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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地缘大战略 [打印本页]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06
标题: 地缘大战略
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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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力

作者：丁力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1
第1节：自序(1)

自序

一、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都与本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有很多年，虽然工作非常繁忙，我却保持了乱读书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学习，也是一种放松方式，一个业余爱好。2003年，我辞去了工作。在一个炎炎夏日在校读中看到“炎炎夏日”四个字时，不知恁地，忽然联想起《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章中，白日鼠白胜卖酒时的唱词：“赤日炎炎似火烧……”夏天，梁山好汉们上山打劫不义之财，我却躲在陋室中胡编乱写。行动者和思考者的差别就是如此之大。，一觉醒来，独坐无聊，在汗流浃背之余，突发奇想，无事生非地决定写一点东西。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但如同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好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在那一天突发奇想拿起笔之时，没有计划，没有预谋，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组织支持。——没有任何官方给予或认证的头衔或职务，比如助教或科长什么的，所以，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没有资格自称为学者，我也没有兴趣僭取这样一个头衔。尽管在2003-2009年之间打过几次零工，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是全力以赴，是一个无业者，或美其名曰自由职业者。生活清贫，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直接给予的福利，没有领过失业救济，更没有领过美元据《瞭望》周刊2009年第四期文章《中国智库锋芒待砺》报道，在过去20年中，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用于中国学者和智库的研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观点。2008年3月，福特基金会为在华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送行，举行了招待会，有400多人出席，“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智库接受美元或卢布不是问题，问题是资金来源如此集中，而智库又是如此趋之若鹜，研究结果必然会失去公正，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和利益。同样据这篇报道，国内智库完全按照领导的意愿修改数据——这是另一个问题，福特基金会也许还不致如此，因为揭发他们搞鬼没有风险。同样可悲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因为中国智库不发达，影响了“人权”、“自由”、“民主”的定义权和使用权。他的意思无非是要官府拿出纳税人的钱，由他们把不是白的甚至是黑的说成是白的。按常规，结论是预定的。这居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福特基金会算是智库的好金主。与福特基金会相比，这样的国家基金会实在太等而下之了。照此，中国的学术不会有出路。总而言之，中国的“学术界”确实不太经常与学术有关。、卢布、英镑，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外国货币。除了在日常消费中间接缴纳各种税费之外，偶尔打些零工，挣几张中国人民的币，仍须照章纳税。因此，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可以假装对国家的事情有发言权。欺骗自己比欺骗别人容易得多——虽然自己知道真相。

　　无业状态当然不是因为我懒惰，那只是为了多一小点个人自由而自愿付出的代价。因为有了这点争取来的自由，我能够写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免忌讳，却完全不用说套话、空话、废话、假话以及一切无用的话。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一介寒士，“算个屁呀”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语。2008年秋，在深圳的一家饭店，林让一位陌生的11岁女孩领他去厕所，然后卡住女孩的脖子往厕所里拖。女孩挣脱了。当同在饭店吃饭的孩子父母找到林质问时，林扬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大。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其狂妄与无耻令人耳目一新。此后多有自觉地自称为“屁民”的屁民。网络上有评论说，林公仆的“屁”论说破了一个两千年的公开秘密。信哉斯言！事实往往很简单，掩盖事实的谎言却被制作得非常复杂。！探讨“肉食者谋”的地缘战略，肯定有不自量力之嫌。虽然这样提醒自己，但我也知道古人的担忧：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2
第2节：自序(2)

　　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说苑?善说》，刘向。“藿”，豆叶。这话是东郭祖朝对晋献公说的。当然，肉食、藿食都是比喻。早年的“肉食者”现在已经不再以食肉为满足了。另外，提前自我揭发一下：我几乎每天都吃肉。

　　现在所说的“为国家肝胆涂地”是一个比喻，类似“鞠躬尽瘁”。这和流民在战乱中真正的肝胆涂地是大不一样的。在以上引文中，言者的意思是，一旦统治者失计，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死无葬身之地。肉食者“失计”是常态，买单者当然是藿食者。况且肉食者要做许多事情，思考许多计谋，比如像深圳市长（以及其他一些市长）那样买官卖官。他们未必有时间为民生“计”。因此，藿食者似乎不得不越俎代庖。幸运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已有了些许进步，大概或许好像似乎可能还不至于因为某个“屁民”说了一小点点真话就把他打翻在地，再像千百条蜈蚣一样踏上无数只脚。于是，我斗胆前行了。这本书是我对我的国家（真是我的国家吗？这样说难道不是太贪婪了吗？）所尽的一点匹夫之责——更准确地说，屁夫之责。我时刻卑谦地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前面两个字和后面两字都不敢稍有遗忘。

　　本书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本人自费购买的图书、自费上的互联网，以及在街头报摊上购买的报刊。所有费用都是本人合法劳动所得，书中的观点都是自己思考和阅读所得。读者可以看出，本书引用书籍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古人和西方学者，很少有中国现代的学者。我并没有任何回避引用现代国人的念头，这个结果实在是无可奈何，每每念及，不禁感慨万千。不过，既然生长在中国，我的许多观点肯定是在这个背景的潜移默化中接受的，其中有一些或许受中国现代学者的间接影响。另外，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国内的中文网站，在观点上和学识上都从网上文章中获益不浅——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大都是现代中国人。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文章大都是转贴，或几经转贴。读者既不能确定发帖者就是原创者，也很难了解网络作者的真实身份——这却是人们敢于发表真知灼见的最大原因。有时，某条新闻或某篇文章后的简短跟帖使我击节赞叹，或者仰天大笑。我欣赏写者的思考、敏锐、幽默或大胆，又遗憾不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无法在此列举给我启发者的姓名，只能对那些隐名埋姓的原创者表示感谢和歉意，对转贴者的劳动表示感谢。

　　自孔子以降，私人著述在中国蔚然成风。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思想禁锢之严厉前所未有，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些松动。对于个人，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一本书仍然有些艰难。从2003年开始，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近6年，其中真正用来写作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是3年。其余的时间或为琐事、或为口而奔波，有时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这样的时候有过两次。虽然我经常可以心不在焉地同时做两三件事情，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必须专心才可以写出东西，不能过于为第二天的柴米油盐发愁。一旦因事中断写作，往往需要重新酝酿好几天才能够接上原来的思路。因此，处于良好状态的时候不多，整个写作过程的效率很低。

　　书中许多引文出自出版时间较近的书籍，引用了时间较近的新闻事件，但这不代表我最初写那一段文字的日期也较近，而很可能是我把新的想法、新的资料加进原有的文字中去了。读书如同堆劈柴，也是“后来居上”。另外，拖延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可以使用许多新的资料，或者早已有之的、但作者新近才知道的观点和资料。如果知识和见识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而且减少了一点愚昧，也算在人生岁月无可奈何逝去之时的一个慰藉吧。但无论用多长时间学习，孤陋寡闻都不可避免，有待于大方者指正。

　　二、致谢和免责

　　首先感谢我的弟弟。他一直照顾年迈的父母，使我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我常年漂泊在外，生活无着。如果没有弟弟留在家乡，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够照应父母。尽管他们一再表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我操心，但我也知道，他们生病的时候从来都瞒着我，就像我瞒着他们一样。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2
第3节：自序(3)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有些艰辛，今天回首甚至觉得有些不堪。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我从来都不缺少想法，或对想法不能确定。写作一直都比较顺利，从来没有遇到难过的坎。最大的艰辛不在写作本身，而是把想法和论据记下来的时间太久，长时期支付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我本来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或许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引导和鼓励我吧。当然，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关心和期待，也是我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不过，我只与少数几位朋友大略说起过一些粗浅的想法，而且大多是比较早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开始写这本书，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会写成什么样子。朋友对我的关心是出于友谊和信任，不表明他们支持我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本人（主要是表现不佳的健康和财务状况），而不是我在写的东西。当然，有几位朋友相信我的能力，他们说过我的书一定会很出色。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多闲谈几句，而我也很少有这样的兴致。我曾经为周围无人切磋而略感遗憾，也曾经为长期独居陋室而稍感孤寂。如果不是因为这两点，本书或许可以写得更好、更快一些。不管怎样，现在终于写完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谋生口去也。

　　感谢杨宁、黄蔚、金鸥、杨锐、王跃华、夏志伟、王子哲、高菁等朋友以及曾经的家人。他（她）们都热情地说过“你如果需要钱，请告诉我”这样的话。名字的顺序以我记忆中他（她）们说这话的时间先后为依据。感谢侯奕萌、潘莉、蒋卫国热心帮助我联系出版事宜。他们还推荐零工给我。有了他们的承诺和实际帮助，我知道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前总会有一碗饭吃，因此略微安心了一点。毫无疑问，书中所有内容一概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任何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编辑例外，他要承担放过我的错字、漏字、衍字、病句的责任，包括引文）。

　　我不揣谫陋写了这本书。本来没有奢望能够承担如此重任，现在居然坚持到完工。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有些庞杂，但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相比，还是太简单了。据《华严经》，在帝释天宫有一张宝珠结成的网，因陀罗网，网上的每一颗珠子都映现其他所有珠子，也映现珠子中的一切映现。我希望本书的各个部分、章节都是开放系统，不仅彼此映照、呼应，同时也对读者开放。如何理解本书的内容是读者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如果能够诱发读者诸君已有的仁智之心，有抛砖引玉之功，本书就算成功了。

　　几年前，在一个边疆小城的郊外，一个人在飞快地奔跑，同时作扬鞭状，并不停地喊：“得儿，驾！”那是一个有些寒意的凌晨，天刚刚亮，还有薄雾，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四周也没有人家。只有这一辆“马车”在驱驰。这个人不是我。一辆汽车从他身边超过，我坐在车里。几年来，我竟不能忘记他跳跃的身姿，高高举起又落下的手臂。我有时想，如果能够像他一样驾车或驱马（我不能确定他的交通工具）奔跑，当是人生一大乐趣。他如此潇洒、自在，实在令我向往不已，又自叹不如。这位“赶车人”或许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病”。这是一个猜想。然而，我们的精神状态很可能不比他的更好。我努力地向前挪动，把我的书献给大家。读者诸君看到的这本书就是我的马——或蹇驴。我在奔跑（不是裸奔），不惧向大家献丑。我知道，我比那位“赶车人”还差了很多，不能彻底放松——这是常见的心理病症。

　　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遥拜致谢。

　　丁力2009年5月

　　引言：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一、诗句的出处及对地缘政治学的启示

　　标题中的这两句诗出自《醒世碑记》，相传为清顺治帝福临所作。当然，相传而已，并无确证。紧接这句之后是“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像是顺口溜，意思似乎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近。可比较“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位开国者都是在感慨他们之前的开国之君。但两首诗的基调完全不同。毛泽东的诗更有帝王气势，意气风发，抒发古代帝王豪杰“俱往矣”的豪迈，又表达“还看今朝”的自我期许。福临（1638—1661）是清兵入关时的皇帝，但那时他才7岁，即位不到1年。大清朝的江山不是他打下的。与残酷的征服者形象形成对比，福临还是一个情种。民间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顺治帝为情所伤，看破红尘，把帝位传给儿子玄烨（康熙帝），自己到五台山出家了。这首诗表现了他悟道之后的清醒。在比较了先朝的帝王之后，福临感叹吾亦将“卧土泥”的无奈。“土泥”是生命的归宿。古人一直知道，我们从土中来，将回土中去。例如，吴公子季札在他儿子的葬礼上说：“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语出《礼记?檀弓》，是有关内容的较早的一个记载，时间在公元前515年。1067年，欧阳修祭奠他去世26年的朋友，作《祭石曼卿文》，对亡友有美好设想：“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却“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欧阳修知道：“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曼卿，石延年字，北宋的一位武臣，诗文亦有名。石曼卿也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他主张备战，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圣经》也有归于尘土的说法。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亚当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吃了夏娃摘给他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上帝要惩罚他：“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创世纪》三）然后，“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据此，犹太人的祖先在那时似乎是农民，或者这是他们从两河流域听来的故事。这种无奈，以及怀古，是中国历代诗人反复吟咏的主题之一，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观。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3
第4节：自序(4)

　　福临是否放弃帝位出家，今天已不可考。标题中的诗是不是他作的也不太重要。这句诗的关键是它的内容，它对国家治理、地缘政治学可以有很大的启发。

　　可以说，“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分别表达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精髓。“百年事业三更梦”——世事无常，许多世事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多作努力，然后顺其自然，适当调整。如果刻意为之，反而容易坏事。在20世纪，德国、日本刻意追求大国地位，连续发动侵略战争，却落了个战败的结果，倒不如没有发动战争。如果没有战争，凭借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本来就可以获得地区领导权。战后，国家满目疮痍，几代人的强国梦付诸东流，真是如同一场“三更梦”。它们的邻国更是无辜遭殃。日本可以不太顾及邻国的哀痛，但是大梦醒来，恐怕不能不惋惜自己失去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战时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和技术是从属的，服务于战争，但在战后却成了它们国际地位的保证，达到了战争没有达到的目标。苏联发誓要“埋葬”西方国家1956年11月，苏联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西方外交官们说：“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埋葬你们。”，为此信心满满地挑起冲突，卷入冷战，冷战的起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外，美苏两国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是主要原因，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无论有无意识形态冲突，两个扩张大国的矛盾都难以调和。最后却被美帝国主义埋葬。苏联帝国解体，俄国数百年的扩张事业毁于一旦，而北约则咄咄进逼，一再东扩。美国也追求大国地位，但它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潜龙在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地适度扩张。在20世纪水到渠成之后，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两次打败挑战者，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国也很愿意接受美国做它的继承人。早年的英国和美国类似，以商业和海盗起家，首先追求的是利益。在霸权之前，英美两国没有制定明确的霸权计划，没有全国一致的目标，却逐渐积聚了霸权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它们的霸权也更持久。

　　二、万里江山一局棋

　　先从后面这半句谈起。从字面上看，顺治帝说的“万里江山一局棋”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大棋局”很相近。顺治帝下的棋很可能是围棋，布热津斯基下的棋是国际象棋。前者的变数要复杂得多。

　　地缘政治就是国家作为棋手，以地球表面为棋盘，以政策、行动、军队、别国作为有形或无形的棋子，彼此博弈。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棋盘——“万里江山”和棋子。每一局棋都在这张棋盘上走。地缘政治的棋盘凹凸不平，边角不齐。各种变数多到不可胜数，因此，国家间的博弈比下棋复杂得多，结局的可能性也更多样化。在棋枰上，棋手就是对手，双方玩的是“零和游戏”，一人之得就是另一人所失。但在地缘政治中，合作正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对手，也会有很多合作，结果可能是双（多）赢，也可能是双（多）输，不直接相干的渔翁得利。在地缘政治中，国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虽然互为棋子，但一般而言，强大的国家利用别国的机会更多。此外，还有先手、后手的问题。在东方国家发现了地球这张大棋盘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上面布满了棋子。好在中国历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国土辽阔，尚有许多回旋余地。而且，国家间政治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局输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来，但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出局。德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连输两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势却局促了很多。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终于挺了过来并再次站起来，而且还有成为全球大国的可能。苏联输掉了冷战，也输掉了帝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重建苏共的大帝国。国家的兴亡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除了很少出现的紧要处，一般不会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但是，国家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在参与塑造这个长期过程。所以，每一个决策都要谨慎。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3
第5节：自序(5)

　　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棋赛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无悔”。放下棋子就无可挽回，悔也没有悔处。每一个国家都会设法充分利用别国（特别是不友好国家、潜在的对手）犯下的错误，为本国增加利益，否则它的决策者就在犯错误。“万里江山一局棋”有关本书主题，以后数章中还要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在此着重谈谈“百年事业三更梦”。

　　三、百年事业三更梦请比较李商隐的《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鸡鸣埭（dài，坝的意思），在今南京。从东吴、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皆建都于建业、建邺、建康（今南京）。东吴把都城设在建业的时间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晋灭亡，建业为吴都51年。东吴和东晋中间隔了一个西晋，西晋都城在洛阳。从东晋建立（317）到陈灭亡（589）共272年。前后两段时间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权更迭频繁，这就是李商隐说的“三百年间同晓梦”。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屡经倒手。争霸失败者更多，挂起“一片降旗”。这不也是“三百年间同晓梦”吗？如果一个国家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虎踞龙盘的地理之势也不能提供足够安全。

　　国家的兴盛是“百年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跃进。“事业”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马克斯?韦伯认为，“事业”或“职业”一词“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8页，三联书店，1987年。德语的beruf有“职业”、“天职”之意，与之对应的英语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职业”之意。在德语中，berufen作动词用是“任命”，作形容词用是“负有使命的”，其含义是把在这个世界上的职业当作上帝的安排。韦伯认为，这样的含义只存在于信仰新教的国家中，这是新教事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因为有了更高的含义，“职业”与“事业”的意思是一样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语言中，对应的词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词。不过，在“事业”这个词上，中德语言在内涵上没有大的出入。这个事业是上帝的安排，人们必须服从。人们对来世的追求变成了致力于此世的事业。因此，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没有这个问题；佛教有过类似的世俗化转折。唐朝时，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在江西创立了农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体力行，“日给执劳，必先于众”。《祖堂集》。北方有临济宗，一直传到今天。但总的说来，禅风在南方更炽盛。也许因为禅宗的改造（应该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难容忍懒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禅宗把“平常心”当作通往宗教觉悟与自由的途径，把日常生活作为宗教修行的手段。在传入中国800年之后，佛教出现了猛烈的世俗化。禅宗的“清规”与“新教伦理”有相通之处，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识形态代替粮食不是中国的传统；同样，把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国的传统。这些都是舶来品，倡导者有“全盘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国的哲学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监督着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惩罚他们的错误和罪孽，收回给他们的任命。“无常”的观念不是来自佛教，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立国之初，周人已经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战国时期，学者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是史墨对赵简子说的话。到了元朝末年，总结为“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章溢传》。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号为“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提问：“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说了以上引文，又接着说：“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他实际上在重复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种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的理论和道德依据，流传至今。中国人自古就不承认，打天下就能理所当然地坐天下，传子孙。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3
第6节：自序(6)

　　事业不是梦想，梦想不能代替事业。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运行。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人类理性的两难困境及其限度；卡尔?波普尔揭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指出历史没有目标；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后现代派诸家试图颠覆西方的传统价值，把人类从理性和科学中解脱出来。这些都说明了某一层面上的无常。量子物理的发现则证明了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虽然无常是常，但无常也非恒久不变，否则无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说：“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中论?观邪见品》，龙树造，鸠摩罗什译。据此，无常其实是常态，无常不成其为无常。我们不应该执著于常或无常，应该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别心。

　　相比与儒家、佛家、物理学的理论，道家的无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对待“无常”的态度是豁达的：“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庄子?秋水》。道家这样的境界，大概很少会有人表示拒绝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

　　帝国的扩张、帝国的维持，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额外的目标和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从962年到1945年的近千年间，德意志民族建立过三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封建帝国，权力大多分散在各邦，有些像中国的先秦时期。在封建制度之外，宗教分裂进一步撕裂了德意志；由于地处中欧，邻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能接受德意志的统一；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争斗。在1871年，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接近完成统一的目标，但他的统治是灾难性的，时间也很短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拥有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陆空军，尤其在二战初期，闪电战势如破竹。但纳粹德国最后仍然战败，千年帝国之梦在十余年间破灭。波拿巴?拿破仑在战场上时常改变主意，部下只好紧紧跟随他的主意而不求理解。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说过：在遭遇敌军之前，任何战略都没有意义。老毛奇不仅是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他非常宽容前线指挥官改变他的战略，哪怕导致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可见，伟大的战略家都知道制定战略与实施战略的区别，也都谙熟“无常”。

　　“百年事业三更梦”所表达的意思好像是消极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却是非常积极的。历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创造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世事无常”，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历史，不要误以为人类有确定未来历史的能力，那是超人类力量（佛、上帝、真主）的工作，以偶然的方式展现给人类，人类不能把握。爱因斯坦曾经断言：上帝不掷骰子。他错了，上帝的确会掷骰子：自然界存在着偶然性。过去恍惚是一场三更梦，未来仿佛是一场三更梦。我们不能把梦境当作现实（现实也是一场梦），错认他乡为故乡。历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们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改善现在。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百年事业”，需要长期的努力。在中国已经真正开始崛起之时，“为了中国崛起”是一个危险的念头。

　　常与无常本无区别。我们仍需奋斗。在排斥了过去与未来的确定性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现在”。与佛家的觉悟者不同，我们不能够破得那样彻底，还需要在现实世界留下坚实的落脚点，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大乘的觉悟者也发愿留在娑婆世界普度众生。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前和死后都是无知的黑暗。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摇篮在深渊之上摇晃，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短暂的光明隙缝。”Speak，Memory：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Vladimir Nabokov?这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可比较《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纳博科夫更精细、恐怖，而《远游》更雄浑、阔大。时间是一切武器中最强大、最恐怖的武器。除了不可验证的传说之外，虔诚的宗教徒、得道的高僧（未必是佛教出家人），都不能明确知道此生之前、此生之后的事情。此生也许只有一次，此生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由的价值所在。除了个体的生命之外，延续生命，延续文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文明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文明。没有了文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就会深陷蒙昧、野蛮、黑暗。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4
第7节：自序(7)

　　四、帝王之梦与百姓之梦

　　百年事业三更梦，这个梦是帝王之梦。平民百姓很少像项羽、刘邦那样做帝王梦。他们无权无势，无论他们的梦想多么不切实际，多么荒唐可笑，最坏也不过是个人的“意淫”，能够伤害个人或家庭，却不会危害到国家。最需要警惕的是帝王之梦。

　　人生在世，不满百年。帝王之梦是权力在握，长生不老。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信方士，自称“真人”，遣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更信方士，敬鬼神，还把女儿嫁给了方士。武帝听了方士讲黄帝登仙的故事后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史记?孝武帝本纪》。躧（xǐ），鞋的一种。武帝召文学儒者，说他要怎样行仁义。汲黯当场揭发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个事例又一次证明，任何学术或主张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必将走向虚伪。武帝气愤退朝。一代枭雄曹操疆场厮杀多年，见惯死亡，也曾伤感地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曹操。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初登基时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旧唐书?太宗纪》。时间在贞观元年。但是到了晚年多病的时候，他开始服用丹药。王玄策消灭中天竺国，把印度的国王和方士带回长安。太宗相信方士已有200余岁的谎话，服了他的药，结果中毒暴亡。成吉思汗在晚年的时候，听说道士丘处机活了将近300岁，邀请他去阿富汗见面，想要他的长生不老之药。他们初次见面时，成吉思汗满怀希望地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反而赞赏他的诚实。事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书引文的句读略有改动。明初，太祖、成祖不信神道，杀戮过甚。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唐宋时已经基本绝迹的活人陪葬再度兴起，孔子连用假人陪葬都不能忍受。他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朱元璋死后，他的40个妃子中有38人殉节，“这显然是学蒙古人那一套”，《剑桥中国明代史》，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本引文所出的第三章的作者是小约翰?D?郎洛瓦。以延续帝王进入阴间后的享乐。明英宗在临终遗言中吩咐取消殉葬，此时距明朝建立已经有96年了。《明史?英宗后纪》还赞美曰：“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以上这些梦想的例子限于有为之君，昏庸皇帝的美梦就更多了，不值一提。自古以来，皇帝们对生命的逝去很敏感，不始于顺治帝，亦非终于顺治帝。这种敏感没有妨碍他们施展雄才大略。

　　这些还只是帝王私生活中的黄粱美梦。当他们企图展现雄才大略时，危害要大得多，能够把整个国家或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还能在众人的死亡中慷慨浩歌。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20世纪的政治领袖们已经轻松地把枯骨的数字推升到千万级了。相比之下，将军杀人，小技耳。如果有一点无常的知识，他们也许就不会去争当世界领袖，不会试图推进历史。

　　帝王们感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快乐，惋惜的只是他们自己逝去的岁月。在帝王的统治之下，即使恭逢“盛世”，那也只是权贵的盛世，与百姓无关。更不用提战争频仍，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时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小曲因温家宝引用而闻名一时。《山坡羊?潼关怀古》全曲如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张养浩（1270-1329）是元人，担任过高官（礼部尚书）。在20世纪之前，高官同情百姓境遇者并不少见。这是张养浩在去陕西赈灾的路上写的。另外，“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表明作者没有脱离传统的“怀古”内容。此之谓也。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如果匹夫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只能是奴隶。甘愿这种卑下地位者不过是奴才。奴隶和奴才都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不可能促成现代国家的兴起。“兴”的标准应该是百姓福祉的提高。不能让百姓受益的国家之“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少数权贵挂在脖子上的奖章。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保护每一位国民的安全、福祉，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个人价值最重要。没有个人价值，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百姓不是棋子，更不是弃子。国家不能为了帝王之梦而牺牲当下，牺牲现实，牺牲百姓，最后毁坏国家未来。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4
第8节：自序(8)

　　人生是一场三更梦，历史则是一场春秋大梦。与帝王们的恋恋不舍相比，文人对时间的消逝、历史的远去更多是一些无奈和感伤。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解读跛足道人关于人生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道人称赞他“解得切，解得切”。这是小说作者开宗明义提出要旨。根据甄士隐的领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暂住民”。“暂住证”的有效期不过数十年，也不得不时时接受瘟神、噩运的检查。与《红楼梦》的开篇要旨类似，《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一首咏史诗，为全书的国际纷争定下基调。《临江仙》全诗如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许多人误以为这首词的作者是罗贯中。其实，它出自杨慎品评历史的弹词《二十一史》。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时，把这首词放在小说正文的前面，后来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杨慎（1488-1559）是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博学多才，24岁中状元。杨慎是一个典型的儒者，耿直敢言，因忤逆明世宗被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他的《临江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对历史的一般看法，《临江仙》被广为传唱已足以证明。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喜欢写怀古诗词，怀古时又多时光不再、英雄往矣、万法皆空的感慨，在英雄豪情中不免藏着淡淡哀伤。其中多有名诗、名词。比如，《金陵怀古》是一个常用的题目。王安石（1021-1086）在晚年不得意时填《桂枝香?金陵怀古》。其下阕是：“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曾是一位强势、强硬的宰相，也难免对时间的流逝表露出脆弱的一面。与王安石同时代而年纪较轻的苏轼（1037-1101）填《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和杨慎的词出现了意思相近的“谈笑”和“笑谈”。周公瑾谈笑间，曹操大军“樯橹灰飞烟灭”；白发渔樵笑谈间，“古今多少事”灰飞烟灭。沉重的历史在回顾中变得轻松了。上引的这首词也属于这一类，它的通俗名声很大。《三国演义》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争的一部小说。虽然魏、蜀、吴的三角关系是在中国领土的大框架内，但现代国际关系中争斗的要素那时都已经有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首词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中国的这一类怀古诗往往都流于伤感，在“笑谈”之中似乎放弃了努力。今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社会（不是国家），但如果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必然会吃尽苦头。

　　风水轮流转。大国崛起又衰落。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与国家相比，个人的价值更珍贵，文明的传承更持久。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多次被异族入侵打断却又顽强地延续下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20世纪中，中华文明先是受到外来优势文明的冲击，然后又受到国内政权的摧残。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后果最为悲惨。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维持中华文明的正常生长，给予她足够的养料，一切足矣。这些养料不需要官方的梦想，不需要刻意制造——这些很可能是有毒的。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自然会给文明添加营养。在自由之中，中华文明的传人将做出更加伟大的创造。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局，一盘新的棋局就要开始。我们恰逢其时。刻意追求世界地位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平常心”对待中国的发展是最好的办法。将来的中国应当彰显文明、维护和平、促进贸易……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是这一切的必要保障，不是国家兴盛之目的。国家的强盛不是刻意追求来的。很多时候，越是刻意追求一个目标，越容易适得其反。帝国和强国的产生是偶然的，无常的，是天意和个人决定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个人决定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人做出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国家需要留给那些“没有合法性的人”以机遇。这些人如同机遇一样可遇不可求。因此，个人自由对国家的扩张必不可少。明克勒在考察各帝国历史之后说：“差不多每一个帝国都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产生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心不在焉的时刻”（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是英国历史学家John Robert Seely在1883年说的，由明克勒转引自尼尔?弗格森名噪一时的《帝国》。这个表达与北京土话中故作潇洒的“一不留神就……”不同。“心不在焉的时刻”只是成功时刻到来时的“心不在焉”。它要求的做事态度是认真的，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过程中，不刻意追求某个宏大目标。

　　以上说了这么多，对标题实在有“过度诠释”之嫌，而且标题所出的诗很可能不是顺治帝所作。地理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但棋局与梦境经常难以分别。比地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没有人的地缘政治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请记住刘禹锡《金陵怀古》中的一句诗：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全诗：“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冶城、蔡洲、幕府都是金陵（南京）的地名。对比“山川空地形”和“钟山何处有龙盘”，可知仅有好的地理条件是不够的。

　　切记！切记！言归正传，请读者诸君开始阅读本书的正文吧。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4
第9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


　　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人类与国家的动物性

　　国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人类共同体。在现代法制国家，国家垄断了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暴力的行为。而国家的暴力行为缘于人类的性格、人类的动物性。地缘政治学因人类的动物性而存在。所以，在讨论地缘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类是什么样的动物。许多种文化都把人类当作独特的生灵，仿佛他们与动物无关，至少是不同的物种。其实，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文化倾向于强调人类在尘世间的至高无上地位。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认为是上帝的宠儿，高于其他人类。只有佛教认识到众生平等，不仅是动物，还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道生认为，“无情亦有佛性。乃云：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庭事苑》卷五。道生（355-434），东晋僧人，为鸠摩罗什门徒。道生主张众生平等，“一阐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题。Icchantika即“断善根”。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对后世禅宗亦有影响。与道生不同，禅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黄花与法身般若剥离开来。“问：‘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慧海）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华而显相。非彼黄华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八）慧海为马祖道一（709-788）的门徒，事迹多不详。这句话流传很广。它除了表明佛法无所不在之外，还包含了众生平等的意思。佛教的众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灵的地位，通过灵魂在生灵之间轮回的思想，而不是贬低人类。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孟子并不完全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不过多了点文化。因为文化的熏染，许多人自负地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动物性，为“万物之灵长”。对这一种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学家们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类中最古老的动物，大约有5厘米长。文昌鱼有简单的神经系统，但没有脊椎，没有鳍，没有大脑，只有一只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亿年前出现）。从脊索类中产生了脊椎类。脊椎类动物包括哺乳动物。人类属于哺乳动物。文昌鱼在寒武纪时出现，它的基因在过去5亿年中没有变化。相比之下，人类的历史非常短暂。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约在550万年前才成为猿类进化树上的独立一支，直立人（homo erectus）在100多万年前出现。智人（homo sapiens），即现在的人类，只有30多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不到万年。尽管文昌鱼如此原始，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基因组中95%的区域与文昌鱼的类似”。《参考消息》，2008年6月20日，《科学家破译文昌鱼基因密码》。消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电。该研究结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文昌鱼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 lanceolatum。

　　动植物是基因的载体或殖民地。文昌鱼承载的5亿年基因还不算古老。基因有40亿年的历史。通过自我复制，一个基因可以存在上亿年而不发生变化。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躯体视为基因的殖民地”。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写《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极其自私的人。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严肃，他既不淫荡，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这些学者的观点都遭到过激烈的反对。虽然他们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那些激烈而彻底反对他们的人却难免有虚伪之嫌，至少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他甚至认为，基因“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保存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自私的基因》，22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在道金斯看来，生物体（包括人类）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基因。生物体是客体，而非主体。生物体是基因因缘际和的产物，为了保存和传递基因而存在。基因才是主体。基因从一个生物个体转移到下一代生物体，不会彼此混淆，也不会衰老。自私的基因有什么目的？道金斯回答说：“目的就是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自私的基因》，112页。生物有利他行为，但道金斯证明，这些行为其实也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于危险之中。道金斯引用洛伦茨在《论攻击行为》中强调的事实：同类动物间的搏斗往往具有克制和绅士风度的性质，是有规则的竞赛，威胁和虚张声势代替了真正的攻击。《自私的基因》，85页。热带海水鱼缸中的空间狭小，同种的鱼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一条鱼会追逐另一条同类，直到双方精疲力竭。同种之间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条鱼与别种的鱼体积相差不大，它们就能够和平共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5
第10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

　　相对于文昌鱼，狮、虎、豹算是人类的近亲了。这些食肉动物从不滥杀异类。它们制造死亡是为了获得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娱乐或仇恨。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非洲东部的塞伦盖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狮子寻找食物时，没有残忍，也没有同情，这种不动情感的行为拨动了同为猎人的人类的敏锐心弦。我喜欢观察大多数捕猎行为，它们是最基本的生死搏斗。”Golden Shadows，Flying Hooves，p137，George B?Schall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夏勒对偷猎者和滥捕者深恶痛绝，自己更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但他却喜欢观察动物捕猎。观察捕猎是一种移情，可以满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欲望——杀戮。虽然危险时刻存在，但被捕猎的动物并不总是处于戒备状态。因此，夏勒怀疑它们不具有人类的那种“害怕”情感。（食草）动物们在狮子逼近时逃跑，原因是基因和习惯在起作用，它们不知道害怕。害怕或恐惧是一种高级情感，一种只有高级动物才拥有的情感，在进化史的后期获得。因此，只有高级动物才有可能把制造“恐怖”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如战略轰炸和恐怖主义。

　　人类是具有丰富情感的动物。其他动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只是较为简单。许多动物学家认为，人类是有意识地屠杀自己同类的唯一物种。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欲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类之间的杀戮远远超过了谋求生存的需要。国家比正常的个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险，因为冒险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在战场上死去的与做出战争决策的没有直接联系。决策者一般不会暴露在他们政策所带来的危险之中，但如果冒险成功了，他们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恢复了人类的本来面目。他把人类恰当地称为“裸猿”（the naked ape），因为在现存的193种猴类和猿类中，只有人类没有浑身覆盖着厚毛。在用词上，“裸猿”比“人类”更能反映这种动物的动物属性，提醒人类不要忽视自己的根。关于动物的攻击行为，莫里斯对人类的评价似乎比较温和。他说：

　　任何动物攻击同类，都不是为了消灭同类。攻击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权，而不是杀戮。在这方面，裸猿在本质上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15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

　　其实，争夺支配权不是动物打斗的唯一原因。动物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而发起攻击（在一些群居的、有独裁者的动物那里，交配权可以归入支配权）。莫里斯说，动物攻击同类的目标有限。他也承认，人类比食肉动物更加残忍。裸猿同类残杀，是因为他们在集体狩猎中发展了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这两种能力减少了对暴力的控制，使战争的烈度超过了个体的打斗，优势者不容易看到弱势者表示屈服的姿态。所以，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很快停止。莫里斯指出，裸猿在战争中忘记了争斗的原始目的。这个原始目的大致等同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常见到在打昏了头的战争中，战争本身成为目的，屠杀同类成为乐趣。在这里，莫里斯似乎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面：人类的贪欲超过了其他动物很多，他们不再满足于获得食物和交配机会，而是更大范围的支配。人类战争的残酷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的打斗。而且，在过去数百年，人类的战败一方不能像其他动物或者古人那样放弃土地，远走他乡。人类的大量繁殖已经使地球表面人满为患。他们无处可去，只能留在原地继续战斗。冲突无法调和，于是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巴尔干、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冲突已经有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战争是人类获得良好组织能力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只能算是混战。人类的社会性是战争的源头。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时代，亚里斯多德就指出：“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亚里斯多德：《政治学》，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商朝灭亡后，伯夷、叔齐忠于商朝，“义不食周黍”。他们躲进首阳山中采薇（野豌豆）而食，最终饿死。人类组建了国家这样庞大的权力组织。国家间战争的爆发一般被归咎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这个理论忽视了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富有动物性和侵略性。以现有条件，解决无政府状态的出路是出现一个全球霸主（联合国没有足够权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到目前为止，霸主都是赢得战争的大国，在一定范围内垄断暴力的使用。当霸主衰落时，群雄并起，战争重新成为常态。核时代的战争将使人类陷入绝种的险地。在核时代之前，那些寻求权力、寻求支配地位的大国更可能引发大战。在核时代，国家间竞争有所克制，有核国家之间不以大规模战争为冲突的最后解决手段，并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是，国家间竞争没有因人类彻底毁灭的可能而停止。冷战时期的两大对抗阵营都炫耀能够彻底“毁灭全人类”那时的中国正梦想着“解放全人类”。的核武器。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5
第11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3)

　　国家间的对抗同样是“你”“我”对抗。阶级斗争属于这一类型，但加入了更多想象的和煽动的成分，因此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容易走进“你死我活”的死胡同。因群体生活产生的“你群”、“我群”的对抗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猿类学家瓦尔在猩猩那里发现了种群对抗。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的原始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国家间的战争与猴群间的打斗没有区别。瓦尔把莫里斯的看法更向前推进。他说：

　　在猩猩群中，“我们对抗他们”是一种种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个体们，只要属于不同的集团、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它们仍然会成为敌人。而人类社会中，同样的情形时有发生，曾经和平共处的不同种族会突然地互相仇视，例如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我猜这种翻转的态度在人类和猿类中都是一样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竞争的意识所操纵的。只有当个体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时，他们才会把负面的感情压制起来。而一旦这个目标消失了，紧张的情绪会浮出水面。弗朗斯?德?瓦尔：《人类的猿性——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解读》，89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

　　无缘无故置人于死地不是动物性，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人类对同种产生仇恨是因为受到操纵。只要有群体生活就会有操纵，不限于制造仇恨。操纵术是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是操纵的主体。尼采说：“国家乃是所有无情的怪物中最为无情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4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尼采的许多观点在当时惊世骇俗，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最平常不过。托马斯?霍布斯把国家看做是怪物利维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态度对待国家。在立宪之初，美国联邦党人支持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同时坚持三权分立，要求确保人民的监督，以控制这个怪物。他们知道：“仅只在书面上划分各部门的法定范围，不足以防止导致政府所有权力残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种侵犯。”《联邦党人文集》，25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写于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后来担任美国第四任总统。限制和监督国家权力是西方政治学的主要议题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但在国际关系中，对大国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大国本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努力超过别的国家。这个难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国际民主”的主张。民主是受压迫者的出路。

　　权力也是国际政治中最强大的驱动力。在权力背后则是性欲。性欲存在的目的是传递基因，是权力之争的原始动力，反过来又受权力的刺激。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权力是最好的催情药。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权力和性欲都是动物性的，都来自旷野，现在已经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角落。权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于国际关系领域，也不是国际关系的特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就会有权力之谋和权力之争。尼采认为，“一切故意产生的现象，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8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权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利益越大的地方，对权力的争夺就越激烈。经济利益是利益的一个主要方面，所以，经济中的权力和政治中的权力同样重要（在很多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中，经济或贸易已经成为最大要素）。自由经济、权贵经济、统制经济都与权力有关，尽管大小有别。在新制度学派看来，经济学中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权力”加以解释和解决。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说：“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发生什么，权力都是决定性因素。”基于此，他对两个主流经济学派提出严厉批评：

　　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特征，就是把权力——个人或机构使别人或别的机构屈从于自己目标的力量——与主体分离开来这样的安排。《加尔布雷斯文集》，11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错误也是忽视了权力对市场的干涉，而市场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应留在市场之外的权力（如政治权力）不可能不渗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诱惑和压力而加以干涉。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市场几乎为政治权力全部把持，形成统制经济及权贵经济。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16
第12节：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4) 　　

加尔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间给出的是对权力的一般定义。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实了加尔布雷斯的判断。资本权力、管理权力被权力的拥有者滥用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一场大战。权力欲是原始的欲望，这些国家有自我扩张的本能，无所不在，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造成危害。国际政治是强权政治，很少有正义可言。国际关系是权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领域之一，只有集权国家的内政可以超过它。

　　地理对人类文明进化的影响

　　动物学家们已经证实，人类的行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时期，或更久远以前。当公猴们为争夺猴王地位而使用计谋和暴力时，国内政治出现了。当猴群之间为争夺食物和地盘而开打时，国际政治显现了雏形，而且已经带有了浓烈的地缘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们还时常南下侵略，为古文明带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马匹和战车。在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最偏僻，与其他文明的距离最远、联系最少，而且人种也不同。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最为独特，但出现的时间也较晚，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价。不过，即使在史前时期，中国仍能够通过北方草原与西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诸文明保持着联系，但紧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诸文明相比。

