反攻来说，有时候战略退却也是必要 的。在国民党仍控制着的岛屿中，只有台湾才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广东近海的海南岛是 他舍不得放弃的一块肥肉。他可以利用那里的铁矿、富有潜力的海军设施以及靠近大陆的地 理位置上的优势，那将是一个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如果他们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的活，事 情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警备司令薛岳将军（外号“小老虎”）拥有一支4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但是， 他们在内线常常遭到与国民党警备军数量相当的共产党军队的狙击，在1950年2月和4月 之间，大陆共军曾十次进攻海南岛，但均未成功。4月16日共军集中兵力占领了海南岛， 国民党军队很快撤退到南部海岸。于是，蒋介石命令薛岳将军将其部队撤退到台湾。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一支更大规模的拥有15万人的军队，乘坐16艘自由号轮船和一些 小船也从长江的舟山群岛撤离了。

　　 另外还放弃了通往广州的万山岛和福建海岸的东山岛。国民党的撤军结束了蒋对上海和 广州的封锁。

　　 从此以后，蒋介石便完全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基地。除了福建海岸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以及 澎湖列岛以外，“自由中国”逐渐地退缩到台湾岛上，台湾岛面积不足苏格兰的一半，耕地 面积下列三分之一，当时的人口为1000万或1100万，其中包括100至200万来自大陆的难 民。

　　 在这种前途渺茫的形势下，蒋介石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即保持政治地位和维护中国传 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从蒋来台湾的那一天起直到他去世，他的众所周知的目标是“反攻大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目标在常常听说它的人们心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这个目标 开始时是勃勃的野心，后来变成了渺茫的希望，以后又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最后则变 成了一种纯粹的信仰。

　　 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国民党对在台中国人的统治中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底蒋介石逃 到台湾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两个主要任务，即保卫家园，让外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人 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台湾无权控制毛泽东政府统治下的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 运。

　　 通过残酷的安全措施和锐意改革，蒋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通过一系列不大可能的事 实，他使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否认共产党政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二个目标。其中最 重要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蒋介石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陈诚一上任，蒋就指导他进行这场改革。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4日陈诚就任省主 席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实行“减少地租”的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按传统的做法，佃农要 把所产粮食的50％作为租金交给地主。在有些地方，地租甚至高达70％，况且不管天气和 收成好坏，地租要照交不误，在实行土地改革制度期间，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中美农村建设联 合委员会的技术资助。

　　 1951年5月25日，立法院把地租的最高限度规定为37.5％。

　　 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号召。

　　 5月30日，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迫使地主将其土地卖给国家，然后 国家再把土地卖给佃农，十年内分期付款，佃农可以将每年粮食总收入的25％交给国家作 为抵押。

　　 条例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两公顷的水浇地或四公顷的旱地。补偿可用现金，也可用土地 债券或公有企业的股票形式来结算。

　　 因此、许多地主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到1953年为止，土地改革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将近80％的耕地都归其耕种者所有。

　　 毫无疑问，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是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它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 繁荣。

　　 然而，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只好通过严厉的管理措施加以处理。在蒋介石逃往台湾期 间，中共已在国民党人员内部扶植了许多代理人，有些还是高级官员，例如，参谋部副部长 WU吴新（音译）shin将军和他的妻子。国民党仅在1950年的头6个月里，就处理了300多 起间谍案。其中包括一个拥有1000多人的地下组织。同年5月，蒋介石答应赦免所有背叛 共产党跑到台湾的人。其中有400多人获得赦免。但是，那些被捕的并且没有条件获得赦免 的共产党人通常都被处决了。

　　 此外，蒋介石还改组了国民党。

　　 在1950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蒋介石宣称：

　　 我们必须把台湾作为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作为亚洲自由民族斗争的先锋队，以友为世 界和平而战的英勇斗士。为实现此目的，我们要彻底改组我们的党，以便重新组织我们的革 命机器和重新振奋我们的革命精神。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要坚持消除宗派之问以及党内的 个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些导致我们大陆灭亡的个人主义行为和思想的存在， 如果不坚决制止，那也将导致我们在台湾的灭亡。

　　 蒋介石说：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 央检查委员会被取消了，在此基础上蒋又成立了两个小型机构：执行行政权力的中央改革委 员会和一个由党的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如傅作义和宋庆龄等已被除名，许多没有投奔毛泽 东但又拒绝来台湾的中间派也被国民党除名。

　　 军队也进行了清理。陈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解雇了上万名军事官员，181个军、师和更 小的军事单位被解散了，事实上这些单位都是徒有虚名的，它们不过是充实军官钱袋的花名 册而已。

　　 下一步是货币改革。上海陷落以后，蒋介石政府就推行了新的台币制度，以黄金和外汇 为值牌，台市与美元的比值为5：

　　 1。

　　 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再次宣称他对所管辖的领土和人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因为这时他不仅是国民党的总司令和总裁，而且重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50年2月21日，蒋召开紧急会议，向还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碟，要他在三 天内到台北，或辞去代总统的职务，李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立法院于24日请求蒋恢复总 统职位。他没有拒绝。于是，3月1日蒋又当上了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 接受阎锡山的辞职。阎本人觉得自己年老体衰，无力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3月8日，蒋介 石推举陈诚将军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在蒋介石就任大总统的当天，毛泽东的总司令朱德在北京接见了台湾解放同盟会的成 员。

　　 朱德告诉他们：“废除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已成为全国的当务之急。”他补充道，他们 正集结重兵以对台湾发动进攻。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时刻，共产党似乎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台 湾发动进攻。然而，蒋介石及其政权却因朝鲜战争而得救。

　　 蒋介石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态度。

　　 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极为失望。尽管毛泽东政 府也犯了一些错误，美国人还是有意承认他的政府，就象1950年1月英国人所做的那样。 然而，早在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定下了基调。毛宣布，中国将站在 苏联一边。后来，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进入了美国大使雷顿·司徒雷登博士 的官邸。当时他正有病在床。1950年1月13日，共产党军队又占领了美国驻北京的领事 馆。他们逮捕了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安古斯·瓦尔德，并以间谍罪将其监禁四周。1月14 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召回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青岛的135名领事人员及其家属。

　　 从政治上来讲，华盛顿这时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美国后来并没有恢 复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

　　 事实上，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明确指出了他对中国的政策是“不干涉” 政策。他宣称美国将不介入中国的内战，也不会向驻守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 顾问”。

　　 受中国问题游说议员领导人之一威廉·F·诺兰德参议员的鼓励，并且鉴于中国大陆的 情况，国务卿艾奇逊于1月24日宣布了一项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战争便成了这一计划的转折点。根据雅尔塔国际 协议，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朝鲜，北朝鲜由苏联接管，南朝鲜由美国接管。 美国对在南朝鲜训练一支强大的保安部队感到满意。苏联也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令 人望而生畏的北朝鲜部队，其中包括在东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并的一些军队，他们拥有丰 富的战斗经验。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斯大林已命令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他设想美国不会对此作出反应。

　　 他的这一假设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 美国已将朝鲜排除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带之外了。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 军却认为，南朝鲜和台湾在太平洋安全体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北朝鲜的入侵使杜鲁门总统 和国务卿艾奇逊从消极状态中猛醒过来。

　　 苏联人的错误判断使杜鲁门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得以采取行动。苏联代表团一直对联合国 安理会进行联合抵制。如果苏联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就会否认一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6 月25日安理会举行会议，以9比0（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一项要求北朝鲜从 南朝鲜撤军的决议。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对联合国执行该项决议随时 给予帮助，并制止向北朝鲜政府提供援助”。

　　 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帮助南朝鲜。与蒋介石的利益直接 有关的是，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台湾在朝鲜战争期间要保持中立。第七舰队奉命前去遏制国民 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并且阻止共产党军队解放台湾。

　　 美国的最后一次帮助至少可以使蒋介石感到宽慰。几星期以前，大约15万共军集结于 台湾海峡对岸、而现在却不会马上有危险了。

　　 对南朝鲜来说，北朝鲜攻入的前几天是灾难性的。汉城陷落，南朝鲜军队在混乱中撤退 到釜山。

　　 蒋介石趁机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3．3万名军人，以帮助由他指挥的联合国军队。麦克 阿瑟立即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蒋的军事援助。

　　 他的这一建议直到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才为人所知。鉴于来自英国的强大压力（英国已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拒绝了蒋的援助。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建议，由于台湾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应当 恢复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加强其防御能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美国援助顾问团，尽管 该团直到1951年初才在台湾开始工作。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亦将访问台湾，并且就国民党 军事力量的状况提出报告。

　　 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北，并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晤，也是 一次真诚友好的会晤，因为他们对大陆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等方面取 得了一致看法。他们还就国民党在大陆牵制共军的计划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磋商，但没有什 么结果。

　　 由于苏联人对其不在场时杜鲁门的主动性感到惊讶，所以，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联合国。

　　 8月1日，麦利克大使接管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他以强硬的措词要求驱逐中国国民 党代表团，并立即给予北京代表团以联合国的席位。

　　 他的这一决议得到了英国、挪威、印度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英国的背信弃义使美国感到 震惊，但丝毫没有支援他们的决心。这项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9月18日，麦克阿瑟将军向联合国报告了北京对北朝鲜的支持。他表明，大约4一6 万名北朝鲜军人在东北接受过中共的训练，并经过战争的考验，这些人参加了入侵南朝鲜的 战争。

　　 两星期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率领联合国军队在北朝鲜战线以后的仁川登陆。战争形势 有所改变。

　　 10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朝鲜军队无条件投降。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庆祝了她的第一个生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警告美国， 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对他们的邻国轻举妄动”。

　　 蒋介石的情报表明，周恩来的威胁含有实质性的东西。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拥有50 万人，自7月初以来他们已经沿京广铁路线向北移动了。10月28日，来自美国的情报说， 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部队已从东北穿过鸭绿江，正加入北朝鲜的行动。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率军到朝鲜边界山地，一路上击毙和俘虏的北朝鲜军人达20 万。然而，不久人们便都知道，中共已向北朝鲜派遣了50万军队，称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中国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前，现在轮到麦克阿瑟撤退了。

　　 蒋介石撤退到台北以后，在失意中冷静地观察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用苦行僧主义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生活是清苦的。他行动自如，神志安详，住在山脚 下的一所青砖绿瓦平房里。朴素的花园里开放着杜鹃花，这使他感到赏心悦目。前门正对着 一间平日不为人熟悉的屋子，这间屋子约20英尺宽，30英尺长，中间有四根方形石柱。屋 子的右边摆放着一张可供18人同时就餐的餐桌，左边摆放着几张供人休息的扶手椅。仆人 的住室以及助手和秘书的四间小卧室紧靠着这间房子。

　　 蒋介石常常天亮时起床，穿一件传统的中国式蓝色长袍，或穿一套不带军衔的军服。蒋 夫人身穿晨衣陪他做晨祷。

　　 他的早餐有米饭、咸菜和白开水。早饭后，他读报到上午9点，然后秘书抱来大摞文 件，黄色文件代表例行公事，红色文件代表紧急问题。10点或11点，按照前一天的安排召 集官员开会。中午时有些官员就留下来吃便饭。

　　 午饭后，蒋介石午休半小时，然后再开始工作。下午4点半，他常常带上一个助手去散 步，换换空气。等他散步回来时，茶点已摆好了。吃完茶点，他又继续工作到7点。然后再 去做祷告和沉思，直到晚饭。

　　 晚饭后，他往往继续工作。如果有人劝他，说看场电影并不是浪费时间的话，他也会同 意去看。有时候他也会冒险进城看场京戏，睡觉前洗一个含有硫化物的泉水浴，然后再写上 一段日记，这是他一直保持着的睡前习惯。

　　 蒋介石已痛苦的认识到，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 歧。也许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战略家坚持认为，胜利是他所参与的 一切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总统对这个冲突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政治态度。

　　 联合国警察部队采取的反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从法律上来讲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麦 克阿瑟将军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换意见时，一直要求准许轰炸中共在东北的军事目标。

　　 然而，1951年3月23日，他却公开宣布，他本人已做好与中共总司令签署停战协定的 准备。不久便清楚了，他的目的是通过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拒绝的决定，从而破坏正在联合 国指挥部进行的有利于休战的外交活动。3月29日，中共给了他一个恰当的否定回答。

　　 让人感到最为意外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和远东地区总司令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不能沟 通的。

