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前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借尸还魂;各国亟于追求本身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有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所变化。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满信心地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利成功。三十年后,美国已不具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另一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一是: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难以接受的一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