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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吴敬梓评传》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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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标题: 《吴敬梓评传》
　　简介：陈美林教授潜心研究吴敬梓几近二十年，先后出版了《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等著作，发表了《论儒林外史人物进退场》（《文学遗产》84.1）、《试论吴敬梓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85.1）等有关《儒林外史》研究论文四十余万字。现又推出力作《吴敬梓评传》。作者借鉴史书构架，精心设计全书章节，既有纵向叙述，也有横向评论，充分显示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的特色。在纵向叙述中，将传主一生行迹、重要交游、思想发展结合在一起介绍；在横向评论中，分别研讨传主的思想渊源、学术见解以及创作得失，务使读者既知其人，又知其书。
　　《评传》体现了作者知人论世的态度，将传主言行、著述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又站在时代高度予以分析评价。既充分肯定传主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又客观地指出其思想局限和创作中的不足，公允地评价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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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吴敬梓评传》目录

内容简介

　　陈美林教授潜心研究吴敬梓几近二十年，先后出版了《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等著作，发表了《论儒林外史人物进退场》（《文学遗产》84.1）、《试论吴敬梓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85.1）等有关《儒林外史》研究论文四十余万字。现又推出力作《吴敬梓评传》。作者借鉴史书构架，精心设计全书章节，既有纵向叙述，也有横向评论，充分显示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的特色。在纵向叙述中，将传主一生行迹、重要交游、思想发展结合在一起介绍；在横向评论中，分别研讨传主的思想渊源、学术见解以及创作得失，务使读者既知其人，又知其书。

　　《评传》体现了作者知人论世的态度，将传主言行、著述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又站在时代高度予以分析评价。既充分肯定传主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又客观地指出其思想局限和创作中的不足，公允地评价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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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中华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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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第一章 吴敬梓的时代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生于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 年），去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 年），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

　　吴敬梓出生时，上距满族统治者福临自沈阳迁都北京的顺治元年（1644年）已近六十年，明末清初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已逐步趋向缓和，经过玄烨（康熙）、胤禛（雍正）、弘历（乾隆）三帝的苦心经营，政权已经巩固。生产也有所恢复，被史家称为"康雍乾盛世"，是清朝二百余年历史中最为强盛的时期。但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此一阶段，也已进入了晚期。明中叶以来，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清初虽一度实行锁关政策，但也未能全然阻扼这一发展趋势，封建社会正在逐步解体，渐趋崩溃。在吴敬梓去世后不足百年，中国封建社会就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以说，在吴敬梓所生活的"盛世"中，依然潜伏着种种危机，败象也不时显露。吴敬梓的时代，其实正是我国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前夕。

　　吴敬梓时代的历史特点是：在政治上，虽然统一了中国，清政权作为一个新王朝的统治机器，得以确立并逐步巩固，但君主独裁空前加强；而且，在朝廷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满汉之争，朋党之争；吏治极为腐败，贪纵之风席卷官场。在经济上，生产虽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主要受益者却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盐商票商，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群众，生活依然困苦不堪；同时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经济也趋于衰败。在文化学术上，一方面大规模地编纂图书，许多古籍赖以保存流传，但一方面统治者也借此销毁大量图书，或删削篡改其内容；为了端正士习，有利于封建统治，一方面推崇维护封建秩序的程朱理学，从而造成了大批伪道学，另一方面又倡导烦琐考证的汉学，促使广大士子脱离现实；科学技术有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西洋文明继明中叶之后仍不断输入的影响下，有长足的发展，但科技成果并未能得到推广、应用。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一方面恢复科举考试、举行博学鸿词科、采取多种措施以广开仕途，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科场案，迫害士人，实行怀柔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由此可见在所谓"康雍乾盛世"中，民族的、阶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乃至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有日趋尖锐复杂之势，社会风气也因之江河日下，封建的道德观念也逐步地分崩离析，但却依然顽固地控制着人们的头脑。总之，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了封建社会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吴敬梓所创作的长篇巨著《儒林外史》，正从某一特定领域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的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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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一 新政权的逐步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日趋突出

　　康熙帝玄烨继顺治帝福临即位之后，在位凡六十一年，于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国防等方面，孜孜求治，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以巩固他们的新的王朝，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玄烨先用八年时间平定了三藩之乱，接着又促使台湾再次回归大陆，使之隶属于福建省辖之内。对于北方沙皇俄国的觊觎，也高度重视，密切注意，任用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采取措施，加强军事防御，以抵制沙俄侵犯，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七月，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定了边界。而蒙古族败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却在沙俄的唆使和支持下谋反作乱，玄烨迅即采取措施，并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亲自率兵进讨，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从此，逐步统一了全中国，实现了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并为我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君主独裁也达到极点，皇帝"乾纲独断"，拥有生杀予夺一切大权。玄烨即位之初，就从辅政大臣鳌拜手中收回军政大权，进而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又将八旗旗主的权力接管过来。封建政权的全部权力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胤禛即位之后，除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政治、军事措施加强封建统治以外，在朝廷上先后清除了隆科多、年羹尧的权力，或将其禁锢，或将其赐死，并在乃父玄烨苦心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并以军机处凌驾其上，皇权更是空前加强。及至乾隆朝，弘历即位后继承父祖衣钵，用宽猛相济的手段驾驭大臣，统治人民。经过玄烨、胤禛的南征北讨，天下大定，因此弘历在位六十年，尤着重于思想控制。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康、雍、乾三朝，随着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皇帝权力达于极点，君主独裁空前严厉。

　　但是，即使在"盛世"，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也未曾稍有停歇。而有清一代的朝政之争突出地表现为满汉之争，这与清政权的结构有关。"世祖（福临，即顺治帝）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初制内外群僚，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清史稿·职官志一》），意图建立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从表面上看，从内阁、六部等中枢机构到地方的省、道、府、县的主官，满、汉官员机会均等，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满员手中，仍以满族亲贵为政权核心。特别是入关之初，这一情况尤为突出，所谓"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清史稿·职官志一》）。因此，从满族政权建立之日起，满、汉官员相互牵制的现象即已出现，刘子壮对此有极为形象的记叙："满人曰：'吾所与定天下，而汝坐其成。'汉人曰：'汝何知，非吾莫能。'??两不相能，则虽有便民之策，经国之方，相持而不能施，施之而不能左右以尽其利。"（《屺思堂文集·振纲领策二》）满、汉大臣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结成错综复杂的朋党，倾轧排挤，攻讦不休。如康熙中叶，有满人大臣明珠之党、汉族大臣徐乾学之党。及至康熙后期，玄烨诸子均觊觎皇位，各自邀结亲贵，招纳门客，窥探乃父立嗣意愿，彼此诟病，相互排斥，明争暗斗，无有休时。胤禛依靠亲贵朋党而夺得皇位，但即位之后，却"御制"《朋党论》，借驳欧阳修"君子有朋"之说，严禁朝臣树立朋党，并先后大兴年羹尧、隆科多之狱，打击异己，彻底清除年、隆徒众。乾隆朝也有满州大臣鄂尔泰之党、汉族大臣张廷玉之党。弘历为此十分忧虑，虽然他不无自信地宣称："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东华续录》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但也掩饰不住他对这种局面的不满，表示不能容忍："朕为天下主，而今天下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同上）由此可见，终康、雍、乾三朝"盛世"，朋党之争从未稍歇，这就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中的离心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

　　朝争如此复杂激烈，必然促使吏治的腐败，终康雍乾"盛世"，贪纵之风席卷全国。顾炎武在抨击这种腐败现象的同时，又探究其产生根源，他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日知录》卷十二"俸禄"）但其实在康、雍、乾三朝声名狼籍的大贪污犯中，绝少有仅为一己之室家升口计而收受贿赂的官员，导致席卷全国的贪纵之风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封建朝廷及其所规定的各项制度，以及统治阶级的的剥削本质。玄烨就曾公开告谕大学士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又说："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也。人当作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因此，康熙一朝虽然处置了一些贪污犯如侍郎宜昌阿、总督蔡毓荣等，但更大的贪污犯如徐乾学、高士奇之流，贪污纳贿之恶名流布甚广，一时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东海，指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万国金珠送澹人（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的谣谚流传。但玄烨并未罪责，反而亲书"光焰万丈"榜额送"物议沸腾，招摇纳贿"（《清史稿·徐乾学传》）的徐乾学荣归故里；南巡杭州时，又曾亲至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并御书"竹窗"榜额赐之（《清史稿·高士奇传》）。胤禛即位后，一再下旨，训饬督抚以下官员，务必勤求吏治，严禁贿赂，但并未能肃清朝野，杜绝弊端，即以其宠信之田文镜而言，在其巡抚河南时，虽颇有政绩，但御史谢济世就曾"疏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但为胤禛所包庇，说"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甚至反坐谢济世，"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鞠"（《清史稿·谢济世传》）。但弘历即位后，也不得不承认"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清史稿·田文镜传》）。乾隆一朝，贪纵之风更较前朝为烈，特别是弘历数度南巡，骄奢侈逸，所费不贷，上行下效，影响所及，官贪吏纵，虽有明令饬法，亦不能抑止日愈剧烈的贪黩之风。

　　导致吏治败坏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儒林外史》中也曾叙及的"捐纳"。所谓"捐纳"制度，其实是封建朝廷公开买卖官爵的办法，这是清代最大的弊政之一。早于顺治六年（1649 年）户部以军旅繁兴，岁人不给为由，议开监生、吏典援纳。康熙十四年（1675 年）甚至公布捐纳条款，侍郎宋德宜认为此举有碍吏治，乃奏疏"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清史稿·宋德宜传》）而暂时停开。但不久因噶尔丹战事发生，又重开此例。从此终清一代，未能革除这一弊端。起始由筹集军费而设，此后却扩大为河工、赈灾、营田等等，均可以之为由兴办捐纳。京官高至郎中、外官大至道台，均可以银捐纳而得。虽然捐官者必须是贡监，但贡监资格亦可先以银捐求。而捐纳出身谋得官职后，无不刻剥百姓，正如陆陇其所谓"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清吏列传·陆陇其传》），因而他一再激切反对，认为"此辈白丁得官，踞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休致在家，俨然缙绅，为荣多矣"。但遭到朝中大臣反对，以"迟误军需"之罪"请夺陇其官，发奉天安置"。玄烨心知陆陇其所言乃为封建王朝长治久安之计，乃以"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清史稿·陆陇其传））。免其远戍。而捐纳买官依然公行无阻。如盐商申大成就因捐纳而得高官。申大成原为陕西三原人，"因行盐占籍江都，捐授主事，由山东粮储道洊升贵州布政"，后因原工部右侍郎李绂有罪被逮，"上以其老成，破格用之"，遂为工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永宪录续编·工部右待郎李绂有罪逮问，以左佥都御史申大成为工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此类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不仅为筹集款项之需，而且也有分别控制之计，胤禛直言不讳地供认："捐纳一项，向因各例人员甚多，难于铨选，故降旨停止。数年以来，将次用完，再越数年，必至无捐纳之人，而需用科目。朕近见科目之人，苟且因循，而贪赃坏法者亦复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比比皆是。若仕途尽系科目，则彼此网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害甚巨。古圣人立贤无方，不可执一而论。且使富厚之家，叨受官职，更不希冀功名，亦是肃清科场之道。"（《永宪录续编·开云南垦田捐纳例》）胤禛这番言论，正表明封建统治者不肯捐弃此一弊政，实有着险恶的政治用心。此种政策，既为富厚之家及其子弟广开仕进之门，扩大了统治基础，又以捐纳出身的官员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互制约，便于独裁者分别控制。但此辈不绝于官场，必使吏治更趋腐败，而受害者乃广大劳动群众。由此观之，所谓"盛世"也绝非"圣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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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二 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明朝宗室藩王曾经在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霸占了大量土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这些土地大部分已归广大农民所有。清王朝建立后，曾经企图从农民手中夺回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强令农民交纳"变价银"之后，方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这一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以致大批土地抛荒，因而封建王朝田赋收入锐减。为了摆脱财政匮乏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改弦更张，于康熙八年（1669 年）将明王朝藩王宗室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清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免其"变价"。同时，又广招流民垦荒，给予垦荒者以更优厚的减免租税的措施，如康熙十二年（1673 年）修改顺治朝所定的"垦荒定例"，由原来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并以有无"田功"做为考察地方官员标准之一，千方百计地扩大开垦面积。这两项措施，无疑是反映了清政府在法律上承认部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是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此外，在赋役制度上也做了些改革，以促进生产的恢复。清初赋役制度沿袭明制，分为"田赋"和"丁役"两类。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田亩多寡向封建王朝交纳的税额；所谓"丁役"就是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即男丁、壮丁）每年必须无偿地承担封建王朝所规定的徭役。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顺治年间虽重新编有《赋役全书》，但由于"条目纷繁，易于混淆"，又因人口数字、土地亩数不断变动，根本无法"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清史稿·食货志二》），必须另谋他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玄烨乃下谕："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经过廷议，决定"五十年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胤禛即位之初，又"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人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清史稿·食货志二》）。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种丁银摊人地亩政策的目的，原意是为了保证封建朝廷"丁口之赋"的收入不致落空，但也导致封建王朝对农民人身控制的进一步削弱，农民对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依附关系因之也有所缓解，这同样有着促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作用。

　　这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又大力兴修水利。自然，他们的目的在于保证南粮北运，供应京师大批官吏和士兵食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黄河、淮河、运河的修治，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有利的。玄烨即位后不久，便将平定三藩、河务、漕运当做首先要解决的三件大事。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历时多年，"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于是黄、淮故道，次第恢复而漕运大通。??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迨及雍正、乾隆两朝，又复修建江苏、浙江境内海塘，这对鱼米之乡江南的生产发展极其有利。

　　总之，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康、雍、乾时期，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就已出现"人民渐增，开垦无遗"，甚至"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二月）的大好局面。即以吴敬梓家乡安徽而言，原来一些"高阜斜坡，稻谷杂粮，均不宜种"，但安徽巡抚陈大受在乾隆初年，推广了一种称之为"畲粟"的旱稻，"种多利广"，以致"化无用之田为有用"（《清史列传·陈大受传》）而收成大获。这一时期，除粮食作物大幅度增产以外，经济作物的品种也不断扩大，产量逐步提高，如棉花，在著名的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产棉区以外，河南、河北、湖北等地所生产的棉花亦颇有声誉。蚕桑、烟叶、茶叶、苧麻、花生、甘蔗、药材等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形势均很好。

　　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在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广大手工业工人纷纷摆脱了人身隶属于封建官府的所谓"匠籍"身份。迨至清初，满族统治阶级也被迫承认这一现实，康熙三年（1664 年）规定"班匠银"摊入地亩中征收，"匠籍"身份也就名存实亡，逐步废除。及至雍正二年（1724 年）重申废除工匠当官差的制度。乾隆一朝也多次强调此一法令。因此，在康、雍、乾时期，工匠逐步摆脱了封建国家对一己的人身控制，可以凭自己的技艺谋生。这对手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丝织业，在蚕桑重要生产地区的苏、杭二州，民间业于此者为数甚众，据厉鹗《东城杂记》卷下记载，杭州城东"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苏州城内也是"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七）。不仅产量高，而且品种多，如南京所生产的丝织品，就有绸、缎两大类，绸类中有宁绸、宫绸、亮绸等，缎类中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苏州所产绸缎，最初仅有素缎，及至乾隆年间亦有花缎出现。在丝织业发展的同时，棉纺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随着丝、棉织业的繁荣，印染业也随之兴盛起来。此外，冶矿、煮盐、制糖、陶瓷等手工业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既向农业提供了更多更新的生产工具，为手工业本身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生产原料基地，又向市场提供了日趋增多的商品，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消费，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对一度被摧残的明代以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再度促发的作用。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食盐白糖、陶瓷铁器，都是行销全国的商品，例如吴敬梓中年定居的南京所生产的"江绸"、"贡缎"，质地精良，运销天下，被时人誉之为"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甘熙《白下琐言》卷八），甚至在北京建立行帮性质的会馆即元宁会馆。所谓元、宁即上元、江宁之简称。从乾隆五年（1740 年）的《交收元宁东馆契纸公议》碑文中，可知此馆建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分东西两馆，西馆为上京应试士子借宿之用，东馆则为缎行议事之所。碑文中还提及在京经营的南京缎行业主刘含六、章景璞等人姓名。

　　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一些商人积累起大量财富，形成巨大的商业资本。

　　如两淮盐商，山西的票商、典当主，大都拥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两的资金。自然，这些商人大都是依靠封建势力行商并发家的，《儒林外史》中对此现象也曾涉及。暴发商人的巨大财富，除供自己挥霍以外，还以种种形式"报效"封建政权的各级官员直至皇帝本人，以谋求更多庇护。剩余的财力则大都又被用来发展手工业，如开设作坊，加工商品，以获取更多利润，这就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的更大茂盛。如此循环不已，促使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随着而来的则是城市的空前繁荣。就《儒林外史》中所曾叙及的江南地区来看，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扬州，以及沿运河的淮安、清江浦等中小城市都无比繁荣，如以传主吴敬梓足迹所至的清江浦而言，清初居民仅有三万余人，至乾隆年间已达五十四万人，这显然与两淮盐务的兴盛关系极大。至于"东南大部会"南京，更是"人烟凑集"，《儒林外史》中多有描绘。城市的繁荣，又为商品提供了更大的中场，城、乡关系日趋密切，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以沟通，这就更加促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不过，从农业的恢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中获利者绝大多数是官僚、地主、商人，他们的大量财富正是从剥削广大群众应有的利益而取得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在康雍乾所谓的"盛世"中，劳动群众的生活依然困苦，广大农民又不断失去赖以养家活口的耕地。特别是康熙中叶以来，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土地占有者的收益不断增加，这就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甚至高利贷者对土地的占有欲，以致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即以传主吴敬粹故乡安徽而言，其自然条件并不能与富庶的江、浙相比，尤其是山高地贫的徽州、宁国两府。但由于两府所出盐商极多，著名者如康熙年间在扬州行商的项景元、江春等，他们均在原籍占有大量土地。而土地一旦被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必然日趋众多，出现"小民有田青少，佃户居多"（《东华录》康熙四十六年七月）的现象。农民一旦沦为佃户之后，所受到的剥削就更为惨重，要将收获的农产品的五成，甚至七八成交给地主，还得向封建官府交纳田赋。而除地租、田赋正额之外，尚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极为沉重。同时，官僚地主、盐商典当又以高利贷进行盘剥。例如大官僚徐乾学就以白银十万两借给盐商项景元，月利三分（《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儒林外史》中也曾叙及天长杜府放银给盐商桃源旗一事。这还只是对盐商的盘剥，至于对小民的剥削则更为沉重，经常以"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及一年，利过于本"，如到期不能偿还，"或准其牲畜，或折收田房器具"（《心政录》卷三），劳苦群众常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官僚地主、盐典商人则过着骄奢侈逸的剥削生活，如北京的祝、查、盛家（《啸亭续录》卷一），江苏泰兴的季家（《觚賸》卷三），扬州的汪、黄、程、方、吴、江家（《扬州画舫录》卷十五），他们穷奢极欲，挥霍无度。

　　由于两极分化日逐明显，在整个康雍乾三朝所谓的"盛世"中，小规模的农民抗租斗争时有发生，从未止息；至于农民的武装反抗也连绵不绝，只是除台湾朱一贵、山东王伦起义规模较大外，其余的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延至乾隆后期，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日趋频繁，乾隆六十年（1795年）终于爆发了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因此，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反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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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同样存在着朝繁荣和调敝两极发展的现象。玄烨即位之后，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弭敌对情绪，采取多种措施把他们网罗进来。而对那些不屑出仕清朝的有影响的文人，则用编纂图书的办法加以羁縻，又可向天下表示新朝政权也是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例如纂修《明史》就吸引了一批高级文士，甚至连反清十分坚决的黄宗羲，也让其子和门人参与其事。大官僚徐乾学纳贿被参，未予罪责，而令其返回故里，在太湖洞庭东山修《一统志》，从而吸引了如阎若璩、顾祖禹这样有声望的学者，他们终于也参加进来。而在所编纂的图书中，儒家经典则得到最大重视，受到福临以下历代君主的推崇，一大批"御纂""钦定"的经籍不断问世，如顺治朝有御注《孝经》，康熙朝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雍正朝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朝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等。除儒家经典之外，其它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以及"三通"、"续三通"等等。不下二百余种。特别是康熙朝开始编纂直到雍正三年（1725 年）才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乾隆朝所编辑的《四库全书》，规模最为宏大。前者由陈梦雷主持，分门别类，计六汇编、三十二典，一万卷；后者更是包罗宏丰，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参加编纂者有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如纪昀、戴震、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人均是名著一时的大学者。传主吴敬梓的友人、《文木先生传》的作者程晋芳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的编纂图籍，固然是为了表示崇儒右文的用意，也是为了笼络汉族高级士人以强化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经过明末战乱之后，古代典籍也遭到浩劫，损失极大，清王朝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吸收广大学者从事搜集、辑录工作，使得许多珍贵古籍得以保存流传，对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也产生了至为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不过，清工朝大规模修纂图书的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每次修书时，都要全国各地大量采书进呈。经检阅后，一旦发现其中有碍新王朝统治的著作一律销毁，有些书籍虽然被保存下来，但也经过删削篡改。此种情况，不仅针对文人学者的著作，甚至官修的先朝祖宗实录，也根据当前统治的需要加以改窜。如以乾隆四年（1739 年）重修本《大宗实录》取代天聪年间所修，原刊本反成为禁书。鲁迅曾愤慨地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又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杂文集·病后杂谈之余》）据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中云，乾隆朝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由此可见，大规模修纂图书，既有集中资料繁荣学术的一面，也有篡改历史歪曲真相的一面。

　　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还采取了一方面尊崇宋学，一方面又倡导汉学的政策。宋学，即宋代程颖、程颐和朱熹所主张的理学，是新时期的儒学。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清统治者对于维护封建秩序的新旧儒学都是尊崇的。在入关之前，多尔衮就曾遣官祭奠先师孔子。入关之后，顺治十四年（1657 年）又"复孔子位号日至圣先师"（《清史稿·世祖本纪））。玄烨继位后，于康熙八年（1669 年）"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又颁《圣谕十六条》，所谓：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怨以重身命。

　　胤禛即位后，又给这十六条"圣谕"做了解释，是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泛进行宣讲。这所谓的"圣谕"及其"广训"，集中体现了宗法社会中封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道德训诫和政治控制，是儒家思想的典型反映，对一切非儒家思想则斥之为"异端"。在尊孔的同时，对宋元以来的儒学即程朱理学，也十分推崇。这是因为明代以来，陆九渊、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大盛，并在阶级矛盾的新形势下开始分化，出现了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左派王学。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继承其余绪，对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严厉批判。玄烨继位后，为了肃清陆王心学发展变化而形成的左派王学的影响，乃大力尊崇主张维护封建秩序、讲究三纲五常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先后将朱熹跻于孔庙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辑刊朱熹全集，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清圣祖圣训》卷十二），并亲为作序，大加称赞，甚至说"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直把朱熹思想视为兴家安邦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最高统治者如此推崇的影响下，学术风气大为改观，以致陆陇其断然认定"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一），以致造成"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清史稿·陈确传》）的局面，以至社会上一时出现大批伪道学。即以理学名臣李光地而言，他虽然得到玄烨的极度宠爱，甚至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但他的言行实为人所不齿，全祖望就斥责他说："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于内归，足称三案，大儒固如是乎？"（《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由此可知，当时朝野都充斥此种伪道学，甚至连尊崇儒学的玄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他曾经对大臣张玉书说："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清圣祖圣训》卷五）因而封建统治者必然要另谋出路，采取相应对策。

　　其实，清朝统治者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加以限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上出现大批伪道学，而是另有缘故。对此，鲁迅曾一语破的地加以揭发："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玄烨就曾御制训饬士子文，说"招呼朋类，结社要盟"者，必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年六月）。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脱离了清初"经世致用"的汉学，在康熙后期又逐渐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加以扶植倡导，及至乾隆、嘉庆之际而极盛，弘历曾"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啸亭杂录·重经学》）。当时一些读书人，就如鲁迅所说"便只好躲起来读书，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自然，汉学家中仍不乏关心时政的进步思想家，如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当然，也有如吴派代表人物惠栋那样，主张两汉以下之书不可读、一味崇古、白首穷经的士子，他们坚守"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首说））。虽然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但广大学人以此而脱离现实、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也确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

　　自明季末叶以来，西洋学术即已逐渐输入，迫至清朝康雍乾时期，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西洋文明不断输入的影响下发生变革，有着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天文、数学、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江苏吴江人王锡阐，他对天文、历法研究有素，极有造诣，这既与他长期实践、坚持天文观测有关，也与他能汲取西学之长分不开，他治学强调"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清史列传·王锡阐传》），生平著述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还有安徽宣城人梅定久，他与传主吴敬梓的先人尚有一些瓜葛（详下）。梅定九毕生从事数学、历法研究，也是一位兼采中西之长的科学家，在《堑堵测量》卷二中，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与新旧。"他在研究中，力求发现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所谓"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杭世骏《道古堂集·定九征君传》）。生平著述有八十余种，尤以《古今历法通考》最为人称道。至于蒙古族学者明安图所作《割圆密率捷法》，其成就更超过法国传教上杜德美的研究成果。地理学方面成就，当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绘制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又在此图基础上修补增订成《乾隆内府舆图》，较前者更为详备。其它学科也产生了不少成果，如农学方面有曹溶的《倦圃莳植记》、杨灿的《知本提纲》、方观承的《棉花图》、陈芬生的《捕蝗考》等等；水利学方面有傅泽洪的《行水金鉴》、张伯行的《居济一得》、张霭生的《河防述言》等；医药学方面有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傅山的《傅青主女科》、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建筑学方面，有雷发达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还出现了兼采中西建筑特色的圆明园等建筑。军事工业方面，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冲天炮"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之所以有长足的发展，是我国学者在继承传统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文明、相互促进的结果。自然，也与封建统治者的倡导有关。玄烨即酷爱自然科学，曾聘请传教士如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等人人宫讲授科学知识，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统治阶级只是利用科学技术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例如玄烨在西征厄鲁特、南巡江南、视察东北等活动中，常带传教土测量地形、距离与经纬度，这显然是有着政治、军事上的用意的。

　　因此，在康雍乾"盛世"科学技术一度出现的这一繁荣景象，仅仅被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中，并未形成一支科技队伍；而少数学人的研究成果，又得不到充分的传播，以致逐步拉大我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距离，形成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总之，从上述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在康雍乾"盛世"的文化学术领域中，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

　　四 怀柔与镇压并用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实行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广开仕进之途，诱之以利禄，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科场案，胁之以刑鞫。

　　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初，即注意笼络与控制汉族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员及其知识分子。福临一再下谕：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录用"（《清世祖实录）卷五），并要求地方官"凡境内隐迹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同上书卷八）。征聘山林隐逸的目的，在于使之出而为新朝服务，一时明朝的达官闻人如钱谦益之流纷纷向新朝俯首。

　　接着，又恢复科举考试，借以笼络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消弭他们的敌视情绪。顺治二年（1645 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有鉴于地方上对新朝敌视力量的存在，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世祖实录》卷十九），就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牢笼广大知识分子，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福临允其所请，同年即举行乡试，次年又实行会试。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仍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谓之制义。而四书五经又大都采用宋儒注疏，如"《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清史稿·选举志三》）。规定应试生员必须以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不许自出机杼，明代洪武年间颁行的卧碑文，第一条即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清代科举制度既然承袭明制，此项规定依然有效。这就把广大士子的精力引向顾炎武所说的"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在撰无根之语"的制义上（《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他书一切不观"（同上书卷十六《十八房》），因而"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同上书卷十六《三场》）。广大知识分子毕全身精力沉溺其中，而得以登第者不过少数人而已。但一旦中式，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闲、甚或帮凶，所谓"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同上书卷十六《经义论策》），"游说干谒，靡所不为"（同上书卷十六《举人》）。如果说科举考试只能引诱一般士子，那么博学鸿词科则为网罗高级士人而设。入关之初，清统治者为了收拾人心，多方延揽人才，但"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清史稿·选举志四》）。玄烨即位后，特设制科，以罗致著名学者。有清一代，鸿博之试原拟举行三次，但实际仅举行二次：一次为康熙十八年（1679 年），一次为乾隆元年（1736年）。玄烨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曾下诏云："??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因而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以供他"亲试录用"（《清史稿·选举志四》）。次年三月于体仁阁召试，被荐举者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一、二等共五十人，一时名流如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施闰章、徐釚、尤侗、毛奇龄、严绳孙等均被网罗。即使赴试而未被录取的文士，亦"皆赐制科出身"（《清史稿·选举志四》）即所谓的"征君"。以此，玄烨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牢笼名流、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其影响所及，一些士子也竞相驰逐，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记载："康熙丁巳、戊午间，人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胤禛、弘历继位后，也仿效其父祖所为，先是雍正十一年（1733 年），胤禛下诏"特修旷典，嘉予旁求"，再度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因"中外大吏，以事关旷典，相顾迟回"。不久，弘历继立，于乾隆元年（1736 年）九月，方始"召试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杭世骏、齐召南等名流皆入选。次年又"补试体仁阁"，取万松龄等四人（《清史稿·选举志四》）。乾隆鸿博之试与康熙所行颇有不同，较之康熙之试，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此乃因时至雍、乾，天下大定，统治者行此所谓"旷典"，只是延揽右文虚誉，无复玄烨稳定政局之用意。传主吴敬梓于是科亦有被荐举之议（详下），其后终于逐步认清这种荐举的真相。

　　清统治者一方面广开仕途，以笼络汉族士子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屡兴科场案、文字狱借以威胁广大文士。如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丁酉科顺天、江南乡试，即因发生行关节、营贿赂之事而被统治者借以迫害广大士子。北闱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曹本荣、宋之绳，同考官有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等十四人。因李振邺等人收受贿赂，榜发后，落第士子大哗。经刑讯结案，正副主考降级，李振邺等同考官处斩。南闱江南乡试正副主考为方猷、钱开宗，也因有以贿中举的士子，因而舆论哗然。福临借此又兴大狱，正副主考及十八同考官全部处死，妻小家产籍没入官，甚至有行贿之嫌者也被流放宁古塔，"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籍，长流万里"（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处分更较北闱为严厉。此乃因江南地区最后才被征服，广大士子中颇多抗清义士，清统治者正借此案加以镇压威逼。此后，历经康、雍、乾"盛世"，科场案仍时有发生，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康熙五十年（1711 年）江南乡试、雍正十三年（1735 年）顺天乡试、乾隆十六年（1751 年）会试，均有考官考生因关节败露而受到不同处分。自然，封建统治者予行贿官员、士子以多种惩罚，是有整肃贪污的用意，原无可厚非。但也不可讳言，新王朝也借此对汉族广大士人威之以刑法，显示予夺生杀、俱属操持的权势。其用心之险恶，实有揭擿之必要。

　　在大兴科场案同时，清统治者又屡兴文字狱，几乎"盛世"三朝无朝无之。约略统计，康熙朝有十余起，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却增至二十余起，乾隆朝却多至八十余起，累计"盛世"三朝的文字狱案当在百起之上，越到"盛世"后期越趋频繁。弘历虽自诩"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史稿·谢济世传》），偏偏其在位期间文字狱案次数最多，真可谓欲盖弥彰了。康熙朝最大的文字狱案当推庄廷（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明史》案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 年），因庄廷将明末朱国桢所撰《明史》攘为己有，召集名士予以增损，书中从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 年）至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均不书清朝年号，补写之崇桢朝和南明史事，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所载，因此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二人"，其实"此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乃是庄氏借他们"以自重"而被牵累。《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于集中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因用南明年号，触犯忌讳而获罪，最后处置虽不太严厉，但牵连极广，除戴名世、方孝标两姓族人以外，作序、刊刻、贩卖者均被逮，甚至连享有盛名的方苞亦一时被罪。此后如雍正三年（1725 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四年（1726 年）查嗣庭试题案、六年（1728 年）吕留良文选案、八年（1730 年）屈大均诗文案；至于乾隆一朝，在传主吴敬梓生前发生的重大案件则有乾隆六年（1741 年）谢济世注《大学》案、七年（1742 年）陆生柟史论案、十六年（1751 年）王肇基献诗案等等。每兴一案，株连极广，刑讯穷鞫，经年累月，方始结案，使得广大士人噤若寒蝉，慄慄危惧，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如将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案作一宏观考察，不难发现康熙朝文字狱案重点在于消灭反清复明思想，而雍正朝文字狱已由此而渐渐转向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工具，迨至乾隆朝更是将打击面扩大至下层文士，此际反清复明思想已不如清代初期那样强烈，文字狱受害者的著作中也少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流露，纯属封建统治者捕风捉影，深文周纳，以显示帝王权威而滥杀无辜。直到乾隆后期，全国范围内武装反抗活动有此起彼伏趋势时，封建统治者已无暇顾及以文字罪人，方始有所放松。然而其后果则是广大士子心怀余悸，为文之前必先"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而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社会上充斥挟怨诬告之风，士林中多埋首故纸堆之人，封建统治者终于达到他们威胁士子的反动目的。

　　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学术上、知识分子政策上，都存在着许多向两极发展的现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而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的存在，无疑是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的极大讽刺。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才为传主吴敬梓创作以公心讽世的杰作《儒林外史》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没有这样的土壤，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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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第二章 吴敬梓的家世

　　吴敬梓（1701 年-1754 年），字敏轩，号粒民、文木老人、秦淮寓客。

　　安徽全椒人。但他的先世却并非安徽人，根据现存的资料可以知道，他的先人是从浙江的温州迁徙到江苏的六合，再移居到安徽的全椒去的。

　　吴敬梓在他的《移家赋》（见《文木山房集》。以下凡引传主作品，未另行注明出处者，均见此集）中曾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并自加注说明"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为自己找一个有名望的先人，是封建时代文人所乐为的。例如我国古代最长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离骚》，其作者屈原在诗中就曾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记其父司马谈对他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亦说"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吴敬梓对《史记》、《汉书》都曾下过一番功夫，研究有素，自己还著有《史汉纪疑》，可惜未成书（见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他在写作《移家赋》时，是否也象屈原、司马迁、班固那样铺陈祖德之清芬呢？这完全有可能。不过，吴敬梓虽然郑重其事地申明此点，但却因时代久远，难以稽考。他所强调的"宗周贵裔"，无非是说自己是周太王的后裔、仲雍的子孙罢了。在《元和姓纂》卷三中有以下的记载："吴，周太王子泰伯、仲雍封吴，后为越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吴敬梓既然说自己的高祖吴沛为仲雍九十九世孙，那么依次而下，他本人当为仲雍一百零三世孙了。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泰伯至寿梦已十九世，而寿梦元年是公元前五八五年。据张其濬《全椒志·吴国鼎传》："（鼎）崇祯间魁于乡，??辛未父（沛）卒"；又据吴沛《临去留题》小序（见蓝学鉴《全椒志》卷五）"辛未闰十有一月念六日，以手书授而逝"，均说吴沛卒于"辛未"。按"辛未"指明崇祯四年（1613 年）。而寿梦元年到崇祯四年共计二千二百一十六年，寿梦再上推至泰伯还有"十九世"，年代实在久远，无法一一加以考核。

　　不过，吴敬梓说其先人"久发轫于东浙"倒是有材料可资考查的。吴敬梓曾祖吴国对是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一甲第三名进士即俗所谓的探花，这次会试总裁为内阁大学士傅以渐和秘书院学士李霨（见《清秘述闻》卷一）。李霨曾为吴国对的"孪生"兄弟吴国龙撰写《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墓表说：??公讳国龙，先世居东瓯，高祖聪，迁江宁之六合。又迁全椒，遂为全椒人。曾祖凤。祖谦。父沛。

　　东瓯，是古越族东海王摇的都城，故地在现在的浙江温州一带。可见吴敬梓自叙其先世为浙江人是可信的。

　　吴敬梓在浙江的先人，也只是平民百姓，直到他的远祖吴聪才"发轫"。

　　《移家赋》中说："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自注：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所谓"靖难"是指燕王朱棣争夺帝位一事。明太祖朱元璋即皇帝位以后，在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的同时，又分封诸子为王。被封为燕王的朱棣在诸王中权势最盛。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四月太子朱标早卒，朱元璋义立朱标的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朱棣准备从封地北平来南京奔丧，但太祖遗诏中要求"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因此未能前来。诸王对这件事颇为不满，纷纷指责朱允炆所信赖的大臣齐泰矫皇考诏，离间骨肉。朱允炆又因诸王挟叔父之尊，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十分忧虑，不安于位，乃接受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朱棣因此颇感不安，遂在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举兵，称其师为靖难，指齐泰、黄子澄为奸人，要求入朝清君侧。双方累战至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南京被朱棣攻破，朱允炆死于宫中（一说逃亡在外）。朱棣即皇位，改元永乐。朱棣上台后，一方面大肆杀戮忠于建文朝的百官臣僚，如方孝孺被灭十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二人，黄子澄族子及外戚死者达四百四十五人；一方面又大加犒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吴敬梓的远祖吴聪在这次帝位之争中"从龙"有功，当然也得到朱棣的赏赐，被封在江宁府属的六合县为骁骑卫，因而举家从浙江的温州迁到江苏的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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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一 从龙得官