　　今天，人类最发达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欧洲、北美、东亚这三大人口密集区域的纬度大致接近。当然，它们的南北向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个纬度。其中，欧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气候比北美和东亚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缘政治角斗的主战场也在欧亚大陆，以北温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关于古文明的规律有个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其中玛雅位于热带，印加地处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现的时间较晚，发达程度也较低，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欧洲人到达时已经衰落了。欧洲人凭借他们的马匹和钢铁（刀矛、枪支）在新大陆横冲直撞，印第安人毫无还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环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后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南美虽然起步比东亚早百余年，但日本、韩国已经超过了它们，中国的发展势头也很好。这里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与懦弱。比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地缘政治学——以及地缘文化学——的早期源头之一。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对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相关研究仍非常兴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和《国富国穷》（1998年）两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生物学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问题：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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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5)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够说明历史。“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4页。《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他对这些模式的解释。戴蒙德的研究从大约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地理环境仍在决定着各民族的命运。——当然，宗教徒可以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欧洲人数百年来的优势是欧洲地理带来的。戴蒙德说：欧洲民族与非洲民族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434页。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地理的影响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借助技术改变人类在环境中的被动，和在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创造更多的知识和财富。

　　与戴蒙德一样，兰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国家的贫富与地理有关。兰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一章标题下的文字，新华出版社，2007年。

　　类似这样的观点早已存在，在后殖民时代受到批判，那时把南方的贫穷归咎于白种人的剥削（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在长时期内，地理和气候的作用更大）。兰德斯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并且为地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国家的富饶或贫穷有许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业精神、创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告诫读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国富国穷》，5页。在现代，由于技术的进步，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缩小了很多。

　　现代技术已经缩小了地理造成的差异。移民的流动使得地理对性格、风俗的作用有点模糊起来。取暖、制冷设备的发明，使得寒冷和炎热地带的人们能够像在温带一样有效地工作和思考。发达的医学能够控制住大部分热带传染病。现在是资金，而不是技术，在阻碍那些传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在全球贸易时代，热带和寒带的人们也可以得到足够的食品，只要他们有钱。在信息时代，地理和距离已经不再能阻碍技术的传播，对技术的使用也较少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比如，过去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人们不可能骑马，不能享有驯化马匹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和军事优势，但他们现在可以开汽车，把砍倒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消失的热带雨林正在报复人类。

　　人可以流动，从消失的森林到城市，从一国到另一国，并可能在流动中改变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决定，而基因是环境千万年作用的结果）。国民可以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国家却不能搬迁，其对内对外政策、文化与经济仍然受到地理的诸多限制。与个人相比，国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等方面。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为了土地而战；在和平时期，它们需要根据地理等因素为国家间政治做出安排，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是以地理为基础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学的存在理由。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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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6)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不会消亡。国家间的冲突将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领土冲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领土冲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这样更准确的目标所掩盖，各国也会为了在冲突中夺取优势而寻求更佳的战略地位。所以，地缘政治学将继续发展。

　　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兴衰本书不详述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国内至少已经出过两本有关书籍。其一是国玉奇、B?П?丘德诺夫合著的《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其二是杰弗里?帕克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大量错误，但仍有一些参考价值。

　　今天，“地缘政治”已经是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词之一，不仅政界人士经常使用，记者也在频繁使用。但是，与许多常用词一样，“地缘政治”的含义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体中。一般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的研究，而“地缘政治”则是与地理相关的国际行为。在日常用词中，“地缘政治”似乎有取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的确，这两个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突出国际关系。

　　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决定。其实，任何物体之间的关系都与它们的空间位置有关，这条原理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中同样适用。解析几何用空间位置表示数字，却不完全属于代数学或几何学。同理，不应当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两者有很大的重叠，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早于国际关系学，其范围经常大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国内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濒临地中海，土地贫瘠，贸易发达。所以，古希腊人见多识广，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非常敏锐。希罗多德总是详细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即使在希腊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中国文明核心区地处内陆，大片区域的环境较为单一，与外界交流较少。因此中国古人对地理因素不是那么重视。古代兵书是个例外，但其讨论范围限于小区域内的地形。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也留有对国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过寥寥数语，而且大多记录的可靠性较差，不足为凭。另外，史书的“地理志”也很简略，多记载户口数字，不注重地理对风俗的影响。但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话虽然简单，却是人人皆知，非书斋里的理论可比。更可宝贵的是，这句话把地理因素当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与天地并列，没有以偏概全，因此更为妥当，不会走向地理决定论的极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夸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轻视天、地了。

　　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受地质研究的启发。把地理学发展为一个现代学科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亚历山大的哥哥威廉?冯?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语言学家，还是普鲁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国的文理中学制度，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学术自由的大学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保证，美国向德国学习大学制度，也成为世界大国。（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他们都注重地理学中人的因素。洪堡从地理学和宇宙学的研究中看到了“人类平等原则”和“个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则”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3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李特尔声称：人是地理学的核心，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近代地理学创建人》，46页。。洪堡和李特尔都是德国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年出版了《物种起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将深刻影响到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尔之后的地理学大家则有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这两位学者也都是德国人，同样有过在美洲旅行的经历。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间（1868-1872）在中国北方考察地质，在后来的中国地质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他提出了黄土高原的风成说，还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此外，李希霍芬还提醒德国注意山东的煤矿和胶州湾海港。1897年，德国抢占胶州湾作为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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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7)

　　从这四位德国学者的贡献可以看出，现代地理学在其创建早期有着近乎纯正的德国血统。当年德国对外关系中的最大难题是地理困境。德国地理学家们没有回避这个挑战，况且他们有极好的人文知识修养，能够把地理学、人文知识、国家前途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分析。于是，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应运而生。

　　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创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尔的贡献不限于地缘政治学，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3页。。在当时，地理学、人种学、博物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是交织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尔的主要兴趣在人种与文化，他的中心论题是“文化分布是历史上迁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7页。拉策尔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国”（Weltmacht，world power）这个概念。他认为，与世界大国对应的是大空间（Grossraum）。这些观点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前奏。他把生存空间当作是“生物地理学”的内容，认为国家的重要特征是空间和位置。后来，拉策尔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学上，写了《政治地理学》（1897）。这本书是地缘政治学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明确论述了海权和陆权的对立。拉策尔注重海洋对文明发展的促进，写有《海洋——民族强大的泉源》（1900）。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1901）中，拉策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31页。，其中的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那时，进化论的观点已经普及，把国家当作需要增长空间的“有机体”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定文明是生命体。这些作者正确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万物有灵”思想。但关于维持“生命体”增长的营养，拉策尔带领地缘政治学迈出了有害的一步。不过，如果考虑到那时欧美列强正在为最后瓜分世界而疯狂争斗，拉策尔的观点也就不显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拉策尔为地缘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将由后人完成。其实，拉策尔本人没有提出“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学”一词是瑞典政治学教授鲁道夫?契伦（1846-1922）在1905年创造的。他在《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1916）中给予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国家有5个“器官”：空间、人民、经济、社会、管理契伦提出国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受到重视之前。他所说的管理是国家管理，与今天理解的企业管理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原理却是相近的。。在契伦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而距拉策尔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其实，契伦的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两者的研究范围没有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称。契伦的贡献远远不止一个名词。他继承了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支持大国向外扩张。在他看来，国家有机体在发展中争夺生存空间是自然法则所确定了的。为了保持争夺资源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状态中自给自足，不依赖和平。

　　地缘政治学起步之初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殖民时代最后的疯狂。从国家有机体到生存空间，地缘政治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强食”的习性。这是20世纪初的“时代精神”。从梁启超到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也深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影响。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是惨遭瓜分和蚕食的国家。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扩张。同时，他们还潜藏着对国民“不争”的愤怒。

　　契伦是身为小国公民却很有成就的地缘政治学家。其余所有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大国公民。这是因为地缘政治是大国的游戏，地缘政治学是大国的地理学。契伦亲德国——瑞典的南方邻国，深受拉策尔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可以被归入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现代大国》（1914）中，契伦认为小国注定要臣服大国，组成更大的国家。他看好德国的作用。在奠定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300多年，在契伦写《现代大国》之后100年，欧洲经历了多次大战，至今没有完成统一过程。其实，欧洲的这个过程并不算很长。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权力最后的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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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8)

　　与其他学科不同，“地缘政治学”之前可以冠以国家名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没有“地缘政治学”，但贡献却很大，可以说是“有其实，无其名”。美国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写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这本书，把它发到每一艘军舰上。在威廉二世的专制统治之下，德国推行全球扩张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处出击，“争夺阳光下的地盘”。1900年，在欢送德国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时，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黄祸”论，要求德军严惩中国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为是的威廉二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从19世纪末开始，英德两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当时的政策是保证它的海军军力超过其他任何两个国家之和。德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被英国看做巨大威胁。在一战中，德国海军的军舰质量、军人技能超过了英国海军，但数量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企图集中兵力消灭英国海军，却在日德兰海战中失利。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舰队一直被封锁在港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战后，德国军舰被收缴、销毁。德国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海上霸权。

　　德国寻求的不仅是海上霸权。在一战之前，德国的海权和陆权两派对立起来，争夺有限的国家预算。两权对立的思想源自拉策尔。与海权派一样，陆权派也有宏大的计划。德国的“东进”（Drang nach Osten——向东突进）可与美国的“西进运动”做一番异同比较。战略不仅指向东欧和俄国，还包括欧洲之外的东方。19世纪末，德国计划修建巴格达铁路，用铁路把北海和波斯湾连在一起。线路从汉堡、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这条铁路将严重侵犯英国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终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流产。在海上和陆地上，德国的政策都对现有大国英国构成威胁。英德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最终因为奥匈帝国皇储被暗杀这个偶然因素爆发大战。一战前德国的地缘战略完全没有章法，非常混乱。这与统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

　　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显学。把它进一步推广到人人皆知程度（却不是好名声）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1869-1946）。豪斯霍费尔接受了契伦的思想，他相信，“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43页。因此，他决心改变德国对地理认识的不足，促使德国从失败和屈辱中复兴。拉策尔和契伦是一战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导师。豪斯霍费尔熟悉他们的理论。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豪斯霍费尔仍然持海权与陆权对立的观点，把英国作为德国的最大敌人。他认定德国的命运在东方，那些中东欧国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为德国的成长让出地盘。但他不赞同依靠侵略来达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国和苏联结成大陆联盟，共同对抗海权国家。纳粹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敌视犹太人创立的共产主义，因此不能与苏联长期合作。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豪斯霍费尔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发出欢呼。第三帝国用意识形态取代地缘政治分析，树敌过多，最终一败涂地。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东扩，中东欧的小国大多被纳入欧洲，证实了德国地缘政治学“东进”的判断，也似乎达成了豪斯霍费尔的愿望。不过，北约东扩与豪斯霍费尔的设想有一个差别：主导国家不是德国，甚至不是欧洲国家。

　　1924年，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宣扬他的主张。纳粹上台后，这本杂志逐渐充满了纳粹意识形态，豪斯霍费尔对杂志的影响力日益消退。不过，即使不考虑纳粹的影响，豪斯霍费尔的理论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这不完全是豪斯霍费尔的错。地缘政治学具有原罪，它的理论包含着内在侵略性。豪斯霍费尔和其他许多地缘政治学家把国家看做是在空间中生长和扩张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营养。这没有错。在历史上，国家和民族强大时总是向外扩张，现在所有大国（以及许多中小国家）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地缘政治学具有明晰的逻辑。如果一味强调扩张和对抗，制造了氛围，就会使战争的动机和规模都失去控制。20世纪前半期德国的教训是，地缘战略目标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时使用文化、经济等资源加以促进和调整。可惜，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权力圈内，没有人懂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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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9)

　　与大空间相对应，豪斯霍费尔设想全球将出现四个泛区域：南北美洲各国组成的泛美区，由美国主导；从东北亚到澳大利亚的泛亚区，由日本主导；欧洲与非洲统一后形成的泛欧区，由德国主导；苏联和印度等国的泛苏区，由苏联主导。豪斯霍费尔的这个观点很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点超前。虽然区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豪斯霍费尔设想的那样大。豪斯霍费尔认为泛欧的命定空间在德国，泛亚的命定空间在日本。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一次战败就可以终结一个国家的好运。德国非常幸运，在20世纪有过两次成为支配大国的机会，但都因不知节制而失败了。
　　在极权政治之下，学术是虚弱的。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不是学者的地缘政治学了。纳粹德国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赫斯在那里接触到地缘政治学。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豪斯霍费尔经常去监狱探望他的学生。赫斯则把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教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从中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纳粹上台后，豪斯霍费尔深陷到政治漩涡中。1941年5月，赫斯驾机逃往英国，可能是为了谋求英德之间的和平。豪斯霍费尔和儿子阿尔布莱希特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旋被释放。阿尔布莱希特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受到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事件的牵连，父子俩再次被捕。父亲随后被释放；儿子则被纳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于1945年4月被杀。美军占领德国后逮捕了豪斯霍费尔。1946年3月，豪斯霍费尔夫妇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莎也加入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事业中。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费尔格雷夫的《地理与世界大国》（1915）翻译成德文。在家中自杀身亡。德国的地缘政治学随之消亡，至今看不到复苏的可能。

　　除了德国之外，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乔治?N?寇松勋爵（1859-1925）出生于土地贵族家庭。他在少年时期从马背上摔下来，脊柱严重受伤。终生残疾使他经常疼痛得昏迷过去，却没有阻止他长途旅行。在1887-1894数年间，他到了俄国、中亚、波斯、暹罗、印度支那、朝鲜、阿富汗、帕米尔，写书记录下他的东方之行。寇松不是单纯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缘政治的，总是围绕着英属印度的安全。寇松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担任印度总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在印度时，他把西北边境的独立部落地区变成印度的一个省，就是现在美国无人机经常攻击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1903年底，寇松派荣赫鹏带领英军入侵西藏，以阻挡俄国势力经由西藏到达印度。英军在占领拉萨后没有发现俄国人的影子。英国势力却在与俄国的大角逐中进入了西藏。“西藏问题”由此产生。1912年，寇松在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时说：

　　在地理学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伟大自然力的运作，人口的分布，商业的进步，疆界的拓展，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Subjects of the Day，George 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 Allen & Urwin，1915?转引自《东方学》，274页，三联书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缘政治的实践者。英国地缘政治学是由众多像寇松这样勇敢的冒险家、军人奠定的。这是英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不同之处，符合它们各自的哲学传统。英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是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8岁。豪斯霍费尔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敌人”《地缘政治学》杂志，第二期（1925年）第454页。转引自E?W?吉尔伯特：《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译本引言，17页。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也较早。但豪斯霍费尔与地缘政治学前驱们在理论上一脉相承，而麦金德则像是一个旁支。对于后世，麦金德的影响可能更大。为了叙述的连贯性，在这里把麦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费尔之后。敬请读者诸君注意。。麦金德是牛津大学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国会议员。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论文的题目是《历史的地理枢纽》，突出了枢纽地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稿成为地缘政治学的经典著作。麦金德把俄国看做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因为俄国占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心脏地带）。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麦金德出使俄国，使命之一是煽动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动摇革命的基础。麦金德认为，来自枢纽地区的威胁与哪个国家控制它没有关系。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并进而挟中国之力征服俄国，占领心脏地带，就会对西方构成“黄祸”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70-71页，商务印书馆，1985。这本小书收录了麦金德的两篇演讲稿：“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历史的地理枢纽”。由此可见在对“黄祸”的担心中，英国与德国没有区别，尽管它们那时是对手。。在对待黄种人的态度上，德国和英国在那时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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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0)

　　在皇家地理学会的那次演讲15年之后，麦金德把他的演讲稿扩写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此时正值巴黎和会，据说麦金德是写给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们看的，提醒他们向东看。麦金德对他原来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枢纽”（pivot）改称为“心脏地带”（heartland），而把欧亚大陆和非洲称为“世界岛”。书中有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p150，Halford Mackinder，New York：W?W?Norton，1962。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指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与外界没有或很少有海运联系的地区。其中包括内流河流域，如注入里海的顿河、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阿姆河、锡尔河，以及塔里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额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这个地区与海洋隔绝，海洋大国不能从海上向这些地区发起进攻。在历史上，征服欧亚大陆各地的游牧民族都从这个地区出发。铁路出现之后，加强了心脏地带的机动性，可以与海洋航运相比。因此，俄国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历史的地理枢纽》，69页。在二战之后，苏联控制了东欧各国，几乎完全占有心脏地带，与美国形成了两强对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国”。但麦金德的预言没有实现。苏联没有能够统治世界岛，更没有主宰全世界。相反，大陆强权苏联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僵硬的极权统治不能灵活应对，终于分崩离析。麦金德站在欧亚大陆外缘的一个小岛上瞭望大陆。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英国的传统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力量平衡），不能产生一个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大国。麦金德担心，在大陆的心脏地带聚集的巨大力量将对英国构成威胁，而衰落中的英国对此却无能为力。

　　麦金德把“心脏地带”之外的土地分为两层：内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中，从德国、土耳其、印度到中国，与“心脏地带”在土地上连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外，从英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到日本，与“心脏地带”隔着海洋。麦金德看重“心脏地带”，较轻视外围地区。实际上，在所谓的心脏地带，荒凉的西伯利亚不适宜人类生活，更从来没有产生过权力中心。在遭受法国、德国入侵时，俄国（苏联）的权力中心从没有退到乌拉尔山以东。即使把心脏地带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从里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亚、蒙古。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大陆的外围地区攻入中亚不乏例证。波斯人、阿拉伯人、汉人都曾经是中亚一大部分的主宰。甚至在工业时代之前，面对外围地区的火炮等技术优势，心脏地带南部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大概有鉴于此，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师从马汉的学说。与麦金德强调“心脏地带”的威胁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如果麦金德算是陆权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权派一些，但不局限于海权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兰。他原来是社会学家，出版过《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理论》齐美尔（一译西美尔，1858-1918）是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冲突、权力、社会交往、调情、货币等。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齐美尔介绍到美国的学者之一。尚不清楚齐美尔的社会学如何影响到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在方法上，齐美尔是反实证主义的；斯皮克曼是实用主义者，与美国的哲学传统一致，与齐美尔的抽象分析不同。（1925）。他还是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创建者。与豪斯霍费尔类似，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他转而研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在1938年和1939年发表了两篇地缘政治学的长文。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皮克曼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坚持美国应该维持欧亚大陆上的均势，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护。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1942）以及在他身后出版的《和平地理学》（1944）。斯皮克曼声称“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最持久的”。的确，极权统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数量、文化传统等因素。但到目前为止，暴君仍无力改变地理环境。正当美国与德国、日本酣战之时，斯皮克曼建议在战后保持一个强大的德国，以对抗苏联；他还预言中国将在战后崛起，而美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的防务。实际上，中国的崛起被内乱迟滞了数十年。但斯皮克曼的预言仍然没有错。他能有如此远见是地缘政治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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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1)

　　斯皮克曼接受了麦金德对世界的地缘政治学划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区”）、离岸岛屿（offshore islands，麦金德的“外新月地区”）。但对于各区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观点与麦金德的相反，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因为这里兼有大陆和海洋之利。那时的美国是一个上升中的“岛国”，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态与衰落帝国的麦金德不同。他注重的问题是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而不是预防来自欧亚大陆的威胁。边缘地带是岛国控制大陆的登陆场，因此更受重视。作为对自己理论的总结，斯皮克曼套用麦金德的表达方式，也说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话：

　　控制边缘地带者统治欧亚大陆；统治欧亚大陆者控制世界命运。The Geography of Peace，p43，Nicholas J?Spykman，New York：Harcourt & Brace，1944?

　　在冷战中，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了边缘地带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苏联集团，但并没有因此而统治欧亚大陆。相反，冷战后美国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很久。因为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美国对“老欧洲”的号召力显著下降。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却忘了一个民主的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任何过于强大、独断专行的国家。民主是强权的敌人，正如强权是民主的敌人一样。美国占领了位于边缘地带的伊拉克，却没有能够在中东站稳脚跟，更谈不上统治欧亚大陆。原因是美国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在一国之内，由于炽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长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国入侵，无论侵略者打着什么旗号。从美国的教训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却有些忽视“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斯皮克曼并没有忽视“人”。说他忽视“人”，只是相对于他对地理因素的强调而言。请对照他罗列的强大国家的10条标准：领土、边界、人口、矿产、经济和技术、财政、民族组成、社会一体化、政治稳定、民族精神。“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视的。无论是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学，缺少了“人”必定会有很大缺陷，从而在指导行动时带来灾难。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欧和北美之间的一个大湖。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东西两岸是世界上唯一的发达地区——日本那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今天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主要在边缘地带和离岸岛屿，其中北大西洋两岸仍然最为发达，非日本可及。斯皮克曼认为，大西洋是古希腊时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这一地区应该由美国来领导，以武力对付其他地区的反叛。

　　斯皮克曼影响了美国的遏制政策，被称为“遏制教父”。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对苏联实行武力遏制，在朝鲜和越南作战，防止共产主义向外扩散。美国沿着欧亚大陆边缘（内新月地区）建立多个军事同盟，把日本、东南亚、两伊纳入西方阵营，在阿富汗支持反苏游击队。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苏联势力南下到暖水海港。除了在远东（朝鲜、中国、越南一线）的大陆边缘，遏制政策是成功的。也许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说成是地缘政治学者的贡献，但可以说，美国的决策者从斯皮克曼、麦金德等人那里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接近学者们的理论。在经历了冷战后的龃龉之后，与北大西洋对岸的关系仍然是欧美今天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金德、豪斯霍费尔、斯皮克曼（以年龄长幼为序）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分别生活在20世纪先后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英、德、美。也许是巧合，三位学者的年龄顺序和他们国家获得大国地位的先后是一致的。他们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时才49岁）。在此期间，最重视地缘政治学说的德国战败。于是地缘政治学的喧嚣与骚动暂时告一段落，是为古典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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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2)

　　在欧美之外，俄国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学传统，自成体系。俄国地缘政治学的特点之一是热衷于探讨文明的地理归属，显示出俄罗斯人不能就他们文明的位置达成相对一致。俄国的地缘政治学分成对立的两派：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这与德国的海权与陆权两派的分裂近似，表现出一个民族被地理环境撕裂后的精神症状。Г?H?特鲁别茨科伊和E?H?特鲁别茨科伊兄弟两人是俄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强调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们与地理的关系。俄国地缘政治学始终在探讨俄罗斯文明的归属问题，不离东正教。他们的侄子H?C?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学家П?Н?萨维茨基（1892-1985）是欧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21年，萨维茨基出版文集《出走东方》。这是欧亚主义的第一本书。欧亚主义继承了强调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它把俄国特性上溯到鞑靼-蒙古统治时期，珍惜俄国的东正教精神、东方色彩。与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相对立，欧亚主义者更愿意俄国留在欧亚大陆的东方，作为独立的一极承担重任。欧亚主义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苏联之外发展起来的。苏联统治者不能容忍这些“爱国者”，他们也拒绝与苏联合作。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缘政治学体系中的欧亚主义”。

　　以上介绍了最重要的几位古典地缘政治学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学者却没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政治学的传统中断了20多年。等到它再次兴起时，人们的知识结构、对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强大了。战前的理论显得距离现代已经有些遥远。只有专业学者需要认真借鉴这些理论，一般读者大概不太容易产生共鸣，特别是处于不同语境中的中国读者——他们不会习惯从数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另外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地缘政治学著作很少有被翻译成中文的。作为阅读本书必要的知识背景，这部分的简略介绍可以满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国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一位英国记者评论俄国的地缘政治学时说：“很少有现代意识形态像地缘政治学这样既充满奇想又无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涩，在理智上是混乱的，还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Charles Clov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标题太模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地缘政治学在俄国的复兴”(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in Russia)。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驻基辅首席记者。当然，这是记者在导语中故意耸人听闻，有点英国小报的风格。记者讽刺的目标也不是欧美的地缘政治学。冷战之后，俄国丧失了官方意识形态，一些政坛重量级人物用地缘政治学填补国际关系中的这个空缺。于是，欧亚主义在1990年代复苏。在新欧亚主义的信徒中，有左翼共产党的总书记Г?久加诺夫（写有《胜利地理学》）、右翼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写有《向南的最后出击》）等权势人物。这两个党当时占有国家杜马近一半的席位。俄国前总理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也被看做是欧亚主义的支持者。1998年12月，普里马科夫在访问印度时提出俄、印、中三个大陆国家建立“战略三角”的建议。

　　那位英国记者在1999年采访的主要人物是亚历山大?杜金，一度在国外名声最大的俄国地缘政治学家。上段开始处的引语是这次报道的导语。杜金出生于1962年。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强烈反西方立场。在俄国军方的帮助下，杜金于1997年出版《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俄国的地缘政治未来》。他采用了麦金德的陆权与海权对立的观点，并加入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把它们当作同一个对立的两个方面。杜金主张建立由俄国主导的“欧亚大陆联邦”，对抗大西洋主义。他还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还有内蒙和满洲）独立，成为这个联邦的组成部分，从而把中国与俄国的东方领土隔开。除添加西藏，杜金的这个想法不是新东西。俄国一直对中国长城以北的领土“胸怀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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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3)

　　新欧亚主义者把伊斯兰国家作为俄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国。他们希望通过伊斯兰国家获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应，与他们的共同敌人西方（主要是美国）对抗。新欧亚主义者多是领土扩张主义者。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设强大帝国。”《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102页。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扩张的源泉。不仅俄国有，美国、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使命感，只是名称不同。它又称“天定命运”、“白人的责任”。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俄国的新欧亚主义仍然势头不减。2008年，俄国外交学院教授伊戈尔?纳帕林预言美国分裂。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预言，设想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他认为，俄国将建立新的联盟——欧亚联盟，其成员国是所有前苏联国家，其组织模式是欧盟。因此，纳帕林把俄国主导的欧亚联盟称为欧盟2号，预言它即将在2012年产生，而普京将成为这个联盟的“君主”。纳帕林说，欧亚联盟将与欧盟和中国构成世界三大力量中心（美国已经分裂）。《消息报》2009年4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4月6日。欧亚联盟实际上是翻版的苏联帝国。纳帕林的预言也许不足为信。它的价值在于再次凸显了俄国传统的、与大西洋主义抗衡的欧亚主义，以及俄国保留完好的帝国之梦。

　　地缘政治学以国家为学派之分野，每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学都不相同，因为它们观察的角度不同。它们彼此借鉴，其目的却都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另外的国家。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杜金等人和欧亚主义的价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既值得警惕，又可以用来取笑，像花边新闻一样为乏味的日常报道添加佐料。

　　b?中国的道路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学发端和发展于大国，特别是有着缜密战略思维传统的大国——中国是这样的大国之一。地缘政治是大国之间的游戏，现在，中国正在逐步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对于今天的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必不可少，恰逢其时。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似乎也没有大战略。美国一再催促中国加大军事问题的透明度，许多邻国也有同样的希望，只是声音没有美国那样大。他们要求知道的不仅是中国军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战略。中国对外界的呼声反应迟缓，官员与外界的交流也不畅通，只是一再声明“为了防御”。美国军方对此不满意。关于中国军队建设的目的，他们需要更多信息。虽然他们有窥探的嫌疑，但也有充足理由：历史已反复证明，在误解中更容易发生战争。或许，日本防卫省防务次官增田好平可以替中国回答这个中国不便回答的问题。2008年2月，增田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或者国防战略，中国的军力建设好像只是解放军不同兵种在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装备。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希望事实不是这样。http：//news?china?com/zhcn/international/1000/20080204/14658994?html。采访者是平可夫。

　　增田好平把国家战略简化并等同于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学当然不限于军事问题，但也可以从中窥豹之一斑。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高层想法属于高级机密。即使中国真的制定了国家战略，也不一定会公开——虽然和平的、防御的战略没有不可公开的理由。国家战略这样的大框架比较容易被外界感知。日本军方密切注视和研究中国的一举一动，关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信息和情报。在国内的公开出版物中，没有官方关于国家战略或地缘战略的资料，学者也很少发表有关大战略的研究成果。了解中国决策层的人也许会对增田好平的评论不屑一顾。但中国普通人很难获得关于自己国家的真实信息，增田的观点至少可供中国一般研究者参考。

　　想了解中国战略的还有其他国家，这很正常。尽管中国官方一再强调中国的和平愿望，但美国军方总是想了解更多。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战略，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一招让美国占了先手。不过，即使中国真的有战略，美国的要求永远都不会结束，因为中国总会有一些美国想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美国自己的战略是公开的，有时并不讳言野心。同时，美国更把它描绘成和平的维护者和缔造者，在这方面比中国的宣传成功得多。但美国的可信度很低。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大规模入侵别的国家这种事，基本都是美国干的。至于中国在发展什么样的武器并不特别重要。在军事上，进攻与防守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如果可以用民航飞机撞击大楼，用间谍飞机撞落战斗机，还有什么不可以用来进攻？在核武时代，常规武器的些许发展能起到多大作用？所以，进攻与防守的区别在使用者的动机，而不在武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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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4)

　　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军事问题或许有保密的必要，不能让外人知道，尤其在实力和自信心不足的时候。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较容易被感知的方面，中国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倾向。

　　在另一方面，详尽的国家战略不是特别重要。历史总有许多偶然，不会按照人们的美好设想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依据一项事先制定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大战略是比较详细、全面的国家发展规划，不限于经济内容，也不仅是一两句口号，尽管这样的口号对指明国家发展方向是非常有用的。“国家战略”和“大战略”在此可互换使用。而发展起来的，今后大概也不会有。即便如此，框架性的国家战略是极其必要的，尤其在国家的转型或动荡时期。一个国家没有发展方向就很容易走上岔路。大战略可以为国家指明发展方向，在公开的讨论中不断修改和调整，并获得民众对发展方向的认知和支持。在研究和讨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许多模糊之处得到明晰，不足之处得到改正。对大战略的公开讨论可以培养民众的公民责任。一个国家有公民责任感的民众越多，责任感越强烈，国家的基础就越雄厚，前景就可能越美好。国家的强盛就是在偶然之中由这些有责任感的公民推动的。满足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意图的希望倒在其次——但绝非不重要。

　　均势的三种模式

　　国与国之间的状态有战争与和平两种，包括冷战与冷和平。战争的种类有很多，和平也有不同的和平。就其原因而言，和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即一个强大的帝国主导着国际关系，控制着发动战争的权力。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天子脚下的和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因为诸侯是天子分封的，诸侯的权力来自天子。天下有道时，天子不仅发起征伐，也制定礼乐（类似现代的国际行为准则）。罗马治下的和平也不同于现代国家垄断国内的暴力，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国家使用暴力，也不能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军事行动都是合法的。有人声称冷战之后的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的权力不是来自道德或法律，而是军事和经济。美国的海外干涉不是为了维护正义，或是利他（虽然有时会间接产生这两种结果），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威望。

　　国际和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均势。均势是在一个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拥有对另外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明显军事优势，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发动战争。均势在欧洲的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欧洲有几个大国，它们的人口、面积、发展水平，乃至文化都没有悬殊差距，比较容易通过建立某种组合来互相牵制。几个实力相近的国家是均势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欧洲的俄国是个例外。俄国的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通过人口和面积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劣势，使它有能力参与欧洲的大国游戏。均势一旦被打破，欧洲就会爆发战争，或者战争的结果证明原来的均势只存在于一般人的想象之中，有眼光的战略家已经看出其中的破绽。欧洲之外没有良好的均势条件，因此均势很少是其他地区传统的国际关系状态。

　　在均势受到破坏，而某一大国治下的和平尚未到来时，很容易爆发战争。均势通常是在战争各方打到精疲力竭之时得到恢复。在过去数百年中，欧洲没有产生过大国，最强大的国家总是受到牵制。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原因是战场不在它的国土上，使美国尽得渔翁之利。美国维持均势的方法也与欧洲不同。

　　a?均势思想的发展

　　均势是“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简称。至少需要三个国家才能形成均势。它们中的几个合作或联合，以期制约、抵消它们认定的来自另外国家的威胁或潜在威胁，在国家间达成某种平衡，保证没有某国拥有控制乃至毁灭其他国家的能力。均势不是稳定的状态，它总是处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均势就会被打破。如果占有优势的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其余各国可能为维护均势而卷入战争。马丁?怀特指出，“均势”这个术语是含混的。他总结了“均势”的五种含义，其中两个分别又有两层意思。他实际上给出了七种含义：（1）权力均匀分布的状态；（2）权力应当均匀分布的原则；（3）我方实力略胜于对方的优势状态；（4）现有力量分布状态，或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状态；（5）大国维持均势的作用；（6）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趋向均匀分布（这一条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7）国家体系的同义词。马丁?怀特：《权力政治》，117-12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原书在1946年第一次出版时只有68页，怀特用了他最后的20年来修改和扩展这本书。怀特于1972年逝世之后，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予以扩充。中文版译自修订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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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5)

　　强势国家经常把它的优势等同于均势，其他国家却不会这样看。均势和优势本来是不同的，但从不同的立场去判断力量对比的状态时，它们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和态势。

　　怀特说：“权力模式的思想使我们能够从地理的角度对国际政治进行概括。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用均势的思想解释国际政治。这样，我们不是将国家视作棋盘上的棋子，而是天平两端的砝码。”《权力政治》，169页。原译把“砝码”译作“重量”。当是误译。引文径改。无论是棋盘、天平或是杆秤，只描述了地缘政治的一个侧面。其实，均势更像是一杆秤，而不是天平。秤的平衡与天平的不同，不要求两端的重量完全相等。由于杠杆作用，较轻的秤砣可以与更重的物体保持平衡。在地缘政治中，杠杆可以是坚定的意志、出色的外交、虚张声势、讹诈等多种因素，而地理条件的重要性不亚于前面这几条。均势总与地理有关。基辛格就是几乎不加区别地把“地缘政治”当作“均势”使用。尽管如此，要维持均势，各国彼此之间的悬殊仍不能太大。如果在某一地理范围内，无论是全球还是区域，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对其余各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该范围内就不能产生均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霸权，无论霸主是否有意拥有霸权，都会被“黄袍加身”。

　　在欧洲大陆，均势思想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时期产生。那时，统一的教权和皇权在欧洲大陆衰落，世俗国家崛起，大小林立，你争我斗，正是产生纵横家的时候。法国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民族国家。在1453年，法国赢得与英国打了一百多年的战争，把英国势力几乎完全驱逐出法国。百年战争结束之后8年，路易十一即位为法国国王。他再接再厉，加强王权，通过战争、和谈、婚姻各个击破，兼并贵族的领地，大致奠定了法国现在的版图。法国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与神圣罗马帝国争夺大陆的权力，而英国不再是它的敌人。在宗教改革出现之后，法国陷入教派分裂和宗教战争。这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是一个帝国，它控制的领土从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到荷兰，几乎完全包围了法国。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国”——它必须突破包围圈。红衣主教黎塞留在担任法国宰相（1624-1642在职）时，建立海军，成立贸易公司，向海外扩张。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支持新教徒，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并在1635年促成法国参加了战争。当战争在1648年结束时，哈布斯堡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被严重削弱，德意志地区遭受严重破坏，法国俨然已是欧洲强权。

　　黎塞留在1642年临终前推荐马扎然继任宰相（1642-1661在任），继续推行他的内外政策。在黎塞留之后不久，法王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一年的时间中，法国的国王和宰相都换了人。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即位时年仅5岁，马扎然是他的教父和宰相。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在他的统治下，法国进入鼎盛时期。马扎然在其中居功甚伟，他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条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黎塞留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得以继续。马扎然的权势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结束。他像黎塞留一样死在任上。路易十四的时代这时才开始。

　　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法国）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的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地位。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97页，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

　　在马扎然执政时期，法国陷入投石党内乱，路易十四也要出逃。乱党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在恢复了国内秩序之后，路易十四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西班牙。他联合英国对抗西班牙——这时虽然已经开始衰落，但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的鼎盛时期在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统治的前期。腓力二世的父亲查理一世（Carlos Ⅰ，不是在1649年革命中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兼有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查理一世先后从他自己的外祖父（1516）和祖父（1519）那里继承而来。腓力二世只继任西班牙国王，却拥有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以及全部美洲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二世娶英国玛丽女王。玛丽女王死后，伊丽莎白女王登基。腓力二世向伊丽莎白求婚未果，决定入侵英国。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失去了欧洲强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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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6)

　　法王路易十四的母亲是西班牙国王菲力三世的女儿、腓力二世的孙女。1660年，路易十四娶腓力四世的女儿、腓力三世的孙女玛丽-特雷莎（1638-1683）。这场婚姻是法国打败西班牙后和谈的结局。1700年，腓力四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去世。他因家族近亲繁殖而没有后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绝嗣。查理二世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是为腓力五世。法国还趁机入侵尼德兰（西班牙领地）。英国不能容忍法国独霸欧洲，与荷兰结成反法同盟，普鲁士等多个国加入同盟。于是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英国于1704年占领直布罗陀至今。战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不再。以上仅是政治婚姻之一斑。可见欧洲各国王室力图通过复杂的婚姻关系维持均势，血缘关系加深了皇室成员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但亲属关系不能免除权力之争和战争。欧洲各国王室之间的婚姻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婚姻一样，都是政治联姻。他在大陆上开疆扩土，法国边界向东部扩展了许多，终于招致反法同盟的对抗。法国的大国地位以中欧（主要是德语区）的分裂和战乱为代价。法国刻意维持中欧分裂。只要德意志各诸侯国不能统一，法国就减少一个强劲对手，在欧洲大陆遭遇挑战的几率就小很多。

　　强国的均势是“唯恐天下不乱”。路易十四以“朕即国家”闻名于世。他的四处出击政策引起各国组织反法同盟，使法国的扩张受到限制。在他之后，法国走上了下坡路。路易十四在位72年，他死的时候儿孙两代人都已亡故。继承人是他的重孙。像曾祖一样，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即位时才5岁。在他幼年时期，执政的先后是奥尔良公爵和红衣主教弗勒里。新国王上台之后，法国与英国保持了近20年的和平。然后，法国又有了大国之梦。由于海军较弱，集权的体制又缺少灵活性，法国在海外扩张中不敌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国屡次被英国打败，失去了加拿大的殖民地。法国又反过来支持美国的独立运动，借以打击英国。在对印度的争夺中，法国也不敌英国，于1763年完全放弃了印度。英国独占印度，以印度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路易十五也留下一句名言：“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一说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所言。另一个很少被采用的解读是：“在我之后，（将出现）滔天洪水。”。

　　路易十五也很长寿，直接继承人是他的孙子路易十六（1774-1792在位）。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权长期截流形成的“洪水”终于破坝。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也给炮兵军官波拿巴?拿破仑带来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法国革命为欧洲各民族点燃了独立和自由的希望。以革命为号召，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大肆扩张，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但法国的道义优势随着拿破仑称帝而失去，领土的扩张则破坏了欧洲的均势。欧洲各国多次结成反法同盟。法国几乎被孤立，但在北美有一个盟友，法国支持美国的独立，牵制英国在欧洲的行动。为了获得和巩固独立，美国也需要法国。为了给英国制造强大的敌人，拿破仑把路易斯安娜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出售给美国（1803），使当时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实力大大增加。拿破仑在1815年彻底失败。此后的法国再也不能称霸欧洲大陆了，反而一再受到普鲁士或德国的侵略。

　　b?均势的欧陆模式与英国模式

　　打败法国之后，各国政要聚集在维也纳商讨新的欧洲均势。奥地利后来的首相梅特涅是一位均势的高手。他在维也纳会议上主持建立了“欧洲协调”体系。中欧300多个日耳曼小国被合并为30多个，成立了松散的邦联。合并后的国家大小适中，既能够抵抗法国入侵，又不至于威胁欧洲安全。这时的奥地利已经不再是强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鲁士和俄国成为欧洲的重要力量。俄国向中欧逼近，德语国家掌握了欧洲大陆均势的主动权，先是奥地利，后是德国。从1815到1914年的百年间，欧洲大体上保持了和平。百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分别由梅特涅和俾斯麦两人奠定基础。他们的国家都是德语国家，争夺对德意志民族的领导权，最后是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并把奥地利排除在统一后的德国之外。在对外政策上，两国的思想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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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7)

