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 书评

雪堂$

　　止庵读知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也不是研究者的赏玩，而是那种只能体会无法言说的深入骨髓的读，这一点毋需看他如何理解自己和知堂这种隔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只要看他写的书话，读他的语言和想象他写作时的神气就能知道。在当代，不恭一点说，仿知堂写作语言特点仿的最像的，恐怕非止庵莫属。我相信很多读者现在读止庵的书，很多时候也是认同他这种语言上的模仿和继承。这并无不妥，在任何时候，能消化得下知堂的叙事和说理风格绝非易事。现在止庵来作这样一部《周作人传》，不从作者下的关于传主的苦功说，也不从他掌握和陆续整理出版的相关材料有多少来说，单单从他在写作语言以及气质的养成同传主的传承上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读这本《周作人传》大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尽管止庵事先称这部传记作品是要把那些“未完成”诉诸笔墨留以纪念，“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但其实是在集多年的研究力量和材料写一部知堂老人的思想评传。我们知道传记作品从些微的形式上来说也有高下之分，那些以时间和历史时间做经纬，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记，充其量不过是年谱的扩充，而在缺乏确实历史材料基础上写出来的作品又像极了传记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真正成了为人揶揄的“传记文学”；真正有勇气而又有担当的，莫过于一部思想评传，因为思想评传着眼的是传主的生平价值，关照的其实是传主一生的精神生活，他既容易陷入传记作者本人的主观推理的泥沼，又容易在相同的材料中得出引起争议的结论。说到底，评传勒令传记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结论和审美摊开来给读者看，而不再可能隐藏在硬邦邦的史料背后，这就是思想评传的超越和艰巨。
　　　　
　　同样使人不时地想到“超越与艰巨”的，当然还是知堂先生本人。无论他的因为耳闻目睹当年日本新村之后产生的社会空想主义认同，还是他的以“贞节”大限为核心的妇女观，还是他的以儿童审美和身份确认为核心的儿童观，更有他的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的文学”观，以及走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老路的“闭户读书”、独享“艺术和生活自身”的晚年精神追求。走过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一路上无时不在超越着当时之世，也独自饱尝了多方打击的艰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人的背影还浸淫在“叛逆”的阴霾之中，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特别是，当所能见到的关于知堂这个人的材料都已经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这恐怕是对知堂文字和思想有所涉及的人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吧。
　　　　
　　而且，了解知堂老人生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难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因为纵观知堂老人的一生，有两个地方不容忽略，即二周兄弟失和事件与知堂在北平沦陷之时的“留平不出”。在鲁迅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和周作人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再写一部知堂传记而且是以“评”为主的传记，如何处理这两段史实，这是最直接反映作传人写作思路的。我们看到，止庵在这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些苛刻，在正常引述材料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那样做丝毫的进一步的发挥，没有任何根据史料间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文字。以二周兄弟失和这一段的叙事举例来说，并没有出现用感情色彩表现作者本人道德判断的语句出现，甚至，在这一段落的附注和引注中也未加入他人业已发表的对“失和真相”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和结论，而这种情况在一般学术性评传中是司空见惯的。止庵似乎将对知堂的挚爱深藏于胸，然后决绝地执行材料的组织，而且并不用心要让这些用到的“材料来说话”，不要被人视为这是知堂拥趸的杰作。但是，他越发克制自己发表观点或者“使这材料来说话”，越发使人感到一种在纸面上极难寻觅的对传主的感情。发现这一点，不是因为了解作者本人，乃是出于同样对知堂的持久关注，而这样的知堂迷之间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吧。