　　吴敬梓（1701 年-1754 年），字敏轩，号粒民、文木老人、秦淮寓客。

　　安徽全椒人。但他的先世却并非安徽人，根据现存的资料可以知道，他的先人是从浙江的温州迁徙到江苏的六合，再移居到安徽的全椒去的。

　　吴敬梓在他的《移家赋》（见《文木山房集》。以下凡引传主作品，未另行注明出处者，均见此集）中曾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并自加注说明"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为自己找一个有名望的先人，是封建时代文人所乐为的。例如我国古代最长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离骚》，其作者屈原在诗中就曾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记其父司马谈对他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亦说"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吴敬梓对《史记》、《汉书》都曾下过一番功夫，研究有素，自己还著有《史汉纪疑》，可惜未成书（见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他在写作《移家赋》时，是否也象屈原、司马迁、班固那样铺陈祖德之清芬呢？这完全有可能。不过，吴敬梓虽然郑重其事地申明此点，但却因时代久远，难以稽考。他所强调的"宗周贵裔"，无非是说自己是周太王的后裔、仲雍的子孙罢了。在《元和姓纂》卷三中有以下的记载："吴，周太王子泰伯、仲雍封吴，后为越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吴敬梓既然说自己的高祖吴沛为仲雍九十九世孙，那么依次而下，他本人当为仲雍一百零三世孙了。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泰伯至寿梦已十九世，而寿梦元年是公元前五八五年。据张其濬《全椒志·吴国鼎传》："（鼎）崇祯间魁于乡，??辛未父（沛）卒"；又据吴沛《临去留题》小序（见蓝学鉴《全椒志》卷五）"辛未闰十有一月念六日，以手书授而逝"，均说吴沛卒于"辛未"。按"辛未"指明崇祯四年（1613 年）。而寿梦元年到崇祯四年共计二千二百一十六年，寿梦再上推至泰伯还有"十九世"，年代实在久远，无法一一加以考核。

　　不过，吴敬梓说其先人"久发轫于东浙"倒是有材料可资考查的。吴敬梓曾祖吴国对是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一甲第三名进士即俗所谓的探花，这次会试总裁为内阁大学士傅以渐和秘书院学士李霨（见《清秘述闻》卷一）。李霨曾为吴国对的"孪生"兄弟吴国龙撰写《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墓表说：??公讳国龙，先世居东瓯，高祖聪，迁江宁之六合。又迁全椒，遂为全椒人。曾祖凤。祖谦。父沛。

　　东瓯，是古越族东海王摇的都城，故地在现在的浙江温州一带。可见吴敬梓自叙其先世为浙江人是可信的。

　　吴敬梓在浙江的先人，也只是平民百姓，直到他的远祖吴聪才"发轫"。

　　《移家赋》中说："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自注：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所谓"靖难"是指燕王朱棣争夺帝位一事。明太祖朱元璋即皇帝位以后，在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的同时，又分封诸子为王。被封为燕王的朱棣在诸王中权势最盛。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四月太子朱标早卒，朱元璋义立朱标的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朱棣准备从封地北平来南京奔丧，但太祖遗诏中要求"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因此未能前来。诸王对这件事颇为不满，纷纷指责朱允炆所信赖的大臣齐泰矫皇考诏，离间骨肉。朱允炆又因诸王挟叔父之尊，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十分忧虑，不安于位，乃接受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朱棣因此颇感不安，遂在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举兵，称其师为靖难，指齐泰、黄子澄为奸人，要求入朝清君侧。双方累战至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南京被朱棣攻破，朱允炆死于宫中（一说逃亡在外）。朱棣即皇位，改元永乐。朱棣上台后，一方面大肆杀戮忠于建文朝的百官臣僚，如方孝孺被灭十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二人，黄子澄族子及外戚死者达四百四十五人；一方面又大加犒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吴敬梓的远祖吴聪在这次帝位之争中"从龙"有功，当然也得到朱棣的赏赐，被封在江宁府属的六合县为骁骑卫，因而举家从浙江的温州迁到江苏的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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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二 失袭迁居

　　从此，吴聪就在江苏六合安家落户。大约定居六合数代之后，传到一个叫转弟的子孙时，失去了承袭吴聪因军功而受封的官爵资格，就又向六合的西北迁徙，搬到安徽的全椒去了。《移家赋》中所说"迨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就是指的这件事。传主在赋中还加有自注："始祖讳转弟公自六合迁全椒"。赋及注中说的"转弟"，即"迁全椒"的"始祖"吴凤；所谓的"让袭"实际上是"失袭"。"转弟公"的后人吴国对（吴敬梓曾祖）

　　发迹以后，曾主纂《全椒志》，为其历代先人立传，卷十中有《吴凤传》，说：吴凤，号古泉，家世骁骑卫户爵，以志趣高淡让袭，卜居邑之西墅。性好施予，生平多隐德，子姓甚蕃，谆谆教以善让，毋与人争。

　　可见《移家赋》中所说的"迁全椒"的"转弟"，即"卜居邑之西墅"的吴凤。"转弟"显然是吴氏族人失去袭爵资格。成为百姓人家时随着平民习俗所起的名字。当"转弟"的子孙发迹以后，可能嫌其先人的名字不够雅驯，就为之另起大名吴凤。在志乘中就以这种官名出现，而在家庭中历代相传的倒仍是平民百姓时所起的乳名转弟。

　　"让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吴聪被封的骁骑卫属正五品，洪武十三年（1380 年）时正五品禄米为二百二十石，俸钞为九十贯（《明会要》卷四十三）。洪武十六年（1383 年）规定，正五品官之子，荫叙为官。则以正九品用。武臣世袭，永乐时较宽，"凡洪武以来军职绝，不论堂兄弟、侄并袭"，但到成化以后则趋严紧，嘉靖十年（1531 年）更规定"立功人绝，同时亲弟、侄得袭。其侄孙以下，至堂兄、弟、侄等，及沿袭后别无立功者，不许袭"（《明会要）卷四十八）。由此可以明白，吴聪因永乐时"从龙"有功被封为骁骑卫，传袭几代之后，因无子孙再立军功，到"转弟公"时自然也就失去了承袭资格，而成为平民百姓了。这样，他们再居住在先人的"封邑"六合就有种种不便，于是便迁徙到离开六合不过百里之遥的安徽全椒去。探花公吴国对对于这样一段他自认为不十分光彩的家史，颇有难言之隐，尽力为之讳饰，因此在《吴凤传》中一再用曲笔强调"让德"，不但说吴凤自己"让袭"，而且还称赞吴凤对其族人也能"谆谆教以善让，戒与人争"。由于他"性好施予，生平多隐德"，所以"子姓甚蕃"。据有关资料，他有四个儿子，前三个名字已不可知，幼子名谦。而以"谦"名其子，正反映了他以谦让诫子的家教，也表现了他不忘祖德的思想，因为孔子就称赞吴姓的始祖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论语·泰伯》）。

　　吴凤迁居到全椒时，起初居住在西南郊区梅花山下的程家市西墅，从事农业生产。传主不但在《移家赋》中说其先人"隶淮南为编氓，勤西畴以耕耨"，而且还在《西墅草堂歌》中说："先人结庐深山中，布衣蔬食一亩宫。"传主这些充满无限感慨情绪的诗赋，真实地记叙了他们先世从骁骑卫降而为平民百姓的变化过程。

　　全椒在楚灵王时为伍举的封邑，古代以邑为姓氏，正如泰伯封在吴地而称吴泰伯一样，伍举又称椒举。伍举的后人伍尚封邑在棠（今江苏六合），也就是吴敬梓"远祖"吴聪的"封邑"。在汉代，全椒属淮南王国，一部分称全椒，一部分为阜陵，因而后来有些人提及吴敬梓及其先人时，或称"鼎盛最数全椒吴"（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或称"昨年倾盖阜陵吴"（严东有《归求草堂诗集》卷一（晤程二鱼门有赠）），就是由此而来的。

　　虽然从吴凤开始，他们已定居全椒，但提起原籍来说仍说是六合。因为科举时代不能随便冒籍应试，直至吴凤曾孙吴国鼎辈参加会试时仍然填写的是六合籍（（明清进士题名录》）。可见，吴氏在发迹以前己定居全椒数代，但仍未被全椒社会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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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三 弃农学医

　　吴氏来全椒定居以后，起始务农，到吴凤幼子吴谦时，开始改换身份。如果说吴凤是从事"耕耨"的"编氓"，那么吴谦就逐步弃农学医了。吴谦，字体泉，《移家赋》中所说"爱负来而横经、治青囊而业医"，"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匮之奥奇"的先人就是指他。吴谦之所以弃农学医，康熙《全椒志·吴谦传》说是因为他"念母老恐病，不忍听之庸医。自习医，遂精方药针炙之理。"可见其习医乃是为了尽孝。而《吴谦传》中也的确记载了他克尽孝梯的一些行事："事父古泉公，婉顺尽志。父逝，毁泣尽哀"；"事母谢氏，甘旨温清"。他与三位兄长相处，也能"推让有加"，而在其三兄亡后，又能"抚养诸侄、诸侄女，不啻己生"。此外，他还有不少"善行"，如"性好施予"，"尝还遗金"等等。这些善行不但被乡里称道，而且在吴氏家族中也世代相传，传主在《移家赋》中就写道："道遗金而不拾，墙有桃而炬折（自注：先世还金事，至今乡里皆称之）；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信作善之必昌，乃诞降于高祖。"就是说，由于吴凤、吴谦等屡代先人作了许多"好事"，积德甚厚，所以生了一个秀才儿子吴沛，从此改换了门庭，光大吴氏家族。其实，吴氏之所以又能从平民百姓逐渐挤进社会上层，是由于吴谦弃农行医以后，家道渐丰，有能力供给子弟读书，从科举谋得出身的缘故。总之，吴谦学医行医、重视孝梯谦让的思想行为，对他的后代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甚至在我们的传主吴敬梓身上也有表现。这种影响不但可以从传主的词赋中，也可以从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寻到一些或隐或现的痕迹。

　　吴谦生平还做了一件事，对他的后代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吴谦传》中说：??为亲求葬地，远延余姚简尧坡先生卜得程市西墅之梅花垅善地葬焉。

　　这件事的详情如何呢？传主语焉不详。李调元在《制义科琐记》卷四"神术"中曾记载了吴谦的曾孙吴昺对其座师王渔洋讲述此事的经过：吴谦曾经敦请福建籍人风水先生简尧坡寻找一块"吉址"以葬其父吴凤。简尧坡尽心为他到处寻找，历经三年之久仍未寻到所谓"佳域"，颇觉对不起吴谦"甚厚"的招待，准备辞别他去，而吴谦却再三挽留。一日两人又同往梅花山中，正遇上大雪纷飞，乃同去程家市酒楼小饮。酒酣之际，简尧坡依栏远眺，忽然惊呼起来："异哉！吾远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随即下楼去三里地外仔细探查。大晴后又去重复察勘，终于寻得一块"吉址"。简尧坡乃对吴谦说："此地足以报君矣。"但接着又说："葬后，君子未即发，至孙乃大发；发必兄弟同之；对面文峰秀绝，发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人第三人，亦不仅一世而止。"后来吴谦之子吴沛果然只是一名秀才，功名并不得意，而吴谦之孙吴国鼎兄弟五人，四成进士，吴国对且是探花（第三人）；吴谦的曾孙吴最、吴昺也都是 进士，吴昺且是榜眼（第二人）。

　　吴谦寻"吉址"的作为对其后人颇有影响，他的孙子吴国鼎也颇懂"地理之旨"，曾"携一奴及堪舆士遍历诸山，浃两岁始得石虎山之吉址"以安葬他的父亲吴沛（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吴国龙也"究心堪舆医卜星纬诸学"（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吴敬梓早年也曾受到这些言行的影响，当他父母双双亡故以后，特别是"勋劳慈母，野屋荒棺抛弃久"，他也曾因"未卜牛眠"而深自谴责（《减字木兰花》）。在他后来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有关于寻找坟地、考究风水的生动描写。当然，由于后来的思想有所发展，传主晚年对这种风水迷信活动的认识与早年已经不同，但在这一问题上，受到他的先人的影响则也是分明的事实。而吴谦寻找坟地以安葬父亲的"故事"，倒正反映了全椒吴氏门庭更换的轨迹：吴凤务农，吴谦弃农学医，这就为其子吴沛业儒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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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四 以儒为业

　　全椒吴氏门庭的改换，应从吴沛始。吴沛字宗一，号海若，晚年又号樗园（见康熙《全椒志》卷八"祀典"），为吴谦晚年所得之子。据《全椒志·吴沛传》，吴沛有年五十五，卒于崇祯辛未四年（1631 年），依此上推知其生于万历丁丑五年（1577 年）。大约由于其父吴谦行医的结果，稍有赀财，可以供他读书，所以吴沛自幼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传主在《移家赋》中就说他"自束发而能文，及胜衣而稽古"。可见从吴沛开始，全椒吴氏才全然脱离农业生产，开始攻读四书、五经，写作八股制艺，所谓以儒为业了。据《全椒志·吴沛传》，吴谦对这个晚年所得之子吴沛的教育很严格，毫不姑息，平时不许任性戏耍，当吴沛七岁时因"过市看优人戏"，吴谦曾痛加杖责，要求他一心一意地"奋发于制举"，"追逐于前贤"（《移家赋》）。可惜吴沛攻读一生，功名并不得意。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 年）而立之年方始参加乡试，房师关骥以第一名推荐，但主考只同意录取而不同意他为第一名。关骥不让步，为他力争第一，表示如果不是以第一名录取，宁可等待下科再试。以后吴沛虽然多次参加考试，但"七战皆北"，均以失败告终。关骥的好心反而使他失去中举机会。为此，关骥感到十分内疚，曾与吴沛"相对叹惋"不已。直至万历戊午四十六年（1618 年），吴沛已过四十岁时才补上一名廪生，前往历阳（今安徽和县）去教书。《移家赋》中写到高祖吴沛这一经历时说："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吴沛对于科考失利不得不前往历阳教书的遭遇，心中极为不快，曾写有《历阳行》诗，抒发自己心中的积郁，同时也自我劝慰，诗云：历阳行，牢骚磊落多风軯。怀中刺字欲明灭，聩聩皆然青几睛。噫嘻！古来常不偶，东西南北栖栖走。会稽太守何卖薪，文园渴士何酤酒。莫笑淮阴老妇惛，绿波垂钓哀王孙。薛文任侠仍弹铗，至今却忆是平原。嗟乎！士患不为玄晏耳，莫愁宇内无皇甫。尝何岂望士，能令鸢肩遇真主。丈夫遇合应有时，休将明月暗投之。即今前路逢知己，汉际扶遥莫可期。

　　吴沛对自己的坎坷际遇虽然颇多牢骚，但他教诲学生还是认真负责的，经常提醒和要求自己："误人子，罪过不浅！"（康熙《全椒志·吴沛传》）正由于此，他的"道德文学"才"为东南学者宗师，称海若先生"（陈廷敬《吴国对墓志铭》）；才赢得"淮南学者多游其门"（李霨《吴国龙墓表》）的声誉。吴沛不但善于教人子，也善于教己子，他对五个儿子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在自己所写的《西墅草堂初夏》一诗中，描写了他们父子之间结墅农村"苦读"的情景：结茆在西墅，差远尘市喧。漠漠天宇接，遥青纳短垣。榆柳当窗摇，清明罩几痕。镇日少过客，不知接送烦。家贫饶藜藿，一饱腹自扪。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浮荣何足慕，潜心味义根。我爱夏初长，寸阴当思存。

　　吴沛还将自己平生写作八股制艺的经验，总结为《题神六秘说》、《作法六秘说》两篇文字，分别以竖、翻、寻、抉、描、疏以及逆、离、原、松、高、人十二字加以概括，传授给儿子，让他们"揣摩"，现分别举出两条，以见一斑：《题神六秘说》之二"翻"翻者，洗众案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可在此不妨亦在彼者。

　　依样说去，便觉嘈哕。我却就中另辟出一意，极新色极异味，任前说后说，不能雷同此一说，如堂字重开，莫不希讶。阅者虽出庸中，亦能一见称异。

　　《作法六秘说》之五"高"高者，过乎人之谓也。凡人作文，千家一律，便如矮人观场，不能出一头地。无他，一于平而已。文家有品第，一人言之，百人逊之，则高乎百人矣；一人言之，千万人逊之，则高乎千万人矣。

　　其法不一：可以我识见高，可以我格见高。大抵如立千仞之上，视人所能言者，皆贱；视人所能知者，皆鄙。选而后出，不惊不休。

　　前辈作者，有创一艺，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置之恃中，为大文、为绝调，阅者自将胆破。

　　这些见解，如不涉及其内容，仅从纯粹的写作理论来看，也不无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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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举发家

　　全椒吴氏从科举谋求出路虽从吴沛开始，但从科举发家则始自吴沛下一代。吴沛不但教子有方，而且又善于安排，他替他的五个儿子做了分工，次子国器"遵父命，任家政"（康熙《全椒志·吴国器传》），以保证其余"兄弟皆业儒"。因而长子国鼎、三子国绪、四五孪子国对、国龙先后都考取进士，成为科举史上盛传的美谈，朱彭寿就有所记叙：同胞兄弟有四人并摧甲科者殊鲜，特志之：安徽全椒吴沛子国鼎（明崇祯癸未）、国缙（顺治壬辰）、国对（顺治戊戌、探花）、国龙（明崇祯癸未）。

　　--《旧典备征》卷四吴氏兄弟四人同时成为进士，也并非偶然，这与乃父吴沛传授自己的经验、严格要求他们认真揣摩是分不开的。据《吴沛传》云："长君国鼎初隽于乡，犹戒以男子事不止此"，甚至临终之前还"召诸子各训以话"，对他们督责极严。这种严格要求，不但表现在学业上，而且也表现在为人行事上。据吴国器说，吴沛经常对他们兄弟几人进行教育："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阴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先君逸稿跋言》）这与吴沛本人在幼年时接受其父吴谦严格教诲的影响有关。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吴沛的诞日与其父吴谦的忌日为同一天，因而每遇自己诞辰，则"哀不举觞，并不受诸子觞，终其身不改"（《吴沛传》）。后来，其子国鼎于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 年）考中进士，朝廷因而敕赠吴沛为文林郎，称其"气骨高超，性质古隽。庭闺笃行，抱白雪香草之思；梦寐躬修，怀夜雪空山之况。每徽粹白于肝胆，不示块磊于须眉"（康熙《全椒志》）。从这些方面来看，吴沛颇能严己律身，为子弟表率。

　　吴沛一生所写的"诗歌记序已梓行世"即《西墅草堂集》。有吏部侍郎姜曰广、滁州太仆冯元飚二人为之作序。姜序中称赞其"生前语出千人废，死后名从四海知"；冯序中说其"古文词，如周秦间物"，"能自成一家言者也"。乃子国鼎写有《先君逸稿小引》、国对有《先太史遗集重刻引言》、国绪有《先君遗稿跋》、国对还有《先君遗稿跋言》、国龙有《先君逸稿小跋》。至于吴沛所著《诗经心解》，则未能梓行。

　　吴沛为吴敬梓高祖，沛子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为敬梓曾祖辈。如前所说，兄弟五人四成进士，敬梓亲曾祖国对且为探花，因而敬梓在《移家赋》中不无自诩地写道"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在词作《乳燕飞》中也不无夸美地称说"家声科第从来美"，颇以出身世家而无比自豪。正由于传主如此着重自己的家世，因而在他今后的创作活动中也的确受到其先人的很大影响；而且，更由于有关吴敬梓历代先人的材料，过去很少披露，因而此处有必要稍加介绍。

　　吴国鼎，为吴沛长子，字玉铉，号朴斋。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他于明崇祯庚午三年（1630 年）中举，次年父死。吴沛临终前仍谆谆教导他不要以一举人而满足，务必要进一步考取进士。但直到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年）他才与乃弟国龙同榜考中进士，授中书科中书舍人。入清以后，到了顺治三年丙戌（1646 年）因其母死，他即庐墓山中，"一意于丰草长林，足迹不至公府"，而且"自榜其堂以'世多君子扶皇极，天放闲人养太和'之句"，颇有以"闲人"自居的味道。传主在《移家赋》中对这位充任中书舍人没有几年的伯曾祖夸美道："伯则邀游蔽省。"薇省，乃紫薇省的略称，即唐时的中书省。后乃称中枢机要官署为薇省。明清两代废中书省，设中书科，署中书舍人。但明清时代的中书舍人，仅为在阁内抄写文书的从七品小官员，没有什么权势，并不能与唐时中书省相比，也不为时人所看重。

　　从《吴国鼎传》中可以知道，国鼎乃是一孝悌君子。当其父吴沛病死之后，如上文所述，他曾师法乃祖吴谦，"携一奴及堪舆士遍历诸山，浃两岁始得石虎山之吉址"以安葬其父。当其母盛氏七十大寿时，他与乃弟国龙"先后乞差过里，得奉母寿筋，一时称为人伦美事"。而在父母生前，又能克尽孝道，"亲或色有不怿，即长跽伏地，不命不敢起"。由于吴沛早卒，国鼎为长子，但他能"抚诸弟敬爱备至，故诸弟咸敬事之"。吴国鼎晚年生有二子暹吉、怀吉，但也如同乃祖吴谦一样，不因晚年得子而放松管教，国鼎对其二子"施教必勤"：对子侄也一样，"视诸侄如己子"，严格要求。

　　国鼎妻杨氏，继娶姜氏。据康熙《全椒志·姜氏传》说她"性庄而和，遇事善解，尤多先见"。国鼎以长子"任家政二十年，无私财，无谇语，一切惟古人是求，实孺人有以相夫子、慰两尊也。"当国鼎任职中书舍人时，姜氏"犹躬自操作，食故脱粟，衣故练缟"；及至国鼎归隐之后，更是"辑意蓬桑??掴迩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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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六 祖辈兴衰

　　可是，到了吴敬梓的祖父辈，房分既多，人数又众，兴衰就不一了。吴敬梓的族曾祖国鼎有子二人名暹吉、怀吉。暹吉，字惕思，廪生，为国鼎继妻姜氏所生。怀吉，增生。据康熙《全椒志·姜氏传》："??自举子矣。

　　久之，庶乃有子。"怀吉当为暹吉异母弟。两人功名仅止于生员。族曾祖国器"得子晚"，其子名字、功名皆无可考知。族曾祖国缙亦曾"训课子侄"，但其子名字、功名同样不可得知。惟有族曾祖国龙有子六人：晟、昱、、显、昺、早，其中有的功名很高，传主经常以他们炫耀家世华胄。传主的亲曾祖国对有子三人：旦、勖、异，功名又并不高。此处仅将国对、国龙的子嗣略作介绍。

　　先介绍吴国龙这一支。吴昱为国龙次子，字心启，贡监。吴为国龙三子，字永照，贡监。吴显为国龙四子，字千里，贡监，曾为河南永城教谕。吴早为国龙幼子，康熙戊寅三十七年（1698 年）拔贡，壬午四十一年（1702年）北榜举人，曾任山西临县知县。这四人功名并不高，无足称道。吴敬梓所谓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除了曾祖辈四进士以外，实际上是包括了吴国龙长子吴最、五子吴昺这两个进士在内的。

　　吴晟，为国龙长子，字丽正，号梅原，据储欣《吴晟墓表》，生于明崇祯乙亥八年（1635 年），卒于康熙乙亥三十四年（1695 年），有年六十一。顺治甲午十一年（1654 年）二十岁时应乡试，房师荐以第一，但主考不允。以此困顿场屋几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八股文大家湖北熊次侯来到全椒，吴晟将自己的文章送呈请教，次侯读过他的文章以后说："大器也，当晚成。"吴晟叩问何以见得，次侯回答说："子文，至腹始发光，此其达不早。幸自爱，积学待时，勿以速化为慕。"吴晟也的确一直等到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年）四十岁时才中举人，次年丙辰科连捷进士。但这时他的父亲吴国龙已病死数年。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出任福建汀州宁化县令。宁化县处万山之中，形势险要，又与江西交界，极难治理。吴最莅任之后，一面设计捕捉"盗魁"，一面"新黉宫、兴义学、捐俸延师，教人子弟"，在任三年，颇见政绩。但由于折狱时拒受贿赂，又不畏权势，他的上司"授以指又弗听"，秉公判处，因而既开罪于当地权豪，又"大拂上官意"，终于不能安于位。后得到亲友的资助，"援例捐升主事"，但还未及赴任，就已经病故。吴晟极重孝梯，他的父亲吴国龙路过扬州时突然发病，他曾侍疾，"目睫不交"；事继母张氏也"仁孝备至"；还经常与诸弟"称道先德"，"兄弟并孝友，而率先者君也"。吴晟功名虽得之较迟，但却早慧，"七岁能背《左传》、辨四声"，尔后又"喜诗古文词，所著书六集"（以上均据储欣《吴晟墓表》）。张大受在《吴晟墓志铭》中也说他"工著述，有《洪范辨证》、《周易心解》诸书"。吴晟子女极多，有霞举、雷焕、雱澍、霩清、济等多人，其中与传主吴敬梓有关系者则是雷焕与雱澍二人，将于后文详述。

　　吴昺，为国龙五子，字永年，号頵山。有年四十八,生卒年不可详考。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 年）考中举人。次年辛未科会试，主考四人中工部尚书陈廷敬为吴昺族伯吴国对的同年，与国对、国龙同朝共事；兵部侍郎李光地则为吴国对门生；兵部督辅待郎王士祯也是吴国对的甲科同年。吴昺在这一科考中进士，且为一甲第二人即榜眼及第（《清秘述闻》卷三）。据福格《听雨丛谈》卷九：殿试初拟全椒吴昺第一，金山戴有祺第二，海宁杨中讷第三。

　　上以鼎甲久无北人，遂拔大兴黄叔琳第三人，戴中状元，吴中榜眼。

　　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虽为探花，族祖吴昺却是榜眼，成为全椒吴氏族人中功名最高的人。传主在《移家赋》中所说的"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应该是指这两代。吴昺中进士后初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 年）任广西乡试主考（《清秘述闻》卷三）；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 年）任宋金元明四朝诗选掌局官；次年四十五年丙戌（1706 年）"分校礼闱"（张其濬《全椒志·吴昺传》）；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 年）出任湖广学政（《清秘述闻》卷十）。当他在湖广学政任上"按试荆州"之际，玄烨曾书"勉子修名"四字赐给其母张氏（张志《吴昺传》）。这使得整个吴氏族人以为莫大荣耀。吴昺对"三礼"深有研究，也颇有文名，著作有《卓望山房集》、《玉堂应奉集》等。

　　再介绍传主亲曾祖吴国对的子嗣，即吴敬梓的祖父辈。在传主的曾祖一辈中，以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功名为最高，但到了祖父一辈，功名最高的人则是族曾祖吴国龙的子嗣，而吴国对的子嗣即吴敬梓的祖父辈吴旦、吴勖、吴昇，三人功名都不高，除吴昇为举人外，吴旦、吴勖只是一名秀才。

　　吴旦是吴国对长子，吴敬梓的嗣祖。旦字卿云，又字东观，以增生援例考授州同知。据康熙《全椒志·吴旦传》，他为人"性笃孝"，生母陈氏早故，他与"妻刘氏奉继母尤谨，委曲承顺，求当其意"。吴国对仕宦京师，他曾随侍左右，国对"苦寒"，他就"身温衾以侍睡；早起取父衣先衣之，俟温然后扶父起"（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他在赴京途中，路经徐州，"夜见老妪临河哭甚哀，询知为逋急鬻子，将捐生焉，遂解囊尽与之，并不问其姓氏"（《吴旦传》）。这颇使我们联想起《儒林外史》中虞育德救助无钱葬父投水自杀的农民一节。传主极有可能将此事改造而成为小说中的一段情节。除此而外，吴旦善举颇多，如助人完成学业，取得功名。他的"故人之子"因家贫不能卒学，吴旦曾"转贷金若干以赠"，使得这个故人之子方未"徙业"，后来终于"人泮成名"（《吴旦传》）。可惜他享年不永，竟然先其父国对而卒，国对也因他之早逝而悲痛不已，以致"鬓发飒然皆自，其意气亦衰矣"（陈廷敬《吴国时墓志铭》）。陈廷敬说吴旦"贤而有文"，据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他著有《月潭集》。吴旦生有独子霖起，即传主吴敬梓的嗣父。

　　吴勖是吴国对的次子，字程观，又字大力，以增贡考授州同知。据《吴旦传》，吴旦早卒后，其子即由吴勖主动抚养，并且视同己子。吴勖对异母弟吴昇也极为"友爱"。当时家族中"有以析产言"即要求分家，吴勖则"泣谢不许"。当邑人修建北极阁时，吴勖却"独捐数千金"。有子三人：霄瑞、霜高、雯延。幼子雯延即传主吴敬梓的生父。

　　吴昇是国对幼子，字晓奏，又字允升。为吴旦、吴勖的异母弟。但功名却高于两位兄长，他是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 年）科举人（见张其濬《全椒志·选举》），其生平事迹不详。

　　传主吴敬梓经常自夸的"家声科第从来美"，实际上止于祖辈。他的族祖吴晟的孙子吴檠还考中进士，但在这一辈吴氏族人中，象吴檠获得这样功名的人可说已属凤毛麟角。而传主的亲祖一辈及其后嗣中，实在没有获得高于举人功名的人。不过，他的曾祖辈与祖父辈的功名，己足以使传主夸耀的了。虽然这样"光采"的家史，与传主沾不上多少边。但却也对他产生了极为复杂而又深远的影响，例如全椒吴氏自从科举发家以后，大都历任言官、教职，有县学教谕、府学教授、提督学政、国子司业，也曾有人出任山东、福建、广西乡试主考。他们对制艺揣摩得很到家，甚至把他们的写作经验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他们大都主张从改革教育考试弊端人手，培养士人以改善朝政。这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小说时确立思想主旨和选择题材显然不是毫无影响的。又如，传主的历代先人极为重视孝悌，表彰谦让，勇于善举，屡积"阴骘"，其中不少事迹显然被传主加以改造，写入《儒林外史》中去。再如，传主过于看重自己的门第，不独在诗、赋中有强烈的表现，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明显的流露，对所谓的"旧家"表示了极大的好感。从这些方面看来，传主的家世对他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并不亚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所受到的先世影响。

　　关于传主的父辈以及子女情况，将在下一章有关各节中分别予以介绍。

　　兹将吴敬梓的家世，根据有关资料，列一简表如下。（下页表说明：1990 年4 月，全椒县县长阚家衡同志，送来新近发现的吴国龙墓碑，国龙六子，与文献记载相同。其孙辈，碑上列有霍远、霑恩、霁晖、霞举、雷焕、雱澍、惠，最后一名剥落。下页表据储欣《吴晟墓表》列出国龙孙辈，碑上所列霍远、霑恩、雾晖，当为国龙其余诸子所出。现今存疑的是" 惠"其人，碑文如此，而文字记载则为" 济"，何者为是，当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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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第三章 吴敬梓的生平

　　全椒吴氏，从吴沛起，经吴国对传至吴旦、吴霖起而至我们的传主吴敬梓，已经整整五代。当传主出生之际，这样一个大家族业已开始分化，面临着"君子之泽、斩于五世"（《移家赋》）的局面。吴国对一支后人的功名已经江河日下，而吴国龙一支后人的功名正处在鼎盛时期，传主吴敬梓恰恰是衰落的吴国对一支的子孙，但义因为出嗣而在吴国对这一支中获得了长房长孙的"宗子"身份。在日趋没落的吴国对一支中就占着优越地位。这样的处境是极为艰险、难以应付的。而当传主吴敬梓母亲病故之后，他就更陷入非常孤立的地步。此后，又随嗣父吴霖起远离家乡，前往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任所。可见，我们的传主从他出生之日起，直到十四岁离开全椒时止，就未曾享受到一个儿童应有的欢乐，他已经开始尝到人生的苦涩，性格也从此趋于内向发展，远远离开嬉戏的群童，在书籍瀚海中寻找慰籍。成年之后，传主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时，还写下"早岁艰危集"（《小桥旅夜》）的诗句加以概括，极为真切的反映了传主童年时期的种种不幸。

　　传主吴敬梓出生于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 年）夏历五月。他的表兄兼连襟金榘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见《泰然斋诗集》卷二）诗中描写到敬梓出生时的自然景色，有"榴火柳汁殷红蓝，碧筩在手香盈甔"的诗句。"榴火"正是石榴花开、色红似火的季节，唐代诗人韩愈有"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诗句（《昌黎集·题张十一旅舍三咏》），元代诗人曹伯启有"满院竹风吹酒面，两株榴火发诗愁"诗句（《汉泉漫稿·谢朱鹤皋招饮》）。这都说明金榘诗中所描写的"榴火"正是夏历五月的景色。而"碧筩"也同样是夏季才有的事物，据段成式《酉阳杂记》卷七"酒食"云：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嗡之，名为碧筒杯。

　　筒与笛通，碧筒杯即碧篇杯。从"榴火""碧筩"的描写来看，吴敬梓当生于夏历五月。

　　传主出生后，第一桩大事就是取名。因曾祖吴国对是探花，族曾祖吴国龙是进士，家族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吴国时、吴国龙名字取的好。传主在《移家赋》中就说"见神物之蜿蜒，占大璋之载弄，肇锡之以嘉名，命王家而作栋"，并且自注道"高祖梦神物而太史、黄门孪生"。所谓的"神物"，赋文中已以"蜿蜒"描写其形态，但此"神物"究竟为何物呢？陈廷敬为吴国对所写的墓志铭中开宗明义他说："君，吴氏，讳国对，字玉随，又字默岩。初，母夫人有身，梦二龙相对，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君先生故名对，其季曰龙。"（《吴国对墓志铭》）原来"神物"就是指"龙"。这"相对"的"二龙"后来果然成为"王家"之"栋"。那么，如今传主已出生，又为他取个什么名字呢？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原是苦读制义、从举业发家的，并没有什么祖上恩荫，也没有什么显宦亲友。子弟要仕进，也惟有先使自己成才。因此，乃为传主取名"敬梓"。据陆佃《埤雅·释木梓》："今呼牡丹谓花之王，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故《书》以《梓材》为篇，《礼》以'梓人'名匠也。"敬梓，寓有敬重人才的意思。又以"敏轩"为其字。据《论语·公冶长》："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也是期望传主"敏而好学"、长大成才的意思。传主成长以后，大约也体味出自己名与字的含义，所以将自己的书房称为"文木山房"，"文木"是有用之材，与"梓"的意思相通。在《移家赋》中，传主也不无愤激地写道："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可见得他认识到自己百无一能，只有舞文弄墨，以文字显名。至于后来移家南京，以"秦淮寓客"自称；家道中落，又自署"粒民"（即"小民"之意）则是时移世改、生活变迁、思想转化的结果。

　　吴敬梓出生之地在安徽全椒，但却不是他的高祖吴沛所居住的郊区程家市的西墅草堂，而是在城西北襄河湾的探花第。全椒虽地处长江北岸，但却在淮河之南，居安徽省中部而偏东，周围为滁县、和县、含山以及江苏的江浦，距离他的远祖吴聪的"封邑"江苏六合也不过百里之遥。全椒前耸南岳，后绕襄水，西北有花神、龙陡等山脉，山水倾泻入襄河。襄河源自石臼山北麓，由石梁潭流至襄城入袁村河。过宝林桥下转东北向，再曲转向南，过积玉桥至雷家渡由赭涧石潭流入滁河，环曲如带，水秀土厚，榆柳夹岸，颇有江南景象。

　　探花第修建在襄河岸边接近城垣之处，是传主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中探花时（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所经营，但早在明清交替时期业已奠定基础，吴国对兄弟五人中获得功名最早的是长兄国鼎与幼弟国龙，两人为明崇祯十六年癸未科（1643 年）同榜进士。但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吴国鼎在考中进士不久，就因"流寇告警，奉母避地白下"；其后又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 年）"丁内艰，与诸弟庐墓山中，遂一意于丰草长林，足迹不至公府"。由此可知吴国鼎在中进士三年之后即隐而不出，其中还经历了"避乱"、"丁内艰"两件大事，自无暇也无力去经营新的宅第，仍然居住在他们的先人吴沛的乡居西墅草堂中。但吴国龙在中进士授官户部主事后，就开始向靠近县城的地段发展，即后来成为探花第的地基上建屋居住。不过，由于吴国龙也因"丁内艰"而"服阙即家居"，"跧伏垂十余年"之久，同样也没有很多财力去构造新居，当时这位进士公所居，也不过"河干数椽，仅蔽风雨"（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而已。