　　在维也纳会议时，梅特涅是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09-1848）。他后来担任首相（1821-1848）兼任外交大臣。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接受了欧洲均势的思想。先是作为一位外交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先后担任驻普鲁士和法国公使。在反法同盟中，他是一个主要的组织者，但在战败的时候，他又能成功地笼络拿破仑，保护奥地利的利益。战后，他与英国和法国签订秘密协议，对付俄国和普鲁士可能的威胁。梅特涅对内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时辞职。他先逃亡到英国，后来又回到了奥地利。这个时候，奥地利已经衰败，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失败。次年匈牙利自治，奥地利帝国变成奥匈帝国，转向巴尔干地区发展，终于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奥地利战败，一个庞大帝国的版图萎缩成现在的奥地利。

　　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欧洲协调制度就是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维也纳会议之后，建立了四国同盟和三皇同盟。前者由英、普、奥、俄组成，其目的是压制法国再次扩张。后者少了英国，由普、奥、俄组成，号称“神圣同盟”，因为这是三个神圣的君主专制国家，之后其他几个君主制国家也陆续加入。基辛格认为：“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享利?基辛格：《大外交》，65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同盟不仅是国际合作，还要维护各国国内的制度。

　　在法国战败之后，扩张成性的俄国成为欧洲的最大威胁。在19世纪，俄国从北到南向波兰和土耳其方向扩张，占领了大片土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自率团参加维也纳和会，各国头面人物对他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疯狂而虚荣。会议期间，俄国已经成为防范的主要目标。不过，参加和会的英国外相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持有不同意见。

　　卡斯尔雷身为远离冲突现场的岛国的外相，只打算对俄国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大外交》，67页。

　　法国衰败后，欧洲大陆的部分权力逐渐转移到普鲁士。普鲁士原来是条顿骑士团国家。在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在位）期间，普鲁士成为欧洲强国。在首相俾斯麦（1862-1890在位）的策划下，普鲁士各个击破，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于1871年统一了德意志各邦。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法国从此一蹶不振。俾斯麦小心地不去触动其他欧洲大国的神经，强调德国已经心满意足，再没有领土要求。德国统一没有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而俾斯麦设计了复杂的均势，使欧洲大国能够彼此牵制，尤其是孤立法国，不对德国构成威胁。俾斯麦退休之后，德国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复杂外交，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让位于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德国要求得到“阳光下的地盘”。俾斯麦竭力维持的均势遭受破坏。英国本来无意与德国为敌，也被德国逼向敌对。如基辛格所说：“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大外交》，47页。德国在给自己树立敌人。

　　俾斯麦和梅特涅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在国内实行强权统治，压制反对派，拒绝政治制度改革。以他们的权势，本来可以使君主制国家更加开明一些。他们在国内没有安排均势，只有加强专制。国内的不稳定限制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辗转腾挪。不过，他们的专制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没有被窒息。两国的科技和学术都非常发达。德国在科学技术和制造业方面更是当时世界的领先者——这是德国能够挑起世界大战的基础。在俾斯麦去世之后，僵硬的制度终于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国际竞争中，英美的地理位置让它们拥有更灵活的选择，可以等到最后均势被破坏。在另一方面，英美两国始终占有制度优势。它们接受了大批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难民，难民中有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他们不全是遭受迫害的犹太人，还有为了良心而出走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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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8)

　　在百年战争（1337-1453）中战败之后，英国基本上退出了欧洲大陆，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较弱的岛国。为了保证安全，英国成为大陆均势的维护者，防止出现可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大陆强权。英国尤其不能容忍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遭受侵略，因为那里是登陆英国的出发点。同时，英国没有偏安一隅，困守孤岛。百年战争之后不久就是地理大发现时期，英国迅速走上海外扩张之路，从岛国变成日不落帝国。

　　英国产生均势思想的时间比法国略晚。在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统治的前半期，英国外交政策一直由首相托马斯?沃尔西（1475-1530生卒）制定和执行。沃尔西与法国的黎塞留、马扎然、弗勒里都是高级僧侣，最后都升任红衣主教。那时，欧洲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色彩。沃尔西是英国均势思想的创始人。英国先是反抗大陆强权法国。1512年教皇组织反法的“神圣同盟”，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先后加入。后因帝国日益强大，英国与法国讲和。1520年，亨利八世渡海去法国访问，却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闹得很不愉快。于是，亨利又转而与帝国结盟。在帝国与法国的战争中，英国支持帝国。1523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沃尔西竞选教皇失败。沃尔西告诉亨利八世，英国没有钱打完这场战争。得到国王的允许后，沃尔西与法国讲和。1525年，在英法讲和之后仅六个星期，神圣罗马帝国大获全胜，俘虏了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把法国势力赶出了意大利。因为退出了战争，英国没有分享到胜利果实。从此，“亨利再也不能影响欧洲均势的天平了”。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482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然后，亨利八世看到沃尔西在用很多钱建教堂，因此很不满意。沃尔西在去世前一年失宠，病死在被押往伦敦塔的路上。

　　在统治的后半期，亨利八世自己操作外交。因为他的离婚事件，英国教会于1534年与罗马教廷分裂，奉国王为宗教领袖，引发了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国家有分裂危险。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在位）在她的姐姐之后即位，时年25岁。伊丽莎白要应付法王之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她以前的姐夫）等权势人物的求婚，或与他们讨论婚事。为了保证各方平衡，伊丽莎白一直独身。她不想因接受某一个人的求婚而得罪其他人，为英国树敌。此外，她还要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维持平衡，以免英国出现欧洲大陆上那样的分裂和屠杀。伊丽莎白即位之后重用杰出的政治家威廉?塞西尔（1520-1598生卒），一直到他去世。她的另一位得力干将是弗兰西斯?沃尔辛厄姆（1530-1590生卒）。沃尔辛厄姆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曾担任驻法国大使。最重要的是，他为英国建立了一个高效的间谍网。英国国内反对派的阴谋，欧洲大陆强国的计谋，伊丽莎白都能及时知道，事事处于主动地位。

　　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开始向海外扩张。女王在1578年向一名英国探险家发布特许状，允许他占领“野蛮的异教徒的土地”。这时的英国海军还不是西班牙舰队的对手，伊丽莎白支持英国海盗袭击西班牙商船，掠夺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港口，造成了很大破坏。另外，尽管英国的财政困难，但仍用金钱支持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叛乱。与伊丽莎白大约同时的西班牙国王是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他的统治前期是西班牙的鼎盛时期。西班牙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强国，也是英国的最大威胁。英国海盗的袭扰迫使西班牙向英国宣战。西班牙人的战术还是地中海时代的，船员跳到敌人的船上作战。英国舰只装备了射程更远的大炮，因此避免近战。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遭到风暴和英国海军的双重打击，损失了一半。这是女王统治期间的最伟大的成就。

　　伊丽莎白没有后代。她死后，都铎王朝结束。继之而起的是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议会的权力继续增长，但国王坚持“君权神授”。因为征税等问题，国王查理一世与议会发生冲突。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砍头。1653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建立独裁统治。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为了防止再次出现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议会邀请荷兰的威廉和玛丽到英国，推翻斯图亚特王朝。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经过这一段动荡时期，议会民主制度在英国确立下来。立宪君主制的英国显示了更大的扩张能力，领土范围迅速增加，从英格兰到大不列颠，再到日不落帝国。但英国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法国两次有征服欧洲大陆的趋势。为了生存下去，欧洲各国多次结成反法同盟，而英国都是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1692年，英国歼灭了路易十四准备进攻英国的舰队。1805年，英国海军将领霍拉修?纳尔逊又一次消灭法国舰队，再次保护了英国本土免遭入侵。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达一个多世纪，在海上无人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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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9)

　　在19世纪，除了德国统一战争之外，欧洲大陆基本维持了和平。英国没有干涉德国统一，因为俾斯麦的政策是克制的，没有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这段时间是英国的“光辉孤立”时期。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联合法国共同支持土耳其反抗俄国，抵制俄国向地中海方向扩张。这就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又称东方战争。主要战场在黑海北岸。那里是欧洲的边缘。英法联手是因为它们在近东的利益不容染指，因此需要堵住俄国的出海口。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反对俄国。它们向俄国施压，逼迫它从南欧向后退。奥地利的得罪俄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俄国战败后转而向中亚和远东扩张，中国将深切感受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后果。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一样，都是为了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而主动卷入战争。每次英国都比美国更早加入欧战，因为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更近，选择范围更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最终仍然放弃了绥靖政策。希特勒曾认真考虑过入侵英国，最后因为纳粹空军没有摧垮英国而作罢。

　　从以上介绍可以得知，均势观念从形成之初就已经大致有了两种不同模式：一是大陆模式，一是岛国模式。法国是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之中，因此最早产生了均势的思想。自路易十一之后，法国时常怀有帝国野心，屡遭挫折而不甘失败。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中两次被打败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地缘政治游戏中处于被动。19世纪有两种均势模式分别以英国和德国两大玩家为代表，虽从欧洲早期历史中发展而来，却与法国无关。基辛格总结说：

　　十九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两种模式：帕默斯顿、狄斯累里所主张的英国模式，以及俾斯麦模式。英国模式是坐等势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胁后，才挺身介入，而且几乎永远站到弱者这一方。俾斯麦则设法防止挑战发生，它主张尽可能与许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建立交叉重叠的盟国体系，并进而用影响力让竞争者的主张温和下来。《大外交》，773页。

　　这是一个简要而准确的总结。基辛格只说“俾斯麦模式”，不说“德国模式”，原因是俾斯麦的政策在德国没有继承者。基辛格一向推崇俾斯麦。英国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区别是岛国和大陆国家地缘环境差别造成的。大陆国家与其他国家没有地理间隔，因此没有条件坐等均势遭到破坏，必须及早做出安排。在俾斯麦退休之后，德国从均势的维持者变成了破坏者，两次挑起战争，两次战败，失去了德国统一时争取到的大片土地和众多德意志人。这是德国决策者们的最大失误。他们完全忽视了德国不具备打破均势的地缘政治条件。德国处在大国的包围之中，本不应轻举妄动。

　　岛国的均势也有不同。英国和日本都是狂热的殖民扩张国家。英国的殖民地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在美洲、非洲和亚洲，不会对欧洲大陆的均势产生直接影响。日本的殖民企图是早熟的，在它还不够强大时产生。日本不能远行，远方也没有空白的土地。日本只能侵略它的邻国，它的文化母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打破了本地区的均势，美国参战不可避免。否则，美国不仅将失去在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利益，夏威夷和本土的西海岸都将受到威胁。而且美国也是一个扩张中的国家，不可能不战而退。

　　c?均势的美国模式：辐辏

　　美国是欧亚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国”。“维持均势的政策尤其适合于超然于大陆竞争之外的岛国”。《权力政治》，116页。但美国一点都没有超然于大陆之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势制造者，也是最大的均势破坏者——取决于某一均势范围是否对美国有利。每一个均势范围都必须由美国发挥杠杆或中枢作用，其他国家则互相对立，或彼此孤立。这样，这个范围就离不开美国。即使在欧洲，美国也不能容忍建立独立的欧洲军队。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韩国仍依赖美国驻军，而三八线南北的长期敌对显然有美国的很大功劳。在中东，以色列必须依靠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才能够对抗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国家为了对抗以色列，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在2007年8月16日签署的国防援助备忘录，在此后10年中，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在此前的10年中，美对以的军援是240亿美元，新的军援增加了25%。这是美国对以色列40年军事援助的继续。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宣布将向沙特阿拉伯等6个海湾国家出售价值至少200亿美元的武器。美国还打算在未来10年内向埃及提供1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样，美国制造并维持着中东的均势，使对立的双方都依赖美国以和另一方抗衡，同时也孤立和弱化了该地区不服从美国的国家，如伊朗和叙利亚。真是一箭双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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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0)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范围内没有美国的势力，那么美国就会制造混乱，打破团结，把自己变成这个均势的参与者和维持者，使各方都离不开自己。最明显的是拉美。大国普遍使用“分而治之”的伎俩，大英帝国最为老练。在英国人离开的地方经常会发生血腥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与中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与科威特，还有非洲的许多地方。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前，英国也在香港制造分裂和纷争，以民主的名义使香港与大陆出现对立，以便它上下其手。

　　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美国出色地继承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这份遗产。台湾海峡是一例。台湾是一个小岛，很难和大陆抗衡。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台湾凭借一道海峡与大陆对峙。虽然两岸没有爆发战争，但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从海峡两岸同时获利。美国需要保持台湾在军事技术上对大陆的优势，以弥补台湾在军队数量和纵深上的不足。而为此，美国只需出售较落后、甚至被淘汰的武器，如基德舰和柴油潜艇等。由于在技术上领先很多，美国的均势政策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但问题是，台湾能够负担得起吗？大陆将始终占有武器和士兵的数量优势，技术也在提高。台湾的防御压力会越来越大，如不缓和，最后只落得为美国服务。

　　在台海问题上，美国绝不会轻易放手，哪怕引起一场大战。坐山观虎斗是美国的一贯政策。1941年6月，在德国向苏联发起闪击战之后，美国的一位参议员提议说：

　　如果我们眼见德国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此让它们尽可能多地彼此杀戮。《纽约时报》1941年6月24日。转引自《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2页，约翰?加迪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四年后，这位参议员以副总统职务接任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并获得连任。他就是哈里?杜鲁门总统（1945-1953在位）。美苏之间的冷战在他执政期开始。杜鲁门的思想在美国并不独特。乔治?凯南也说过类似的话。凯南的政策更加主动：

　　我们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彼此冲突中消耗。出自1948年12月凯南在国家军事学院的演讲。转引自《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29页。

　　美国和英国一样享有岛国的优势。当欧亚大陆上发生战争时，美国可以静观其变，然后再决定站在哪一边，以及何时加入战局。但是，美国又与英国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与欧亚大陆及周边岛国建立了多个军事同盟。这些条约彼此牵连，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不同，却接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并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略。部分原因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上有大量的军事存在。它的海空军分布在欧亚大陆之上以及四周（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关岛、夏威夷群岛、迪戈加西亚岛，等等）。现在美国的军事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军事大国，因此，美国在全球都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的国际战略至少有两重目标：其一是遏制任何潜在的挑战者，中国因其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发展成为第一选择；其二是防止盟友摆脱美国的号令——失去盟友就会使美国失去在欧亚大陆的立足点。没有了立足点，美国对俄国、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遏制也就失去了用力的支撑点。在欧亚大陆上制造国家间的猜疑、不满和对立，则能取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遏制了潜在的挑战者，又整肃了队伍，迫使盟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周围。所以，在欧亚大陆各国之间制造危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

　　一个团结的欧盟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欧洲大陆外岛英国的利益。美英的对策是制造外部威胁，一是把俄国包装成一个威胁，二是把俄国刺激成一个威胁。在21世纪初，英国和俄国之间的间谍案，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就分别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任何一个组织扩张过度，必然会失去内部凝聚力。所以，美国的另一个办法是向欧盟内部“掺沙子”。美国极力支持土耳其、乌克兰加入欧盟。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孑遗、伊拉克的邻国。土耳其加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欧盟，必将改变欧盟的性质和行动能力。乌克兰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国中与俄国的血缘最近。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与俄国的对立将更加直接。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24
第29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1)

　　基辛格说：“俾斯麦的操纵均势，却和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辙。”《大外交》，146页。美国的均势比俾斯麦的更主动，不仅是叠床架屋的联盟体系。美国要制造以它为轮毂的放射状的世界格局，每一根辐条都辏向美国之毂，以使美国利益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这种结构中，一两根辐条的损害不会影响整个车轮的有效运转，但会增加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义务。地区内部的不团结是“辐辏均势”的前提。邻近的国家会在历史中积淀下不信任和仇恨。在欧洲，有英国与大陆国家的矛盾，有大陆国家与俄国的矛盾；在中东，有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在东亚，有日本与韩国的矛盾，有日本与中国的矛盾，还有朝鲜的问题；在中亚，前苏联国家对俄国都有一定的警惕。美国和俄国同时都在哈萨克斯坦有驻军，仍在分化和争夺之中。在2007年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哈萨克斯坦禁止中国军队过境到俄国，可见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个邻国还很低。在南美洲，美国挑逗各国间的矛盾，更企图控制内政。它策划暗杀、政变，乃至入侵。

　　一般国家都会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寻求自身利益。但美国却有能力先破坏地区均势，然后再加入到该地区的各个力量中去，使美国成为该地区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这一点在中东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以色列要依靠美国的支持，与之对立的埃及、沙特阿拉伯也要依靠美国的支持，任何一方离开美国，就会在地区对抗中处于劣势。伊拉克、伊朗没有加入美国建立的均势范围，就面临着军事打击和入侵。在冷战期间，包括离日本很近的朝鲜战争，美国都压制着日本，没有重新武装日本。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它却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其目的不仅是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更在挑起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疑虑，进而劝留美国。

　　怀特说：“替代均势的选择不是全球无政府状态就是全球霸权。稍稍思考便可以看出均势比前者更可取。”《权力政治》，125页。美国已经是全球霸主，但还在忙于制造均势，因为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岛国”，不便于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直接使用力量。为了留在大陆就必须有落脚点。为了让落脚点国家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成为美国的盟友，就必须为它们寻找和制造敌人。辐辏均势是支配型的。2002年9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说：“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史无前例、无可比拟的力量（strength）和影响……这个国家的伟大力量必须用来促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所谓的“自由”就是美国。在维持区域均势的同时，美国需要保持绝对的全球优势：“我们的军事力量(forces)将强大到足以阻止潜在的对手追求军事建设，希望超过、达到美国的权力（power）。”所以，美国的均势与英国和德国都不一样，其手段是使用优势军力实施控制和打压。

　　但辐辏均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轴心国家必定承担过多的义务，特别是军事义务，在地区动荡中难以脱离接触。国家决策的灵活性必然会大大减弱。在国家强大时还可以承担责任，获取好处。当这个国家的实力减弱的时候，这些义务将成为不可承受的负担。有类似结构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很快将看到美国不堪重负的例子。

　　均势是动态的。在一定限度内，全球和地区均势能够自我调节。在挑战均势的过程中，如果挑战国没有能力平息事态，局势的反弹将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表面上看，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联似乎得分了：土地进一步向南推进，占领了在19世纪与英国争夺未果的国家。但苏联陷入一场耗费巨大的游击战。这场战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前奏。同时，苏联在世界舆论中陷入不义，为更多的穆斯林所仇视。与苏联作战的不仅有阿富汗人，还有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志愿者。沙特人本?拉登是其中之一。美国向游击队员们（“自由斗士”）提供武器和资金，冷眼旁观苏联在阿富汗苦苦挣扎。但美国没有想到多年以后遭到拉登的攻击，更没有想到拉登的进攻方式如此震撼。于是，在苏联撤离12年后，美国入侵阿富汗，亲自向它的自由斗士作战。美国的结果很可能不比英国和苏联更好。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24
第30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2)

　　在另一场寻求“均势”的较量中，美国也得不偿失。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者是反美的。因此，在伊拉克挑起的两伊战争（1980-1988）中，美国支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长期维持这场消耗战。在两伊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却成为美国在中东更大的麻烦。美国暂时摆平（均衡）了伊朗，却无法摆平（均衡）伊拉克。在冷战之后，美国才利用萨达姆的误算（一说是美国误导），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打得他丢盔卸甲，又找了个借口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却与德国、法国以及俄国闹得很不愉快。盟国也不愿意看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很顺利，但占领却很麻烦，还引起了链式反应，加强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伊朗乘伊拉克被削弱之机发展势力，也提出了核武器计划。朝鲜和伊朗的核武计划只是海湾战争启动的链式反应的第一链，更多的后果可能很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这些事实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世事无常，人算不如天算。一国在地缘政治中采取保守姿态，可能带来更多的主动权和更多的收益。历史反复无常。地缘政治玩家在“机关算尽”之后，有时会收到一个惊喜，有时会遇到一个惊吓，而且时间不确定。更多的时候，后果很沉闷，很无聊。有时候，无为是好的政策选择，以静才能制动。

　　d?古代中国不识均势

　　这里所说的“不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而是没有把均势放在战略高度上时时予以调整。组成均势的要素不完全是军事力量，还包括外交。在战国中后期，六国缺少坚定的“均势”信念，各怀心思，贪图小利，听信说客，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在完成统一之前，秦国的军事优势持续了100多年，六国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战略。当时并非没有可以被归结为“均势”的考虑，“合纵”与“连横”双方大体势均力敌。如果六国采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国也不是不可抵挡，但它们终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以楚国为例，可见各国之间的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公元前318年，楚、魏、赵、韩、燕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联军却不能过函谷关。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国，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在张仪提出的土地诱惑下，楚国首先背叛了联盟，却没有得到秦国许诺的土地，反而在讨要时被秦击败。公元前301年，秦国与韩、齐、魏联合攻楚，斩首杀将，取楚之十六城。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不听劝阻，执意出访秦国，被秦人扣留。秦趁机伐楚，大破楚军。公元前297年，楚怀王从秦国出逃到赵国，但赵国不接受他，终于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纪南城，楚国都城多有称郢者，此为最重要的一个。，放逐中的屈原“眷顾楚国，心系怀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张仪等纵横家的言行记录在《战国策》中。《战国策》是后代策士们所辑。而纵横策术如同今天的推销术一样，往往夸大其词，甚至凭空编造。

　　在战国时期，东方六国不能团结一致，终被秦国各个击破。三国时，蜀与吴能够联合抵抗北方强大的魏。南北朝时，南方的陈朝上了北方北周的当，派兵北上与北周一起，于575年灭掉了北齐，分到了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土地。但陈朝很快在北周的进攻下失去了更多。公元10-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三国”时期，先后登场的有辽、宋、西夏、金、蒙（元），期间大多数时候同时存在的权力是三个。宋朝犯了东方六国的错误。宋地处南方，是军事力量较弱的一方，却总是与最强大的力量结盟。宋初因为燕云十六州与契丹辽国有过大战。北宋与金结盟灭辽（1125），然后金趁机南下，攻占北宋都城开封（1127），掠走徽钦二帝，北宋亡；南宋没有记取教训，伙同蒙灭金（1234），最后被蒙元所灭（1279）。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进攻，向金求援。金章宗的继位者卫绍王却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1。转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15页。请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称“中国”。这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地理方位名词。当时金的都城还在今天的北京，后因蒙古的压力于1214年南迁至今天的开封——北宋时的都城。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范围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灭亡时间可能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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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3)

　　拿破仑或希特勒没有成为欧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欧洲统一于一个帝国，原因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犯下六国和两宋的错误。它们能够抛弃成见和仇恨，联合起来对付有侵略企图的最强大国家。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基本原则虽然相同，不同的游戏仍有不同的规则。中国现在玩的这个游戏不是古代东亚的游戏。在记取古代教训之余，还应把主要心思用于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规则上。

　　从1840-1945年的105年间，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英国首先以毒品和军舰打开中国大门，和法国人一起烧毁北京的皇家园林，又在南部边境吞食中国领土。法国虽然国势不振，也不放松努力，占据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并北窥中国。俄国从西北和东北割去中国大片领土，在20世纪更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借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闹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纪有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在19世纪中叶，中、日同属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日本能够及时跟进学习，于1855年开港通商，40年后已俨然东亚一强国。日本在1895年先败中国，在1905年再败俄国，并琉球，占台湾，据朝鲜，割东北，海外扩张之势强劲。中国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状。

　　清末的局势非常无奈，中国的回旋余地很小。李鸿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鸿章时才形成一种均势安排。更古时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权力平衡，是鼓励夷人双方互相牵制，结构比较简单。的政策是一种均势安排，对列强许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鸿章提出的。但当时中国无力拒绝任何国家染指，列强实际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而使它们彼此竞争。那时的中国非常孱弱，李鸿章实在太被动，外有列强虎视，藩属尽失；内有太后垂帘，权贵掣肘。李鸿章甚至被抨击为“卖国”。他“卖国”或许有之，但不过是哄抬物价，以使列强彼此竞价，或知难而退。他期望能避免强盗们一哄而上，强行把中国抢了去。庚子之乱（或八国联军）之后，列强军队彻底进入中国。中国幸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实在与中国关系不大。英国为保住在华既得利益，鼓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而美国是后来者，需要先到的强国给予它对等机会，于是英美两国一拍即合。后来强盗们因为分赃不均，在欧洲打了起来，无暇东顾。中国暂缓一口气。但日本仍步步紧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最大威胁。在此期间，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最大制约力量是美国。

　　在国内政治中，不识均势的后果是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巩固。在权力斗争的态势比较明朗之际，人们或者倒戈，影从强者；或者放弃，隐遁山林，没有坚持国家利益的忠实反对派，而掌握大权的人也不能容忍异见，能接受一点批评已经是明君了。

　　中国不识均势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权力趋向集中。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夏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统天下的观念：尧“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尧典》。“於”，叹美词。“变”，由恶变善。“时”，是也。“雍”，和也。舜使“天下咸服”。《尚书?舜典》。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大禹谟》。“奄”，尽也，完全也。禹说：“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尚书?益稷》。“黎献”，黎民之贤者。“时举”，是举。“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尚书?禹贡》。从夏开始，权力越来越集中，从诸侯国（万邦）的数量不断减少可以看出来。均势安排中的权力是比较分散的，与大一统的格局不兼容，所以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在大一统的局势中，各国缺乏独立意识和长远目光，很容易贪小利而失大体。在大禹时期就已经有了朝贡制度的雏形，夏、商、周三代绵延不断。基于《禹贡》思想，汉朝试图扩大这个制度的范围。这就是朝贡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朝贡体系发端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在明、清时达到顶峰。朝贡包括朝贡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方的“册封赏赐”两部分。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政治内容远大于进贡的物品，因此朝贡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属国的位置上。朝贡体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一头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即使能够维持下去，朝贡体系大概也不能带领东亚走向统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制度在清朝时已经日趋僵硬，文化和经济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度倒退。当核心力量不能发挥引力作用时，系统必将走向瓦解，而不会更加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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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4)

　　东亚的朝贡体系与欧洲的均势安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旦核心力量不能发挥作用，这个系统就将开始紊乱无序。从1840年代到1970年代，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有欧洲国家的殖民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战争。除了日本是一个施害者之外，其余东亚国家都是被欺凌者。所有这些战争的重要的诱因是中国的贫弱和分裂。中国的衰弱不仅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地区权力真空，而且中国本身就是一块巨大诱人的“肥肉”，引起列强的垂涎与争斗。这段历史证明，没有中国的强盛，就不可能有东亚（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中国是东亚的定海针。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是东亚的地理中心。这也是中国总是担心被包围的原因，而且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苏联和美国都尝试过这样做。

　　以中国现在的规模和资源，在较小的东亚地区，各国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很难形成对中国的均势，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对中国友善的国家。如果不努力制造均势，东亚地区就不会有战争。过去100多年发生在东亚的战争都不是本地力量对比失衡造成的。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不会被轻易否认。在日本强行实施殖民统治之前，高丽坚称是中国的附庸。日本的崛起是东亚的灾难。现在，没有外来势力，东亚就不会有均势。在一个地区制造对立可以给外来者带来操纵的机会。这是中国现在在东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清末列强均势下的中国

　　中国不识均势，但均势没有放弃中国。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列强表示没有反对，也没有接受。“门户开放”是一种均势政策。这是列强之间的均势，对于被“开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过避免了沦为真正的殖民地。门户开放与欧洲均势同出一辙。然而，中国是“鱼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势中的力量。当年，英国是最大的全球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大。英国割占了香港之后，还据有长江流域，又从西南窥边。它不仅要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争，还要和新兴列强（日本、俄国、德国，此外还有美国）抢。英国既要坚守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想要染指其他国家的在华势力范围，于是想出了“门户开放”的主意。这个倡议实在不便由在华利益多多的英国提出，英国转而怂恿新来到远东殖民的美国出面倡导，门户开放符合后来者的利益。唐德刚认为：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映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29页，岳麓书社，2005年。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由来，参见本书26-29页。

　　门户开放政策失败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重新听政。她听信了列强要她“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国同时宣战。义和团被发动起来了，各国驻华使馆受到攻击。然后，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围困的使馆。那时的清朝已经腐朽透顶，摇摇欲坠，一国入侵尚抵挡不住，况11个强国——当时的所有发达国家，它们的利益从来没有如此一致。这样不对称的战争堪称世界史一大奇观。

　　清廷的西式外交还不熟练。1895年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当年，俄、德、法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清廷很是感激。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欧、美。他与俄国订立密约，主要内容是两国共同对付日本。接着，他又在德国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访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却遭到冷遇。但甲午海战和环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个“盛世”的开始。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第二年，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而俄国紧随着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各自把胶东和辽东两个半岛纳入势力范围。于是清朝又于1897年倒向日本。到日本留学的热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最初只有张之洞奏请派遣的两人。后来，日本先后夺走两个半岛。清朝“一边倒”向俄国，吃了大亏。在1950年代，中国又一次向俄国“一边倒”，再次吃了大亏。后来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识形态成分。在此之前，宗教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决定因素。在1900年代，中国留学生还不比一般日本人穷。到了199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餐馆打点零工就可以“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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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5)

　　中国一直在远东地区独大。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均势没有了解，也没有兴趣。自秦统一以后，李鸿章大概是中国运用“均势”的第一人。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国的土地和财富当作赃物，在强国之间制造“分赃不均”的矛盾。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现在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人对弱肉强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另外，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他的思路受到官场上找“靠山”的限制，还不完全是均势，因而更加被动。而自强之路被限制在工业，没有制度改革。不过，李鸿章很难做到更多了。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后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干净。从1870年接替曾国藩与法国交涉天津教案开始，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之后两个月去世为止，李鸿章惨淡经营外交近30年（其中大约有3年被排挤在外）。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最复杂、最艰险的30年。李鸿章设想的均势很悲凉，很无奈，但挽救中国的还是均势。马丁?怀特说：

　　中国地域辽阔，位置重要，很难被某一个大国吞并而成为其保护国。……但相互妒忌最终使列强的对华政策成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的竞争。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很可能就导致了对中国的瓜分。《权力政治》，110页。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办法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策略。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谈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经打进家门来。列强们肆无忌惮，没有道德约束，也不担心中国报复——因为中国根本无此能力。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很小。从1840年之后100多年的痛苦经历中，中国人知道“弱国无外交”，却又指责李鸿章“卖国”。可是，在晚清，又有谁能做得比李鸿章更好呢？中国那时的境遇非常危险。但中国没有被列强瓜分，没有成为殖民地，在各种可能中，已经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李鸿章确实出卖了一些国家利益，但也保住了更多的利益。不然，损失一定更大。那不是商业谈判，任何一方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条件，否则就拉倒。在强盗的刀枪之下，中国无可奈何。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应该明白：外交是建立在内政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从内政开始。只有清明的国内政治才能保证坚实的国际政策，不然只能牺牲国家利益（卖国）。

　　慈禧向列强宣战是一个坏兆头。在20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个人对权力的迷恋多次把中国推入战乱和险境，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外国入侵。专制难道不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吗？列强之战使清廷暂时免于亡国，掌权者似乎可以略微从长计议了。但他们不能推动政治改革。在风雨飘摇之中，南方的一次兵变就推翻了整个王朝。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八旗子弟的无知与顽固葬送了他们先辈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江山。但革命没有停止。不久，国民党的革命者又遭遇另一批革命者。在长期的外战和内战中，他们先是被日本重创，接着又被新革命者打败。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或者权力之争的世纪。

　　边缘、中心与势力范围

　　在地缘政治中，“中心”又可称作“极”，即“多极世界”中的“极”。在多极世界，大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个大国是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边缘。与权力一样，文明在地理上也有中心与边缘。文明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边缘的人们依据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改造传播而来的文明。古代东亚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和罗马）是最明显的文明中心。西方现代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参见彼得?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东方出版社，2007年。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世界凭借先进的武器，使自己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内部仍有多个中心。其他古老文明因技术落后而显得无足轻重，它们失去了活力。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权力更加向西方集中，而且只是一个国家，英国或者美国。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成为边缘，大片沦为殖民地。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乡都不能免，查拉图斯特拉、孔子和老子的故乡几乎不免，美洲的文明则遭到毁灭性打击。所有边缘地区都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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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6)

　　日本长期以来是东亚的边缘国家，却是第一个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一度成为东亚的权力中心。同时，日本企图变形为西方文明，显示了它在文明方面的自卑——在当时几乎不可避免。直到20世纪后半期，文明才又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各地区一直有次级权力中心，但真正的多中心（或多极世界）要等到美国衰落之后才有可能。

　　欧洲整合的难度在于它在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查理曼大帝死（814）后，法兰克王国很快分裂，之后的教权和王权都曾试图统一欧洲。在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前，最接近这个目标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但欧洲的地理环境远比中国复杂，大小诸侯林立。不仅在内部难以聚集起统一力量，强大的外部（匈奴、蒙古）力量也不容易打入。另外，虽然欧洲语言的差别不比中国东西南北方言的差距大很多，但在文艺复兴之后，各民族越来越多地使用本民族书写文字（高卢文字早至9世纪初就出现），逐渐抛弃了拉丁文。推动者有阿里盖里?但丁和马丁?路德这样的巨擘。根据发音而变化的拼音书写体系造成欧洲各地“书不同文”，加大了各民族的隔阂。因此，在欧洲形成了多个政治和文化中心，而边缘地带随着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而趋于减少。后起之秀日耳曼发现它已经没有地方扩张了。原来的那几只虎不仅拥挤在欧洲的几座小山头上，它们还已经把全球殖民地瓜分殆尽了。德国这条新来的大虫找不到更大的地盘，因此越发焦躁不安。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德国人明克勒说：

　　大多数成功的帝国创建过程都不是在那些上演着激烈的世界政治角逐的广阔地域的核心地带，而是在其边缘地带完成的。《统治世界的逻辑》，35页。

　　扩张当然不可能在中心完成，因为中心周围还是自己国家的领土。内部无序扩张就如同某些细胞大量恶性分裂产生癌症一样，必然导致生命体的死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固定模式。对国家生长有益的扩张从来都是从边缘向外部的。明克勒这句话对帝国扩张时期的英国、俄国、美国都是对的，却不适用德国。德国向海外扩张起步甚晚。德国（以及统一前的普鲁士）的“边缘”之外是波兰、捷克这些斯拉夫人的国家，即使按照殖民时代的标准，这些国家也不是无主的土地。德国要扩张，只能消灭这些国家。但在欧洲这块拥挤的土地上，德国不可能吃独食。因此，德国在瓜分波兰时需要和奥地利、俄国合作。反过来，俄国向西扩张绕不开波兰。俄国同样也不能吃独食。它必须与德国共分这一杯羹。

　　庞大的帝国总会有不安定的边境地区，即turbulent frontier（动荡边疆）。为了保证边界的安全，满足对土地的欲望，帝国会产生扩张的冲动。但随着新一轮扩张的完成，又会出现可能是更加动荡的边界。为了稳定新的边界，扩张难以停止。过度扩张不仅制造更多的外部敌人，也会在边界内产生许多不安定因素。无论如何扩张，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边疆。过度扩张会损害帝国的力量，导致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和苏联帝国都是例证。在历史上，中国对扩张的冲动是比较克制的，也许隋朝算是一个例外，此外没有一个王朝亡于扩张或过度扩张。它们都因内乱而覆没，隋朝也是亡于战争引起的内乱。

　　杰克?斯奈德总结了解释过度扩张原因的三种理论。其一，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扩张是获得安全的最佳途径，是对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理性的反应；其二，因认知偏差而产生错误。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者简化评估和选择，把对手看做是纸老虎，从而选择了过度扩张的政策；其三是国内因素的驱动，自身狭隘利益的垄断集团、自我欺骗的宣传、目光短浅的统治利益集团都可能把国家带向过度扩张。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扩张受限（如德国）或扩张过度（如俄国）都会导致帝国衰落。扩张受限的国家为了打破限制，必定要在军事上花费大量资源——这也是扩张过度，首先是财政扩张过度。扩张过度的国家为了守住过多、过于分散的利益，为了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必须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正是美国今天所做的。美国的边界不仅在墨西哥以北、加拿大以南，也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韩国和朝鲜之间。保罗?肯尼迪认为，财富与军事力量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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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7)

　　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大国的兴衰》，36页。

　　一国战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利益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前者可以带来后者，而后者却会削弱前者。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是执行这个政策，促进了经济起飞，使中国的军费在1990年代后期可以大幅度增长。与领土扩张相比，建立势力范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势力范围有点像专属经济区，其他大国承认某个国家在这个区域内有特殊利益，但该国不能阻拦别国的无害通过。中国是后起国家，还没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在东亚地区之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非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是有利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后起的美国正是这个思路。当美国到中国时，富饶的土地已经被瓜分，而且美国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对于殖民行为有时会有一点不安。于是美国出面要求其他强国在中国“门户开放”，以使它能够“利益均沾”。

　　在20世纪上半叶，领土扩张失去了限制。霍尔斯蒂说：“帝国向被视为‘未开化的’地区的扩张是19世纪的常例。而现在（1920年代），帝国主义是以主权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的代价来实现它的扩张。”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当大国向主权国家扩张时，战争不可避免。在21世纪，扩张的主要形式将是利益扩张和建立均势范围，或区域一体化。

　　均势将导致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排除了日本的利益。日本不能容忍。日本大陆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朝鲜和东北。那时，俄国正与英国在中亚以南的地区“大角逐”。于是日本与英国订立反俄同盟，可以看做是海权对抗陆权。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在陆海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海上胜利得益于英国禁止俄国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在陆地上，日本攻下俄军据守的大连、旅顺、辽阳、奉天（今沈阳）、铁岭等重要城市，俄军退守四平街一线（后来林彪曾两次在四平一线鏖战）。同时日军也伤亡惨重，无力把俄国势力挤出东北（这时的日本还知节制）。两个国家因力衰而形成了均势，在美国的调停下议和。在1905年9月的《朴茨茅斯和约》中，日俄在东北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后来的“南满”、“北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使美国能够有机会向东北渗透。到1916年，日俄又陆续签订了四个密约，逐步把它们的势力范围划分扩张至全中国，并承诺在一国与第三国为争夺中国而发生战争时，另一国将提供支持。最后一个密约的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

　　势力范围起源于全球殖民扩张的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向美洲扩张的国家。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都不能占有优势。在教皇的调停下，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两国于1494年签订条约，划分殖民地界限。以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约2055公里）经线为界，西班牙占以西，葡萄牙占以东。这就是“教皇子午线”，最早的全球势力范围界限。随着向东半球的扩张，两国又于1529年立约，以摩鹿加（马鲁古）群岛以东17°为界。两条界线一直延伸到地球两极。这是全球大国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两个很小的强国瓜分了全世界。中国在清末几乎被瓜分，就是这两个条约立下的先例。那时，两“牙”已经不再锋利。“门户开放”暂缓了瓜分中国的进程。门户开放以势力范围为基础，是势力范围比较温和的版本，加大了各范围之间的往来与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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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8)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它们控制着各自在二战中赢得的那一部分世界，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基础建立起全球均势。这种均势是对抗性质的。均势范围有全球的，更多的是区域的。可以把区域性的均势称为“均势范围”（sphere of balance of power），就范围而言，类似于“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中的各权力较为平衡，而后者有一个主导权力。均势范围不像势力范围那样有很强的排他性。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出现在几个均势范围之中。均势范围的概念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尤为重要，因为今后很少再有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更多的是在某一范围之内大国力量的重叠和分享——这就是均势范围。大国应该学会共处，彼此开放门户。布热津斯基说：

　　中国地区性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中。但是不应该把实力范围与排他性的地区政治主宰（如前苏联在东欧实施的那样）混为一谈。从社会经济意义上说，这种势力范围更具渗透性，而从政治上说则较少垄断性。《大棋局》，219页。

　　较少垄断性的势力范围是由一个国家主导的均势范围。这两种“范围”概念之间的过渡是模糊的。因为排他性较低，布热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样的势力范围又称均势范围，是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或区域联合体。它不仅对外开放，更对内开放。均势范围正在全球各地出现，这就是正在成为潮流的区域一体化。