　　　　
　　这部传记在写知堂的1939年及后来事伪“留平不出”有它的特点，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一样，要着力在周作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遭遇事件对其最后决定的影响，在主要事件交代一过，作者立即将主要笔墨投诸于传主在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思想解读之上，解读所涉及到的文章时，也并不出于为解释“事伪”而取舍。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作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知堂编年的文章的解读上——虽然也有个别的对历史事件波及传主的结论性的语句，也并不替传主讳言其言行最后所决定的性质，但是却使人感觉并不要从历史事件来写这个人，而是着重对其留下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思想探寻和价值挖掘。对于见过多种知堂传记的读者来说，不得不说这种写传的理路是高明的。很多传记作家写作时，往往对于传主思想价值的探寻尚未成型之时，受到历史事件材料的干扰，就迫不及待地以历史事件替代了思想历程，做出了草率的结论。这是无法驾驭材料的表现。对于为什么要作传，止庵是想清楚了的，而且坚决一以贯之。
　　　　
　　我深信，每一个喜爱知堂文字和文艺审美的读者，在他们内心深处，都隐隐地有着这样一念头，这年头隐藏之深，恐怕竟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那就是希望能用“宽容”的价值理念来替当年被人定性为民族叛徒的人翻案，至少是在思想价值上的。我本人即曾经有着强烈的类似于此的念头。“宽容”曾经是知堂老人在世之时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承受，知堂的时代里人们多不能理解他、谅解他，今天人们谈什么都要扯到“现代性”上来，现代人能否抉择知堂的时代和自己的时代更好地来理解知堂呢，这真是对“现代中国”最残酷的评判标准和考量。
　　　　
　　这部知堂传记的尾声，妄图用时间之沉重来结束一个终身思考者的最终命运：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老虎桥杂诗》、《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木片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平家物语》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本书302页）
　　　　
　　好像是一种结果，也好像是一种结局，似乎是时代先前所辜负的吧，在这样的记述里，知堂晚年写文追慕的那种淡薄宁静一仍如前，稀见译作和最后作品、散佚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再版，有告慰传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后人对其的追念在里面。止庵确曾长期致力于知堂作品的挖掘、译介和出版事业，他这样来说是恰当的。就因为知堂是时代的先觉者，这个人曾经独自品尝过人世间不该遭遇的太多东西，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能理解他似的。
　　　　
　　200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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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

　　怪的是2版2印，标明1-7000.。
　　
　　止庵下了极大的考据功夫，注解引述资料极难得，作者取舍自有其道，笔法仿夫子著春秋，看后可给3星。
　　
　　
　　举例：
　　
　　止庵说，鲁迅祖父科场案“交给苏州知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了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
　　
　　    张建智考证鲁迅祖父科场案，“苏州知府王仁堪(可庄)即是王世襄之伯祖。我因撰《王世襄传》，王老曾向我提供诸多王仁堪史料，如《王仁堪公行状》，生平如下:“王仁堪公(1849－1893)，字可庄，一字忍安，号公定，福建闽候县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三月，赴镇江府任……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公调苏州知府，受代之日，士民遮道乞留。但公到苏，即病泄泻。十月十八日晚，赴江苏粮储兼分巡道约，在道署晚餐归，已亥时，初觉体不适，肚下涨，痛特甚，夜不能睡。至次(十九)日，痛更甚，汤药吐尽。延至次(二十)日时竟弃世。时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十月二十日子时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王知府行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于《王苏州遗书》十二卷行世。