　　直到吴国对考中探花的顺治戊戍十五年（1658 年）以后，情况才大为改观。此际，吴国鼎虽然仍在乡间居住，但考中进士之后己有十六、八年之久，长期在乡间经营，已非往昔一介书生可比；吴国龙虽然"跧伏"，但己"雅负才望"，也绝非平头百姓所能企及。吴国缙又于顺治己丑六年（1649 年）考中进士，先为文林郎，后官江宁府学博。至于吴国对考中探花以后，更是青云直上，仕途得意。先后担任福建乡试主考、顺天学政。而在吴国对考中探花之后不久，吴国龙又被起用，历任工科给事中、河南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又曾充任山东乡试主考。因此，全椒吴氏直到人清以后，在顺治末年才真正发起家来，赀财也才逐渐饶富，传主自谓的"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镼妆靓。巵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移家赋》），当指这一时期。也正在这一阶段，吴国鼎兄弟五人才合力经营新居。因为吴国对功名最高，当然就以探花第命名他们兄弟所构成的城中新宅了。

　　探花第不仅建有多进显敞明丽的屋舍，还盖有专门藏书的楼屋--赐书楼，舍宅后面还辟有极为宽敞的花园--遗园。园中满栽松、柏、柳、梅，四时景色各不相同，风光极其宜人。虽然，全椒吴氏新舍以吴国对功名"探花"命名，其实却是与吴国龙等兄弟同住的，《移家赋》中就以"陆氏则机、云同居"来比拟。陆机、陆云兄弟同居的故事，见《世说新语·赏誉》：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居西头。

　　但是，几代同堂和睦共处的"佳话"究属少见，当吴国龙尚在世时，他已企图另有发展了。

　　自吴国鼎、吴国缙、吴国对、吴国龙四人先后考中进士以来，全椒吴氏的家业逐渐兴盛起来，他们已广有田地，收养不少奴仆；各房妻妾成群，子孙也不断蕃衍。如长房吴国鼎妻杨氏、姜氏，有子暹吉、怀吉；二房吴国器妻滕氏，有子某；三房吴国缙妻程氏，有子某；四房吴国对妻陈氏、汪氏，有子旦、勖、异；五房吴国龙妻孙氏、张氏，有子晟、昱、、显、昺、早。至于吴国鼎兄弟一辈的孙儿孙女，即传主吴敬梓的父辈，那就人数更多了。仅以吴国对一支而言，就有"孙男五人"、"孙女六人"（《吴国对墓志铭》），吴国对次子吴勖就有子霄瑞、霜高、雯延。吴国龙这一支子孙也很多，他的长子吴晟就有"嫡庶子凡七人、女子五人"（储欣《吴晟墓表》）。但在他们各房之中也有单传的，如吴国对长于吴旦只有一个儿子吴霖起，而且吴旦又早卒。也有的房分甚至没有子女，需要从他房子女中选择一二人来承祧的。子多、子少，嫡出、庶出，亲子、嗣子种种不同的血缘关系聚集在一座探花第内，备房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了。再加上吴国鼎一辈以下，各房的功名也未能再行并驾齐驱，而是参差不齐、高低不等。从传主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一支来看，吴国对虽然高中一甲三名，但其子三人，嫡出的吴旦和吴勖只是秀才，庶出的吴昇倒中了举人。吴敬梓族曾祖吴国龙这一支，六个儿子倒有两个考中进士，吴晟中进士后任福建宁化县令；吴昺且以一甲二名高中，功名更超过族伯吴国对，担任过广西乡试主考、湖广学政。再从传主吴敬梓的父辈来看，吴国对一支中的吴旦之子吴霖起为拔贡，吴勖之子吴雯延是秀才；而吴国龙一支中的吴晟之子吴雷焕虽然是廪生，但雷焕之子吴檠即吴敬梓族兄，却是乾隆十年（1745 年）乙丑科进士。在吴国对这一支的吴敬梓兄弟辈中连举人也少有，更谈不上什么进士了。各房功名不一样，就会形成地位悬殊、财势的差异，从而猜疑、嫉妒、怨恨也就随之而来。发达的房分气焰高涨，难免盛势凌人，而衰落的房分自然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了。

　　在这种情况下，吴国龙产生了另起宅舍的念头也极为自然。他开始在城西南隅谋图发展，并且亲自书写了取名"心远"的堂额，他的文集也名之为《心远堂集》。后来他的曾孙吴檠还写有《心远堂》一诗，小序中说"堂额'心远'二字，先黄门草书"，诗云：心远黄门书，奇迹嗟剥落。明月绕空梁，来照古脚。

　　黄门，为给事中别称，吴国龙先后为工科、礼科给事中。诗中所谓的"黄门"就是指吴檠的曾祖吴国龙。不过，吴国龙虽然另图发展，但还只是处于开创阶段，直到他的儿子吴晟、吴昺先后考中进士以后，才着意经营。张大受《吴晟墓志铭》中说吴晟在"举进士"之后，"归而筑园城隅，莳花竹，奉板舆，与子弟论难经书"。吴檠在《忆远园杂诗》十二首之前的小序中说："先主政辟远园于城隅，课子弟读书其中。"主政即主事别称，吴晟曾援例捐升主事。由此可知"远园"确为吴国龙所创业，而由他的儿子吴晟所筑成。这座远园中"花石亭榭，颇擅幽胜"，修造了洗桐阁、牡丹厅、木兰坞、荷风亭、修竹迳、黄鹏阁、丛桂轩、心远堂、梨花院、文杏斋、小灵岩、六抬亭等建筑，极其雅致幽静。而在此际，探花第中的遗园，由于吴国对诸子功名不高，赀财难继，无力经常维修，而逐渐出现衰颓的景象。

　　当传主吴敬梓出生之际，全椒吴氏家族中这种"分化"的速度有所加快，倾向也更趋明显。康熙四十年（1701 年），传主的亲曾祖吴国对已亡故二十一年，嗣祖吴旦更早于乃父吴国对而卒。而在吴国龙这一支，吴最考中进士已二十六年，当他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出仕福建宁化县令时，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始为拔贡。虽然吴最在吴敬梓出生前六年（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 年）已经病故，但他的兄弟吴昺考中进士已有十一年之久，而以翰林编修出任广西乡试主考也只是五年前的事。在传主吴敬梓四岁时，吴昺任宋金元明诗选掌局官；传主吴敬梓五岁时，吴昺"分校礼闱"；传主吴敬梓九岁时，吴昺又为湖广学政。从这简单的排比中可以看出，当传主出生之际，正是吴国龙子孙功名最为鼎盛的时期。吴敬梓正是在他的曾祖辈"孪生"兄弟吴国对一支逐渐衰落而吴国龙一支日益兴旺的时期降生到人世的。传主的表兄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诗中说："忆昔重光大荒落，子方生时我十三。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北南。"阮氏南北事见《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子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金两铭在诗中借用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故事，以分别比拟吴国对和吴国龙两房功名、地位和财势的悬殊。至于金诗中所说的"重光大荒落"则是指辛巳年（据《尔雅·释天》："太岁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也就是康熙四十年（1701 年）即传主吴敬梓出生的那一年。从金两铭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当传主吴敬梓一旦出生人世，就面临着由于家族朝贫富两个方面分化而带来的人际关系日趋尖锐、复杂的局面。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但在曾祖辈吴国对和吴国龙这对"孪生"兄弟之间有所表现，即连吴国对这一支内部在吴旦、吴勖和吴异三房之间也有所表现，各支之间、各房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发生了无数纠纷。例如吴旦、吴勖为陈氏所生，所谓嫡子，但功名仅限于生员；吴异则为汪氏所生，所谓庶子，但功名却高于乃兄吴旦、吴勖，是一个举人。在宗法社会中，这种关系已够复杂，再加上吴旦早卒，只有独子吴霖起，而吴霖起年岁已长，尚无子息，眼见长房长孙将要绝嗣，这对于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士大夫说来，无疑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因而不得不考虑长房的嗣续问题。恰恰与吴旦同是嫡出的吴勖却有很多子孙，于是就从吴勖的第三个儿子吴雯延的众多子女中选择一子一女出嗣给长房吴霖起为子女。这个女儿后来嫁给滁州秀才金绍曾为妻，这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传主吴敬梓。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出祧承嗣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有关一生命运的大事。出嗣他人而不引起种种纠葛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承嗣的人都被许多矛盾所纠缠，苦恼终身，甚至招致种种不幸。传主吴敬梓也未能幸免这种命运！

　　在吴敬梓以吴雯延的亲生之子出嗣给长房长孙吴霖起为嗣子以后，传主在吴国对这一支中就具备了"宗子"身份。按照封建宗法社会的习俗，在祭祀祖先时只有宗子才有主祭权，在继承遗产时宗子又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宗子身份的本身，在封建大家庭中就容易成为家族成员所嫉妒的对象。而吴敬梓获得这种身份，又由出嗣得来，这就更易招致族人的怨恨和攻讦。传主也真是不幸，当他尚在童稚时，就无端地被卷进家族纠纷的漩涡中去了！当然，在吴敬梓出生之际，吴国对一支已大不如吴国龙一支。探花第的遗园已人稀草盛，壁断垣颓，渐渐呈现出一种萧飒的气氛，而心远堂的远园却亭榭翼然、色彩烂漫，一片兴旺景象。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国对毕竟高中探花，出仕数十年，宦囊甚丰，遗赀当也不少。吴旦早卒，自不必说。吴国对病故以后，当时即有人向主持家政的吴勖提出"析产"要求，而吴勖却"泣谢不许"（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按照一般情况而言，能向吴勖提出这一要求而又被吴勖拒绝的人，只可能是吴旦、吴勖的"异母弟"而又考中举人的吴异。"析产"的要求虽然暂时被制止，但却使家族中本已存在的矛盾更趋尖锐，表面可能暂告平静，但危机仍在潜伏发展。生活在这样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家庭中的吴敬梓，无疑地会在他那幼稚而天真的心灵上留下重重阴影。当吴勖即传主的亲祖父尚在人世时，吴敬梓与二房的关系还能维持和睦，一时不致产生重大矛盾，因为吴勖在长兄吴旦死后，能"抚侄如子"（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这个"侄"就是吴霖起，也正是吴勖嫡亲孙子吴敬梓的嗣父，吴勖当然要处处加以回护。但吴霎延尚有霄瑞、霜高两位兄长，即吴敬梓的伯父；这两位伯父当然也有子女，即吴敬梓的族兄弟。此外，还有族祖吴昇及其子这一房。传主吴敬梓与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相当紧张。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看，他倒是与吴国龙一支的后人吴檠的关系比较好。

　　吴国龙长子吴晟的次子吴雷焕生有两个儿子吴槃、吴檠。吴槃字碧波，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七月，在山西大同由廪生捐贡，十月考取正红旗教习，三年期满咨部候选知县。于雍正四年（1726 年）九月拣选，十月补授直隶宝坻知县。次年因保堤有功，补授山西大同知府。但在引见之后，胤禛认为吴槃只不过是一个"明白人"而已，"未必似老成"而没有重用，只命他"到大同试看"，不久即被革职（《雍正朝朱笔引见单》）。从他这样长期在外的经历看，此时居乡的吴敬梓与他不可能有什么交往。但吴敬梓与吴檠（字青然）的关系却不同，两人来往极为密切。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写道"汝今三十予加五"，可见他仅长于吴敬梓五岁，年岁差距不大，容易谈得来，但更重要的是吴檠也因为他的叔父吴雱澍没有子女，而被出嗣给雱澍为子，他与吴敬梓两人都具有嗣子身份。而为人嗣子的遭遇和苦闷，两人必会有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当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曾写有《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其中第三首云：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故国茱萸从插遍，登高作赋已全虚。

　　从这首诗我们知道吴檠也曾移居南京，两人同居异乡，关系自当不同。此外，他们还同时被荐举参加乾隆元年（1736 年）丙辰博学鸿词科试，只不过传主吴敬梓未赴廷试，吴檠虽去京应试，但落第而归。这种同而不同的经历，也形成了两人之间有分有合的友谊。虽然，吴檠后来于乾隆十年（1745 年）乙丑科考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但在他离开南京之后，也曾写有《怀从弟客长于》一诗：长于精舍绕烟萝，闻道江关游子过。锺阜暮云连楚越，浮图秋影动星河。二毛潘岳闲居独，双泪杨朱歧路多。怅望裁诗贻小谢，可能共和有羊何？

　　--《咫闻斋诗钞》诗中对传主吴敬梓的思念之情还是极其深挚的。总之，除了吴檠外，还未曾发现传主吴敬梓与其他族兄弟有过友好交往的资料或作品存世。在《移家赋》中，他倒是以极为愤慨的笔墨写道：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推鸡坊而为长，戏鹅栏而忿深。

　　鸡坊斗鸡一典，是陈鸿《东城老父传》中贾昌的故事。据陈鸿在传中记叙，唐"玄宗在蕃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当贾昌生方七岁对，就"??捷过人"，极擅斗鸡之戏。玄宗出游时见到贾昌，乃"召人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虎军"。当他"入鸡群"时，"如狎群少，壮者弱之，勇者怯之，水榖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他的这种技能，被"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传主吴敬梓运用这一历史故事，意在表明当自己幼年时，在与儿童游戏中，就有出人头地、争为群童领袖的愿望，但可惜未能实现。而经常使他受挫的却正是自己家族中的那批兄弟，这种怨恨情绪在"戏鹅栏而忿深"一句中表露得十分明白，据《世说新语·忿狷》：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成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南郡，即桓玄；车骑，即桓冲。据《桓玄别传》：玄字敬道，谯国龙亢人，大司马温少子也。幼童中，温甚爱之。

　　临终命以为嗣，年七岁，袭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马、义兴太守。不得志，少时去职，归其国。

　　又据《桓沖别传》沖字玄叔，温弟也，累迁车骑将军，都督七州诸军事。

　　可知桓玄为桓沖之侄。桓沖对桓玄的泄"忿"行为，十分宽容地用"戏耳"一词加以了结可能发生的纠纷。不过，桓沖的几个侄子对这位叔父却图谋杀害。据《晋书·桓温传》：温六子：熙、济、歆、祎、伟、玄。熙字伯道，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及温病，熙与叔秘谋杀沖，沖知之，徙于长沙。济字仲道，与熙同谋，俱徙长沙。

　　我们的传主却没有象桓沖那样大度的叔伯，当幼稚而又不懂事的吴敬梓由于忿激而说出的一些话语、做出的一些事情，就加剧了叔伯及其子侄这些族人对他的更大敌意。从《移家赋》等传主自己的作品和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传主吴敬梓出生之日起，他就极少得到友好的对待，整个童年阶段生活是缺少温暖的，处在既妒羡别人又被别人嫉恨的境遇中：对于有如"北阮富"的吴国龙一支的族兄弟，他可能有着由嫉而恨的情绪；而在有如"南阮贫"的吴国对一支中，由于自己具有长房子孙的宗子身份，又必然被其他各房由嫉而恨。这样的境遇是不可能令他感到生活的乐趣的。

　　当传主出嗣为吴霖起之子以后，受到嗣父严格的教育。吴霖起入学成为秀才业已多年，每次参加岁科考试，成绩经常列为一等。因此经过多年的积累，虽然参加乡试未曾考中举人，但在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科考之后举行的拔贡考试中，第一场四书文、经文，第二场论、策、判等都写得不错，被当作"奇才"拔萃，贡入太学，成为所谓五贡之一的"拔贡"。自然，这还不能与举人、进士相比，功名并不高。不过，从传主的《移家赋》中可以知道吴霖起虽然功名未就，但却是一个为人方正的读书人，并未苟且钻营，谋求干禄，依然埋首书卷，孜孜以求，勉力攀登科举高峰。他也以此来教育嗣子吴敬梓，传主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也终日钻研四书、五经、制艺，"子初垂髫异儿辈，成童咿哑抽琅函"，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诗中就是这样描写传主童年时苦读的情景的。垂髫，指童子未冠时头发下垂。成童，据《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范宁注"成童，八岁以上"。金两铭写这首诗时，传主已经三十岁。诗中虽然称赞传主幼年时就与一般"儿辈"有异，似乎自幼就"成才"有望。但其实，童年时代的吴敬梓对于内容僵化、语言无味、窒息思想、压抑感情的八股制艺实在没有兴趣，倒是金两铭诗中另外两句"生小心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真实地反映出传主幼年时的心性和爱好。吴敬梓从幼年起就对能陶冶感情的诗、词、曲极其喜爱，甚至向善歌的人学拍曲。金两铭诗中所说的薛谭，是先秦时期的一位歌者，他曾向秦国善曲的秦青学歌，事见《列子·汤问》。在李昉等人所编的《太平广记》卷二百四中，有《秦青韩娥》一则，不具引。传主吴敬梓幼年时代既然沉溺于词曲，必然对嗣父传授的八股制艺感到无比的厌倦。然而在封建科举时代，他又不能不接受这种枯燥的"作业"。直到晚年，传主在回顾起幼年时所受到的这种教育时，还发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见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所引）的慨叹。

　　童年时代的吴敬梓极其厌恶那种令人愚蠢的八股制艺，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的正常反应，但他的嗣父吴霖起用这"愚蠢的产物"去教育传主，却又是时代的要求。清朝统治阶级入关以后，很快就继承明朝统治阶级的衣钵，恢复八股科举考试，用八股文章阐说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以笼络广大读书人为其所用，从而达到巩固新朝统治秩序的目的。而生活在科举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惟有通过一系列的考试谋取功名之后才能求得出路。因而科举世家出身的吴霖起更不能不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幼小的吴敬梓虽然出自本能地对这样的"功课"感到厌恶，但在父师不断地灌输下，多少也滋生了以科举功名为出路、为荣耀的思想。

　　但为时不久，吴霖起对传主的教育就不得不有所放松，这是因为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传主吴敬梓十三岁时，他的母亲不幸病故。在《赠真州僧宏明》一诗中，传主曾经回忆他的母亲病故时的情景，有"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的诗句。眼看着失去母爱年岁幼小的儿子，吴霖起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他的管束，让他的身心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母丧不久，族人的些许同情已消失净尽，而顾忌反倒日趋减少，贪婪的本性使得这些族人不顾礼法的约束，向这位年幼的"宗子"咄咄逼来，家族中的种种矛盾再次袭击着他，使得他那颗幼稚天真的心灵蒙上厚厚的一层阴影。少年时代的吴敬梓从此变得孤独乖僻，与一般活泼嬉戏的少年不大相类，为了远远避开族人的纠缠，他经常独自一人躲在书房中，如同老僧人定一样，整日沉浸在他所喜爱的诗词、小说和戏曲的书籍海洋中。金榘曾经回顾吴敬梓这段痛苦的经历，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写道：??我前叱日勿复语，我三十时尔十三。是年各抱风木恨，余方招魂来湖南。见尔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如僧庵。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诗中的"绮语障"，是借用佛经用语，《法苑珠林》卷一○五《五戒》引《成实论》云："虽是实语，以非时故，即名绮语。"《四十二章经·善恶并明》说："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绮语障，是指佛家所谓的恶语业。后来就把描写记叙男女私情、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目之为绮语。年幼的传主吴敬梓，在他母亲死后，在奉父命"穿穴文史"之余，也偷偷地"窥"视这种"绮语""秘函"，吴霖起管束再严，也不能寸步不离，更何况目睹幼儿丧母之痛，也不能不适当表示宽容。这样，传主从幼年起就熟悉了许多小说、戏曲作品，无异是为他后来创作小说作了初步的准备。

　　值得特别提出注意的是在吴敬梓出生之前，清朝统治者就曾一再下令严禁"淫词小说"的刊布流行。到了传主出生的那年即康熙四十年（1701 年），玄烨就曾命令五城司坊官，永行严禁"淫词小说"。此后在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玄烨又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张莲的奏疏，命地方官严行禁止"出卖淫词小说"。在吴敬梓十四岁那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的四月，玄烨更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经过上上下下官员议定，必须"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八）。吴霖起此际虽不是现任官员，但正在以拔贡资格候选，对朝廷功令当然一清二楚。同时，他本人也不愿子弟去"窥''读那些"绮语""淫词"，但对刚刚丧母的幼子不忍管束太紧，只要他不公然无忌地阅读，也只有默许了。

　　吴敬梓少年时代阅读极为广泛，大凡文史经集、"小说淫词"，只要能够到手，他都加以浏览。宽阔的阅读面开拓了他的思考面，增进了知识，积累了资料，这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诸如唐人段成式的《西阳杂俎》、冯翊的《桂苑丛谈》、张话鷟的《朝野佥载》，宋人曾慥的《类说》、王铚的《默记》、周密的《齐东野语》，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郑仲夔的《耳新》、谢肇淛的《文海披沙》等著作中所记叙的一些人物事迹，他都十分注意。在他后未创作《儒林外史》时，这些人物事迹常被他再次拾掇起来，根据自己的意图予以提炼，写入小说中去，借以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艺术认识。试举一二例如下。就正史而言，《周书·萧詧传》云：??又不好声色，尤恶见妇人。虽相去数步，遥闻其臭。

　　这一则故事，就被传主采撷到小说中去，糅合在杜慎卿这一形象中。慎卿其实好男色、喜女色，但却说："??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三十回）这正表现了杜慎卿口是心非、言清行污的复杂性格。就笔记小说而言，郑仲夔《耳新》卷八《命相》云：铅山友人李倩玉国球，与余门人毛诗年、月、日、时皆同，而李以辛酉发解，毛至癸亥始食饩于库。李中戊辰进士，授庶吉士，寻卒于官，无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犹在诸生中。又鹅湖在中上人与浙江徐进士在中，年、月、日、时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为高僧，一为名进士。此四人八字者，星相家将何以推算耶？

　　传主在《儒林外史》十七回中，通过浦墨卿之口说医生赵雪斋与鄞县黄知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但赵医生夫妻齐眉、子孙满堂，却是布衣；而黄知县虽然出身进士，却无子女，妻子也亡故。支剑锋为此发出疑问道："??可见'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吴敬梓活用了这一故事，表现了一群谋求"异路功名"的"名士"热中功名的心灵和生活的空虚。

　　传主后来不仅在小说创作中得到这些文史、笔记的助益，即使在创作传统的诗、赋时，也经常拈取他这一阶段所阅读的笔记小说故事写入文中，如在《移家赋》里，传主无比愤激地痛斥盐商为"山人面，穷奇锯牙"。"山"与"穷奇"即见于东方朔的《神异经》：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日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熚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

　　--据《旧小说》甲集一我们只有了解了什么是"山臊"、什么是"穷奇"，以及这二者的习性之后，才能理解传主对盐商典当的痛恶有多么深刻，抨击又何其严厉！而吴敬梓在他的创作中运用这些故事之所以能达到妙合无间、神形俱肖的地步，又是与他自幼就熟悉那些"秘函"中的"绮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总之，他早年广泛阅读"淫词小说"，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实在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可惜，传主幼年时代这种比较自在的"窥秘函"的生活，很快就暂告一段落。他的嗣父吴霖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成为拔贡以后，候选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才被选任为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福格在《听雨丛谈》卷五"拔贡年分"中记叙道：拔贡之科，每十二年学臣于府、州、县学廪生内各举一名，贡入京师。钦简大臣会考后，拔其优等，再赴朝考，入选者以七品小京官分部观政，或以知县分发直省叙补。其余贡生，均以州佐、教职选用。

　　其实，在乾隆七年（1742 年）以后，才定制为十二年选拔贡生一次。而在这之前，或数十年，或十二年，或六年举行一次，并无定制，全依最高统治者的意旨行事。不过，在"五贡"中以拔贡最为难得，因此也比较受文人重视，生员自己也较为着重。传主在《移家赋》中就用"策名帝都"的漂亮词藻，记叙了他的嗣父吴霖起贡人京师参加考试的经历，自诩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因为父亲吴旦早逝。寡母在堂，作为独子的霖起不便远游，乃辞去朝廷任命，回家侍奉老母。这就是传主在《移家赋）中所说的"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等到寡母病逝后，他才谋求官职，但直到垂暮之年才被选用为地处海滨的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移家赋》中所说的"暮年黉舍，远在海滨"，就是指的这一任命。

　　吴霖起获得这一教职后，虽然已经年老力衰，但也觉得得之不易，颇为看重，因而并未迟延就立即赴任，并且携带唯一的儿子吴敬梓前往赣榆任所。传主后来回忆这一经历时，在诗中写道："十四随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从安徽全椒到江苏赣榆迢迢千百里，确可算得上是出远门长行了，因而给少年时代的吴敬梓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赣榆县学在县治东南，原来学宫的许多建筑遭到崇祯十五年（1642 年）

　　战火的焚毁，劫后余灰，所剩无几。顺治八年（1651 年）知县穆尔谟、教谕刘思问等人筹集资财在旧址重建，计有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泮池、灵星门、启圣祠、明伦堂、文昌阁、奎星楼等数十间，颇极一时之盛。可惜康熙七年（1668 年）发生地震，毁坏甚多。后虽经多次修葺，都未能恢复旧观。吴霖起来任县学教谕之后，曾与知县单畴书等人在康熙五十六年（1718 年）修建了尊经阁三间，次年即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又合力兴建了敬一亭一座。吴霖起此举为赣榆学宫增色不少，当然也受到当地士子的欢迎。传主吴敬梓和他的嗣父、县学教谕吴霖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生活长达数年之久。赣榆虽然地处海滨，但附近颇有山石之胜，县西四十余里处有夹谷山，山上有圣殿、圣化亭、奎星阁、夹谷书院等名胜古迹。每逢春秋佳日，少年吴敬梓经常登山临水，或登阁吟诗，或上山眺海。碧波万顷、浩荡无垠的黄海，一洗吴敬梓故乡生活的郁闷，心胸为之豁然爽朗，怡然自得，在海滨城市写下了我们目前可见到的他的第一首诗作《观海》：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此诗表现了传主少年时代开阔的襟怀和风发的意气，绝无蛰居内地小城镇时那种窒人的愁闷和苦寂的情绪。可惜可以确知为传主少年时代的作品仅存留这一篇。

　　赣榆虽然有壮丽的大海风光，但究竟地偏域僻。特别是在明、清之际，此处曾一再受到战乱的破坏，后来又连年遭逢水旱灾害。如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十二月，清兵曾攻破兖州，大掠海州、赣榆、沐阳、丰、沛等县；顺治元年（1644 年）十一月，清兵攻下离赣榆不远的邳州、宿迁；二年（1645年）四月，清兵下泗州、破扬州，七月兖州附近黄河决口；九年（1652）八月，山东、河南、江南北等地区发生旱灾；十六年（1659 年）六月，郑成功、张煌言击败清兵，克瓜州、镇江，直到南京城郊，六合、滁州、天长等大江南北均有战事。吴霖起前来任职时，虽没有战乱发生，但清初战乱和康熙七年地震的破坏遗迹并未全然消除，生产也没有恢复，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而且县学教谕又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差事，物 质生活自然十分清苦，只不过由于传主对族人勾心斗角的全椒生活极为厌倦，能够离开尔虞我诈的封建大家族，即使生活清苦一些，他的内心也是愉快的。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苜蓿偏能甘"，正反映了这个时期吴敬梓自己物质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生活的平静。在《移家赋》中吴敬摔也描述了他们父子二人"鲑菜萧然，引觞徐酌"的心安理得的教读生涯。

　　不过，由于吴敬梓逐渐成长，吴霖起对他的管束也不得不逐步严紧起来。同时也由于吴霖起身为教谕，更不能象在家乡时那样让传主在"秘函"中任意"窥"览。从此，他严格要求年幼的敏轩致力于应付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四书、五经的内容和写作八股文章的本领。吴霖起自己对教谕一职也十分尽心，极为认真，教学内容丰富充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传主在《移家赋》中叙及嗣父霖起的教学情况时这样写道："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籥。"所谓"羽籥"，是指古代文舞用的舞具和乐器，即雉羽和籥，籥就是笛。《礼·文王世子》中说："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传主在《移家赋》中描叙他的父亲教学情况的有关语句，显然据此加以更动而成，意在说明吴霖起能够根据季节的变化，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既教诗书，又教礼乐。当然，吴霖起如此教导赣榆当地的士人，也同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吴敏轩。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够迅速学好参加科举考试的本领，好从科举考试中谋得功名，从而光大门户，重振家业。少年时代的吴敬梓的确也没有辜负他的嗣父的期望，很快就掌握了那些参加科考所必需的知识，因而得到周围人的推许。在《古意》一诗中他也沾沾自喜地流露出得意的情绪和他人的称赞："妾年十四五，自矜颜如花"，"母兄命良媒，交口称柔嘉"。传主那时还并不知道科举考试原就弊病百出、八股举业更是"无凭"的玩意，自许既高，失望也就更深，原以为博取一第如同拾芥，岂知一再落空。在《古意》诗中又感叹道：??自缘根本好，那复委泥沙。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

　　用美人迟暮比拟自己的应试不第。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敏轩原以为可以早早获取功名，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他已尝到科举考试的苦涩之果了。

　　传主在赣榆所接受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虽然没有显示出什么成效，但其父对他的严格教诲，使他在立身行事中却大受裨益。这是因为吴霖起除尽心教学之外，为人极其方正不阿。吴敬梓在回忆他的父亲在教谕任上待人接物的表现时，这样写道：??暮年黉舍，远在海滨，时矩世范，律物正身。

　　??凛朽索之驭马，每求信于尺蠖。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员而枘凿。

　　--《移家赋》吴霖起这种律己极严的方正品格，对少年时代的吴敬梓是起了言传身教的作用的。传主平生嫉恶如仇的性格，无疑也是少年时代就逐步形成的。不仅如此，吴霖起自奉极其俭薄，但却热心公益，为振兴赣榆文教不惜"捐赀破产"以"修学宫"（《移家赋》）。他这一行为和其族祖吴国缙修理江宁府学的义举，同样给少年吴敬梓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吴敬梓之所以在南京修复先贤祠，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他的先人这种热心公益、见义勇为的精神，对他也自必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吴敬粹在十四岁时随同嗣父吴霖起前往赣榆的这一段经历，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为人上，对他的成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段经历，在他一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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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一 童年艰危

　　全椒吴氏，从吴沛起，经吴国对传至吴旦、吴霖起而至我们的传主吴敬梓，已经整整五代。当传主出生之际，这样一个大家族业已开始分化，面临着"君子之泽、斩于五世"（《移家赋》）的局面。吴国对一支后人的功名已经江河日下，而吴国龙一支后人的功名正处在鼎盛时期，传主吴敬梓恰恰是衰落的吴国对一支的子孙，但义因为出嗣而在吴国对这一支中获得了长房长孙的"宗子"身份。在日趋没落的吴国对一支中就占着优越地位。这样的处境是极为艰险、难以应付的。而当传主吴敬梓母亲病故之后，他就更陷入非常孤立的地步。此后，又随嗣父吴霖起远离家乡，前往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任所。可见，我们的传主从他出生之日起，直到十四岁离开全椒时止，就未曾享受到一个儿童应有的欢乐，他已经开始尝到人生的苦涩，性格也从此趋于内向发展，远远离开嬉戏的群童，在书籍瀚海中寻找慰籍。成年之后，传主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时，还写下"早岁艰危集"（《小桥旅夜》）的诗句加以概括，极为真切的反映了传主童年时期的种种不幸。

　　传主吴敬梓出生于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 年）夏历五月。他的表兄兼连襟金榘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见《泰然斋诗集》卷二）诗中描写到敬梓出生时的自然景色，有"榴火柳汁殷红蓝，碧筩在手香盈甔"的诗句。"榴火"正是石榴花开、色红似火的季节，唐代诗人韩愈有"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诗句（《昌黎集·题张十一旅舍三咏》），元代诗人曹伯启有"满院竹风吹酒面，两株榴火发诗愁"诗句（《汉泉漫稿·谢朱鹤皋招饮》）。这都说明金榘诗中所描写的"榴火"正是夏历五月的景色。而"碧筩"也同样是夏季才有的事物，据段成式《酉阳杂记》卷七"酒食"云：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嗡之，名为碧筒杯。

　　筒与笛通，碧筒杯即碧篇杯。从"榴火""碧筩"的描写来看，吴敬梓当生于夏历五月。

　　传主出生后，第一桩大事就是取名。因曾祖吴国对是探花，族曾祖吴国龙是进士，家族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吴国时、吴国龙名字取的好。传主在《移家赋》中就说"见神物之蜿蜒，占大璋之载弄，肇锡之以嘉名，命王家而作栋"，并且自注道"高祖梦神物而太史、黄门孪生"。所谓的"神物"，赋文中已以"蜿蜒"描写其形态，但此"神物"究竟为何物呢？陈廷敬为吴国对所写的墓志铭中开宗明义他说："君，吴氏，讳国对，字玉随，又字默岩。初，母夫人有身，梦二龙相对，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君先生故名对，其季曰龙。"（《吴国对墓志铭》）原来"神物"就是指"龙"。这"相对"的"二龙"后来果然成为"王家"之"栋"。那么，如今传主已出生，又为他取个什么名字呢？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原是苦读制义、从举业发家的，并没有什么祖上恩荫，也没有什么显宦亲友。子弟要仕进，也惟有先使自己成才。因此，乃为传主取名"敬梓"。据陆佃《埤雅·释木梓》："今呼牡丹谓花之王，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故《书》以《梓材》为篇，《礼》以'梓人'名匠也。"敬梓，寓有敬重人才的意思。又以"敏轩"为其字。据《论语·公冶长》："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也是期望传主"敏而好学"、长大成才的意思。传主成长以后，大约也体味出自己名与字的含义，所以将自己的书房称为"文木山房"，"文木"是有用之材，与"梓"的意思相通。在《移家赋》中，传主也不无愤激地写道："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可见得他认识到自己百无一能，只有舞文弄墨，以文字显名。至于后来移家南京，以"秦淮寓客"自称；家道中落，又自署"粒民"（即"小民"之意）则是时移世改、生活变迁、思想转化的结果。

　　吴敬梓出生之地在安徽全椒，但却不是他的高祖吴沛所居住的郊区程家市的西墅草堂，而是在城西北襄河湾的探花第。全椒虽地处长江北岸，但却在淮河之南，居安徽省中部而偏东，周围为滁县、和县、含山以及江苏的江浦，距离他的远祖吴聪的"封邑"江苏六合也不过百里之遥。全椒前耸南岳，后绕襄水，西北有花神、龙陡等山脉，山水倾泻入襄河。襄河源自石臼山北麓，由石梁潭流至襄城入袁村河。过宝林桥下转东北向，再曲转向南，过积玉桥至雷家渡由赭涧石潭流入滁河，环曲如带，水秀土厚，榆柳夹岸，颇有江南景象。

　　探花第修建在襄河岸边接近城垣之处，是传主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中探花时（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所经营，但早在明清交替时期业已奠定基础，吴国对兄弟五人中获得功名最早的是长兄国鼎与幼弟国龙，两人为明崇祯十六年癸未科（1643 年）同榜进士。但据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吴国鼎在考中进士不久，就因"流寇告警，奉母避地白下"；其后又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 年）"丁内艰，与诸弟庐墓山中，遂一意于丰草长林，足迹不至公府"。由此可知吴国鼎在中进士三年之后即隐而不出，其中还经历了"避乱"、"丁内艰"两件大事，自无暇也无力去经营新的宅第，仍然居住在他们的先人吴沛的乡居西墅草堂中。但吴国龙在中进士授官户部主事后，就开始向靠近县城的地段发展，即后来成为探花第的地基上建屋居住。不过，由于吴国龙也因"丁内艰"而"服阙即家居"，"跧伏垂十余年"之久，同样也没有很多财力去构造新居，当时这位进士公所居，也不过"河干数椽，仅蔽风雨"（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而已。

　　直到吴国对考中探花的顺治戊戍十五年（1658 年）以后，情况才大为改观。此际，吴国鼎虽然仍在乡间居住，但考中进士之后己有十六、八年之久，长期在乡间经营，已非往昔一介书生可比；吴国龙虽然"跧伏"，但己"雅负才望"，也绝非平头百姓所能企及。吴国缙又于顺治己丑六年（1649 年）考中进士，先为文林郎，后官江宁府学博。至于吴国对考中探花以后，更是青云直上，仕途得意。先后担任福建乡试主考、顺天学政。而在吴国对考中探花之后不久，吴国龙又被起用，历任工科给事中、河南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又曾充任山东乡试主考。因此，全椒吴氏直到人清以后，在顺治末年才真正发起家来，赀财也才逐渐饶富，传主自谓的"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镼妆靓。巵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移家赋》），当指这一时期。也正在这一阶段，吴国鼎兄弟五人才合力经营新居。因为吴国对功名最高，当然就以探花第命名他们兄弟所构成的城中新宅了。

　　探花第不仅建有多进显敞明丽的屋舍，还盖有专门藏书的楼屋--赐书楼，舍宅后面还辟有极为宽敞的花园--遗园。园中满栽松、柏、柳、梅，四时景色各不相同，风光极其宜人。虽然，全椒吴氏新舍以吴国对功名"探花"命名，其实却是与吴国龙等兄弟同住的，《移家赋》中就以"陆氏则机、云同居"来比拟。陆机、陆云兄弟同居的故事，见《世说新语·赏誉》：蔡司徒在洛，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居西头。

