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８０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１９７７年，钱穆８３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１９８０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１９８４年，钱穆９０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１９８６年，９２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９６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１９９１年１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2)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 ，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3) 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 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新亚书院以其文化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出一批高质量人才，引起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并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lvy）主动资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卢定（Harry Rudin）教授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 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择址农圃道建校舍，由港府拨地兴工。新亚在创校六年后始有自建校舍。１９５５年春，获哈佛燕京社资助，有专款购置图书，建大型图书馆，出版《新亚学报》。钱先生办学旨在弘扬中国文化，虽获美国多方资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在校内悬挂孔子画像。港府在香港大学１９５５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１９５６年春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大，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１９６０年初，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１６年来，为办新亚，钱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１９６４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１９６５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２月返回香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此时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１９３９年夏，钱穆经香港、上海回苏州侍母，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钱先生变换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此时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并撰《史记地名考》。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钱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邀钱氏同往开办。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间，迁置嘉定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校长王星拱特函请钱先生，获允讲学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在嘉期间，曾应马一浮邀，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的政治问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地僻幽静，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钱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诸生启发很大。当时钱穆应上峰及教育部邀，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是书于关学最为详备，如对李二曲，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中庸》未发已发问题，条贯叙述。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可惜原稿于教育部复员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仅存序目。书序发表在《图书季刊》上。当时撰著的另一著作为《中国文化史导论》，陆续发表在张其昀、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上。《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 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的发挥。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详论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当时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文章，除《导论》诸篇外，其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以宋明理学为多。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方面的一个新转变。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时，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１９４３年秋，齐鲁国学所停办，钱氏应邀任教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是秋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后，病情加重，遵医嘱休养。此时他静心读《朱子语类》，后移居灌县灵岩山寺，读《指月录》。研读之后，他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有了较深体悟。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次年钱穆东归故里，闭门著书。曾被邀请去常熟作演讲。是年１０月应邀前往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又兼云南大学课务。教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此时钱穆在省立图书馆研读宋、元、明诸禅师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１９４８年春，钱氏东返，应无锡富商荣家创办之江南大学聘，任文学院院长。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为二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穆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荟萃前人旧说，并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钱穆与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在广州，他们二人曾同去番禺化龙乡黄艮庸家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在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张其昀先期赴台，谢幼伟等继续筹办学校，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钱穆为院长。后因谢幼伟因事赴南洋，崔书琴去台，乃邀唐君毅与张丕介共同效力。亚洲书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开学，夜间上课。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亚书院，校址迁到九龙深水 桂林街，日间上课。书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新亚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该院始设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后扩充为文理商三学院十二个系。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师生多为内地去港人员。钱、唐、张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与学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亦得到许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钱、唐、张外，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有的纯尽义务，不取报酬。学校经费原靠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的经济实力有限。为筹经费，１９５０年冬钱穆去台北，受到蒋中正接见，蒋嘱其“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在台湾期间，钱穆曾到各校及机关演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等，后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扩充而成。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冬天再次到台北，次年春应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为学界所重视。同年４月１６日，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刚刚讲完，屋顶水泥塌落，钱先生受伤，头破昏迷，幸能康复。

　　１９３７年５月，钱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在北大上课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书批评近代学者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学术的渊源上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学，指出清代汉学诸家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顾、黄、王开清代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论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主旨，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过去学者论清代学术，只强调考证，钱穆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讲授此课，借此而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杨树达先生盛赞此书为“佳书”，肯定作者“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

　　抗战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人文荟萃，钱穆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冯友兰、陈寅恪、吴宓、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吴承仕、陈垣、孟森、马衡、傅斯年、萧公权、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闻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达、吴其昌、贺昌群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数十人。而顾、汤、蒙与钱交谊最笃。这些学人各有所长，世局虽艰，而均能埋首著书，学业有成。在此期间，钱穆常去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为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他先后购书五万册，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变后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北大文学院迁至南岳。１０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经广州、长沙抵南岳。钱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岳市图书馆读宋明诸家集。一度钱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冯友兰把《新理学》书稿送钱穆审读、批评。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陈梦家曾选读钱穆通史课，力促通史教科书正式出版，以应时代、青年之需。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钱穆则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后移居寺中，撰著《国史大纲》。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迁来昆明后又两度讲授。每周四、六晚间开讲，二百余座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来自校内外的学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盛况又过北平时代。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加上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擅长讲演天才，感染力强，故讲者听者易引起共鸣，极一时之盛。

　　钱穆于１９３９年暑假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当时规定，书籍著作要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钱穆这类书，要经审查并依指示修改后呈请再审查，才能付梓。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才于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是书引论被学林推重为“近世大文章”。引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但必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与前景必来自先民所贻的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一意据他人之说，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全书八编四十六章，共五十余万言，以民族文化意识贯通全书。其章节标题点醒各时代特征及变化，充溢着历史智慧与创识。“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文治政府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以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各章最为精卓。钱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鞭辟入里，由小到大，由点到线到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且对别人不经意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史学精神。钱穆的许多论断都有重大启发性，能使读者举一反三。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后，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在此过程中，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文化亦不断融和统一。总之，《国史大纲》颇多创见独识，不胜枚举。是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

　　１９２２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１９２３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１９２７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１９２８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２９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１９３０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北方学风浓厚，教授之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后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通史课后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相对于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向来难以考徵，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陈寅恪推崇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钱穆先生小传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初九（公历７月３０日）生于江苏无锡，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卒于台北，享年９６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元（１９１２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祖父治五经和《史记》。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１６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乡里称淑德。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１９１０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１９１２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１９１４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是书１９１８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著作。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诂》，才自知孤陋，于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１９１７年秋，钱穆完婚。１９１８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１９１９年秋天，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钱穆年表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 卅六岁 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 卅七岁 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 四一岁 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 四三岁 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 四五岁 《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 四七岁 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 四九岁 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 五十岁 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 五二岁 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 五四岁 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 五五岁 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 五六岁 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 五七岁 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 五八岁 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 六一岁 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 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 六二岁 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 六三岁 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 六六岁 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 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 六七岁 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 六九岁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 七一岁 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 七三岁 十月迁居台北
　　1968 七四岁 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 七五岁 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 八十岁 撰《八十忆双亲》
　　1976 八二岁 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 八四岁 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 八五岁 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 八六岁 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 八七岁 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 九十岁 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九二岁 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 九四岁 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 九五岁 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 九六岁 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 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 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