由此可见，王仁堪由镇江至苏州，仅三月，暴病而逝，他不可能是鲁迅祖父科场案之审判官。原因有二:一是王到苏不久即病，与科场案审期时间对不上。另读《王仁堪传》，其一生为官清正、耿直，当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王直奏朝廷力阻(时年四十岁，见‘福州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9年)。所以，若鲁迅祖父一案移至苏州，由他为主审官的话，或许不会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所云:“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说如此庇护之话。
　　
　　    鉴上小考，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公)科场案庭审，应在杭州。而苏州暂拘的，应是鲁迅祖父周福清之仆人陶阿顺。介孚公是杭州自首的，于时间尚后，故更不可能由王知府去亲审。此案后经杭州府知府、浙江藩臬两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审，后定案。时间是十一月中旬(12月17日左右)，周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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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

　　
　　
　　二十几年前丁景唐先生写过一篇长文《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在海了去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很是扎眼。周作人的旧版书也一样有很多人专心搜求，但没有谁敢起同样的名目。宋朝人郑樵把买书分为“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没得说，专门搜购某个作家的著作，——像周氏兄弟，该算作“因人以求”了。
　　五十年代是搜罗周作人旧书的最好时光。1956年曹聚仁写道：“笔者最近在北京东安市场搜到了一批知堂老人晚年的散文集，有《药味集》，《秉烛谈》，《秉烛后谈》，及《书房一角》，那几年的周氏散文小品，大致也搜得差不多了。”（《周作人悼范爱农》载香港《热风》杂志）
　　除了著名的旧书圣地东安市场，街头巷尾的地摊也是好去处，阿英的《文代会日记》即记录了他1949年4月至9月间，在北京和天津的旧书摊淘得的周作人旧书二十余种，有时一次就能买到好几种。日记里还记着书价，今昔对比，很有意思。当时水果的价格——“梨一斤360元（旧币）”“平果一斤400元”，而阿英所购周书——“《苦竹杂记》150元”，“《陀螺》《瓜豆集》300元”，“《夜读抄》《谈龙集》《苦茶随笔》450元”，“《永日集》150元”，“《药堂语录》70元”，“《风雨谈》《艺术与生活》200元”，“《狂言十番》100元”，没有太贵的，也没有太便宜的。
　　巴金六十年代托旧书店找来一捆周作人旧书，因为忙一直没来得及细看。1982年秋黄裳去巴金家，闲聊中巴金从楼上拿了“一本《药味集》，还有两本《谈虎集》”下来。这本《药味集》竟是黄裳早年搬家时走失的那本，更奇异的是，周作人在老虎桥狱中给黄裳的“题诗”原迹仍旧安然夹在书里。此事也许要算“搜求周作人旧版书的乐趣”的无数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记录搜购周书过称最详尽的要算常任侠先生了，他在《战云纪事》（1937——1945年日记选）里约有几十处购周书的日记。1937年4月8日记“上午至田汉家，归校过花牌楼买《瓜豆集》一册，又航空奖劵一条。”1938年7月26日记“上午天阴，雨。长沙张志强君获一玉尺，函请沫若考证，沫若嘱为代考，大概为伪制。晚间，过江，至市党部。歌干班又无课。买《泽泻集》一册，《地下》一册。”
　　谷林先生亦有收集周作人书的雅好，时间也是在五十年代，后来他写的《曾在我家》，专门详详细细记述寻访周书的历程，是这类访书记中最好的一篇。谷林的搜书法另有异于常人的地方，他说：“我搜罗周氏著译单行本之外，凡遇零种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往往发现集外文字，尝思抄出别存，卒卒少暇，未尽如意。”我前向得日文版《骆驼祥子》（1943年版），是书乃周作人作序（中文）。虽是无心之得，却暗合谷林翁之意，这书就算买值了。
　　     除了上面说的那种寻觅的乐趣，还有的周作人旧版书热衷者，迳直向周本人索求。周作人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中有许多记载，记的是读者来函索书，他有存的就给人家寄去，没有了的就托旧书店代为寻找，总是给读者一个交待。这样的事周作人似乎比鲁迅做得多，盖弟弟比哥哥多活了二十多年也。
　　1997年第1期《书城》有马里千文《周作人未刊书信四封》，马千里在五十年代末搜集周书“大概不出两年，就收得二十种左右。”马先生很细心，觉得尚不够周作人自定散文集“二十二册”之数，便给周作人写信求教。周作人1959年回信说“里千先生：来信敬悉。承问文集二十二种，均系已出版者，故《桑下谈》不在内，内有《知堂文集》列在第九种。《秉烛谈》敝处尚存一册，先生拟借看，日下当寄上，近因患感冒不能出门也。此致。敬礼  二月九日  周启明”据此，我们知道除了送书，周作人还借书给不认识的读者。