　　但是，几代同堂和睦共处的"佳话"究属少见，当吴国龙尚在世时，他已企图另有发展了。

　　自吴国鼎、吴国缙、吴国对、吴国龙四人先后考中进士以来，全椒吴氏的家业逐渐兴盛起来，他们已广有田地，收养不少奴仆；各房妻妾成群，子孙也不断蕃衍。如长房吴国鼎妻杨氏、姜氏，有子暹吉、怀吉；二房吴国器妻滕氏，有子某；三房吴国缙妻程氏，有子某；四房吴国对妻陈氏、汪氏，有子旦、勖、异；五房吴国龙妻孙氏、张氏，有子晟、昱、、显、昺、早。至于吴国鼎兄弟一辈的孙儿孙女，即传主吴敬梓的父辈，那就人数更多了。仅以吴国对一支而言，就有"孙男五人"、"孙女六人"（《吴国对墓志铭》），吴国对次子吴勖就有子霄瑞、霜高、雯延。吴国龙这一支子孙也很多，他的长子吴晟就有"嫡庶子凡七人、女子五人"（储欣《吴晟墓表》）。但在他们各房之中也有单传的，如吴国对长于吴旦只有一个儿子吴霖起，而且吴旦又早卒。也有的房分甚至没有子女，需要从他房子女中选择一二人来承祧的。子多、子少，嫡出、庶出，亲子、嗣子种种不同的血缘关系聚集在一座探花第内，备房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了。再加上吴国鼎一辈以下，各房的功名也未能再行并驾齐驱，而是参差不齐、高低不等。从传主吴敬梓的亲曾祖吴国对一支来看，吴国对虽然高中一甲三名，但其子三人，嫡出的吴旦和吴勖只是秀才，庶出的吴昇倒中了举人。吴敬梓族曾祖吴国龙这一支，六个儿子倒有两个考中进士，吴晟中进士后任福建宁化县令；吴昺且以一甲二名高中，功名更超过族伯吴国对，担任过广西乡试主考、湖广学政。再从传主吴敬梓的父辈来看，吴国对一支中的吴旦之子吴霖起为拔贡，吴勖之子吴雯延是秀才；而吴国龙一支中的吴晟之子吴雷焕虽然是廪生，但雷焕之子吴檠即吴敬梓族兄，却是乾隆十年（1745 年）乙丑科进士。在吴国对这一支的吴敬梓兄弟辈中连举人也少有，更谈不上什么进士了。各房功名不一样，就会形成地位悬殊、财势的差异，从而猜疑、嫉妒、怨恨也就随之而来。发达的房分气焰高涨，难免盛势凌人，而衰落的房分自然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了。

　　在这种情况下，吴国龙产生了另起宅舍的念头也极为自然。他开始在城西南隅谋图发展，并且亲自书写了取名"心远"的堂额，他的文集也名之为《心远堂集》。后来他的曾孙吴檠还写有《心远堂》一诗，小序中说"堂额'心远'二字，先黄门草书"，诗云：心远黄门书，奇迹嗟剥落。明月绕空梁，来照古脚。

　　黄门，为给事中别称，吴国龙先后为工科、礼科给事中。诗中所谓的"黄门"就是指吴檠的曾祖吴国龙。不过，吴国龙虽然另图发展，但还只是处于开创阶段，直到他的儿子吴晟、吴昺先后考中进士以后，才着意经营。张大受《吴晟墓志铭》中说吴晟在"举进士"之后，"归而筑园城隅，莳花竹，奉板舆，与子弟论难经书"。吴檠在《忆远园杂诗》十二首之前的小序中说："先主政辟远园于城隅，课子弟读书其中。"主政即主事别称，吴晟曾援例捐升主事。由此可知"远园"确为吴国龙所创业，而由他的儿子吴晟所筑成。这座远园中"花石亭榭，颇擅幽胜"，修造了洗桐阁、牡丹厅、木兰坞、荷风亭、修竹迳、黄鹏阁、丛桂轩、心远堂、梨花院、文杏斋、小灵岩、六抬亭等建筑，极其雅致幽静。而在此际，探花第中的遗园，由于吴国对诸子功名不高，赀财难继，无力经常维修，而逐渐出现衰颓的景象。

　　当传主吴敬梓出生之际，全椒吴氏家族中这种"分化"的速度有所加快，倾向也更趋明显。康熙四十年（1701 年），传主的亲曾祖吴国对已亡故二十一年，嗣祖吴旦更早于乃父吴国对而卒。而在吴国龙这一支，吴最考中进士已二十六年，当他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出仕福建宁化县令时，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始为拔贡。虽然吴最在吴敬梓出生前六年（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 年）已经病故，但他的兄弟吴昺考中进士已有十一年之久，而以翰林编修出任广西乡试主考也只是五年前的事。在传主吴敬梓四岁时，吴昺任宋金元明诗选掌局官；传主吴敬梓五岁时，吴昺"分校礼闱"；传主吴敬梓九岁时，吴昺又为湖广学政。从这简单的排比中可以看出，当传主出生之际，正是吴国龙子孙功名最为鼎盛的时期。吴敬梓正是在他的曾祖辈"孪生"兄弟吴国对一支逐渐衰落而吴国龙一支日益兴旺的时期降生到人世的。传主的表兄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诗中说："忆昔重光大荒落，子方生时我十三。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北南。"阮氏南北事见《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子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金两铭在诗中借用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故事，以分别比拟吴国对和吴国龙两房功名、地位和财势的悬殊。至于金诗中所说的"重光大荒落"则是指辛巳年（据《尔雅·释天》："太岁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也就是康熙四十年（1701 年）即传主吴敬梓出生的那一年。从金两铭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当传主吴敬梓一旦出生人世，就面临着由于家族朝贫富两个方面分化而带来的人际关系日趋尖锐、复杂的局面。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但在曾祖辈吴国对和吴国龙这对"孪生"兄弟之间有所表现，即连吴国对这一支内部在吴旦、吴勖和吴异三房之间也有所表现，各支之间、各房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发生了无数纠纷。例如吴旦、吴勖为陈氏所生，所谓嫡子，但功名仅限于生员；吴异则为汪氏所生，所谓庶子，但功名却高于乃兄吴旦、吴勖，是一个举人。在宗法社会中，这种关系已够复杂，再加上吴旦早卒，只有独子吴霖起，而吴霖起年岁已长，尚无子息，眼见长房长孙将要绝嗣，这对于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中的士大夫说来，无疑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因而不得不考虑长房的嗣续问题。恰恰与吴旦同是嫡出的吴勖却有很多子孙，于是就从吴勖的第三个儿子吴雯延的众多子女中选择一子一女出嗣给长房吴霖起为子女。这个女儿后来嫁给滁州秀才金绍曾为妻，这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传主吴敬梓。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出祧承嗣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有关一生命运的大事。出嗣他人而不引起种种纠葛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承嗣的人都被许多矛盾所纠缠，苦恼终身，甚至招致种种不幸。传主吴敬梓也未能幸免这种命运！

　　在吴敬梓以吴雯延的亲生之子出嗣给长房长孙吴霖起为嗣子以后，传主在吴国对这一支中就具备了"宗子"身份。按照封建宗法社会的习俗，在祭祀祖先时只有宗子才有主祭权，在继承遗产时宗子又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宗子身份的本身，在封建大家庭中就容易成为家族成员所嫉妒的对象。而吴敬梓获得这种身份，又由出嗣得来，这就更易招致族人的怨恨和攻讦。传主也真是不幸，当他尚在童稚时，就无端地被卷进家族纠纷的漩涡中去了！当然，在吴敬梓出生之际，吴国对一支已大不如吴国龙一支。探花第的遗园已人稀草盛，壁断垣颓，渐渐呈现出一种萧飒的气氛，而心远堂的远园却亭榭翼然、色彩烂漫，一片兴旺景象。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国对毕竟高中探花，出仕数十年，宦囊甚丰，遗赀当也不少。吴旦早卒，自不必说。吴国对病故以后，当时即有人向主持家政的吴勖提出"析产"要求，而吴勖却"泣谢不许"（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按照一般情况而言，能向吴勖提出这一要求而又被吴勖拒绝的人，只可能是吴旦、吴勖的"异母弟"而又考中举人的吴异。"析产"的要求虽然暂时被制止，但却使家族中本已存在的矛盾更趋尖锐，表面可能暂告平静，但危机仍在潜伏发展。生活在这样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家庭中的吴敬梓，无疑地会在他那幼稚而天真的心灵上留下重重阴影。当吴勖即传主的亲祖父尚在人世时，吴敬梓与二房的关系还能维持和睦，一时不致产生重大矛盾，因为吴勖在长兄吴旦死后，能"抚侄如子"（张其濬《全椒志·吴旦传》），这个"侄"就是吴霖起，也正是吴勖嫡亲孙子吴敬梓的嗣父，吴勖当然要处处加以回护。但吴霎延尚有霄瑞、霜高两位兄长，即吴敬梓的伯父；这两位伯父当然也有子女，即吴敬梓的族兄弟。此外，还有族祖吴昇及其子这一房。传主吴敬梓与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相当紧张。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看，他倒是与吴国龙一支的后人吴檠的关系比较好。

　　吴国龙长子吴晟的次子吴雷焕生有两个儿子吴槃、吴檠。吴槃字碧波，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七月，在山西大同由廪生捐贡，十月考取正红旗教习，三年期满咨部候选知县。于雍正四年（1726 年）九月拣选，十月补授直隶宝坻知县。次年因保堤有功，补授山西大同知府。但在引见之后，胤禛认为吴槃只不过是一个"明白人"而已，"未必似老成"而没有重用，只命他"到大同试看"，不久即被革职（《雍正朝朱笔引见单》）。从他这样长期在外的经历看，此时居乡的吴敬梓与他不可能有什么交往。但吴敬梓与吴檠（字青然）的关系却不同，两人来往极为密切。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写道"汝今三十予加五"，可见他仅长于吴敬梓五岁，年岁差距不大，容易谈得来，但更重要的是吴檠也因为他的叔父吴雱澍没有子女，而被出嗣给雱澍为子，他与吴敬梓两人都具有嗣子身份。而为人嗣子的遭遇和苦闷，两人必会有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当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曾写有《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其中第三首云：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故国茱萸从插遍，登高作赋已全虚。

　　从这首诗我们知道吴檠也曾移居南京，两人同居异乡，关系自当不同。此外，他们还同时被荐举参加乾隆元年（1736 年）丙辰博学鸿词科试，只不过传主吴敬梓未赴廷试，吴檠虽去京应试，但落第而归。这种同而不同的经历，也形成了两人之间有分有合的友谊。虽然，吴檠后来于乾隆十年（1745 年）乙丑科考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但在他离开南京之后，也曾写有《怀从弟客长于》一诗：长于精舍绕烟萝，闻道江关游子过。锺阜暮云连楚越，浮图秋影动星河。二毛潘岳闲居独，双泪杨朱歧路多。怅望裁诗贻小谢，可能共和有羊何？

　　--《咫闻斋诗钞》诗中对传主吴敬梓的思念之情还是极其深挚的。总之，除了吴檠外，还未曾发现传主吴敬梓与其他族兄弟有过友好交往的资料或作品存世。在《移家赋》中，他倒是以极为愤慨的笔墨写道：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推鸡坊而为长，戏鹅栏而忿深。

　　鸡坊斗鸡一典，是陈鸿《东城老父传》中贾昌的故事。据陈鸿在传中记叙，唐"玄宗在蕃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当贾昌生方七岁对，就"??捷过人"，极擅斗鸡之戏。玄宗出游时见到贾昌，乃"召人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虎军"。当他"入鸡群"时，"如狎群少，壮者弱之，勇者怯之，水榖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他的这种技能，被"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传主吴敬梓运用这一历史故事，意在表明当自己幼年时，在与儿童游戏中，就有出人头地、争为群童领袖的愿望，但可惜未能实现。而经常使他受挫的却正是自己家族中的那批兄弟，这种怨恨情绪在"戏鹅栏而忿深"一句中表露得十分明白，据《世说新语·忿狷》：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成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南郡，即桓玄；车骑，即桓冲。据《桓玄别传》：玄字敬道，谯国龙亢人，大司马温少子也。幼童中，温甚爱之。

　　临终命以为嗣，年七岁，袭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马、义兴太守。不得志，少时去职，归其国。

　　又据《桓沖别传》沖字玄叔，温弟也，累迁车骑将军，都督七州诸军事。

　　可知桓玄为桓沖之侄。桓沖对桓玄的泄"忿"行为，十分宽容地用"戏耳"一词加以了结可能发生的纠纷。不过，桓沖的几个侄子对这位叔父却图谋杀害。据《晋书·桓温传》：温六子：熙、济、歆、祎、伟、玄。熙字伯道，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及温病，熙与叔秘谋杀沖，沖知之，徙于长沙。济字仲道，与熙同谋，俱徙长沙。

　　我们的传主却没有象桓沖那样大度的叔伯，当幼稚而又不懂事的吴敬梓由于忿激而说出的一些话语、做出的一些事情，就加剧了叔伯及其子侄这些族人对他的更大敌意。从《移家赋》等传主自己的作品和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传主吴敬梓出生之日起，他就极少得到友好的对待，整个童年阶段生活是缺少温暖的，处在既妒羡别人又被别人嫉恨的境遇中：对于有如"北阮富"的吴国龙一支的族兄弟，他可能有着由嫉而恨的情绪；而在有如"南阮贫"的吴国对一支中，由于自己具有长房子孙的宗子身份，又必然被其他各房由嫉而恨。这样的境遇是不可能令他感到生活的乐趣的。

　　当传主出嗣为吴霖起之子以后，受到嗣父严格的教育。吴霖起入学成为秀才业已多年，每次参加岁科考试，成绩经常列为一等。因此经过多年的积累，虽然参加乡试未曾考中举人，但在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科考之后举行的拔贡考试中，第一场四书文、经文，第二场论、策、判等都写得不错，被当作"奇才"拔萃，贡入太学，成为所谓五贡之一的"拔贡"。自然，这还不能与举人、进士相比，功名并不高。不过，从传主的《移家赋》中可以知道吴霖起虽然功名未就，但却是一个为人方正的读书人，并未苟且钻营，谋求干禄，依然埋首书卷，孜孜以求，勉力攀登科举高峰。他也以此来教育嗣子吴敬梓，传主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也终日钻研四书、五经、制艺，"子初垂髫异儿辈，成童咿哑抽琅函"，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诗中就是这样描写传主童年时苦读的情景的。垂髫，指童子未冠时头发下垂。成童，据《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范宁注"成童，八岁以上"。金两铭写这首诗时，传主已经三十岁。诗中虽然称赞传主幼年时就与一般"儿辈"有异，似乎自幼就"成才"有望。但其实，童年时代的吴敬梓对于内容僵化、语言无味、窒息思想、压抑感情的八股制艺实在没有兴趣，倒是金两铭诗中另外两句"生小心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真实地反映出传主幼年时的心性和爱好。吴敬梓从幼年起就对能陶冶感情的诗、词、曲极其喜爱，甚至向善歌的人学拍曲。金两铭诗中所说的薛谭，是先秦时期的一位歌者，他曾向秦国善曲的秦青学歌，事见《列子·汤问》。在李昉等人所编的《太平广记》卷二百四中，有《秦青韩娥》一则，不具引。传主吴敬梓幼年时代既然沉溺于词曲，必然对嗣父传授的八股制艺感到无比的厌倦。然而在封建科举时代，他又不能不接受这种枯燥的"作业"。直到晚年，传主在回顾起幼年时所受到的这种教育时，还发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见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所引）的慨叹。

　　童年时代的吴敬梓极其厌恶那种令人愚蠢的八股制艺，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的正常反应，但他的嗣父吴霖起用这"愚蠢的产物"去教育传主，却又是时代的要求。清朝统治阶级入关以后，很快就继承明朝统治阶级的衣钵，恢复八股科举考试，用八股文章阐说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以笼络广大读书人为其所用，从而达到巩固新朝统治秩序的目的。而生活在科举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惟有通过一系列的考试谋取功名之后才能求得出路。因而科举世家出身的吴霖起更不能不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幼小的吴敬梓虽然出自本能地对这样的"功课"感到厌恶，但在父师不断地灌输下，多少也滋生了以科举功名为出路、为荣耀的思想。

　　但为时不久，吴霖起对传主的教育就不得不有所放松，这是因为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传主吴敬梓十三岁时，他的母亲不幸病故。在《赠真州僧宏明》一诗中，传主曾经回忆他的母亲病故时的情景，有"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的诗句。眼看着失去母爱年岁幼小的儿子，吴霖起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他的管束，让他的身心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母丧不久，族人的些许同情已消失净尽，而顾忌反倒日趋减少，贪婪的本性使得这些族人不顾礼法的约束，向这位年幼的"宗子"咄咄逼来，家族中的种种矛盾再次袭击着他，使得他那颗幼稚天真的心灵蒙上厚厚的一层阴影。少年时代的吴敬梓从此变得孤独乖僻，与一般活泼嬉戏的少年不大相类，为了远远避开族人的纠缠，他经常独自一人躲在书房中，如同老僧人定一样，整日沉浸在他所喜爱的诗词、小说和戏曲的书籍海洋中。金榘曾经回顾吴敬梓这段痛苦的经历，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写道：??我前叱日勿复语，我三十时尔十三。是年各抱风木恨，余方招魂来湖南。见尔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如僧庵。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诗中的"绮语障"，是借用佛经用语，《法苑珠林》卷一○五《五戒》引《成实论》云："虽是实语，以非时故，即名绮语。"《四十二章经·善恶并明》说："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绮语障，是指佛家所谓的恶语业。后来就把描写记叙男女私情、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目之为绮语。年幼的传主吴敬梓，在他母亲死后，在奉父命"穿穴文史"之余，也偷偷地"窥"视这种"绮语""秘函"，吴霖起管束再严，也不能寸步不离，更何况目睹幼儿丧母之痛，也不能不适当表示宽容。这样，传主从幼年起就熟悉了许多小说、戏曲作品，无异是为他后来创作小说作了初步的准备。

　　值得特别提出注意的是在吴敬梓出生之前，清朝统治者就曾一再下令严禁"淫词小说"的刊布流行。到了传主出生的那年即康熙四十年（1701 年），玄烨就曾命令五城司坊官，永行严禁"淫词小说"。此后在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玄烨又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张莲的奏疏，命地方官严行禁止"出卖淫词小说"。在吴敬梓十四岁那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的四月，玄烨更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经过上上下下官员议定，必须"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八）。吴霖起此际虽不是现任官员，但正在以拔贡资格候选，对朝廷功令当然一清二楚。同时，他本人也不愿子弟去"窥''读那些"绮语""淫词"，但对刚刚丧母的幼子不忍管束太紧，只要他不公然无忌地阅读，也只有默许了。

　　吴敬梓少年时代阅读极为广泛，大凡文史经集、"小说淫词"，只要能够到手，他都加以浏览。宽阔的阅读面开拓了他的思考面，增进了知识，积累了资料，这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诸如唐人段成式的《西阳杂俎》、冯翊的《桂苑丛谈》、张话鷟的《朝野佥载》，宋人曾慥的《类说》、王铚的《默记》、周密的《齐东野语》，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郑仲夔的《耳新》、谢肇淛的《文海披沙》等著作中所记叙的一些人物事迹，他都十分注意。在他后未创作《儒林外史》时，这些人物事迹常被他再次拾掇起来，根据自己的意图予以提炼，写入小说中去，借以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艺术认识。试举一二例如下。就正史而言，《周书·萧詧传》云：??又不好声色，尤恶见妇人。虽相去数步，遥闻其臭。

　　这一则故事，就被传主采撷到小说中去，糅合在杜慎卿这一形象中。慎卿其实好男色、喜女色，但却说："??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三十回）这正表现了杜慎卿口是心非、言清行污的复杂性格。就笔记小说而言，郑仲夔《耳新》卷八《命相》云：铅山友人李倩玉国球，与余门人毛诗年、月、日、时皆同，而李以辛酉发解，毛至癸亥始食饩于库。李中戊辰进士，授庶吉士，寻卒于官，无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犹在诸生中。又鹅湖在中上人与浙江徐进士在中，年、月、日、时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为高僧，一为名进士。此四人八字者，星相家将何以推算耶？

　　传主在《儒林外史》十七回中，通过浦墨卿之口说医生赵雪斋与鄞县黄知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但赵医生夫妻齐眉、子孙满堂，却是布衣；而黄知县虽然出身进士，却无子女，妻子也亡故。支剑锋为此发出疑问道："??可见'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吴敬梓活用了这一故事，表现了一群谋求"异路功名"的"名士"热中功名的心灵和生活的空虚。

　　传主后来不仅在小说创作中得到这些文史、笔记的助益，即使在创作传统的诗、赋时，也经常拈取他这一阶段所阅读的笔记小说故事写入文中，如在《移家赋》里，传主无比愤激地痛斥盐商为"山人面，穷奇锯牙"。"山"与"穷奇"即见于东方朔的《神异经》：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虾蟹，名日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熚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而变化，然亦鬼魅之类，今所在山中皆有之。西北有兽焉，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名曰穷奇。亦食诸禽兽也。

　　--据《旧小说》甲集一我们只有了解了什么是"山臊"、什么是"穷奇"，以及这二者的习性之后，才能理解传主对盐商典当的痛恶有多么深刻，抨击又何其严厉！而吴敬梓在他的创作中运用这些故事之所以能达到妙合无间、神形俱肖的地步，又是与他自幼就熟悉那些"秘函"中的"绮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总之，他早年广泛阅读"淫词小说"，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实在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可惜，传主幼年时代这种比较自在的"窥秘函"的生活，很快就暂告一段落。他的嗣父吴霖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成为拔贡以后，候选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才被选任为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福格在《听雨丛谈》卷五"拔贡年分"中记叙道：拔贡之科，每十二年学臣于府、州、县学廪生内各举一名，贡入京师。钦简大臣会考后，拔其优等，再赴朝考，入选者以七品小京官分部观政，或以知县分发直省叙补。其余贡生，均以州佐、教职选用。

　　其实，在乾隆七年（1742 年）以后，才定制为十二年选拔贡生一次。而在这之前，或数十年，或十二年，或六年举行一次，并无定制，全依最高统治者的意旨行事。不过，在"五贡"中以拔贡最为难得，因此也比较受文人重视，生员自己也较为着重。传主在《移家赋》中就用"策名帝都"的漂亮词藻，记叙了他的嗣父吴霖起贡人京师参加考试的经历，自诩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因为父亲吴旦早逝。寡母在堂，作为独子的霖起不便远游，乃辞去朝廷任命，回家侍奉老母。这就是传主在《移家赋）中所说的"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等到寡母病逝后，他才谋求官职，但直到垂暮之年才被选用为地处海滨的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移家赋》中所说的"暮年黉舍，远在海滨"，就是指的这一任命。

　　吴霖起获得这一教职后，虽然已经年老力衰，但也觉得得之不易，颇为看重，因而并未迟延就立即赴任，并且携带唯一的儿子吴敬梓前往赣榆任所。传主后来回忆这一经历时，在诗中写道："十四随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从安徽全椒到江苏赣榆迢迢千百里，确可算得上是出远门长行了，因而给少年时代的吴敬梓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赣榆县学在县治东南，原来学宫的许多建筑遭到崇祯十五年（1642 年）

　　战火的焚毁，劫后余灰，所剩无几。顺治八年（1651 年）知县穆尔谟、教谕刘思问等人筹集资财在旧址重建，计有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泮池、灵星门、启圣祠、明伦堂、文昌阁、奎星楼等数十间，颇极一时之盛。可惜康熙七年（1668 年）发生地震，毁坏甚多。后虽经多次修葺，都未能恢复旧观。吴霖起来任县学教谕之后，曾与知县单畴书等人在康熙五十六年（1718 年）修建了尊经阁三间，次年即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又合力兴建了敬一亭一座。吴霖起此举为赣榆学宫增色不少，当然也受到当地士子的欢迎。传主吴敬梓和他的嗣父、县学教谕吴霖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生活长达数年之久。赣榆虽然地处海滨，但附近颇有山石之胜，县西四十余里处有夹谷山，山上有圣殿、圣化亭、奎星阁、夹谷书院等名胜古迹。每逢春秋佳日，少年吴敬梓经常登山临水，或登阁吟诗，或上山眺海。碧波万顷、浩荡无垠的黄海，一洗吴敬梓故乡生活的郁闷，心胸为之豁然爽朗，怡然自得，在海滨城市写下了我们目前可见到的他的第一首诗作《观海》：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此诗表现了传主少年时代开阔的襟怀和风发的意气，绝无蛰居内地小城镇时那种窒人的愁闷和苦寂的情绪。可惜可以确知为传主少年时代的作品仅存留这一篇。

　　赣榆虽然有壮丽的大海风光，但究竟地偏域僻。特别是在明、清之际，此处曾一再受到战乱的破坏，后来又连年遭逢水旱灾害。如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十二月，清兵曾攻破兖州，大掠海州、赣榆、沐阳、丰、沛等县；顺治元年（1644 年）十一月，清兵攻下离赣榆不远的邳州、宿迁；二年（1645年）四月，清兵下泗州、破扬州，七月兖州附近黄河决口；九年（1652）八月，山东、河南、江南北等地区发生旱灾；十六年（1659 年）六月，郑成功、张煌言击败清兵，克瓜州、镇江，直到南京城郊，六合、滁州、天长等大江南北均有战事。吴霖起前来任职时，虽没有战乱发生，但清初战乱和康熙七年地震的破坏遗迹并未全然消除，生产也没有恢复，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而且县学教谕又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差事，物 质生活自然十分清苦，只不过由于传主对族人勾心斗角的全椒生活极为厌倦，能够离开尔虞我诈的封建大家族，即使生活清苦一些，他的内心也是愉快的。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苜蓿偏能甘"，正反映了这个时期吴敬梓自己物质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生活的平静。在《移家赋》中吴敬摔也描述了他们父子二人"鲑菜萧然，引觞徐酌"的心安理得的教读生涯。

　　不过，由于吴敬梓逐渐成长，吴霖起对他的管束也不得不逐步严紧起来。同时也由于吴霖起身为教谕，更不能象在家乡时那样让传主在"秘函"中任意"窥"览。从此，他严格要求年幼的敏轩致力于应付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四书、五经的内容和写作八股文章的本领。吴霖起自己对教谕一职也十分尽心，极为认真，教学内容丰富充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传主在《移家赋》中叙及嗣父霖起的教学情况时这样写道："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籥。"所谓"羽籥"，是指古代文舞用的舞具和乐器，即雉羽和籥，籥就是笛。《礼·文王世子》中说："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传主在《移家赋》中描叙他的父亲教学情况的有关语句，显然据此加以更动而成，意在说明吴霖起能够根据季节的变化，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既教诗书，又教礼乐。当然，吴霖起如此教导赣榆当地的士人，也同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吴敏轩。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够迅速学好参加科举考试的本领，好从科举考试中谋得功名，从而光大门户，重振家业。少年时代的吴敬梓的确也没有辜负他的嗣父的期望，很快就掌握了那些参加科考所必需的知识，因而得到周围人的推许。在《古意》一诗中他也沾沾自喜地流露出得意的情绪和他人的称赞："妾年十四五，自矜颜如花"，"母兄命良媒，交口称柔嘉"。传主那时还并不知道科举考试原就弊病百出、八股举业更是"无凭"的玩意，自许既高，失望也就更深，原以为博取一第如同拾芥，岂知一再落空。在《古意》诗中又感叹道：??自缘根本好，那复委泥沙。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

　　用美人迟暮比拟自己的应试不第。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敏轩原以为可以早早获取功名，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他已尝到科举考试的苦涩之果了。

　　传主在赣榆所接受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虽然没有显示出什么成效，但其父对他的严格教诲，使他在立身行事中却大受裨益。这是因为吴霖起除尽心教学之外，为人极其方正不阿。吴敬梓在回忆他的父亲在教谕任上待人接物的表现时，这样写道：??暮年黉舍，远在海滨，时矩世范，律物正身。

　　??凛朽索之驭马，每求信于尺蠖。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员而枘凿。

　　--《移家赋》吴霖起这种律己极严的方正品格，对少年时代的吴敬梓是起了言传身教的作用的。传主平生嫉恶如仇的性格，无疑也是少年时代就逐步形成的。不仅如此，吴霖起自奉极其俭薄，但却热心公益，为振兴赣榆文教不惜"捐赀破产"以"修学宫"（《移家赋》）。他这一行为和其族祖吴国缙修理江宁府学的义举，同样给少年吴敬梓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吴敬梓之所以在南京修复先贤祠，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他的先人这种热心公益、见义勇为的精神，对他也自必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吴敬粹在十四岁时随同嗣父吴霖起前往赣榆的这一段经历，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为人上，对他的成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段经历，在他一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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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二 赣榆生涯

　　传主吴敬梓的幼年时代，遭遇到许多艰辛，他的青年时代也同样充满了许多不幸。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十四岁随嗣父吴霖起远赴江苏赣榆起，直到雍正元年（1723 年）二十三岁时止，正是传主的青年时代。这整整十年中倒有九年是在赣榆度过的。当然，传主在这几年中也曾经一度返回故乡全椒，结婚、生子；也曾多次渡江而南到过白下，侍疾、进学。同时，在这十年中，他先后也遭遇到生父病逝、嗣父罢官的变故。传主后来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生活。实在也很少想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只是发出"青云悲往事"（《遗园》四首之四）、"往事随流水"（《风雨渡扬子江》）的慨叹。

　　吴敬梓究竟是哪一年去赣榆的呢？他自己说：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侍。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赠真州僧宏明》明白无误他说自己十四岁时随嗣父吴霖起离开故乡前往江苏赣榆教谕任上。当他三十岁生日时，他的表兄金榘写诗相赠，在回忆传主这段经历时也说：??我前叱日勿复语，我三十时尔十三。是年各抱风木恨，余方招魂来湖南。??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首蓿偏能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也极为清楚不过他说传主在十三岁丧母之后，旋即侍奉"家尊"前往"海澨"的赣榆去过那种"首蓿"生涯。

　　但是，吴敬梓自十四岁去到赣榆以后，并没有一直株守在海隅一地，当他逐渐成长并得到嗣父吴霖起同意后，曾经仆仆风尘于赣榆、全椒之间，往返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所以，他的族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诗中说："汝时十八随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这只能说，在传主十四岁随吴霖起赴赣榆仕官以后，当他在赣榆度过几年岁月，到了已可自行外出的十七、八岁时，曾经离开过赣榆，前往淮北、江南而已，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吴敬梓在十四岁时偶然去赣榆一次，到十八岁时才"长期蹲点下去"。吴敬梓十四岁抵达赣榆以后，嗣父吴霖起对他抓紧进行科举时代所谓正规的教育，也就是传授和训练他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和本领。在传授这些知识的同时，还对他讲述"光荣"的科举发家史。在这种精心的培养和反复的灌输之下，青年时代的吴敬梓就逐渐滋生和形成了门第优越感，以及追慕先人力图获取功名的思想。而且，和在故乡全椒不一样，在他的嗣父吴霖起担任教谕的赣榆学宫中是不可能藏有任何"绮语""秘函"的，封建朝廷的功令又一再禁止"淫词小说"的阅读和流传，所以吴敬梓此时也没有可以阅读"秘函""缔语"的客观条件，只能安心接受做为县学教谕的嗣父吴霖起的教导。在长期灌输和反复强调下，他对四书、五经、八股文这些"学问"的厌恶之情，也不象早年那样强烈了。跟随着嗣父吴霖起过着教读生涯，终日沉浸在诗书礼乐的学习生涯之中，因此也就打下了写作八股制艺文的比较扎实的基础，对四书、五经也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虽然，这些训练，在今后的科举考试中，并未为他博得一第，但对他晚年研治经学却不无裨益。

　　这样的攻读生涯大约有两、三年之久，传主吴敬梓已成为十六、七岁的青年了。吴霖起眼见他一年一年地成长，自然感到十分欣慰。特别是见他经过这两三年的培养和教育，已经渐渐收其放心、安心于举业，作父亲的也就更为放心了。同时，他也就不能不考虑要让业已成年的吴敬梓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全椒固然是内地闭塞的小县，赣榆也是地处海滨的偏僻县城。故乡全椒固然有族人之间的纠葛和矛盾，但毕竟还有不少亲朋旧友；远在异乡赣榆固然听不到族人的聒噪，但却人地生疏，究竟不如全椒故乡。老家的房产、田地仍在，自不能任其自行颓圮、荒芜。同时，吴敬梓是自己唯一的嗣子，吴霖起不能不尽早考虑他的婚事。全椒是他们的故里，吴霖起自然要在全椒亲故中为子择妻。出于这种种考虑，他就更不能让吴敬梓长期守在自己的身边，不得不让他不时地回归故乡全椒。

　　大约在十六、七岁前后，吴敬梓终于和全椒陶钦李的次女结婚。陶氏和吴家原就有亲谊，陶钦李为吴敬梓亲祖吴励的女婿，即吴敬梓的姑父，他的长女嫁给金榘，次女就嫁给吴敬梓。而吴敬梓族兄吴檠的母亲即吴雷焕的妻子，原是金榘的姑姑，因而吴敬梓和金榘本为表兄弟，此际又分别同娶陶钦李的长女和次女为妻，这就使吴敬梓和金榘的关系更为密切，由表兄弟进而为"僚婿"即俗称的连襟了。这桩亲上加亲的婚事，吴霖起是极为满意的。因而在乃子成婚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吴霖起并没有让新婚夫妇来到赣榆，而是十分放心地听任吴敬梓留在故乡全椒岳家居住。

　　不过，吴霖起对吴敬梓的教育并未放松，还为他留在全椒继续学习做了妥善的安排。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说"广文不作常儿畜，归辄命之从梦庵"，这就表明吴霖起要求嗣子返乡后，要跟从一位叫"梦庵"的塾师学习功课。这位梦庵先生是谁呢？由于资料匮乏，现在难以确考。不过，在金榘的弟弟金两铭的《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则记作"用庵"，很可能是吴檠误记了。因为这位"讱庵"同时是金两铭的老师，金两铭诗云："从宦祝其归里后，俎豆吾师曰讱庵。"一般说，学生记者师的名讳是不致有错的。可见吴霖起在其子归乡完婚之际，一再吩咐他要崇奉一位名叫"讱庵"的塾师，跟着这位塾师好好学习。因为这位讱庵先生教读颇有本领，也很有名气，吴霖起才放心把嗣子委托给他教育。吴敬梓在讱庵先生精心教诲之下，又得到象金两铭这样亲友的相互切磋之助，"学问"大为长进，入股文写得相当成熟。因为金两铭并非没有根底的平庸士子，而是颇有"家学"的。他的父亲也曾悉心学习八股制艺，还写有"塾训"，把自己写作八股文的心得体会加以总结后传授给子孙。例如他在《塾训》中就说：作文要体贴书理，要揣摩圣贤语气。前后要有步骤、有针线，思路要生发得开。凡一题到手，睁开眼孔，放开手笔。将题之前后、左右、虚处、实处，周详审度，实实在在，出自心裁，做一番新样文字出来方好。而头一篇更要紧，头一篇之破题、承、起讲，尤着实要紧，不可草草混过。起讲头须要有意思，有体格、有气焰，不可纤小取憎。至于小学论，则随意生发，无所不可。愈出愈奇，愈奇愈正，手舞足蹈，左宜右有，自入佳境。但不可冗沓驳杂以起厌耳！书法要笔笔端楷，亦开卷引人欢喜之一端也。勉之，勉之：切记，切记！

　　这篇文章被收入金榘的儿子金兆燕的（棕亭古文钞》卷十中，可见得金榘接受了父亲的教导，又以之教诲儿子。

　　其实，这些心得体会并不"陌生"，而是颇为"面熟"，原来在吴敬梓高祖吴沛所作的《作法六秘说》、《题神六秘说）中就有类似的见解。作为他后人的金两铭和吴敬梓，一方面接受讱庵先生的教诲，一方面也从他们先人的遗教中揣摩，科考学问自然不断长进，八股文章也就愈写愈好。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说传主自从跟"从梦庵"之后，"下笔C C 千言就，纵横食叶如春蚕"；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也说传主在"俎豆吾师曰讱庵"之后，"大扣小扣发秘奥，勃窣理窟辟丛蚕。溺管为文摧侪偶，渐得佳境啖蔗甘"。这些诗句都反映了吴敬梓来全椒之后，在他的嗣父吴霖起培养的基础上，在讱庵先生的精心教诲之下，在与同学如金两铭等人的相互切磋中，应付科举考试的学问大有长进。

　　不过，这还只是吴敬梓生活内容的一个方面，虽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方面，但毕竟不是传主生活内容的全部。他还有另一方面的生活，我们也不能忽视。而且，这方面的生活在这时期虽然只占次要的地位，但却对他后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就是他对"绮语""秘函"的兴趣又有所高涨。回到故乡成婚后，既远远离开嗣父，吴霖起也就管教不到，全椒故居中又藏有大量的"秘函"，那些"绮语"当然也就再度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和吸引力。早年喜爱广泛浏览小说、戏曲的兴趣又再度激发起来。