　　 4月5日，约瑟夫·w·马丁议员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封信。这 位国会议员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而麦克阿瑟将军把这些观点毫不含糊地写出来了。

　　 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应停止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竭尽全力地去打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应当接受蒋介石 总统的军事援助，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建立第二条战线。

　　 考虑到那些认为绝对的军事优势应该集中在欧洲战场的人的批评，麦克阿瑟争辩说： “如果我们在亚洲把战争输给了共产党，那么，欧洲战场的失败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麦克阿瑟保留自己的观点，或者把这些观点仅限于与其军事和政治上进行意见交 换，或者国会议员马丁对此保持沉默，那么这件事也就会就此搁置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对 麦克阿瑟将军企图干预政治决定的做法十分愤慨。

　　 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返回美国。总统随即 任命马大·李奇微将军接任司令职务。

　　 蒋介石希望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然而，蒋也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补偿，那就是美国人放弃了1949年在“白皮书”中 规定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立场。5月1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公开宣布，蒋 介石比他的中共对手更真实地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参议院里，56名议员发誓反对承认共产党政府，反对把台湾交给北京的任何建议。 同年10月，美国向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拨出5．3525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公安军 事费用和2．3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将援助台湾。

　　 不论从物资方面讲还是从生存方面讲，这一消息都符合蒋介石所需要的保险政策。

　　 但是，从名声方面来讲，这丝毫没有消除他最近所遭受的一次侮辱，即国民党政府没有 获准出席9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日本和平会议。

　　 蒋介石的唯一安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斥在外。

　　 英国附和苏联，建议共产党政府应该代表中国，并在4月中旬起草的一份建议中补充 道，台湾应该归属共产党政府管辖。蒋介石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难道他不是战争时期的四强 之一，不是温斯顿·邱吉尔的盟友吗？6月，杜鲁门总统的共和党的巡回大使曾经到伦敦， 去与英国外交大臣肯尼思·扬格解决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分歧。

　　 双方达成了一次折衷的决定。在日本已经获得主权以后，他们应当自己选择承认哪一个 中国政府。

　　 同时，不论北京或台北都不应当被邀请参加这次和平会议。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对 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国民党政府继续与东京缔结它自己的双边和平条约。

　　 令蒋介石极为恼火的是，旧金山条约并未确定台湾将来的地位。此外，罗斯福总统曾经 保证过的开罗宣言在蒋介石看来也被破坏了。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朝鲜战争于1951年夏天停火，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战谈判。 终于在1953年7月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共产党十分需要这种停战，以便要求联合国让战俘在获释后自由决定自己的去处。以印 度为执行主席的中立国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联合国手中的中国战俘有1．4万人，其中72 ％的人去了台湾。21名被捕的美国人愿意留在共产党一边。

　　 中共从此获得了它在国际上公认的地位。

　　 南、北朝鲜仍对峙在三八线上。

　　 一场关于麦克阿瑟的热烈争论在美国爆发了。

　　 社鲁门总统最担心的是，朝鲜战争向中国大陆的任何蔓延，都将促使毛泽东执行他于 1950年初与斯大林签署的同盟条约。如果斯大林作出反应，他就会很顺利地进攻欧洲，而 不是亚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有可能爆发。

　　 然而，麦克阿瑟的解职在美国还不广为人知，并且朝鲜战争是1952年总统竞选的一个 主要议题。共和党批评杜鲁门总统采取消极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带来胜利，也不会导致战 争的尽快结束，共和党的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立即宣 布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政策。

　　 他宣布解除美国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大陆的禁令，如果蒋介石政府愿意对中国大陆发动进 攻的话，美国将不再会阻拦。然而，美国第七舰队将继续保护台湾。

　　 这又不是蒋真正需要的，这些最多不过是美国准许台湾“游击队”在大陆进攻反击行动 而已。

　　 蒋介石对自己的兵力了如指掌，尽管部队在作战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还不足以对他 所失去的大陆发动反攻，并且，美国已不准备帮助他这样做。事实上，台湾“游击队”已在 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活动。

　　 1950年6月13日，毛泽东曾估计大约有40万“国民党残余”在行动。自国民党政府 倒台以后，已经有100万人被杀或被捕。这些反抗行动是零星发生的，规模在逐渐减小，但 将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蒋介石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却是杜鲁门总统曾经害怕过的 事。

　　 蒋介石曾这样描述道：“我们打败共产党并收复大陆的计划必然会形成，……自由世界 的总纲领的重点是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当来自朝鲜战争的消息表明停战谈判已在 进行时，在1953年7月20日，蒋要求签订一个台湾和中国邻国都能参加的西太平洋安全公 约。

　　 同年年底的11月27日，辛格曼·里总统在台北访问了蒋介石，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公 报，号召亚洲的“自由国家”建立一个由其他“热爱自由”的民族支持的“反共统一战 线”。然而，阻碍这一号召的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已承认了北京政府，并且那 个最大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好战意识也减少了。

　　 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表了一次讲话，阐明了他的“大规 模报复”的新观点。他说这种报复在远东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复活了。

　　 1953年春季，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覆没以后，美国未能介入，然而，同年9月，美国 却率先为东南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防御体系，但台湾却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了。

　　 1954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又使其失 望了。

　　 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最初宣言相比，该条约后退了一步。根据新条约规定。美 国保证保护台湾，但不包括金门岛和马祖岛。台湾的安全将受到保护，直到作出另行规定。

　　 但是，如要蒋介石想以推翻毛泽东的统治来碰碰运气的话，他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了。 另外，蒋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博士在1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回信中说，在没有同美国商量 并获得同意以前，台湾军队决不会进攻大陆。

　　 从此以后，蒋的周期性的反攻大陆的威胁听起来越来越象是宗教仪式的咒语了。

《蒋介石传》第21章 蒋介石失去大陆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

　　 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 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 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 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蠕，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老家溪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 的修建，不得拖延，当时蒋介石并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受命令的蒋经国和空军官员们 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属于浙江省，位于溪口和上海之间，蒋介石下令这样做，事 实上已表明他对保住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在“引退”期间，他一直在询 问机场修建的进展情况。

　　 4个月后，上海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呆3个月”，他没有说错。

　　 李代总统很快就发现下属部长们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军队、警察也是如此。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 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再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 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蒋介石当时认为共 产党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 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 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 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 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作后盾，金圆券市值又开始急剧下 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和苏联大使勃希钦商讨这个问题，苏联大使立即同意帮他的 忙，条件是美、苏两国将来若有冲突，中国政府必须保持中立，而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于是，外交上毫无经验的李宗仁天真地把他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纪要送给了美国大使司徒 雷登博士，要求美国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溪口听到这步奇怪的棋，哭笑不得。

　　 因此，当美国国务院拒绝答应消除美国自身在中国的影响时，蒋介石一点也不感到惊 讶。

　　 冬天快过去了，南京和上海出现了很多“和谈中间人”，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 人的见解洗耳恭听。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 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 派”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 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 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8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大为恼火， 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 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 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 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 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呆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 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 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 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 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 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圆券， 按官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 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 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象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 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 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 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 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 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 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作笔交 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 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周恩来、林彪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 团。

　　 周恩来在下面做了大量工作，向国民党宣讲了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8项条件之外的“24 条补充要求”。周恩来说：“这32条是不容商谈的，如果国民党想要和平，就得全部答 应”。

　　 国民党代表团大为震惊。共产党不仅要求交出早先宣布的43名战犯，而且又加了几 名，包括蒋介石及夫人、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蒋经国等。

　　 如果国民党答应了新条件，就等于无条件投降。

　　 现在，共产党要求在它领导下重新组建国家，移交管理权，为联合政府作准备。此外， 共产党的条件一开始就是要国民党为内战在道义上负责。国民党代表团要求共产党作出让 步，但收效甚微。

　　 4月4日，毛泽东宣布若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站在一边，反对美 国。这一决定使前来会晤他的人及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15日，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碟：国民党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之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 草案；否则共产党军队将向长江开进。

　　 国民党代表团派一个成员到南京向李代总统说明形势。人们所谈论的形势比从报纸上看 到的要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必须投降，而且投降的人要帮助共产党劝说其他人也放下武 器。

　　 此外，最后通碟写得也特别清楚：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横渡长江。

　　 李宗仁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白崇禧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崇禧觉得共产党的条件不可 接受。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给李宗仁发来一封急电，建议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但是 李宗仁觉得没有白崇禧的支持，他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

　　 此时，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局势比李代总统知道的要难控制得多。

　　 会谈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不能依靠张治中，因为张的亲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他 主要依靠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过去属于桂系的黄绍雄及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刘斐。但 是黄绍雄的情况和张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产党提出建立的联合政府中 任职。至于刘斐，人们后来发现他在国防部已为共产党秘密工作了好几年了。

　　 最后，不仅整个代表团主张全部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条件，而且他们跟共产党一起在 北平永远呆了下来。

　　 4月17日，李代总统致电蒋介石，请求他担任总统、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回 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何应钦将军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何应钦是李宗仁在危急时刻下令接 替孙科的。其他一些国民党著名人士也在场，包括王世杰、张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产党的最后通碟时，蒋介石间李宗仁：“你觉得我们对此应持什么态度呢？” 李回答：“我准备派人去北平和谈。”

　　 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曾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共产党同意和谈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部队打过长江，他们条 件一旦成熟就没有和谈的余地了。此外，和平条件的第一条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们国民党头 上，党60年的光辉业绩一笔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传阅电报草槁说：“这封电报由我们俩联名，你作为国民政府的代 总统，我作为国民党的委员长。”草案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 与共产党对抗。

　　 李宗仁对此说不出什么，只好同意签名。

　　 杭州会议制定的一个实际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国防部长，全权控制军 队。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结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尽，他回到广西的据点桂林，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星期。

　　 最后通碟规定的期限已到，仅在7个小时之后，共产党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大炮就开火 了。

　　 那天晚上，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长江口炮舰有名无实的抵抗下，轻 而易举地打过了长江。李代总统大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产党占领了南京，红色军人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程 序。南京居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奸杀掠夺之事发生，也不碰 外国人一指头，国民党军队对此或许要大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驻蒋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 了新的幻想。

　　 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 这些人都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

　　 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

　　 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 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 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敬波使他更加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里，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佣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 学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常自信地谈到现在共产党内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对 “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们一看到老校长，就会马上成为亲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 其亲信都认为傅敬波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

　　 这种误解使李宗仁固执地认为，即使和谈失败，他也能抛开蒋介石，从而与美国做笔交 易。

　　 当一切都失去时，他能以私人名义求助于杜鲁门总统。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时，所有大使馆也被要求迁到广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过他以前的学生劝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更加挫伤了国民党的锐气，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崩 溃。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要他把政府迁到广州，在那里反共 力量可以联合起来。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左右为难。他认为和谈没有成功，若把权力 再还给蒋介石或许是明智的。但是，蒋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难为他了，5月3日的重要会谈使 他清楚了蒋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 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 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 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 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 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 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 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 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 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 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 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 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 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 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 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 是秘密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 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 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象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 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缥。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 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呆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 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报怨国民政府 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 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 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至小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 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 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 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

　　 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 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

　　 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 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 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 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 组织学生工作。他支管当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 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因此，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 敌对分子。据说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要求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总部，吴绍荪的 倒戈打乱了蒋介石的这步棋。为了奖励吴绍荪，后来周恩来在北方接见了他，任命他为人民 政府交通部顾问。

　　 这时，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扮演了一个极其短暂的角色。

　　 阎锡山从1911年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那里修建铁路、公路，植树造林，发展农业， 也没有忽视教育。因此他以“模范省主席”而闻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这个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开始被围攻，尽管有30英尺高的壁垒，但还 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阎锡山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于5月底飞到广州与李 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湾，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封谦恭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的国民党 全体党员都希望您来广州领导我们，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听您的教诲。”但是，蒋介 石现在正在考虑其他事情，根本不准备复职。

　　 阎锡山讲了一下大致情况，蒋介石听得也很仔细。在国民党的官员中，阎锡山是对美国 在“中央政府”最需他们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最不满的人，他想让蒋介石废除“宪法”， 建立军政府，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也不要顾全他们的反应，按战时编制重新组建现存省份， 立即采取措施，在共产党后方建立“反共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理由是“必须保证民主制度”。

　　 阎锡山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美国人觉得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对中国好，但是他们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呢？他们只 是通过那些密使们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是通过一些讲英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买办分子来了解 中国的。