　　地缘政治板块和区域一体化

　　a?区域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板块”一词是从地质学那里借用的。地球的外壳（地壳）不像蛋壳那样完整，是由许多版块组成的，像是缝制的足球外壳。地球表面上的人类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分割成许多国家，还没有组成一个全球性的完整社会。现在，国家正在把更多的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区域同盟就是其中一大类。这些区域组织是地缘政治的板块。与“板块”相对应的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断层线”。断层线是地质板块的边缘线，是一个板块与另一个板块摩擦、冲突的地方，可能导致地震。推动板块运动的是半流质的地幔。地幔在地壳之下，比地壳厚得多，而且自成一体。地缘政治板块与斯宾格勒的文明分类有相似之处。地缘政治之下的地幔是文明，包括现代政治文明。没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不能进入发达板块。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被夸大了。“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的一个概念。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大国，鼓吹全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可以把全球作为它的资本和商品出口市场，并获得对全球的控制权。作为廉价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经济的补充，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至少是利大于弊。但这个地位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不是长久之计。中国不能总给富国打工，作为富国的经济和金融殖民地。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远不如100年前。比如，国界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无以复加，富国的签证不容易得到。而且正如批评者所说的，富人、富国从全球化中攫取了最大利益，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化。作为美国化的全球化只是一层薄膜，一个障眼法，覆盖了正在发生的区域一体化。实际上，在真正的全球化到来之前，必定要经历区域一体化。削弱国家权力的首先将是区域化。美国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区域化，因为北美对它的吸引力有限。美国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陆地邻国和一些小的、相对贫穷的加勒比岛国。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墨西哥已经接近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但在人口方面，却是墨西哥主导着美墨之间的一体化。由于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可能改变美国的国家、种族和文化特征。为此，塞缪尔?亨廷顿发出了《我们是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的警告。当墨西哥成为美国投资与生产的乐园的时候，美国也在两国边界修筑铁丝网，架设各种探测装置，增派武装巡逻人员，以防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这样的全球化（或美国化）是单方面的：穷国向富国改革开放，让出市场；富国对穷国闭关锁国，保守技术。这个全球化以穷人和穷国为代价，因此不可能走出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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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9)

　　对目前的人类而言，地球是一个封闭系统。虽然有宇宙飞船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之外，但人类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仍局限在地球之内。全球化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的。如果真的实现了全球化，对人类的发展并不是好事。那时，人类发展的“熵”将达到最大，世界各地的人种和文化将不再有差别。人类的“热量”将均匀分布，不再流动。于是人类历史将进入“热寂”——真正的“历史的终结”。

　　生物学家们发现，在有限空间中，生物密度的增加将导致它们彼此联系的增加，它们发展出新的组织水平来应对由此产生的压力。生物化学家和控制论专家弗里德里克?菲斯特把这种组织结构的变化称为“定律”，因为它遍及整个生物界。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手工业、技术和贸易是孤立的，零星发展的，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图一）；然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系统），增长和相互联系是无序的，因而不能持久（图二）；于是一个高等级的结构开始自发出现，它有工业和技术的次级结构，分散的经济单位（图三）。这样的结构是稳定的。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因为人口增加等原因，我们又回到了图二所显示的那种无序状态。2008年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这种无序状态的一个结果，很快波及全球。

　　图一图二图三

　　在有关内容的论述中，菲斯特没有提到全球化或区域化。我们可以从他的定律推断，图二代表了全球化，而图三则代表区域化——更稳定、更持久的结构。菲斯特说：

　　我们的未来不能再继续无心的和混乱的增长，一直到我们窒息。相反，如同所有增长的系统一样，我们必须经历一次变形，发展出带有区域和经济次级结构的、新的、高等级的结构。为了复苏被践踏的控制调节机制，使它们再次运作起来，自足与依赖的健康混合、相互反馈和自我调节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让一个增长的网络自行其是，它将在某个时候自动解体。现在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出现频率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忽视这个定律的第一个负面后果。这个定律显然渗透于整个生物界（我们和我们的人工系统也属于生物界）。The Art of Interconnected Thinking：Ideas and tools for a new approach to tackling complexity，p68 Frederic Vester，MCB Verlag，2007。

　　全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区域化。西欧正在吸收东欧——那个从前被西欧排斥在外的地区参见《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作者佩里?安德森引用了从兰克、黑格尔到琼斯、布洛克等人的观点，以证明西欧和东欧的历史是分离的，就像欧洲与中国的历史是分离的一样——西欧到中国的距离可是比西欧到东欧的距离遥远得多。——以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南美、非洲也都在一体化的过程之中。区域化是通往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在区域化基础之上，全球化才有坚实的支撑。在全球化的喧嚣中，这必要的一步常常被忽视了。与全球化一样，区域化也不是今天才出现。区域化的历史比全球化要悠久得多。当全球化真正到来时，区域化仍将继续存在。没有次级结构的超级结构不会是稳定的。关于区域体系，蒂利说：

　　国家形成体系，在一定范围内它们相互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每一方的命运。由于国家总是产生于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的竞争，它们总是成群出现，通常形成体系。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着重号为原书所加。

　　卡尔?多伊奇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1912-1992），布拉格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把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世界区域”有一个概括：

　　由许多邻近国家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广泛领域中都存在显著依存关系的国家群体。转引自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原著首次在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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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30)

　　关于区域化的存在，多伊奇和蒂利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位学者卡赞斯坦对多伊奇这个观点评论说：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把握动态变迁的方法，既揭示了本体论者所关注的内部结构特点，同时又避免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外形不断变化但内核却固定如一的流动着的集合体”。《东亚的复兴》，6页。大概是遵循这个思路，卡赞斯坦在2005年出版了《地区的世界：美帝国时代的亚洲和欧洲》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Peter J?Katzenstei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他认为，今天的各区域不是自由的，是“嵌入”美国帝制之中的。在冷战期间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之时，美国制造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区域力量，以为美国的支持力量。此后，美国不会再允许新的区域力量出现。

　　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控制权是二战的战利品，美国向这两个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在2009年之前，日、德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也就是说，前三位的经济体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日本和德国的离心将大大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像苏联帝国一样，苏联的解体是从东欧附庸国开始的，然后才是它的几个加盟共和国。美帝国也面临内部的破裂。日本和德国不会永远一心一意地跟在美国后面。

　　在全球的所有地区都出现了区域联盟，走在最前面的是欧盟。欧盟的产生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其他地区正在紧跟欧盟的步伐。2008年5月23日，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了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小型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首脑来自12个非洲国家，包括埃及、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大国。他们提出要逐步建立联邦制的非洲合众国。非洲联盟成立于2001年，共有8?5亿人口。巧合的是，在提出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同一天，南美洲的12个国家在巴西利亚签订了《南美洲国家联盟宪章》，使南美的一体化进程又迈进了一步。南美洲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成立于2005年，几乎涵盖了整个南美洲。北美则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过去和现在，东南亚国家彼此都有一些恩怨，现在也更加密切地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已经从一个安全组织变成更加全面合作的区域同盟。

　　印度成为现代国家是次大陆区域化的结果。这个过程是由英国殖民者使用暴力而完成的。在英国人撤走之后，次大陆的区域化出现倒退，印巴分裂，后来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分裂。印巴之间有很深的疑心，目前没有统一的迹象。在民众层面上，因历史和宗教的原因，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等其他邻国的关系倒更紧密一些。次大陆的局势说明，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外界压力不可能代替内部凝聚力。

　　这些联盟都刚刚起步，还是比较松散的地区组织。假以时日，它们必将能够达到区域一体化的目的。因为只有较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才会在全球化中更有实力和竞争力。区域联盟的目的是加强各国之间的安全、经济和金融合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区域一体化，建立联邦制区域国家。区域化的浪潮表明，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仅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安全和繁荣。在当今世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仍然不够大，在进入全球市场之后，还要建立排除贸易障碍的区域市场——这是迈向全球自由贸易的必要一步。区域化浪潮正在压过全球化浪潮，但不会取代全球化。它是走向真正全球化的必由之路。由于此轮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区域化的一个含义是，美国在各大区域中的作用衰减。区域内各国在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而不是辐辏向美国。

　　当东亚的区域化完成的时候，欧亚大陆将出现一个放大版的19世纪的欧洲。在“东亚联盟”和欧洲联盟之外，欧亚大陆上还有北方的俄国，南方的伊斯兰世界和印度。届时，美国不再是世界的霸主，但将在大陆之外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美国将成为放大版的19世纪英国，但有一个区别：美国的相对实力可能比不上当年的大英帝国。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28
第39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31)

　　b?区域化的必要条件：以东亚为例

　　各国价值和制度的相容是区域化的必要前提，是最低的必要条件。理想的状态是各国价值和制度的相近、相同。除非在区域化开始之前各国已经存在相似的价值和制度，否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模式。古代中国的制度曾被一些邻国所模仿，其影响至今仍可以看到。这也是区域化将在全球化之前完成的原因——全球化需要兼容更多的文化、价值和制度，因此需要以区域化为基础。从国家到全球的距离太大，不可能一步走到。在区域范围内，国家间的相似程度较大：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等。比如，中东的大多数国家以阿拉伯人为主要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非洲各国大多是前殖民地，国界的历史短暂，国家意识还不强；南美居民多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并有印第安人的血统，多信仰天主教；西欧居民享有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字接近，人种混一；东欧虽然与西欧有许多不同，但受西欧的长期熏染并仰慕西方文化，又面对俄国的压力，因此能够与西欧一起发展欧盟。

　　本书的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的差异最大。制度横跨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光谱；经济从赤贫国到富裕发达国。东亚的文化也更具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世界性宗教有众多信徒，道教以及其他一些本土宗教也有许多信仰者，有佛教国家，也有伊斯兰国家，还有保留了一些儒家传统的中国。东亚的国家规模也极其不均等。面积从新加坡的600多平方公里到中国的9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从文莱的不足40万到中国的13亿多。国家的独立程度也有差别，有日本、韩国这样的半独立国家（至少在军事上），也有朝鲜这样几乎完全拒绝外来影响的国家。中国的领土和人口在东亚独大，经济将可能在20年内独大。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援引一些机构的研究结果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是日本的4-5倍。新华社2009年4月18日电。不过，中国有一些在中短期内难以弥补的严重不足：国民富裕程度低，科学技术水平低，海外投资能力低，文化创新能力低，制度号召力低，而且在军事上被现有超级大国视为潜在对手。除了加工产品的出口之外，中国各方面的出口能力还很有限。离开道义、文化的号召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领导国。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更不具备领导东亚的能力。由此可见，东亚的地区一体化可能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需要更多的意志、智慧和时间。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本最早萌发领导东亚的念头，期望团结黄种人与白种人抗衡。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就出现了关于种族战争的想法。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中，战胜国日本饱受种族歧视。为了准备种族战争，日本需要先行在东亚扩张。入江昭：《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侵略战争的借口一度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日本的霸权取代西方的霸权。直到1940年8月1日，因战事不顺，首相近卫文麿的外相松冈洋右才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然后，日本又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更进一步图谋建立“世界新秩序”。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导致了日本与美国的危机。1941年10月，近卫不敢面对他制造的紧张局势，辞去了首相一职。继任者东条英机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并于该年年底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东条首相在1942年时说：“整个亚洲，不管是独立国家还是刚占领的领土，都必须归并日本，各自为日本而贡献力量。”Beasley，Japanese Imperialism，1894-1945，pp237-238。转引自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第七章“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本章作者是肯尼斯?B?派尔。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含义，是奴役和殖民的思想。西方殖民统治那时已经奄奄一息。日本不知道这是末班车，还拼命想挤上去，把西方人挤下来。日本确实挤上去了，却没有想到列车刚出站就倾覆了。

　　由于日本使用暴力失败，东亚一体化需要更多的制度兼容，其动力需要来自道德与文化的力量，以及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区域化的过程中不应有强迫，需要各国、各民族的平等合作。中国在真正走向世界之前，必须认真经营好东亚，和地区各国一起迎接全球化。任何组织的有效运作都需要领导力。平等合作不排除倡导与领导。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责任，中国责无旁贷，也无处可贷。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29
第4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


　　第二章不可分立的四权

　　权力和权力政治

　　在古汉语中，“权”指秤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班固。“权”也可作动词，称量。“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梁惠王上》。“权衡”就由此而来，“为之权衡以称之”。《庄子?胠箧》。“衡”本来指车辕上的横木，又指秤杆。权、衡分别指秤砣与秤杆，两个字合用仍是称量轻重的意思。古人借用“权”指称不可见的“权力”时，显然认为权力是相对的，需要另外“重物”的平衡。但是，在权力博弈中，权力终于越来越集中。拥有权力的一端独大，而在另一端的绝大多数百姓根本没有分量。中国社会也就日趋一日地没落了。

　　权力在原始状态中产生，从无生有。在高度集权之下，权力趋于分散。但在强烈的干涉下，权力又会被聚拢。集权制度是权力者的胜利。总是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斗争，最后的政治制度是集权还是民主，取决于哪一种势力在斗争中占有优势。人和其他动物都争夺权力。但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伯特兰?罗素说：“动物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还要扩张。……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罗素：《权力论》，3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不过，罗素承认，很难把权力与荣誉截然分开。荣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权力。在崇拜官级的文化中，在专制体制中，权力几乎是荣誉的唯一来源。苏联领导人经常给自己授勋，明武宗也喜欢给自己增加新的官衔，而现代中国的最高奖励也是给一个官衔。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地方，权力就是一切。在得到权力之后，其他欲望就能够得到满足。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在一个社会关系之中即使一个行动者遇到抵制也处于能够推行他的意愿的地位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的定义是：“A对B拥有权力，以致他（她）能够使B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两个定义大概是最被广泛使用和讨论的了。权力只有在有施加对象时才存在。罗德里克?马丁说：“就最广义而言，权力关系产生于相互依赖，它改变资源的占有关系。自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有这种资源，而自我只有靠非利己活动才能获得这种资源。”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这一描述对国际关系同样适用。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各自利益为基础。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依赖度较小的一方比其余各方拥有更大的权力。基欧汉和奈说：“在某种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该行为体有能力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而一旦该关系发生变化，则相比而言，该行为体付出的代价小于他方。”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正文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们指出了国家间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区别。例如，两国对某一变化（如石油价格上涨）具有同样的敏感性，但如果后者比前者多了替代选择（如以适中的代价开采国内资源），它们的脆弱性就会大不相同。最大的“变化”是战争。战争是最赤裸的、也最有效的权力表现方式。

　　因为依赖的不对称，国际关系的最显著特点是支配，而不是相互依赖。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也以一方的支配为特点。韦伯说：“就其最一般性的意义而言，‘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说：“除了无数其他可能有的类型之外，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支配类型存在，亦即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与基于权威（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4页。除此之外，韦伯还提出“卡理斯玛支配”，即魅力支配，唤起大众的英雄崇拜情绪，大致接近于国际关系学中的软实力影响。在别处，韦伯提出“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包括“卡理斯玛支配”，但另外两个的含义似乎与以上所引有出入。见《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303页。“共同体”可以解读为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中，这两种类型的支配都源自权力或实力。马丁?怀特认为，世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大国接二连三为争得对国家体系的控制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权力政治》，7页。汉斯?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条原则，第一条就是“如同总的社会一样，政治受制于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如上所述，人性基本上就是人的动物性。摩根索的第二条原则是“穿越国际政治大地时的路标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影印版。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调节的领域。”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00页。引文出自第四章“政治结构”，作者为肯尼斯?N?华尔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约翰?米尔斯海默把华尔兹的理论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而他则多迈了一步，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说：“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请注意，体系就是系统。从这些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可以看出，国家和猴群等原始组织类似，其功能是争夺和保护地盘，以及地盘上的食物和水等利益。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29
第4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

　　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地理空间密不可分。摩根索的名作是《国家间政治：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1948）。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在模仿罗伯特?斯特劳兹-于佩Robert Strausz-Hupé(1903-2002)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了全球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开始，在1920年代初，也是在慕尼黑，他见过希特勒的啤酒馆表演（慕尼黑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斯特劳兹-于佩在1923年移民美国，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他先担任美国金融机构的国外投资顾问。因关于纳粹的讲演受到重视，于1940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政治学教师，研究纳粹的地缘政治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地缘战略学家。斯特劳兹-于佩是当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55年创办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PRI），两年后出版Orbis季刊。在1969-1989年间，他先后出任美国驻斯里兰卡、比利时、瑞典、北约和土耳其大使。斯特劳兹-于佩是20世纪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家。与凯南不同，他和艾奇逊倒是比较投缘。的《地缘政治：对空间与权力的争夺》（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1942）。斯特劳兹-于佩和摩根索都是欧洲移民过去的美国人，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这两本书的初版日期，前者晚于后者6年。摩根索把副标题做了一点改动，把“权力”放到了前面，并用“和平”取代了“空间”——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一个变化，多了一点理想色彩。正如二战所显示的，和平是一个结果，是国家欲望得到满足或遭到镇压之后的结果。除非国家感到无能为力而不采取行动，否则和平很少是一个目标。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摩根索一定知道和平来自国家权力的满足。一个国家争到了权力，也就获得了和平；和平是在权力争斗中被破坏的。如果国家因自身软弱而过多追求和平，必定会丧失更多权力，如二战前的法国和英国。因此，作为国家欲望的对象，和平取代空间并不合适。摩根索的副标题更符合理想——和平毕竟极其珍贵。但斯特劳兹-于佩的副标题更符合现实。现在，侵略受到谴责，占领遭受打击，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位置的决定性影响。但空间与空间扩张依然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眼美国遍及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就知道了。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也同样重视权力。他说：“全球政治也一直总是有关权力和权力争夺，今天的国际关系正在沿着那个关键的维度变化。”The Lonely Superpower，Samuel P?Huntington，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9?其实，“文明冲突”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冲突。它与国家冲突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明取代国家成为权力冲突中的主体。文明冲突不可能消除国家冲突。它只是权力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与权力冲突的其他表现形式（如国家冲突、民族冲突等等）交织在一起，并同样深受地理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力量和利益，但对价值也越来越重视。在1950年代初，汉斯?摩根索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那时，在美国权力之上还蒙着一块道德遮羞布，一些心地纯洁的人真诚地相信正义的力量。今天的国际关系应该添加更多的内容，不仅要有正义、权利，还必须包括有效的管理，减少冲突、疾病、贫穷等危害人类福祉的灾难。这样的任务不是庞杂的联合国等机构所能胜任的。在竞争的同时，大国还要学会合作管理这个世界，而不是完全执迷于互相竞争，最终走向冲突和战争。只有大国才有力量（权力）管理这个世界。在变化的世界中，原来的大国需要和平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新兴的大国要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整个世界都会从中获益。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29
第4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

　　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按照在空间分布的范围，权力可以被分为四种：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又称天权）。“陆权”是指在陆地上的权力，“空权”是指在天空中的权力，另外两种以此类推。陆权和海权的对立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是地中海的产物。希腊与波斯的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都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对抗的角度予以解释。古代中国在地理上较为封闭，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受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除了内战之外，主要是定居农民与北方游牧民之间的战争。除了河流和湖泊之外，战争没有离开过陆地。因此，中国的海权观念产生较晚，至今仍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没有与海权对应的陆权观念。

　　在使用“陆权”时，人们往往有两层意思，一指在陆地上（主要是在大陆上）取得军事优势的能力，二指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前一个实际上是“制陆权”，后一个是“陆权国家”。只有“陆权”这个词有这两层含义。“海权”、“空权”、“太空权”都是指获得军事优势的能力，实际上是“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或“制天权”）。它们都不指涉国家，也不可能指涉国家，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建立在海上、空中和太空中，至少目前还没有。岛国是海中的陆地国家，而非漂浮在海上。一个岛国未必就是一个拥有制海权的国家（海权国家），就像一个大陆国家未必是制陆权国家（陆权国家）一样。有些人讨论一个国家是“陆权”还是“海权”时，往往指在与外军比较时，本国的海军和陆军哪一个相对强一些，而实际上这个国家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上都没有军事优势，比如清末的中国，既不是海权国家，也非陆权国家。汤加是一个岛国，却不是海权国家。如果一个大陆国家不能在陆地上取得军事优势，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陆权国家。在战争中，优势的一方未必会取得胜利。必须把军事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利，才可能获得“制X权”。“制X权”不会独自存在。为了打击敌人，各种权力需要相互支持，很难把一种权力与其他权力剥离。在战争中，它们经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关于中国是陆权还是海权之类的讨论是建立在错误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概念混乱必然导致思维混乱。

　　现实中的人需要在三维空间内活动。不过，在航空时代之前，基本上可以把陆权和海权看成是两维的，是权力在地球表面的平面运作。美国人早在18世纪独立战争时就发明了潜艇。使用潜艇作战是为了控制水面船只和水面航线，不是为了控制海底世界。因此，水面之下的权力仍被算作海权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飞机之后十多年，空战出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被用于战争。从此，权力争夺变成了三维立体的，从地球表面进入天空。又过了数十年，人类上升得更高，可以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还掌握了重返大气层的技术。大规模使用空间技术始于美苏竞争。太空开发是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太空探索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争夺权力。

　　地缘政治学离不开探讨“陆权”和“海权”。但中国还没有建立地缘政治学。有时，这个学科被精简到只剩下这两个概念了，不仅显得形销骨立，而且学者们还勇敢地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简陋版的地缘政治学者在本应互补的权力之间无端地制造对抗。这是一个无知而危险的倾向。在时间上，四权的出现有早有晚，但它们决不是完全对立的。仅仅强调制陆权或制海权，尤其是把它们对立起来，表现了提倡者思维的僵化。他们还停留在八国联军或日俄战争时期，完全拒绝了解过去100年的技术进步和理论发展。

　　人们都具有“鱼生活在水中”这个常识，许多人也知道这个规则有例外。借助特别进化的鳍，有的鱼可以在陆地行走，还能爬树；有的鱼可以在空中滑行100多米，被称为飞鱼。河马的汗腺很少。在炎热的季节，它们在白天必须生活在水中。它们并可以在水底行走5分钟，再浮出水面换气。鲸鱼不是鱼，不能从水中获得氧气，却位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很少有人因为鳄鱼被叫做“鱼”而胆敢在陆地上招惹它们。其实，鳄鱼也不是鱼。大多数鸟类能够飞翔。除了一些猛禽之外，鸟很少在空中猎取食物。在陆地上笨拙行走的企鹅却可以在海洋里灵活捕食。涉禽在浅水处寻找小动物，有些飞鸟从空中俯冲到水中捕鱼。所有的鸟都不会永远在空中飞翔，它们需要在陆地休息和繁殖。昆虫是较低等的动物，体积也较小。有些昆虫（如蝉和蚕）会经历从爬虫到飞虫的变形。许多动物过着两栖或三栖生活。它们从不知道人类已经给它们归类，更不了解地缘政治学者的工作。所以，它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权”限制在陆地、海洋（河湖）或天空之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生活，享受大自然赐予它们的能力。如果学者们拘泥于陆权、海权之争，不仅罔顾现实，恐怕连许多低等动物都不如，实在有愧于人类的进化。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30
第43节：不可分立的四权(4)

　　在战争方面，人类要比其他动物发达得多，更要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各国军队的组成不太一样，不过，一般都会有陆、海、空三军。此外，少数国家还有海外干涉的海军陆战队、外层空间的太空部队、虚拟空间的信息部队。早期军种的结构较为单一，水中的就在水中，陆地的就在陆地。在过去100多年中，军队已经呈现立体发展的模式。陆军有在空中作战的航空兵；空军有在陆地作战的空降兵；海军有航空兵，还有陆战队，他们的任务分别是在空中和陆地作战，也有从空中向陆地攻击、从陆地向空中攻击的能力。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个独立的军种，拥有自己的飞机、坦克和军舰，三位一体又自成一体。陆战队为美国的海外战争充当先锋，是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军队。如果拥有良好的侦查、通讯和指挥系统，通过外层空间的卫星，各军种还能够在战争中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各军种的装备不同，训练场地不同，进攻方式不同，却有共同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军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受到国际公约和道德准则的制约。但是，军人必须时时尽力突破地理的阻碍，减少空间因素对它们打击能力的制约。

　　三权分立与四权合一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内，国家的责任是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国家的责任则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张本国的利益（过去还有土地）。行有余力，再考虑世界的整体利益，如气温上升、核扩散等问题。在无政府而且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军队的作用是防范潜在的外国威胁，不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决国际争端，就可能需要动用军队，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敌人。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导致国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善恶交织的。但在现阶段，病症不可避免。其治愈有待于国家的消亡，成立拥有最高权力的全球联合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实现全世界的民主与大同。这是一个遥远的前景。目前，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残酷的现实。

　　各大国争夺权力，不太在意别国的损失——除非得不偿失。在国内政治中，权力也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20世纪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国内的专制不可能增强该国在国际上的权力。在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彼此制衡，才能防止权力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一国之内的专制比国际社会中的专制要坏得多。因为各国有军队，即使不足以和霸权直接对抗，也可以维持独立。况且各国还彼此牵制，即使超级大国也没有能力完全独断专行。但在专制国家中，权力高度集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与国家权力相比，个人极其渺小，在受到压迫时根本无力反抗。专制的国家机器是人压迫人的暴力工具，而不是个人权力的保障体系。在民主国家中，如果权力不能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国家必将走向专制。权力失衡必将损害全体国民的权利、国家的未来发展潜力，以及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必须分立的原因。他警告说：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上，156页。

　　孟德斯鸠接着说：三权在握的国家机关可以用它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论法的精神》上，156页。，从个人到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独裁者反对分享他们独霸的权力，拒绝归还本来属于人民的自然权利。因此，专制政体一定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作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本能地镇压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挑战——真实的或幻想的挑战。独裁者们不仅直接享用绝对权力，还从绝对权力中获取无限利益，并且还要福泽广被子孙（但经常是祸及子孙）。任何力量都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把权力的使用方向对准本国人民，必然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国家财富来自纳税人，然后被用来压制纳税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因压制而产生内乱。其实，一个较稳定的专制政体也处在内乱之中，因为人民总是被独裁者当作潜在敌人，需要“戡乱”。对内镇压的后果必然是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它的压迫政策的支持或漠视。在中国，这种现象在清朝末期表现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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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不可分立的四权(5)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先在美国结出累累硕果。詹姆斯?麦迪逊是三权分立的积极倡导者。他因此被誉为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言论是孟德斯鸠式的。他写到：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246页。文章发表于1788年2月1日，署名为“普布利乌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共用的笔名。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之间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推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宪法获得通过。

　　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麦迪逊又写到：“不能否认，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252页。他们限制权力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麦迪逊后来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的建国之父是老练的政治家，都有机会通过总统选举或当选总统的任命获得很大的权力。在设计宪法和塑造传统时，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大致前途。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给国家权力套上笼头。否则，必定是美国人民被套上枷锁，美国的自由与杰出贡献都不会出现。这是美国建国之父的伟大之处。

　　四权可以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三权虽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却是不可见、不可触摸的。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四权的使用目的与三权相反。四权是对外的政策工具，用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付敌人。在国际关系中，四权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制约，还必须彼此加强。本来，在战争中就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击敌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敌人产生“一切便都完了”的可怕预感。在使用过程中，四权不是互相排斥，不是拥有了其中一个就必然失去另一个。在空间上，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后面的“权”的范围大于前者，有时还能够包围或覆盖前者，加强前者的力量。所有权力都以陆地为基地。

　　四权不是全部。国家间的对抗不仅包括所有四权，还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人民的意愿和意志等等诸多复杂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几个因素，必定会在计算均势时出现失误，有时会是重大失误，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灾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受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财政资源、物质资源等诸多限制，并面对长期利益（如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短期利益（如某种武器的开发或购买）之间的平衡。掌握各种权力的长官为他们的部门争取更多的资源。国家的决策者们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做出综合判断：适合这个国家的力量组合是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力量组合？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可以发挥最大功效？在综合考察和判断过程中不能割裂四权，也不能忽略国家的长期利益。毕竟，拥有打击敌人的最大权力，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

　　所以，权力的均衡（均势）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难题，有时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

　　霍布斯、汤因比和马汉的比喻

　　在人类进入天空和太空之前，他们的活动场所在陆地与海洋，即地球的表面。权力始于陆地，然后进入到海洋。即使对于一个岛国，它们也同等重要。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出生那一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海洋霸主国家。霍布斯把海洋和陆地比作为国家提供“营养”的“母亲的双乳”。霍布斯把海洋放在陆地之前：

　　物质的数量，被自然限制在一些商品的范围之内，这些商品上帝往往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的双乳——海洋与陆地无偿地赐予人类、或是以劳动为代价售予人类。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9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引文出自第二十四章“论国家的营养与生殖”。从中可以听见后世地缘政治学家的“国家生命体”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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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不可分立的四权(6)

　　显然，霍布斯认为海洋和陆地对人类的贡献是对等的。在陆地上，游牧的草原、农耕的平原和荒凉的沙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广阔而平坦，便于瞭望，便于通过。当然，与草原和平原相比，沙漠的自然条件要恶劣得多。但沙漠也有边缘、河流、绿洲，可以使用骆驼队运输。在那里，贸易和交通比在山区方便一些。沙漠和大海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汉语的某些词中，“海”有时候指沙漠。“瀚海”（翰海）就是一例。瀚海起初是一个译音，地望不是很明确，在汉朝时大概是北方的一个湖（呼伦湖、贝尔湖或贝加尔湖），也有可能指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参见《辞海》“瀚海”与“翰海”词条。唐初设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前身），辖境在今天蒙古国北部及与之毗邻的俄国地区。“瀚海”的名称保留至今，内、外蒙古边界上的盆地被称为“瀚海盆地”。到了后世，“瀚海”泛指大沙漠，以其浩瀚似海而名之。所以，“瀚海”实指沙漠，不是大海。如果沙漠看似大海，那么，草原就更像大海。

　　丝绸之路是从中亚诸多大沙漠和绿洲经过的贸易通道。穿越沙漠（或瀚海）的骆驼如同海上的商船，因此被誉为“沙漠之舟”。在丝绸之路上，商人们牵着骆驼，穿越一片又一片沙漠，一站又一站地（很少有商人走完全程）把中国和罗马连接起来。丝绸之路从亚洲内陆的沙漠通向地中海，而沙漠和大海在这条商路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罗代尔指出，地中海有三面连着辽阔的沙漠：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部的叙利亚沙漠、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原文如此。他不会混淆沙漠和草原，应该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他说：

　　沙漠商队对地中海的贸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赖。……地中海的历史磁场，一极在欧洲，另一极就在辽阔的沙漠。这些荒芜的海岸吸引着地中海，地中海也吸引着这些地区。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2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作为人类早期的迁徙和贸易通道，沙漠（以及草原、平原）与海洋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另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草原比作“无水的海洋”。他在研究语言的传播路径时发现：

　　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汤因比指出，古希腊语、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和英语都是通过海洋传播到广大的区域。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在相近的海岛之上，人们说同一种语言。在草原周围也有类似的语言现象，证明了对于人类，草原和海洋是何等相似。汤因比列举了四种语言作为例证：

　　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播，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历史研究》上，234页。

　　汤因比也有个布罗代尔式的误差：在这四种语言中，前三种更多是通过沙漠传播，而非草原。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亚。这一大片地区连在一起，共同点是干旱，沙漠广布，草原稀少，有一些绿洲。

　　无独有偶，海权倡导者马汉从相反的方向看地理因素。马汉把海洋比作沙漠，以此来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在谈到布匿战争时，马汉认为罗马人取胜的原因是他们“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因此，在罗马本土和西班牙之间，罗马人可以经过地中海互相支持。攻入南欧的迦太基军队却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与北非本土的交通线受到罗马海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军队之间的联系也只能通过陆地长途跋涉，疲于奔命，最后被罗马军团各个击破。说到此处，马汉似乎意犹未尽，又打了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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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不可分立的四权(7)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萨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他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庸赘述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

　　在马汉的这个比喻中，用“草原”替换“沙漠”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沙漠的环境比草原的更严酷，需要更加特别的技术和装备才可以顺利通过。马汉用沙漠为比喻更能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从两人的比喻可以看出，虽然海洋和陆地看起来区别很大，它们有一个共同价值——通过性。汤因比是历史学家，马汉是军人。所以，汤因比侧重文化的传播，而马汉关注军队的交通。他们都敏锐地看出，沙漠（草原）和海洋都是交通要道。在克服地理障碍之前，沙漠（草原）和海洋最适合远距离运输和传播，因为它们平坦而广阔。

　　最后再加一个草原（或沙漠）与海洋的对比。它出自装甲战理论的首创者之一富勒：

　　在平坦的地区，例如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除江河、森林外，没有影响履带车辆运动的障碍物。因此在这些地区，未来的作战很可能类似海上作战。J?F?C?富勒：《装甲战》，4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富勒的预言很准确。在10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德国的装甲部队在库尔斯克、奥廖尔一带的大平原上进行了一次决战。草原上的坦克或许像是海洋里的军舰吧。

　　马汉、特纳以及美国的扩张

　　中国学者在强调海权的时候，总是要提到马汉，却往往忽视了马汉的同胞、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或根本对他一无所知。与马汉注重海权不同，特纳研究的是美国边疆由东向西的扩张，即大陆扩张。他认为，“西进运动”是塑造美国历史的最重要因素。特纳谈的是美国西部拓荒史，马汉写的是西方海战史。在年龄上，马汉（1840-1914）比特纳年长21岁。两人基本上属于两代人。特纳的主要作品是《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1893）其中的“边疆”是指陆地边疆。海洋的边界就是海岸。，马汉的代表作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它们公开发表的时间仅相差3年。放在历史之中，3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两部作品属于同一个时代，分别反应了美国大陆扩张的结束和海外扩张的开始——结束和开始都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了，因为历史多是渐进的。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逻辑上，特纳和马汉的观点都是前后衔接的，是从陆地扩张走向海洋扩张时期的理论总结。他们最大的区别之一是马汉的视野比特纳更宽阔，不局限于美国历史，而在寻求一般规则。

　　《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该篇文章是本书作者在互联网上搜得的资料，自译，因此以下引文不标明出处。另，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包括两篇文章）也是演讲稿，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在帝国扩张时期，它们的地理学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特纳在美国地理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历史学的重要文献。特纳认为，持续不断的开疆拓土造就了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经济制度。北美大陆上的领土扩张是美国能够成为美国的决定性因素。特纳指出：

　　直到我们现在，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殖民史。自由土地的存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以及美国西部定居区的前进，这些因素解读了美国的发展。在制度的背后，在宪法形式和修正案的背后，是生命力，把生命注入这些机构，塑造它们，以面对变化的局势。现在，美国制度的独特性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被迫适应一个扩张中人民的变化——适应穿越大陆、赢得荒野的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在边疆原始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开发每一个地区，使之成为复杂城市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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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不可分立的四权(8)

　　在特纳看来，美国是一片荒野，西进运动如入无人之境。这种观点在今天大概有点过时了，不能算是政治正确。当时的美洲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欧洲裔拓荒者只是后来者。但历史已经造就，不能更改；人死不能复活，被消灭的部落不可能复生。遭受种族灭绝的北美印第安人就那么消失了。现在的美国可能比一两百年前更文明一些，不会那么轻易屠杀。但历史与当下总有一长段距离，不可弥补。西进运动把印第安人的原野变成白人的城市，培养了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变化的能力。特纳认为，美国的陆地边疆相当于希腊的海疆。他宣称：

　　对于希腊人，地中海的存在打破了习俗的约束，提供了新的经验，呼唤出新的制度和活动。……现在，在发现美洲四个世纪之后，生活在《宪法》之下百年之际，边疆消失了，随之逝去的是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就是海外扩张了。特纳在此指出，地中海与北美的蛮荒西部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地理挑战，接受挑战需要开拓进取的精神。西部荒野带给美国人的比地中海给予希腊人的更多。美国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两洋国家。这时，特纳宣布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结束，与特纳相呼应的是马汉。马汉是海军军官，他抱怨美国在海外“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因此美国军舰不能远离本土。马汉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至少在立意时他有明确的实用目的。他毫不隐讳地说：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说美国政府从南北战争直到现在，已将其活动全部有效地致力于所谓构成海权的最主要的环节上并不过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07-198页。

　　马汉和特纳的观点都来自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他们不是预言家。他们陈述的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无非对地球表面的某一部分各有侧重。与马汉在中国的显赫名声相比，特纳显然被忽略了。但是，绝大多数人类都居住在坚实的陆地上，从陆地获取的资源比从海洋获得的更多。大地母亲默默地哺育了整个人类，反而不受重视，这是不公平的。有些中国人过于强调海洋的优点比如把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对立起来，并对蓝色文明心向往之。，似乎只有蓝色才能代表先进文明，同时在抱怨黄土地的贫瘠。这些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误把自己当作生活在珊瑚丛中的热带海水鱼了，以为他们本来可以打扮得华丽富贵，色彩艳丽，浸润在温暖澄净的海水之中，随意吃着漂来的浮游生物或藻类，而不必忍受黄土地上的严寒酷暑、狂风暴雨、旱涝饥荒等等所有不适与苦难。这个想法实在过于轻浮了。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大自然从来不是和善的，也从来不向人类妥协，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总是遭到猛烈的报复。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古今中外的强者都是那些能够忍受艰苦、善于利用地理环境的人，而不是那些逃避现实、试图在他乡寻找安慰的人。

　　权力的发展与权力学说的演进

　　在这一节中，权力指陆权、海权之权。它们可以通过武器和武器平台直接体现，不是较为抽象的政治权力，也不过多涉及战略问题。过去，权力学说一般跟在权力发展的后面，以总结的形式出现，如马汉的海权学说。到了20世纪，学者也会在现实基础之上略微超前，做出一些预测和展望，如杜黑提出空权理论。今后的战略将会更多受到预测的指导。为更好了解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权力的运用以及权力学说的演进。

　　虽然技术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权力的模式从古到今没有改变。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军队使用长达6米的矛。长矛手与盾牌手共同组成严密的方阵，在盾牌阵的保护下刺杀敌人。方阵首先不给敌人近身的机会；敌人一旦突破长矛，就会遇到执刀盾牌手的抵抗。亚历山大率领这样的军队，征服了他所知道的世界。游牧民用弓箭射击，攻击距离超过了长矛。他们轻装的战马有很强的机动性。因此，步兵方阵落后了，重骑兵也落后了。游牧民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过，直到拿破仑时期，欧洲的步兵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时枪炮火力还不够猛烈，一部分士兵可以在被杀死之前接近敌人。到了今天，武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似乎已经与矛盾、弓马完全不同了。其实，武器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仍然是追求更长的矛、更坚的盾，以及更灵活的机动能力，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技术更加复杂、更加精致。权力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基本原理却不会因技术的发展而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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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不可分立的四权(9)

　　a?从欧亚内陆发展出的陆权

　　欧亚大陆最开阔的地带是中亚草原，从南俄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这里是古代部落迁徙的大通道。在史前时期和文明的早期，大规模迁徙和征服的出发点在欧亚大陆内陆，从里海北岸、中亚到蒙古草原的东部。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古希腊人、古印度人都是从北方而来。辽西和内蒙东部一带的红山文化显示，中原人也可能来自北方。游牧民具有技术优势。他们的马车、骑马和冶铁技术给予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但这些较晚出现的技术不是全部原因。不停的迁徙造就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在战争中非常有用。有了组织能力，就可以在辽阔的草原上汇聚更多的人，在局部的数量对比上对农耕民占有优势。此外，北方不温和的气候造成了居民的强悍。后来，历史多次重复北方占优的模式。古罗马最终被北方蛮族灭亡。中国也多次落入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之手。

