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２〕“骸骨的迷恋”原为斯提（叶圣陶）所作文章的题名（刊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文中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骸骨的迷恋”就常被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话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四回。

      〔４〕《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

      〔５〕《社会日报》当时上海发行的小报之一，一九二九年创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该报载有《史济行翻戏志趣（上）》一文，揭发史济行化名齐涵之骗稿的行径。

      〔６〕《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７〕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６６〕。太阳社，参看本卷第４０１页注〔２〕。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曾对鲁迅进行过批评和攻击。

      〔８〕“汉出”的《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创刊，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发行。共出二期（第二期改名为《西北风》）。因当时上海有同名刊物（林语堂编），所以加“汉出”二字。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２〕，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３〕。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４〕，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５〕，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６〕，创造社和太阳社〔７〕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８〕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７〕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按吴稚晖投河被救后，在他衣袋里发见的绝命书中有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８〕吴稚晖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其中对于“献策”一事多方辩解，说是“本来尽有事实可以代明，然而章太炎吃了这番巡捕房官司，当然不比跳在阳沟里，他又能扯几句范蔚宗（按即《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格调，当然他的文集，可以寿世。他竟用一面之词，含血喷人。”在文末又说：“从十三年（按即一九二四年）到今，我是在党（按指国民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不愿意投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好像失意……今后他也鼎鼎大名的在苏州讲学了。党里的报纸也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

      〔９〕《解辫发》作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文中所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指一九○○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厉王被逐，由共伯和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章太炎采用共和纪元，含有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意思。

      〔１０〕“断发文身”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纹）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又《汉书·地理志》：“粤（越）地……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据唐代颜师古注引后汉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１１〕黄克强（１８７４—１９１６）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同倡革命，民国成立后曾任陆军总长。


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９〕有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晋灼曰：‘劗，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１０〕，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１１〕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一书。系作者逝世前二日所作（未完稿），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

      〔２〕张勋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３４〕。段祺瑞，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４〕。张勋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但复辟事起，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起兵将张勋击败。

      〔３〕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手工业者等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但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盲目排外。一九○○年，在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八国联军，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于八月十四日占领北京。次年清政府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４〕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２〕。他早年曾留学日本。

      〔５〕西太后即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满族，名叶赫那拉氏，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即位，被尊为慈禧太后，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６〕吴稚晖和公使蔡钧大战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间，我国自费留日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颇多顾忌，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于是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发生冲突。后来蔡钧勾结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罪拘捕学生，遣送回国。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３〕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４〕，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５〕。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６〕，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７〕。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８〕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１５〕美术学校指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下文的“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指曹白。

      〔１６〕《静静的顿河》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当时有贺非从德文译本第一卷上半译出的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曾为它写有《后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１７〕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指当时杭州艺专学生郝力群和叶乃芬。

      〔１８〕木刻研究会指木铃木刻研究会，一九三三年春成立于杭州，发起人为杭州艺术专门学校学生曹白、郝力群等。

      〔１９〕卢那却尔斯基（iDbDUSj[Z[HLMM，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

      〔２０〕露西亚俄罗斯的日文译名。

      〔２１〕ＣＰ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ＣＹ，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２２〕××省指浙江省。

      〔２３〕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指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红军部队攻克江西新淦、金溪，进逼南昌、抚州的时期。

      〔２４〕福建人民政府参看本卷第１６页注〔３１〕。

      〔２５〕陀密埃参看本卷第２３５页注〔７〕。《法官》是他作的一幅人物画，曾收入鲁迅所译《近代美术史潮论》中。

      〔２６〕人凡即曹白。原名刘平若，江苏江阴人。一九三三年在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肄业，后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出狱后曾任小学教师。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２〕，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２〕《北斗》文艺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因国民党政府压迫停刊，共出八期。

      〔３〕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作家。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等创办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４〕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指印入《艺苑朝华》的《近代木刻选集》第一、二两集和《比亚兹莱画选》。