　　 他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想把他们的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我们吃大米，他们吃面包，难道我们也得吃面包，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吗？我们不认为我 们知道什么对美国好，这么做是对的。

　　 借钱给朋友时，不应有附加条件。如果借钱给朋友的条件是朋友必须按你的规定来花 费，那么这未免太荒唐了。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够多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我们卖给了俄国人。马 歇尔调停无效，给共产党足够的时间部署军队，准备全面反攻。

　　 现在他们又靠传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共产党改变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

　　 如果我是你蒋先生，我要彻底忘记美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民主又值几个钱 呢？”

　　 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言语，蒋介石置若罔闻。于是，阎锡山于6月2日飞回广州，接替何 应钦做了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虽然年纪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气较大。

　　 任命他为行院院长，又使国民党的一些人产生了希望。

　　 5月底，一个少见的“胜利”使国民党士气暂时振作了一下，在西安被红色军队占领 后，马步芳及其儿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次胜仗。

　　 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提升马步芳为西北军总司令，答应给他空投武器弹药。但是，国民党 的胜利寿命太短了，武器弹药还没运到，彭德怀就来到了。8月26日，彭德怀打败了马步 芳。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 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外交上，蒋介石于7月10飞往菲律宾的碧瑶会见季里诺总统，并随身带了一份东亚所 有独立国家联合反共的计划。季里诺同意这份计划，并于第二天签订了联合公报来实施这份 计划。

　　 8月7日，蒋介石又飞到了南朝鲜的镇海，在那儿他会见了李承晚总统。在联合写给季 里诺总统的信中，这两位政治家要求菲律宾总统在碧瑶召开会议，邀请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 家参加这个联盟。

　　 但是，这次却是白费力，本月稍晚些时候，季里诺前往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极力 反对蒋介石的建议，结果会议的邀请未发出。

　　 蒋介石在与季里诺及李承晚会谈之间，在广州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从1936年离开广州 后就一直没去过那里。

　　 在广州，他发表了一个鼓动士气的演讲。他在7月16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 话中说，如今在国民党撤退失败的情况下，他又回到广州，深感惭愧，他承认对失败负大部 分责任。他说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竟然有赌博贩毒的现象，对此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认 为必须保住广州，因为这是最后的港口，是运用海、空军的最后地方。

　　 蒋介石还说；他准备与广州共存亡。说得真好听，但他21日就离开了广州，他在广州 发表演讲标志着他在国民党政界中又诙复了领导地位，因为那天国民党建立了中央非常委员 会，蒋介石任主席。

　　 广州会议上，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有关国民党困难时期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上发冲突。李宗 仁支持白崇禧的计划——控制中原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把广东、广西作为 后方。李宗仁因此要求国民党空军从台湾飞回来。

　　 然而，蒋介石已下定了决心，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也要确保台湾坚不可摧。他拒绝下令 调动空军，李宗仁只好作罢。

　　 起初，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溃败，但白崇禧的计划看来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了效 果。林彪8月初发动进攻，目的是沿京广铁路向南推进。白崇禧按原计划调回部队，准备在 长沙建立一个据点。

　　 因此，当后方那帮喜怒无常的匪徒和共产党交战时，白崇禧更有信心了。这些匪徒从 1930年就开始反共。1940年及1945年分别同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他们象爱尔兰人一 样，传统上是“反政府”的，谁掌权，他们就反对谁。与此同时，洪水也阻碍了林彪的进 程。

　　 国民党将领的倒戈破坏了白崇禧的计划。长江的国民党守备司令程潜将军响应共产党提 出的“和平解放”的建议，转向了共产党，他的继位人陈明仁将军也立刻仿效他，带去了3 万人。

　　 这两位将军认为，他们在共产党胜利后会被允许仍拥有自己的地盘，结果他们后来被安 排到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现在白崇禧别无选择，只有放弃长沙了。8月4日，他开始撤出长沙。然而，两个惊人 但却短命的胜利却呈现在他眼前。

　　 共产党的刘伯承将军现在在江西南部的赣州，林彪也打到了湖南衡阳。白崇禧在与林彪 的29军的一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使之退到了长沙以北。蒋介石认为这是场声东击西的战 役。然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却大为恼怒，他具有地方统治的思想，决心不放弃他的5万正 规军，不让白崇禧进入广东省。陈诚从台湾带领部队在厦门登陆，目的是为了防止刘伯承增 援林彪。

　　 此时也被迫撤回海上。

　　 蒋介石现在虽然在军事上仍有权力，但是却没有权力直接控制政府。

　　 7月份，李代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废除了已失去价值的金圆券，使用一种以银元为后盾的 新纸币。现在到了职员和士兵要求得到比不值一文的钞票更有价值的硬币的时候了。3个半 月来，政府搜遍了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款，支付了价值12亿多美元的金市、银市及外汇。

　　 10月15日，广州被攻破，蒋介石中断了这笔“生存资金”

　　 的提供。

　　 11月，李宗仁飞往重庆，而阎锡山则逃到了台湾。几天后，厦门也失守了，共产党完 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岸线。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沉醉于这些胜利中，他在北方也取得了胜利进展。1949年9月21 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反对国民党的党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

　　 从那时起取消了“北平”这个名字，因为“北平”是1928年国民党命名的，被认为是 堕落的象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伟大的城市恢复了原名北京。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况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 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 义、程潜及“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的遗孀，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这样，重庆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8月24日，蒋介石来到重庆，担任国民 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他的追随者于9月3日举行反共游行。

　　 蒋介石把退守台湾作为最后一步棋，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其他的退路。位于四川省和 西藏之间的西康，是片进不去的山区，这个地方对蒋介石是最有吸引力的，但他很快发现， 关键时刻这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不一定会站在他的一边。

　　 蒋介石在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他于9月底回到广州。与李宗仁及他的广西同僚白崇禧讨论了多次。

　　 10月4日，当蒋介石想起毛泽东在北京宣布的令其不快的消息时，他飞回了台湾。2 日，苏联就承认了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仍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莫斯科断交。现 在，蒋介石失去了一切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表现他的反抗情绪。事实上，在以后直至他去 世的近26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了“双十通告”，指责苏联“侵略中国”，声 称他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不在台北坐视重庆被攻破，他于11月4日又飞回了摇 摇欲坠的重庆。

　　 使蒋介石大为不悦的是，他发现李宗仁前天已离开重庆到他的广西老据点南宁去了。

　　 李宗仁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心情了。他肠胃一直有毛病，疼痛难忍，使他受了不少折磨， 于是，他对人们说要去作手术。

　　 蒋介石要他回来，他不予理睬。

　　 他去找踌躇不决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命令他释放约1000名共产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成员，这些人都是这位省主席于9用10日逮捕的。

　　 11月19日，白崇禧飞到南宁。李代总统告诉白崇禧说，他想公开声讨委员长，然后再 到美国看病。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白崇禧劝李宗仁不要发表反蒋宣言，但没有劝他不 要去美国。

　　 于是，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说他很抱歉不能回重庆，他很疲乏，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很 有可能去美国动手术。他又说，他同时要探听一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他一定会早点回来，担负起他的责任。他委托阎锡山院长替他处理 国家大事。11月20日，李宗仁去了香港，并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

　　 第二天，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要求李宗仁或马上回到这个暂时的“首 都”，或辞去代总统职务。

　　 蒋介石派了一个4人代表团到香港向李宗仁保证，如果他回来了，他在“国民政府”的 权威一点不受影响，并建议他带回一名医生及必需的医疗设施。

　　 这4位代表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根本没有李宗仁的影子。

　　 于是，蒋介石周围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以陈立夫为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复 职，另一方是以蒋经国为代表，坚决不让蒋介石复职。

　　 蒋介石听从了儿子的劝说，事实上或许他已下定了决心。

　　 蒋经国说，复职就是为李宗仁提供方便。李宗仁在美国谋求资金和支持这一事上的任何 失败，都将会归责于蒋介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不顾蒋介石父子的想法，又把代表团派往香港，坚决要求 李宗仁马上返回，即使有病也不得停留，“如果李宗仁病得厉害，回不来，那就得考虑蒋介 石复职之事了。”

　　 李宗仁踌躇不决，后来他说要以“代总统”的身份去华盛顿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无论 他能否得到，一个月之内他就返回中国，李宗仁于1949年12月5日离开香港，但却再也没 有回来。

　　 将介石冒着危险，从重庆飞到成都，而此时共产党的3万军队已进入了成都。他还能往 哪里去呢？昆明可能差不多，但是蒋介石不信任云南省主席卢汉。

　　 12月7日，他派了他信任的朋友张群去昆明，询问卢汉云南行署是否能搬到他的省 会。卢汉没有进行合作，但却说委员长应该来看看他。

　　 蒋介石意识到这是个陷井，又派张群去昆明商谈具体事宜。但是，共产党先到了一步， 蒋介石的密使一到就被捕了。

　　 蒋介石还不知道，两个四川军首领都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他们已转向了共产党那边，其 中包括张澜。他们把共产党的密使和西南其他军事首领联系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云南的 卢汉和西康的刘文辉。共产党已向他们解释清楚，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军队也 可得到完整的保留。

　　 后来，卢汉被任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文辉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 职。

　　 这么多将领倒戈，蒋介石试图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搞成最后据点的计 划成了泡影、张群在昆明被捕3天后，国民党窃听到一封电报，说卢汉想投靠毛泽东，计划 逮捕蒋介石。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情报时，蒋介石已乘飞机飞往台北了。

　　 在重庆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由阎锡山主持，决定把“首都”迁往台北。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蒋介石传》第20章 蒋介石引退

　　 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 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 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确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 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 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 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 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 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 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 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 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 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保护主 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而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 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 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

　　 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市的 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 米、煤油、食用油、煤等，不然的话，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 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这一年的3月12日，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错误的认为，美国终于改变了那种导 致他目前困难处境的政策。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两个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对希腊的一项新政策，希腊面 临着被革命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美国为在军事和经济上立即援助希腊而制定了一项新政 策，即“要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起来反抗的自由人民。”在该政策指导下，美国也要援助土 耳其。

　　 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蒋介石认为，中国面临的形势和希腊的形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杜鲁门的政策同样也适 用于中国；蒋介石把杜鲁门的“好意”认为当然，立即命令他的军队于14日重新反攻。

　　 第二天，他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破裂，并 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蒋介石还把这看作是除掉宋子文的好时机。他一直不喜欢宋子文，而且宋子文在制止通 货膨胀问题上也并不比其前任显得高明，于是宋子文被免职，由张群接替了他的职务。

　　 张群显得风度翩翩，温和稳健，在美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他 除了有点能力外，还十分和蔼。

　　 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首先要他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 “训政”时期，张群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议席，民主社会党2个议席，独立派2个议 席，国民党14个议席。

　　 新政府于4月18日成立，这是个过渡政府，要到在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才停止行使 其权力。3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取消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 后来，副总统们进行就职典礼，孙科排居第一位。

　　 杜鲁门总统发表宣言后不久，从华盛顿吹来一股冷风——

　　 副国务卿迪安·亚克森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宣布“中国政府目前和希腊政府的处 境并不相同。中国政府并没有处于崩溃边缘，不存在被共产党击败的危险。”因此不应给予 中国军事援助。总之，这是个令蒋失望的春天。

　　 3月19日，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共产党首府所在地延安，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 士气。但事实上，这是共产党主动从延安撤退出去的，国民党没有抓住任何共产党俘虏。

　　 蒋介石现在还不能肯定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供应来进行一场大反攻。他发现共产党正 在向东北、热河及陕西一带发动进攻。

　　 从台湾也传来了令他不安的消息。台湾人组织了有秩序的示威游行，但由于大陆来的军 队对示威人群开了枪，使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

　　 台湾省长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他调去了增援部队，而接下来的就是屠杀，至少有1 万台湾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示威领导人。

　　 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对此提出了抗议。4月22日，蒋介石指派原驻美大使魏道明接任陈 仪，而陈仪本人后来则被处决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使杜鲁门及其政府极为吃惊。

　　 美国人不想让蒋介石进行战争，但也不想让他丢失中国。

　　 他们暂时解除了禁止向中国运武器的规定。“中央政府”现在能买到1．3亿元的武器 装备，用来防御足够了，但是若进攻，装备是不够的。国民党发现他们此时正在和日本新式 武器对抗，这些武器是俄国人留给共产党的。