　　吴敬梓既然满怀喜悦地沉浸在"绮语"中，那么，这种"绮语"又使得吴敬梓的心灵从四书、五经、八股文中得到一定的解脱，长期被压抑的个性从此得到舒张。他的自由自在、我行我素的性格，在婚后留居全椒的一段时期内，又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也有一些为守旧的人所看不惯的所谓"出格"的表现。他的才华横溢，自不免做视他人，吴檠诗中说他"雄词博辩万人敌，我来一语俯首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正表现了吴敬梓这一时期在故乡颇遭人嫉、常常要与人辩论不休的性格。一个年青人如此逞能的表现，这在讲究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不但要受到物议，而且要为守旧士绅所不容。传主的这种作为和全椒社会的舆论，很快就传到远在赣榆教谕任上的吴霖起那里。吴霖起考虑到敬梓住在岳家，是"娇客"身份，岳父、岳母当然不能过份约束女婿的行为。为了随时抓紧对嗣子的教育和管束，他就要嗣子吴敬梓携带妻子陶氏一齐前来赣榆同住。这样，吴敬梓在十七岁左右就又从故乡全椒再次来到江苏赣榆嗣父任所。

　　在吴霖起的严命之下，传主不得不回到赣榆，但大约只住了不到一年时间，吴敬梓又不得不往返于赣榆、全椒，奔波于江南、淮北之间了。

　　康熙五十七年戊戍（1718 年），十八岁的吴敬梓曾冒着盛暑从赣榆只身回到全椒。传主这次返回故乡的主要原因，是岳母家发生了一些事故：岳父已经病故，岳母为人懦弱，妻子的兄弟不善于持家，生活又十分豪侈。在这种情况下，外人趁机侵凌，家产日削，境况越来越恶化。吴敬梓既为陶氏女婿，有"半子"身份，当然要尽到自己的责任。眼见岳家产业即将削蚀殆尽，他不得不将自己有孕在身的妻子留在赣榆，一人前往探视。吴霖起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便阻拦。

　　当传主吴敬梓回到全椒后，他的岳母己十分衰老，又患病在身，但见到爱婿回来却十分高兴。不过，未能见到爱女同归，不禁十分怅惘，向爱婿仔仔细细地询问了女儿的生活情况和健康状况。吴敬梓十分耐心地回答了所有的询问后，她才放下心来。她又派人通知大女婿，也就是传主的表兄金榘前来相聚。金榘闻讯后立即赶到陶家，连襟两人和岳母就一同在园中小饮细谈。这时只见园中假山上披盖着细茸茸的绿草，假山四周的树木已枝柯相接。连襟二人自然而然地想起栽种这些树木的岳父来。当然，他们也会想到岳父当年着意经营的园宅今后还不知道归于谁姓所有，都不禁有些神伤起来。面对日趋败落的困境，岳母既无计可施，两位女婿也无能为力，只能做一些无补实际的劝慰而已。不久，岳母又病故，吴敬梓和金榘也就更无力挽救岳家的颓败了。金榘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经回忆了这次与敬梓在岳母家晤面的情景：??忆昔著雍方盛夏，尔从夹谷归相探。老人一见色殊喜，爱女平善得细谙。急遣长须招我往，小园共宴乐且耽。妇翁手植树已拱，假山石发垂鬖。酒后耳热争刻烛，平分风月谁独担？何图沧桑在转瞬，彩鸾倏向云中骖。五柳幽居属他姓，重到惟看月印潭。??诗中"著雍"指康熙五十七年戊戊（1718 年），据《尔雅·释天》太岁在戊曰"著雍"，在戌曰"阉茂"；吴檠同题诗中有"康熙之未岁阉茂"，所以确知传主是在康熙五十七年盛夏回到全椒的。在赣榆县西有"夹谷"，诗中就以此代指赣榆县，"五柳幽居"是借陶潜宅舍以指陶钦李的园第。从这一句诗看来，在传主回到岳家不久之后，陶钦李的房产已经为他姓所得了。此行既然无补于事，并未能保住岳家的财产，吴敬梓只能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重新回到赣榆。不久，传主又不得不再次离开爱妻和嗣父，只身从赣榆出发前往南京。其实，吴敬梓早年曾经来过南京，但这次前往南京却与过去不同。少年时代的吴敬梓来到六朝故都的南京，主要是为了游览钟山淮水，领略江南的秀丽景色。这在他中年移家南京时写的《买陂塘》词中可以看出来，词云：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绑C 维处闻萧管，多在柳堤月树。朝复夜，费蜀锦吴綾，那惜缠头价。??但传主这次来南京，却是为了侍奉他的生父雯延。吴敬梓的先人曾经来过南京，有的是为了避"难"，有的是由于仕宦；而长期居住南京的则是吴敬梓的生父吴雯延。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中记载：??敬梓，字敏轩。??父雯延，诸生，始居金陵。

　　陈作霖在《金陵通传》卷三十三中为吴敬梓长子吴烺作传时亦说：吴烺字荀叔，号杉亭。??祖雯延，始居金陵。父敬梓，字敏轩??。

　　不过，吴雯延虽然"始居金陵"，但依然是寄寓性质，他自己并没有购置房宅，而是借住在道院中的。吴敬梓在《过丛霄道院》一诗的小序中曾经透露出这一消息：康熙丙子岁，先君子读书其中。令道士尚存，年九十余矣。

　　康熙丙子为三十五年（1696 年），那时吴敬梓尚未出生。过了几十年，当传主正式移家南京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去探寻他的生父"读书其中"的丛霄道院，并有诗作记叙其事：铃铎风微静不闻，客来芳径正斜曛。烟昏树抄鸦千点，水长肢塘鹭一群。幽草绿遥寻古刹，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极目满山飞乱云。

　　传主生父吴雯延借以读书的丛霄道院位于南京城的西北角，据顾云《盋山志》卷二：丛霄道院，在虎踞关旁。旧有老桂二，相传数百年物，今圮。

　　陈诏绂《石城山志》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丛霄道院，内有阁，奉吕祖，道士设坛扶鸾于此，门外修竹万竿，绿阴成海。春时款客辄出筍以供，谓之玉版筵。

　　陈《志》中"绿阴成海"的记载与传主诗中所描写的"幽草绿遥"的描写极其相似。但与传主早年前来游冶的地处南京城东南的秦淮河畔的热闹景象完全不同，正是极为幽静的读书佳地。可惜吴雯延虽然长期在这远离市尘的道院中攻读，但却未能获得一第，终其一生只是一名秀才而已。当吴敬梓十八岁时，吴雯延也由衰老而病，只身住在异乡的道院中，当然感到异常孤寂。虽然他不止一个儿子，但对出嗣的幼子尤为眷念，特地召唤敬梓前来。吴霖起与吴雯延原就是族兄弟，敬梓虽出嗣为己子，但吴雯延毕竟是敬梓的生父。如今吴雯延病重，吴霖起自不能不同意敬梓前往南京侍奉。

　　当吴雯延在病榻之前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爱子，内心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但又有些愧疚之感，因为自从敬梓出嗣以后，对他也就关心不够，一切全由族兄吴霖起负责。如今病笃之际，见到亲子前来侍奉，这种复杂的心情也就油然而生，对吴敬梓的一切也就分外关心，回顾自己以一领青衿终生，不禁特别关注儿子的功名。他见敬梓已经十八岁了，但还未能进学成秀才，未免有些焦急。今年正值戊戊岁考年，不能耽误儿子的功名，决心让吴敬梓前去参加考试。吴雯延得悉学道大人即将按临滁州，也就是前往滁州地区主持岁考，心中更为着急。因为全椒属滁州地区，虽然吴敬梓早几年已随嗣父吴霖起到了江苏赣榆，但在科举时代土子是不能冒籍应试的，只能按原籍全椒参加滁州地区的考试。吴雯延考虑到不能让儿子失去这次机会，决心不顾自己病重，要吴敬梓回滁州去参加岁考。吴敬梓眼见生父病得如此沉重，本不愿离开，但雯延却另有想法，认为自己功名蹭蹬，一生碌碌无为，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覆辙，也不愿因为自己生病而延误儿子。如果自己一旦病逝，那么按照封建礼制，敬梓在三年内都不能应试，因而再三督责吴敬梓。在生父的严命之下，传主不得不匆匆赶往滁州。但却挂念着卧病南京的父亲，只是草草应试，完卷后也不等张榜就急急忙忙赶回南京。

　　此时，吴雯延的病情己更加恶化。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南京，但并未人南京籍。叶落归根，狐死首丘，吴雯延在病笃之际希望回故里去。于是传主就和其他亲人一起，将病危的生父吴雯延小心翼翼地护送回全椒。经过旅途的折腾，本已垂危的吴雯延回到故乡后再也没有起来，不久就去世了。正当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却传来吴敬梓考取秀才的消息。但是，正为生父之丧而万分悲痛的吴敬梓，此时对一领青衫业已失去兴趣，当然更没有因此而感到些微的欢乐。他回顾自身：一身如雪的麻衣--孝服；又想到：今后当然可以穿上秀才的服装--青衫，但生身之父吴雯延却再也看不见了。想到父亲在病危之际还关心自己的功名，如今不能让父亲在生前见到自己进学，那么获得秀才功名又有何用？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对传主吴敬梓在进学、丧父这一阶段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有如下的记叙和描绘：??无何阿翁苦病剧，侍医白下心如惔。会当学使试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诸。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耽。青衫未得承欢笑，麻衣如雪发鬖。??如上文所述，吴雯延是吴勖的第三个儿子，尚有霄瑞、霜高两位兄长，也就是传主吴敬梓的伯父。吴雯延本人有子女多人，也就是说传主吴敬梓有兄弟姊妹多人。当亲属甚多的吴雯延病故后，相应地矛盾也就多起来。这些矛盾和纠葛首先表现在遗产的继承与分配上。亲属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发生的一些纠葛，不但使吴敬梓感到很大的苦恼，也让他看到大家族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真实情况，对现实人生的认识也更进一层。幸好吴敬梓不是吴雯延的长子，而且已经出嗣；此时发生的一些矛盾还没有全然集中在他身上。按封建礼制，他应该为生父吴雯延守制三年，但从宗法制度来讲，他既出嗣为他人之子，为生父之丧守制，要求也就不十分严格。当他目睹家族中发生的这些纠纷，心中极为反感，因而不愿长此居留下去。离开服阙之期尚早，他就离开全椒回到赣榆嗣父吴霖起身旁去。

　　促使传主吴敬梓不等服阙就早早回到赣榆的还有一桩大事，那就是妻子陶氏即将生产。吴霖起为吴旦独子，传主吴敬梓又是吴霖起的唯一嗣子。现在陶氏就要临产，吴霖起当然十分高兴，也自然要催促吴敬梓及时赶回陶氏身旁。大约在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 年）吴敬梓十九岁时，陶氏终于生了头一个男孩，取名烺。后来，金榘的儿子金兆燕与吴娘结成姻亲，即吴烺的女儿嫁给金兆燕的儿子金台骏为妻，金兆燕与吴娘的关系极为亲密，对吴烺的生平十分了解，他在为吴烺《春华小草》写的序中说：胭脂井畔，思渺渺于西风；白鹭洲边，客茫茫而南渡。当卫玠过江之日，正王乔游洛之年。

　　卫玠过江，事见《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据《晋书·卫玠传》（附于卫瓘传），玠字叔宝，曾为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马。后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先至江夏，不久又转至豫章，卒葬南昌，后改茔于江宁。金兆燕在序言中正借用卫玠过江的典故未比喻吴蟋随父吴敬梓移家江南的往事。序中所说的"胭脂井"、"白鹭洲"，都点明吴蟋渡江是到南京，并非如卫玠过江至江夏。《晋书·屯玠传》又说："总角乘羊车人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总角谓未成年。序中所说的"正王乔游洛之年"，则是用刘畴人洛的故事来比喻吴蟋过江的时日。据《世说新语·赏誉》：庾太尉在洛下，问讯中郎。中郎留之云："诸人当来。"寻温元甫、刘王乔、裴叔则俱至，酬酥终日。庆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王乔为刘畴字，其传附见《晋书·刘魄传》。王乔游洛之年为十五岁。吴敬梓移家南京一事发生在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此年吴娘十五岁，与"总角"之喻相符，这也正说明吴娘生年为康熙五十八年（以虚岁计），也就是传主吴敬梓十九岁时所生。

　　吴敬梓得子吴娘以后。他的嗣父吴霖起自然高兴异常，即连吴敬梓本人也稍稍排遣掉因生父之丧而产生的悲痛情绪。在赣榆的家庭中再次出现了往昔安静、平和的融洽气氛。吴霖起继续任教，已成为秀才的吴敬梓自然也想在功名上有所进取，当然也就安心研读举业了。

　　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未能维持长久，传主又因姐夫金绍曾的病故再次陷入悲痛之中。吴敬梓和他的胞姊同时出嗣给吴霖起为子女，因此与一般的姊弟关系又有所不同，彼此之间更觉得亲切，相互也更加关注。他的姐姐长于他七岁，二十二岁时嫁给滁州秀才金绍曾为妻。金绍曾字谷嗣，又作榖似，号衣亭，早年曾在滁州琅耶寺读书，在寺壁上题有《醉咏梅花诗》。传主的长子吴娘为此还写有《琅耶寺》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先姑金毅嗣读书于此，壁上题有醉咏梅花诗。

　　诗云：山僧夜不归，花落满柴门。壁上淋漓墨，残行蚀漏夜。

　　--《春华小草》隔了若干年以后，吴烺还在赠给友人的诗中极为深情地写道："衣亭好句何人问，永夜寒声落小楼。"（《杉亭集·送陶明府宰庐陵》）由此可见金绍曾也颇擅诗文，但可惜未见他的作品流传。金绍曾还十分热心公益事业，经常捐赀修河栏，倡赈济，并亲自参与操办具体事务。他与传主的姐姐结婚以后，夫妇之间感情很好，先后生有两子一女，可惜都未能长大成人。婚后不过五年，金绍曾就一病不起。此时吴敬梓二十岁，而他的姐姐也不过二十七岁。传主和他的姐姐感情极为深挚，对于姐姐早年丧夫，他也感到极大的痛苦。特别是金家并不富有，榖似的父亲不久也因老年丧子悲痛万分而致重病，毅似的的母亲平素从不过问家务，葬夫养亲的重担全部落在传主的姐姐一人身上。金家遭此一连串的变故，家道越来越衰落，以致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方能维持日常生活。对于姐姐陷入这种艰难的境遇，吴敬梓也是极为担忧的。这样，由于儿子吴烺出生而产生的愉快情绪，也就因姐夫金绍曾的病故而消失净尽。

　　生活中的不幸常常接踵而来。在金绍曾病逝之后不到一年光景，由于朝局的变动，又给传主吴敬梓的生活带来新的剧变。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 年），传主吴敬梓二十二岁。此时，朝廷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康熙帝玄烨于十一月十三日戌刻病死，皇四子胤禛继位，改元雍正。在玄烨与胤禛父子传承皇位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和尖锐的矛盾。玄烨生子多人，兄弟之间为了夺嫡争储，相互斗争得十分激烈。太子胤礽被一再废立。诸皇子之间多树朋党，在父皇面前相互攻讦，私下又彼此残害。胤禛继位，当然是这种残酷"斗争"的结果，在野史笔记中颇多关于他"篡立"的记载。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则言人人殊。不过，雍正上台之后，曾先后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胤禵、胤禩、胤禟等人禁锢起来，并严加惩治年羹尧和隆科多，指责他们结党营私，则是实有其事。胤禛这些措施，在各种记载中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对雍正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的缘故，则各家分析和评价多有不同。如果从政治上看，胤禛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并非全由他个人生性猜忌，或仅仅因年羹尧、隆科多有拥立之功而受其挟持，更重要的是因为年羹尧、隆科多长期握有军政大权。内外勾结，把持朝政，选派官员、私征课税，他们种种作为对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因而胤禛不得不清除他们的势力，并不因为他们当年有拥戴之功而稍有宽假。与削除朋党把持朝政的斗争有关联的则是文字狱，这是与打击朋党相辅相成的一种措施。雍正一朝的文字狱和顺、康两朝有所不同，如《西征随笔》案，作者汪景祺为年羹尧的幕僚；查嗣庭之所以获罪是因为他与汪景祺呼应，而并非仅仅由于出试题不当的问题。至于"名教罪人"钱名世更是由于对年羹尧歌功颂德而获罪。这些所谓的文字案件大都与朋党之争有关，和为了箝制异端思想而兴起的文字狱有所不同。

　　胤禛既然大力削除朋党，就必然要撤换一批各级官员。特别由于玄烨晚年主张"以不生事为贵"，认为"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东华录》康熙五十年三月）。以致官员因循守旧，吏治日趋腐败。胤禛即位后有鉴于此，就特别强调"国家首重吏治"（《东华录》雍正元年正月），一再申说"有治人即有治法"的主张（《东华录》雍正二年七月）。因而他在撤换各级老迈庸碌官僚的同时，又选用了一批年青干练的官员。从玄烨晚年开始，在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胤禛上台以后，各级官员的升、迁、降、调较之平时大为频繁。虽然被更换的大批官员并非全部与朋党之争发生这样那样的直接关系，但在间接上不能不受到当时这种形势或多或少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在垂暮之年才得以出任地处海滨的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从康熙五十二年（1714 年）起，在教谕任上辛辛苦苦地度过了九年的清苦生涯。在赣榆，他努力教诲士子，捐货修茸学宫；为人又正派，要求自己极为严格，不随世俗浮沉，因而他总算在这个远离故乡的偏僻小城立住了脚。不过，在社会风气极端败坏的科举时代，身为教谕的吴霖起，为人过于方正，就会招致怨尤。他的上司和当地士绅，早已流露出对他的不满情绪。传主后来所写的《移家赋》中，曾经记叙了吴霖起在赣榆县学教谕任上的表现，有"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员而枘凿"的描写，就透露了这一情况。绳墨，本为木匠画直线的工具，常用以比喻规矩、法度，如《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柄凿，是指榫头和榫眼，方钠而圆凿，则两不相合。《楚辞·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人。"洪兴祖补注引五臣云："若凿圆穴，斫方木，内（纳）之而必参差不可人。"从传主这样的记叙中可以觇知他的嗣父吴霖起在赣榆教谕任上，只知道规规矩矩，照章办事，而不知逢迎上司，阿谀士绅。因此，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宫廷的夺嫡之争日愈激烈，朝廷的变化日益明显，官员的调动也随之频繁的紧要关头，既无上司做后台、又不见容于当地士绅的吴霖起，自然属于首先被淘汰之列，终于被罢除了县学教谕这一"冷官。"吴霖起被罢除教谕之后，在赣榆失去了继续居留的可能，自然也没有再事逗留的必要，因此，立即就和嗣子吴敬梓，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孙子吴娘，祖孙三代从江苏赣榆回到安徽全椒老家来。传主在《移家赋》中说他去官之后随即就"归耕颖上之田，永赋遂初之约"。归耕，即归田，意为辞官回乡。欧阳修晚年辞官以后住在颖州时曾撰有笔记《归田录》二卷。遂初，辞去官职实现退隐的本愿。《晋书·孙绰传》："（绰）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传主用此二典，借以说明他的嗣父吴霖起自从赣榆卸任以后就回到故乡全椒定居。"颖上之田"虽可泛指，但结合吴霖起的经历来看，却又十分贴切，因为"颖上"正属安徽颖州府，在今安徽阜阳一带，与吴敬梓故乡滁州全椒同属长江以北的安徽地区。

　　吴霖起平白无故地丢掉官职，心中难免耿耿不平，郁郁不欢。在回乡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癸卯（1723 年）吴敬梓二十三岁时，终于就一病不起。《移家赋》中在"归耕颖上之田，永赋遂初之约"句后，传主自注道"先君于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正反映了吴霖起从丢官到去世的这一二年间的经历。

　　吴霖起的病逝，对传主的打击更甚于生父吴雯延的去世。尽管吴雯延为传主生父，但吴雯延还有其他子女，也就是传主的兄弟姊妹，因而吴雯延的丧事还不需要传主一人操持。更何况吴雯延病逝时传主已出嗣霖起为子。吴雯起之死则有所不同，他是吴国对长子吴旦的独子，具有长房长孙的身份，而本人又无亲生子女，因而嗣子吴敬梓在为吴霖起治丧时，事事棘手，人人掣时，各房不同辈份的族人，不断刁难他、指责他。吴敬梓虽然生性高傲，但在父丧期间，也不能不到处陪小心、任人埋怨。而当他耐心地把嗣父吴霖起的丧事处置完毕后，也就身心交瘁地与青年时代告别了。

　　总之，从十四岁开始到二十二岁时是在异乡度过的，二十三岁时方始回到故乡。在这十年中，传主吴敬梓先是远赴赣榆，尔后是生父病逝，接着是姐夫的早亡，不久嗣父又丢官、归乡、亡故。一个不幸接着一个不幸，构成吴敬梓青年时代生活的重要内容。但伴随着这些不幸事件的也偶有足以使他感到短暂欢乐的几页：与陶氏的成亲、吴烺的出生，都为传主青年时代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使人愉悦的色彩。同时，对于传主来说，少小离乡固然不是幸事，然而正因为吴敬梓有这样的经历，才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现实社会，这又并不是封建时代一般少年所容易获得的机遇。对于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苏皖二省频繁来往，使得吴敬梓有机会在较之故乡全椒一地更为广大的地区内，体察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特别是早年多次来到东南的大都市南京，更是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活跃了他的思想。如前所述，吴敬梓少年时代来南京，主要是游览六朝遗迹，欣赏南京的湖光山色。但从这次因生父吴雯延卧病南京前来侍医开始，由于传主的年岁渐长，现实的磨炼，生活的教训.使得他对世事人情已有一些认识，少年时代的嬉戏已渐渐让位于对人生的思考。传主在这样的年龄不断地来游南京，结识了许多文士、学者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显然有利于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生和发展。

　　南京是历史名城、六朝故都，到了明清时代更成为东南的大都会。特别是传主创作的《儒林外史》所假托的明代，南京又一度成为朱明王朝的京城。明太祖朱元璋征调了二十万户工匠，以长达二十一年的工期，构筑了世界闻名的南京城。明代初期南京人口就多达四十七万三千余人，手工业者近二十万人；当时全国匠户二十三万余户，南京就占五分之一，有四万五千户。商业、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朱元璋还曾诏令在南京三山门等城外濒水之处设立贮存商品的塌坊，以利贸易。当时城内百工货物都有专地买卖，如弓箭在弓箭坊，木器在木匠营，颜料在颜料坊，锦绣在锦绣坊。这些地名甚至相沿至今未变。东起大中桥，中经镇淮桥，西至三山门，秦淮河两岸商铺林立，百货纷陈。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人所绘《南都繁会图卷》的图面上，出现了一百零九种店铺招牌，如城郊有牛行、猪行、羊行、驴行、鸡鸭行，以及"义兴油坊"、染坊：城内有"勇申布庄发兑"、"铜锡老店"、"京式小刀"、"上细官窑"、"画脂杭粉名香宫皂"、"立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西北两口皮货发售"、"东西两洋货物俱全"、"万源号通商银铺"、"内廊乐贤堂书发兑"等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促使市面空前繁荣，秦淮河中画船萧鼓。彻夜不绝。两岸雕栏画槛，十里珠帘，游人丛集。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和清初统治者的入侵，虽然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短暂的破坏作用，但清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新朝政权随即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江南地区，生产发展极快，甚至京师都要仰食东南，江浙两省的漕粮占全国四分之三。棉花的广泛种植，对纺织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乾隆以降，南京的纺织业仅缎机即多达三万张，还不计算纱绸绫绒。其实除纺织业以外，整个商业、手工业都十分兴盛，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经济非常繁荣。传主后来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描写当时的南京城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仅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处，每日运进城来的"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兴盛，更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当时南京城内，官学有国子监、府、县学，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如崇正书院等等。国子监集中保存了宋元以来江南各地的板刻，多次刷印书版，被称为"南监本"。三山街一带书铺极多，如世德堂、富春堂、继志斋等所刻图书行销全国各地。明清两朝，南京又是江南地区（安徽、江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大江南北的士子都来应试，其中不少文人并非全然醉心于八股举业，他们也借此机会以文会友，相互交流研究心得。一些中外学者文人也常来南京讲学传道。德国数学大师克拉维斯（1537-1612 年）的弟子、传教士利玛窦曾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来我国传教，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后来康熙帝还下令将此书译成满文。利玛窦又与李之藻合作，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他还在万历二十年（1592 年）前后，与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汤显祖在广东肇庆相遇，汤显祖并有诗记其事；又曾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来南京，与当时进步的思想家李贽见面，探讨学问。李贽还送给他扇子两把，上面题诗两首。他所写的《交友论》，则被李贽令人抄录分赠自己在湖广一带的学生。波兰传教士穆尼阁于顺治三年（1646 年）来华，在南京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也曾讲授用对数解球面三角形的方法；我国学者薛凤祚根据他所传授的内容编成《历学会通》三集，包括天文、数学、物理、医药等方面的知识。至于我国各地的学者来南京或曾游学或曾传道者，为数就更多了。例如颜元（习斋）、李塨（恕谷）这两位思想家原都生活在北方，但在吴敬梓时代，他们的学说已逐渐传到南方来。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当吴敬梓十八岁时，六十岁的李塨看到"陶甄夫《秦关稿序》内有云'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也曾惊叹："岂南方信此道者已众乎？"（《恕谷年谱》卷五）因而有南迁传道之意，在《长子习仁行状》中说："予从王五公、颜习斋游，每言南土无北鄙杀伐声，宜迁。予亦谓金陵地廓人文，或可倡明圣道也。"（《恕谷后集》卷八）不久，方苞因《南山集》一案牵累，出狱后改隶汉军旗，须住北方，于是与李塨约定相互交换南北各自田宅。因而李塨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以六十二岁高龄南下，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南京，在南京进行学术活动有半月之久。南京的一些学者如程廷祚、周崑来、张晓天、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江素庵、翁止园、周侣樵、刘伊园、张钥门等人都向李塨请教问学，如"翁止园问律吕"；李塨也参观和阅读南京学者的研究成果，如"观身在修所造测量天地仪器"，"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塨还于当年十二月初，由于"旧日门生"、"此时从梅文鼎学数"的刘著的邀约，前往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宁国与数学大师梅文鼎晤面谈学。李塨一直盘桓到次年正月初四才离开宁国，初九日至南京方宅，十七日动身北返（《恕谷年谱》卷五）。

　　李塨在南京活动的那段时期，传主吴敬梓正随嗣父吴霖起在赣榆县学教谕任上。而在这之前，吴敬梓的生父吴雯延曾先后借读和病卧南京，因而传主不得不经常往来于赣榆、南京与全椒之间。李塨与全椒吴氏还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吴敬梓曾祖吴国对在"康熙十六年以侍读"出任顺天学政（《清秘述闻》卷九），在任上曾识拔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李塨，将他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李塨与传主的曾祖吴国对实有师生关系。因而李塨南下江宁时，闻知座师后人或在南京、或在赣榆，必然设法谋求一面。而他在南京的讲学活动，对恩师的后人吴敬梓产生一些影响，也是极为自然的事。

　　李塨来到江宁后，与南京一些学者所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去宁国与梅文鼎的晤面谈学，对当时东南地区包括南京在内的学者定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 年），卒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 年）。文鼎二十七岁时，曾"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研究大统历法，颇有所得，因而撰作《历学骈技》二卷，后增补为四卷，"倪为首肯，自此遂有学历之志"，毕生从事数学、天文学的研究工作，"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余种"（《畴人传》卷三十七）。仅数学方面的著作就多达十三种四十卷，内容遍及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初等数学各个部门。梅文鼎尽管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却能谦逊待人，培养后进，当时"畴人弟子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但凡"人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畴人传》卷三十七）。先从李塨学习的刘著，后又成为文鼎的得意弟子，梅、李两位学者的晤面谈学，就由刘著接洽而成。刘著与传主吴敬梓也有相当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当时，颜、李的学说与梅文鼎的数天之学，在学术界是有广泛的影响的。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曾在这一段时期内频繁地往来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李塨在南京的传道授业活动，自然给青年时代的吴敬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又由于各种机缘，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又有所加深。这在他后来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反映。

　　青年时代的吴敬梓在南京除了接触到这些文人、学者以外，还认识了不少其他阶层的人士，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冶城寺的道士周某。冶山与丛霄道院同位于南京城西：丛霄道院在清凉山下虎踞关附近；冶城在石头城东南，原为吴王夫差设城铸剑的处所，所以称冶城。东晋太元十五年（390 年），在此处建造了一座冶城寺。元兴三年（404 年），桓玄人建康，废寺为别苑。刘宋时改为总明观。此后屡代多有设施，杨吴武义二年（920年）建筑了紫极宫、镇阜轩。南唐时又建了武烈帝庙。北宋以后改为天庆观。元朝元贞元年（1295 年）又改为玄妙观。明洪武年间重修为朝天宫。吴敬梓与冶山道士周某相识，可能是在他的生父吴受延病卧丛霄道院那一时期内。吴敬梓既然在道院侍候父疾，当然要与羽流往还，从而与他们中的某些人物相识，并结下了友谊。周某即是其中之一。后来吴敬梓再度经过冶山，而周羽士已经病故，传主为此极富深情地赋诗悼念：晴光冉冉过楼台，厌径们萝破藓苔。仙客己归蓬岛去，名园仍向冶城开。独怜残雪埋芳草，又见春风绽野梅。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令寥落不胜哀。

　　--《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岂是黄金不铸颜，刚风浩劫又吹还。月明笙鹤缑山顶，归向蓬莱第几班。

　　--《伤周羽士》传主青年时代就不断来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六朝故都南京，正为他与释子道土的交游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吴敬梓在南京的这些交游，又为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小说中有不少关于寺观道院以及释徒羽流活动的描写，大都可说是作者直接体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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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三 乡居岁月

　　雍正元年癸卯（1723 年），传主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在故乡全椒病故以后，从次年即雍正二年（1724 年）起，直到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二月止，吴敬梓这近十年的生活是在故乡度过的，虽然其间曾几度离开过全椒。这十年正当传主二十四岁至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期，也是吴敬梓生活中变放送起的岁月：嗣父的病故引起夺产之争。致使家道更加败落：妻子陶氏郁郁而终，从而使得他的生活中缺少应有的慰籍；科考的失利，引起社会对他的鄙视，从而更加激发了他的狂放性格；故交的冷落，病魔的缠身，使得他闭户索居、潜心于学术研究，从而进一步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

　　全椒吴氏自吴国对一辈发家成为官僚地主以后，财产再分配的要求也就与其家的功名富贵而俱来。在吴国对几个儿子之间，就曾发生"析产"的要求，吴国对的长子、也就是传主的嗣祖吴旦早卒以后，作为长房长孙、吴旦的独子吴霖起，就为各房所眈眈虎视，处境极其困难。后来传主在（移家赋》中记述嗣父吴霖起在乃父吴旦亡故以后的遭遇时，用"郈成分宅之义，羊舌下泣之仁"的故事加以比喻。此事见于刘孝标《广绝交论）：??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郈成分宅之德。??据李善注：此谓到洽兄弟也。刘孝绰与诸弟书曰：任（昉）既假以吹嘘，各登清贯。任云亡未几，子侄漂流沟渠，洽等视之，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刘峻疾其苟且，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

　　羊舌，指叔向。李善注引《春秋外传》：叔向见司马侯之子，抚而泣之日：自此父之死也，吾蔑与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

　　又引《孔丛子》：郈成子自鲁聘晋过于卫，右宰毂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作，酣毕而送以壁。成子不辞，其仆曰：不辞何也。成予曰：夫止而觞我，亲我也；陈乐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壁，托我也。由此观之，卫其乱矣。行三十里，而闻卫乱作，右宰毅臣死之。成子于是迎其妻子，还其壁，隔宅而居之。

　　根据传主所用的这两个故事可以窥知，当吴旦病死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即吴勖、吴昇，对待侄子吴霖起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吴勖作为吴旦的同母弟，抚侄如子，而吴旦的异母弟吴异却提出"析产"要求。但此际家政仍掌握在嫡出的吴勖手中，因而吴异的要求并未能得逞。但这种"析产"的潜流仍然流动在这个大家族的各房成员中。吴勖有三个儿子吴霄瑞、吴霜高、吴雯延，他们各自有子女多人。作为吴敬梓生父的吴雯延病故后，他这份家产当然要传给他的几个子女，吴敬梓既然是他的亲子，吴雯延就可能要考虑他的权益，但因为他已出嗣为人子，因而吴雯延的另外几个子女，即传主的亲兄弟，又可能认为这样做要影响他们各自的利益，也就必然有不满的表示。但他们毕竟是同父母的亲兄弟，这种不满还不致恶性发展。可是，在他的嗣父吴霖起病故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吴霖起是吴国对长房长孙，吴敬梓虽然是他的独子，但却由承嗣而来，这就使得族人对他的嫉恨之情大大超过歆羡之意。在他们看来，不但生父吴雯延的遗产，他已获得一份；而且嗣祖吴旦、嗣父吴霖起的全部遗产，又完全归他一人独享。于是，传主吴敬梓就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被卷进遗产之争的漩涡，处在矛盾的焦点位置。无论是族中叔伯，还是族中兄弟，都想染指他所继承的遗产，从他那里谋得或多或少的利益。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所说：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身后何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

　　就反映了这场夺产之争。，噂，《诗·十月之交》"噂背憎，职竞由人"，郑玄笺："噂噂沓沓，相对谈语。"噂沓，亦作噂。《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会稽邵氏家传》"（邵）畴以噂之语，本非事实"。袁容《后汉纪·章帝纪下》元和二年"流言噂，深可叹息"。吴檠用此一词，正说明在教谕吴霖起病故以后，传主家族的矛盾纷繁，流言四起。吴敬梓在嗣父新丧之际，面对这种局面，只能容忍。而这些议论、流言，又都是围绕着"析产"之争。吴檠诗中一连用"钟鼓"。"怪鸮"、"封狼"等典故，都反映了传主家族中夺产之争的激烈。钟鼓见《诗·山有枢》"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怪鸮则见《诗·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封狼，即天狼星，《后汉书·张衡传》"弯威弧之拨刺兮，射?冢之封狼"。吴檠在诗中运用这些典故意在说明当吴敬梓嗣父病故以后，传主族中的叔伯、兄弟如同恶鸟鸱鸮、贪婪天狼一样，前来争夺他的财产。而在这场遗产之争中，由于传主吴敬梓平素生性孤高自傲，与族人关系并不十分和睦，又长期离开故乡，未曾亲自操持家务，因而没有什么人帮他说话、为之力争。只有一个姓刘的管家为他担忧不已，这就是吴檠诗中所说的"刘翁为人好心事，谯翛与我忧如淡"。这样，他所承继的遗产，就被族人夺去了很大一部分。

　　在这场夺产之争中，传主虽然丧失了部分遗产，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刺激，但族人你争我夺的种种丑态，却也擦拭清了吴敬梓的双眼。几年之后，在创作《移家赋》时，他还为之扼腕地写道：贤人刚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

　　回忆了在他的父亲死后所发生的遗产之争这一令他痛心的往事。而传主在这场争夺中，对于诗礼之家成员的丑恶本质也就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他在《移家赋》中写道：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

　　集蓼，见《诗·寥莪》，指父母皆亡；毁室，见《诗·鸱鸮》，谓弱者强凌。这说明在当年这场纠纷中，他的许多叔伯中却没有一个能象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抚教子侄的人，也没有一个能象陈太邱那样排难解纷、处事公正的人。据《后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

　　陈太邱指曾为太丘长的陈寔，据《后汉书·陈寔传》：宴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

　　原来孝悌谦让之家的真相就是如此。在金钱面前，族中叔伯也不象长辈了。他们不但不管教子侄，而且自己也在你争我夺。通过这场遗产之争，以此为开端，传主吴敬梓对那些贪得无厌的家族成员的种种作为，从旁进行了冷静地观察，终于逐步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越是趋向衰败，其成员就越是表现出尔虞我诈的本质和趋炎附势的丑态，这与他自幼所接受的诗礼传家的封建正统教育显得格格不入，不能不引起他的深刻反省和思考。特别是他的一些家族成员，居然以儿女婚姻攀结富有之家，丝毫不顾惜祖风世德，更使得吴敬梓感到痛心疾首，在《移家赋》中他大声斥责这些族人：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赀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

