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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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中南半岛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中南半岛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随着越南战场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它在全球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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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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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


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并相安无事的时候，所谓大西洋共同体内部潜在的歧见就浮现出来。随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对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彼此相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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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柏林危机，1958～1963
赫鲁晓夫存心要找一个突破点展现东西方力量已经有了长足变化，决定利用柏林的脆弱。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布局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经过整整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盖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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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匈牙利和前面的苏伊士事件，给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了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由于美国领袖不愿冒上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碰触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因此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沉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自身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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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士运河危机


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不会听任美国的势力范围繁荣而不加捣乱。他将在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地域兴风作浪，把美苏竞争的热点跨出欧洲范畴，第一个引爆事件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虽然惨痛代价不小，这一危机事件却象征着美国挑起世界领导的重担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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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

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1952年3月，朝鲜战争仍未结束，斯大林已做出外交姿态要解决冷战。但斯大林的继任人没有韧性坚持通盘谈判，也没有权势能做出进行通盘谈判所必需的全面让步。最后，和平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到了1955年，欧洲战后解决总算出现，它却正是罗斯福生前刻意要避免的结果。两个武装阵营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对峙，在欧洲大量驻军--地地道道的势力范围划分举动。不过，这样的安排倒提供了若干程度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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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歧义不清的问题：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朝鲜战争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遏制政策的模糊歧义给美国人民加上极沉重的负荷，他们被要求忍受严重伤亡，容许其领袖在抵抗侵略和避免全面战争的狭窄航道中艰苦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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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选择，因为它不能冒着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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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冷战的开始


不管是多么无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测。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联营。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丘吉尔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敲响警钟，形容“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已经落下一副“铁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