　　 1946年5月1日，毛泽东把他的军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敌 对状态，引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6月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了150英里。在东北，他们抓注了主动权，而且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失去它。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

　　 军队。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竟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

　　 战争的总动员令已经发布，但蒋介石在7月6日和7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立即进行改革。

　　 在第二次讲话中，蒋介石谈到中日战争爆发10周年时说：

　　 “如果不立即改革，中国很有可能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

　　 7月6日，就是在他这两次讲话中间，司徒雷登给他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 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 与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象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9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把魏德迈将军派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局势。这个消息是11日正式 公布的，这在南京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因为在南京，魏德迈是被当作国民党的朋友和共产党 的敌人来看待的。

　　 在以后的8个星期内，魏德迈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沈阳、北平、天津、台湾、上 海和广州。他回到南京后，蒋介石邀请他给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讲话，叫他直言不讳。

　　 魏德迈顾虑重重，于是就去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而大使却要他按蒋介石说的做。

　　 8月22日，魏德迈发表了讲话。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夫妇都在场。在一片静寂沉默的气 氛中，魏德迈讲到了他看到的管理不善、腐化、低效率及无能等现象。讲完之后，据魏德迈 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一些官员热情地和他握手，感谢他的讲演。在回寓所的途中，司 徒雷登大使赞扬他，说他讲的话一定不会冒犯蒋介石，还说他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人能讲得 这样令人信服，而且能达到如此有益的效果。

　　 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 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 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 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 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 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 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 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因为那是在私下里。 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 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 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 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个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 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 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间题，他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于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 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 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 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 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

　　 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 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 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 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万5千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 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 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 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 有1O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 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 “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 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 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 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 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 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 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着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 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 2：1是，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 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 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 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这种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 题，而且这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破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 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 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庄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 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比如：

　　 “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

　　 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 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 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 助，他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 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 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 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 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 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做的努 力，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获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可以用于它认为 合适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等。

　　 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 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 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 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 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 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 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

　　 他以2430：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

　　 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 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 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 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 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作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 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 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恨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 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 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 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 失面子。

　　 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 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 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 的水、桔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 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 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 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 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做、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 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 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

　　 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 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 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

　　 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 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高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 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G·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蒋介石的 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 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很明 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 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 了回来。

　　 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 市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

　　 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市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 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 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 人投机的结果。

　　 当然，比起通货膨胀来，蒋介石更为担心的还是军事形势。

　　 7月份，他主要是担心太原方面的情况，因为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 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

　　 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蒋介石 想，阎锡山现在被共产党步步紧逼，他或许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阎锡山的忠诚丝毫未变， 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 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后 来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安眠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因为此时他大都是和 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但是，他还是需要点睡眠的。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 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有助于他入睡。

　　 现在，蒋介石不得不注意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并开始采取措施。1948年8月19日， 他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元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金 元券和美元兑换率为4：1，政府命令人们把旧纸币以300万：1的比率上交政府，把所有私 藏金银及外汇于9月30日以前全部上交，使用新发行的货币。人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 不值钱的旧币，所以对此非常高兴，起码开始时是这样的，蒋介石赋予儿子蒋经国以极大的 权力，让他实施货币改革。

　　 这对蒋经国来讲，是第一次显示他才能的机会。他搬到了上海，在那里向黑市商和投机 商开火，没有谁能够幸免，一位高级警官，同时也是个有名的黑市商，他是被逮捕的几百人 中的一员。

　　 在这非常时期，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因此，时间不长，蒋经国就在上 海深得人心。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受到了挫折。9月的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 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 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 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

　　 蒋夫人一听到这消息就启程去上海了。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 了几个月。扬子江开发公司也不再故意找麻烦了，并且在上海的活动也逐渐减少。很快，公 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50年代，一个子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在伦敦开业，大约在10年后 又关闭了。

　　 这件事使蒋经国大失面子，但更惨的情况还在后头。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 革。但这种作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金元券市值下跌，物 价又开始螺旋上涨。

　　 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人们经过第一次对蒋经国的信任之 后，再也不听从他的命令把美元及有价值的东西上交，去兑换金元券了。有些人明白的晚了 一些。

　　 蒋经国的传记作者霍灵顿·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南京一家饭店里吃饭时说：在他的坚 持下，妻子同意把他们一生藏的4000美元兑换成16000元金元券，而现在却是一钱不值 了。一种无形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蒋经国及其随从周围形成。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曾在他身边干 活的人，现在到了上海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厄运即将到来的气 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蒋经国有着真正儒家的谦恭态度，他提出辞职，并道歉说：

　　 “我工作了70天，感到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加剧了人民 的痛苦……。

　　 今天，除了请求政府惩处并澄清我的责任外，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向上海人民道 歉……。我真诚希望上海人民以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奸商、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上 海……。”

　　 9月下旬，蒋介石终于承认沈阳保不住了。25日，他下令驻军司令卫立煌撤出沈阳，救 援被围攻的锦州驻军。但卫立煌却不想跟林彪的得胜之师相对抗。

　　 在两个星期里，他一直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他为这次犹豫而付出了代 价，他的12个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他本人乘飞机逃跑了，后来受到 军事制裁，不过保全了性命，并于1955年加入了共产党政权（四年后他去世时，还为他举 行了隆重的葬礼。）

　　 如今，国民党军的锐气已彻底被打掉了，有些人开始改变立场。在陈毅的进攻下，山东 省省会济南守军将领吴化文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投降，省主席王耀武很快地被活捉了。

　　 随着卫立煌的溃败，东北很快全线崩溃。10月23日，闹讥荒的长春被攻破。11月2 日，沈阳失守，30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共产党。

　　 此后不久，战地记者胡霖在香港同埃里克·周的谈话中，对国民党溃败的原因做了详细 的分析。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蒋介石对少帅张学良的态度使东北人民对他极为反感。长期囚禁张学良只能使少帅更得 人心，使蒋介石失去人心，并加深人民对他的不信任程度。如果他释放了张学良，把他送回 去，少帅也许能为国民党争取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不得人心还有其他原因。他独断专行，重新划分东北各省，而根本不和当地人商 量，这大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此外，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地人反对这些官员，觉得他们是代表“南方人”，即中央政府的。

　　 很多非当地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给人的印象就是它占领了东北。 国民党官员接管东北后，掠夺财产，腐化堕落，贪污贿赂，加之其他暴行，使许多东北人倒 希望日本人继续占领这块地盘。

　　 国民党的官员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人们进行政治迫害，结果许多人因此投奔了共产 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最大的失策或许是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遣散傀儡政府在东北的 30万中国军队。这些人没办法生存，大都投到了共产党旗帜之下。林彪热情地欢迎他们。 确实，他们后来成了“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也完全是个军事原因，从战略角度来讲，国民党 军队一开始就被迫采取防御措施。俄国人把城市留给了国民党，却把农村留给了共产党。

　　 用中国军事术语来说，国民党只是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 以被孤立起来，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 “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 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之中，蒋介石于12月1日派夫人去美国寻求援助。3日，蒋夫人见到了马歇尔， 10日见到了杜鲁门。但是，这两人看来谁也不大同情他们。她提出了许多要求，想在3年 内得到30亿元的援助。

　　 12月20日，杜鲁门派往上海的经济合作司的头头保罗·G·霍夫曼回来了，带来对蒋 夫人极为不利的消息，21日，美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建设援助计划。蒋夫人不想这样一无所 获地回国，便在美国呆了近一年，不知疲倦地为国民党奔波，但终于一无所获。

　　 在此之前，美国曾使国民党在华北的希望受到打击。国民党最优秀的将军傅作义以11 个训练有素的军来守卫京津地区。

　　 然而，这11个军中，有4个军完全缺少装备，3个军装备不全。

　　 1948年夏，美国援助人员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便单独与傅作义谈判，给他 武器装备。他们觉得傅作义能够稳定华北局势，这样傅作义能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打开突围 大门。

　　 7月初，他们提议给天津的傅将军1，600万元的军事供应。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 了，但第一批武器到11月29日才运到，并且发现这批枪支因缺少关键部件而不能使用。

　　 傅作义虽被看作国民党最坚定、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然而枪支运送的失败却大大动摇 了其军队的士气。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北平失去了屏障，同时也断了向海上撤退 的路。

　　 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战火燃烧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都，于1月 21日带领军队接受整编，把北平交到了共产党手中。

　　 天津失守后，阎锡山曾给傅作义拍了6次电报，要他“勇于牺牲，坚决作战，不要有任 何生存的想法”。但是，阎锡山对傅军所受到的压力及其内心的紧张状态一无所知。

　　 实际上，傅作义投降共产党，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共产党在未来的政府 中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个职务，这都是机智地通过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的西北军阀，傅作义 女儿的公公邓宝珊促成的。燕京大学的常同山教授领导的民主党的一些人告诉傅作义，北平 人都愿意投降共产党。以市议会议长许辉同为首的商业集团也恳求傅作义“理智些”，不要 做损害北平这个历史名城的事情。

　　 傅作义在军事上也感到孤立。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已在东北溃败，傅作义明白他不能依 靠答应要来救他的中央军。那时，他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已向共产党投降。

　　 除此之外，从傅作义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要是继续反抗，形势将会对他极为不利。北 平和天津的学生虽然并不一定亲共，但大多数都是反蒋的。这样，这个古老的首都和平地交 给了共产党。

　　 在南面，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国民党失去了40万军队。12月3 日，徐州失守，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被打开。徐州之战确实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事之 一。

　　 这场战役持续近3个月，注定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大陆的命运。埃里克·周自始至终关 注着这场战役，并看到了一位逃到南京的军官。他就是李弥将军（他后来跑到缅甸，成了国 民党残部的首领，以种鸦片为业）。

　　 根据和李弥将军的谈话，加上他本人观察，埃里克·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徐州战场总司令刘峙忠贞不二，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 仗。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成了人们的笑料。

　　 2、45万国民党军队与150万共产党人作战，人数相差悬殊。

　　 3、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共产党人无需一枪一炮就穿了过去。这 个军队原来是宋哲元手下29军的一个师，它在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中获得极大声誉，因此 它的倒戈对其他部队来讲是当头一击，使他们的士气大挫。

　　 4、国民党军队由广东、四川、云南的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缺乏统一领导。 在各个部队中，互相不是合作，而是勾心斗角。

　　 5、蒋介石干涉过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南京给各位军官打电话，下命令，往往考虑不到 战场上的新动向。

　　 6、共产党通过蒋介石总部的军事助手刘飞把国民党的行动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飞 1949年4月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和共产党和谈时，投奔了共产党。

　　 7、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军队苛扣军饷，给养不足。他们被围困时，整连整营的士兵 用武器跟共产党人换馒头、米饭吃。

　　 8、国民党缺乏空军支持。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新飞机，甚至拒绝提供他们的飞机所需 要的零件。

　　 1957年，历史学家陈晓伟在香港与埃里克·周谈话时分析说：

　　 1、原广西将领白崇禧是国民党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是在最后一刻被任命为徐州战 场总司令的，但他拒绝了这项任命。白崇裕反对蒋介石在徐州打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计划，他 提议在长江南岸安徽芜湖设下据点、万一共产党打到那里，他们的运输线将会大大拉长。

　　 2、陈纳德将军告诉蒋介石，他有信心只用40架战斗机就能在徐州扭转局势，但大家都 知道，美国政府没有答应国民党关于飞机的要求。

　　 3、共产党到处挖洞，作为坦克陷井，因此阻止了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

　　 4、总的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中，设备和火力方面都劣子对手。

　　 5、国民党打的是防御性阵地战，而共产党则机智灵活猛烈攻击。

　　 徐州战役之后，共产党对同国民党和谈彻底失去了兴趣。

　　 即使李宗仁等对此还存有幻想，但至少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在徐州战役国民党即将败退之际，蒋介石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打击。

　　 他的私人秘书陈布雷自杀了。

　　 埃里克·周两星期前和陈布雷谈话时，发现他异常忧郁。

　　 陈布雷责备自己没能更好地为国家效力。蒋介石参加了他的葬礼，看起来很悲痛的样 子。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 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然而，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 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 的、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风云多变的1948年就要过去了。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起初， 这些人的头头是蒋介石的优秀将领白崇禧，但很快这些人就由白崇禧的广西老朋友李宗仁负 责了。

