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

小宇宙大心灵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嘛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1976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19岁，或者还差一点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粘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19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尸”字下边一个“从”字，读Song二声。

比如摇滚与写作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再像六庄那样，渴慕的仅仅是一件军装，一条米黄色的哔叽裤子。如今的年轻人要的是名牌，比如鞋，得是“耐克”，“锐步”，“阿迪达斯”。大人们多半舍不得。家长们把“耐克”一类颠来倒去地看，说：“啥东西，值得这么贵？”他们不懂，春天是不能这样计算的。


    我的小外甥没上中学时给什么穿什么，一上中学不行了，在“耐克”专卖店里流连不去。春风初动，我看他快到时候了。那就挑一双吧。他妈说：“捡便宜的啊！”可便宜的都那么暗淡、呆板，小外甥不便表达的意思是：怎么都像死人穿的？他挑了一双色彩最为张扬、造型最奇诡的，这儿一道斜杠，那儿一条曲线，对了，他说“这双我看还行”。大人们说：“这可哪儿好？多闹得慌！”他们又不懂了，春天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张扬。


    大人们其实忘了，春天莫不如此，各位年轻时也是一样。曾经，军装就是名牌。六十年代没有“耐克”，但是有“回力”。“回力”鞋，忘了吗？商标是一个张弓搭箭的裸汉；买得起和买不起它的人想必都渴慕过它。我还记得我为能有一双“回力”，曾是怎样地费尽心机。有一天母亲给我5块钱，说：“脚上的鞋坏了，买双新的去吧。”我没买，5块钱存起来，把那双破的又穿了好久。好久之后母亲看我脚上的鞋怎么又坏了？“穿鞋呀还是吃鞋呀你？再买一双去吧。”母亲又给我5块钱。两个5块加起来我买回一双“回力”。母亲也觉出这一双与众不同，问：“多少钱？”我不说，只提醒她：“可是上回我没买。”母亲愣一下：“我问的是这回。”我再提醒她：“可这一双能顶两双穿，真的。”母亲瞥我一眼，但比通常的一瞥要延长些。现在我想，当时她心里必也是那句话：这孩子快到时候了。母亲把那双“回力”颠来倒去地看，再不问它的价格。料必母亲是懂得，世上有一种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它的价格。这儿的价值，并不止于“物化劳动”，还物化着春天整整一个季节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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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粘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粘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粘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粘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一点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粘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粘鱼的事。真的，粘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粘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核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个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决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焖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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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粘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粘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指军官的上装）？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粘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①，一世威名就全完了。粘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奘，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粘鱼说——


    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爬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含糊。粘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粘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功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粘鱼说大砖真是①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粘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象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描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粘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粘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①全看出来了。粘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粘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粘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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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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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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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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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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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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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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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B老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