　　在骑兵和骑射出现之前，还有过一次交通和军事的革命。马拉战车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大规模使用则在其后大约400年。马拉战车大大加强了驾驶者的力量，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大迁徙、大战争和大帝国。迁徙的源头是黑海和里海北岸的大草原，那里的印欧人种向各个方向扩张，并驱动了其他人的迁移。在公元前1595前后，赫梯赫梯人（Hittites）的都城Hattusas在今天土耳其安卡拉以东50公里左右。人驾驭着马拉战车，推翻了古巴比伦帝国。赫梯人退走之后，原来从东北方入侵的喀西特人（Kassite）占领了巴比伦。他们统治两河流域达400余年之久，把马拉战车传入该地。公元前17世纪早期，喜克索（Hyksos）人经地中海东岸入侵埃及，把马和马车带到了埃及。喜克索人统治埃及100多年之后，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车战，把他们赶走了。埃及复兴，建立第十八王朝。第十八、十九、二十三个王朝是埃及的新王国，时间在公元前1540到前107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时期。因为有了战车，古埃及进入鼎盛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Ⅲ，约公元前1504年－约前1450年在位。比较各书，那时的年代约有30年左右的出入。本书的远古年代不一定出自一个系统，彼此可能有不协调的地方，仅供读者了解事件发生的大致时间。指挥之下，埃及开始了大规模扩张。向北进入叙利亚；埃及舰队航行得更远，控制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把爱琴海纳入势力范围。埃及文明大概在此时传播到地中海北部。图特摩斯三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远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也向法老表示敬意。埃及的强盛维持了一个多世纪，赫梯人在此期间南下到巴勒斯坦。大约在公元前1275年左右，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约公元前1301-约前1234年在位。他活了90多岁。企图收复失地。他指挥埃及军队，在卡迭什Kadesh，在今叙利亚境内，遗址尚存，为著名古战场。与赫梯人打了一场大战。在4万多赫梯大军中，有近三千车兵，即将近“千乘”（每车三人）。开始时，埃及军队因轻敌而被引入赫梯人的伏击圈。拉美西斯二世勇敢率领战车兵反击，攻入赫梯阵营。赫梯军因为抢劫战利品而更加混乱。这场战争没有明显的胜利者，双方最后签订了和平协议。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或晚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的历史很不清晰），浅肤色的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侵入到印度河流域，打败了深色皮肤的原住民。印度河流域原来的古文明消失了，开始了新的文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之后向恒河流域发展，最终征服了印度次大陆。在雅利安人赞美神的古老诗集《梨俱吠陀》里提到了马和战车。他们的军事优势就来自战车。

　　这个时候，地中海也不平静。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驾驶着一辆马车。大约在公元前1260－前1230年之间，希腊人驾船渡过地中海，围攻东岸的特洛伊。特洛伊的故事来自《荷马史诗》。现代考古发现倾向于证明史诗的内容。阿基利斯在战斗中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围绕着特洛伊城疾驰。围城10年之后，希腊人使用了木马计才攻陷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赫梯帝国和埃及这两个老对手都受到“海上民族”的袭击。赫梯帝国因此瓦解。埃及击退了进攻，却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再恢复金字塔时期的辉煌历史。古代埃及文明到那时基本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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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0)

　　马拉战车的大迁移时代还是青铜时代。在能够冶铁之前，人类已经知道使用陨铁。大约在公元前1400-前1300年前后，冶铁技术出现在安那托利亚半岛。赫梯人首先进入铁器时代，赫梯帝国也在此时兴起。亚述人学会了冶炼铁，在赫梯之后也建成了庞大的帝国。西非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比安那托利亚略晚100多年。农耕的班图人因此在非洲扩张。中国使用冶炼铁器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此后一直到美越战争的3000年间，钢铁是制造武器的主要原料。国家的实力可以用钢铁产量直接显示。

　　在一系列的由中亚草原导致的移民和战争之后，两河流域、希腊、印度等地的古老文明消失了。那里进入黑暗时期，文明之光在数百年后才再度出现。但是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没有再恢复往日的光芒。在此前后，中国也出现了改朝换代，来自西北的周取代了中原的商。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讨纣”。《史记?周本纪》。车兵显然是周军的主力。我们知道，至少在殷高宗时，殷人已经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战车。周人和殷人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商纣王失败自杀，殷朝灭亡。与那些消灭古文明的蛮族不同，周人不是另外的种族。他们只是处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周人继承了殷商文明。在灭商之后500多年，中华文明进入哲学思想勃发的“轴心时期”。

　　车兵的速度比步兵更快，冲锋更猛烈，因此获得了对步兵的优势。战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当时却很少有“坦克杀手”等制衡武器。马拉战车可以携带更多的给养，对后勤补给的依赖较小，还可以运动到更远的距离。在春秋战国时期，国的实力是通过有多少“乘”“乘”（shènɡ），四匹马拉的一辆车为一乘。秦朝时仍在使用战车。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中有车兵和战车。来衡量的。当时已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而周武王灭商时只有三百乘。

　　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重装步兵为主，骑兵数量不多。波斯有很多骑兵，却不适合希腊的山地。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陆战和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人取得胜利。此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战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为马其顿国王。他于次年征服了希腊，巩固了本土。又次年开始了征战。马其顿军有32000名步兵、4500名骑兵，其中包括重骑兵和轻骑兵。马其顿人经小亚细亚到尼罗河（前332年），阿姆河、锡尔河（前329年），印度河（前326年）。据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印度位于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最东方”。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18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亚历山大只到了印度河，然后沿河而下，没有进入今天的印度。亚历山大把大片土地纳入他的帝国，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开始了希腊化时期。他是西方世界的英雄，立下了不世之功。仔细研究，希腊军队所到之处大部分是波斯帝国的领土。亚历山大“只不过”征服了一个波斯帝国及较小的周边地区。当他打败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之后，波斯的土地和人民就落入他的掌控了。

　　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亚历山大的战功。当年波斯帝国的遭遇可能与中国历史的某些时候有些相似。当北方的骑兵突破到黄河流域时，全国的局势就岌岌可危。宋朝时尚能抵挡一阵，到了明末，清兵南下，势如破竹。清兵与希腊士兵面临的是相同的局面。在动员、调动范围都很有限的年代，一旦强大的敌军决心深入境内作战，大帝国失去一两个关键战役就可能灭亡。在两次希波战争中，波斯已经暴露了这个弱点。波斯进攻希腊与前秦进攻东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进攻一方的士兵来源庞杂，指挥失调，最后都遭到惨败。希波战争严重削弱了波斯帝国。而马可以大大增加军队的运动和攻击速度，其作用之大无可估量。公元44年，东汉名将马援曾上表光武帝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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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1)

　　在这次蛮族扩张之后1000多年，到了公元4-5世纪，蛮族又开始了新一轮入侵。他们在前一次是战车兵，这次是骑兵。古代游牧部落在军事技术的发展中经常领先于农耕民族。骑兵入侵再一次导致欧亚大陆文明的衰落。西罗马帝国灭亡。在中国则是五胡乱华，文明中心第一次被迫向南迁移到长江下游。草原游牧民不仅善于骑马，也善于射箭。箭的速度比马更快，可以实施远程打击。一骑比一乘对地形的要求更低，可以在更复杂的地区运动。战马保证了他们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选择作战的最佳时机和最佳地点，而弓箭则使他们能够在一定距离之外射杀敌人——面对面捉对砍杀不是马上民族的长项。

　　草原帝国的顶点是铁木真（1162-1227）达到的。经过10多年的征战，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1206年，他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在今蒙古国）召开忽里台大会，建蒙古国，号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成吉思汗先进攻邻近的西夏、金，严重削弱了这两个王朝的力量。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一年后灭亡中亚的花剌子模。他的大将哲别征战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小儿子托雷占领呼罗珊（今伊朗东部）。1224年，成吉思汗回国，两年后灭掉了西夏。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第三年，经忽里台大会选举认定，他的第三子窝阔台（1186-1241）即大汗位。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占领了华北。第二年，窝阔台组织了第二次西征。1238年，莫斯科被攻破，遭屠城。两年后攻占基辅。蒙古兵又进入匈牙利和波兰。蒙哥的弟弟旭烈兀于1258年攻占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黑衣大食。两年后他的军队在叙利亚被埃及打败。在东方，迟至1279年，忽必烈才灭掉南宋。他两次出兵日本都失败了，主要是遭遇飓风。他在缅甸和越南也失败了，又从爪哇败退回来。在1296到1298年间，察合台汗国两次大规模入侵湿热的印度，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战争决定了蒙古帝国的疆界，大多是草原和沙漠地带。对于蒙古人，南方不是适合的战场，海洋更是带来灾难的地方。

　　在欧洲，英国人是使用弓箭的好手。在百年战争中，英国人的长弓让法国人吃尽苦头。长弓的射程远，箭矢密集如雨，在法国骑士冲过来之前就把他们射翻了。在1356年的普瓦捷之战，法国国王和他的一个王子被俘虏。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之战，英国的骑兵只是等着追击那些企图逃离战场的法国军人。那时，英国人是欧洲的残忍的野蛮民族。

　　在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洲的过程中，马、铁（长矛和步枪是铁的制成品）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从欧洲传入美洲的病菌则是先锋。病菌的传播速度快过行军速度，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就消灭了大批印第安人。1532年，168名西班牙士兵（62名骑兵、102名步兵）打败了8万印第安人，杀死了其中的7000人，而自己没有人战死。西班牙人有长矛、步枪和战马，有盔甲护身。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印加帝国还不知道有铁和马。它灭亡了，阿兹特克帝国不久也被消灭。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之大其实不算罕见。美国入侵伊拉克是最新的例子。当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也是长驱直入，伤亡也很小。

　　欧洲人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使用滑膛枪和火炮，而减少了长矛兵。滑膛枪没有改变军队列队厮杀的传统。军人仍然穿着花哨的服装，列队走向枪林弹雨，但队形更松散了。因此，操练产生了，以便训练士兵统一而又迅速的射击。更猛烈的大炮将改变队列作战方式。拿破仑是炮兵军官出身，他增加了炮兵数量，组织了更灵活的军队。大炮的作用与早期的弓弩和较晚的步枪相似。但炮弹比弓弩或步枪射得更远，威力也更大，能够在与敌军接触之前打乱敌人的队形，大量射杀敌人。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联军的胜利告终。俄国在本土作战，但没有铁路通往南方的克里米亚。在泥泞的南俄草原上，俄军的后勤补给比英法联军更艰难。英法联军使用了汽船，海上运兵更加便捷。联军轻易地在克里米亚登陆。联军的另一个优势是新式的米尼步枪。这种枪是有来复线的滑膛枪，射程提高了三倍，精确度也提高了。米尼步枪就像是亚历山大时期的长矛、百年战争时期英国的长弓一样，能够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外杀伤敌人。俄军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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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2)

　　火药在中国被发明。宋朝最晚在12世纪初就已经使用火炮了。在此200年后，欧洲火炮的样式与宋朝的火炮非常相似，有点像到1970年代在中国还很常见的爆米花的铁罐。杰弗里?帕克：《剑桥插图战争史》，100-10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又过了100多年，大炮的射程超过了弓箭。在大炮的轰击下，城堡不再能够坚守，欧洲的封建制度瓦解了。火炮的使用直接导致了游牧部落的衰落。与箭镞相比，炮弹的运动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火炮是威力放大了许多倍的弓箭。制造火炮需要很多技术：采矿、冶炼、铸造。这些技术是定居者的长项。游牧者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优势，逐渐退回到草原和荒漠中去了。游牧民衰落的证据之一是土尔扈特蒙古人在厄鲁特部的压力下，原先居住在准格尔的土尔扈特蒙古人（西蒙古的一支）于1616年离开故地，迁居到里海北岸。他们居住在今天俄国的伏尔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之间，向东则到乌拉尔河。他们在俄国被称为卡尔梅克人，有一部分留在了俄国。。他们不满沙皇官员的统治，于1770年举族东迁，回到西北的科布多。回迁的人口多达30万。如果按男性人口的一半计算，这个部落可以组成一支7-8万人的骑兵军团。在枪炮时代之前，这是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那时游牧者的鼎盛时期已经彻底结束了。他们只能逃避迫害。

　　在满洲人入关之前，明朝已经在辽东战场上使用欧式大炮，一度遏止了满洲人的南下。葡萄牙人在澳门有铸炮厂，他们的炮被称为红夷大炮。明将袁崇焕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使用了红夷大炮。1626年2月，在攻城时，努尔哈赤受炮伤，7个月后死去。即位的皇太极一度试图讲和，但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保证在5年内收复辽境。不过，明朝已经朽木不可雕，大炮未能挽回最后的败局。那时，清人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葡萄牙大炮，用来轰击明军。在17世纪，蒙古和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仍试图创建成吉思汗那样的大帝国。满洲人是骑马射箭的民族，又学会了铸造和使用大炮，在对蒙古人的战争中占据了优势。在乾隆时期，清朝消灭了准格尔，彻底消除了北方草原的威胁。清人很快就停滞不前了。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送给乾隆帝的礼物中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炮一直留在了圆明园，从来没有人动用或研究过。在60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发现了这些大炮。它们还在原来的包装里。

　　骑射手是忽然地出现、射击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一种不直接的射击。在那个时代里，它的效力和破坏性几乎相等于我们今天炮队的射击。为什么这种优越性已不存在了？为什么十六世纪后游牧人民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权威了？正因为定居人民已经用炮兵来对抗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定居人民获得了一种人为的优越地位，把几千年的彼此间关系“推翻”了。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国的统一与强大都大大得益于铁路。一战前，面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德国制定了先集中兵力打击法国，然后再调转军队进攻俄国的战略。铁路允许德国从西线向东线快速调动军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因为信任铁路而两面树敌，把不情愿的法国拖进战争，又导致了英国参战。铁路是一种道路。火车是交通工具，可以运输部队。但火车不是作战平台，不能用来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战时的阵地战成为消耗战。突破敌人阵地的需要导致坦克的发明。坦克具有很好的机动力、火力和防护力。装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可以在战场上快速推进，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坦克兵、装甲兵对步兵就像马拉战车兵对步兵一样具有优势。实际上，坦克和装甲车就是马拉战车在工业时代的翻版。3000多年来的技术发展没有改变战争的基本模式。

　　矛、枪、炮的优势原理在海洋上也一样。一般而言，更大的炮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还可以射得更远，在敌人接近之前消灭他们。为了装载更多、更大的火炮，以及更厚的保护装甲，军舰的排水量也越来越大。“大炮巨舰”的趋势一直持续到飞机出现。飞机比军舰更快、更灵活，活动空间更大。飞机的制造成本却比军舰低很多，可以组成大机群，攻击火力足够猛烈到击沉军舰。那些没有及时改变装备思想的海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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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3)

　　b?从地中海衍生出的海权

　　在马汉发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海权的概念已不新鲜。只是当时人们对海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是马汉的长篇巨著让人们了解到海权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影响。受马汉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是后起的大国，海军和陆军都受到地理环境严重制约，因此最热衷于地缘政治学。马汉没有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却是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学家。

　　马汉提出的海权，是以海上作战为前提。如果战争不涉及到海洋，就不存在海权的问题。中国的战争大都发生在内陆。战国时，秦国大败赵国，白起坑杀40万降卒，就与海权（或河权）无关，尽管秦国大军东渡黄河攻打赵国时需要船只。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在一些重要战役中，长江上的水兵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三国时，北方的魏国不习水战，长江成为蜀、吴防卫的天险。魏军被火烧连营，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三国时代之后，战争显示了中国拥有海军的必要。隋、唐，以及后来的明朝和清朝，在朝鲜半岛都有两栖作战或近海海战。通往半岛的陆上补给线太长，海路就便捷了许多。蒙古人征服南宋，最后在南海上消灭了宋朝的水军；元军在日本惨败，是因为台风摧毁了船只。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原因是他有一支舰队。清军征服台湾，首先是打败了郑氏的水师。清末，日本侵略朝鲜时，要在黄海击沉清军的运兵船，再打败北洋水师。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因为美国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中国不可能通过黄海派遣军队，鸭绿江大桥成为志愿军补给线上最重要的节点。

　　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很少遇到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也没有官府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官方放弃了这样的利益。因此，当时的中国没有必要保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地中海是最适宜早期文明和航海发展的大海。在欧洲的北方还有一个几乎封闭的大海——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一样，多港湾和岛屿。如果那里不是太寒冷而多风暴，不是远离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样的文明。不过，波罗的海出产了维京海盗。这些海盗四处侵略，就像更早时期刚离开黑海一带大草原的印欧人一样。但维京人出现的时间有些晚，没有来得及创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从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欧洲大陆看做是位于波罗的海、北海与地中海、黑海之间的半岛，还有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温暖的南方，最后被北方蛮族征服。地中海的气候宜人，两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这些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在岸边，甚至在海内。当时已经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就很孤独。希腊文明晚出，在与众文明的交往之中发展起来。希腊在海岸极其崎岖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在大半岛的边缘还有许多小半岛和近岸岛屿。半岛多面环海，形成了许多海湾和岬角。希腊的土地多山而贫瘠，但这却是其福所倚。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当古希腊人刚从北方迁移到这里时，他们还不认识大海。他们惊讶地问当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么？回答是Thalassa（海）。希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

　　许多中国人对雅典有一些了解，却经常忽视了斯巴达，于是留下了古希腊是海洋文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印象显示了一个事实：雅典对后世的影响要比斯巴达的大很多。雅典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精神遗产：民主、哲学、文学、雕塑、建筑、航海，这些可以列入软实力的范围。精神遗产比物质遗产更持久，在一定时间之后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后世的光芒比斯巴达更灿烂。对于古希腊的地缘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过明确划分：“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用现在的地缘政治学术语来说，它们一个是陆权国家，一个是海权国家。在希波战争（前490-前449）中，雅典和斯巴达共同抵御波斯，发挥各自的军事优势，多次打败波斯的入侵。萨拉米斯之战（前480年），雅典舰队打败了波斯海军。希波战争以双方签订和约而告终。在抵抗侵略的战争结束后，希腊人自己打了起来，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雅典和斯巴达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帝国，各有一些城邦依附于它们。但雅典在海陆上都战败了。雅典投降，斯巴达取得了胜利。这时，雅典照耀后世的文明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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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4)

　　希腊人对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01年，波斯帝国的小居鲁士和他的哥哥争夺王位。小居鲁士雇佣了一万名希腊人——民主制度下的人是优秀的战士，后来的瑞士人也是如此。——从小亚细亚登陆，到了两河流域。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他们打了胜仗，但他们的雇主小居鲁士却在乘胜追击时被杀死了。随后，波斯人诱杀了希腊人的将领。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希腊军队没有溃散。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可见民主制度与自由散漫、随地吐痰没有关系。专制更容易产生散漫——对压迫的一种消极抵抗。民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希腊人选举了新的将军——其中之一是色诺芬色诺芬（Xenophon，前431-前350？）是雅典人。他的《长征记》（Anabasis）不仅记录了在波斯帝国内的艰难征途，还有他返回希腊后的生活——对古希腊日常生活的珍贵记载。《长征记》鼓励了亚历山大入侵波斯。色诺芬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忆苏格拉底》，记录了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讨论决定向北走到黑海。到了海边就会有希望，有他们熟悉的希腊语和船。他们在波斯帝国之内行军，路线大致与底格里斯河平行。终于有一天，色诺芬听到先头部队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他们到达了黑海的东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色诺芬把整个征程记录了下来。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对海上优势有了明确认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他们获得了经验。大约在马汉之前2300年，一位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希腊作者说：

　　位于大陆上的非岛民国家，较大的因为需要而被压制，较小的因为恐惧而被绝对控制，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依赖进口和出口，如果该国胆敢不听海上霸主的号令，它就会被取消这些权利。其次，一个海上霸主可以从事一些陆上强国无法做的事情。例如，蹂躏一个更强大国家的领土，因为海上强国总能在海岸线的某一地点登陆，而那里要么没有敌人的军队，要么仅有一小支军队。如果敌人预先在那一部分集结了力量，他们还可以上船后离开。这样的任务，与那沿着海岸线进军并赶来救援的有经验的军队比较，要更为容易。复次，对一个海上强国来说，它还可以离开自己的领土，航行到它喜欢的距离。而陆地强国因为行军缓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领土之间，不过能离开几天的距离。这样的一支军队，要么必须穿过友好的领土，要么必须用胜利打开进军路线。Pseudo-Xenophon，State of the Athenians，Ⅱ，2ff?转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3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这位作者接着说，如果岛民“还是海洋的统治者，那他们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们喜欢的坏事，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应”。除了比马汉早2000多年，这样的话和马汉说的没有不同。

　　希腊人的势力主要在东地中海。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境内）。该城建立于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经到达西地中海，他们是航海的商业民族。罗马不是一个海上强国，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迦太基支持罗马驱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随着后起强权罗马的扩张，它们为争夺西西里岛爆发了冲突。这就是两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前218-前201）。“为了补救航海技术的不足，罗马人发明了一种木板铺的坡道（绰号‘乌鸦’）。把船只换装上作战平台。这样它们可以有效地使用罗马式的军团，把陆地的战术用到海上的作战。”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20页，海洋出版社，1986年。罗马初战得胜。海权的迦太基在陆地上不可战胜，而陆权的罗马控制了地中海。最后迦太基失败。战后，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拥有在地中海的霸权，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

　　罗马帝国之后，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权，向北入侵。然后基督教徒开始反击。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和热那亚为十字军提供了一支供应舰队。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海军，支持对伊斯兰教徒的征战。在此后的300多年中，这两个贸易中心更为争夺地中海利益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1298年的那场战争中，威尼斯惨败，马克?波罗被俘，在狱中讲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励了后来远离地中海的大洋探险。在1380年的陆战和海战中，威尼斯取得最后的胜利，获得东地中海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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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5)

　　在地中海时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静。北欧海盗他们是今天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统称为维京（Viking）。富有侵略性。他们的袭击方向由北向南，目标从今天的英国、法国到俄国、北美。他们的活跃年代不到百年，大致在793-1066之间。维京人也像游牧者一样，先是滋扰与掠夺，进而在他们入侵的地方落脚。不同的是，海盗凭借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则依靠奔驰在草原上的马。明朝时，倭寇其实大部分倭寇是中国的海盗。他们原来是渔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为寇。他们加入倭寇，或打着倭寇的旗号。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国本土公司，在海外注册之后，就可以在国内享受超国民待遇。像北欧海盗一样在沿海地区烧杀，但没能在大陆上获得长期的立足点。那时海战的武器和陆战的一样。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战争的争夺起点是弗兰德。1340年，英国军队试图在弗兰德登陆，法国的军舰列在港口前阻拦。在海战中，英国人的长弓像在陆战中一样威力强大。在两军对垒中，英国人先以长弓射击，再扔标枪和石头，法国人死伤无数，估计在1?6万到5?5万之间。这时，海权争夺重点还没有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战（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后一场大海战。此战发生在海权已经转向大西洋之时。西班牙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帝国。战争起因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组成联军，与伊斯兰教争夺地中海，而法国则愿意坐观西班牙苦斗。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被基督教联军打败，向欧洲的扩张势头被遏止。此后，因为大西洋航运的兴起，威尼斯的繁荣不再，但与土耳其的海战又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百年。在勒班陀海战中，欧洲已经有了两个多世纪使用大炮的历史，可是战斗的目标还是靠近敌人，登上敌人的船舰搏杀，如同在陆战中攻入敌人的堡垒。富勒在评说勒班陀海战时说：

　　在地中海的海军战术，是首先为争取位置的调动，接着为正面的突击、迂回和登上敌船，与萨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战并无太多的区别。总而言之，一切的意图和目标，就是在水面上打陆战。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4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海战就是水面上的陆战。在勒班陀之战，基督徒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敌人的旗舰，杀死了奥斯曼的司令。虽然双方有装备了火炮的双层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隶划桨手——大约占全部人员的一半。从萨拉米斯到勒班陀萨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腊的佩特雷湾北岸。两场海战分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和西北。，在长达2061年的时间里，海军战术没有大的改变。到16世纪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已经进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后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只还沿着海岸航行，海战也在可以看到陆地的海面上进行。布罗代尔说：“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与普通的河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页。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大陆上最西的两个国家，濒临大西洋。葡萄牙首先开创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时代，西班牙紧紧跟上。两国是最早的世界帝国。不过，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的过程并不容易。“中世纪的地理学家认为，葡萄牙离地中海很远，而那却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因此，葡萄牙在欧洲的海上国家中，处在最糟糕的地位。”茨威格：《麦哲伦航海纪》，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葡萄牙的历史证明，在机遇到来时，国人如果有勇气和远见，地缘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在勒班陀之后17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消灭，海权重心彻底转入大西洋岸。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海上霸主先后有荷兰（海上马车夫）和英国，然后过渡到美国。

　　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也是“岛国”。在马汉时期，美国已经完成了在北美大陆上的陆地扩张并转向海洋扩张。美国在与印第安人作战时不需要制海权。在独立战争中，法国人在海上帮助美国人，抵抗法国的邻居和夙敌英国人。在美国人中间，通常是孤立主义（或其变种——单边主义）占上风。他们愿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卷入欧亚大陆的事情。可是，一旦出现扩张的机会，美国人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对时机向来抓得很准。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35
第55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西洋和欧洲是主战场。美国的珍珠港受到袭击，仍把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国放弃了印度以东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英美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欧洲的敌人更强大。美国在太平洋上打败了日本，把整个大洋收入囊中。冷战期间，美国打的两场大的热战都在东亚（东北亚的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但它的战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冷战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里又清晰了。美国把核潜艇等攻击武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不仅意味着太平洋地区的热点更多，也表明全球战略重点在向太平洋转移。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体，其北部位于东亚和北美西海岸之间。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太平洋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为美国在那里不会遇到挑战——苏联帝国已经垮台，今日的俄国不足为虑。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够建立强大的海权。从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岛民“除极少数例外，都是航海专家和贸易专家。他们拥有优良的大型航海独木舟，用来进行远航贸易、探险或征战”。布洛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一译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书中研究的这些航海者在新几内亚岛以东的特罗布里恩群岛。这些岛民们不仅做贸易，还残忍好战。他们在岛内攻伐不已，还划着独木舟去进攻别的岛屿德里克?弗里曼：《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3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简直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同行。但他们一直处在原始阶段，文化落后，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轻易征服。有些岛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杀，剩下的完全被边缘化，如澳大利亚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岛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国家，却不能幸免于被美国吞并。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护。另外，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和分类，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属于停滞的文明。在各个岛屿上，后人们不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术（如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还失去了发达的航海术。这是不能应对挑战的后果。文明成长的关键是成功地应对挑战。这个发现可以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为戒。把责任推向地理和环境必将导致放弃人的努力。

　　海权曾对陆权具有某种优势。海洋的空间更大，可以避开陆地上的天然险阻；海运的运载量更大。在火车、汽车、高速公路出现之后，海上的优势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运动空间大、运载量大。不过，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居住在陆地上，这是陆权国家最大的天然优势。如果陆权国家有强大的空中力量，海权国家的优势就会被进一步削弱。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那时，航空母舰（主要武器是航弹和航炮，不是舰炮）在海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用来对付航空母舰的最有效武器还是飞机。航母的目标太大，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航母将来的作用很可能限于用来威慑弱小的国家，而不是与其他强国作战。在国家整体实力不悬殊的前提下，有了强大的空中力量，陆权国家能够与海权国家在海上一争雌雄。

　　c?制空权与战略轰炸

　　意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与德国统一很接近，但与德国不同的是，在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意大利既非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强国。其军队缺乏斗志，不堪一击。但这个国家却有很大的雄心。早在189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被土著人打得惨败，因此得出“不适宜经营殖民地”的结论。但意大利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于1935年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又被打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碰巧站在了胜利者一方，成为战胜国。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是美、英、法三强之后的第四强一战后，意大利在四强中的地位有些类似二战后中国在五强中的地位。因国力有限，只能勉强维持大国地位。。四国的领导人把持了和会。在会议期间，意大利对其他问题都没有兴趣，一味对邻国提出许多领土要求，却没有得到另外三强的支持。为此，意大利总理V?E?奥兰多在三国领导人面前失声痛哭，意大利代表团还一度愤愤地退出和会。制空权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弱的西方“大国”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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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8)

　　在非洲和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进展也得益于制空权。大西洋的反潜作战需要飞机，而盟军的飞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德国潜艇开始是攻击武器，后来成为被猎杀的目标。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的空降兵虽然非常不顺利，但还是在战线之后牵制了德军部署。

　　1948年，苏联以维修道路为理由，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西方占领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苏联的囊中之物。西方国家对西柏林的空运持续了1年，突破了苏联集团的阻断。苏联挑起争端，最终却解除围城，在冷战中开局不利。这场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这是利用空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较早例子。西方的物质从空中进入西柏林，同时，东方的人员经陆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数十万人逃亡。苏联和东德大伤脑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筑了柏林墙，沿途埋设地雷。加上古巴导弹危机，那段时间是冷战的高峰期。1989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

　　在二战之后很多年，拥有制空权能够压制地面部队，大量杀伤地面部队，却不能击溃或消灭地面部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地形复杂，森林广布，遮蔽了空中的视线。美国对越南实施地毯式轰炸，惨无人道地轰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进。不过，飞机技术和制导技术进步很快，空中的优势得到加强。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两场伊拉克战争中，空中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军持续轰炸，没有动用地面部队就迫使南联盟撤军。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主要担任最后的清理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空军的作用仍将继续上升。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夺制空权的目的，一是保证己方，二是打击敌方。拥有“制空权”的一方可以从空中调动军队和物质，或直接打击敌人，而不必经过陆地或海洋，大大减少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对飞行的主要限制是技术因素。飞机的滞空时间和飞行速度相对有限。因此，一国需要在陆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潜在的目标。即使将来飞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碍，时差、语言、文化、宗教不会因飞行速度而改变。美国在研制一种能够不间断飞行的环球轰炸机。它可以从美国起飞，在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地方。这种飞机可以威胁欧亚大陆的安全，但不会帮助美国融入欧亚大陆。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使美国成为欧亚大陆国家，同样，新型轰炸机也不会。

　　d?对陆地的再重视

　　杜黑的理论不是凭空而出的。他在军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实际上把空军比作炮兵，从炮战中汲取灵感。英国军官J?F?C?富勒认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炮主义，只不过把发射（投掷）炮弹的角度从水平改为垂直。《装甲战》，300页。在飞机加入一战的时候，陆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空权理论没有一枝独秀。在《制空权》出版11年后，也出现了基于新的技术的陆战理论。1932年，富勒发表了《装甲战》。富勒的“装甲战”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军溃败时产生的。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它实际上是一本“野战勤务条令”讲义，侧重于装甲战术运用。富勒认为，可以用装甲部队来对付空中力量，“地面机械化与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关的。”《装甲战》，35页。

　　富勒的理论在英国一度被忽视。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步兵学校只有6位军官借阅过刊登富勒“野战勤务条令”讲义的《步兵杂志》，《装甲战》，2页。这是别人所写的前言介绍的情况。还未必是为了读他的文章。不过，《装甲战》在德国和苏联都受到重视。德国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苏联的铁木辛哥元帅予以极高评价。古德里安是装甲战的另一位理论先驱。他的书籍被翻译成法文，却没有受到法国军官的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国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装甲车辆，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地面攻击力量。一批名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德国有隆美尔，苏联有朱可夫。此外，美国有巴顿，英国有蒙哥马利。他们都是指挥装甲部队的将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顺利推进，得益于装甲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德军飞机实施纵深轰炸、装甲部队快速推进的闪电战（闪击战），捷克、波兰、法国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失败了。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盟军和德军多次出现坦克集群的对攻。在库尔斯克战役，4000辆苏联坦克和2700辆德国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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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7)

　　朱里奥?杜黑（1869-1930）是空权理论的首创者。他在炮兵工程学校接受教育。在1912至1915年期间，担任意大利陆军第一个航空营的营长。他曾因批评意大利陆军司令无能被判入狱一年。1918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1921年，在意大利陆军部的赞助下，杜黑发表《制空权》。第二年，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党掌握政权，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但在一年后辞职。制空权理论不是出自一个军事强国或工业大国。意大利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先进的、强大的空军。现代的陆权及海权理论建立在对历史回顾的基础之上，而杜黑的空权论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测。同样，一战后出现的装甲战理论也是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用飞机和坦克已经投入到战场，但没有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飞机和坦克的技术还有待发展，空战和装甲战的战术还有待研究。这两大类武器将在下一场大战中改变战争的方向，唯有卓有远见的战略家可以预见。在杜黑之后，以现实为基础的预测取代了回顾，成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必要准备。

　　早在1909年，杜黑就开始宣扬制空权。他预言说，在陆军和海军之外，“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朱里奥?杜黑：《制空权》，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权》中引用他发表在1910年罗马《准备》报上的文章《航空问题》。他那时是一名少校。这时距离莱特兄弟成功发明飞机只有5年多。在1903年12月，兄弟俩的第一架飞机只飞行了12秒。杜黑说：“掌握制空权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制空权》，26页。制空权是唯一重要的。“获得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反之，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最终失败。”《制空权》，24页。黑体为原文所加。在使用飞机之前，战争中的国家分为前线和后方。士兵在前线厮杀，后方仍可以维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线。飞机改变了这一切。飞机取消了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把整个敌对国家变成战场，轰炸不设防的城市。

　　在夺得制空权之后，杜黑提出对敌人的后方目标实施战略轰炸。“这种战争的结局必须建立在摧毁一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上。人民时时处处陷入一种可怕的灾难之中，直至整个社会组织最终崩溃。”《制空权》，65页。整个国家将成为战场，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击。很快，杜黑的理论得到应用。首先是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在1937年4月把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炸为平地。毕加索画了一幅画，以这个小镇为名。他称他的画“格尔尼卡”为德国的杰作。作为战略攻击，日本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第一次实现了杜黑的预言。从1938年2月18开始，轰炸持续了5年半，日本飞机共炸死市民近1?2万人。然后，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伦敦轰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轰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轰炸、二战后期的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实施“地毯式轰炸”，更是志在杀伤平民。冷战后，武器进步减少了敌国平民的伤亡，但这只是精确制导技术的一个副产品，轰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伤亡。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战略，对城市和民用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以摧毁民众的信心和敌国的战争能力。这些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二战初期德国对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的空中闪击战。但是，轰炸并不像杜黑预言的那样，总是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并不总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而这将发生在陆、海军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之前！”《制空权》，62页。有时，轰炸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飞机也改变了海战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是搜索、侦查。那时的飞机还很简陋，携带的弹药很少，不足以对海上目标发起攻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中力量（陆基或海基）已经能够压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飞机比军舰击沉了更多的舰船，宣告了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航空母舰战斗群成为海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1942年5月，两国海军爆发珊瑚海海战。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正式海战，但双方的军舰却根本没有交火。发起攻击的是舰载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海军上将恩斯特?约瑟夫?金称之为海军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405页。日本在美国海空军的攻击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风自杀飞机。美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器是飞机投放的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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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9)

　　因为铁路的普及，大陆上的交通便捷了许多。麦金德因此断言陆权将超过海权。但火车的载货量远远不及远洋货船，而且成本高过海运很多。现在有了高速铁路，却更适合客运，而不适合大宗货物的运输，因为成本太高。空运也同样存在着成本的问题。现有技术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陆地运输的成本，不能提高运输量。就军事行动而言，陆权对海权仍然处于劣势。但这个劣势不是不可弥补。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优劣及道德号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陆国家占有优势，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陆国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总体而言，在新技术条件下，大陆国家仍将具有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有类似声音，但角度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赢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大国政治的悲剧》，121页。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错的。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家也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未必需要陆军对决。在军队严重依赖高技术装备的时代，拥有优势海军和优势空军的国家一定也有发达的陆军。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像另一个岛国人麦金德一样夸大了陆地力量。他的出发点是从岛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而大陆国家则是从大陆出发，保证海洋航行的畅通。因此，米尔斯海默对陆海空军力量的判断标准与大陆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容易高估陆军的作用。比如，他的结论中有两条是，“单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大国政治的悲剧》，130页。“从海上进攻大国的领土要比从陆上入侵来得困难”《大国政治的悲剧》，160页。。可以看出，米尔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陆国家攻击时的困难；大陆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锁，而不是等到敌人登陆入侵——已经有了主动与被动。差异是由于海岛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过，米尔斯海默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大国政治的悲剧》，120页。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曾经在短时期内征服了遥远地区。然而，它的全球霸权是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众多盟国的支持下做到的。这样的支持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能获得。冷战结束后10多年，美帝国已经呈现颓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将更为分散，区域化的势头将更强劲。原因就是大国投射影响的能力有限。

　　e?高边疆与星球大战

　　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地方，他们会制造出适用的武器。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人类进入太空不过数十年，近地空间已经布满了各种军事设施。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要经过空间。“和平利用太空”只是开发太空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开发初期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空间站”是各国在空间科学合作方面的一个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会妨碍更多的空间项目被用于军事目的。

　　人类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于军事目的，是德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V-2是最著名的产品，在二战中被用来攻击英国。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技术直接得益于德国的火箭研究。在冷战期间，美苏的一个重要竞争领域是太空。取得空间优势是他们发展空间技术的动力。苏联在1957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率先实施载人太空飞行，“东方”一号飞船距离地球表面302公里。这是人类首次进入太空。苏联的太空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受到巨大压力。苏联人进入太空一个多月后，美国总统J?F?肯尼迪宣布了载人登月工程。与苏联的航天计划相比，“阿波罗”计划更复杂，也更宏伟。1969年7月，美国首次把两名宇航员送上38万公里外的月球。此后美国宇航员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在递减，当它不再能显示美国的空间优势时，就在1972年12月结束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战的产物，是超级大国炫耀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结果。两国的宇航员被当作国家英雄（也是人类英雄）。1960年代是人类走出地球，向太阳系扩张的开始。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5-11 11:59
第59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0)

　　空间被称为高边疆。对比地球表面的边疆开发历史，这个词本身已经隐含着军事意义。与以前的军事理论一样，在“高边疆”理论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他是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O?格雷厄姆（1926-1995）。格雷厄姆毕业于西点军校，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3-1974）、国防情报局局长（1974-1976）。在1976年和1980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是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军事问题顾问。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们一起讨论过导弹防御计划。在1979年秋天，在里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边疆”的概念。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营的“高边疆公司”（High Frontier，Inc?），以推动太空动能武器的发展。他是“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从苏联紧随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美国一直执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政策，对遭受的任何核打击实施核报复，从而吓阻苏联使用核武器。这个威慑政策是进攻型的。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提出了防御性的政策，其实是维护美国的核进攻优势。他说：“如果苏联加入我们大量减少武器的努力，我们将成功地稳住核平衡。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报复的恐惧、相互的威胁。”有没有办法不采取报复呢？里根宣布他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开始一项计划，用防御的方法来对付令人胆寒的苏联导弹。让我们求助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吧。正是这些力量生产出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给予我们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质量。”里根询问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知道他们的安全不依靠美国即时报复的威胁来威慑苏联进攻，我们能够在战略弹道导弹到达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我们盟国的土地之前就拦截并摧毁它们，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因为苏联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为无用之物，同时却处在美国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反弹道导弹系统，而美国人认为苏联已经领先。迟至1986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总而言之，在战略防御作战经验的许多关键领域里，苏联都领先于美国，并保持反弹道导弹和雷达的生产线空闲，以便迅速扩大生产。”While Opposing Reagan?s SDI，Moscow Pushes Its Own Star Wars，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No?540，October 21，1986，Kim 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国总是倾向于高估对手，并从不隐瞒对方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所以，任何头脑清醒的竞争对手都不会因为得到美国的较高评价而沾沾自喜。这次也不例外。在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前两个星期，里根在3月8日发表了关于苏联“邪恶帝国”的演讲。所以，1983年是冷战后期美苏的对抗小高峰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6年10月与里根举行了雷克雅未克会谈。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双方没有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达成妥协。在冷战结束20年之后，美国和俄国还在讨论如何开始削减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谈判。

　　最初，美国计划以天基的激光发射器为拦截武器。后来事实证明，那时的激光武器还很不成熟，其他相关技术也不成熟。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府一再缩小战略防御计划的内容，至今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但在当年，该计划却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被认为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众多。苏联内部和东欧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是主要原因，而经济已经临近崩溃。外部原因则有阿富汗战争的消耗，以及中国和美国站到一起等新因素。当然，在东西方对抗中，西方对苏联集团的压力一直存在（反之亦然）。在苏联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星球大战计划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边疆”美国空军现在有一本《高边疆》期刊。很类似美国当年的“西进运动”。美国向西开拓“边疆”是一场以武力为先导的运动。只有在驱赶和屠杀土著的印第安人之后，才有“边疆”地区可供美国人开发。太空本来无人居住，那里没有人因为“高边疆”运动而受到伤害。人类进入太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地面上的军事优势，不是向太空殖民，或者开发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在太空过上可以自持的生活，从别的星球运回矿产并获取利润也很困难。除了接纳人类的探险精神之外，太空总是直接为人类在地面的生活和活动服务。这些活动多是军事的。“高边疆”运动比其他边疆运动（包括地理大发现）具有更多的军事成分。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09:57
第6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1)