　　 这一年的12月，白崇禧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频繁地在一起秘密商议。两人都认为只 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白崇禧马上发出很多电报，以采取行动。第一封 电报是让官兵传阅的，倡导和谈。然后他给张群和张治中发电报，要他们向蒋介石提议同共 产党和谈。接着，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谴责蒋介 石，要他对他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以便使和谈不受阻碍地按时进行。河南省政府主席 张诚还发电要总统辞职。

　　 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认为这些迹象都是不服从命令和失败主义的表现。

　　 此时，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蒋介石派 他忠诚的朋友张群两次去汉口，和白将军商讨形势，试图消除误会。不久，人们就发现白崇 禧起码不是个失败主义者。蒋介石不断被各种来电所震动，而此时，共产党军队则继徐州战 役获胜之后，正在坚定地向长江以南挺进。

　　 在白崇禧看来，现在应是和淡停战的时候，这样，国民党军队可以在湖南、湖北、江 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重新组织力量防御。但是，主和派中却有些真正的失败主义者， 甚至有亲共人员，张治中想让蒋介石辞职，以便李宗仁能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根据张群的汇报，蒋介石原以为能和白崇禧达成一些理解。

　　 但圣诞节那天，他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这 使蒋介石醒悟过来了，他对此极为恼火。

　　 这时队香港也传来了令他烦恼的消息：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和李宗 仁副总统的密使“谈判”。而且，甚至张群都对蒋说他也赞成和谈，当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也不会例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己无后退余地，正象他已表示的那样他也想下野但必须按他自己提 出的条件下野。如果是按别人提出的条件下野，或者他在压力下下野的话，那他可受不了。 然而，没有政治同僚的支持他怎么能再打下去呢？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吃 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

　　 “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 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

　　 他已准备好了新年文告，宣布他愿意和谈，但他知道他提出的和谈条件共产党是不会接 受的。他的条件是：不违背“宪法”；维护民主形式；维护现有武装力量的存在。他表示只 要能够和平，他将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保持一致。当 来宾们重新进行讨论时，蒋介石下令发表他的新年文告。

　　 几小时之后，主和派（现在的领袖为李副总统）开始在报纸或城墙上用口号来打扰蒋介 石，“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 助。”事实上，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现在已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使国民党感到失望的宣言。共产党的电台播 送了和谈的8项条件，宣布一开始就指控蒋介石为“中国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 子”，“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年底之前，共产党公布了 43名“一级战犯”的名单，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

　　 共产党的和谈条件是：

　　 1、惩办战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立宪政府；4、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改组所有 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进行土地改革；7、废除一切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 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反动的南京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一切 权力。面对这些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1月19日，行政院宣布准备“立 即与共产党停战，双方派代表开始和谈。”

　　 现在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他要从现实中退出来，而不是辞职。

　　 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

　　 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至于蒋介石本人，尽管和共产党的斗争曾“停止”过一段时间，但现在还得继续斗下 去，在发表新年致词前，他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台湾，以作为最后的防守阵地。为 此，他任命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首领，陈诚为省政府主席。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

　　 “如果从此以后共产党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 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 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 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 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

　　 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仍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蒋介石下野之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省。

《蒋介石传》第19章 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 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 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 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 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 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 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 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 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 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 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 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 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 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 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 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 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 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 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 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 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 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 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 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 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 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 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 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 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 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 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 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 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 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 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 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 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 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 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 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 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 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 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 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 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 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 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 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 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 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 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 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 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 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 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 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 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 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 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 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 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 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 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 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 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 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 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 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 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 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 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 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 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 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 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 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 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 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 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 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 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 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 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 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 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 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 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 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 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 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 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 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 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 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 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 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 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 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 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 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 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 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 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 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 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方进军，“以便结束日军的遣返工作”。 不管调解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将支持蒋介石，这个决定将对外保密。

　　 美国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在华北建立军事力量，表面上所说的理由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 的，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使马歇尔将军能保证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对抗中军事力量始终处于 优势。

　　 总统还声明，中国的建议将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前提是马歇尔将军能完成建立一 个联合政府的使命。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 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总统的特使带着三项具体的指示来到了重庆。他将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停止敌对 行动，完成将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编入国民军的工作，并召集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 其它团体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结束国民党的领导，并使共产党参加联合政 府。

　　 马歇尔将军是二战中的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使盟军得以获胜的主要功臣。带着这种威 望，他接受了去中国的使命。

　　 他性格沉稳，举止文雅，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尽管他的聪明才智比赫尔利更胜一 筹，但他对错纵复杂、明争暗斗的中国政坛并不比赫尔利更熟。他刚一到达就被各方包围 了。

　　 其中当然有国民党，因为他是被派往蒋介石的政府的。另外还有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以 及张澜、罗隆基等民盟的领导人。民盟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阵线中的组织。

　　 马歇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保证赫尔利的继任者既能称职，义能受到欢迎。他起 先推荐魏德迈将军，因为蒋介石很信任他。马歇尔似乎从没想到过，蒋介石的信任这一点足 以使共产党人认为魏德迈不够格。

　　 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对魏德迈将军的任命。周恩来马上便知道了这个 消息，他向马歇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共产党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迈。

　　 马歇尔将军很尴尬，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艾奇逊，请他取消这项任命。

　　 当马歇尔让周恩来提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时，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推荐了燕京大学的校 长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博士庄中国工作了大半生，颇受人们尊敬，但是他对中国的政界 却并下熟悉。

　　 国民党把共产党否决对魏德迈的提名一事，看作是敌人的一欠胜利。

　　 马歇尔将军以他那军人的果敢，向他宣布的三个目标迈进。

　　 第一个目标是停止敌对行动。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一半要求，他们建立了 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领导这个委员会，另外加上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群和共产党的代表 周恩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命令各 自的武装于13日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解执行部，任命了八个 停战小组，每组包括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代表和一个共产党人。

　　 时隔不久，人们便看出这一项协议形同虚设。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双方的军队便在 河北、山西、绥远、江苏北部及山东等地发生了战斗。

　　 周恩来坚持内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个要塞在停火期间，应由共产党控制。为表示诚意， 蒋介石勉强答应了这一点，这样共产党便掌握了控制热河的关键。随后，共产党加强了在东 北的兵力。46，000军队从山西调往东北，以加强林彪的部队。2月份，又从河北和山东分 别调来了10，000和40，000军队，另有80，000军队从山东坐船，登上了苏联人控制的港 口。

　　 马歇尔将军不知道这些事，他很快又奔向他的第二和第三个目标。

　　 1946年2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签定了一个协议，这个委员会 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及马歇尔将军。

　　 根据协议，在以后的12个月中，要对军队进行改编。政府军减至90个师，共产党的军 队减至18个师。再过6个月，还要分别减至50个师和10个师。当时，蒋介石建议，裁军 应由三人委员会进行监督，并且应该有美国人在场。共产党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于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制 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宪法的具体计划。在这些会上，共产党对政府的建议都表示赞同，这使 马歇尔觉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这时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正在莫斯科，他是应斯大林的邀请去过圣诞节的。他曾与 这位苏联的领导人进行过两次会谈。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中国和苏联之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能和平相处。他还提议，蒋 经国的父亲应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上的某个地方与他进行一次会谈。

　　 这一邀请使蒋介石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他接受邀请，其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 美国政府所要求的联合政府，并“完全依靠苏联”。如果不接受邀请，使斯大林失望，那么 斯大林也许会更加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他去问马歇尔，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事情我都支持。”

　　 3月13日，马歇尔将军回到了华盛顿，深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述三项使命，接下来的 目标便是善后工作了。但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有疑虑的。

　　 因为3月8日，他接到了使馆二秘雷蒙德·勒登写的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东北的共产 党人日益增长的敌对态度。并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已同苏联联合起来。

　　 马歇尔将军此时回美国，实在大不是时候了。

　　 3月7日，苏联人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他们刚一撤走， 中共就开进去了。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便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均撤 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的 状态。停战就此夭折。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领了 四平街，这样，他们便有力量堵住蒋介石向东北派驻的军队。

　　 4月18日，马歇尔的政策已乱了套。这时他回到了中国。

　　 19日（应为5月19日——译注）。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四平街，并追击林彪的后 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上看，1946年5、6月份在东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已决定了国民党军队 在内战后期不可避免的大溃败。

　　 在这个阶段，苏联没有向共产党提供军用物资。除了步枪之外，共产党的大部分装备都 是从政府军兵器库里夺来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权衡了时局之后，决定请蒋介石到莫斯科来会谈，以讨论对东北的重新 安排；新的安排将把美国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国根本不会在乎被人排挤在东北之外，他们关心的事主要是避免过多地卷 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然而 他们也有重重顾虑，他们担心东北将来会纳入苏联的经济。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增加了国共双方在既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联 合统治东北的可能性。于是，马歇尔便加倍努力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很清楚——虽然美国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政 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已不可能制定出对付苏联的共同策略。因此，他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

　　 “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他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 弱。于是，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蒋介石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使他陷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起初，斯大林虽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 业设备，没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到这个工业基地，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共产党提 供什么援助。

　　 可是现在，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做法。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送给中国共产党1，226 支枪和369辆坦克，这些都是由日本生产的。另外还提供了300，000支步枪，4，836架机 关枪和2，300辆机动车辆。总而言之，所援助的武器和装备可以武装一支五、六十万人的 军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原莫斯科的领导人李立三也于1946年冬至1947年派回中国，以 便将100，000北朝鲜军队并入林彪的队伍。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这些新式的现代化武器，所以，这些大规 模的军事援助起初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援助使共产党获得了压倒 国民党的优势。

　　 4月18日，马歇尔回到中国那天，也是四平街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时间有误， 四平战役发生在5月份——译注）。他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进攻，但是没有奏效。蒋介石看 到胜利在望，再怎么劝他停战他也不会回头。

　　 5月，蒋介石赶到沈阳指挥战斗。29日，他收到了马歇尔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的威胁 ——除非马上停止战斗，否则他将退出调解。

　　 当马歇尔在重庆向周恩来解释这些情况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们那时正站在中 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对此，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虽然马歇尔还不明白，这位调解人后来 在6月23日又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会谈，当他听到共产党的这位代表指责他在中国实行 “双重政策”时，他大吃一惊，周恩来说美国一面支持国民党，一面又假装调解。凡是熟悉 共产党的谈判之道的人都会明白，他们在谈判中变换口气意味着什么。但是，马歇尔并不明 白，他只把这些话当成了对他个人的指责。

　　 谈判仍在继续，6月26日，国共在东北达成了一个停火协定。

　　 尽管双方在7月1日都宣布这个停火协定将无限期地延长，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出，它 和前一个协定一样不起作用。4日。

　　 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举行。

　　 7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这就是周恩来在变 换口气时要传达给马歇尔的信息。

　　 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继续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歇尔及他的上司们却没能看到这 一点。

　　 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进攻，到9月中旬，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在国民党的控制之 下，共产党的军队撤退到山东和山西的山区里。这时，蒋介石瞄准了一个更大目标，即张家 口，这个地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苏联曾将此城交 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曾准备将其首府从延安移到这里。它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北部 与西伯利亚的通道口。

　　 为此，共产党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抗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行动，他们将中断 与政府的谈判。蒋介石置马歇尔的调解于下顾，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他强迫蒋介石停止攻 占张家口的行动。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马歇尔勃然大怒，这时，他给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他劝美国政府对中国 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

　　 “美国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即这些军用物资只能提供给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表 示，如果禁运“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实行禁运。

　　 然而，这一事关重大的决定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头一次听到这 个消息是在8月30日，这天他得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他 还不知道，禁运早就从7月29日开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运才正式取消； 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这个重大的打击面前，蒋介石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现在已无法继续进攻。

　　 10月10日双十节，张家口失守，同一天，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演说中宣布，他 准备继续通过调解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马歇尔又天真地以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他们明白地表 示，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不抱希望。他们要求政府的军队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 位置，在东北则撤到6月7日的位置。

　　 这些要求使马歇尔左右为难，他对周恩来说，他觉得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效果”。他 接着说：“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无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们只需要说一 声。我马上就走。现在你们已经这样说了，我马上离开这里，去南京。

　　 1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没有出席。16日， 周恩来指责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马歇尔将军提供交通，将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 安。

　　 现在，除了蒋介石之外，马歇尔将军已无人可谈了，他们两人于12月1日进行了一次 会谈，双方的分歧已无法弥补。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 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 要搞垮政府。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 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谈到这里，两个人不欢而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显然不再理会马歇尔将军了。