　　对于传主此处所用的典故，只须略加阐明，就可以明白他对于族人这种作为的厌恶之情是何等深刻了！"假荫而带狐令"，是指唐代的令狐楚、令狐绹父子两世人相的故事。由于父子人相，令狐成为极有权势的大姓，当时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冒认同宗，甚至一些本姓胡的人冒充为令狐。唐代诗人温庭筠曾写诗嘲弄这件事，说"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钱易《南部新书）〔庚〕。吴敬梓运用这个典故，正说明当时必有一些冒认同宗的无耻之徒。"卖婚而缔鸡肆"，见张鷟《朝野金载》卷三所记叙的罗会故事。罗会原来拾粪，所谓操贱业，后来发家致富，仍被当时人所轻视，称之为"鸡肆"。吴敬梓在赋中运用这一典故，显然是借此斥责那些不顾自己门第、把女儿嫁给富豪之家、与卖婚并无区别的族人。"求援得援，求系得系"，是用董叔的故事。据《国语·晋语九》，晋大夫董叔将娶于晋卿范氏，叔向问他意欲何为，他回答说"欲为系援"，也就是要攀高结贵以为奥援。后来夫妇失和，范献子将董叔悬绑于庭槐，正好叔向经过此处，董叔向他求援。叔向不予应允，并且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又何请焉？"吴敬梓运用此典嘲讽那些企图攀高结贵的族人，有可能不但得不到"援"反为其所"系"。"侯景以儿女作奴"事，据《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候）景请娶于王谢，上（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患曰：'会将吴儿女配奴。'??。""王源之姻好唯利"，是指沈约指责王源一事。王源贪图庶族富豪满氏五万钱的聘资，不顾自己高门，将女儿嫁给满氏。这种婚配行为违反了当时的门阀习俗，因而沈约愤怒地斥骂王源"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重".指责他这种行为无异"贩鬻祖曾，以为贾道"，是以出卖祖宗来向下贱的皂隶换取钱财，即所谓的"窃赀莫非皂隶"（沈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十）。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运用这一连串的典故，意在说明他的家族中确有人做出了不顾自家门第、为了贪图钱财而将女儿嫁给暴发新贵的可耻的事。这种行为使得一向看重自己门第的吴敬梓极为震惊，在嘲讽和抨击这样行为的同时，他又担心由于族人中出现这些"熊虎之状""豺狼之音"的成员，将要败坏世风祖德，贻羞先人，惊呼"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若敖之鬼是用令尹子文事，据《左传》鲁宣公四年：子文是若敖氏。当越椒初生时，子文说："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音，弗杀，必灭若敖氏矣。"子文担心越椒当楚政后，要覆灭若敖一族，祖宗将无人祭祀，鬼将挨饿。广平之风是用宋璟事，据《新唐书·宋璟传》，宋璟以功封广平郡公，刚正为时所重。但在他死后，其诸子"皆荒饮徘嬉，并以赃败"，从此"广平之风衰矣"。传主对族人这种谴责，固然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封建门阀意识，然而也的确表明象他这样一个生长在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诗礼教育的封建子弟，对于自己所属的这个阶级的真实面目，终于逐步有了清醒的认识。吴敬梓丧父是不幸的；由于父丧而遗产被夺，也可说是不幸的。然而在这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中，却让他从族人争夺遗产的狰狞面目进而探视到他们的贪婪本质，甚至不惜以儿女做为攀高结贵资本的丑恶灵魂。他终于逐步明白，所谓孝悌谦让、仁义宽恕，只不过是他这个封建家族成员借以掩饰丑行的遮羞布。这种对自己家族乃至自己所属阶级成员丑恶面目的认识，对于传主今后在创作中能够客观地描写自己这一阶级成员的精神面貌，分明是极为难得、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财产被瓜分，为他换得了这样的人生经验，也许并非不幸。《儒林外史》中描写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之间，围绕着谋夺财产而展开的立嗣之争的情节，是那么形象而真实、生动而深刻，不正是凝集着传主这一段的生活经验么？

　　当传主吴敬梓二十四、五岁之际，他所继承的遗产被族人谋夺侵占后不久，他的岳家陶氏也以更快的速度衰落下来，他的爱妻陶氏也因经受不住这种打击而郁郁以终。金榘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所说的：五柳幽居属他姓，重到惟看月印潭。??几载人事不得意，相逢往往判沉酣。栗里已无锥可卓，吾子脱展尤狂憨。卜宅河干颇清适，独苦病妇多詀諵。无何炊臼梦亦验，空闻鼓盆疑虓甝。??正反映了吴敬梓二十五岁以后直到二十七、八岁这几年的生活状况。

　　前文述及，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 年）传主吴敬梓十八岁时曾经冒着盛暑从江苏赣榆回到安徽全椒一次，意图处理岳丈家中的事故。当时陶氏家庭中已露出衰败的景象。隔了没有几年，当吴霖起因失去赣榆县学教谕一职举家归里以后，陶氏家境更是败落不堪。不但"五柳幽居属他姓"，而且"粟里已无锥可卓"。"五柳幽居"与"栗里"都是借用陶渊明的居室和屋址比喻岳家陶氏。这两句诗正反映了传主岳家不但住房已属他人，连土地也已变卖净尽。而且，其穷困状况，不仅仅是无卓锥之地，而是连卓地之锥也无，也就是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既然五柳幽居已经易主，岳母一家不能不迁出。传主身为"半子"，不得不为他们张罗一切，替岳家在襄河岸边重新找了一座房子暂时安顿下来。对于自家财产的被侵夺，对于岳家房产的被转让，生性豁达的吴敬梓倒也不十分看重，也没有放在心上。相反，他倒觉得这样一来，再也听不到族人的聒噪，一时耳根清净许多，由此而感到分外的舒适。不过，他的夫人陶氏却未能象他这样看得开，眼见夫家和自家先后遭到如此巨大的变故，实在难以平静，焦虑、气愤、郁闷、贫困一齐袭来，她终于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而病倒。境遇未有任何改善，病情自然日趋严重起来，她的话语也就多起来，向自己的丈夫吴敬梓诉说世事的不平、家族的纠纷、生活的艰辛，未免有些唠叨。这使得从来不知道持家、不看重金钱的吴敬梓感到十分苦恼，既要照顾病人的起居，又要忍受病人的诉说。不过没有多久，陶氏终于郁郁而终。金榘诗中所说的"炊臼"、"鼓盆"，就是指传主妻子陶氏的病故。"炊臼"梦事见段成式《西阳杂俎·梦》，"鼓盆"事见《庄子·至乐》。尽管陶氏病中有些唠叨，但吴敬梓对她的照顾还是十分周到的。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原就极为深挚，因而陶氏一旦病故，传主自然十分伤心，不禁放声痛哭，狂吼不已，有似咆哮的虎声。这就是金榘诗中所谓的"疑虓甝"。从此，传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陷入丧偶之痛中。

　　吴敬梓自幼健康不佳，在嗣父吴霖起病故、遗产被夺之后，大约二十四、五岁前后，尽管当时陶氏还未去世，他已经常罹病，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病魔时时缠身，心情也极为恶劣。《遗园》四首就反映了传主这一阶段生活的另一面，诗云：

　　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柳线如烟结，梅根带雨锄。旧时粱上燕，渺渺独愁予。

　　新绿渐成阴，催耕闻暮禽。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薄俗高门贱，穷途岁序深。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

　　秋声何日到，残暑去天涯。鸦影梭烟树，松阴绘月阶。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独倚危楼望，清光聚此斋。

　　风雨漂摇久，柴门挂薛萝。青云悲往事，白雪按新歌。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

　　这四首诗分别描写了传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生活：春天，原是诗朋酒友出游的佳日，但他却过着"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的生活，只有"旧时梁上燕，渺渺独愁予"，为他的"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的苦读生涯添上一点慰藉。"青箱"，原是王准之的故事。据《宋书·王准之传》：（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此外，吴敬梓十分钦仰的南朝文学家沈约曾对陆乔谈起自己的儿子，说："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为名焉，欲使继吾学也。"（张读《宣室志》卷四）"赐书"一事是指传主曾祖吴国对考取探花以后，福临曾赐予书籍多种，即《移家赋》中所说的"诏分玉局之书"，吴国对特在"遗园"中建书楼贮藏。这两句诗表明传主这一时期仍然承受父、师的教诲训育，努力攻读应试的举业，以求博得一第，振兴祖业。同时，由于年岁渐长，不再象青少年时代那样，在攻读举业的闲暇时刻偷"窥秘函"，不时地阅读小说、戏曲作品。尽管他自己还不敢承认自己就是象皇甫谧那样"耽玩典籍，忘寝与食"的"书淫"（见《晋书·皇甫谧传》），但也不敢虚掷光阴。在"新绿渐阴"的夏季，怀抱着"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的愿望，孜孜不倦地攻读儒家的"坟籍"。这种苦读生涯，到了残暑已去、秋声四起的萧杀季节就更令人难耐了；再加上"病魔皆故物"，旧病复发，传主的情绪更是孤寂，以致"诗境落孤怀"。而到了"青云悲往事，白雪按新歇"的冬李，由于此时家道已趋中落，更是柴门却扫、无人问津，真是"风雨漂摇久，柴门挂薛萝"了。吴敬梓从此也更懒得见客，所谓"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而终日枯坐在书斋中"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思虑自己怎样才能报答先人谆谆教诲的深厚恩德。

　　有时，传主为了排遣自己寂寞无聊的心境，也会独自一人踽踽而行，漫步到远离县城的程家市去，那里有他先人开始发家的遗迹，这就是他的高祖吴沛修建的西墅草堂。草堂初建时只有两栋房屋，屋顶铺以茅草，周围绕以土墙，大约占地一亩左右，四外都是田野，远处青山，近处流水，绿树掩映，牧唱樵歌，寂静无尘，是读书佳处。草堂悬有门楹：函盖要撑持，须向澹宁求魄力。

　　生平憎诡故，聊将粗懒适形神。

　　草堂中有吴沛课子读书的书斋，也有一副楹对：君子蒙养作圣功，须向此中求建白。

　　秀才天下为己任，还须不朽著勋名。

　　吴敬梓经常徘徊于此，在吊念先人遗迹的同时，身心也受到浸润陶冶。吴沛在草堂中读书课子时写的《西墅草堂初夏》一诗，有这样的诗句："镇日少客过，不知接送烦。"这与吴敬梓眼前"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的境遇正相近似。吴沛与他五个儿子研读生涯，在《西墅草堂初夏》诗中也有所记叙，"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浮荣何足慕，潜心味义根"，这与吴敬梓当时的"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的苦读情景也极其类同。而当传主在瞻仰他的先人遗迹时，也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他的祖先为人行事来。当宛陵太守关骥召请吴沛前往时，吴沛曾奋然而起，说道："大丈夫不能取进贤，自树功业。有负知己。何面目复尔曳裾哉！"这种不折腰求人的精神，在吴敬梓身上也有所流露。后来他在《春日》诗中就有"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的表白。这显然是这一时期受到他的先人"自树功业"思想行为的影响所致。但是，吴敬梓在从他的先人事迹中寻求积极精神支持的同时，也颇以他的先人曾得到帝王赞扬的"光荣"历史而感到无比自豪，在《西墅草堂歌》中写道：??只今摇落又西风，一带枫叶绕屋红。明月空传天子诏，岁时瞻仰付村翁。??传主在诗中夹注道："西墅一轮明月，高拟鹿门，庄烈皇帝敕书中语。"这是指明朝崇侦皇帝朱由检表彰传主的高祖吴沛隐居课子的高蹈行为而言。吴敬梓颇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耀，这也和他的自诩门阀的封建意识相合拍。但是，孤寂的苦读生涯，长期压抑的心境，家庭夺产之争的缠绕，毫无把握的功名追求，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传主从小失去母亲调护而常患病的单薄身体更趋虚弱，病情也日渐加重起来。"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正表明这一阶段传主罹病已非一日，而孤寂的生涯又加重了病情。自此，敏轩也就整年病不离身。莺花三月，水槛楼居，他却"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春兴八首》）；春夏之交，客居他乡，又叹息"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残春僧舍》）；秋月之夜，病不能眠，"一痕蟾光白昼残，空庭有人病未安"（《病夜见新月））；寒蝉声断，秋深病重，"素领应随秋气深，却缘消渴罢弹琴"。到了此际，尽管他一再抱怨"那堪多病卧匡床"，但他所住的水槛里升起的依然是"一缕药烟"，弹琴、吟诗、作赋、写文，都只能暂时一切作罢（《秋病四首》）。

　　传主吴敬梓究竟罹患什么病呢？这在上文所引的诗作中已有明白的叙述："消渴病难除"、"却缘消渴罢弹琴"等等；在词作中传主也一再提及："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缅"（《水龙吟》）、"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买陂塘》）、"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满江红》）。

　　很显然，他所患的疾病与司马相如一样，都是消渴病。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

　　近人根据《素问》等医书中关于"消渴"病情的描叙，认为消渴就是糖尿病。除此以外，吴敬梓的肺部可能还患有疾病，在《不寐》一诗中，他曾写道："酒痕渰病肺，诗卷伴闲身。"无论糖尿病还是肺病都是迁延时日的慢性病症，时好时发，极难根治。吴敬梓青年时代就罹此疾患，终其一生一直受到这两种疾病的缠磨，直到晚年终因消渴病引发其它病患而亡故。敏轩如果生活安定、心情愉快，再加上细心调理，也许这种疾病后来不致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但从幼年时代直到整个青年阶段乃至壮年，吴敬梓并未能有一段时期能安定而愉快地生活，不是远离家乡前往赣榆，就是奔波于江南淮北；生活中又变故迭起，充满着一连串的不幸，因而心情也极为恶劣，一直被孤寂和愤懑的情绪交替支配着。这样，他的健康自然恢复无望，其寿不永，年仅五十余岁而病故，与早年这一段艰辛的生活不无关系。

　　生活的不愉快，加重了传主的病情，而病情的沉重又反转过来影响了传主的情绪。"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的自述，正反映了"病魔"与"孤怀"的相互作用。传主吴敬梓的身心健康在这种状态下都受到很大的损害。越是受到人们的冷遇和社会的孤立，就越易激发他对人们的厌恶和对社会的怨恨。敏轩早年就就养成恃才做物的性格，而今却又怀才不遇，更激发了他的狂放不羁，特别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文才的鄙薄。他对周围社会中那些偶然取得一第便做视他人的浅薄的科场人物，十分反感，一有机会，就要出些难题捉弄他们，从而加以揶揄嘲讽。他对魏晋六朝时代的文、史著作极为喜爱，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事迹也十分钦迟，在《南史·张率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张）率字士简，性宽雅，十二能属文，常限日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张率以自己作品冒称沈约之作，捉弄了以耳代目、盲目崇信名人大家而鄙薄后进俊秀的虞讷。这一故事触发了传主的心机，在全椒社会上他也曾效法张率行事。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就有"赋诗诈人称沈约"之句，正反映了传主这一触犯科举人物大忌的行为。此举固然一泄忿激，痛快一时，但却为吴敬梓招致更多的嫉恨。不过，这也是由于传主自己作品为人轻视而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吴檠诗作中紧接此句之后尚有"草玄传世仗桓谭"的诗句，就说明了传主何以愤激的社会原因。据《桓谭新论·闵友篇》：王公子问：杨子云何人耶？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玄》经百年，其书必传。

　　又，《史通·自叙》云：扬雄少为范逡、刘歆所重，及闻撰《太玄经》，则嘲以恐覆酱瓿。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

　　尽管传主的著作受到浅薄的科场人物的鄙视和诋毁，但他本人以及象吴檠这些深知他的才情的亲友，却坚信他的著述必将成为传世之作。

　　前文曾经述及，吴敬梓自幼喜阅小说、酷爱戏剧，他曾象薛谭从秦青学歌那样，亲手执红牙板拍曲按歌，但那时还只在攻读时文八股的闲暇时刻偷偷地学习。而到了此际，业已长大成人，父母先后亡故，已无长辈约束；同时，由于在科岁考试中均未能名列前茅，为人轻视，极为愤激，因而他再也不去理会世俗的舆论和亲友的嘲责，更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有时干脆把演员歌女一齐招来，就在家中或清唱或演出，还宴请同好友朋饮酒听戏，一时满堂腰鼓，男女演员，浅斟低唱，喧闹之声，时闻于外。有时甚至留下演员歌女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豪兴不衰。这样的生活在他的亲友诗作中也有所记叙，如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说：一朝愤激谋作达，左右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奴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

　　金两铭和诗中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

　　但是，我们要了解，传主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乐的这种表现，并不完全是纨绔子弟习气的表现。自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吴敬梓也不可能全然没有这种习气，然而促使他沉缅于此的主要原因在于吴檠、金两铭诗中一再提及的"愤激"。而形成敏轩如此"愤激"情绪的，却有着如前文所述及的深刻的社会因素的。也正由于愤激的情绪无以宣泄，传主才偶一"谋作达"、"恣豪侈"的。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吴敬梓和那些纨绔子弟又有什么区别？可是，他的一些亲友和全椒社会上的一些士绅，不愿或不能理解他，相反却认为这是公然违抗礼俗的、地地道道的叛逆行为，一时对他的讥讽、斥责就铺天盖地而来。

　　吴敬梓这几年所过的这种豪侈生活所费极大，他拥有的家产已开始逐日减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稍事更张。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说他"以兹重困弟不悔"，可见传主决意要维持这种狂放的生活。这样，他不得不寻找经济来源。不事生产又未仕宦的传主，只有走变卖祖上遗留的田地房产一条路了。但在分家之后，属于他的一份财产原就被族人夺走不少。一些关心他又不理解他的亲友，曾一再劝说他，但传主曾经亲历夺产之争，族人见利忘义的丑行，曾经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从此，他把族人极为着重的钱财故意视如土芥，执意要变卖出去。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传主当时的激愤表现：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斡声如甝。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

　　不过，依靠变卖遗产是不能长久地维持这种生活所需的。不久，由于"田庐尽卖"，以至"奴逃仆散"，而传主也就遭到吴氏族人和全椒士绅更为严厉的责难，甚至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容中》）。从此，他在家乡的处境更是艰难困窘了。

　　敏轩自幼生长于地主阶级的科举世家，从小不事生产，虽然屡经家庭变故，其实也并不知道世事的艰难的。尽管他生性高傲，但在家庭经济面临破产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作为科举时代的一个读书人，吴敬梓自然要走父、祖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要从科举八股的考试中谋求出路。早年他的嗣父吴霖起向他灌输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向他讲述的自己家族从科举发家的光荣历史，都还没有淡忘。更何况他本人的思想状况，在这几年内也还停留在企求科举荣耀的阶段，因而，在放纵自己一段时间后，他又有所收敛，略作应试准备后，就在雍正七年（1729 年）二十九岁时，前去滁州参加科考了。

　　这次科考是为秋季乡试做准备的预备考试，由安徽学使李凤翥亲自来滁州主持。凤翥字云麓，江西建昌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丁丑科进士，雍正四年（1726 年）以鸿胪寺卿出任安徽学政。吴敬梓从家乡全椒来到滁州之后，考试之前，不免探亲访友，活动比较频繁。他的大姊早年就出嫁给滁州秀才金绍曾，虽然姊夫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时已经去世，但吴敬梓与他的姐姐感情极其深笃，这次来到滁州，当然要去看望。同时，科举时代每逢乡、会试，正是士子认识结交、讨论学问的难得机会。试场附近的茶楼酒馆，就是士子们经常涉足聚会的处所。这种情况不仅在三年一科的乡、会试中如此，即在府、院试也同样存在，只是范围较小、人数较少而已。吴敬梓此次来滁州参加科考，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一科举世家子弟的名望、他本人的才情，以及他的狂放不羁的种种作为，等等，必然成为滁州地区士子所要结识的头面人物。而传主在度过几年孤寂的生涯之后来到滁州，一时之间结识了新交、会见了故友，谈话中自然会诉说几年来倍遭冷落的境遇，也会抒发平生的宏大抱负。在酒酣耳热之际，难免也倾泻了一些对世事不平的愤懑以及怀才不遇的牢骚，甚或涉及到当时一些有势力的士绅官僚。这些言论和他以前在家乡的一些被人视为乖僻的行径，被嫉视他的一些人，在学使李大人的左右加以传播张扬，这对于吴敬梓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明确规定，士子不得随便发表议论。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曾颁行卧碑文，刊于天下学宫明伦堂之左，其中明白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若纠众扛帮，骂帮宫长，为首者问遣，尽革为民。

　　清顺治九年（1652 年）颁行的卧碑文也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

　　吴敬梓与三朋五友的聚会、议论，只需稍加罗织就可成为治罪的凭据，最轻的发落也是不予录取。

　　传主吴敬梓闻知自己的言论和行事已被禀报到试官那里，并且已在一些人中传扬开去，事后也不免有些耽心和后悔。因为他毕竟是科举门第出身的士子，仍然企求从科举谋一出路。此际，他的认识还没有发展到与这一制度决裂的地步，应该说追求科名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自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十八岁时考取秀才以来，历经多次乡试，几近十年时间都未能博得一第，眼看这次科考又可能被黜退，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懊伤万分。在这种心境支配下，传主吴敬梓表现了他的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居然向主其事者跪拜求情，请求录取。不料，他这种认错的行为并未得到原宥，反遭到大声的斥责，使他感到极大的羞惭。幸亏学使李凤翥年长于传主许多，是一位忠厚长者，又很欣赏吴敬梓的文章才 气，未十分听从左右的谗言，原有和包容了传主一些"乖僻"的言行，依然破格录取他为第一名。这既出乎吴敬梓本人的意外，又出乎他的友朋的意料，而他的居停主人也为之高兴，准备了酒菜，召集了吴敬梓的同辈好友聚会庆贺。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曾记载了这段遭遇：昨年夏五客滁水，酒后耳热语喃喃。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虠甝。使者怜才破常格，同辈庆迁柱下聃。居停主人亦解事，举酒相贺倾宿庵。今兹冠军小得意，斯文秘妙可自参。

　　但是，因这次科考获得第一名的兴奋情绪维持不久，敏轩又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学使李凤翥在主持这次科考以后，三年任期已经届满，不久就回京复命去了。新接任安徽学使的是侍讲学土王兰生，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康熙六十年（1721 年）辛丑科进士。李凤翥出任安徽学院时距他考中进士已近三十年，而王兰生来任安徽学院时考中进士不过八年。王学政这样的经历，就可能使得他不象李学政那样待人宽厚、乐于包容。当他上任之初，去科考之日不远，科考时的种种情况他自然有所闻问，吴敬梓当时的"出格"表现，这位新学政也必有所知悉，因而对传主的品评自不会有称赞之语。而这对吴敬梓参加乡试，自然是极为不利的。不久，吴敬梓在这次由福建长汀人、大理寺卿黎致远和福建安溪人、编修李清植主持的、考题为"生而知之，上也"、"徵则悠远"二节、"汤执中立"二句的己酉科乡试中终于落第。

　　这次考试失败，给予传主的刺激十分巨大。他原以为凭自己的文才，求取一第如同拾芥，特别是科考获得冠军以后，更以为自己已掌握了八股文章的"秘妙"，岂知正式参加乡试却一败涂地，铩羽而归。作为日趋败落的科举世家子弟，他本想通过科举考试，谋求一官半职，以重振家业、光大门楣。这一企望一旦落空，理想成为泡影，他的情绪顿然跌落下来。何况在科举社会中。世俗偏见又认定凡是考取科名的人就有学问，反之则无学问。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一时感到难以在故乡全椒的社会中露面。因而在参加乡试失败后不久，他又前往南京小住。为了排遣极端苦闷的心情，传主在南京与新旧知交经常游宴聚会，纵游山水，饱览景色，一时还不感到太多的孤寂。但是到了这一年（雍正八年、1730 年）除夕，朋友们都回家去守岁了，客居异乡的吴敬梓这才感到难耐的孤独和苦人的寂寞。幸亏有一位姓鲍的朋友与他感情比较深挚，邀他到家中痛饮一番。夜深人静之后，传主仍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子，独自返回自己的寓所。此际窗外迎接新春的爆竹声声不断，而他却子然一身面对着孤灯一盏，身世飘零之感分外强烈。在新旧交替的除夕之夜，吴敬梓不禁回顾了三十年来的生活道路，往事历历在目，从科考一再失败和社会不断责难的深刻教训中，他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一气呵成地写下《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词作八首。其一云：今年除夕，风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不婚不宦，嗜欲人生应减半。鲍子知余，满酌屠苏醉拥炉。

　　"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正是对自己三十年历尽坎坷的生活经历的高度概括，特别是近年来爱妻的病故、文战的不利，再加上暂时没有续娶也没有仕进机会的"不婚不宦"的境遇，使得他"嗜欲人生应减半"。他前半生的遭遇固然是不幸的，但是直到即将步入中年的三十岁前后，仍然把仕宦看做人生正当的"嗜欲"。这虽然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生活理想，但也表明在这一时期内传主的思想境界，依然未能超越出他的同时代的本阶级读书人的意识范围，也就是说还未能完全摆脱一般士子的庸俗的心理状态。

　　其二云：昔年游冶，淮水锺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

　　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落到"金尽床头"困境的传主，对过去"游冶"的生活不禁有了几分追悔。

　　他曾于乾隆元年（1736 年）时写有《苕苕曲》一诗，回忆五年前也就是雍正九年（1731 年）时与秦淮歌女苕苕欢聚的情景。苕苕原籍苏州一带，当时正住在秦淮河附近，所谓"吴儿生小字苕苕，家住西邻白板桥"。她不仅雪肤花貌、娇好稚嫩，而且还能兰室赌棋、象板徵歌，特别擅长柘枝舞，年青时被豪家强行纳为内宠。而当朱颜不驻、容光憔悴之后，又被人弃掷，从此孤苦伶仃。吴敬梓早年曾为她的能歌善舞而倾倒，如今又为她的老大被弃而伤感。当然，传主所结识的歌儿舞女不仅仅止于苕苕一人，"缠头十万等闲看"的生活，很快就使得他陷入"金尽床头"的困窘之境。进入中年后，他虽然也不免有些追悔，但仍然以"赢得才名曲部知"而感到欣欣自喜。

　　其三云：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

　　买山而隐，魂梦不随溪谷稳。又到江南，客况穷愁两不堪。

　　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使得传主从先人那里继承的遗产消蚀了大半，虽然"尽卖"一词未免有些夸张意味，但此时落到卖田卖宅的地步却也是分明的事实，这在前引的吴檠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沦落到如此境遇，自然要被士绅和族人认为是堕落的不肖子孙，也就自然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可学样，不许自己的子弟与之交往。吴敬梓既然受到这样的冷遇和指责，当然也对这些士绅和族人产生极大的怨恨和反感。中年时代产生的"买山而隐"的念头，只不过是想脱离这些世俗人士的白眼和讽刺的境地而已，并非此时已真的具有了隐居不出的思想。"魂梦不随溪谷稳"，也正表明了传主此时的确还不甘心于长期隐居在山谷之中、溪水之畔。因此，他还是选择了前往金陵小住的办法，暂时摆脱故乡社会的种种舆论。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客居异乡之感又油然而生。特别是在困穷之际，异乡漂泊更令他难堪。何况又适逢一岁之未，他只有挥起一支秃笔感慨万端地填写几首《减字木兰花》词作，借以倾吐由于前后失据而产生的孤寂愤感的心情。

　　其四云：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 狂来自笑，摸索曹刘谁信道。唱尽春阳，勾引今宵雪满门。

　　但是，与歌儿舞女厮混的生活终究不能长期继续下去，无论是就资产即将告罄而言，还是从他的生活志尚而言，已届而立之年的吴敬梓不得不直面人生，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子弟别无技艺，他只能依然沿着父、祖的道路从举业中谋寻出路。但是，自十八岁考取秀才以后，历经数次乡试，均未能考取具备做官资格的举人。穷年累月"株守残编"仍不能博得一第的痛苦教训，终于使满心满意以为能从科举考试谋得出身的吴敬梓，对这种考试和选拔人才的办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狂来自笑，摸索曹刘谁信道"，词中所运用的徐陵这一典故，正表现了传主这种怀疑。据云：徐陵多忘，每不识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难识，若曹、刘、沈、谢辈，暗中摸索亦合认得。"诚哉是言。

　　--见《东坡志林》卷二，《稗海》本。

　　一说此为许敬宗事，见《隋唐嘉话》中。

　　同时，传主对过去"唱尽春阳"的生活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悔恨，做了一些检讨回顾，他终于以为正是过去那种狂放的生活才造成"今宵雪满门"的局面。

　　其五云：哀哀吾父，九载乘箕天上去。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 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泷冈共一阡。

　　传主吴敬梓既对过去的应试经历有所怀疑，又对过去的放浪生活有所懊恨。然而，他的怀疑还只停留在对试官不识人才、有眼无珠的怨恨上，还远远不是对这一考试和选拔人才制度的本身有所否定。这在他的懊恨情绪中也十分明白地流露出来，"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学记》），这是封建社会的习俗。此时，吴敬梓也还未能摆脱这种世俗观念的约束，"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正表现了他因自己不能克绍箕裘、继承父业而悔恨不已。与此同时，传主还因为自己未能寻得一块"牛眠地"象欧阳修安葬父母于泷冈一样合葬双亲而深自谴责。据《晋书·周访传附周光传》：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这一故事的引用，也多少流露了吴敬梓从其先人如吴谦、吴国鼎、吴国龙等那里所受到的寻求"吉兆域"、"吉壤"以葬亲人的消极影响，"牛眠地"也就是"吉壤"。

　　其六云：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愁来觅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在这首词中，可知传主吴敬梓在除夕之夜，不但回顾了自己的科考失利，双亲亡故尚未合葬，而且还回忆了发妻在世时夫妇恩爱的情景以及病中对她的尽心照料，因而感到目下分外的孤寂。"取冷中庭伤往事"一句，则从对卧病在床的陶氏的尽心照料中，反衬出他们夫妇平昔恩爱之情。据《世说新语·惑溺》：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

　　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传主以荀粲对妻子的深挚感情自况，可见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同样极其深挚。正因为此，在陶氏病故以后，他虽然由于照料生活的需要，"买得厨娘"，但并不能真正为他主持中馈，更不能对他有所慰藉，词中"消尽衣边荀令香"一句，正是这种缺失感情的强烈反映。荀令是指东汉时曾为尚书令的荀或，传说他的衣带有香气，所到之处，其香经日不散（见《太平御览》七○三《襄阳记》）。吴敬梓在"买得厨娘"后，却"消尽"了"衣边荀令香"，正表明这位"厨娘"实在不能令他满意，或者说这正是传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情的表露。正因为此，吴敬梓开始萌发了"欲觅良缘"的念头了。这正说明第一首词中的"不婚不宦"只是说已届而立之年尚未续娶、尚未仕宦而已，并不是说自己决心不再结婚、不再为宦。

　　其七云：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郎君乞相，新例入赀须少壮。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

　　双亲丧亡后之所以至今未能合葬、爱妻病故之后之所以至今未能寻求一满意的女子续弦，这一切在吴敬梓此时看来，还是由于自己科名不得意，如果能青云直上，岂怕没有赀财安葬先人，岂会寻求不到一个可意的新夫人？他自负文才、自高门第，然而却功名"康了"，也就是落第。据说宋人柳冕为秀才时多忌讳，每次应举，特别忌讳"落"字，甚至改"落"的同音"安乐"为"安康"。及至榜发，仆人看榜后回报说："秀才康了也。"（《说郛》卷三二《逊斋闲览》）只是如同他的表兄金榘"年年打"（《生日自叹》）一样，"惟闻声"。据李肇《国史补》下："（举子）不捷而醉炮，谓之打。"传主清楚地知道，即使遵照"新例人赀"谋求异路功名，也宜在"少壮"之年，更何况目令"乞相"，囊中已空，眼看青云之路真是难于攀登、无法可想了。吴敬梓怎能不为此发出深沉的慨叹？

　　其八云：奴逃仆散，孤影尚存渴睡汉。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

　　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风雪喧豗，何日笙歌画肪开。

　　在回顾了三十年来种种不幸事故和坎坷遭遇之后，吴敬梓又不能不面对现实：如今奴仆四散，只剩下自己一身形影孤单，尚不知明年明日又如浮萍一样漂流到何方？于是，告别故乡、寄寓南京的念头从此开始萌发。但与此同时，传主在"风雪喧豗"如同冰天雪地的严酷现实面前，依然存在着有朝一日功名成就、重振家业，再恢复过去"笙歌画肪"生活的强烈愿望。

　　总之，传主在这八首《减字木兰花》词作中，对他三十年来的生活做了一番检讨和总结。对"不婚不宦"的境遇感到极大的厌倦，对"昔年游冶"的生活也有所追悔，对未能克绍箕裘的蹉跎流露了深沉的缺憾，对主试官员的不识真才表示了莫大的怨恨，对未来的生活既流露了没有把握的犹疑但又充满着重开画舫的期望。已届而立之年的吴敬梓，在这人生的重大转折时期还处在反复徘徊的关口。

　　虽然传主此时已萌发了在南京买屋而居念头，但毕竟一时还不能付诸实施。他还不得不回到全椒故乡来。"壮士逢人面带羞"，确是他这一时期精神状态的反映：家产变卖、奴仆逃散、科考失利、妻死尚未续弦、亲亡而未安葬，这种种不幸聚集于一身，他怎能在故乡社会上被人们看重呢？心性高傲的吴敬梓又怎能禁受起这样的冷遇呢？在移家南京以后所作的《移家赋》中，他回忆这段生活情景时，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贺拔惎之交疏，刘鸺鹠之门杜。"贺拔惎事见《唐摭言》卷八"友放"：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炳，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惎为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惎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惎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惎。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恳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

　　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惎矣。

　　刘鸺鹠事则见《异苑》：有人姓刘，在朱方，不得共语。若与人言，人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谓无此理。偶值有人屯塞耳。刘闻之，欣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曰：世人雷同，何足。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鸺鹠。脱遇诸途，皆闭车走马，掩目奔避。

　　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

　　--据《太平广记》卷八十所引从吴敬梓所引出的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他这一时期在故乡受到空前的冷遇，即使故交相遇于途也都装做看不见。而当他主动去拜访亲友，甚至遭到"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移家赋》）的极其无礼的对待。他实在不能经受"叩门而拙言辞"的难堪场面，干脆学殷浩"闭户而学书空"（《移家赋》）了。殷浩事见《世说新语·黜免》：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杨州吏民寻义逐之。

　　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这种几乎被完全摒弃于全椒社会的孤寂生活，使得他感受到极大的苦恼和屈辱，情绪十分消沉和恶劣。雍正九年（1731 年）农历六月十九日，作《贺新凉》词祝贺长于自己五岁的"青然兄生日"，词中就抒发了自己极其凄凉的心情，反映了自己极其困窘的处境，词云：??捉鼻低头知不免，且把棋抨共赌。莫问他故人何处。小弟今年惟悻甚，但衔杯不放银蟾去。池草尽，昔时句。

　　不过，从"捉鼻低头知不免"一句中，可以了解到传主此时虽然处境艰难、心情恶劣，但依然存在着出仕的幻想。据《晋书·谢安传》，谢安有"鼻疾"，其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安始有仕进志，时年已四十余矣。"后被"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使取帻。温见，留之曰：'令司马著帽进。'其见重如此。"传主运用谢安"捉鼻低头"的故事，正表明他此际的想法：今后免不了仍然要走仕进之途，目前困窘的处境只是暂时的。

　　正当传主吴敬梓为当地士绅和吴氏族人所冷落之际，在他的心情极为孤寂的岁月中，却有一位原籍苏州辗转迁徙到全椒定居的儒医叶草窗在注视着他、关心着他。草窗老翁有"茅檐四五椽"，住屋前后有一小块园子，园中种满药苗，四周莳满各种花卉。书房的案头上堆满了医书。老翁除了行医之外，绝不参与世俗社会的名利之争，所谓"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他所钻研的学问则是周易、老子、庄子，所谓"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可见草窗老翁生性澹泊，不慕荣利。他极其赞赏吴敬梓的才情，钦佩吴敬梓的为人，因而毅然将自己锺爱的女儿嫁给他为续弦。草窗老翁这种不同寻常的作为，在全椒社会中自然也引起各种反响：因不理解而叹惜的，因赞同而称美的，各种表现都有。传主吴敬梓自然怀着极其感激的心情缔结了这一桩婚事，写下"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的诗句（《挽外舅叶草窗翁》）。这桩婚事，使得生活在孤苦冷寂境遇中的吴敬梓得到莫大的温暖和慰藉。而在他与岳父草窗翁的交往中，思想上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岳丈的没润，他后来经常产生退隐的念头和晚年"治经"的努力，与这段时期和草窗老人的接触也不无关系。

　　尽管传主受到草窗老翁一些影响，但他希冀仕进的愿望在此时期内仍然相当强烈，只是因文战不利而暂时有所抑制；他的狂放不羁的性格在此时也更未有任何收敛，甚至有所发展，只是因家产日削而与从前的表现有所不同而已。在这种心理状态和生活境遇中，他对士绅和族人给予他的冷遇就表现得分外敏感，特别不能忍受，一时激怒起来则表现为"灌夫骂坐之气"，一时消沉起来又表现为"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他时或象使酒骂坐、为丞相田蚡所劾，以致遭到族诛的西汉灌仲孺那样慷慨激昂，时或义象产生"若物之外"的庄子那样远离人世。前一种表现是他一贯狂放不羁的必然发展，后一种念头在这段时期产生，显然又与草窗老翁的影响有关。但无论哪一种表现，都反映了他与全椒士绅和吴氏族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彼此僵持、相互横眉的极为恶劣的地步。吴敬梓一度也曾想缓和这种紧张的状态，也做了努力以求改善，然而由于双方的心性、行为截然相反，始终未能有些微的和解。传主不禁发出"似以冰而致蝇，若以貍而致鼠"的无可奈何的感叹，认识到自己这种为改善关系而作的努力，如同用冰块来招引苍蝇、用猫来诱捕老鼠一样，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因此，三十岁时产生的寄寓南京的念头又油然而生，再次决心要"见几而作，逝将去汝"（《移家赋》），远离全椒那些道貌岸然的士绅和趋附诀媚的族人。传主终于在他三十二岁前后，下定决心要扬长而去，移家南京，而且开始为迁徙白下作了一些物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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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四 移家南京