　　    我自己顺理成章也是周作人旧版书的痴爱者，惟生不逢时，二十年下来，仅积得不足二十种，大部份还是使了强的——自拍卖会购得（稍可自慰的是，竞买出价虽昂，毕竟全部是吴晓铃先生旧藏），只有两三种可算“偶遇之得”，这其中即有《药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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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炮$

　　       止庵这部传记的特点是资料比较翔实，用事实说话，当然我也是就感觉而言——全书大约八九成都是带引号的传主的日记、文章或者他人的话。这样的传记读起来可能会枯燥，但在展现一个真实的周作人方面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其实以周作人的文章、经历、与鲁迅的关系等等，本身就极具看点，他的传记又能有多枯燥呢？总的来说，这传写得不错。
　　
　　    在周作人所具备的诸多看点中，作者显然最关注他思想的变迁，可以说，此传乃是周作人的思想史。不过周的思想前后虽有矛盾之处，但总的看一致更多。归结起来，周作人的思想大概是这么几点：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教育无用论，伦理自然化，道义事功化，伟大的捕风。前三者是消极的一面或曰道家的一面，主张一切从个人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贡献，文学是言个人之志，谁也不为；后三者是积极的一面或曰儒家的一面，主张即便是无用的风也还是要去捕的，文章也还是要于社会有益的，要探究人情物理，要做实事不务虚名。应该说，周作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身上的自由主义色彩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更浓，他跟左右都不是一派，而是在耕耘自己的园地，开自己的小店。他对传统的反对很激烈，思想革命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但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将中国传统中过度的重伦理、重道义纠正过来。他极力称许的人情物理，不知是否对李泽厚提出“情本体”有所启发？这二人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是颇近的。个人感觉周作人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周称得上是一位思想家。
　　
　　    文学方面，周作人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二在翻译。闲适一路的小品文不是他的独创，他自己也从清代公安派一路追溯上去的，指出这是中国散文历来一脉。在救亡的语境下，提倡闲适自然是要遭非议的，但从文学的长河看，这一路的散文别具重要意义，周氏的文章注定是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周氏自己对于翻译十分看重，特别是关于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学的翻译，直到晚年仍在工作。这一方面是他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养家糊口的无奈，让人唏嘘。
　　
　　    在抗战期间担任伪职在一般人看来是周作人人生的污点，周氏成了汉奸，对此该怎样看？周作人之所以会出任伪职，有多个复杂的因素：一是周与日本的关系，在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热爱并翻译日本文学等，周说他所受“理”一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西方，所受“情”一方面影响主要来自日本，周氏比一般人对日本的了解更深，对日本的感情也更深，他是能看清日本的弱点和侵略的罪恶的，但他绝非一般中国人那样简单的仇日。二是他认定中国绝无胜算，这仗注定是要输的，因此反抗是无用的，何况日本人还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差点要了他的命，说到底他就是个软弱的知识分子，经不起别人威逼的。三是他讲“道义的事功化”，自己对于汉奸的虚名无可奈何，唯有在伪职上做些爱国的实事，例如保存北大校产、消极抵抗奴化教育等等。四是周氏为家庭责任所拖累，这使得他既没能在抗战爆发时如别人般南下，还要在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养家糊口。总而言之，作为一介书生，周作人出任伪职是形势所迫。而他之所以没像中国历史上历来有节气的文人一样抵抗到底或者自刎谢国，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那样的虚名，而要实实在在的做些事情，也许只是因为他软弱怕死——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道义的事功化”就成了他投敌的一个借口或者托词罢了。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周不是纯粹的汉奸，他还是爱国的。
　　
　　    抄知堂先生几句话，以结此文：
　　