　　 他自行其是，于11月27日向“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946年 圣诞节那天通过，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处处都是按孙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规定，一切公 民和种族都是平等的；实行全民不记名投票；二十岁以上的男女享有选举权；保障权利和自 由；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只许连任一次等等。

　　 遵照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政府将分五个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选部门。 大会同意宪法于一年之后生效。

　　 中共和民盟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很小的党派参加了宪法的 制定工作，即青年党和张嘉森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 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 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 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 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 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 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 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 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 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 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 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 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 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 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 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 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 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 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 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 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 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 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 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 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 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 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翻译。

　　 当马歇尔请胡霖坦率地谈谈他对和谈前景的看法时，他指出了下面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国人这么看，他们就错了。

　　 二、建成联合政府就象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 的。

　　 三、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 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

　　 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 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五，象民主同盟、青年中国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这种弱小的党派既缺乏广泛的支 持，又没有对大众的号召力，不应太重视他们。

　　 六、美国所说的那种民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七、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八、苏联极有可能巩固他们在东北的力量，以达到秘密援助共产党的目的。

　　 马歇尔将军没有理会这些话。

　　 胡霖的这些话讲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在此之前，阎锡山同样没有能使马歇尔从他最初 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曾去太原见过阎锡山，第二天，阎锡山用车把马歇尔送到了 机场，路上，马歇尔说：“我想调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给 共产党的条件比苏联给他们的更好。”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 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

　　 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

　　 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 级专政。”

　　 马歇尔说：“至于中国，美国要看调解的进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平心而论，马歇尔的处境本来就不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交给他的那个烂 摊子，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对共产党却较为有利。他对周恩来所抱有的信心比对蒋介石的 大。

　　 现在，他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继续壮大，而蒋介石却得不到他需要的军用物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战于1947年春进入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新阶段。

《蒋介石传》第18章 战争结束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 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

　　 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 说：“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

　　 “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 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忙，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 我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 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 国。”

　　 这些话可以说基本上是委员长讲的，但它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

　　 这段文字引自法国空军莱昂内尔·马克斯·蔡桑将军写的中国内战史，作者把这段话安 排在记叙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的上下文中。

　　 虽然史迪威好象不曾引用过完全相同的话，但这些内容与蒋介石在私下交谈中所持的观 点是一致的。它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在二次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的态度，也为美国为什么对 蒋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 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 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 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还 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战争， 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 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 “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白宫得到的消息和情况以及美国报界公开的报道有很多很多，而且相互矛盾。其中，有 史迪威将军发回来的言词尖刻的电文，里面全是在抱怨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僚是如何的无能， 如何的混乱，以及委员长这个人是如何的碍事。还有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高斯写回来的持怀疑 态度的报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 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着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1942年10月1日，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来到了中国。威尔基体格魁 梧，善于交际，而且很容易轻信别人。

　　 他被他所看到的情况征服了。战时的首都为了欢迎他，把门面乔装打扮了一番。中国人 的热情好客，蒋夫人那种诱人的魅力以及委员长学者般的派头，冲昏了威尔基的头脑。

　　 他参观了黄河边的“作战前线”，那里摆放着“缴来的”日本人的武器和装备，其中包 括头盔（据说这些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打动来参观的重要人物）。对 此，威尔基虽然也产生过一点点怀疑，但又很快打消了。

　　 于是他向蒋夫人建议说：她可以做一名最理想的外交使节，因为她“有头脑，循循善 诱，品德高尚，并具有才智、魅力和豁达的同情心以及雍容的仪态和炽热的坚定信念。”后 来，蒋夫人把这些吹捧她的话当真，竟采纳了威尔基的这个建议。

　　 除了这种引起人们错觉的事之外，还有许多混淆视听的报道。威尔基属于那种襟怀坦荡 的人，但是还有更多的居心叵测的人也在暗中推波助澜。而其他的人，动机比较单纯，他们 看到国民党如此腐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共产党肯定是好的。

　　 1941年2月，委员长对劳克林·柯里说：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派一个深得罗斯 福个人信任的政治顾问。但是，柯里却向总统推荐欧文·拉铁摩尔做委员长的“政治顾 问”。

　　 拉铁摩尔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后来他曾担任过利兹大学的领导，而当时在他被任命之 前，他和罗斯福总统一面都没见过。

　　 九年之后，当时已放弃共产党信仰的美国共产党前任主席路易斯·F·比登兹在泰丁斯 委员会作证说，拉铁摩尔当时是美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后来，他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里成了反蒋派的领导人。

　　 有关任命他的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都记录在参议院1952年7月2日归档的参议院司 法委员会的报告里了。实际上，统一战线时期左派作家把蒋介石大大吹捧了一番之后，就有 人在四十年代开始进行歪曲的报道。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即 使那些进行错误报道的人也没有接二连三地给蒋介石冠以种种罪名，那些可悲可叹的事实也 是不言自明的。

　　 错误的消息来自对共产党的国中之国田园牧歌式的描述。

　　 这种宣传又被罗斯福的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天真浪漫地向前大大地推动了一 步。从6月21日至24日，副总统和委员长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委员长听着华莱士大 讲他精心编织的有关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农业改良派”的理论，以及论述中共的马列主义的 “危害性”和“正统性”的老生常谈。华莱士坚持要访问延安，起初委员长拒绝了，但后来 又改变了态度。从延安返回后，华莱士果然说共产党人的确是“农业改良派”。当蒋介石再 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时，他确实是支持这样做的。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还击日本人，因为日本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对中 国来说，这一年是漫长的抗战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十五天之后，靠施放毒气才 夺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这座城市几乎被日军炸平，10000幢房屋只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离了。而中国的 增援部队七天之后才赶到，这时日军被迫撤退。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有着 重大的意义。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岛屿上的战斗进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美国 的远征军会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登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人在空中便会得到陈纳德将军 的第十四航空队所建立的一系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须完全控制整条京广铁路， 以达到将中国一分为二，孤立重庆的目的。由于有苏日中立条约，而且俄国正忙于对付欧洲 的强大敌人，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苏联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在1944年3月把“满洲”的十 个师调往湖南。

　　 1月份，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请，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会谈，以全面解决两党的分 歧。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观点，要求给予共产党平等的地位。

　　 一个月之后，美国共产党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发动了一场宣传战，呼吁美国施加压 力，迫使重庆允许一个美国使团访问延安，打开国民党的封锁。

　　 3月份，俄国人的飞机轰炸了新疆。4月2日，苏联政府指责新疆当局向外蒙古派兵， 并声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难民。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是为苏联的飞机轰炸找理由。五月中 旬，驻重庆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苏联的军事顾问也随之全部回国。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西安进行了几次会谈，当共产党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控制地区 以及作战部队的自治权时，会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有180万人的进攻兵力。这些并不都是他们的 精锐部队，最好的军队大多在别处的前线，但是他们装备精良，指挥有方，而且受过极其严 格的训练，蒋介石的六百万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在这六百万军队中有许多都是食不果 腹、指挥不良、装备落后，无心恋战的部队。

　　 从长江以北的河南省又传来了大饥荒的消息，这次饥荒是灾难性的，情景十分悲惨。这 个消息是在1943年2月由《大公报》首次披露的，这份报纸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克服了种种 困难。

　　 该报全面报道了当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由于这是首次报道，报纸被扣发了三天，后来审 查部门把这些消息从报上删掉了。西奥多·怀特把他的亲身见闻写成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报 道。他认为，在收成很差的1942年，政府把绝大部分粮食以税收的方式征走了，第二年又 遇上长期的干旱，结果造成了饥荒。灾民的救济严重不足，由于情况较好的邻近省份的竞 争，再加上地方上心狠手辣的囤粮商的破坏，救灾工作无法进行。估计有200万到300万人 背井离乡，逃荒到外省，大约有同样多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发起了进攻。日军进攻时，中 国的一位指挥官汤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没有来得及回来抵挡日本人的突袭。汤恩伯是国民党 军人中名声最糟的一个。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汤恩伯指挥的军队每个单位都缺编，这样，军官们就可以把付给并 不存在的士兵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冯玉祥的这个记载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汤恩伯和他的军队与敌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他们从河南边界的界首购进日货，然后运到内地出售。回来时又把中国的产品卖给日本 人。这种往来为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汤恩伯不在前线只是国民党防守河南时严 重失职的例子之一，当他们为内部矛盾争得不可开交时，日本人已夺取了省会。

　　 中国的第十二、第十三军相互攻击，推迟了撤离时间。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将5万中 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 路。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却给了中国重量的一击，他要求中国抽调国内防御急 需的兵力。他一直缠着委员长，要他向缅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国训练装备的Y军，因为在那 里，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了边界那边印度的英帕尔。

　　 蒋介石根据开罗协议，两次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协议规定由史迪威率领他的中美陆军 部队在缅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发动进攻，配合缅甸南部50000英军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以夺 取仰光。

　　 邱吉尔虽然同意这个计划，但显然不很热心。因为这个计划与英国的战略没有多大关 系。蒋介石支持这个计划，他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他警告总统说，他预计那个时候日本人会 在中国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在开罗所作的承诺。这无疑是有道理 的。但是最后，蒋介石却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罗斯福的恳求，同意在4月14日将美国训练的 部队派往缅甸。

　　 不出几天，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 一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个月下旬，长沙失守。在此之前，薛岳（小老虎）曾三次夺回长 沙，可是这一次又被日本人赶走了。

　　 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 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 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 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 ‘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 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 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 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 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 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 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 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 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 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 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 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 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 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 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 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实际 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 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 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 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 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 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 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 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 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 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 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 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 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 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 又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 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 国。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1944年夏 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 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这是宋子文造成 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 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 删掉了。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 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 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 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改动这 封电报的内容，电报由重庆的一位老资格的美国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送交蒋介石，并带上大 使的一等秘书，众所周知的反蒋派人物谢伟恩当翻译。

　　 电文十分直率，但是蒋介石在读这份电报时很平静，脸上还象往常那样带着微笑。让人 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回信表示服从。但他要求美国派一个“全权的”调解人来调整他和史 迪威的关系。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议今后总统给他的来信，都应 委托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总统很高兴，但是他的有些顾问却认为事情太顺利了，简直不像是真的。果然， 他们想对了。

　　 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了三条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条件，他说：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挥，但他们必须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他与史迪 威的关系不应再出现权限不清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全权控制租借物资。

　　 为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他指示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博士宣布，当他提到中国军队时，他 只是指那些已经由史迪威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

　　 总统被弄糊涂了，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和蒋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个权力 很大的调解人。他选中了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是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 荷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透着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在胡佛总统 的手下当陆军部长。后来一想，总统又决定派唐纳德·尼尔逊陪同赫尔利一起去。尼尔逊是 一位商人，当时他当过一段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特别使命是研究中国经济，他也是 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人。9月6日，他们两人经莫斯科来到了重庆。

　　 赫尔利到达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了。

　　 虽然“刺头儿”深得军队和下级军官的敬仰，但中国将领讨厌他那种粗率、傲慢的作 风，他们希望他不去理会军事官僚机构中的种种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见留在肚子里。为了保 护自己，就连最高军事机构中像何应钦和陈诚这样的竞争对手，都能合起伙来，在委员长面 前说史迪威的坏话。

　　 还有一个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愿意要翻译。但 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的话难懂。当他说“好，好”时，他的 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话里，“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这个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释为什么史迪威会指责蒋介石总是“违背 诺言”。

　　 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还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 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 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 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 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 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 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 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 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 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 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 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 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 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 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 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 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 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 “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 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 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 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 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 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 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 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完 了，但罗斯福仍想在东亚继续让史迪威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因此，罗斯福作出了一个妥协的 反应，10月5日，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又建议让史迪威 在缅甸战役期间继续留在那里。

　　 但是，蒋介石不会就这么便宜罗斯福，在9日给总统的答复中，他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开 罗会议以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不无正确地指出，由于把他手下由美国训练的军队派去了缅 甸，结果使他在日本大举进攻华东时，处于兵力不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无法抵挡日军，对 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 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 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 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 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 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 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 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 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 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 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 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 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 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 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 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 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 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 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 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 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 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 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 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谢伟思访问延安，他的报告为美国改变政策，转向支持共产党，提出了 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论据。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辞职；继任者是8月以来一直在中国担任总统私人代表的 赫尔利将军，他于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离去之后，他的指挥权被一分为 二：丹尼尔·苏尔但将军接管缅印战区，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指挥中国战区。赫尔利和魏 德迈与他们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尔利是个待人诚恳，性格外露的人，他没有职业外 交家克劳伦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种外交方面的敏感。而魏德迈虽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 超群的气质，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样缺乏策略。两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坚决反共的，为了他 们眼里的美国利益，两人都坚决支持蒋介石。然而，这两个人又都肩负着帮助国共两党和解 的任务，这个目标由于蒋介石决不让步而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赫尔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体外交人员发生了争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们报告那些有 利于延安而不利于重庆的情况。