　　雍正十一年（1733 年）传主三十三岁，到三十四岁这一两年内，吴敬梓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变动，这就是吴敬梓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全椒的祖产，举家迁徙到六朝故都金陵。在南京，传主结识了许多文士、诗人、画家、学者，乃至科学技术专家，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吸取了进步的思想，培植了对魏晋六朝文学的深厚感情。这对于传主此后的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正当传主吴敬梓准备迁徙之际，固然有不少人听之任之，甚至以这样一个"子弟戒"从此在全椒社会销声匿迹而感到庆幸。但也有一些并不理解他的心性却存心厚道的人，再三对他进行劝说，认为只要他能改掉那些"乖僻"的性格，适应全椒社会的风俗，家乡还是可以存身的，没有必要远离故土。可是每逢有人劝说时，吴敬梓总要想起早年读过的《说苑》"丛谈"卷中的这样一个故事：泉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他就反用其意，回答了那些并不理解他的好心人，说："要我改变自己的心性，去适应那些世俗小人，我作不到！"后来在移居南京之后写作《移家赋》时，吴敬梓回忆起这一情景，还在赋中追记了这一经历："枭将东徙，浑未解于更鸣。"吴敬梓既然决计离开故土迁居他乡，就需要为在他乡寄居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然而，他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富裕，再加上前不久又续娶了叶氏，手头更是拮据，迁徙的费用从何而来呢？他不得不变卖一些祖宅。过去由于维持声色生活而变卖田产时，他正处在愤激之中，倒也没有感到十分痛惜。现在由于处境进退失据、不得不离乡背井而出卖自己居住的祖宅时，却在感情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到底是先人所置，一时不易割舍。但出自对故乡社会的深恶痛绝，他终于毅然决然地出卖了家宅。在《移家赋》中他曾流露了这种复杂的感情："晏婴爽垲，先君所置；烧杵掘金，任其易主。"晏婴爽垲，是指晏子不离开湫隘近市的故居而迁往高爽之处，事见《左传·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个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履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烧杵掘金，言其祖宅地下可能埋有金银，这是借用何文的故事，见张华《列异传》：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据《太平广记》卷四百所引从传主在赋中所引用的这两个故事看来，他不考虑目前的住宅是先人所购置，也不论宅基之下是否埋有宝藏，决计变卖出去，以为迁徙之资。由此也可看出，吴敬梓对全椒世俗社会和吴氏势利小人的厌恶，又是何等深刻！他也知道南京固然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大城市，但自己终究是异乡寄寓之人，所谓"土云信美，客终畏人"，他乡并不易居，然而总因为"郁伊既久，薪纆成疾"（《移家赋》），决计离开全椒这个内地小城镇，奔赴更加厂阔的天地。

　　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吴敬梓将不多的财产搬上一只虽可以行驶江河但并不轩敞的航船，偕同妻子叶氏和尚在总角之年的长子吴娘以及一二家人，举家南迁。扯起风帆，不日之间就抵达了距离故乡不过百里之遥的南京，所谓"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移家赋》）。不过，在奔赴南京的旅途中，传主的思想感情却没有象载着他们全家的"艋艇"那样轻快地乘风破浪前进，而是有着徘徊犹疑、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他想到陆机在吴亡之后迁人洛阳，又想到卫玠于西晋亡后过江南行，都是由于国家变故，不得不然。而自己生在承平之世，长于阀阅世家，本无迁徙必要，但却不得不举家渡江而南，心中实在难以平静。这次由于客观态度的无形逼迫，使得他不得不携妇挈了离开故乡，尽管当时一腔愤激，故作旷达，然而内心却是感到辛酸的，即使在若干年后再行出门.回想起往年情事，还不禁悲从中来，极其沉痛而又无限伤感地写下了《小桥旅夜》五律一首：客路今宵始，茅檐梦不成。蟾光云外落，萤火水边明。早岁艰危集，穷途涕泪横。苍茫去乡国，无事不伤情。

　　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首先要找一所住处安顿家小。如前文所述，他的先人中有不少曾经到过南京，但却没有购置房产。早在明季崇祯年间，全国范围内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全椒周围也不平静，在所谓"流寇告警"的局势下，吴敬梓的族曾祖吴国鼎曾"奉母避地白下"（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这当然是寄寓性质，未必购置房舍。他的另一位族曾祖吴国缙在中进士以后，"应江宁郡学博之命"来到南京，最后以七十四岁高龄"卒于官"（康熙《全椒志·吴国缙传》）。这是仕宦性质，也没有构筑房舍。他的生父吴雯延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 年）也曾来南京读书，但却借寓在清凉山脚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又非自行购屋居住。传主的族兄吴棠也到过南京，但同样没有购置房舍，而是"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倒是传主有一位曾经任过广西修仁县知县的金舅氏，在南京西南红土山附近建有五柳园。这位金舅氏很可能是传主生父雯延的妻弟，敏轩特地称其为"金舅氏"，写有《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一诗；而另一首诗《哭舅氏》所述，当指嗣父霖起的妻弟。在宗法社会中为人子即为人后，吴敬梓既然出嗣给霖起为子，霖起内弟即当为其舅，诗文中不需特他说明；而生父雯延妻弟，就必须冠以"金"姓，以示区别。正因为金舅氏是传主的亲舅。所以甥舅两人感情极好。这位金舅氏，名泽茂。传主在雍正七年（1729 年）乡试落第后的一段时日内，曾经去广西探视金舅氏。金泽茂是雍正癸卯科（元年， 1723 年）举人（见张其浚《全椒县志》卷十二"选举表"），从雍正七年（1729 年）起在广西修仁县任知县，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卸职（见嘉庆十年《平乐府志》卷十"秩官"，修仁隶平乐府）。敏轩在得到金舅氏的劝慰之后，心情逐渐平复，就取道湖南，沿着沉澧水路回到故乡。沅水在湘西，上游为清水江，源出贵州云雾山，从黔阳以下方称沅江，东北流经辰溪、沅陵、常德等地，注入洞庭湖。澧水在湖南西北，源出桑植，东流经大庸、慈利、石门、临澧等县人洞庭湖。沉澧二水沿岸山青水秀，风光宜人，给传主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甚至到了去世前一年写作《金陵景物图诗》时，在"太平堤"一首中还回忆起二十余年前所领略的沅澧风光，并以之来比喻南京钟山附近的玄武湖景色，首联即云"澄澈蒋陵湖，神光似沅澧"。此次传主移家南京，未曾料到金舅氏故去不久，他的"亭台"就已"易主"了，传主极其伤感地写下《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红土山前柳色深，几年凄怆在江浔。养花天气春寒浅，易主亭台往事沉。瘴雨蛮烟悲宦况，鼄丝蜗篆尚庭阴。回思赌墅围棋日，寂寞羊昙泪满襟。

　　最后一联用谢安与羊昙舅甥情笃故事，比喻金舅氏对自己的爱抚，表达了自己对金舅氏谢世的悲悼。谢、羊故事见《晋书·谢安传》：时符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谢）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诏遣侍中慰劳，（安）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怅然谓所亲曰："??吾病殆不起乎？"??寻薨，时年六十六。??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敏轩面对业已易主的五柳园，想起当年受到舅氏慰藉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襟。尤其是在抛弃故土、移居他乡之际，亲人故去，回顾茫茫，无人援之以手，传主的悲凉当可想见。既然在南京的亲友没有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吴敬梓只好自寻住处了。

　　传主终于用变卖全椒祖产的赀财在南京购买了一座住屋，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吴敬梓写道"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在《移家赋》中他也写道"爱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这些诗赋，都说明南京的住房，是吴敬梓自行购置的。他所购置的房舍又在南京哪一处呢？在《买陂塘》词中他说"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这首词的小序中也说"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可见传主在南京的房舍为秦淮河岸的水亭。敏轩的水亭又在秦淮河的哪一段呢？他在《洞仙歌》词中说"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笛步青溪板桥西衅"；在《青溪》一诗小序中更有具体说明："过大中桥而北为青溪。??其流九曲，达于秦淮。??入壕而绝，所谓青溪一曲也。秦淮水亭相连??"。由此可见，吴敬梓在南京所购置的秦淮水亭在笛步、青溪一带。秦淮水亭所在处为六朝时陈朝尚书令江总宅第的遗址。传主《移家赋》中所说的"诛茅江令之宅"就是明证。而江令宅却正在秦淮、青溪两水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据陈诏线《钟南淮北区域志》："秦淮与青溪相接处，故曰淮青矣。西为江令宅。"当传主在迁入新居秦淮水亭之际，他在全椒的一些至交前来探望，吴敬梓也设宴招待，席上大家赋诗作词以为庆贺。传主自己也填了两首《买陂塘》词，在小序中说：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诸君子高宴，各赋看新涨二截见赠。余既依韵和之，复为诗余二阕以志感焉。

　　在词中，传主对自己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景，用西汉文人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病和东汉高士张仲蔚蓬蒿绕户的贫困来比喻，说："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穷居仲蔚，寂寞守蓬舍。"在三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遇后，面对着"人世间，只有繁华易委"的冷酷现实，传主再次萌发了"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的念头。特别是此后大半年时期内，全椒旧友逐渐返回故乡，而南京新知相识还不多，传主就感到分外的寂寥，经常发出"相逢湖海客，乡语尽难通"（《风雨渡扬子江》）、"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残春僧舍》）的叹息和感慨。但是，这种消沉的情绪不久就在吴敬梓身上逐渐淡薄了。他终于进入了南京的文人社会。

　　传主在移家南京之后，逐渐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其中有科学技术专家周榘，颜李学派传人程廷祚、刘著，诗人朱卉、李葂、徐紫芝、汤懋坤、姚莹、黄河，画家王宓草、王溯山等等。此时，他的族兄、诗人吴檠以及故乡的友人章裕宗也一度来到南京。吴敬梓和他们在一起观戏、听曲、吟诗、作文，纵游名胜、切磋学问，心情逐渐好转起来。

　　周榘是周荣光的儿子，他们父子二人同为传主的友人，而周榘则为吴敬梓及其长子吴娘的共同友人。荣光字怀臣，南京人，岁贡生，"雍正乙已（三年， 1725 年）保举知县"（《金陵通传》卷二十八），但未曾赴任就已经谢世。荣光之兄名邦光，字侣樵，著有《啸雪园集》；弟名龙光，字震夫，著有《研堂集》，兄弟三人齐名（《金陵通传》卷三十四）。吴敬梓移居南京之初就与他有交往。数年之后，当传主去安庆参加鸿博之试路过贵池时，曾经与他再度晤面，传主还写有《虞美人》词，回忆了"几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寻桃叶"的往事，同时也流露了以"孤负秦淮、箫鼓拥灯船"的生活乐趣为失计的情绪。吴敬梓初到南京不久，还和周荣光的儿子周榘一起听笙，并写有七律《笙》一首：数声鹅管绛唇乾，拨火金炉夜向阑。孺子独生伊洛想，仙娥曾共幔亭看。几时天上来青鸟，何处风前听紫鸾。最忆澄心堂里曲，小楼细雨十分寒。

　　澄心堂为南唐烈祖李异居住的堂名，其子李璟（中主）、孙李煜（后主）均曾居住在澄心堂中。李璟、李煜虽贵为封建帝王，但又是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摊破浣溪沙》），写梦中寻求远去的所欢，醒来只见细雨迷漾，流露出不胜怅惘的情绪；李煜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裳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浪淘沙》），抒写远离故国后，暮春季节又逢夜雨的情绪，都是极其伤感、催人泪下的词作。吴敬梓在移家南京的当年暮春，与友人周榘共听笙歌，对中主、后主词中流露的情绪，产生了联想和共鸣，也是极为自然的事。《笙》诗中所提及的幔亭，就是周榘。榘字于平（此据袁枚《小仑山房文集》卷二十六《幔亭周君墓志铭》和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三十四；顾云《盋山志》卷五作"子平"），号幔亭。他的家住在清凉山脚下乌龙潭附近，《盋山志》卷三有记载：幔亭（旧有额，题周幔亭先生读书处）在乌龙潭侧。邑人周氏榘所居也。

　　周榘不仅是位文人，著有《阙里小志》、《清凉山志》、《幔亭诗钞》。李斗说他极"工诗，善八分书，以'松影人窗无'句，受知于公（卢见曾），折节造庐，书德馨堂额赠之，招来扬州"（《扬州画舫录》卷十）；而且还懂得数天、历算之学，更擅长于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为称赞，说他所"造天球拳许，绘长江黄运图仅尺幅，而星经地纬，罗缕毕具"（《墓志铭》）。蒋士铨还写有《长江万里图周幔亭制》一诗，称赞这幅名画（见《忠雅堂集》卷十四）。袁枚说他还"能为传响之伎。常至其家，主人对坐，噤不发声。客有所需，但取笔管叩盎二三或十数响，则茶汤粉饵悉从内出。借盎代口，百无一差"。并将他当作"振奇人"，推荐给自己和吴敬梓共同的友人程晋芳。袁枚还对程晋芳说："大雅堂中，元儒骈列，安可无此人参错其间？"（见《小仓山房尺牍》卷一《荐周幔亭与鱼门》）周榘不仅是吴敬梓的友人，而且又与吴敬梓长子吴烺（荀叔）有交往。他曾写有《同啸村别峰碎琴再集迟荀叔钟悦不至》七律（见《所知集》卷八）一首：笑口难逢却又逢，及时谁忍负萍踪。风清月白真良夜，酒绿灯红奈个侬。凤尾齐开双椀集，蒲牢碎吼一楼钟。禅房那比巉岩上，二客何当竟不从。

　　可见周榘与传主的友人李葂（啸村）及传主的长子荀叔经常在一起集会。当周榘去游西湖之际，李葂正准备去游湖北，还写诗相送：我登黄鹤楚江边，君在西湖正放船。两地遗踪皆可觅，美人原不让神仙。

　　--《啸材近体诗选》卷下《送周幔亭之西湖时余将楚游》周榘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不但袁枚称他为"振奇人"，顾云还将他比作张衡、祖冲之一流的学者，并且认为从周榘的才能来看，"乃"知自古以来，所为奇异不经之物，未始无能者，不仅欧罗巴新法也"。其实周榘研究学问也未曾拒绝吸收外来的成果。陈作霖就说他的学问乃是"融会中西"而成。他本人、外孙女、乃至家人婢仆都熟悉"华严字母法"，懂得印度梵文。印度也有不少数学、天文学方面的学者，成就也相当高。随着隋唐以来中印文化的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相应地传入我国。《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波罗门算经》、《波罗门天文经》等专著。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十七年（718-729年）印度学者瞿昙悉达曾在我国任太史监，辑成《开元占经》一书。这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有不少数学内容。周榘几乎全家都懂得梵文，这对他们学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大有裨益。不仅他本人，连他的两个女儿斯庄、斯敬都"善天文、能制天球"。与周氏父子的交往，对传主视野的开拓无疑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

　　程廷祚是吴敬梓的友好"至契"（程晋芳《文术先生传》）。他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其曾祖虞卿从新安迁居金陵。祖父名萃乐，字任之，为明朝秀才，人清以后不再应试，而去经营盐业，家道因此丰裕，倡立崇文社，以文会友；又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廷祚的父亲京萼一生未曾出仕，自此，家道逐渐中落。但京萼事父母极孝，直到双亲病故以后，他才纵游江汉，往来于滁州、宣城、淮扬各地。生平著作有《野处堂文钞》等（《金陵通传》卷二十九《程京萼》）。程廷祚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长于传主十岁，但卒年却晚于吴敬梓十三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程廷祚初名默，字启生，号绵庄。自幼颖悟过人，不妄语言，十四岁时就能写出一千余言的《古松赋》，受到洪嘉植的赏识，劝他专攻经学，并对人说："是子必为儒宗。"从此，廷祚"遂肆力诸经，毅然以圣贤为归，不依傍门户，而能通汉宋之症"（《金陵通传》卷二十九《程延祚》）。程廷祚早年从外舅陶甄夫那里读到颜元的《四存编》和李塨的《大学辨业），极为信服。因此在康熙五十二年（1714 年）二十三岁时写信给在北方的李塨，说自己：少好辞赋，亦为制举文，其于学术之是非真伪，未有以辨也。弱冠后，从外舅陶甄夫所得见颜习斋先生《四存编》及先生《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问者。盖圣学之失传久矣，数百年来，学者不入于朱，则入于陆，互起而哗。自习斋先生出，举唐虞三代学教成规，以正流失，绍复之烈，未见有如之者也。

　　恕谷收到此信后，极为高兴，复信称赞廷祚的"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了传人，"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以上两信均见《恕谷后集》卷四）。自此以后，廷祚乃尊信颜、李之学，但也参酌黄梨洲、顾亭林的主张，广收博采而归于实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廷祚三十岁时，六十二岁高龄的李塨因图南迁来到金陵，师弟两人方始见面论学（见《恕谷年谱）卷五）。这一年二十岁的吴敬梓正经常往来于大江南北、安徽江苏之间，多次涉足白下。李塨既然是传主曾祖吴国对的门生，因此很有可能会见吴敬梓。至少，李塨在金陵的讲学活动，传主定当会从程廷作处有所闻及。可以想见，吴敬梓后来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程廷祚确为一位重要的中介人。颜李学说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反对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程廷祚在《上李穆堂论书院书》（《青溪文集）卷九）中曾专门论述八股科举的弊病，以致姚鼐在廷祚死后所写的《程绵庄文集序》中指责他说，"盖其始厌恶科举之学，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当于道"，还责难程廷祚"好议论程朱"，乃至"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惜抱轩后集》卷一）；并且诅咒程廷祚与李塨、戴震等人因"诋毁"、"讪笑"程朱，而至"身灭嗣绝"（《再复简斋书》，见《惜抱轩文集》卷六）。从姚鼐对他的肆意攻击中，不难看出程廷祚批判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猛烈；也可推知吴敬梓在与他的交往中，自必要受到他的影响。此外，程廷祚对于《诗经》美刺诗的见解，也曾对传主产生了一些影响。程廷祚著有《青溪诗说》，吴敬梓也著有《诗说》，可惜这两部著作今日都未能见到。但程廷祚对《诗经》的评论文字，在《青溪文集》卷一中仍有一些保存，从其中也可以觇知他的某些见解。廷祚认为，美和刺都符合诗教，对贤明君主，当可作诗美之，对昏乱之主，更可以诗刺之，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他更主张刺之的目的仍在于救之，说"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因此"诗人自不讳刺"（《诗论》六）。传主后来创作的《儒林外史》，采取了"刺"的艺术手段，也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当然程廷祚是一位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者，除诗文集以外，著述甚丰，有《大易择言》、《易通》、《彖爻求是说》、《尚书通议》、《晚书订疑》、《青溪诗说》、《周礼说》、《噘说》、《春秋识小录》、《论语说》等等。他虽曾两次被荐举，但均不获选，而以布衣终老。程廷祚为人"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程晋芳《绵庄先生墓志铭》，《勉行堂文集》卷六），日常起居"端静迂缓，宽博其衣，传先王语，为蕴藉焉"（《皖志列传稿》卷三），终其一生过着比较平稳安定的著述生涯。而吴敬梓却是一位极富才情的文人，更由于生活变化的急遽，从一个世家子弟降落为厕身市井的平民作家，他的思想要较廷祚为急进、开明得多。无论是在对待妇女问题上，还是对于古礼评价问题上，程廷祚显然要比传主为保守、迂腐。不过，程廷祚在某些问题上的识见，至今还少有人论及，这自不可任其湮而不彰。例如自明季以来，西洋传教士纷纷进入我国，为了顺利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也带来一些西洋物质文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当时国内的一些士大夫纷纷侈谈作为"教会的恭顺的婢女"的科学技术，而忽略或未能认清传教士的侵略本质。程廷祚则不然，对传教士的活动极为忧心，写有五古一首《欧罗巴即西洋也。自古不通中华，明万历末其国人利玛窦等始来，以天文算法售于时。因召集徒众欲行其所奉天主教，识者忧之》。在这首长诗中，他认为这些传教士虽然"其人号多智，算法殊精特，外兹具淫巧，亦足惊寡识"，但廷祚却怀疑他们传授技术的企图，说"此岂为人用，来意良叵测"，指出他们的目的实在是"包藏实祸心，累累见蚕食"（《金陵诗征》卷十八）。这样的识见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传主吴敬梓从十八岁前后往来于大江南北，就与他交游密切，当然获益匪浅。

　　刘著，既是一位科学技术专家，又是颜李学说的信徒。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就与他有了接触和交往，著字允恭，号学稼，湖北江夏人。其"性颖悟，负奇气，不屑为举子业"，早先从塨学习，后来他又认为"学以经世，天下事必求端于大时"，因而"闻宣城梅文鼎以历算专家"，乃"鬻产走千里，受业其门"（《刘湘煃传》，《湖北通志》卷一五二）。帅弟二人相互切磋，研讨学问，梅文鼎著《历学疑问》，允恭就为他作有《历学疑问订补》三卷；刘允恭著《五星法象编》五卷，文鼎"叹为古所未有"，为他摘要成《五星纪要》一书（《畴人传》卷四十）。康熙时，无锡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二十卷，刘著得见其书，校读"十余年，爱其精博而微疵其纵横，著《读史方舆纪要订》"（《郎潜纪闻》三笔卷五）三十卷。雍正六年（1728 年）十一月，刘著携带着顾氏著作来游南京，在程廷作家坐馆。顾G闻知其事，乃潜入其寓中窃去顾祖禹所著书，并且诬陷刘著"交匪类，藏禁书"。总制范时绎乃于雍正七年（1729 年）十二月十日发兵包围程廷祚宅第，"取其书以去"。刘著也因此被下狱论罪，直到乾降元年（1736 年）才"得释，更名湘煃"。因之，刘允恭"客江南九载，而为G困，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戳"（程廷祚《纪方舆纪要始末》，《青溪文集续编》卷三）。吴敬梓移家南京时（雍正十一年），刘允恭正在狱中。因此，传主对刘氏冤案的经过详情必当十分了解。其实，刘著此次来南京并非首次游江南，吴敬梓知其人也并非全由于程廷祚。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吴敬梓二十岁时，刘著就在南京附近的宁国跟从梅文鼎学习。这一年十二月初，李塨到了宁国以后，"刘允恭持门生帖来视。允恭旧日门生，此时从梅定九学数也。"梅文鼎此时已八十八岁高龄，行动极不方便，转请刘允恭前往邀约时年六十二岁的李塨前来舍中晤面谈学（《恕谷年谱》卷五）。这一时期吴敬梓常来南京，对这两位学者的晤谈及其中介人刘著必当有所知闻。有此因缘，此后传主的长子吴烺从刘著学习历算之学，也就并非偶然。刘著《答全椒吴荀叔历算十问》（见《章氏遗书》卷十六所载《学稼堂存稿目录》）一文就是为吴烺而作。刘允恭无论作为"至契"程廷祚的西席，还是作为长子吴烺的业师，传主吴敬梓与他定当有十分密切的交往，并了解他的生平大节和学术造诣。

　　传主吴敬梓毕竟不是科学家，而是诗人、文士，他所交结的友人仍然以诗人、文士为多。这一时期结识的文人，声名最著者有客居南京的朱卉、李葂、徐紫芝，以及南京本地诗人姚莹、黄河等。

　　朱卉，初名灏，字草衣，又字夌江，自号织??山人。安徽芜湖人。四岁父亲病死，母亲改嫁，自幼依傍舅氏。不久，舅父也死去，朱卉遂去吉祥寺依僧人为生。成年后，曾为塾师。原聘之妻，因家境贫寒无力迎娶，他迫不得已亲书文约退婚。孑身一人，纵游各地，所到之处，几半天下。中年以后来南京侨居（光绪八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顾云《盋山志》卷四）。在南京，朱卉被名士史痴翁招赘为婿，生有一女。家境依然一贫如洗，某年中秋节，朱卉曾邀请他的女婿踏月，步行至家中，随即令其女与之成婚。由此一事，也可见他的困窘程度。当时诗人陈嘉谟还以此事写有《草衣朱山人赘婿即事》一诗，夹注中说："今草衣以中秋亦邀婿踏月，即至家，令其女与合卺"（《金陵诗征》卷十八）。朱卉极能诗，尤工近体，他的七律《由灵谷寺经孝陵》十分有名：青山无复翠华踪，古寺荒凉路几重。秋草人锄空苑地，夕阳僧打破楼钟。苍苔漠漠丰碑蚀，黄叶萧萧享殿封。宫监白头今卖酒，年来犹护几株松。

　　朱卉也因此诗而被人称为"朱破楼"。身后葬于南京清凉山，袁枚题其墓曰："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随园诗话》卷九）。传主移家南京后不久，就与朱草衣夫妇相遇。他们住处相去不远，吴敬梓经常见到草衣夫妇二人相敬相爱，在《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词作中说"羡双仙，一种游戏情怀"。当朱卉"行年五十"之际，吴敬梓又写有词作《金缕曲·七月初五朱草衣五十初度》，一方面对朱卉"南越北燕游倦矣"仆仆风尘的生涯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劝慰草衣"且休忧尘世无相识"，最后又祝福他"长寿考，比金石"。一年深秋，吴敬梓旧病复发，回首自己多年的坎坷际遇，曾感慨万千地写下《秋病》四首，其一云：女兰香细掩窗纱，白袷单衣病里加。一缕药烟当水槛，寒蝉声断夕阳斜。

　　朱卉见到此诗以后，随即和作一首：月影初临树影加，茶烟将断篆烟斜。闲凭曲录阑干立，一架秋风扁豆花。

　　有一年寒冬腊月，吴敬梓深夜不眠，窗外霜月满地，邻家歌舞宴彻，在"独吟"之中"忽念朱居士"，也必定在寓中"耽吟夜撚髭"，于是又写下《寒夜坐月示草衣》二首，希望能坐对一搏酒，"斟酌月明时"。在这些唱酬中，显示了两人极为深笃的友情。

　　李葂，字让泉，一字啸村，号皖江铁笛生，安徽怀宁人。据有关记载，啸村生性颖异，"总角应童子试，辄冠一军"（道光五年《怀宁县志·文苑》、《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乾隆丙寅（十一年， 1746 年）观补亭阁学主持上江科试，点名至啸村，笑着对他说："久闻秀才诗名，此番考不必作四书文，作诗二 首可也。"并出题为《卖花吟》。啸村应命作诗，有"自是卖落行人手，瓦缶金尊插任君"、"自笑不如双粉蝶，相随犹得人朱门"之句，观补亭阁学赏识不已，乃"拔置一等"（《随园诗话》卷十）。但从此以后，际遇却极不佳，"落拓无所遇"。金兆燕在《喜李啸村至，即同汪琴山访晤??》诗中有"昔年壮岁且却聘"，并自注云"举鸿博不应"（《棕亭诗钞》卷二），这是说李葂曾被荐举应乾隆博学鸿词科而不赴试。但《怀宁县志》的记载却是这样的："雍正乙卯（十三年， 1735 年）试博学鸿词，两淮都转卢氏见曾以葂名荐，为学使者放归。"今复查《词科掌录》，在"举目"中所被荐举者二百余人中并无李葂；《公东征士录》"举主总目"中也无卢见曾。可见李葂被荐举应鸿博之试一节，似无其事。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召试，李葂却曾参加，但也许未取得任何功名，只是被"赐宫缎从内造针黹等物"（《怀宁县志》）。啸村工近体诗，卢见曾为他刊刻《啸村近体诗》三卷。还善作画，尤擅山水，兼精翎毛花卉，曾到扬州为卢见曾画虹桥揽胜图，名噪一时（《墨林今话》、《清画家诗史》、《扬州画舫录》），是"扬州八怪"之一（据《扬州画苑录》）。当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春雨如丝"的一天，李葂即"冲泥"去"板桥"访问。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论文，"水色萦窗，衣香满座，共倚河亭短烛烧"。吴敬梓对他极为倾致，比之为"佯狂李白，思原无敌"，而自拟"工愁吴质，益用增劳"。但两人相聚不久，"黯然欲别魂消"，啸村离开南京，传主不胜惆怅地写道"君思我，在秦淮十里，杨柳千条"，还希望以后再会，"何日论文倒浊醒"（《沁园春·送别李啸村》）。别后不久，吴敬梓十分怀念与自己身世相似的李葂，又写了四首七绝寄给他，一 方面推许他的才能如同李泌、李白，"邺侯风骨谪仙狂，白 下空台咏凤凰"；一方面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飘零身世同秋雁，寂寞郊坰狎野宾"；最后又予以深切的劝慰，"共君相约年年醉，世上升沉安足论"（《寄李啸村四首》）。李啸村也常至地处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闲步，并留下《青溪即事）一绝：粉墙红扫落花痕，一带楼台树影昏。雨细风斜帘未卷，纵无人在也消魂。

　　--见《金陵诗征》卷四十四"纵无人在"的"人"，很有可能包括他的至交密友吴敬梓在内，他既然曾经"假盖冲泥"去访问移家来宁不久的吴敏轩，那么，如今当他于"雨细风斜"之日再来青溪，却未见到故人而楼台依旧，怎不令他"消魂"不已！

　　徐紫芝，字凤木，一字玉巢，安徽建德人。宣统《建德县志·人物志》"文苑传"中有他的小传，他原姓童，拔贡。平生孝事节母，潜心古学，安贫乐道。据袁枚记载，紫芝极工近体诗，武进庄念农出任建德县令，闻知紫芝诗名，前往拜访并写诗相赠，"凤木得诗喜，刻之集中"。庄念农死后十余年，诗多散失。其子宸选搜寻其父诗作而不可得，袁枚乃从紫芝集中抄出交付宸选。对于这样一件事，袁枚不禁感叹道："鸣呼！使无凤木代为之存，则人琴俱亡矣；岂非爱才之报乎？"（《随国诗话》卷三）后因屡试不第，乃纵游各地，"南浮湘汉"、"北走燕云"。年华老大以后曾来南京作客，所谓"玉巢诗老客江东"（汪恺《题家东湖叔来刻诗》，见《金陵诗征》卷二十六）。正因为此，他与南京的一些诗人文士有了往还。当时布衣诗人陈毅辑录《所知集》，还选其诗二首，其一题为《清和朔日溪上》，诗云：昨日东风何处归，溪边春尽落花稀。白鸥情更闲于我，点破青烟不乱飞。

　　他的诗集名《玉巢诗草》，北京图书馆有收藏。卷首有吴骧、郑相如和传主的三篇序。郑序中说"凤木人举场三十年矣，宏博之科今亦一与矣"，但并未能博得一第。不过，他"虽屡蹶于遇"，却能"不以得失介意"。吴敬梓和郑相如先后为《玉巢诗草》作序，可见郑相如也可能与吴敬梓有过交往。特别是传主的至友周荣光、周榘父子也同是郑相如的友人，据《金陵诗征》卷二十二周榘《感怀》诗之八：论定先人今盖棺，一追幽德一心酸。乞铭已累荥阳笔，佳传还劳旧史官。

　　诗中周榘自注："泾县郑相如明经为先父撰墓志铭，宁波全谢山太史为立传。"由此可知，吴敬梓、徐凤木、郑相如，和周荣光周榘父子，尽管辈份有不同，年岁也有差异，但却同为诗友，常在一起活动。吴敬梓为《玉巢诗草》作序，其时为雍正甲寅（十二年，1734 年）"重阳前三日"，即传主移家南京一年半以后，从序中知道当时凤木从四方倦游归来，"秋风襆被，匿影僧楼"，寄居在南京的寺院中。吴敬梓曾在秋雨之夜，邀请他来秦淮水亭相互"推敲"凤木的"新篇"，直至深夜，还在"且同剪烛，仍命开樽"，友情之笃，于此可见。

　　传主在为徐紫芝《玉巢诗草》写序的同一天，还应友人朱卉之请，为巢湖汤懋坤（字石臞）所作的《石臞诗集》作序。在序中称道汤石臞"家本通华，才称绮丽"，自幼聪颖过人，"七龄揖客，辨座上之杨梅；五岁摊书，易赋中之枯树。"最后相信汤懋坤的诗作必当传之后世，所谓"悬之国门，自合不腔而走；肤之箧衍，仍疑破壁以飞"。至于如何评价石臞所写的诗作，姑且不论，而这篇在"雍正甲寅秋季重九前三日"，传主"书于秦淮寓斋"的四六文，和他在同一天所写的《玉巢诗草序》一文一样，都充分显示了传主吴敏轩写作骈文的纯熟技巧。同时，在序言中也流露了传主对汤石臞的倾致之情。

　　朱卉、李葂、徐紫芝都是原籍安徽而因各种原因流寓南京的诗人，与传主吴敬梓的生平有近似之处，他们意气相投，自然容易缔交。此时，吴敬梓还与南京本地诗人逐步建立了友谊。在他移家南京不久，就与黄河、姚莹等诗人有所往还、唱酬。传主的"秦淮水亭"与黄河的住处相去不远，所谓"衡字相望"，因而两人时相过从，乃至"晨夕唱酬"。黄河称吴敬梓的诗作"如出水芙渠，娟秀欲滴"，说敏轩的词作"婉而多风"，都是"可传"之作。

　　他曾经准备出货刊刻传主的诗词，使之"以垂不朽"，后因方嶟先他"成此盛举"而告罢。但他依然为《文木山房集》写了序言。黄河字崙发，吴敬梓将他比做快上黄权（《月夜怀姚文洁、黄崙发》）。黄权字公衡，三国时四川阆中人。大将军司马宣王与诸葛亮书中说"黄公衡，快士也"（《三国志·蜀志》卷十三）。吴敬梓的诗句"掀髯唯笑傲，捧腹更从衡"（《赠黄崙发二十韵》）正勾画了"快士"黄河的形象。传主常与他"行觞一座倾"（《赠黄崙发二十韵》），而在座中还有诗人朱卉，《所知集》卷五中辑有朱破楼的《饮黄崙发斋中》五律一首：衔杯堪永夕，挥麈亦生春；老态难胜醉，清谈不厌频。一窗灯照雪，三径月迎人；揖别天街静，梅花几处新。

　　从吴敬梓《赠黄崙发二十韵》中"渴骥临摹妙，捕蛇诗句清"来看，黄河不仅能诗（有《自怡集》），还能画，尤工画马。吴敬梓与他交谊很深，一度离开南京出游时，航行在月明春江之上，还曾想起他们的友情，写诗抒怀。与黄河并提的还有姚莹。《金陵通传》卷三十二中有他的小传：姚莹字文洁，号玉亭，亦辽宁人。性孝友，执亲丧，哀毁骨立，遗产尽以让兄。工诗善画，志耽山水，隐于医。著有《环溪草堂集》。

　　乾隆十三年袁枚修《江宁新志》卷十七（南京图书馆藏抄本）也有他的小传：姚莹字文洁，雅志山水，不乐仕进， 工诗书，日以歌咏自娱，性孝友，执亲丧，哀毁骨立，遗产悉让兄。著有《环溪革堂集》。

　　由此可知姚莹不仅是位文士，还是一位儒医。他的居处在南京城东周处读书台附近，《金陵诗征》卷十七《芮屿小传》说芮屿"居孝侯台下，与姚玉亭居相近"。他的"环溪草堂"就筑在周处台附近的青溪之畔，与传主在江总宅舍遗址上所置的秦淮水亭相去不远，芮屿的长子芮宾王（字鲁川）曾写有《环溪草堂歌》，诗云：草堂结隐青溪侧，一水萦回漾寒碧。波天晴对孝侯台，柳色阴连江令宅。架上烺烺富文史，先生日据乌皮几，胸中久贮五车书，笔底常倾三峡水。白门风雅至今存，独赖骚坛执牛耳。北窗高枕数十秋，五岳名山总卧游，衷怀淡比云间月，富贵看同水上沤。

　　--《金陵诗征》卷十七这是袁枚《新志》小传中所说的"雅志山水"、"日以歌咏自娱"的形象描绘。当时南京一些名人如武进士顾国泰以及与吴敬梓友情深挚的画家王溯山等人，常在环溪草堂作客，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草堂中"池水流涓涓，林木争相荣"的水木风光，书房中"虚堂绝尘迹，图书有余清"的宁静气氛，相聚终日"入夜犹眷恋，山月当窗明"的情投意合（顾国泰《同王溯山过姚玉亭环溪草堂》，《金陵诗征》卷十三），在在都使客人难以忘怀。而这些客人中也必然有住在附近的吴敬梓。对这位诗人而兼儒医的姚莹，传主吴敬梓即使在离开南京出游他乡时，也经常怀念起他来，还拟之以诗人姚合，说"姚合擅诗篇"（《月夜怀姚文洁黄崙发》）。姚合是唐代有名宰相姚崇的曾孙，以诗名于时，今存《姚少监集》十卷。传主既然将他比作姚合，可见姚莹极工诗。在《天台红藤杖歌为姚文洁作》一诗中，敏轩写道：??应羡山灵有夙缘，自惭尘坌无欢趣。百岁闲情非易求，得意当思五岳游。??正表现出姚莹"雅志山水"的性格。