　　    “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时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
　　
　　    “……我有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相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许可不做喽啰，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文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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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qu$

　　看了评论，止庵先生是国内研究周作人比较多的。
　　
　　不过行文的引用写作方式固然真实，有依据，研究很深，见功力。可是阅读体验有点弱了。
　　
　　还是了解到很多周作人早期的经历以及和鲁迅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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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懒朵$

　　      想看着本书，是因为以前老师说周作人是汉奸，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现在觉得以前我们学历史的方法很可怜，就只是单方面的观点，所以现在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对媒体的判断能力，没有思考的能力，总是偏听偏信。总是一有人喊我们造反吧，大家就一起上，啥都不管，啥都不思考。
　　想这多少对中国的有些悲剧还是有点联系的吧。
　　  所以，我们就多看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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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其实，本文是阅读止庵先生很多作品之后的读后感。也是旧作，无意中撞见一笑而过即可。
　　
　　
　　想把止庵的书“一网打尽”，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是偶然翻过他的《远书》之后。《远书》里面都是信。“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周作人书信序信》）这句话用于《远书》，亦不为过。止庵自言不擅与人打交道。对于素所敬重的谷林翁，他也是“多所拘束，不敢造次”，所以在谷林先生的印象里，“止庵既迂腐又坦诚，面对辄觉有一股赤子腼腆，交谈则不待多言，一字便深会洞彻”（《书简三叠致扬之水》）。
　　迂阔拘礼是一面，赤诚真率是另一面。且看止庵的自我解剖：“我自己其实多有‘法家气’，批评不免苛刻”（致顾农）；“我自忖骨子里近法，希望是儒，平日行事则似道”（致谢其章）。——与《樗下随笔三思而后》中“反思自己，觉得若论本性恐怕还是庄子一路，要说志向则越来越想追随《论语》里的孔子，但是说实在的，老子韩非那一套我多少也会一点儿”似稍有差别。这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也有清醒的认识：“近来精力都花在撰写近著《说道》（暂定名）上……以后有精力，还想为《论语》写一部新笺，当然要有机缘；此外还想写张爱玲论和周作人论，这差不多就是我一生想干的事了”（一九九七年致谷林）；“我前后出过五六本书，自己觉得唯一有点价值的是《樗下读庄》”（二〇〇〇年致张际会）；“迄今所写诸书，大概还以《神奇的现实》为最好”（二〇〇六年致江慎）。他的月旦评同样值得玩味：“此公好像‘研究’过胡适，却未得其半点思想神髓，亦可叹也”（致谢其章）；“若依我的看法，五十年来中国文坛，‘才尽’者固有之（譬如今日之张中行、季羡林两氏），更多的怕是压根儿没有过才，而自以为有才”（致黄福群）。让我刮目相看的还有他的自知自明和“不通人情”：有朋友“写了夸奖的文章”，他“却要来更正”（致黄福群）。有人请他到大学任教，他却格外认真：“我自忖若是开些选修课程，或许真能贡献一己之见，俾有助于青年学子别开眼界。若是讲授基础课程，则既感力不从心，又复多所约束。”（致李森）这些年自由主义人士多如过江之鲫，可是我估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这位从不标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通读者更自由主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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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满$

　　    周作人的文章我是一向不喜欢的，布衣措大所标榜的冲淡二字，适足令李逵骂粗话。真正有雨过天青色的文字，往往出自那些生长富贵之家，亲历繁华之境，有今昔之别却不生今昔之叹者的笔下，如孟元老、张岱、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等辈，不冲而淡，天远地宽。