　　侦查、通讯、指挥、控制——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已经搬上了卫星。卫星（以及以月球为基地的平台）不仅收集和传递信息，而且还将搭载武器。除非各国拿出足够的诚意，否则太空的非武器化必将成为空谈。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了核武器控制的失败先例。

　　f?四权之外的争夺

　　以上这些理论反映了一个简单事实：军队运动速度在提高、运动空间在扩大，军力投射距离在加大，同时，武器打击距离增加，烈度增加，并能够更好地保护使用者。在四权之中，能够更好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一个权必定占有优势，因而更受理论家注目。权力优势不是恒久的。现在有了对四权的争夺。在进入太空之后，人类的竞争和战争范围还没有达到最大化。人类的探索是无穷尽的，人类的竞争是无穷尽的，人类对权力的争夺也是无穷尽的。人类探索到哪里，权力争夺就会跟到哪里。战争将出现在人类身体和人类工具所能达到的一切空间和虚拟空间。所有这些争夺都应该是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实体空间之外，争夺已经进入了虚拟空间。现在不仅有了“信息战”理论中国的沈伟光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理论的人之一，也许是最早的一人。奇妙的是，他所受教育不多，不懂电脑，更不懂互联网。他有官方身份，却是私人著述。，一些国家还组建了信息战军队。在军事冲突中，黑客攻击对方的网络系统，瘫痪敌方的通讯、指挥和宣传，就像在热战中炸毁敌人的道路和大桥。据报道，在2008年的俄国和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中发生过网络攻击。俄国有非常好的数学和软件人才，但两国都不是信息产业发达的国家。所以，这样的攻击只是小试锋芒。将来也许会爆发“制虚拟空间权”的大规模战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曾多次指责中国的黑客攻击。这种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看不见实物，看不见硝烟，却能够达到战争的目的，使“敌人”遭受他们不能承受的损失，屈服于“我们的”愿望。信息战会像热战一样造成大量的财富损失，也会造成人员伤亡。1999年喧嚣一时的“千年虫”事件虽然有些夸张，有杀毒公司的商业炒作，但当时对“虫”后果的预言可能会出现在信息战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电磁战已经是战争手段之一。在设计时注重飞机、军舰等作战平台的隐形性，以加强它们的自我防护和突防能力。同时，侦查技术也在进步，以更早地发现更远处的目标。远离敌人在非打击武器中也同样适用。雷达是侦查工具，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雷达的搜索面积大、实时，取代了飞行员在空中用肉眼搜索。和无线电一样，雷达的出现也可被看做符合武器系统的进步模式。很多年来，不仅战斗机、轰炸机等作战飞机装上了雷达，还出现了专门用雷达搜索目标的预警机，以及间谍飞机。对于地缘政治学，这些具体的军事技术可以归入更大的种类。详细研究是军事学的内容了。

　　在物理学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进入更多的空间维度。那时，也许会出现“制第八维空间权”之类的理论和实践，以控制进入其他宇宙的通道。我们这一代人大概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但假如看到了，合格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会为此惊讶。人类有掠夺和杀戮的本能。除非受到政治的制约，战争具有向更大规模发展的倾向。

　　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人类杀戮的效率越来越高。战争加速了武器的研发。一战时的新武器是飞机、坦克，还有大量使用的毒气。二战时期是核武器。冷战时期是导弹。20世纪末是信息化、精确制导炸弹。21世纪初的标志性武器还没有出现。可能是冷血的（无血的）人工智能士兵。这样下去，武器总有一天会失控，落入有毁灭人类决心的狂人手中，或脱离人类而具有独立意志。不过，如果没有了人类，地球的其他生命会幸福很多。

　　地缘政治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彻底改变。所有技术的目的都要归根为“人”，或为人服务，或为了控制和杀伤人，还是为了己方的目的服务。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上，这一事实长期不会改变。今后人类也许能够终生在太空生活、繁衍。但他们可能在数代之后变异为别的物种。技术没有灵魂。先进武器可以控制人，杀伤人，却不可能争取到人心，也难以长期控制地面上的财富。空中的、海上的胜利者最终还要回到地面上来。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09:57
第6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2)

　　显然，在三权和四权之外，还有需要争夺和控制的权力。军人们更了解这些技术性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人权。人权是权利（right），也是权力（power）。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没有权力保障的权利则是一纸空文。人权是中国人的权利，不会因外国人提倡就变成了国外特有的权力。人权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儒家的先圣们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和“仁者无敌”等观念。在距今2300多年前，儒家的“仁”是超前的，也是有限的。他们要求权力者向人们施舍他们原有的权利，不知道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早期的儒者是理想主义的权力崇拜者，后世有更多匍匐在权力之下者。当他们试图现实地操纵权力时，就变成了法家。法家擅长的是权术，很少是法律。如果非要与现代比较，他们更接近于狡诈的律师，而不是正直的法官。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以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为起点，恢复传统的仁爱文化，建立起能够真正、充分保障人权的制度，必将在世界上为中国增添巨大权力。

　　陆地、海洋与领土的关系

　　在讨论了陆权、海权、空权和太空权之后，还是要回到地面上。制海权、制空权和制太空权都离不开陆地上的基地，它们的目的是取得陆地上的优势。如果不能帮助在陆地获得优势，各权就失去了意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总是生活在陆地上，因此，权力也必须落实到地面。古希腊神话说，巨人安泰（Antaeus）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Gaea）。他只要接触大地就能百战百胜，因为他能够从母亲那里汲取无穷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识破了他的秘密，在搏斗中把他举到空中扼死。这个神话大概是空权打败陆权的最早事例。然而，赫拉克勒斯是站在大地上杀死敌人，取得胜利的。

　　这场搏斗的起因是宙斯（Zeus）要向他的祖母盖亚造反。宙斯是安泰的侄子、赫拉克勒斯的父亲。算起来，赫拉克勒斯比安泰小两辈。他的胜利表明，新权力取代了旧权力。

　　a?清末的陆防与海防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这也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在19世纪中期之前，对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中国的目光朝向内陆，一向缺乏向海洋扩张的动力。而在陆地上的扩张也不积极。汉、唐两朝都有向西方的扩张，但主要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或突厥，目的是以攻为守，不是扩大帝国的疆界。南宋皇室为躲避元兵而逃难于海上。最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海洋没有能够挽救南宋皇帝的性命。自汉、唐的强盛之后，中国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出现在元、清两朝——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元朝军队进攻外海岛屿（日本、爪哇）都遭到失败，证明游牧民族不擅长跨海作战。不过，台湾在元朝时正式归属中国。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最大的壮举，却仅限于炫耀帝国的强盛。大船队满载着士兵和财宝，却对海外土地和商业利益没有任何兴趣。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遭到强敌入侵，漫长的边境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清廷左支右绌，无奈虎狼之国太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05年，为害中国最深的国家是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除了俄国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入侵之外（它确实也这么做了），从其余三国到达中国都要经过海洋。对于中国，英、法、日是海上强权。但这个判断并不完整。它们也从陆地上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不仅在中国海岸登陆，抢占租界，还在中国周边建立了殖民地。对于中国不易到达的内陆地区，英国和法国从它们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上渗透、蚕食。日本占领朝鲜后，也主要从陆地上向中国发起进攻。这些殖民地从前都是中国朝贡体系的成员国。

　　在20世纪初之前，英国和法国在中国主要追求贸易利益和小块租界，没来得及抢占大片殖民地。进入20世纪，它们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在远东扩张的势头大大减缓。所以，英法两国在中国经营殖民地的时机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并能够动手瓜分的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位芳邻一个来自陆地，一个来自海洋。与英法相比，它们是次一级的帝国。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虽然比俄国的晚很多，但发展速度却比俄国快很多。而且，日本的扩张不像俄国那样有多个方向。从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方向（琉球、朝鲜等目标是中国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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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3)

　　俄、日把扩张目标对准中国的时间相差不远。1850年，清朝与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等国打败，失去了向地中海方向扩张的可能。因此，俄国转向东方，先后吞并了中亚的三个汗国，到了中国的西北边疆。俄国趁着阿古柏入侵新疆，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1854年，日本结束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明治维新，实力渐强。1872年，日本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变成藩属，又在1874年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入侵台湾，索取清廷50万两赔款后退去。

　　在这个关键时候，清朝在快速衰败。太平军（1850-1864）、捻军（1852-1868）等内乱使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乱。西北、西南有回族、苗族的大规模反叛。在1856-1860年，英法寻衅，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掠夺并焚毁皇家园林圆明园。普遍吸食鸦片造成国民体质下降，白银外流。大清朝气息奄奄，呈现出典型的末代景象。多亏了几位能干而又忠心的大臣。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扶持之下，清廷平定内乱，发展工业。因为“同治中兴”（同治帝1860-1874在位），清廷才又勉强维持了30多年。

　　曾国藩（1812-1885）和李鸿章（1823-1901）都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门下，创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妹妹四岁的儿子即位，得以继续以太后身份掌握大权。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的海防。陆防和海防都在争取有限的资金，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大敌压境之下的无奈之举。1875年，清帝许诺每年划拨400万两海防经费。到了1877年后期，李鸿章收到的还不足200万两，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费巨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该章作者是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从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72页。此外，在这7年中，经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因中介从中赚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为10%，比当时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费7451万两（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554页。国税和地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田赋和厘金（营业税），关税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进出口大致持平。在1亿3672万两白银的贸易总额中，约有110多万两的盈余，关税收入是1196万8109两。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费的资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鸿章说：“二者兼营，则皆无成而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页。转引自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3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鸿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四，第131页，薛福成。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31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薛福成（1838-1894）时在李鸿章幕府中任职。有了铁路之后，陆地运动速度加快，陆权对比海权的劣势大大减少了。当时中国在新疆既无铁路，又无（有线）电报。最大的挑战来自后勤补给。左宗棠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10页。同时，左宗棠也知道，如果海疆不定，朝廷也不能够顾及西疆。他又说：“只盼海上宴然，英事速结，再做区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28页。“英事”指1875年的马嘉里事件。这次事件起因于英国吞并缅甸后对中国西南的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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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4)

　　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没有错。清朝确实无力同时在东西方打两场战争，对手分别是日本和俄国。李鸿章的错误在于对时机的判断。在中亚的大角逐中，俄国与英国互相牵制，它们都在利用阿古柏。在东海，日本对中国还不具有海上优势。那时，海防和塞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在两个方向上短期都不会形成战事。所以，清朝没有遇到东西海陆两线作战的问题，甚至连单线作战都算不上。这两个问题都通过谈判得以解决。中国支付赔款，从俄国收回了伊犁，从日本收回了台湾。但是，真正的危机将在数年之后到来。

　　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担任新疆省第一任巡抚。西部暂时较为平安。1879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国，建冲绳县，又遣使来中国谈判。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海军正式成军。这时的日本还不那么确定它的实力，提出把琉球群岛南端的先岛群岛（包括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分还给中国。当初，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西部，是想在东部更强硬地对付日本。他（或执笔的薛福成）设想，如果中日谈判不利，清廷将“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五，第177页，薛福成。转引自《李鸿章传》，311页。以武力威逼日本的想法或出自薛福成。设想很宏大，显示出李鸿章对海防有很大的信心。但中国终于失去了琉球。李鸿章更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3年，中日海上力量的对比就完全倒转了。

　　1884年6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到北京，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月，法国攻击驻越南的清军，接着又侵犯基隆，袭击福州。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也遭到轰炸。左宗棠这时已经病重，但仍请旨出征，离京赴闽，于12月到达福州。他督办福建防务，筹办台湾省，未几，于1885年9月3日去世。次年，台湾脱离福建，单独建省。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消灭。根据《马关条约》，建省不到9年的台湾被割去。1900年，八国联军直入北京。事实证明，中国既无海防，也无塞防。战后的烂摊子还要李鸿章去收拾。庚子议和时，他已经是烛光摇曳，光影昏暗了。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俄国又图谋东北。在俄国一击之下，李鸿章终于不支，于11月7日去世。梁启超很推崇李鸿章。他如此评价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垢，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梁启超：《李鸿章传》，100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

　　在1875年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清廷如果能励精图治，还有振兴的机会。但要振兴，非有大变革不可，而大变革远非臣下之权所能及。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到了19世纪的最后20年，局势迅速糜烂到不可收拾。李鸿章只是一个臣子。他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太后的奴才，权力仍然很有限。面对太后和满清权贵的无知和掣肘，官僚阶层的腐败和颟顸，以及官场上的倾轧，他无可奈何。李鸿章为清廷没落承担了最后的骂名。但是，谴责者们忘了，国家的灾难不是他制造的，他只是奉命收拾残局的人。当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时候，清朝已经奄奄一息，不可救药了。国运衰竭，而后才会有海防塞防之争。

　　中国是一个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大陆国家，因此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大陆国家，也不是完全的海洋国家，而是兼而有之——既兼有优势，也兼有劣势。中国在海洋和陆地上都有极大的利益，不可采取海权和陆权分离的理论。海陆都不可放弃，也没有出现必须放弃其一的最后关头。在清朝覆没前30多年，清廷（慈禧太后）还有能力兼顾两者。对于中国，海权和陆权是相辅相成的，“水陆并进”才是正路。海权的发展离不开陆权的支持，反之亦然，不可顾此失彼。另外，美国在海洋和陆地对所有国家都仍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没有必要在现阶段突出某一方向，展现出挑战的姿态。况且空权和太空权早已使海陆二分、对立的观点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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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5)

　　中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不是给中国贴上一张“陆权”或“海权”的标签就可以解答的。它将由中国的国内国际大战略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不应该是“国家机密”。

　　b?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

　　一个国家的成长必定伴随着扩张，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国家的扩张大致有两种类型：土地扩张和市场扩张。在二战结束之前，日本和俄国属于前一个类型。中国首当其冲。这两个国家的扩张来源于对安全的焦虑，对土地的渴望，对征服的期待，以及对欧美的模仿。每当占领了新的土地之后，又会出现新的边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又需要新的扩张。如果不知收敛，就会导致扩张链条崩溃。领土扩张是这样，市场扩张也是这样。

　　领土扩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陆地扩张和海洋扩张。俄国和英国是扩张大国。俄国是陆地领土扩张，新占领的土地与原来的国土相连。英国是海外领土扩张，新的土地远离本岛。在1890年代之前，美国的扩张是陆地型，之后为海洋型。如今，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民族意识高涨，宗教情绪对立。而且，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几乎每一个适宜居住的角落都是人头攒动，许多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都住着人。这个时候的领土扩张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成果却很难守住。同时，军事行动的耗费与代价越来越大。但是，大国仍然要扩张，这是它们的生性所决定的。

　　俄国的扩张继承了草原帝国的基因，在16世纪国家形成初期已经开始。在1689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固了它在远东占领的土地。在尼布楚之前，俄国已经占有亚洲最东部的堪察加半岛。那时，东西方的差距刚开始加大，俄罗斯暂时无法对中国下手，而且它那时的主要目标放在海洋上。同在1689年，彼得一世把他执政的姐姐幽禁起来，独自掌握大权，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俄国走向海洋。俄国的第一步是争夺出海口，为此，这个大陆国家要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之间长期相安无事。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卷土重来。这时的清帝国已无还手之力了，于是割地赔款。俄国从中国侵占的领土都是在陆地上与俄国相连的，甚至在它只想制造一个缓冲区时，也能够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俄国没有能够从海上割取中国领土，旅顺港最终还是归还给中国了。

　　俄国历史是由领土扩张塑造的。没有扩张就没有俄国，而不能够扩张的俄国就会失去国家的目标，变得无所适从。俄国学界对扩张的评价非常高。米罗诺夫罗列了许多好处：

　　俄国史学泰斗（C?M?索洛维约夫、B?O?克柳切夫斯基、П?H?米柳克夫等）认为，领土扩张是俄国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是对的。扩张为俄国带来了重要而积极的后果：自然资源的增加；人口中心和经济活动从北向南，向更适宜的地理环境转移；在边境地区俄国人的安全系数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在老居住区和新居住区之间劳动资源的更合理分配；在被合并的西部地区具有更发达文化和经济的等级—团体组织，对俄国社会制度的有效影响。……没有领土扩张，俄罗斯就像16世纪前一样，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欧洲一隅之国，在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绩，人民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4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俄国扩张的最初动力是为了保证安全。欧洲东部的大平原一望无际，无险可守，而且还很寒冷。拿破仑和希特勒是欧洲数百年来历史上最出名的两位军事强人。他们都曾入侵俄国并遭遇惨败，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俄国士兵，还有严寒和广阔的土地。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曾试图入侵英国，都因为不能安全渡海而放弃。拿破仑法国的海军被英国击败，希特勒德国的空军被英国雷达照射，不能取得制空权，海军也就不能渡海。与俄国广阔的平原不同，英国可以固守一条狭窄的海峡而自保。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09:59
第65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6)

　　到目前为止，陆权国家走向海洋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标志是掌握“制海权”，而不是获得更多的出海口。俄国夺得芬兰湾出海口，修建圣彼得堡，在远东夺得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还短暂拥有过旅顺（阿瑟港），但俄国从来没有成为海上强国。冷战后，俄国失去了芬兰湾边上的塔林、里加，现在有可能失去黑海上的塞瓦斯托波尔。

　　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的结果不同。在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挫折之后，俄国仍是今天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国遭受到美国和北约的打压，但仍是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仍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不会像英国那样依附于美国或其他大国。俄国扩张所得的土地都与原来的国土相连，殖民扩张比较容易站稳脚跟，尤其是在人烟稀少和文化落后的地方。当年，俄国甚至前进到北美的俄勒冈一带与美国争夺土地，最终退了回来，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因为北美与俄国本土隔着白令海峡，不便管辖。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俄国的领土一直在增加。苏联的失败，更多是制度的失败，对抗的失败，而较少是扩张的失败。在冷战失败之后，俄国必然会失去东欧卫星国。但如果苏联不是那样压制本国人民、压迫其他民族，冷战失败未必会使苏联失去领土，至少不会失去那么多。

　　英国的扩张是海洋型的，追求的是利益。对于英国，土地更是市场、更是利益的安全保证。在殖民时代，英国在全球各大洲都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但对欧洲没有领土要求（直布罗陀是个例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原住民被英国人及其后裔大量消灭，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新的土地为英国移民占有，伦敦能够对殖民地发号施令。其二是原住民的人口稠密，如印度、缅甸，英国殖民者和原住民在阶级上完全隔离，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无论哪一种，英国最后都没有保住，这些殖民地最后都独立了。前者是自己人的独立，后者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

　　英国和俄国的扩张方式的不同，原因除了海洋和陆地的区别之外，也与两国国内制度的不同有一定关系。1688年英国在分权，基本上完成了议会制度的建立。在同一时期，彼得大帝的俄国、路易十四的法国都在集权。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是市场扩张为先导的土地扩张，一个是直接的土地扩张。

　　从占有土地的结果来看，大英帝国的扩张比俄国更失败，但英国传播文明的成就却是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其实，英国的实力比它现在显现的要雄厚一些。英国在高等教育、经济规模、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等许多方面都在俄国之上，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也更好，政治更为稳定。在欧洲大陆开始一体化之后，限制英国发挥应有作用的是它的岛国性质和岛民心态。

　　海权国家便于扩张，却难以守成。陆权国家的扩展缓慢，但成果往往是稳固的。这是因为新增领土是和本土相连的，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被吸收，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落差时。从1776年建国后不久开始，美国只经过大约100年的扩张，就形成了一个和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相当的国家——中国有4000年的国家历史，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在本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是，美国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海外殖民地，尽管古巴和它隔海相望。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太弱小，又对美国太重要了。

　　与美国失去海外殖民地的情况类似，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大英帝国昔日的光荣已不复存在。英国回到它出发的那个小岛上，只留下了英联邦这个空壳。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此后，约翰牛只能在英伦三岛上遥望日出日落，还有百慕大群岛这样的准国土。他们在别处看到的都不是英国的太阳。英国甚至不能保有几个岛。独立后的爱尔兰占去了一个岛的大半部分，英国还不得不为那小半部分搏斗。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也颇有声势。在岛上的凯尔特人后裔中，只有威尔士因为太弱小而比较安静。不列颠也许能完整拥有一个岛。这是海、陆两种扩张的不同结局。在海外不能扩张的时候，那就只能收缩。英国如此，日本如此，美国将来也很可能大致如此。今后，美国将从全球各地退回到美洲，将退出阿富汗、伊拉克，从位于日本、韩国、德国等国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中的大部分撤出。美国将失去它在海外占有的大多数土地，但不会失去在美洲大陆侵占的印第安人的和墨西哥的土地。这是美国兼具大陆和岛国两方面的特征所决定的。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09:59
第66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7)

　　扩张、占领与打击

　　在20世纪之前，殖民扩张指向未开化地区。不过，欧亚大陆上的“未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些没有枪炮的、贫弱的国家。这些地区的人们有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并不是森林中的野蛮人。在许多地方，如印度和朝鲜，在遭受殖民之前300年，本土文明还没有落后于那些入侵者。早期的美洲也不是“未开化的”。那里曾有过灿烂的文明、广阔的帝国。在1532年被西班牙人灭亡之前，除了在武器和航海技术上，印加帝国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当时的西班牙人差很多。“未开化”多在表面上，更多是一个神话、侵略者的借口。

　　到目前为止，新崛起的大国总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概无例外。美国、德国、日本是最新的三个例证。美国是成功的扩张者。德国、日本则遭遇失败，而且主要是被美国打败。在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扩张非常顺利。如果它们能够适可而止，在英国和美国宣战之前停止侵略，它们也许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扩张成果。毕竟，那时的西方在国际关系中信奉强权政治，侵略和扩张是常态。德国有世界上最精良的陆军，日本有西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德国的领土要求有历史和民族分布的支持，在许多个世纪中，德意志人与中欧、东欧的其他民族混居。二战初，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了捷克、波兰等国。德国战败后，捷克、波兰驱逐德国居民，既是报复，也是为了在它们国家之内保持简单的民族结构，减少以后可能出现的领土纠纷。德国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大量驱逐居民必然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今后将很难实施。而保留别国的人口，则可能后患无穷。日本的侵略东亚对西方的影响有限。在1929开始的经济危机时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扩张，同时也无可奈何。它们在被逼入墙角的时候才不得不反击。德国和日本的最大失误都是不知收敛。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在其历史上，德国武装部队首次在一个有意无限寻求敌人的体系框架内履行职能。”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116页，引文所在章节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尔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与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两国最后都因为领土扩张过度而失败。

　　土地是宝贵。人和资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过，如同战争已经从地毯式轰炸转向精确打击一样，对土地的广泛占领正在演变为对资源的具体控制。没有资源的土地不值得占领。当然，资源不仅是矿产，还包括土地的战略位置。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当地人，那么，从长远来看，通过占领获得资源的行为很可能得不偿失。而征服或同化一个民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耗费很长时间、很多资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后却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与战争相比，商业是获得资源的更好的办法。美国占领伊拉克对于美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民主国家经常比专制国家更富有侵略性，因为它们的内耗比较少。

　　与现在一般人对专制帝国和民主共和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罗马的历史上，共和国时期是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则是相对温和的。罗马的扩张在共和国时期就基本结束了。

　　与中国类似，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吉本说，在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在屋大维之前，罗马的共和制度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进入罗马，打败对手庞培，赢得内战，任狄克推多（独裁者）。5年之后，恺撒被共和派杀死。屋大维是恺撒妹妹的孙子，被恺撒收为养子，成为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安东尼一起，共同打败谋杀恺撒的共和派，又于公元前30年打败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27年，他宣布还政于民，获得罗马元老院给予的“奥古斯都”（神圣）称号。屋大维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恢复者，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创立者。统治初期，帝国军队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10:00
第67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8)

　　他的将军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费利克斯。他们在那片热带地区向南行进了约一千英里，但炎热的气候很快击退了这批侵略者，保护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区中从不好战的土著人。欧洲北部诸国价值甚微，几乎不值得花人力、财力去占领。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泽地带住满了一个死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19-20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限制罗马帝国疆域的，与限制中华疆域的情况大致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气候的原因。中国的北方也有“强悍的野蛮民族”。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读的遗嘱中，奥古斯都为罗马帝国设定了边界，希望他的继任者留在以下范围之内：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这样一个版图把地中海包围在罗马帝国之中，罗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中段。无独有偶，奥古斯都的遗嘱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训》都告诫后人不要向外扩张。在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遵守他的边界，倒不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国的皇帝们和将军们没有了开拓疆土的动力。唯一的例外是占领了不列颠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罗马修筑了城墙，防备喀里多尼亚人的反击。今天，喀里多尼亚人的后裔苏格兰人仍在争取独立。

　　大国之间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攻岛战伤亡惨重。进攻塞班岛的7万美军伤亡1?5万，其中死亡3000多。在硫磺岛，美军伤亡2?5万，其中死亡6800多。在冲绳岛，美军仅死亡数字就高达1?3万。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岛，就无法压迫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为此，美国向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早一些时间拥有原子弹，就不会有诺曼底登陆和艰难的第二战场，它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德国。反过来，如果希特勒拥有核武器，他也会用来挽救第三帝国的覆没。二次大战中，一些遭受空袭的城市，如英国的伦敦、设菲尔德，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苏联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伤亡惨重程度不亚于广岛和长崎。现在，一些大国使用常规空军和导弹也能给敌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拥有“制空权”的国家可以不经过领土或者领海对敌人实施打击。以前边打击边占领的过程因为代价太大而将较少采用。打击是少量人员参加的战争，目的是政治性的。从这一点来讲，高科技战争与恐怖行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恐怖组织打击目标时的区别能力较差，或根本不想区别，或根本就以平民为最终打击目标。他们经常不是根据目标的军事价值，而是根据其打击的难易程度进行选择的。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标。这是恐怖分子相对于大国来说打击能力弱的结果。由于技术上的落后，恐怖分子只能采取原始的打击手段。无论是人体炸弹还是绑架暗杀（或明杀），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和打击目标同样（甚至更）危险的境地。自杀爆炸者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占领别国领土的代价大大上升。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已经过时。得到土地却得不到民心，占领的土地必将得而复失。因此，占领别国领土的回报率大大下降，甚至为负数。由是，大规模入侵别国的诱惑力随之下降了，除非双方实力悬殊，且潜在的回报巨大，如美国入侵伊拉克。但美国目前是得不偿失。更多将成为某一政策的附属选择，如为了控制油田。战争的规模和时间将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他地缘政治玩家将趁机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占领别国土地必定要旷日持久驻军。孙子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

　　孙子反对长期用兵。其害处之一是耗费物质，造成国家经济凋敝，货物匮乏；之二是其他国家趁机抄其后路。最后的局势将不可收拾。所以，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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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9)

　　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今后将很少有军人面对面厮杀。较发达的国家将依靠打击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实施占领。不过，除非拥有绝对优势并全力以赴，否则仅仅使用军事打击手段很难使对手屈服，却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难以收拾。如果因为军事打击轻而易举，从而心生贪婪，进一步实施土地占领，那么，胜利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占领一个现代社会，即使没有遇到武装反抗，占领者也将在动荡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如果占领一个前现代社会，占领者将陷入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的泥潭而不得抽身。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没有占领敌国的领土，就会缺少谈判筹码。所以，战争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选择。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今后的战争形式可能更多地限于空战和海战。敌国互相打击战略目标，切断运输线，压迫敌方让步。科索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当打击而不是占领成为更好的政策选择后，陆地军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击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经成功试飞了六倍音速的无人机X-43A，时速达到了7700公里，可在两小时内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使用这种技术制造的轰炸机不再需要海外基地。当这种轰炸机进入实用阶段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改变。美国会很轻易地抛弃它不喜欢的盟友，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军事打击变得很方便，没有己方人员伤亡的担心。同时，因为不再需要盟友的军事支持，打击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积仍将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场，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会比较小。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人口。有了众多的高质量人口，国家就会繁荣强大。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人口更年轻，生育率更高，每年还接受许多移民。美国能够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广阔的土地，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且数量很多。在安全问题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严重依赖美国。这种依赖限制了它们的战略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需要依赖新加坡或以色列来保证它的本土安全。这就是大与小的差别。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蕴藏的资源，国家对土地的要求是隐性的。各国的资源贫富不均，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也不同。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积越大，所蕴藏的资源就越多。今后，各种稀缺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还有粮食——是争夺的主要目标。土地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只是其重要性的表现方式改变了。武力不再是获得土地的有效途径，因为不能妥善处理被占领土上人的问题。地缘政治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技术进步所能解决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中的根本问题是与人有关的问题，土地还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极和北极，尤其是靠近两极的国家。在地球上的其余地方，人口都已经饱和，不再有领土扩张的余地。如果强行扩张，必定纳入大量心怀异志的居民，使得占领国（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政体）难以正常运作，最后是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两败俱伤。在以前的战争中，打击和占领往往是战争的前后两个步骤。战胜者总是要对战败者领土实施一段时期的占领，甚至永久地割取领土。而战败者也顺从地接受这种占领，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抵抗，如美国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受到欢迎。然而，除了因领土纠纷直接导致的战争之外，今后的“军事打击”和“占领”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关系。

　　内部发展的压力将一个国家引向扩张。地缘政治学从理论上解释扩张，是有关扩张的学科。理论的好坏区别在于它倡导扩张的方式，以及维护扩张的方式。马丁?怀特断定“大国生性要扩张”。《权力政治》，96页。他认为，“大国的扩张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部压力以及周边国家的衰弱。”《权力政治》，99页。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没有内部压力就没有扩张动力；而外部的压力大于内部，就能够把压力压制在内部。这与物理学的渗透压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大国都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内部压力，它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资源、市场，有时乃至土地。压力无可避免。既然是一个大国，那么相对于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强大的力量，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国了。对于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聚集的能量必须得到释放，不然就会爆炸。问题是：如何通过克制的、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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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0)

　　这个问题在20世纪没有得到解决。在内部压力和外部衰弱的条件之下，德国和日本都走向了战争。这两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惨败。另两个大国在战争中崛起了，它们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彼此冷战了40年。21世纪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新兴大国最好能够多途径、缓慢地释放其内部压力，给外界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在另一方面，现有大国应该容忍崛起中的大国，将其纳入到已有的国际秩序中，同时为了新的利益诉求而调整已有的秩序。现在，新一轮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入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拔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公元前40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诸侯混战的战国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时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403年。两者之间有78年的空当。关于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汇点，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时期的开始。战国初期，诸侯中最强大的是从晋分出来的魏国。范睢认为，韩、魏是“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击中了两国的要害。中原确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这里姑且不论较小的韩国。地理位置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三家分晋时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为魏国制定“富国强兵”之法。他编订的《法经》后来由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依托。文侯又以吴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黄河地区。西河以西就是秦国了。，以西门豹治邺，以乐羊子伐中山，一时人才济济，国势强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文”，粉饰。“闲”，范围、道德规范。孔子另一位学生子游评价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从子夏的几位出色的学生看，这个评价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出现了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趋势，这也许就是子游说的“抑末也。本之则无”。这个过渡在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时完成。。其实，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亲。武侯仍旧与邻国攻伐不已，但没有大的胜负。武侯时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吴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国（前382年），二是三晋瓜分了残余的晋国（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间，魏国的地位明显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进取的国君。他自己也说过：“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统治魏国的时间甚长（52年），正当战国时期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惠王经常与各国国君会见，带领着他们朝见周王。一些较小国家的国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见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劝他实行仁政。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孟子陈述了魏国的困境：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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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1)

　　魏国是晋国一分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称他的国家为晋。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被打败。惠王没有提到北方，其实北方的赵国也是魏的强敌。魏惠王在与孟子相见的当年死去。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离开了魏国，旅行到齐国，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去了。

　　魏国都城大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但魏国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人才，他们都外流了。更早的时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国失去了名将吴起。吴起在为魏国治理西河，魏武王听信谗言，召回吴起。吴起离开西河时，“泣数行而下”。他对随从说：“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当务》。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国攻占。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黄河屏障。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他的改革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国从此成为魏国的一大威胁。后来，魏惠王奖励了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人，表达对人才迟来的尊重。

　　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那里受到赵和秦的威胁，在公元前369年曾经被赵国包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击败魏军，俘获了魏将公叔痤（商鞅这时在他门下）。少梁为安邑的门户。为远离强敌，魏惠王在战败的当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因此他又被称为梁惠王。新都在旧都以东300多公里，地处中原的中心区域。在魏国迁都的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强魏弱之势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国的西部边界修长城，对秦国采取守势。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也就是从西向东迁移。但秦国的态势是向中原地区进逼，与魏国的迁都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一起朝魏。魏惠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国宴。席间，鲁恭侯举了四个典故，说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国者。“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他先与秦孝公会面，然后又与齐威王田猎。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珠宝。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齐国的宝是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比珠宝更耀眼。魏惠王听了很惭愧，也很不高兴。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国衰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齐国军队攻击魏国的东部边界，打败了魏军。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没有直接援助赵国，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派兵包围魏都大梁。然后，齐军在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设伏，打败了魏国回援的军队。第二年，商鞅（当时还称卫鞅）率领秦兵攻克了魏国故都安邑。不过，接连惨败似乎对魏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不大，至少在小国中还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发源于山东中部，今曲阜以东有泗水县。古泗水流经今天的曲阜、兖州、沛县、徐州、邳县、泗阳，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汉高祖刘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县）担任泗水亭长。金朝时（1194年），黄河改道，泗水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淤废，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废黄河。在战国的兼并战中，泗上小诸侯国保留了很长时间。十二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称王，是战国时第一个称王的诸侯。这说明魏惠王当时对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称王给自己打气。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会诸侯及秦公子于逢泽逢（pánɡ）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当时是一个湖。，率领他们朝见周天子。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一说一年之后），在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之战关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历史记载有些混淆。杨宽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俘，后被释放，在马陵之战被杀。两次齐魏之战中，魏军的将领都是庞涓，齐军的将领都是田忌，齐军的军师都是孙膑。见杨宽：《战国史》，345页，注①。中，齐军大败魏师，杀魏将庞涓。在这场战争中，齐军的军师是孙膑。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后来的李斯和韩非子也是同学。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把他骗到秦国杀掉。比起庞涓施予同学的刑罚，真是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庞涓担任魏国的将军之后，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就请他到魏国来，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盖骨），以限制这位刑余之人的前途。不过，齐国没有歧视残疾人。孙膑逃到齐国，终于借齐国之师成就了一番事业——以魏国的惨败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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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2)

　　至此，魏国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吴起、孙膑、张仪、范睢，后来没有留住孟子、庄子、公孙衍。这些人不仅是一时之选，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也都是极为罕见的杰出人物。这样的损失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国的地缘政治劣势。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为相。庄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与惠施论学。这次会见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庄子》也有记载。惠施主张与齐国、楚国联合，但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在这一段时间，魏国多次战败。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击败魏军，斩首八万，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围攻魏国的焦、曲沃。魏国把吴起守卫过的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两年后又把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魏文侯置）交给秦国。在魏惠王晚年，魏国丧权失地，被压迫在中原的狭小区域内，已经摇摇欲坠了。张仪在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说：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张仪列传》，与《战国策?魏策》同。

　　张仪的分析与魏惠王对孟子的诉说遥相呼应。魏国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卫边界，分散在各地，没有余力作战，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与魏国一样，后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时称汴梁，今开封），虽然在北边有一条黄河，却基本上无险可守。北宋虽弱，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魏国的担忧，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国的形势比宋朝还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国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处区域的中心而备受蹂躏，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决定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欧（包括很大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境遇与魏国所处的中原很类似。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同，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欧洲的地理中心因为大国力量消长和由此而来的边境线变更而有所摆动，但总是在中东欧一带，即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和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都属于斯拉夫族的分支。与中原相比，中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的民族组成复杂，地形破碎，还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中东欧成为欧洲的中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挡了罗马帝国北上进入中欧。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先后在此建国。从黎塞留时期开始，一直到德国统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贯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欧的分裂。德国统一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德国人曾经热衷于地缘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不利的地理环境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东西两部分互相对立。东欧是苏联集团的成员，更是苏联与西方对立的前沿。冷战之后，德国获得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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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3)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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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


　　第四章中国的天然边界

　　何谓“国家”？何谓“中国”？

　　作战之前先要治军。一国的国际政治的起点在本国。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自己的国家，先取得50%的胜率。很多时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难，也容易出现偏差。而权力和政治理想为了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制造了很多神话和谎言。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那么，了解自己应该先从“名”开始。“名”经常会掩盖“实”。揭示了“名”的真实含义，“实”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中国”之名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中国”这个词是如何演化的？“国家”与“中国”有怎么样的关系？

　　起初，“中国”之“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国”、“南国”之“国”是一个意思。日本有一个地区叫“中国”，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无关，只表明这个地区在日本本州岛上的位置。在宗教中有“佛国”、“天国”之说，其中的“国”当然也不是指“国家”。“国”相当于“西天乐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把“中国”翻译为Middle Kingdom（中央王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不涉及政体。在汉语中，“国家”的现代含义出现很晚，并且笼统而模糊，包含了英语中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的内容，即土地、人民、政体三个方面。在翻译成汉语时，这三个词一般都被译为“国家”。其实它们的内涵大不相同。“国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体、人民中的哪一个，或者哪两个，或者全部，可能在对话中造成纠纷。比如，大陆与台湾是同一个人民、同一片土地，却分属不同的政体。但是，这个政体又不同于“一国两制”中的政治制度，它与人民和领土不可分割。现在，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权力之下，最好的情况也是以为政治权力可以涵盖人民和土地。这种观念是以部分囊括全体，混淆了三种含义之间的差别。所以，汉语的“国家”概念还有待进化，而进化须跟随在政治文明的进化之后。

　　在欧洲历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占了国家形态的最大比重，欧洲本土上的帝国则比较少见，如神圣罗马帝国。其余帝国是在海外殖民扩张之后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欧洲。中国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传统上，这样的国家不注重民族的区别，而更倾向寻求同一文明（中华文明）之中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国人注重的是内部的兼并和统一，不是对外扩张。对于中国，内部兼并有很大余地，而对外扩张则很难。中国出现危机时是“内爆”，冲击波很少超出国界。但因为能量不能外泄，对内部的杀伤力非常大。欧洲人则走出了他们的世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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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

　　总之，中国不是“中央王国”，也从来不是一个王国（kingdom）。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王”，他们其实高于国王。他们之下的诸侯才是真正的国王。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意思还大致相当于“中土”或“中原”。它是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同时带有强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厘清这一点对中国地缘政治学非常重要。

　　a?国与家

　　在早期汉字中，“國”写作“或”。“或”有三个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卫）。《说文》，许慎。“或”证明中国的国家早期形式是武装城邦，与大水无关。在国之上还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国，比“或”多加了一个“土”。后来，在“或”的外面套上一个“口”，即又一层边界线，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现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经扩大，由国向外扩展到野，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御圈。
　　“邦”与“国”的所指是一样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句话又是人本主义的。“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大行人是周王的礼宾官。“世”，父死子立曰世。以上的“邦”都是“国”的意思。因此，邦与国经常并称，曰邦国。孔子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邦”就是国。能够选择是开放社会的好处，不然只能困守在户口所在地。在一国只有一大邑的时候，邑又可指国。同理，“国”又指都城，一国之中最大的邑。《礼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礼记?杂记下》。“蜡”（zhà），蜡祭，岁末的祭祀。农历十二月为腊月。“若狂”，饮酒醉甚。孔子不同意子贡的观点。孔子对子贡说：“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这句话反映了圣人被掩饰的一面。“一国之人”是全城的人。北宋时，范仲淹说：“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岳阳楼记》，范仲淹（989-1052）。文章做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去国”就是离开国都，当时是开封。

　　现代汉语中“国家”是一个复合词，由“国”和“家”两个字组成。在古代，“国”与“家”属于不同的政治等级：诸侯的封地谓国，大夫的采地谓家。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指代诸侯和大夫。天子、诸侯、大夫是从上到下的三个封建等级，与之对应的是天下、国、家三个从大到小的地域。国与家是不同的等级，但其并称出现得很早。公元前710年，晋国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等衰（cuī）”，等级。

　　“天子建国”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天子建的是诸侯之国，不是自己的国，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以土地占有为依据，一般是天下、国、家三个等级。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天下、国、家之间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个人（身）。如果要追寻中国的个人主义，孟子的这句话可以算作一个起点，比《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得多。这三个等级和《禹贡》的五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征”，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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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中国的天然边界(3)

　　其实，在孟子的时候，国与家早已混淆。春秋后期，一些大夫实际上控制着诸侯国，国成了他们的家。“三家分晋”的就是晋国的三个大夫，他们分别自立为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认。三家变成了三国。从那以后，诸侯与大夫、国与家的界限逐渐模糊了。在秦统一之后，国与家都消失了，只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国家”才又成为常用词。在此期间，常用的是“中国”，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国”的由来