　　 魏德迈也与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产生了不和，戴维斯是他从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 对这位顾问的建议，魏德迈还不至于像赫尔利对其部下那样恼火。然而，当魏德迈和别人一 样，发现无法使中国的两党走到一起时，他所受到的挫折并不亚于赫尔利。

　　 委员长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十分高兴。赫尔利将军刚就任大使时就向国务院和他在重庆见 到的所有人士讲明了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五个目标：

　　 一、防止国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总统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调和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其中的第五个目标是与前面三个目标相互矛盾的。

　　 他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最初那种过分的自信，一部分是由于他乐观的天性造成的，而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来华途中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进行了交谈，俄国人曾向他保 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兴趣，并希望与重庆改善关系。

　　 在赫尔利试图使国共两党合并军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以后，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 又作了一次更大的努力。那是在1944年11月，当时他飞抵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一 次会谈。怀着马到成功的得意心情，他于11月10日带着一项五点建议飞回了重庆，这项建 议主要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他得知蒋介石对这样一个要剥夺国民 党独揽大权的资格的计划毫无兴趣时，他十分狼狈。

　　 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并将共军并入国民党 军队。但这项建议没有同意联合，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起初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建议，但是 12月8日他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又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建议无法接受。在28日从延安 发来的电报中，他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撤走包围共产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压 迫性的规定，停止秘密警察的一切活动。

　　 这种突然的转变使赫尔利感到又着急又失望，尽管委员长并没有这种感觉。不久，赫尔 利就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战时的前身）已秘密提出向25000名共产党游 击队提供全部装备，以便在华北日军的后方开展破坏活动，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那么高 的热情与国民党谈判了。

　　 当赫尔利和魏德迈发现了他们背后发生的这些情况之后，便明确地向共产党表示，美国 政府不会牺牲重庆来和他们打交道。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回到国民党的首都，准备参 加另一轮会谈。

　　 要使国共双方消除分歧，看来没有捷径可走。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了以后，才能 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再来谈联合。

　　 由于周恩来没有让步的表示，蒋介石便宣布他将在5月4日召集一次会议，开始按孙中 山的遗嘱起草宪法，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宪政。

　　 由于担心共产党会被排除在这一重大行动之外，周恩来又作出了和解的姿态。2月3 日，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代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宪政开 辟道路，同时为统一军队制定一个共同的方案和计划，并决定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参政方 式。

　　 就在此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苏联克里米亚，正在开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会议。这是二 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它将决定战后世界的格局。会议2月4日于雅尔塔召开，一周 以后结束。

　　 这时的罗斯福总统已精疲力尽，形容枯槁，的确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就这样，他在协 约上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交给了斯大林，并把东欧也交给了他。而邱吉尔则无能为力地在一旁 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

　　 在这些整整过了一年才公开的秘密条款中，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欧洲战 争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作为回报，苏联将得到千岛群岛，霸占外蒙古、南萨哈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并控 制东北的港口和铁路设施。

　　 按道理，涉及到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应征求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一 切都包办了。

　　 斯大林耍的一个主要手腕，就是他“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 其武装力量帮助中国，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这样，这位苏联的领导人一下 子就达到了沙俄帝国一直梦想实现的目标一在远东扩张领土，打垮日本，并削弱中国。

　　 显然，雅尔塔会议的条款直接违背了罗斯福在开罗首脑会议上所作的庄严承诺，比起德 黑兰会议上制定的条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使中国 不再在国际上遭受屈辱的强烈愿望。1937年，蒋介石抗日参战，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 国的领土完整。

　　 可是，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这个曾对中国作出过保证的人，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放 弃了他说过要支持的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正在准备对日本开展大规模的空中进攻，原子 弹也即将投入生产。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明白，他们不需苏联的帮助，就能击败日本。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不但没有与委贝长商量就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而且 还背着他对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许诺，即其中的内容暂不告诉蒋介石。

　　 至于什么时候再告诉他，斯大林回答说：“等我们从西线腾出一些部队，往远东调去二 十五个师时……就可以同蒋介石元帅谈这些事情了，”

　　 这个秘密保守得十分严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承认，他都是在事后 七个月才知道雅尔塔会议的远东条款，虽然他当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5年3月2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时，若无其事他说：“很自 然，这次会议只涉及欧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政治问题，与太平洋战争无关，”

　　 尽管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有关牺牲中国的传闻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极度不安的 赫尔利大使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大约一周之后，于2月19日离开重庆回到了华盛顿。在白 宫，总统把雅尔塔协议给赫尔利看了。

　　 3月6日，当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拍电报给赫尔利求见总统时，这位大使仍在华盛 顿。宋子文得到的答复是，在既定的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来不及进行有益的会谈。旧金山 会议定于4月25日召开，将讨论建立联合国的事。这时，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有关雅尔塔会 议相当准确的情报。于是，宋子文3月10日又给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拍了一 封电报。

　　 在给赫尔利的电报中，没有提及雅尔塔会议。而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则提到了此事。宋子 文提出他将以代理总理而不是外交部长的身份访美。

　　 宋子文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他的访问被推迟到了旧金山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 福兰克林·F·罗斯福就于4月12日死去了。

　　 此时，蒋介石对于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他的心思已完全扑 在了中国战后的权力斗争上。他感到未日就要到来了。在他看来，不管美国人会施加什么样 的压力，接受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都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无异于不战而 败。

　　 他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使自己处于必胜的位 置。但是，同时他还必须稳住美国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的政府不民主，并且正逐步倾向于 支持他的对头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主持着 他那个懒惰低效的政府。

　　 现在，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技巧和果断决策的权力。3月1日，他 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召开，以推行“宪政”。一旦推行宪政之后，一切政党就 是平等的了。即使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可以参政，但是最终的决策权力和责 任仍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

　　 蒋介石是从领土和权力两方面去考虑的。一旦日本人撤走，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至少 在名义上将由国民党控制。通过继续把持政府，他便可以得到组织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进 而控制“国民大会”的代表人选。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看穿了这套把戏，并在3月9日指责整个方案是一个“欺骗性 的分裂中国”的计划。专门处理麻烦事的周恩来退出了由赫尔利发起的会谈。…

　　 然而，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建议的政治措施，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但他们首先必须制定 一个适用于今后这段关键时期的政策。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延安召开，会议一直开到6 月11日。

　　 这时，共产党宣布，他们已作好了重新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甚至可以按蒋介石的条件 有保留地参加政治活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现在控制的解放区已有9550万人口，在 这些解放区里，“地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毛泽东还说他们的军队有 91万兵力，另外还有220万民兵。对此，蒋介石和美国情报机关有不同的估计。蒋介石的 估计是，共产党有30万武装军队。而美国情报机关估计共产党有47万5千兵力、20万7 千条枪支。

　　 当中共代表大会仍在进行时，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从5月5日一 直开到21日。自然，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党的总裁。“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确定在11月 12日。

　　 会议向共产党作出了一个让步：即同意通过立法使一切政党获得合法地位。而有关“国 民大会”参加成员的重要问题，则留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这个会议上一切党 派都将有代表参加。”7月1日，一个由国民党成员和民主同盟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飞抵延 安。但是，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答复，却没有让蒋介石满意。

　　 毛泽东建议，推迟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国的各大政党应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临时的联合 政府。这样一来，僵持仍在继续。

　　 蒋介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寄托于国际的已破碎的希望中，再捞回一些东西。

　　 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于5月26日把哈里·霍普金斯（又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 人）派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已准备好于8月8日开始在中国作战。但是，在 中苏定立条约之前，他们不会参战。

　　 他声称支持蒋介石作为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人，至于领土，他对满洲和新疆都没有任 何企图。他甚至准备让国民党的代表在由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组织地方政府。6月15日， 赫尔利拜见蒋介石，向他正式通报了雅尔塔会议的协定。

　　 美国决定牺牲中国、支持在满洲的俄国人的消息，显然震动了蒋介石。但他保持了平 静，他建议，中苏签定任何协议都应有美国和英国参加，大连港的海军基地应由四国联合处 置，而且英美应该参加中苏移交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讨论。

　　 如果赫尔利回答时的态度还不算冷淡的话，那么他的答复本身则是冷冰冰的——美国政 府将遵守雅尔塔协议。蒋介石的建议没有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蒋介石召见宋子文，向他下达了几点简要的指示，并派他前往莫斯科。6月下 旬，宋子文抵达莫斯科，这位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是反映委员长的立场。

　　 尽管中国处于弱势，但宋子文仍不愿让步，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宋子文与斯大林和莫 洛托夫进行了一周的会谈，但是双方的分歧之大，一如当初。7月14日，斯大林去参加波 茨坦会议，宋子文也回到了重庆。

　　 由于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倾向于妥协，因此，他想使美国在满洲问题上也有一个发言 权，于是他要求斯大林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当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得到 了一点安慰，因为杜鲁门毕竟有意要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在赫尔利那里，这些要求都被断 然拒绝了。

　　 8月7日，宋子文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作为总理前往的，随行 的还有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

　　 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 弹。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 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 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王 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 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答应了。但是，到了最后， 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 虚线上签了字。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苛刻的协定: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 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 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 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社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 东北之前占领此地。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 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 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 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 苏条约签订的当天。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 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蒋介石传》第17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 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在日本进攻后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 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

　　 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 的战略。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 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的缅甸公 路，确系中国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委员长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通畅。除了缅甸和经过俄 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 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卫他们的直辖殖民地。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他还是出 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

　　 这是一种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 沦陷。在蔡廷锴（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击过日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 之中，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英国人担心中 国军队的到来会损害与缅甸人的关系。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又改变 了主意。这样，委员长把他的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在那里，中国军队于1942年 2月16日首次与日军交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 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印度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 国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 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领袖。罗斯福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但丘吉尔却把它看作 是未经允许的一种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员长和蒋夫人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奇怪问题。按照中国的礼节，委员长应该到孟买附近甘 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惯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这次是在新德 里）去会面，总督要求按照印度的习惯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中国 的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克尔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 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首 相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 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 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委员长十分宽厚地屈从了这些同时而来的各种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妥协后的会谈地 点。印度的这位领导人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委员长 得知此事后极受感动，随后，两人大谈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在2月21日，即访问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广播了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不 顾英国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井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 范围内的反侵略斗争。

　　 在他离开后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国会领导人被捕入狱，这种事在他们与英国统治者的 斗争中时常发生。

　　 委员长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国主子，请罗斯福总统从中调解，总统谢绝了这番好意。

　　 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就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的战时 首都，中美之间的重大争执从此便开始了。

　　 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论，美国方面己有了许多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 记发表之后。因此，我们更应该记住中国方面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磨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委 员长，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一般简称“中缅印”）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 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获得的物资以及其他美国 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 外，他还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之间的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 作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史迪威应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总统的 命令自然要高于蒋介石的。

　　 尤其让蒋介石讨厌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 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 国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 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他们不愿让蒋介石享有阻 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否决权。

　　 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 这么一个完人。

　　 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 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作 “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他是带着某种野心回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 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

　　 这种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这一点史迪威当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然而，他只看到了 蒋介石战略上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无比自信。

　　 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并不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陈纳德。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 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这支“飞虎队”很快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 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有了保护。陈纳德的志愿兵成了美国的 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成为第十四航空队，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 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 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有不同的看法。陈纳德希望 把它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 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陈纳德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委员长当时的秘书长吴铁成曾谈到过这种 少见的和睦关系，他列举了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 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两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 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 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 只不过这种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主要还是个战场的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类将军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 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离显然不 可避免时，他连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份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 法再集中起来，他将把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委员长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 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 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

　　 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委员长就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 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幸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 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道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委员长写了一封信， 说蒋介石不应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 有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 去。”

　　 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东 西值得感谢。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笔500，000美元的贷款。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 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这 类话还说了很多。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 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3月8日达成的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 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寻永久性的和 平与安全。”

　　 接着，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千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 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唐（即霍灵顿·唐。一译者）说：

　　 “联合协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后的战争中能使中国的货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 上。”但这完全是个空想。