      〔５〕五个青年作家应为“四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１５８页注〔３〕。

      〔６〕“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作的长篇小说的书名，这里借用它字面的意思。

      〔７〕卓伦（１８６０—１９２０）瑞典画家、雕刻家和铜版蚀刻画家。

      〔８〕希特拉参看本卷第１４页注〔１０〕。

      〔９〕林语堂参看本卷第２０３页注〔４〕。《宇宙风》，参看本卷第４３６页注〔９〕。

      〔１０〕铢堂原作铢庵，本名瞿宣颖（１８９４—？），字兑之，湖南长沙人。北洋政府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曾充当伪华北编译馆馆长。他的文章题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刊于《宇宙风》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三月），文中说：“我们的民族乃是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这种惰性与上面所说的不论成败的精神，最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失败者过于哀怜，所以对于旧的过于恋惜。对于成功者常怀轻蔑，所以对于新的不容易接收。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这些话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然而我要藉此点明的意思，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服帖的。……总而言之，中国人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

      〔１１〕但丁参看本卷第４１３页注〔３〕。

      〔１２〕《ＤＺＺ》德文《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ｎｔｒ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意志中央新闻》）的缩写；是当时在苏联印行的德文日报。

      〔１３〕海涅（１７９７—１８５６）德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二月十七日是海涅逝世的日子。

      〔１４〕勃莱兑勒（１９０１—１９６４）通译布莱德尔，德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考验》和三部曲《亲戚和朋友们》等。

      审判庭开后的第八日，开最后的判决庭，宣判了。判决书上所开的罪状，也还是起诉书上的那么几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

      ‘核其所为，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条，刑法第×百×十×条第×款，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特依××法第×千×百×十×条第×款之规定，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判决书送到后十日以内，不服上诉……’云云。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然而，入狱的原因，直到我出来之后才查明白。祸根是在我们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而那个硬派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的马褂老爷，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写完了大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渐渐地冰凉了起来。然而我自信自己还并不怎样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凉起来了……愿你的身体康健！

      人凡〔２６〕。四月四日，后半夜。”

      （附记：从《一个童话》后半起至篇末止，均据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记》。四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诲《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此文是为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呼声》（ＴｈｅＶｏ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而作，英译稿发表于同年六月一日该刊第一卷第六期。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白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又在五月四日信中说：“你的那一篇文章（按指《坐牢略记》），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在深夜里》的里面。”

      “我不知道！”这青年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露西亚〔２０〕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亚红军军官吗？我在露西亚的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

      “那里！”青年好像头上受到了铁椎的一击，绝望的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

      “那里……这完全不是……”

      “不要强辩了，你总是‘执迷不悟’！我们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从实说来，好使我们早些把你送给法院判决。——监狱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得多。”青年不说话——他十分明白了说和不说一样。

      “你说，”马褂又冷笑了一声，“你是ＣＰ，还是ＣＹ〔２１〕？”“都不是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

      “红军军官会刻，ＣＰ，ＣＹ就不懂了？人这么小，却这样的刁顽！去！”于是一只手顺势向前一摆，一个警察很聪明而熟练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写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话了。但如果不称它为童话，我将称它为什么呢？特别的只在我说得出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实的信

      “敬爱的先生：

      你问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现在大略叙述在下面——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２２〕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

      ‘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２３〕，曾在三刻钟之内，打死了二十二个；福建人民政府〔２４〕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

      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法官只问我们三句话，怎么可以做起诉书的呢？可以的！原文虽然不在手头，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条目已经忘记了——‘……Ｃｈ……Ｈ……所组织之木刻研究会，系受共党指挥，研究普罗艺术之团体也。被告等皆为该会会员，……核其所刻，·皆·为红军军官及劳动饥饿者之景象，·借·以鼓动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之一日。……’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审判庭。庭上一字儿坐着老爷五位，威严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样的手足无措，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浮出了一幅图画，那是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的《法官》〔２５〕，真使我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