　　没有经过抗争的退让就是怯懦，没有经过炉火的泥胎仍是泥胎。泥胎而渡江，那是把自己的志趣当作了是非的准则；“忍过事堪喜”，又把顺势自守当作修炼法宝。看似不露锋芒，实则刚愎自用。周作人一步步从保守、不革命、而自扫门前雪、而出任伪职，最终臭名远扬，死得难看，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在1964年开始连载于香港《新晚报》上的《知堂回想录》中看得最清楚，并且其中还有无数暗箭，横七竖八地射在周大这颗稻草人上——那是只有你熟悉的人才说得出的坏话，感觉非常有料。
　　
　　但是，光听一面之词到底有失偏颇，何况知堂老人还是种以自己的好恶为是非的人。于是乎，止庵2005年出版的以多述史料少加评论见长的《周作人传》，就变得不容错过了。止庵对公认有历史污点的人（比如张爱玲？），向来是比较宽容的。这回对周作人生平资料的取舍处理，更是高屋建瓴地站在了思想史的角度：
　　“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着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周作人传自序》
　　
　　当然我们不必指望，止庵的《周作人传》能像CCTV6科学探秘一般，揭开周氏兄弟绝交、知堂沦为汉奸这两个文学史上的大疑案。但与《知堂回忆录》中一切观点已成定局相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草蛇灰线般的变化：
　　从小对大哥马首是瞻的老二，忽然凶狠到把乃兄扫地出门，难道光是弟媳妇学潘巧云的效果，而没有周老大长期家长作风的原因么？至于周作人的落水，更象是一则从质变到量变寓言。第一阶段，为了老母妻子，寓所书籍，赖在北平不走，并以北大留守教授的名义，心安理得地说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的话；第二阶段，因为在文坛上树大招风，不断受到日本人和爱国势力两方面的压力，1939年元旦挨了进步学生那一枪子；第三阶段，落水出任伪职，周作人版的“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此写成。要笑骂，也就只好任人笑骂了。
　　
　　徐梵澄从来不谈周作人，照我看，却还是看在周树人的面子上为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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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

　　 偶然的机会读到止庵，在其文章中晓得此书，于是屁颠颠地买来，不得不赞扬一句，止庵书的封面可谓简洁大方，而不落俗套，甚是喜欢，置于内容方面，书友评论较多，对止庵的态度和写法，两个字：叹服！
　　 梳理事实的同时颇多注解，细节之处可见止庵治学之严谨，顺着这条线又陆续买了止庵先生编纂的周作人文集系列，可谓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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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馍双$

　　
　　
　　
　　周作人的投伪，被视为大德的堕落，人品已无从谈起。更有刺客曾经潜入八道湾，企图置之于死地。究竟何人所为，无从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行刺者必定以民族大义为宗旨，欲除奸耳。
　　
　　大节的亏损，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便可看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则是万恶不赫的大汉奸。不免令人心中生疑，这是周氏昆仲的真实面目否？
　　
　　兄弟二人都从绍兴起步，都在三味书屋就读，都到日本留学，都看外国小说，都读佛经，从经历和知识结构，何等相似。除去性格的差异之外，我觉得，其实彼此的分野没有那么大。
　　
　　既为思想家，又为文学家，他们便不只是属于绍兴周家，他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全中国，后人的评价与操纵，他们无从把握。
　　
　　周作人之投伪，大约有其深刻的背景。
　　
　　从感情和经历上，他是典型的亲日派，日本通过变革的方式，实现国富民强，在日本留学的亲历，让他看到这个国家生机勃勃的活力，而眼下中国的虚弱，则让他对抗战充满悲观。在他的主张中，“和”大约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还有家庭元素，他有一个强悍的日本妻子，有一大家子人口，倘若搬迁，费时费力，假若妻子主张不搬，又觉得日本人来后自家安全可保之情况下，选择不搬家亦在情理当中。
　　
　　而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也是在这两个前提下的结果。
　　
　　周作人持消极人生观，民族大节问题上，怕亦是他考虑长久的问题之一。但终于接受邀请，担任伪职，必定历经长久的心灵煎熬。他之后来为自己开脱，有保护校产和学生之心。但也终于洗不清那汉奸的烙印。
　　
　　假若是太平世界，他大约躲在书斋里，每日喝茶读书，过避世的生活，拿点稿费足够养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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