　　至少在周初就已经有了“中国”的概念。1965年，在宝鸡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國”，还没有加上外层防御圈（或+囗=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椭圆）中，与“国”字有类似的组合。“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宫殿。“中或”即“中國”。何尊是目前有关“中国”的最早实物记载。它的制作时间在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铭文中的“宅兹中或”证实了《尚书大传》关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记载。周公摄政共七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奄”，在今天的曲阜以东，盘庚迁殷之前的商朝都邑。成王即位时，参与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所灭（践奄）。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奄，即鲁国的开始。“成周”即洛邑，周的东都。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当时的都城镐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文王建丰（今陕西西安北），文王从岐迁都到丰。武王修建镐，为辟廱（离宫）。《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可与“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比较，两者很类似。镐和洛邑两京的营造时间在同一代人。“考”，完成。“卜”，用（龟甲）卜居。“维”，是。“王”，周武王。的东方。中或指殷的统治核心地区中原。铭文显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宗教和政治含义。据有中国表示获得统治天下的天命，权力得到正统性。因此，营建洛邑要“廷告于天”。许倬云说：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中国”的王者，这个观念，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统的理由。……甚至“中国”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其渊源，也当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西周史》，98页。

　　受命即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也表示获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统地位。在成王五年之后，“中国”出现的次数很频繁。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诗经?大雅?民劳》。“亦”、“止”语助词。“汔”（qì），乞求。“逑”（qiú），聚合。“忧泄”，泄除忧怨。“残”，残害。这5个句子出自同一首诗。全诗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师”或“中国”在同一个位置出现，都是指“王畿”，与“四方”、“四国”对应。四方或四国就是四方诸侯。又有一首诗写到：“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荡》。“炰烋”，音、意皆同咆哮。“怨”，可恶之人。“奰”（bì），怒。“覃”（tán），延展。这里把“中国”与“鬼方”并列。这两首诗都作于周厉王（约前877-前841在位）时期。不久，《诗经》又有一首诗：“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矢其文德，恰此四国。”《诗经?大雅?江汉》。该诗叙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讨淮夷的事。宣王为厉王之子。“王国”即中国，仍与四方、四国对应。

　　这时的“中国”的范围是有限的，专指京畿一带，东周时以洛阳为中心。春秋时，晋国不在“中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榖梁传》：“自晋，晋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左传?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可见当时的“中国”范围还不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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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节：中国的天然边界(4)

　　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揆”，法度。在孟子的时候，舜和周文王还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得志后把统治中心设在中国。在唐朝时，中国仍是一个地理名词，但范围有所扩大。张九龄对唐玄宗说：“臣岭海孤残，不如仙客生于中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资治通鉴》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国”，是地理名词。“中华”则是强调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九龄是韶州（今广东韶关）人。牛仙客是泾州（今甘肃泾川）人，离关中平原不远。九龄当然不是自外于大唐的天下，而是说他自幼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不过，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与海内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现代版图上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辽宁、内蒙之间的红山文化，以及东部的龙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进一些。但它们仍有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又使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对玉的推崇、对龙的崇拜。这说明，在更早的时候，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头。或许因为共同的文化源头，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国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尧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尧典》。“俊”，大也。“九族”，从高祖到玄孙。“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时”，是也。本书所引《尚书》的有关注解参考了宋人蔡沈的《书经集传》。

　　在大禹统一中国之后，夏所在的地区就成为统治中心。中心没有忽视边缘。《禹贡》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身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这段话应该有当时政治地理的现实，虽然添加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统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后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满，约前976-约前922在位。“将征犬戎”（又是对“戎”作战），祭公谋父对他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谋父所说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他还指出，夷蛮有向周王室进贡的义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史记?周本记》。虽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还是和大禹时的一样。

　　自我中心并非为中国古人独有。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5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与大禹的五服没有本质差别。文明如同以石击水形成的波纹，从中心渐渐地散开，会因为距离的增大而减弱，但不会在某一点戛然而止。另一个文明的波纹也会荡漾过来。水面的圆圈交汇在一起。古代中国近处没有同等发达的文明。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中国采取了居高临下心态的怀柔政策，一是为了维持和平，二是为了传播文明，三是为了满足虚荣。在历史的早期，“怀柔”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舜对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长官）。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个最大部落的首领。他们的权力是对中央权力的有效制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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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中国的天然边界(5)

　　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柔”，宽而抚之。“能”，扰而习之。“柔远能迩”有点“远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难”，拒绝，“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从。

　　这个记录也许不可靠，但应该反映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怀柔是发达文明对于较低文化实施的笼络政策，不是国家间政治。在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舜把“柔远能迩”和“食哉惟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重视“怀柔”的程度。怀柔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时代，怀柔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孟子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恶乎”，怎样。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对话当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这个问题显示了他好大喜功，因为他的魏国已经衰落，没有定天下的实力。襄王更应该关心魏国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许不包括蛮夷的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时候，天下的观念将遇到挑战。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说：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07页。引文出自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其实，《庄子》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稊”（tí），类似小米。这里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庄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不过，海内的思想或许源自稷下，未必是邹衍独创。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身处“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只把统一王朝当作正统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爱国。他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那时的“支那”一词尚无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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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中国的天然边界(6)

　　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满怀激情地说：

　　且我中国畴昔者，岂尝为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

　　梁启超准确地指出了王朝与国家的区别。但是，他有点乐观了。

　　中国的四至

　　中国的边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汉以来变化不大。在强盛时版图扩大一些；在衰弱时版图缩小一些。中国现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与汉、唐强盛时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面积超过了汉、唐，却在后期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主要被俄国夺走。中国领土最广阔的时期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后，实际上把它们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还基本解决了北方边境的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就是那些入侵者。当然，在清朝后期，北方边界又变得不安宁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时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现代武器的俄罗斯帝国。从此改写了中国3000多年的北方边境史。虽然外敌的种族变了，入侵的模式变了，但中国北方领土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却没有改变。

　　唐与清两朝版图最大时候的不同之处是，清朝多了两部分：（１）唐朝时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时的吐蕃帝国（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如果去掉这两大块土地，唐与清的领土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很相似。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两大劲敌。在清朝时，蒙古和西藏因为衰落而被满族征服，学者们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显著差异。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后才形成的。欧亚内陆大草原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通道。人民和土地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过仍保留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偏远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与西蒙古的骑兵作战。此外，唐与清的土地还有一个区别，在地图上看不出来的区别。唐朝时还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归流则把自治的土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他在元末战乱中起家，在战争中消灭了众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统治。朱元璋是权力变态狂。明初的专制前无古人，后来者也不多。在夺得天下之后，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对全国实行严密而残酷的控制，特务四出。但是，这样一位暴君却是一名国际和平爱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子孙皇帝们：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然后，朱元璋开列了不征之国的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了解的所有国家。他还特别提出断绝与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对省、府、台臣们宣谕这些话，当时他还提到古训：“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2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土地扩张必然统治异心的民族，而且会加重民众的劳苦，最后导致帝国崩溃。朱元璋在国内实施酷烈的统治，同时谋求与邻国和平共处，要求“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朱元璋系年要录》。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也在他的遗嘱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谨守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疆界。见《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20页。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战略是采取守势，“时谨备之”。那时，元朝刚被推翻，明朝还要再花10多年的时间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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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中国的天然边界(7)

　　诸夷确实“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后世皇帝恪守祖训，从而形成了明朝封闭消极的对外政策。牟复礼似乎不无惋惜地说：

　　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8-9页。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国际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实证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虽然中国经常对周围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领土扩张却非常有限。中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领土扩张最剧烈时期是在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是外来政权。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实际上，在占领全国之后，蒙元没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没有引导他们维持和平。他们较好战，扩张领土时的限制主要是补给线，以及地理和气候条件。某些地理特点往往与气候有关。比如，沙漠是因为降水少、蒸发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胁：传统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寒流总会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在几天之内即可扫荡全国大部。从东北到华南、西南，全国东半部气温骤降，海南岛都会有明显降温。从华北北部的北京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线距离大约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气温相差不过两三摄氏度。因为南方潮湿，人体感觉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区，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酷暑难耐，即使东北的气温也不凉爽。中国的大陆性气候是夏季炎热的原因。陆地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热量不易散发，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严寒却来自遥远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扫过整个东半部国土，越过南岭直达海南岛。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往往受阻于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温剧烈，但降温的范围却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军队比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达淮河或长江（河流不能抵挡寒流，却能阻碍军队）岸边。如果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入侵，那么从东北到华南就会相继陷落，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的正北方是凶悍的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他们的洲际征服潮流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的征服路线是少见的反方向。他从西方向东方进军。不过，他没有经过北方草原，而是较南方的高原。后来，伊斯兰教徒也从阿拉伯半岛一直打到中亚，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了东方。亚力山大的进军与中国无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军队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被东来的大食（阿拉伯）军队打败。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战三败，先败于南诏，再败于大食，三败于契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断，唐朝再也没有收复西域。西域逐渐被伊斯兰化。。他们本地的侵略方向则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国。因为面向大草原，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国防，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青铜是当时最珍贵的合金，青铜器的使用显示出祀与戎的重要。许倬云说：“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27页，三联书店，1995年。张光直也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2页，三联书店，1999年。

　　从本书第三章可知，中国历史是在与西戎北狄的战争中写就的。战争刺激了中国，使它在腐败的时候能够振兴。在可以追溯的历史中，中原与北方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宋国人有一首诗，赞美他们的祖先汤王：“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常”，服从。宋是殷的后裔。氐羌不敢不来朝拜商汤，因为商汤有强大的武装，打败了他们。这首诗是春秋时殷人追述历史，却是可信的。如果商汤没有战胜氐羌，就很难取代夏朝，更难使商朝生存下来。迄今最早的汉文字证明了频繁的战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许多战争的内容，还出土了许多兵器。《易经》也保存了对北方战争的记载。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根据甲骨文，武丁多次发动战争，召集的军队最多时有13000人。《史记?殷本纪》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驩”之音、义皆同“欢”。《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约前1254－约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妇好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征讨，其中有西方的马羌——显然是一个养马的游牧部落。高宗时，殷人已经大量使用马拉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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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中国的天然边界(8)

　　周人崛起于西戎。周穆王（约前976-前922）征讨过犬戎（殷时的昆夷）。周懿王时（约前899-前891），中原与猃狁有频繁的战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诗经?小雅?采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时，“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后“玁狁于夷”。《诗经?小雅?出车》。“薄”，语首助词。“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国维认为，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鬼方、昆夷、猃狁都是同一族，他们是匈奴的祖先。《观堂集林》上，583页以下之《鬼方昆夷猃狁考》。许倬云说：

　　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猃狁之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头阵。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有同此现象。《西周史》（增订本），24-25页。

　　其实，何止商周有北方的边患。纵观中国历史，威胁几乎总是来自北方。商朝的国都屡次迁移，至盘庚（约前1350-前1300）时才定于殷。此后，一直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消灭，殷灭亡（约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没再搬迁。夏鼐认为：殷墟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为什么屡次迁都？论者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寻找铜矿，等等。战争被大多数人忽视了。战争是改变历史的最强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环境）的作用都是隐性的、缓慢的。因腐败而灭亡的政权可以很容易归咎于别的原因，如敌对势力的破坏。但战败而亡则显而易见，不容否认。武丁时，商朝强盛，多次打败鬼方。都城得以长期留在殷，北方前线稳定下来。

　　周崛起于西戎。西周亡于西戎与内地诸侯的联合进攻。秦（前221－前206）统一之后的一项重大工程是连接六国中的北方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虽然秦不是灭于北方入侵，却与北方威胁有很大的关系。始皇派长子扶苏去北方守长城，因此在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少子胡亥与赵高、李斯合谋，取代扶苏，篡取皇位。扶苏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赐死，同死者还有大将蒙恬。秦亡于胡亥和赵高之手。秦之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在南北大幅度摆动。在中原王朝强盛时，边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长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时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丢失。虽然中国历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为正统，但实际上，除了统治范围一直到了极北的元朝，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来自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的威胁没有完全消失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应该被视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说是扩张史，并非要文饰，而是因为扩张的主体是变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这个融合过程反反复复，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秦已亡、汉未立的动荡期，匈奴帝国建立了。公元前209年，冒顿（mò dú）杀其父头曼。统治中心在龙城匈奴祭天、大会的地方，在今蒙古国北部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匈奴开始向各个方向扩张。冒顿单于夺回了秦朝大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地区；驱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进入西域。汉高祖于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大军包围，几乎被俘。此后汉朝采取了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质。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后，匈奴的单于不是特别能干，但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扭转，汉朝还在忍耐。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亲条约。在宫廷辩论中，御史大夫韩安国支持和亲。他说：

　　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弊，势必危矣。臣故以为不如和亲。《汉书?韩安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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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中国的天然边界(9)

　　韩安国清楚地说明了不宜战的原因。大臣们大多支持韩安国。韩安国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带过兵。文武职业的分别出现在唐朝。在另一个记录中，韩安国在讨论中还夸耀了匈奴的骑兵：“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来若风雨，解若收电。”《新序?善谋》，刘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动，联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滚雪球般地发展，然后滚滚南下。

　　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大增。在这次辩论后，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还是决定维持和亲政策。到了第二年，武帝不能再容忍匈奴，决定反击。汉军的伏击被单于识破，匈奴大军及时退走。公元前127年，卫青又夺回了河套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余骑，以及辎重步兵数十万，从今山西北部出击。单于的兵力大致相仿，以逸待劳。卫青先接敌，两军对峙时，“会日且入，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能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单于见战不利，突出包围逃走。汉军遣轻骑夜追两百多里不得。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一百多年后的48年，东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了汉朝。经过西汉末年的退却之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将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收复部分西域失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再次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念。此后匈奴又遭东汉的几次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只能制造边患。北匈奴的地盘渐渐被来自东北的鲜卑、乌桓占据。南匈奴迁至内地居住下来，埋下了后来“五胡乱华”的种子，西晋因此灭亡。东晋（317-420）的时候南北分界线在淮河，这时候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5个游牧民族在中原混战，汉人被大批屠杀。冉闵报复性地大杀羯人，自己最后也被杀。鲜卑族的北魏（386-534）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统一了北方。东晋和南朝（420-589）的宋、齐、梁的北方边界在黄河与淮河之间，陈时则被压缩到了长江一线。隋（581-618）、唐（618-907）时中国才再次统一。唐朝初年，战乱之后国力薄弱，不得不向强大的东突厥俯首称臣。

　　626年，太宗即位不久，东突厥的大军就抵达了渭河边。太宗只能与颉利可汗（620-630在位）讲和，赠送了大量财宝，突厥才退兵。唐太宗一直怀有反击之志。趁着东突厥遭遇内乱和雪灾，629年，太宗派李世、李靖发起进攻，抓获了颉利可汗。在640年代，太宗利用西突厥的内部分裂，不仅使西突厥不能对唐朝构成威胁，还在西域树立了权威。

　　在东北方向，隋炀帝曾经三次进攻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隋朝也因随之产生的内乱而灭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补给线太长，道路泥泞，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且远征军不能在严冬留在荒野，必须撤回。唐太宗两次进攻高句丽，虽然有所进展，但都没有取得大胜，反而遭受重大伤亡。649年，太宗在计划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去世。这时，高句丽的统治者泉盖苏文则开始扩张，侵契丹，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苏定方率军登陆百济，与新罗一起灭了百济。两年后，苏定方又指挥唐军从北方入侵，但南方的唐军受到牵制，不能及时配合，苏定方被迫撤退。唐朝的水师在海战中击退了日本支援百济叛乱的船队。666年，泉盖苏文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争权。在老将李世指挥下，联军于668年攻陷高句丽的都城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立了都护府。

　　太宗和高宗时期的成功没有消除北方的威胁。在武后时期，北突厥和契丹经常骚扰边境。在700年前后，北突厥的默啜可汗控制了从东北到西北的整个北方。在玄宗时，唐朝在东北方和西北方构筑防御工事。节度使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中国再次分裂。两宋（960-1279）时，北方形成了强大的王朝。西夏、辽、金、元对宋朝形成压迫，使之从来没有完全统一。宋太祖统一时的路线是先易后难，从南方开始。南方“易”的任务顺利完成了。可是直到宋朝结束，统一北方“难”的雄心都没有实现，反而一直受到北方的压迫，向南方退缩，到了淮河甚至长江一线。两宋都亡于北方入侵。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俘虏而亡，南宋被蒙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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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0)

　　明初时首都设在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历史上都城设在南方的，都是中国王朝的领土不完整时期，所凭借的是黄河或长江天险。只要王朝领土完整，都城必定设在北方，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御。或者是元、清两朝来自北方的统治者，不愿远离他们的故土。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都城设在北方，就要大量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为此，隋朝时就开凿了运河，漕运所费靡多，也在所不惜。朱棣重复了隋朝的大工程。

　　在清军入关之前，东蒙古就已经投降，时间在1635年。清朝中期之前北方的最大挑战是西蒙古，即准噶尔。噶尔丹（1676-1697在位）是准噶尔汗国的一个王子，在拉萨出家为僧。1676年，他回到准噶尔夺取了汗位，然后东征西讨，建立了准噶尔帝国。帝国的疆界包括新疆和外蒙古。在噶尔丹的压力下，喀尔喀蒙古（北蒙古、外蒙古）的汗王向南逃到山西西北部，向清朝称臣，寻求保护。1690年，康熙帝亲自领兵征讨。两军在张家口以北的地方相遇，清军发射欧洲传教士铸造的大炮，噶尔丹退走。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在清军大炮的轰击下，准噶尔军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的地方溃败。第二年，康熙准备亲征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那里是准噶尔的本土。噶尔丹在这时死去。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1697-1727在位）继续领导准噶尔帝国与清对抗。1754年，西蒙古的几个首领向乾隆帝投降。直到这个时候，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巨大影响才告结束。在征服准噶尔之后，清政府采用汉唐的做法，在新疆实行军屯，还把各族人移居到天山北部，开垦土地。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上升到1775年的10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70-73页。

　　宋以后的三个王朝中，有两个（元、清）的建立者来自北方。北方民族建立正统王朝，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之前的北魏只占据了半壁江山。这表明至少在军事训练上和尚武精神上，中原已经衰败了。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永乐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是明朝一直受到瓦剌蒙古人的威胁。秦修长城1500年以后，明大规模重修长城。汉唐都没有长城。当年，有大臣劝唐太宗修长城防突厥，但太宗决定采取攻势，并很快消除了突厥的威胁。1449年，明英宗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的土木堡被蒙古人抓走，50万大军被击溃（土木堡离白登山并不远，围困土木堡的瓦剌蒙古骑兵经过大同回到草原）。明朝最终亡于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对于清朝，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北方，虽然他们把内、外蒙古都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除了以前的游牧民族外，又增添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俄罗斯人、从朝鲜半岛登陆而来的日本人。他们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就是满洲人的故乡。

　　俄国人早就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派人考察黑龙江流域。大约在1849年，他以一个地缘政治学家的口吻说：“谁掌握了黑龙江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伯利亚。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366页。当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远东都有舰队，并曾在黑龙江河口之外徘徊。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舰队还曾试图在河口以北登陆，攻击俄国。到了1858和1860年，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玩弄外交手段，威逼清廷，夺走了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库页岛）的中国领土，进而图谋更南的土地。

　　中原向北方扩张的障碍是寒冷、草原和沙漠。拉铁摩尔说：“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79页。西方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例。欧洲强国曾两次全面入侵俄国，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横扫千军，却都在俄国被严寒和大草原打败，一溃而不可收拾。详细论来，这两位欧洲枭雄的失败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俄军（苏军）的英勇抵抗，等等。严寒和广阔是俄国最强大的天然盟友，战争的转机都是在寒冬来临之后出现。在苏芬战争（1939年11月－1940年3月）之初，入侵的苏联军队被弱小的芬兰打败，除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严重削弱了苏军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芬兰人同样了解严寒与冰雪，并在战争中充分利用。这场苏芬之战也被称为“冬战”。可以对比苏芬战争和诺门罕战役，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称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时候发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冲突。在苏联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打击下，日本的关东军大败。日本从此改变主意，转而南侵。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10:07
第83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1)

　　从秦到清朝中期，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北方。中国的统治者也来自北方。这一局势只有几个程度有限的例外。（１）明朝朱元璋崛起于江淮之间，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后来威胁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时把首都迁到北京，重修长城防备蒙古骑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时间只有53年。（２）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从广西打到南京，但继续北伐就很乏力，最后被围困在南京消灭。虽然对清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历时也不长，只能算是扩大版的地方叛乱。（３）国民党从广东出发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不过，虽然号称中央政府，国民党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许多地方军阀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另外，当时中国国土上有强大的外国军事力量存在，特别是日本。国民党北伐成功有苏联的支持以及另一些列强的默许。（４）共产党最主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崛起于江西一带，其军事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共产党成为北方的割据势力。抗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东北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从东北向南席卷全国，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把国民党打到了台湾。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地理路线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险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军事压力一直主导着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和军事结构。苗、越等族群的众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战。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网密布，多是彼此相对封闭的农业区。这从南方方言数量之多、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来。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受灾面积也没有北方大，饥民的数量和流动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于人口压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东南亚移民，他们漂洋过海，向海外转移压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样产生地域辽阔的帝国。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异。他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清朝时，赵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结果的差异。他说：“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赵翼把原因归于南北不同的风土：“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下，卷三十四之《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6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风土”的因素中，“土”是关键，因为“土地”决定“民风”。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人们尤其相信这一点。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法律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论法的精神》上，228页）可比较前引赵翼的观点。赵翼（1727-1814）的年代与孟德斯鸠的年代相差不远。伏尔泰（1649-1778）还专门写了《风俗论》。“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气候。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从孔子到赵翼两千余年，中国南北风土的差异没有根本变化。

　　会稽的位置在北纬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国的国都在最南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北纬30度以南从来没有形成过强大的政权，不能像勾践时的越国那样抗衡中原国家。正统王朝迫于游牧部族压力而南迁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时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称帝的皇室成员所在之地，否则中国的国都将一直向南，进入大海（南宋末）或缅甸（明末）。这里也没有列入日本侵华时的陪都重庆。，也在会稽以北。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据政权，如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当作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统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楚、南汉等国。北方的五代最后一统为宋朝。宋朝统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压迫。

作者: 零点出发    时间: 2012-11-29 10:08
第84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2)

　　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统治初期，闽越侵南越分别又作闽粤和南粤，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闽粤王为越王勾践的后代，在进攻南粤之前３年，闽粤还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发兵救东瓯，未至，闽粤退兵。南粤的第一个王是赵佗，都城在番禺。佗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动荡时，接受秦南海尉任嚣的临终委托，绝新道（秦时新开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汉文帝时，佗去帝号，成为汉的藩臣。赵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统国王。。南越是汉的藩臣，不敢擅自兴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诉。为了保护藩属，汉武帝决定发兵攻打闽粤。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他说：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执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见《汉书?严助传》，班固。“瘅”（dān），热症、热病。“蠚”（hè），虫类蛰咬。

　　这里的“中国之人”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惧南方炎热的气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刘安后来因谋反罪被杀。不过，刘安的这次谏言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与闽越的战争也没有打起来，因为闽越王的弟弟“杀王以降，汉兵罢”《汉书》。。刘安的谏书不仅是文人与武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东汉的名将马援（前14-后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长期征战，最后折戟长沙西。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平定了诸羌造成的边患。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称王起事，应者众多，攻没六十余城。41年，马援拜为伏波将军，远征交趾。他斩杀两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内以南的叛乱。44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于瘴疠。《后汉书?马援传》。然后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击乌桓，乌桓主动退走。49年，汉军征讨武陵、五溪蛮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溪一带），却全军覆没。62岁的马援主动请缨出战。在今天湘西的进军途中，“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传》。这次马援亦无幸免。他死在军中。马援曾有壮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瘴疠，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岭与大河急流之上。路总是能够找到，或开辟出来，但疾病却难以防治，无法避免大量减员。在古代，中原人称江南为“瘴疠地”。瘴疠是中国古代对南方传染病的泛称，主要是疟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还包括鼠疫、伤寒等疾病。古人对它们没有区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医治。他们认为，瘴疠是由山间的瘴气（潮湿空气）引起的。其实，西方人也同样认为疟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气。Malaria（疟疾）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mala aria——“坏空气”。

　　瘴疠的多发区随着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迁而逐渐南移。东晋士族南下，开发江南。南京成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渊薮。“瘴疠地”的界限随之向南推移。唐朝时，流放南方是一个严重惩罚。705年，杜审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为他写下了“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峰州在今越南河内附近的永富省一带，时属岭南道。当时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审言的孙子）不知道李白已经遇赦，写了一首诗怀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梦李白》二首之一，作于7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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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3)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兴起。南诏臣服于唐朝，却又向唐朝的领土扩张。因为地方官的贪渎和勒索，南诏王阁罗凤攻占了云南府（今云南祥云之云南驿），杀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攻南诏，被南诏打得大败。唐兵死者6万人，其中许多人死于流行病。南诏因此向吐蕃称臣，寻求保护。杨国忠庇护兵败的鲜于仲通，并征兵再战。“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于是，杨国忠派人四处抓壮丁，戴上连枷送到军队。“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载》。同样在751年（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在北方也连连失利。高仙芝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安禄山在今河北被契丹打败。这是唐朝战事不利的一年。

　　北宋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次被贬。他的贬谪地越来越向南方，先后有黄州（今湖北黄州）、惠州（今广东惠州）、儋耳（今海南儋县）。在贬谪途中，爱妾朝云跟随苏轼到了“瘴疠之方”的惠州。在1096年，朝云“遭时之疫，遘病而亡”（《朝云疏》）。在这一年秋天，苏轼作《西江月?梅花》纪念朝云：“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1101年，在离开海南谪地一年后，苏轼自己也因瘴毒发作，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越南北半部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越南在968年独立，然后开始扩张。北宋治平（1064-1067）初，朝廷得到交趾企图入侵的报告，宋英宗“问交趾于何年割据”，辅臣介绍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割据经过。接着，宰相韩琦说明了越南割据的缘由：“交趾山路险远，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列传?外国四》。韩琦以前是坚决主张对西夏用兵的。他在边防问题上不是温和派，却因越南有瘴疠而不赞同收复。宋朝已经准备放弃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了，但越南却发起了攻击。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越南李朝以十多万军队攻陷钦州（今广西宁山）、廉州（今广西合浦）、邕州（今广西南宁）。越南军队在邕州屠城，杀了58000余人，再加上在钦、廉两州死亡的，有10多万人死于入侵。次年，宋朝发起反击，攻占谅山，直指李朝京城升龙（今河内）。但是，“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在李朝表示降服之后，宋朝撤兵。由此可见，越南能够保持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瘴疠的功劳。明初还将重演这段瘴疠史。

　　北宋大将狄青出身于行伍，在北方屡立战功。宋仁宗皇祐（1049-1055）年间，南方蛮侬志高反，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围广州。围剿官军师久无功，多有败死。狄青上表请行。他出奇兵，一昼夜通过昆仑关。反叛者失去天险，在对阵中仍很奋勇。狄青指挥骑兵从左右翼出击，叛军终于失败。官军收复邕州。“初，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饮者多死，青殊忧之。一夕，有泉涌砦下，汲之甘，众遂以济。”《宋史?狄青、郭逵传》。

　　朱元璋要求后代皇帝在南北两个方向都采取守势，不要有侵略意图，但防守的重点是北方。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发起了对安南的进攻，自五代十国以来，再一次把越南纳入中国领土。永乐五年（1407），明朝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辖48个府州、168个县、313万户。在明朝占领期间，安南的反叛不断，明军屡遭挫折甚至惨败。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最终放弃安南。此时距离朱棣之死仅3年，中间隔了一个在位不足一年的明仁宗。

　　朱棣的对越战争属于迫不得已的行动。明朝作为宗主国被动地卷入了越南的内部权力斗争，在支持正统方的时候遭到篡位方的袭击。因此，他不算是完全违背父训。但是，明朝接下来吞并越南，被证明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在占领安南的同时，朱棣还有许多耗费巨大的目标：1406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11年，开始重新修复大运河；营造北京，把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重新修建长城。在这期间，明朝的战略重点仍是北方，南方和海洋是次要的。从1410年到1424年，朱棣亲自统帅了对蒙古的5次征讨，其中两次没有遇到敌人，另外三次也没有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他在第五次出征的归途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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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4)

　　缅族人壅籍牙（1752-1760在位）创建壅籍牙王朝（贡榜王朝），至1757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缅甸的统一。18世纪中期是壅籍牙王朝的全盛期。缅甸向西远征曼尼普尔（今印度东部的一个邦），向东攻入暹罗（今泰国）。中国边境地区受到侵略，守边官兵被攻杀。乾隆帝四次对缅甸用兵，都以失败告终。皇帝本来无意扩大战事，但边将争功冒进，最后导致战争升级。清兵最后的目标是攻取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近郊）。当地的地势险要，山路只可一人通行，往往前营已到，后营还未出发，军力无法施展，而缅人英勇善战。因战败，前后三任云贵总督，一自杀，一被勒令自杀，一在战场自杀。乾隆三十四年（1769）7月，第四次对缅战争开始了。傅恒督师入缅。傅恒是满族富察氏，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也是乾隆帝非常宠幸的大臣。他还是福康安的父亲。但傅恒也没有改变战局。到了11月，入缅的清朝弁兵病死很多，多名高级将领病死，傅恒也染上了瘴疠，而缅甸的前方堡垒又久攻不下。于是乾隆帝知难而退，允许和谈、撤兵。傅恒返回内地后，因瘴疠发作于1770年身亡。四次征缅失败是清朝在南方的一大挫折。

　　1834年夏，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第一位驻华贸易总监律劳卑从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名字的汉译可看出那时对西方人的蔑视。到达广州，当年就因疟疾死于澳门。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于1840年7月第一次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在定海之战中，中英双方共有2000多人丧生，英国只战死了19人。但是英军“把兵营安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107页，三联书店，2005年。，共有大约500英国军人死于痢疾或疟疾。到9月中旬，1/3的英军士兵因生病而无法战斗。这时英国有4000陆军在中国。只留了一小部分兵力封锁广州。1941年10月，英国第二次占领定海。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向中国派出了大约有一万名步兵（包括印度兵）。1841年，因为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批准《穿鼻条约》，2200名英军占领了广州。他们的代价是一伤（在炮台）一死（在三元里）。但英军“遭遇到了更加强大的敌人：疾病。……痢疾、疟疾、腹泻时大批士兵死去”。《鸦片战争》，147页。

　　到了20世纪，瘴疠仍然严重困扰着在中国南方山区作战的人们，并差一点改写中国现代史。1929年初，红军战事不利，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向东转移到瑞金一带。在那里，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受到挑战，结果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这年夏天，毛泽东得了疟疾，病得很重，“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R?特里尔：《毛泽东传》，1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共产党派了两名交通员，从上海专门为他送去了特效药奎宁。其中一位在半路上被砍掉脑袋，另一位把药送到了。为毛泽东治疗的是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这时已经加入红军，是红军中的名医。第二年3月，因为听信了这场疾病引发的传闻，莫斯科共产国际以为毛泽东已经病故，为他发了一份讣告，说他死于肺结核。这时，毛泽东已经大病初愈，并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即使在今天的非洲，疟疾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UNICEF）在2003年公布的数字，全世界每年仍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9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的卫生和医疗条件明显好于非洲，大概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疟疾出现，而在此之前，对疟疾同样束手无策。全球现在每年仍有5亿人感染疟疾。除非洲之外，中南美和东南亚、南亚也受疟疾的侵袭。在中国边界以南、东南亚的几乎全部和印度全境，现在仍是疟疾的高发区域。

　　热带疾病造成南北方的地理隔离。不仅在中国如此，瘴疠也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北方蛮族是德意志和法兰西。他们向南入侵意大利的时候遇到了瘴疠。从阿尔卑斯山上流下的水在罗马附近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滋生多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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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5)

　　夏秋两季流行于罗马城内及其附近的热病，便是从奥托大帝到路易四世时代日耳曼诸帝之努力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通常叫作“罗马”热病或疟疾是一种周期性的发热，据认为是由蚊子传播的血液毛病所致；而对这种间发性的热病，古代中世纪的药都无济于事。如果那时知道奎宁，那些时代的历史就会极为不同，许多人的宝贵生命——比如但丁的——就会延长。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43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引文为原书第138页的注。但丁（1265-1321）死于疟疾。奎宁大概在1632-1639年之间从美洲传入欧洲。

　　当时，罗马和意大利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皇帝要去罗马接受教皇加冕。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和疟疾的阻挡，帝国皇帝可能就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对各城邦施加严密控制。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就不会出现，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将黯淡许多。同样对意大利感兴趣的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发现了意大利，时间在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不久。富庶而文明的意大利魅力无限，吸引着北方的野蛮人。从路易十一开始，连续四代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都遭到失败。这次阻挡法国人野心的是欧洲复杂的地形和由此产生的众多力量中心。法国的冒险在16世纪中期结束。

　　拿破仑时期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也有了金鸡纳。但欧洲许多人对鼠疫和疟疾的区分还是不很了了。来自北方干旱地区的人们进入潮湿地带之后，对瘴疠的免疫力尤其低下。1799年3月，在领兵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拿破仑在雅法遇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通过沙漠的行军是非常使人厌倦的，而从异常干燥的气候转入潮湿多雨的气候，对士兵健康也是有影响的。设在圣地僧团僧院里的病院已不够用。……有些病人入院后一昼夜就死去了。……有些人把鼠疫症看做某种被称为淋巴腺肿块的恶性疟疾，……全军都处于恐慌之中。……发布了严格的命令：士兵们在洗劫城市时所掠夺来的一切东西，毫无例外地予以烧毁。在医院里，当恶性疟疾流行时，每次都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拿破仑文选》下，198-19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在雅法之战中有一件轶事。拿破仑躲过了一劫。一颗子弹在他头顶之上数厘米的地方飞过，在打落了他的帽子之后，打死了站在他身后的一位上校。拿破仑的身高不足1?58米，而那位上校比他高出整整20厘米。这是拿破仑第二次碰到这种事了。见该书第196页。可见历史是由许多偶然事件组成的。

　　那时的法国医生仍不能区分鼠疫和恶性疟疾。雅法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港口，其“潮湿多雨”只是相对于沙漠地区而言。其实，雅法的年均降雨量只有508毫米，比北京的600多毫米还少，远远没有中国南方湿润。广东省的平均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岭南更在2000毫米以上。因此，与中国军队在南方遇到的艰险相比，法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染上的疾病不算严重。况且，法国军队有优势：那时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了；通过地中海的补给非常便捷，大大减少了士兵的体力消耗；在干旱的巴勒斯坦，流行病的地理范围很有限，“只要部队出发远征，疾病就消踪匿迹了”。《拿破仑文选》下，200页。雅法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1月到次年5月的冬季，而中国（不仅在南方）的降水则多在夏季。高温加高湿最容易滋生疾病。在经过巴勒斯坦向埃及的远征中，法国军队一共损失2750人，其中近一半（1300人）死于疾病。《拿破仑文选》下，263页。拿破仑认为“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以上两句引语分别出自《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和第22卷第18041号。转引自J?F?C?富勒《战争指导》，4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在多雨的南方，没有人能够躲开湿气。

　　c?东边的限制：海洋和岛链

　　由于环环相扣的岛链，中国东部的大海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内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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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6)

　　在历史上，中国外海多台风，而且外海各岛屿上的文明程度较低。因此，海上航行有很大的风险，却没有很大的收益，这是阻碍中国走向海洋的主要原因。中国大多数王朝都不鼓励贸易，民间的海外贸易最为可疑，受到更大的抑制。因为气候莫测以及心理因素，中国古代皇帝宁愿沿着海岸线挖掘大运河，也要避开海洋。中国在海洋上的“边界”是由自然条件限定的。现在，这些障碍或边界都不存在了，但地缘政治的障碍却非常大。

　　中国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似乎有很好的条件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其实条件并不优越。中国东部、南部之外的海洋是世界上岛屿、海峡最密集的地方。这些岛屿分属多个国家，有些自成岛国。一些岛国距离大陆很近，中国与它们有岛屿和领海纠纷。美国的驻军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因此，这些岛屿和海峡对中国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不是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国家，因为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东海岸之间有一个过渡，这就是第一岛链。诸多的岛屿如蜿蜒的山脉，彼此相连，形成一根链条，锁住了中国的海疆。中国走向海洋，首先遇到岛链形成的地缘政治“边界”，它们可以被用来封锁中国，阻止中国的大洋通路，把中国遏制在大陆上。要走向大洋，岛链是中国必须突破的屏障。

　　东亚近海海域以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大致都是南北走向，对大陆海岸形成包围的岛链。一般认为，中国的外海有三条岛链，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最严密的是第一岛链。关于第一岛链包括哪些群岛，并无一致的说法，但总是距离中国最近的那几个群岛。本书认为，第一岛链从萨哈林岛开始，经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Borneo），即中国古史中的渤泥，73?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岛，分属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三个国家。到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与欧亚大陆的马来半岛之间有狭窄的马六甲海峡，海峡中有个小岛值得一提，即新加坡。在这些大的群岛和岛屿之间，还有许多较小的岛，而日本、菲律宾、印尼都是岛国。中国船只走向大洋，必须经过几条狭窄的海峡，很容易受到封锁和攻击。在那里，海盗都可以制造相当大的麻烦和损失，更不必说装备优良的岛国海军了。

　　在第一岛链的北端，萨哈林岛、日本群岛与大陆海岸（其中一部分是伸出的朝鲜半岛）合围成日本海。日本海的各海峡窄而浅，近似于一个内陆海。中国在日本海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图们江入海前的最后一小段（约15公里）是俄国与朝鲜的界河。封闭的日本海是中国外海的一个缩小版。日本北海道岛与俄国萨哈林岛之间的宗谷海峡（拉彼卢兹海峡）最窄处43公里，最浅处50米；北海道和本州岛之间的津轻海峡最窄处18?5公里，最浅处130米；日本九州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朝鲜海峡之中有对马岛，其中日本一侧的对马海峡最窄处41?6公里，最浅处50米。在朝鲜海峡的南北两端，日本和韩国（韩国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都有实力可观的海空军，而且都有美国的驻军。以海参崴海参崴在海洋和陆地两个方向上都缺少纵深，不适合做俄国的军港。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受到极大限制，只有日本海的第四个出口鞑靼海峡才是安全的。因此，俄国需要更多地使用堪察加半岛南端的基地，不过，那里靠近北极圈，气候条件恶劣，远离腹地，补给成本高。中国面临着与俄国类似的海上困境，或许略好一些。

　　第一岛链的中间点是台湾岛。台湾岛与海南岛同是距离中国海岸最近的两个大岛。其北是琉球群岛，冲绳是美国的一个大军事基地；其南经过两个较小的群岛（巴坦和巴布延）之后是菲律宾群岛，美国的前殖民地，现在的军事合作伙伴。菲律宾群岛的巴拉望岛、苏禄群岛，几乎没有疏漏，连接到加里曼丹岛，该岛的南部属于印度尼西亚。除了马六甲海峡之外，南海还有几条海峡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如巴士海峡、巽他海峡。不过，它们同样受到岛屿的控制，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商业价值较小。台湾岛是中国最有希望首先打破第一岛链的环节，一个与大陆统一的台湾岛将成为东亚沿海各国的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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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7)

　　一般认为，第一岛链止于马六甲海峡。在自然地理上也许是这样。在地缘政治上，第一岛链延伸到马六甲海峡以西。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这两个群岛与缅甸的南部海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合围，在它们中间形成了安达曼海。西去的船只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安达曼海之后，仍须穿越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印度蹲在马六甲海峡的西端虎视眈眈。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属于印度。这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产。印度正在加强它在群岛上的军事基地。在非常时期，印度的海空军可以封锁狭窄的马六甲海峡，或在海峡以西拦截船只。所以，中国必须把安达曼海以西的两个印度群岛看做是第一岛链的组成。