　　 史迪威到达中国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宣布对华贷款，这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 了。“苦力随身都有50元”的现象使史迪威十分震惊。随着战争的延续，货币不断贬值。 到最后（据怀持和雅各比的记载），一个月的所得，在一个晚会上就能花光。

　　 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 油、盐以及燃料。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玛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 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 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 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 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 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 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 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 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 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 （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 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 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 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 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 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 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 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 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 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 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 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 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 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 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 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 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 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 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 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 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 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 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 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 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 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 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 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 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 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 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 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 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 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 法院、绕过司法院。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 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因为蒋介石 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蒋委员长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陈立夫（多年以后我在 台湾见到他时，他仍是位显赫的人物，虽然他已年迈）。他在本书中己经出现过。他有达官 贵人的优雅气质：他的头发花白，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点过早，但他双眼乌黑，炯炯有 神。他坚决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他的智慧和 精力，无人怀疑。

　　 作为国民党的秘书长，陈立夫是战时中国的铁腕人物。他是蒋介石早年的保护者陈其美 的侄子，他和哥哥陈果夫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们兄弟两人掌握着所谓的CC系（中央俱乐部）。他们兄弟俩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 职务。如国内安全局（中统局）的局长、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等。他们或单独或合伙给共产党 和其他各种异已的力量造成很大的破坏。

　　 陈立夫不仅比陈果夫小八岁，而且比息有肺结核的哥哥更健康，他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 教育部长。他是捍卫“思想纯洁”

　　 的无情卫士，把可疑的学生或教授送进监狱或送上刑场，从不心慈手软。

　　 但是陈氏兄弟对自己要求很严，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权力，而不是 金钱。

　　 当了十四年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将军自然领导了另一支强大的派系，即军人集团。如果这 一派能团结起来，本来是可以比目前更强大的。何将军代表着老一代的军人官僚，是他们使 蒋介石得以掌握大权。但是，在这个派系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派中派，他们对蒋介石比老一 辈更加忠心耿耿，并下决心要扫除妨碍抗战的腐败无能的现象。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黄埔系， 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陈诚将军，他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国民政府逃到台湾之 后，他担任副总统，主管推行了一项极为有效的土地改革计划。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体形瘦 小，但精力充沛，在驻华的美国人中，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受欢迎的中国军官。他二十年代毕 业于保定军事学校，曾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年轻的黄埔教宫，黄埔系的其他成员都是在蒋介 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期间从那里毕业的。

　　 1944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位被陈诚取代。

　　 何应钦是个长着圆脸、体格健壮而又很谦恭的人。他是军队腐败无能的象征，在这支军 队里，阵亡将士的大批抚恤金直接落入了地方指挥官的腰包，而应征的士兵却在挨饿。

　　 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代表着另一个派系，即强大的宋氏家族。他娶了蒋夫人那 位专横的姐姐宋蔼龄，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为人直率友善，戴着眼 镜，蓄着短短的八字胡，他精于为自己聚财，也同样精于毁坏国家的财政。

　　 也许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与生俱来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后代。

　　 怀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说的话，他说：有关孔祥熙的议论有百分之九十 是假的，但他补充说：“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议论所说的还要糟。”

　　 常有人说，孔夫人的投机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证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这种消 息只可能来源于她那身居政府要职的丈夫。

　　 对于这种说法，既没有人出来否认，也无人说这是诽谤。

　　 由于乡村收粮食税的税官大都把税收所得占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决政府各种财政问题 的一贯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钞票。

　　 抗战胜利那天，物价已是战争爆发时的2500倍。

　　 尽管如此，重庆的美元储存量仍然很大，这是因为孔祥熙坚持只让美国人用一美元换二 十元中国货币，而当时黑市上的美元价格已涨到了400元，后来又涨至600无，最后高达 800元。

　　 在国民党内，还有其他的派系以及一些地位显赫的个人。

　　 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派系是政治科学系（政学系——译者），其成员都是些具有现代思 想的专家治国论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其中许多人在美国或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 能说英语，并立志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人很突出：孙科和宋子文。身为辛亥革命之父的儿子，孙科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 另拉一批自己人马的个人欲望。虽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英国人称主席），但他无法与陈立 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言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 物，他敢于大胆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员长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欢。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宋子文当作另一个该受指责的国民党人与孔祥熙相提并论，可是 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大财，但他与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 满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发的家，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数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 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 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 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 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 疮、脚气和寄生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数病员得不到 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 要的疾病——性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或者即使有能 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9年 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到1943年，一双鞋的 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 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 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 业税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 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 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 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 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 的！”冯玉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制服去追赶两小时 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 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 “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 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 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 干草。我摸了摸他们的额头，问他们吃过药、喝过水没有。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哭了。他们 说：“自打我们生病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们。我们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 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 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般来说，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旦穿上军装，就 能做到不强奸、不抢劫、不欠债，并帮助农民收割粮食。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蒋介石对人民的这些疾苦不闻不问，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这时他总要大 发一顿脾气。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了。他之所以变得如此难于接近，这与他的独断作风和孤僻 性情是有关的。

　　 从1942年11月起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利用蒋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访美这段较长 的空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以绝对优先的高速度排印出来，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出 版。

　　 这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显然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的回答。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 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 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 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 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 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 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 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 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 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 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 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 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 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 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 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 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 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 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 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 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贾菲 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 袖。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 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 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 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 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 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 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 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 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 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1943年10月，盟军最高司 令、东南亚战区总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来到了重庆。他带来一封温斯顿·丘吉尔 写的介绍信，信中称蒙巴顿与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顿外貌英俊，极具魅力，有着非 凡的外交天赋和杰出的战略才能。

　　 根据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载，他送给蒋夫人一个上面用宝石镶着她的名字缩写的卡蒂尔 梳妆盒，并在委员长面前说自己是个比较年轻的指挥官，渴望“吸取委员长的丰富经验”， 这样一来，他很快就博得了蒋夫人的欢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蒋委员长及马歇尔的个人代表 B·B·葫墨维尔一起商讨缅甸以及其他抗日战区的战略问题。

　　 然而，蒙巴顿一来就卷入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纠纷之中，因为他到重庆时正好碰上罗斯 福听信了中国政府和陈纳德将军的抱怨，已作出决定将史迪威召回国。

　　 蒙巴顿可不喜欢这样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对中国有如此广博的知识的同事，也不愿和一 个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继任者凑合。

　　 蒙巴顿对史迪咸说，他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要他向蒋介石道歉认错。虽然心 里窝火，史迪威还是听从了蒙巴顿的建议，向蒋介石赔了不是。委员长宽厚地接受了他的道 歉，两人很快就和解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11月份，他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一起参加了开罗的首脑会议。

　　 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参加此会的，在此之前，他已于10月11日宣誓就职， 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总统林森。

　　 三位领导人从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纳大厦饭店开了四天的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对蒋介石个人来说是一大胜利，联合公报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 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 还给中华民国。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 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九十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中国 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 东北，同时，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总统还要在德黑兰（11月27日至12月2日）与邱吉尔和斯大林会 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矛盾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委员长作出的许诺。1944年罗斯福取消了对缅 甸的联合进攻，也没有落实对国民党九十个师的武装和训练。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没有在战 后支持中华民国对付俄国人，尽管他的确作了一次努力，但已为时过晚。 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 分歧。

《蒋介石传》第16章 日本陷入困境

　　 对国共合作一段蜜月的奖励，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姿态。蒋介石不再 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

　　 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不乘胜转入进攻。但 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到内地，按兵不动。

　　 毛泽东不愿让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 新增日军的请求。

　　 当年在重庆的人们还记得，那时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而现在它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城 市。

　　 在1938年中国大溃败之前，重庆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它是四川的一个商业口岸，省内 的丰富物产都由这里运出。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把中原大地与高耸的喜玛拉雅山 连接在一起，1938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重庆，使其人口由20万猛增到100万。

　　 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政府官员、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种人，他们一呆就是六 年，在这期间，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学会了如何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夏 以及明沟散发出来的臭气。

　　 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势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数。最后，日本战败， 这些外省人纷纷离去，重庆又重新成了从前那个无人间津的边远地方城市。

　　 在这些新来的人中，有二、三十万是穷人，他们全挤在旧城的城墙内。而那些富人、不 那么穷的人或更有办法的人，则在城周围的山坡上建起了豪华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别墅。其中 最气派的一幢位于长江边的黄山；是委员长和蒋夫人的寓所。

　　 当然，委员长在总部大院里还有一个市内的住处。后来，他又在城市的另一边修建一组 别墅，作为他款待国宾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美国的陆军武官瑟夫·w·史迪威到蒋家的市内住所拜访了他们。 这是一次很简短的会谈，只进行了十五分钟，态度十分诚挚，与后来他们之间的激烈争吵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汉口的最后那几天里，史迪威就见过蒋夫人，他们俩很投缘，彼此都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在重庆，史迪威却是头一次见委员长。

　　 尽管会谈气氛融洽，但史迪威却对这位中国领袖印象不佳，他在一个月之后写的一份报 告中提到了他的这种看法。

　　 他认为蒋介石对其指挥中一直存在的混乱局面负有直接的责任。他还批评蒋介石对部下 不信任，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想独揽大权，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胁。

　　 史迪威是个精明而难于相处的职业军人，他了解中国，而且懂中文。他对达官显贵没有 敬仰之情，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他的浑名“刺儿头”很能反映他 的性格。

　　 头一次见蒋介石时，他的使命已将近结束，他们间的那些大吵大闹发生在后来的战争过 程中。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介石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 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产党。

　　 一月份，委员长派王鲁樵到河内跟踪汪精卫，此人二十五岁，毕业于蒋介石的家乡浙江 省的警官学校。他的任务是刺杀汪精卫。他找到了目标，但没有打中，却击倒了汪精卫的一 位朋友。后来，他又从河内一直跟踪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劳苦换来的是被法国入关了 六年的监牢。

　　 共产党是个更让蒋介石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在两百人的国民 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 机构。

　　 起先在汉口，后来在重庆，共产党都有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长驻代表团。军事委员会的 政治部主任是张治中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许多左翼党派的知识分子。 郭沫若（后来担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对戏剧电影的创作、上演 和制作实行全面的控制。北京大学的一位姓张的教授，是个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留德哲学 家，担任政治部机关刊物《战时文化月刊》的主编。埃里克·周从1938年12月起曾在张的 手下当过七个月的副主编。据他讲，张与周恩来交往密切，而且只雇左派人士（当时也包括 埃里克·周）

　　 做编辑人员。张同时也是国民参政会议中的一位积极的代表。

　　 当时一些地下共产党人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构。例如：冀朝鼎在中央银行 担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到1949年，他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 有王炳南，他在CC团的据点社会福利部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在国共和谈时，他却成了周 恩来的主要发言人，后来又出任北京驻华沙的大使，在50年代后期，就台湾的地位以及其 它有争议的问题，与美国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的德国夫人安娜是孙中山夫人的秘 书，常常和外国记者和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们提供新闻或政治传闻。

　　 在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容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容忍了他，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 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对这段蜜月的一个奖励就是，莫斯科的宣传大军采取了一种新的吹捧委员长的姿态。他 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动派”，他现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领袖”，一群来 自各国的左翼作家出现在重庆，为建立这种新的形象出力。

　　 同样是这批人，后来反对蒋介石，为他塑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万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 时却让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仅仅是温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在汉口，曾出现过磨擦。1938年秋，当周恩来重新提出以往允许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 员身份的做法时，蒋介石原有的对共产党意图的怀疑进一步加重了。他立即拒绝了周恩来的 建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力量解散红军，并使红军战士以个人身份合并到国军中 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怀手下的两万陕西红军于1937年8月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名义上讲，朱德的部队受辖于北方山西省的阎锡山将军，但实际上，八路军接受的是毛泽东 的命令。

　　 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 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 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 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 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 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 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 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 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 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 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 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 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 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 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 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 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 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 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 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 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 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 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 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 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 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 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 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 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 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 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 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 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 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 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 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 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 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 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 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 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 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 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 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 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 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 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 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 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 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 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 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 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 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 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 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 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 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 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 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 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 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 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 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 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 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 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 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 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 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 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 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 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 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 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 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 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 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 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 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 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 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 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 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 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 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 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 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 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 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 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 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 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 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 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 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 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 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 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 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 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 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 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 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 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 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 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 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 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 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 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 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 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 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 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 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 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 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