　　其余两条岛链没有像第一岛链那样形成严密的链条。第二岛链比较完整，从堪察加半岛以南开始，经千岛群岛、小栗原群岛，沿着日本群岛的东侧到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在以上这些群岛东部，并列延伸的是世界上最深的几条海沟，海底地形非常复杂），然后经过加罗林群岛，到达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东部各岛，以及印尼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共有的几内亚岛，然后再向南到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自成一个大陆，也可以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以南。澳大利亚以印尼为安全屏障，在印尼有强势存在，如在东帝汶等地调停、维和。关岛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也是第二岛链的地理枢纽。美国正在把关岛建设成一个攻击出发点和战略补给中心，可以部署攻击核潜艇、航空母舰、两栖登陆艇、战略轰炸机，打击范围覆盖东亚。第二岛链曾经是美国西进和日本东进的冲突线。1941年底，日本军队先发制人，偷袭珍珠港，然后把美国军队赶出了菲律宾群岛。美国很快发起反攻，两军在太平洋上逐岛争夺，战况惨烈。美国最终取得胜利，把军队部署到了大陆和第一、第二岛链上。日本彻底战败，失去了新攫取的西太平洋控制权，它的本土上也被驻扎了大批美国军队，在政治上成为美国的附庸。

　　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以东，太平洋中部和南太平洋，还有几条南北中国的海上岛链向的群岛，但它们不能彼此相连构成完整岛链。从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群岛、南太平洋的诸多群岛，到新西兰，被模糊地称为第三岛链。实际上在南太平洋上有不止一条群岛链。夏威夷群岛是第三岛链的地理枢纽，也是整个太平洋的地理中心。与此类似，印度洋的地理中心迭戈加西亚岛也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通过夏威夷群岛掌控着太平洋。这一条岛链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中国能够在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建立预警系统就应该满足了。

　　为了打破第一岛链的束缚，仅仅与台湾统一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在岛链国家中寻求坚定的盟友，与岛链之外的大陆滨海国家保持盟友，以减少岛链在限制中国方面的重要性。但是，除非中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否则即使在第一岛链附近，中国也不可能做到确保海上航运的安全。至于在更远的地方，比如索马里发生的海盗事件（在2008年下半年尤为猖狂），中国派遣了军舰护航，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欧洲、印度发挥了它在印度洋上的作用，印度军舰击沉了一艘海盗船。维持一个全球合作的态势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都有分布。

　　但是，以和平为导向的政策也同样需要向海洋扩张。向西太平洋推进可以加大中国的防御纵深。当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在台湾海峡部署航母舰队，直接威胁最繁华的沿海城市时，中国的安全没有保障。只有中国能够加大防御纵深，增加预警时间，才能减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随着军队的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的提高，中国不需要迫近敌人才能实施打击，但是，在抵近敌人时候打击的烈度最大，威慑力也最强；防线越远，预警时间也就越长。如上所说，因为航运安全难有保障，中国需要提高打击报复能力，对中国利益任何较小规模的侵犯都将导致冲突升级，使得任何阻断中国航运的企图都严重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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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8)

　　岛链上的各国生活着许多华人。自明清以来，中国往往把东部的国界限制在海岸线上，自我设限。人口的压力迫使东南沿海的一部分人向东南亚（南洋）移民，但官方不仅不能提供保护，反而歧视这些移民。欧洲人来到南洋之后，把华人作为劳力。总体来说，他们对华人是排斥的，因为华人在商业方面是强有力的竞争者。直到20世纪后期，南洋华侨饱受排斥，屡经屠杀。即使如此，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岛上，仍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华人社区。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南洋华侨回国抗战，并付出了生命。

　　由此可见，中国在海洋上的局势与在陆地上是一样的，都是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如何“突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德国、俄国都有类似的困境，他们的突围都不成功，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失败，至今不能恢复元气。二战爆发前的日本受困于资源短缺，也想突围，也失败了。当然，日本当时的困境是它的侵略造成的。这几个后起工业国家的教训是，仅仅依靠武力的“突围”是不可取的，因为越是努力突围，招致的反抗和对抗就越大。区域一体化可以化解对抗。一体化需要的时间长，却更稳妥，成绩更巩固。为此目的，中国国内需要更多的改革，才能更具魅力。对于中国，岛链不是地理的约束，而是地缘政治的限制。地缘政治是可以改变的。在中国的倡导之下，如果各国能够把岛链（主要是面积大、人口多的第一岛链）纳入一个共同市场，以此为起点建立一个和平之弧、繁荣之弧、文化传播之弧，那么，环节紧凑的第一岛链对中国将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如同地中海之于古希腊一样。中国对这些岛链国家同样重要。第一岛链所面对的欧亚大陆大部分的海岸是中国的——也是其中最有活力的海岸，内陆纵深最大的海岸。

　　对中国的海上威胁时断时续。最早的一次是在唐朝，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明朝时则有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倭寇骚扰海疆。在清朝初期，对清廷的海上威胁来自郑成功。从1840年开始，海上威胁大于北方的威胁。今天，对中国最大的危险仍来自海上。根源之一是中国长期把自己限定在陆地，没有向海外扩张。从明朝以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官府禁止向海外移民，歧视、迫害移民及其亲属。其中原因似乎有点令人困惑。其实，孟德斯鸠解释得很清楚：“专制主义把臣民当做奴隶看待，出国的人则被看做是逃走的奴隶。”《论法的精神》上，212页。一个相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可以保证社会的活力和流动性，而活力是扩张的最强大的动力。

　　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文明的国家，固然有儒家文化轻视商业的影响，但也许更多是由亚洲东海岸的地理和气候决定的。岛国则不同。英国是航海的国家。英国的殖民扩张不受本国海岸线的制约，在全球都有殖民地。大英帝国因此号称“日不落帝国”。日本在开国之初就走上了扩张道路，1859年攻虾夷（在今北海道），1875年勒令琉球王停止向中国朝贡，然后就走向大陆。

　　在中国和俄国为西部伊犁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俄国派了23艘军舰来中国东部沿海炫耀武力。1880年，戈登查尔斯?乔治?戈登（1833-1885）是英国军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中国，战后随英军到上海防范太平天国，1863年起指挥“常胜军”，并与李鸿章熟识。因战功，清帝任命戈登为提督，赏黄马褂；英国提升他为陆军中校。戈登回英国，又去了印度。清廷请戈登来协助防御俄国人。正文中的话是他在天津对李鸿章说的。但这次他在中国的时间很短。戈登后来在苏丹喀土穆战死。向李鸿章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徐中约：《1880年戈登在中国》，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166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因此，戈登认为，中国只能寻求和平。1900年，八国联军果然攻陷大沽口，清廷下诏宣战。八国联军之战是这些所有殖民国家在东亚扩张的一个标志事件。它们在经历了各自的海外扩张之后，终于在中国，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来了。这些殖民强盗们从来没有这样一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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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9)

　　当初，北京在北方陆地上有险可守，还有长城，而面向大海则无险可守。在过去100多年中，首都北京两次陷入外国军队之手（1860年英法联军、1900年八国联军，都从大沽炮台入手）。首都南京面向大海也无险可守。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这不包括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占领北平。这些军队都是从海外登陆而来。早在1950年代，中国已经能够扼守北京的海上门户。现在，从海上登陆入侵中国的威胁几乎消失了。但是，海上武器平台造成的空中威胁仍然存在，它们在距离中国较近的海域发射导弹，或起飞飞机。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很不利。美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们说：

　　中国的边界易攻难守。漫长的海岸线容易受到海上的攻击。……与美国的潜在战场不同，中国最有可能的潜在战场在国内，而不是海外。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p10，Andrew J?Nathan，Robert S?Ross，W?W?Norton & Company，1997?

　　为了防守，中国必须把防线向外推，以减少遭受进攻的可能性。目前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中国仍处在包围之中。美国和欧盟在压缩俄国的势力范围。现代中国没有自己明确的势力范围，所以不如俄国那么明显地感受到美国的挤压（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和中国的冲突很小）——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增强力量，把目标明确指向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被蛮夷包围。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大国的侵略和瓜分企图中生存，对被包围不是那么敏感。现在的包围者不仅军事力量优于中国，在地缘文化上面也占有优势。

　　在海洋上，美洲的东西两岸之外的岛屿很少，也很遥远。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多由美国控制，如夏威夷群岛、关岛。美国的门外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没有居民，没有人来和它争夺，它可以信马由缰地驰骋。中国则不同，只有东部一条海岸，海洋上岛屿密集，在这些岛上有好几个国家：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中国打开门就看到黑黢黢的森林，森林里住满了人，还与中国有土地纠纷，中国必须勒紧缰绳。这是中国不利的海洋形势，必须正视，切不可盲目扩充海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那样。

　　如果美国不能为盟国提供有效的保护，甚至它的亚洲驻军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将退出该地区。它在撤退之前会把日本从笼子中放出来，并可能挑起日本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将做一位离岸平衡手，使中国与日本都离不开美国。这个做法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也是保持均势的传统手段。日本和冲绳是第一岛链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日本不会永远依附于美国。中日两国未来的关系取决于两国决策者的战略智慧。

　　d?西边的障碍：沙漠和草原

　　辽阔的大草原把北方和西北方连为一体。对于农耕民族，草原和沙漠不是一个容易谋生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穿越的地方。夏朝在建立初期的势力范围已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尚书?禹贡》。从禹的征战范围看，这句话没有明显的夸大。此后中国的国土基本没有超过这个范围。草原和沙漠对中原农民构成了有效障碍。那时的“流沙”很可能在今天的甘肃境内，还不到新疆那么远。但很显然，流沙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居住在西方的游牧民都被称作戎。因为战争、气候、游牧习惯等因素，古代西部人的迁移比较频繁。所以，有很多部落可以被称为戎。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孰”，熟。

　　司马迁判断的根据从大禹开始，到他的汉朝结束。今天看来，这个事实一直到20世纪仍然有效。共产党的力量在陕北积蓄，从东北向南发展，最后占有全国。西方一直是中原权力的有力争夺者。在周朝、秦朝、汉朝三个相连的王朝，统治中心是渭河流域的关中。关中已经是偏西的地区，剩余的西方范围不是很大。西方与北方相似，都是游牧部落的天下。直到秦朝，西部的主要威胁来自今天的甘肃一带。到了汉朝，西方就更扩展到西域了。那时吐蕃还没有兴起。到了唐朝，因为吐蕃的入寇，西方又向西南扩展。可以说，中国对西方地理的了解是为了应对安全挑战。西汉向西域的扩张从河西走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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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0)

　　公元前170年代，月氏被匈奴从河西走廊赶走，迁到今天塔吉克斯坦一带。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说服月氏与汉一起夹击匈奴。他的使团先被匈奴扣留了10年，然后又遭到月氏的拒绝。月氏人的生活很好，他们不想报仇了。在回国的路上，张骞又被匈奴抓住。被拘留了一年多后，他趁匈奴内乱逃回。这段出使时间长达12年。从张骞的经历，可知汉朝与西域的道路都被匈奴控制。张骞又上书武帝，建议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夹击匈奴。前115年，张骞从乌孙回国，于第二年去世。丝绸之路从此出现。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开始向西域发展势力，与匈奴争夺同盟国和土地。

　　河西走廊是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其北是沙漠，其南是高山。据载：“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今甘肃省山丹县有焉支山。相传，山下的霍城遗址是霍去病屯兵之处。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过焉支山1000多里，一年两次大破匈奴。匈奴浑邪王投降，匈奴势力退出河西。他们哀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山所产之物即胭脂。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后来又设张掖、敦煌和武威三郡，为“河西四郡”。余英时说：

　　由于河西的归并，汉朝成功地将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开，还能直接进入西域。正如此后的历史充分显示的那样，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22页。引文所出的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作者是余英时。

　　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张骞被匈奴扣留的麻烦就不会再有。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西域。西域有连绵的沙漠和不大的绿洲。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那里很难聚集起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但西域是北方大草原的侧翼，从那里可以牵制北方游牧民的南下，又可以联系中亚国家。有了西域，就把关中平原的防线向西推出了数千里，增加了首都的防御纵深。

　　从张骞开始，汉朝在西域的发展就带有很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西域小国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不定。龟兹和楼兰都曾杀大汉的使者。傅介子在出使大宛的路途上，在龟兹攻杀匈奴的使者。回国后，他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班固。霍光要他去楼兰。公元前77年，傅介子设计诱杀楼兰国王，把楼兰在汉朝留学的王子立为王。楼兰改名为鄯善。龟兹道远，还没有受到惩罚。常惠曾经随苏武出使匈奴。当他受命出使乌孙时，因龟兹曾经杀大汉的校尉，他要求顺道攻击龟兹。汉宣帝不许，但霍光私下允许他“便宜从事”。公元前71年，常惠组织西域多国部队向龟兹进发。龟兹王说是先王受贵人所误，本人无罪。于是常惠斩杀那位贵人而归。6年后，龟兹王来朝。

　　公元前60年，汉朝基本上平定了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在丁零、乌孙和大汉的打击下，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西匈奴的郅支单于向西逃亡到康居康居（康国）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即粟特（Sogd），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到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首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在康居东部的楚河流域驻扎下来。郅支先与康居国王建立密切关系。接着他四处出击，势强之后杀康居国王嫁给他的女儿。西域副校尉陈汤担心郅支单于“必为西域患”。他与西域都护西汉在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东汉时治所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甘延寿谋，提议发屯田吏士击之。延寿支持陈汤，但要求上报中央。陈汤反对说：“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汉书?陈汤传》。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他趁延寿久病之机“矫制”发诸国兵，延寿被迫同意。他们长途奔袭至匈奴城下，杀郅支单于，把他的首级送到长安。甘延寿、陈汤两人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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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1)

　　在王莽时期，西域陷入混乱。班超出使鄯善时，攻杀匈奴使者，迫使鄯善归附汉朝。他继续征服西域其他绿洲国家。74年，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陈睦为都护。第二年，焉耆、龟兹攻杀陈睦。汉朝在西域的屯兵都撤了回去。只有班超坚守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并且能够反攻，最终又一次平定西域。94年，班超率领西域诸国兵大破焉耆，杀其王，为陈睦报仇。班超在西域经营了31年，告老返回都城洛阳后不久，即于102年去世。他的儿子班勇出生在西域。当北匈奴又一次在西域制造战乱时，朝廷接受班勇的意见，并任命他为西域长史。班勇击退匈奴，打败叛乱的国王，最终平定了西域。

　　在唐朝，西域的重要性一如在汉朝。唐朝在北方也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次是突厥。匈奴和突厥是两个接近的种族。同时，唐朝还受到吐蕃的威胁。强大的吐蕃不仅前出到今天青海和甘肃一带，还占领了西域的南部。唐朝征服西域的过程与汉朝有些类似，都有一些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们的进取不仅是为了保护王朝的安全，也受个人勇气的驱使。

　　清朝起源于东北。蒙古人是满族最早的同盟，他们一起打进关来，占领了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满人的故乡在东北。但是，作为一个王朝，清朝的根据地在整个北方。他们不可能像明朝那样把防线设在长城。为了保护北方的侧翼，才有了向西北的发展。虽然满人不是游牧者，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很接近游牧民。因此，清朝的扩张也是顺理成章的。康熙时完全收复西域。南疆本来在准噶尔的控制之下，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兆惠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清朝统一了天山南北路，设伊犁将军总管两地。如果准噶尔不向东侵略北蒙古，清朝大概也无意向西。这是从汉朝起对西域征服的完满结束。格鲁塞说：

　　乾隆的吞并伊犁与喀什噶尔标志着从班超时起十八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在亚洲所追求的计划的正式实现，定居人对游牧人，农田对草原的反攻。《草原帝国》，588页。

　　一个世纪之后，伊犁和喀什又面临俄国和英国的争夺。这是新一轮挑战。中国又赢了。

　　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

　　中国的地缘政治从中国国内开始，这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很不相同。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国的土地面积决定的。中国面积之大，已经足以使她自成一个单独的地缘政治单位。在面积上，中国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1016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同。在地形上，中国更为复杂，包括了世界最高的高原和第二大的沙漠；而欧洲的大部分都是大平原，除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外，山地起伏都不很大。如果不算欧洲边缘的厄尔布鲁士山（5642米），一般所认为的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只有4807米，还不及藏北羌塘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约5000米），更不能和西藏的那些大山相比。但是，勃朗峰超过了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山峰高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地形的第三级阶梯——从黑龙江漠河到广西南宁以东地区——的任何山峰。中国东部的最高峰并不在大陆上，而是台湾岛上的玉山（3997米）。台湾的地形变化比大陆东部还要复杂。即使海南岛上的五指山，其主峰（1867米）也比大陆东部的许多大山更高，超过它的只有很少几座山峰，如南岭的最高峰猫儿山（2142米）。猫儿山在南岭五岭的最西，已经几乎算是第二阶梯了。

　　山脉的高度并不一定形成严重的交通障碍。山区的交通便利与否取决于山脉的走向、长度以及山谷的陡峭程度。青藏高原有许多大山。在北部，这些大山的相对高度不高，山势圆浑，一点也不险峻。隔绝西藏与外界交通的是高原的严酷环境，那些大山倒在其次。中国东部的山地一般都比较破碎、低矮，不能形成有效的地理隔断。武夷山是一个例外。受山地的保护，福建和浙江南部是中国东部最晚接受中原文化的地区之一，长时间是百越的地盘。因为有南岭，广东和广西保留了岭南文化和粤语。但南岭有很多宽阔的南北通道，不能保护两广免于寒流或北方军队的南下。从东北到华南，中国东部几乎没有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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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2)

　　这三级阶梯在经济、文化发展上有巨大差距，但地缘政治价值却很接近，都非常巨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一阶梯。如果不是为了介绍第一阶梯，就没有必要提出三级阶梯的问题，因为第二和第三阶梯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历史事件也不是那么容易以地理分割。

　　a?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及其边缘

　　中国地形的第一级实际上也是世界的第一级，号称“世界屋脊”。它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包括西藏、青海、甘肃西部、四川西部、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及其以南地区，大致处在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大雪山和横断山脉一说大雪山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但大雪山自成体系，走向是“竖”而非“横”。的合围之中。如果不考虑人为的国界，可以说世界上的最高山脉都集中在这个自然区域。第一级的面积大约有23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24％，或近1/4，人口却只占全国的0?9％左右。这是因为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拉萨地处较低的河谷，海拔高度也有3650米），许多地区不适宜居住，只有几条河谷尚称宜人。藏、蒙牧民的分布却超过了河谷。在20世纪中期修筑公路之前，从拉萨到内地的漫长旅行还被大多数人视为畏途，一路生死难测，民国时期的官员进藏大多绕道印度，需要英国的签证。关于清朝官员前往拉萨的旅程，可参见吴丰培所辑的《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这些官员的进藏路线不限于川藏线。除了侵略者外，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都是冒险家。吐蕃帝国在这个空气稀薄、人烟稀少、干燥寒冷的高原上建立起来，势力扩大到青藏高原之外。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吐蕃帝国之后的西藏非常封闭孤立。除了吐蕃的强盛时期外，第一级阶梯对外部的影响比较小。

　　吐蕃和唐朝大致同时崛起。松赞干布（629-649在位）稳固了他父亲统一的吐蕃，迁都逻些（今拉萨），开始向外扩张，首先是向北方。松赞干布之后，在722年及以后，吐蕃又发兵向西进攻帕米尔地区的小勃律，试图从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向新疆和中亚扩张——那里仍是唐朝的势力范围。小勃律是唐朝的西门，吐蕃的目标是唐朝的四镇。吐蕃兴盛的原因和近代之前的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都是依靠优良的骑兵和先进的冶铁技术。另外，在和唐朝对抗的前线，吐蕃常常能够集中更多的兵力——这是骑兵的优势。

　　唐朝强大的原因是它在战争中崛起，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唐初，列强并起，群雄争霸。除了吐蕃之外，突厥、高句丽、党项、吐谷浑、薛延陀等都在某一时期成为唐朝的劲敌，只有回纥长期与唐朝保持亲密关系。日本也派兵“进入”朝鲜，唐朝将领刘仁轨大破之（663年）。在西方，受新起的伊斯兰教的鼓动，阿拉伯帝国在此时崛起，向外扩张，后来与唐朝在中亚相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唐朝能够生存，实在是战之功也。

　　不过，在力量有所不逮的时候，唐朝也不耻于示弱，采取和亲的政策。经玄奘介绍，唐朝与中天竺建立了外交联系。那时，中天竺的国王是戒日王戒日王（?īlāditya，约590-647），音译尸罗逸多。他的本名叫Harshavardhana或Harsha，音译曷利沙伐弹那、曷利沙。戒日王于606年即位为一个小国王，6年后开始征讨四方，统一了讷尔默达河以北的北印度，是印度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戒日王早年是个印度教徒，后来成为佛教徒。他是印度佛教的“护法名王”之一，其余两位是阿育王和迦腻色迦。戒日王会见过玄奘，向他询问了几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戒日王的首都曲女城（音译：羯若鞠阇，Kanyākubja，今印度北方邦的小镇卡瑙季，Kannauj，在坎普尔市西北80公里处）位于恒河岸边。在戒日王之后，因为曲女城象征着霸主地位，印度北方三强为争夺此城而战。，强盛时有“象军六万，马军十万”以及更多的步军，《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不过，出自印度的数字往往夸张。成为北印度诸国的霸主。贞观二十三年（648年），唐太宗派王玄策王玄策的其他事迹不著，其生卒年亦不详。这次出使时他的官职是右卫率长史，正七品上。从印度回国后他被提拔为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出使中天竺。这时，戒日王已于上一年去世，大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阿罗那顺贪图使团一路上接受的贡物，把使团的30个人全部抓起来，抢走贡物。王玄策趁黑夜逃脱，到吐蕃的西部边境请求支援。这时，松赞干布仍在位。吐蕃派了1200精兵，泥婆罗（今尼泊尔，当时是吐蕃的属国）派了7000骑兵。率领借来的军队，王玄策和他的副使蒋师仁向阿罗那顺发起攻击，三战三胜。他们俘虏了阿罗那顺并带回国。唐太宗说：“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新唐书?西域上》。阿罗那顺继承了印度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王玄策打败阿罗那顺之后，北印度陷入混乱。直到500多年后，在阿富汗突厥人入侵后的德里苏丹时期（1206-1526），印度的北部才又告统一。德里苏丹是穆斯林第一次入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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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3)

　　唐朝时中印之间的交通大都绕道中亚。吐蕃与唐和亲后，双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线，从青海湖向南越喜马拉雅山脉到印度，此即唐蕃古道。中印交通的距离缩短了。据初唐时道宣记载，离开了吐蕃的南界之后，“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道宣：《释迦方志》，15页，中华书局，1983年。可见吐蕃南方道路的艰险超过了它的北部道路。艰险的道路限制了吐蕃向南扩张。此外，印度是佛主之国，而且非常湿热，不能为生长在干燥凉爽高原之上的吐蕃人所适应。否则，在泥婆罗军队的支援下，吐蕃军队能够穿越喜马拉雅山区，直下恒河腹地。土邦林立的次大陆比较容易被征服。后来，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通往西藏南部的艰险道路有了很大改观，比北道更易行。在1901-1903年间，康有为在印度撰写《大同书》等著作的时候，女儿康同璧渡海前去看他，只身到了喜马拉雅南坡的大吉岭。女子独身远行在当时非常罕见，一时成为佳话。

　　在663年，吐蕃赶走了青海湖周围（鲜卑族）的吐谷浑，占领了今天的青海东北部。吐蕃军队接着进入甘肃和新疆，一度压迫唐朝从西域的大部分地区撤出军队。吐蕃又向今天的四川和云南进攻，制服了南诏国。面对吐蕃的战争压力，唐朝被迫采用和亲的办法，先后把两位公主嫁入吐蕃她们是641年太宗时出嫁的文成公主，707年中宗时出嫁的金城公主。初，松赞干布仿效突厥和吐谷浑，要求娶唐朝公主，被拒。松赞干布发兵攻打吐谷浑。唐朝反击，然后同意和亲。。两位公主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贡献颇大，但没有能够带来长期的和平。太宗之后，唐蕃之间的战争期多于和平期，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但唐朝军队处于守势。730年，吐蕃战败，接受唐朝为宗主国，但和平仅维持６年。在安史之乱（755-763）期间，吐蕃的军队从青海和甘肃向东推进到甘肃境内，占据陇右唐藩镇名，713年设置，辖今甘肃东南及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地区，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多年，并于763年初占领唐朝的首都长安达半个月。吐蕃占领陇右之后，向东可以威胁长安，向北可以威胁唐朝与西域的交通。因为失去了陇右的优良马场，唐朝不得不依靠回鹘的马匹和骑兵，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再也没有能够在安史之乱后复苏。791年，吐蕃打败唐朝的盟友回鹘，结束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但在西南，唐朝与南诏一起成功地发起了反击，减轻了西北的压力。吐蕃在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后，要求与唐朝和谈，这就是821-822年的会盟。唐蕃会盟碑一直保留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吐蕃这次没有很快破坏和平游牧部落的和平倡议常常是权宜之计，唐朝廷往往“以其无信，不受”（《新唐书?吐蕃传》）。即使在这次结盟之时，两国在边境上也发生了一场战争，唐胜。更甚的一次在787年，吐蕃在侵略中屡次请盟，当双方最终在平凉（今甘肃平凉）结盟时，吐蕃设伏劫盟，大败唐军。当初，唐朝选择平凉为结盟地点，因为那里地势平旷，伏兵易被发现，但仍不免中计。同年，吐蕃再次请和。，因为这时已是吐蕃倒数第二位的赞普，他体弱多病，而且吐蕃的力量正因佛教和苯教之争而衰落。苯教是吐蕃的原始信仰。吐蕃王朝先于唐朝灭亡。

　　唐朝曾经与南诏夹击吐蕃，可以看出后来忽必烈经吐蕃攻打大理的意图。南诏（649-902）、大理（937-1253）前后相继，疆域相同，中间仅相隔两位夺权的权贵（902-937），兴亡分别与唐、宋的时代大致相符。738年，唐封南诏的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开始扩张。最强盛时，南诏和大理占有今天云南的全部、相邻的四川及贵州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和缅甸的北部。750年，南诏杀唐云南太守，归附吐蕃。但是，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方镇治所在成都，当时已属前方）韦皋向吐蕃的侧翼发起攻击，数次取胜，减轻了北方的压力。因为韦皋的胜利，西南诸蛮皆服。南诏也在794年与吐蕃绝交，回来与唐结盟，并攻取吐蕃十六城向唐献捷。801年，韦皋全线进军，战线从今四川北部的松潘延续到南部的西昌、盐源，在维州（今四川理县的薛城）大破吐蕃从北方的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调来的救兵，俘获内大相论莽热。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在安史之乱时已经是这样。但四川的西部容易受到西藏方向的入侵。韦皋于805年去世。据记载，“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新唐书?韦皋传》。可谓战功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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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4)

　　关于吐蕃的入寇和唐朝的对策，《新唐书》中有总结：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牙，犂其廷而后已。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潢，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圜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抚内宁，惟圣人不让。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务远功，忽近虞，逆贼一奋，中原封裂，讫二百年不得复完，而至陵夷。然则内先自治，释四夷为外惧，守成之良资也。《新唐书?吐蕃传下》，欧阳修、宋祁。“蹷”通“蹶”，仆倒。“馘”（ɡuó），在战斗中割所杀之敌左耳以报功。两位作者反对唐玄宗的扩张政策。

　　据此，吐蕃实为唐朝的第一大劲敌，其危害还在回鹘之上。吐蕃之害几乎贯穿唐朝始终。在驱赶了吐谷浑之后，吐蕃占据了昔日西戎的地盘。那里在黄河上游。对唐都长安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788年，回纥与吐蕃绝交，改称回鹘，与吐蕃交战。唐朝的这个盟友“至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新唐书?回鹘下》。“倪”，边。也是一大患。宋朝接受了唐朝及五代的教训，没有军事扩张，内部一直比较安宁和富裕。但宋朝的军力薄弱，依靠向北方王朝进贡维持和平，先后受制于几个北方和西北方的王朝，最终被蒙古灭亡。宋朝之弱实是唐朝之强的反动，因矫枉过正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战争与和平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平衡。

　　从松赞干布开始，佛教逐渐在西藏传播开来。但由于苯教的抵制，佛教未能被彻底接受。到了朗达玛唐武宗的“会昌灭佛”发生在845年，正好是朗达玛在位期间。这两起时间上非常接近的“灭佛”事件是在佛教发展之后本土宗教的反弹。在吐蕃是苯教，在唐朝是道教。当然，唐武宗“灭佛”还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原因：在王朝的财政困难时期，佛教寺庙占有了太多的财富。在位期间（841-846），佛教遇到了更激烈的反抗。这位赞普支持苯教，毁灭佛法，于是佛教在西藏的前弘期结束。在朗达玛被一位佛教出家人暗杀之后，吐蕃王朝也结束了，藏地进入了动荡的割据时期。又过了大约100年，佛教再次在吐蕃兴盛起来，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佛教这次才被吐蕃人真正接受，驯化了好斗善战的吐蕃人。他们转而期望来世，专注灵魂。从此以后，吐蕃再也没有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青藏高原上的权力向内坍塌，吸引着蒙古游牧民和廓尔喀进军。英国人也加入进来，极力排斥俄国和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吐蕃（明朝时改称为西藏）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的角斗场。

　　到了10世纪，吐蕃、两宋的疆域及势力都比前朝收缩了。吐蕃仍在分裂之中。双方虽然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但往来不多。在元初忽必烈通过八思巴赐给西藏僧人免役的特权。现在的官方观点是，西藏在元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权力先后为萨迦、噶举和格鲁（改革后的噶当派）三大教派所掌握。三个教派要依靠西藏之外的军事力量（蒙古骑兵）维持统治。在时间上，这三个教派的兴衰与元、明、清三朝的兴替大致相符。

　　元初，在西藏争权的是萨迦派和噶举派。这两个教派的领袖八思巴八思巴（1235-1280）是萨迦五祖的第五祖。萨迦派领袖位置在昆氏家族内传承。阔端（窝阔台和六皇后乃马真之子，贵由的同父同母弟弟）最早派军进攻吐蕃，因此了解到吐蕃教派林立的状况。1244年，阔端召萨迦四祖萨班（八思巴伯父）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10岁的八思巴跟随前往。在萨班的促成下，西藏归附蒙古。1248年贵由死。1251年，阔端死。在弟弟忽必烈的支持下，蒙哥争得大汗位。自此，蒙古的大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托雷系。蒙哥令忽必烈总理漠南（包括汉地和藏地）军事，其中有阔端的属地。1253年八思巴初见忽必烈，年19岁。和噶玛拔希噶玛拔希（1204-1283），噶举派之噶玛噶举之黑帽系的领袖，第二世噶玛巴。他以神通广大著称，首创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制度（都松钦巴是追认的第一世噶玛巴）。噶玛噶举是噶举派最大的支系。噶玛拔希与八思巴在同一年见到忽必烈，但噶玛拔希不肯长期停留。他北上传教，后来见到了蒙哥。蒙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这就是黑帽系的由来。1259年蒙哥死后，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的位置，噶玛拔希有支持阿里不哥的嫌疑，因此被忽必烈关押在今北京的北海。噶举派支系（四大八小）繁多，却难以形成统一的强势政权。都曾跟随忽必烈，在忽必烈面前争宠。早年间，萨迦派已经与蒙古建立了联系，在西藏有更大的影响。忽必烈最终选择了严肃的学者八思巴，而不是散漫的瑜伽士噶玛拔希。此后萨迦派在西藏独大。忽必烈对西藏的兴趣始于远征大理，他的军队要经过西藏的东部。忽必烈的目的是从侧翼进攻南宋，那时由北向南的战事很不顺利。1251年，蒙哥继蒙古大汗位。次年，蒙哥派弟弟忽必烈征云南，另一个弟弟旭烈兀西征——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西征。蒙古兵遇到南宋的顽强抵抗。1259年，蒙哥率兵久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不下，死于城下。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次年又把噶玛拔希逮捕入狱。噶玛拔希被关押和流放了4年。被释放后，他一路传教回到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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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5)

　　那时，蒙古只有原始的萨满巫术，没有宗教。大汗们能够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成吉思汗召见全真道的教主丘处机。丘处机从山东莱州出发，经撒马尔罕，1222年初夏（5月）在大雪山的八鲁湾在兴都库什山中、喀布尔以北。今阿富汗有帕尔万（八鲁湾，Perwan）省。蒙古灭花剌子模后，该国的王子扎阑丁（Jalalal-Din）逃到阿富汗，在八鲁湾击溃了一支蒙古军队。成吉思汗发兵征讨，1221年11月，在辛头河（印度河）畔追上并歼灭了扎阑丁的军队。但扎阑丁再次逃脱，到了德里苏丹国。当年12月，蒙古派一小支军队进入印度河南边的木尔坦（今巴基斯坦的木尔坦），因天气炎热而很快退回。在地理上，兴都库什山脉属于世界第一级阶梯的边缘。成吉思汗绕了个弯，从另一面登上了这一级，在那里避暑，会见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在此后的11个月中，两人多次见面。成吉思汗下敕书免去全真道士的赋役。丘处机的徒弟李志常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这次跋涉和朝见。后来因为李志常等人与佛教高僧辩论失败，全真道失势。忽必烈继承了他爷爷对待宗教的态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第一次到中国时，在元廷受到很好的招待。忽必烈派他俩作为元朝的使臣回到意大利，要求教皇派遣100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的传教士来。波罗兄弟返回意大利，见到了新当选的教皇，转达了忽必烈的愿望。他们再次回到远东时，却没有带来传教士，只带来了马可?波罗。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是一位基督徒。在元朝，穆斯林和基督徒（景教徒）都有很好的升迁机会。穆斯林遍布中国各地是从元朝开始的。在朝廷上，两大一神教的教徒彼此诋毁，争夺大汗的青睐。

　　在忽必烈之后，元朝一直保持着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的最高行政官员由萨迦派的国师向皇帝推荐。帝师有时非常年幼，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伯戴克说：“如此的委任，应该是限制严格的一种政治行为。”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到了明朝，噶举派在西藏的影响超过了萨迦派。噶举派注重隐修和游历，《明史》称之为“游僧”。1360年，第四世噶玛巴应元顺帝之召到北京，在北京住了4年。明成祖即位后，召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到南京。得银协巴于1406年（永乐四年）冬到达南京，次年在灵谷寺为明太祖帝后荐福。这是噶玛噶举派领袖唯一一次前往明都。1408年，声望如日中天的宗喀巴也被召进京，但他只派了大弟子前往。他创立的格鲁派有着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将打败噶举派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

　　据记载，忽必烈曾经考虑经过西藏入侵印度，但最终被劝阻。蒙古的士兵和马匹能否在印度潮湿炎热的气候中保持战斗力是一大问题。但西藏是通往印度的道路，却是没有疑问的。在元初所封的吐蕃十三“万户”（行政单位）中，明确属于噶举派的有四个万户：帕主（帕竹）、止贡、蔡巴、雅桑，这十三“万户”是行政单位，数字都是虚指，实有的总户数是38963户，其中最小的两个“万户”都只有750户。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西藏当时的总人口。它们也都是噶举支派的名字，可见噶举派在当时势力很强大。西藏的驿站系统是在元朝时建立的，一直使用到1959年才被废除。驿站使用的“乌拉”差役，即强制劳役，是一个蒙古语词。在完整地考察了元朝-西藏关系之后，伯戴克总结说：“元朝的行政机关总是试图保持对西藏的全面控制，总的看来是成功的。”《元代西藏史研究》，148页。

　　元朝灭亡后，从长城之南退回去的蒙古政权仍然存在，即北元。他们被明人称为鞑靼。元和北元是一脉相承的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在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多次打击下，鞑靼被削弱。另一支蒙古族部落联盟瓦剌在西部的阿尔泰山一带崛起。瓦剌和明朝因进贡或贸易产生纠纷。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在怀来土木堡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这就是“土木之变”。早年时，也先的父亲立元皇室的后裔为可汗，自任丞相。也先杀了可汗，于1453年自立为汗。但也先不属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因此他的可汗地位不被承认，反而闹得众叛亲离。也先两年后被杀。瓦剌因此衰落，鞑靼再次兴起。鞑靼的达延汗（即“大元可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在打败了瓦剌之后，达延汗统一了元朝的遗民、蒙古东部的各部落，并把它们分成左翼和右翼，各三万户。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1507-1583，一译阿勒坦汗）是土默特部的首领、漠南右翼三万户的盟主。俺答汗的营帐在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的旧城），是一个繁荣的手工业和贸易中心。俺答汗的主要打击目标仍是瓦剌。俺答汗曾向明称臣纳贡，要求扩大贸易。因为害怕“土木之变”重演，明廷不敢答应，还杀了俺答汗的使节。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俺答汗率部从古北口进入长城之内，至安定门、东直门、良乡以西，大掠半个月后退回塞外。这一事件称“庚戌之变”，预演了明朝末年满清军队进入长城之南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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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6)

　　蒙古族接受黄教是在俺答汗时期。这是第二阶梯的军事力量向第一阶梯扩张，而第一阶梯的精神力量向第二阶梯扩张。三世达赖喇嘛（1543-1588）应俺答汗的邀请去青海。两人在1578年相见。达赖喇嘛的尊号是俺达汗所赠。他又把尊号追认给前两世。三世又去了理塘和丽江。俺达汗去世后，他前往呼和浩特参加葬礼，不久他也去世了。三世达赖喇嘛在遗嘱中说：他“与法王八思巴心续相通，而俺答汗乃是忽必烈汗的转生”，把两人的历史追溯到元朝初年。同时，他又预言“达赖喇嘛转生于成吉思汗的王族中”。后来，五世达赖喇嘛评价说：“这正是（三世）达赖喇嘛的不可改易的金刚遗言。”《四世达赖喇嘛传》，出自合集《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261页，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于是，喇嘛们选中了俺答汗的曾孙为第四世达赖喇嘛（1589-1616）。四世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属于“黄金家族”，也是至今仅有的蒙古族达赖喇嘛。四世在1603年到了西藏。

　　宗喀巴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者，他的两个弟子分别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到四世达赖时，格鲁派仍不够强大，受到掌握政权的嘎举派的迫害。格鲁派赢得与嘎举派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因为它引入了蒙古骑兵。权力转移是在五世达赖（1617-1682）时期完成的。青藏高原成为蒙古人的角斗场。漠北蒙古的却图汗信仰嘎玛嘎举。他征服并兼并了俺达汗的土默特部。五世达赖借助蒙古的骑兵打败了噶举派。顾始汗（1582-1655）是西蒙古和硕特部的首领。清朝时，西蒙古又称厄鲁特，即明朝时的瓦剌“瓦剌”、“厄鲁特”、“卫拉特”都是oyirad的音转和异译，在蒙元时称“斡亦剌惕”、“斡亦剌”，意思是“林中百姓”。在12世纪时，他们居住在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里。在长期演变之后，到明末清初时，瓦剌各部并为四大部，以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势力最盛时到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因此，在清朝时，厄鲁特又被称为准噶尔。准噶尔是最后的蒙古游牧帝国。乾隆时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参见《准噶尔史略》，《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宫脇淳子：《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顾始”（或“固始”）是“国师”的转音。和硕特是厄鲁特四部之一，另外三部是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由四世班禅主谋，两人商议后邀请固始汗入藏。这时，固始汗已经占领了青海和西康，至此他控制了全部藏区。固始汗去世后，西藏的权力由他的子孙继承。1652年，五世达赖到北京见顺治帝。达赖和格鲁派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得到清朝确认。以上有关西藏教派史的内容，除了所引书籍之外，还参考了《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伯戴克（Luciano Petech）：《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措如?次朗：《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从乾隆年间开始，因为外敌入侵，西藏问题变得复杂了。廓尔喀攻入西藏，掠夺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1793年，福康安领兵入藏，打退廓尔喀人并一直追击到加德满都附近。反击廓尔喀的战争是乾隆“十全武功”之一。这时，英国人已经在印度聚集了很大的势力。马嘎尔尼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他们辩解英国没有支持廓尔喀人入侵西藏。后来在1904年，英国直接派军队从印度侵入西藏，占领了拉萨。从此英国的势力在西藏留下了。至少在当时，英国人无意吞并西藏，只是要防止俄国，保护它的殖民地皇冠印度。不过，英国人在边界上是尽可能地向外推进，留下了边界之争。在1950年代初，独立后的印度有意继承殖民宗主英国在西藏的特权，进而控制西藏。这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远方源头。因为“失去”了西藏，不平的印度想在边境上多得些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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