　　除了诗人、文士以外，吴敬梓还结交了一些著名的画家，加王宓草、王溯山等人。

　　王蓍原籍浙江秀水，后侨居南京莫愁湖畔。蓍原名尸，字伏草，又字宓草，号湖村。据袁枚《江宁新志》卷二十二小传，他生平"不事举子业，诗学香山，善隶书、工画"。《金陵通传》卷二十四小传记载：陈鹏年知江宁府，与张武闻频过访，咨以政事。安南贡使丁默斋闻其名，造门索诗而去。

　　王蓍著有《瞰浙楼集》。作为著名的画家，王蓄所作山水深得黄公望笔意，并善花卉、翎毛，兼工书法、篆刻。他的兄弟王??也是画家，两人齐名。??字安节，著有《山飞泉立草堂集》，山水学龚贤，亦善人物、花卉、翎毛。当时有人以元方、季方称其兄弟二人。元方、季方事见《世说新语·德行》：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日：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可见王蓍、王??兄弟二人才德齐名。王宓草不但年长于吴敬梓许多，而且较年岁大于吴敬梓的朱卉也年长。《金陵诗征》卷四十三中收有朱卉《呈王宓草先生》一诗：岿然身似鲁灵光，日日长吟醉一筋；八十年尤夸矍铄，五千言最核精详。诸侯问政来花径（昔年陈长沙总宪、张武闻鹺使频过访先生以政事相咨），重译求诗到草堂（安南贡使丁默斋造访求诗而去）；白发天留知有意，摩挱铜狄??云霜。

　　吴敬梓移家南京后不久，就结识了朱卉等诗人，由此可以推断在传主三十四、五岁时，就与这位前辈画家有了往还，并且常去这位画家隐居的三山之下、莫愁湖畔的瞰浙楼过访。"窗前野竹秀，户外汀花明"的清幽景致，给吴敬梓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王蓍"高隐五十载，画苑推蓍英"的高尚人品和艺术成就，更令传主钦迟不已。

　　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不久，还与另一位画家王溯山结交，友谊也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益深厚。他们曾一齐同登青溪之侧的周处台，吴敬梓为此还抒发了"工愁吴季重，深情王怕舆。抗志慕贤达，悠悠千载余"（《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感慨，表示了自己的志向。他一方面以吴质（季重）自喻，一方面又以王廞（伯舆）推许王溯山，这是因为吴质与乡里极不和睦，与传主自身的遭遇颇有类似之处，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始（吴）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之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日："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由此可见，在对故乡的厌恶方面，吴敬梓与吴质极其类似。王伯舆事见《世说新话·任诞》：王长史登茅山大恸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伯舆生平作为颇与常人异，甚至"以女为贞烈将军"以聚众响应王恭起兵进讨王国宝（见《宋书·王华传》）。这种狂放不羁的性格，自然为吴敬梓所钦敬。由传主自况吴质并以王伯舆喻王溯山，可以看出传主与这位画家的友谊极为密切，感情十分深挚。而在他们同登周处读书台时，必然相互倾诉了学习奋力除三害、折节苦读书的古人志向。王溯山原为公则人家，但却懒人名场，隐居南京城外山中作画。传主又曾将他比作唐代著名诗人和画家王维，在诗中说"平生我爱王摩诘"，将王溯山所作的《左茅右蒋图》比之于王维的《辋川图》，"谁其峙者茅与蒋"（《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而王溯山的"东庄幽居"也正建在蒋山（即钟山）与茅山之间，《金陵诗征》卷十三中有顾国泰《王溯山东庄幽居落成》一诗，对王溯山的性格、情操有所刻画，诗云：东南地势何茫茫，蒋山蜿蜒横青苍；陵峦气象多变幻，朝暾夕照生辉煌。茅山古来你地肺，三峰出没烟云际；餐霞饵术隐仙人，其中草木皆灵异。我有友人王溯山，诛茅筑室两山间；不为时流费揖让，独与樵牧相往还。溯山本是公卿子，懒入名场拾青紫；兴至行吟邱壑间，夜归烧烛观经史。眉宇萧疏绝点尘，胸襟廖廓无渣滓。

　　陶情世外乐天真，飘然麋鹿相为邻。偶尝采药崇岩下，时复垂纶溪水滨；愧予鞅掌徒碌碌，谢簪欲往青溪曲。之子栖迟清曲幽，愿将襆被从君游；更携斗酒并雷梦，醉来一弄空山秋。

　　吴敬梓与他的友谊后来发展到"十日不相见"，就要"相思契转深"（《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了。王溯山不仅在经济上对传主有所帮助，而且在感情上也对吴敏轩有所慰藉。

　　在这一阶段，传主吴敬梓除了结识一批新交之外，同时还与全椒的亲友故交保持着联系，仍然相互往还不断，如族兄吴檠、表兄金榘和旧友章晴川等人。

　　吴檠字青然，是传主的族兄。他长于敬梓五岁，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原为吴国龙之孙吴雷焕的次子，出嗣给没有子女的叔父吴雱澍为子。在故乡时，传主的族兄很多，惟有与吴檠相友善，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吴檠以谢康乐自况，而以谢惠连比喻敏轩。在传主吴敬梓三十初度时，吴檠写诗祝贺他时就是如此称谓的："阿连今日开酒甔。"据《宋书·谢灵运传》：与族弟惠连，??以文章赏会，??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谓方明日："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他们用谢氏康乐、惠连族兄弟自喻，不仅是表明他们的亲属关系，同时还流露了以大小谢自诩的感情。吴敬梓迫不得已离开故乡移居南京之后，他们的情谊并未中断。当传主寓居秦淮水亭以后不久，吴檠也离开了全椒，来到南京秦淮河畔小住。在这一时期中的一个重阳佳节，吴敬梓曾经邀约吴檠一同登高，但吴檠却因故未能前来，敏轩十分怅惘，为此写有《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其二云：绿橙手孽味清嘉，黄菊枝头渐著花；独坐河亭人不到，一帘秋水读《南华》。

　　其三云：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故国莱萸从插遍，登高作赋已全虚。

　　从之三一诗中，可以知道吴檠此际已在秦淮河岸赁屋寓居；从之二一诗中，可以知道吴敬梓此时对《庄子》已发生浓厚兴趣。这可能与他在离乡前夕、续娶之后这一段时期内，受到岳丈叶草窗的影响有关。草窗"平生业"正是"《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故交中的章晴川，原就与传主关系极为迩密，吴檠在《为敏轩二十初度作》中也说"章三金大亦好友"。他们在全椒时就终日在一起悲歌扣剑，饮酒纵谈。吴敬梓移家南京于秦淮水亭安顿之初，一些亲旧故交曾集会祝贺，晴川也是与会者之一。当时在畅饮之余，他们曾步行在秦淮河岸，吟诵宋代词人贺铸的作品。但这次相聚为时不久，章晴川就返回全椒，直到半年之后吴敬梓才收到章三的书信，感到极大的慰藉，传主为此写诗两首《寄怀章裕宗》，诗云：柳烟花雨记春初，梦断江南半载余；直到东篱黄菊放，故人才寄数行书。

　　香散荃芜梦觉迟，灯花影缀玉虫移；分明携手秦淮岸，共唱方回断肠词。

　　这两首诗表露了传主与章三"好友"极为深切真挚的友情。

　　金榘，即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所说的"金大"，字其旋，号絜斋。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较传主吴敬梓年长十七岁，但却在吴敬梓死后八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方才去世。上文已交代他是吴敬梓的表兄，二人后来又成为僚婿即俗所谓的连襟。传主的长子吴烺又曾受业于金榘；金榘的儿子金兆燕又与吴烺结成儿女姻亲，即金兆燕之子台骏娶了吴烺之女为妻。吴敬梓与金榘、金兆燕父子不仅有着这样、那样的亲谊，而且他们的性格相投，气质相近，早年在全椒就经常在一起痛饮论文、下棋消闲，乃至相互倾诉胸中的块垒，发泄心中的积愤。当吴敬梓三十初度时，吴檠作诗祝贺，长于敬梓十七岁的金榘和长于敬梓十三岁的金榘之弟金两铭都分别写诗相和。这几首诗作对传主三十年来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都有极为真切的描绘，对吴敬梓的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有着十分深挚的劝慰。有一年冬季，金榘曾邀 约张兰溪、吴檠和传主一同集会，但只有吴檠、吴敬梓两人如约前来，张兰溪临时有事未曾与会，第二天写来一诗，金榘即依韵和作一首，诗云：每谓人昆谁我闻？金兰相契惟三君。泥他小住晷方短，待子不来宵已分，颇诧岁时疾于电，曾愁踪迹飘如云。论文且莫厌频过，樽酒相期还乐群。

　　--《冬日邀兰溪、半园、敏轩小集，而兰溪以事不至；次日诗来，依韵酬之》由此可见金榘、金两铭与吴檠、吴敬梓的友情非同寻常。在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金大可能远在异乡，忙于衣食，没有象章三那样前来秦淮相会，因而吴敬梓对他的怀念特别深切。当四月初一金大五十初度时，传主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词作《千秋岁》寄去以表示祝贺，词云：熟梅时候，帘外薰风透。粱燕乳，庭花瘦。堆盘烹白小，洗盏呼红友。千古事，文章尽为先生寿。

　　伯玉知非后，翁子穷经久。人渐老，愁依旧。弹琴看鬓影，泼墨盈怀袖。须念我，一春寂寞青溪口。

　　对金榘场屋蹭蹬、老大无成的命运，表示了深挚的同情和慰藉，同时也流露了自己客居秦淮后的寂寞和思旧的心情。

　　传主这几年的"论文乐友朋"（《春兴八首》之三）的生活，使得他在南京文人社会中逐渐崭露头角，从而也被南京文人、学者所接纳。正由于此，他的"失计辞乡土"（《春兴八首》之三）的情绪才得以渐渐平复下来，但并未全然消失。

　　尽管吴敬梓在离开故乡前夕，充满着对全椒社会的极度厌恶，以尽早与这一社会决绝为快事。但是，及至一旦远离开家乡，告别了亲故旧友，寄寓在人地并不十分熟悉的南京，故乡之思也就油然而生，并曾一再烦扰过他。在这几年中不断陷入去乡、思乡的矛盾心情中，甚至使得他一度极为苦闷。虽然此时他已得到南京士流的接纳，但这种隐藏在心底深处的思乡之情仍然不时泛起。早在他刚刚渡江南来之际，这种情绪就有强烈的表露：几日秣陵住，扁舟东复东。浓云千树合，骤雨一江空。往事随流水，吾生类转蓬。相逢湖海客，乡语尽难通。

　　--《风雨渡扬子江》移家秣陵（南京）方"几日"，传主就追怀"往事"，而感到与南京所遇到的"湖海客""难通""乡语"。可见一旦离开故土，强烈的思乡之情就突然爆发出来。直到"移居星岁易"即一 年之后，他这种"失计辞乡土"的感情仍不时有所流露。尽管六朝故都的名胜古迹，龙盘虎踞的青山绿水，使得他流连徘徊，眷恋不已，但"春光自明媚，客思转萧条"，并不能中止他的"残灯高枕夜，梦里故山遥"（《春兴八首》）的怀乡之情，特别是在移家秦淮起初的一两年内，他还没有被南京的文入社会所全然接纳前，也还没有遇到可能识拔他的人时，这种以移居为失计的懊恨情绪就更其强烈，在《满江红》一词的下阕中就有直言不隐的表露：??岂合在他乡住？岂合被虚名误？盼故山棒莽，先人邱墓。

　　已负耦耕邻父约，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

　　的确，在没有遇见杨得意一类的人物之前，他的思乡之情就在多方面表现出来；同时，对于功名，由长久失望而逐渐萌发的与之绝决的愿望也已初步有所流露。在这种心境下，传主不禁回忆起几年前在全椒山中故居的生活情景来，想象往昔夕阳之下霜枫雪红之际，看着群群归犊；在严寒的深夜之中，与邻人亲友从容闲话。钟山、秦淮的绮丽风光再也不如家乡紫翠丹青的山光水色对他有吸引力了。他怀着无限怅惘的情绪，填了一首《琐窗寒》词作：薛荔墙边，藤萝石上，自然潇C ，长松百尺，绝似虬龙高挂。

　　叹三年，柴扉未开，蛛丝网遍茅檐罅。只晚驱黄犊，霜枫红映，夕阳西下。寒夜从容话，枉眷恋秦淮，水亭月榭。撇却家山，紫翠丹青如画。想泼醅春酒正浓，绿杨村店鸡豚社。儿多时，北叟南邻，定盼余归也。

　　词中描写的景色、生活，当是他在全椒郊区梅花山下程家市的西墅故居。由此也可推知，尽管吴敬梓对南京的寄寓生活仍然感到生疏，尽管对故乡亲人不禁发生了思恋之情，然而他对全椒城内士绅社会的厌恶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消失。他怀念故乡的只是古道淳朴的乡邻和山居平静的生活。

　　除了思念故乡之外，在这一段时日内，传主对自己半生来一事无成、未能酬报先人，也时时泛起愧悔之情，在雍正十二年（1734 年）除夕，他又填了一首词《乳燕飞》：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捧巵酒，泪痕滓。 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榖贻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深恩矣。也略解、此时耻。

　　尽管吴敬梓写作此词时移家南京已经一年有余，尽管传主在南京文人社会中已获得一些名声，然而由于过去愤激不羁、卖尽房产田园，如今又未能克绍箕裘、继承父祖事业，在"他乡留滞"，又逢一年将尽的除夕之夜，自不免怀念起自己的家乡来，同时有愧先人养育之恩的情绪也就勃然而发。

　　当然，这种思乡之情、愧疚之感，并未成为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感情的主流。这是因为他在南京结交了一些新知，感受了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风气的薰染，并且通过自己的诗文创作获得了一定的文名，从而也得到了相应的慰藉。此外，钟山淮水的名胜古迹，也曾丰富了他的闲暇生活的内容。在移家南京的当年春季，他曾填有《买陂塘》的词作二首，其一下阕即云：??江南好，未免闲情霑惹，风光又近春社。茶铛药碓残书卷，移趁半江潮下。无广厦，听快拂、花梢燕子营巢话。香销烛灺。看丁字帘边，团团寒玉，又向板桥挂。

　　其二下阕也有"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的词句，可见得他对南京平静的客寓生活基本上是感到满意的。在移家一年以后写的《春兴八首》之二中更明白他说：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笛步连花港，兰舟系柳湾。窥檐宾雀去，绕树暮鸦还。长昼茶铛沸，耽吟亦解颜。

　　正表明白门（南京）的山山水水，的确使得吴敬梓留连不已，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他"尝客金陵，为山水所痼"，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南京，他曾涉足冶山、红土山、清凉山一带。从他留下的吟咏这些名胜的诗作来看，吴敬梓往来于诸山之间，并非仅仅限于领略"白门山"色，而且还抒发了悼念逝者、回忆往昔的感情。冶山园亭，为传主十年前的知交道士周某的居停之所，而今已屋在人亡，吴敬梓先后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诸诗。前诗中"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后诗中"月明笙鹤缑山顶，归向蓬莱第几班"等诗句，流露了他对逝去的友人的极其深挚的思念之情。清凉山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传主的生父曾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在此道院中攻读。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常来南京城西一带走动，显然有着追踪先人行迹的意念，而不是单纯地游览山水，《过丛霄道院》中"疏窗碧暗哭遗文"、"极目满山飞乱云"的诗句，就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露。据《新唐书·狄仁杰传》："（仁杰被）荐授并州法曹参军，亲在河阳。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吴敬梓诗中的"飞乱云"，正是运用此典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

　　在南京，传主还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如永庆寺。寺为梁朝天监年间（502年-519 年）所建，据《盋山志》卷二云，该寺"在蛾眉岭，永庆公主第也，后舍为寺"，"寺有浮图一（亦公主造），亚于长干之塔，然亦迥立云表，遥相拱揖云"。敏轩在游览之余，写有《永庆寺》诗作：桃花红映上方时，蜡履登临有所思。昔日主家罗绮盛，只今佛地绣繙垂。拓提夜雨寒茶灶，店舍春烟扬酒旗。尽日小楼贪习静，浮屠倒影壁间移。

　　后来吴敬梓的长子吴娘来游南京，也写有《永庆寺》一首：曲径人稀半绿苔，寺门斜日对山开。绮罗散后余金地，钟磬声中上石台。茶饭不喧栖鸟静，塔灯留照老僧回。纸钱如雪棠梨道，飒飒灵风吹作灰。

　　--见陈古渔《所知集》卷七永庆寺左数十步，有谢安与王羲之登临的谢公墩。寺西北稍远处则为虎踞关，丛霄道院就在附近清凉山脚下，无怪传主及其长子吴烺一再来此一带走动，并有诗词吟咏。此外，周处台也是传主常游之处。台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内东侧娄湖头，又叫子隐台，一称周孝侯读书台。周处字子隐，阳羡人。自幼"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他也"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先后除南山虎、长桥蛟，自己"乃人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陆云劝他说："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涂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周处乃从此"励志好学"（《晋书·周处传》）。吴敬梓曾与友人同游周处台，并有诗《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记其事：高台多春风，旭日用彼岨。揽袂试登临，怀古遥踟蹰。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罨画溪，折节此读书。古今同一辙，与君皆侨居。工愁吴季重，深情王伯舆。抗志慕贤达，悠悠千载余。

　　在此诗中，吴敬梓借凭吊除三害的周子隐，对自己与孝侯类似的"不修细行"的往昔生活表示了一些追悔之情，并且想到自己如今也和周处一样"侨居"在秦淮河畔、青溪之侧，又流露了追慕前贤、学习贤达折节读书的意愿。的确，传主吴敬梓读书作文的念头自移家南京以来就逐步强烈起来。这与他年华逐渐老大，功名一再失望有关。二十九岁那年参加滁州科考，匍匐乞收遭到训斥；三十而立之年还是一名秀才，为此而感到"郎君乞相，新例人赀须少壮。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三十三岁移家南京之后，更是感到功名无望，"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寄李啸村四首》）.就流露了这种情绪；三十四岁前后写的《满江红》词中也有同样表示，"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同时在《秋病》四首中，一方面叹息"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另一方面也以自己创作的诗赋自慰，"《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确如此，在追逐功名失望之后，传主更沉潜于诗词歌赋的创作活动中。早年"便堕缔语障"（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从来"心情爱吟弄"（全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吴敬梓，到了全椒存身不得、远走他乡之际，更是以诗词来抒发他的功名不遇、仕途坎坷的牢骚，表达他对世风浇薄、人情势利的愤慨。四十岁前写作的"有韵之文"（方嶟《文木山房集序》），有不少篇章就作于三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方嶟说他的"诗赋，力追汉唐"；黄河则称赞他的诗作"如出水芙蕖，媚秀欲滴"，说他的词作"婉而多风"；沈宗淳更赞赏他的骈体文，说他"夙擅文雄，尤工骈体"（均见《文木山房集》序）。现在可以见到的他的骈文有两篇，都是传主三十四岁这一年所写，一篇是为友人徐紫芝《玉巢诗草》写的序，另一篇则是为另一友人汤懋坤《石臞诗集》写的序。这两篇序言，都不见于《文木山房集》，特迻录如下：《玉巢诗草序》吾友玉巢大兄，技擅雕龙，梦能吞凤。才情绮丽。人称系出容居；门第通华，学则家传新咏。弱龄染翰，搜残玉轴牙签；壮岁操觚，谱就金荃兰畹。杜陵性癖，惟佳句之是耽；奉礼苦吟，纵呕心而奚恤。柳文畅雅音未就，继以击琴；王之涣赌酒方浓，因而画壁。

　　南浮湘汉，探些只之余音；北走燕云，问悲歌之遗习。虫鱼花鸟，收来斑管居多；风月江山，贮入锦囊不少。羁思旅鬓，何妨重补四愁；孤影穷途，直欲高吟五噫。二百年竟无此作，直其然乎？六一公叹能穷人，此之谓也。兹者秋风襆被，匿影僧楼；夜雨芳樽，迟君水阁。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浣满手之蔷蔽，友非吴质。新篇如许，何从重以推敲；近体尤工，宜先付之剞劂。因已唅宫嚼征，清于雏凤之音；更见棘句钩章，大有灵蛇之握。参军开府，他年与尔细论；白俗元轻，今日姑应压倒。且同剪烛，仍命开樽。雍正甲寅重阳前三日，全椒同学教弟吴敬梓书于秦淮水亭。

　　《石臞诗集序》纤河皎洁，应无不死之丹；缑岭迢遥，讵有返魂之草。由来慧业，定属天生，遂使斯人，永焉辞世。盖镂心呕血，既经抉摘以无余，而吁眼拗肠，自弃喧嚣而欲去，如草衣朱山人所传汤子石臞其人也。家本通华，才称绮丽，七龄揖客，辨座上之杨梅，五岁摊书，易赋中之《枯树》。兄为灵运，感新句于西堂；弟是少游，寄闲情于下泽。正好邺侯珊架，探来玳瑁千函；常使奉礼锦囊，贮就葡萄一箧。熏炉茗椀，微吟于花明日丽之时；棐几湘帘，晏坐于月白风清之候。赤文绿字，应虎气之难埋；玉轴牙签，有龙宾之常守。胡为邓禹封侯之岁，已弃人间；乃以祢衡被荐之年，遽归泉路。霓旌绛节，遨游于十洲三岛之间；赤鲤青螭，出没于八石九丹之侧。正使修文座上，得遇颜回；亦令奎宿宫中，相逢苏轼。金茎瑶草，共毛颖以敷荣；玉液琼浆，染隃麋而沾酒。应叹此间之乐，转嗟浩劫之劳。独有故人，难忘往事。倘叩镮于华屋，定尔销魂；如听笛于邻家，居然流涕。理残编而太息，可泣鬼神；开散帙而校雠，长留天地。竟以寿之剞劂，直可被之管弦。绣列锦铺，护持应多神物；膏残馥剩，沾丐犹及后人。悬以国门，自合不胫而走；胠之箧衍，仍疑破壁以飞。雍正甲寅季秋重九前三日，全椒吴敬梓书于秦淮寓斋。

　　这两篇序言，都是绝佳的骈体文，对仗工稳，用典巧实，句调齐整，音节铿锵，如"羁愁旅鬓，何妨重补四愁；孤影穷途，直欲高吟五嗜"；又如"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再如"兄为灵运，感新句于西堂；弟是少游，寄闲情于下泽"等等，真可谓属对精切，运古如新。大约也是在三十四岁时，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已经一年，在他领略了白下的"花明"、"日丽"、"风清"、"雪霁"的春夏秋冬四景之后，创作了一篇长达三千余言的极为卓特的《移家赋》，历叙家世生平、移家原由、寄寓南京之后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传主对此后生活的意愿。这是了解吴敬梓家世、生平、思想感情的一篇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这一篇赋文是在传主生活发生激变、思想有所转进的关键时期所作，更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移家赋》既有汉代大赋铺采摛文的特点，又吸收了六朝骈赋对仗工稳的长处，的确是篇可臻上品的佳制。首有五百七十二字的序言，叙述了在"承平之世"何以要变卖"先君所置"的祖宅移家南京的缘故；接着又诉说了移家金陵之后"故交零落"、"叹老嗟卑"、"聊自适于琴书"的寂寞心情；最后又描写了自己"笙簧六艺，渔猎百家"的攻读生涯；并表明自己虽无任何技艺但却能为文，因而"追为此赋"以抒发自己的"悲切怨愤"。

　　赋的正文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共分五个部分，从"我之宗周贵裔"到"擅海内之文章"为第一部分，历叙远祖、高祖，曾祖、父辈的事迹，记叙了从"隶淮南为编氓，勤西畴以耕耨"到"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发家史。第二部分从"吾父于是仰而思"到"仙翁则惟遗笙鹤"止，表彰父亲的孝道德行，克尽教职，以及叙述丢官归里、辞世的经过。第三部分以"于是君子之泽"到"遇斯人而怏怏"，说明父死之后，家道中落，族中出现败坏世德祖风、攀结暴发新贵之人，谴责他们贻羞先人的行为。从"梓少有六甲之诵"到"困穷途而瑟缩"为第四部分，这一部分着重叙述自己早年的遭遇，在家族中备受歧视，在社会上遭到冷遇，因而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慨离乡背井。最后一部分从"金陵佳丽"到"听则悲生不已"是描写移家金陵后的生活情景，传主对"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的六朝故都极为赞赏，并进而表示了"爱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的决心。从赋中我们知道传主在南京出而与文人学士相互往返，吟诗作文，讨论学问，所谓"青钱学土，白衣尚书，私拟七子，相推六儒"；退而与叶氏享受偕隐之乐，所谓"况复回文织锦，故人织素，鬓影春风，缟衣茹藘，垂露华于石井，弹绿绮而佳趣。"同时，早年纵游秦淮时结识的歌儿舞女，如今传主也继续与他们交往，所谓"别有何戡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这表明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除了与南京的知识分子有所交往，还与乐工伶人保持了一定友谊。这样，他早年与"左史妠"厮混在一起而培养起来的"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戏曲艺术才能，于移家南京之后又有了进一步施展的机会。因而，在最后一部分，他对自己的创作才能自许为"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

　　的确，《移家赋》不但从内容来看，是我们了解到吴敬梓的家世生平、思想感情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资料；即使从艺术表现来看，也让我们了解到吴敬梓高度的文学素养。如前所述，青少年时代的吴敬梓，除了尊奉父师之训攻读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之外，还偷偷地阅读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在《移家赋》中也曾引用了许多笔记小说，如《神异经》、《说苑》、《唐摭言》、《朝野佥载》、《列异传》等等。到了而立之年，已经在友朋中享有"文章大好"（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声誉，特别是"迩年诗律倍绮密，僻书奇字来稽参"（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形成了自己的文章风格。这在他为徐紫芝《玉巢诗草》和汤懋坤《石臞诗集》写的序中可以窥知；而《移家赋》中更有许多为一般作者很少使用的"僻书奇字"。这种文风大约与这一时期吴敬梓愤世嫉俗、放达不羁的性格有关。他这种不苟同世俗的性格，不仅在他擅长的辞赋中以运用"僻书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于喜爱和创作一般正统文人不屑写作的文艺形式--小说、戏曲表现出来。程晋芳在《哭吴敏轩》诗的夹注中就说"君好为稗说"。吴敬梓虽然没有戏曲作品传世，但却为友人的传奇写过序，而他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大约在移家南京之后不久，就开始执笔写作了。这从《春兴八首》之五中可以觇知，诗云：兴来凭水槛，岂是好楼居。嗜酒嵇中散，窥园董舒。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

　　这就表明，尽管传主身罹消渴病，但仍象嵇康那样嗜酒；尽管经常"窥园"，与友人纵游白门山水，但并不妨碍自己象董仲舒那样勤于著作，时有作品脱稿。这些作品，绝不限于《文木山房集》中的《闲情四首》，也不限于类似陶渊明《闲情赋》那样的《移家赋》，还在于更重要的作品，也就是他的传世之作《儒林外史》已于这一时期酝酿成熟，并已开始执笔写作了。

　　传主吴敬梓愤世嫉俗、放达不羁的性格，不仅通过他的创作表现出来，而且在他的行事处世中也有表现。"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据"，正是这种性格的极为可贵的表露。在故乡全椒，吴氏家族本身就是"侯门"，谈不上有什么寄食王门的事发生，可是到了移家南京之初，虽然还不至于囊空如洗，但他所继承的祖产已所剩无几，应该说经济状况还是比较拮据的。而在这样的境遇中，却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向豪门贵族低眉折腰，这正是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的缘故。传主吴敬梓这种可贵性格的形成，当然主要是由于生活磨炼所致。在他经历了从"家世盛华缨"到"落魄中南迁"（《春帆集·怀人诗》，见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的由盛而衰的过程以后，他并没有被这种庸俗势利的风气所浸染，相反，却被这种风气所激怒，专门与被豪门贵族所瞧不起的伶人乐工相交往，从而使得他熟悉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实况，也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这种羞于曳裾侯门的性格，还和他继承先人的道德修养有关。如前所述，他的高祖吴沛，曾经拒绝宛陵太守关骥的延致，认为大丈夫应该"自树勋业"，不能依傍他人曳裾侯门。这一行为自然给予极为祟仰先人的传主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而在自己的处世行事中仿效。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怀着对全椒社会和吴氏族人的无比愤慨心情移家南京之初，结识了不少进步的思想家、科学家、文人、画家乃至乐工伶人，开扩了眼界；游赏了白门的钟山淮水，领略了六代豪华的遗迹，逐渐平复了一度发生的思乡之情。在南京最初几年的生活，传主仍然未能在仕途上寻到出路，因而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除了创作传统形式的诗、词、歌、赋作品之外，还要以正统文人所瞧不起的"稗说"形式来创作反映自己周围人物活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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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五 鸿博之试

　　《移家赋》写成之后，传主吴敬梓已从三十四岁进入三十五岁了，时为雍正十三年（1735 年），直到乾隆三年（1738 年）传主三十八岁时的数年之内，出自怀念故乡之情，吴敬梓曾返回故乡探望过；为了排遣著述生涯中的孤寂，他曾去苏北一带访友游览。但在这几年内，传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则是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试，他参加了地方级的考试，但最终未去京师参加廷试。由此而带来了思想情绪上的复杂的波动和变化。经过现实的教训，友人的慰藉，以及在大江南北的邀游中不断排遣和淘洗，吴敬梓终于能从功名富贵狭小的圈子挣脱出来，虽然此后还有反复，然而他的追逐功名的思想逐渐淡化，情绪也渐趋平复。无论八股科举考试也好，博学鸿词科试也好，传主对它们的真面目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自从雍正十一年（1733 年）移家南京以来，"几年卜筑板桥住，秦淮水色钟山树"（《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的生活，虽然已逐渐医治好故乡社会加给他的早年的心灵创伤。然而，重土难迁的习俗观念也非朝夕可以消除，虽然传主在愤激之时表露了对故乡极端厌恶乃至仇视的情绪，但全椒毕竟是哺育他成长的故土，自会不时泛起一般常人均难以避免的思乡之情。吴敬梓既然一度萌发过"失计辞乡土"、"梦里故山遥"（《春兴八首》）的情绪，特别是在这年除夕，他回想起埋葬在故乡的父母，回顾自己仍在"他乡留滞"而不能祭扫，感到无比的惭愧与悔恨，因而就产生了返回故乡祭扫先人墓丘的念头。大约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新春之际，三十五岁的吴敬梓终于取道滁州返回故乡全椒。在故乡逗留了不过一个月左右，他倒又觉得客居自下的生涯令人难忘，又匆匆返回已经住定下来的南京。在路过滁州时，他写下了《滁州旅思》一诗：晓望诸峰翠色新，雨余芳草碧如茵。春光已过湔裙节，胜地浑无蜡屐人。旅病那堪花入梦，暮寒不厌酒霑唇。遥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曲尘。

　　旧时习俗，在正月初一至月底这一段时间内，士女酹酒于水边洗衣以祓除不祥，这就是诗中所谓的湔裙（一作湔衫）。由此可以知道在正月刚过不久，传主就怀念起南京。在他的想象中，仲春二月的秦淮河畔，一片绿里透出微黄的柳色，摇曳在烟露之中的丝丝枝条，恍如向他召唤也似。一念及此，他又收拾行装，告别故乡，他已没有三十三岁迁家时那样既愤激又沉痛的情绪，因而在这首诗作中只透露了一种淡淡的愁思罢了。

　　回到南京以后，敏轩这种怅惘莫名的愁思并没有消逝在钟山秦淮的山光水色之中，一种进退失据、四无着落的苦闷再度纠缠着正当壮年的传主。思乡之情虽然因为这次返回故土之后逐渐淡薄下来，客居秦淮的诗酒唱酬生涯虽然令他感到一定的满足，然而步入中年的吴敬梓，怎能在这种百无聊赖的闲散生活中打发本应有所作为的岁月？但出路又在哪里？他一时也找不到。这种百无聊赖、苦闷无端的心情自春至夏又经秋至冬，始终支配着传主。到了九月九日正是登高的节气，吴敬梓事先就邀约族兄吴檠同往登高，这也可算是寂寞无聊生涯中的一种排遣岁月的盛事。这日清晨，传主独依河亭等待青然，闲中凭阑远眺，只见窗前一带绿水，帘外菊花渐次开放，不禁牵动万端愁思。直等到夕阳西下，游船已尽，渔灯数点，明灭闪烁，族兄却未前来，敏轩感到深深的失望，无可奈何地媛起酤来的新酿美酒，手捧一卷《南华经》，打发这愁人的深秋之夜。

　　这种寂寞的生活，对传主的身心都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早年罹致的糖尿病再次发作，在《秋病》四首中，不仅叙述了自己日渐加重的病情，而且还抒发了自己益发苦闷的心绪：素领应随秋气深，却缘消渴罢弹琴。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之二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

　　--之四从这几首诗中我们可知道传主之所以无端苦闷乃是由于功名不遂、出仕无望。他并以虞仲翔的遭遇比喻自己的坎坷。虞仲翔名翻，为太伯、仲雍之后，据《元和姓纂》卷二：虞，虞有天下号日虞，子商均因以为氏。又武王封虞仲于河东，亦为虞氏。会稽余姚人赵相虞卿。秦有虞香，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歆，歆生翻。

　　虞翻为三国时经学家，据《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他因开罪 孙权，被远戍。虞翻的生平际遇，与传主这一时期的经历十分相似，因而，吴敬梓在诗中不免要引以自喻。而从传主以虞仲翔自况中，也可窥知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情景和思想境界。

　　这一年即雍正十三年（1735 年）秋冬之际，吴敬梓的病情虽未全然痊愈，但已略有好转。于是，乃有真州、扬州之行。落日寒江，获花连岸，他于波涛中登上一叶小舟渡江而去。在轻舟中，传主写有绝句一首，描写了此行所见的景色，多少也透露了自己的心境，诗云：波光骀荡绿杨湾，渔市人家晒网还。日暮危樯依曲港，寒云遮断小帆山。

　　--《望真州》传主此行的目的，在于访问故友，《访杨东木敷五》一诗的最后两句"不是故人施榻待，扁舟风雨又菰芦"，正说明在苏北他受到敌人的热情接待。但是，尽管得到好友的慰藉，传主的心情依然十分低沉，在《不寐》一诗中就表现了他作客时的恶劣心境，诗云：客中眠未稳，漏鼓听愈真。月落鸟辞树，灯昏鼠近人。酒痕渰病肺，诗卷伴闲身。侧耳棋枰响，因思王积薪。

　　越是睡不稳，声声漏鼓越是听得清；辗转反侧之际，想到自己病肺的躯体、冷寂的生涯，能不令他生发凄苦之感？而在不眠之夜忽然听到棋声，不禁触发了对棋友的思念。王积薪是唐玄宗时有名的国手，他的棋艺之精，"绝无其伦"，事迹见薛用弱的《集异记》。从这首诗看来，传主吴敬梓也善于奕棋。金榘在为传主三十初度写的诗作中也有这样的句子："长安闻道久似奕，胡不敲枰纵手谈？一局便了桔中戏，且去鸦山寻李戡。"诗注云"敏轩善奕"，这是以善奕的李戡比喻传主。《宋诗纪事》卷十二，文彦博有赠李戡诗：昌元建邑几经春，百里封疆秀气新。鸭子池边登第客，老鸦山下著棋人。

　　并有注："《方舆胜览》，昌元县南有老鸦山.有李戡、李戣兄弟善棋。"从吴敬梓自己的诗作和金榘的诗作所记看来，传主确实多才多艺，对于棋道十分精通。这时他平素的枯寂生活也不失为一种排遣愁闷的手段。而在客病之中听到奕棋之声当然会思念起自己的棋友来。

　　扬州原是我国的古代名城之一，《左传·哀公九年》中就记有"吴城邗"。《水经注·淮水》篇也说："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自从鲍照作《芜城赋》以后，扬州又有"芜城"之称。李唐一代，扬州更成为我国最繁荣的城市，富庶甲天下。杜牧的诗作对此有所反映：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

　　--《扬州三首》至于他的名句"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二首》）、"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更使后来的文士诗人产生久不衰竭的遐想和吟咏。宋高宗逃到江南以后，扬州成为防御金人入侵的前方，几度遭到兵火的洗劫，词人姜白石所作的《扬州慢》，就曾融化了杜牧的诗句，寄寓了自己深沉的家国之恨，而姜白石此作也成为宋词中的名篇，为后人赞赏不已。自幼喜读绮词丽句的吴敬梓，对唐诗、宋词中所描写的扬州风光神往已久，早年随嗣父吴霖起从淮南全椒赴苏北赣榆县学教谕任时，就可能途经扬州。其后，传主一再出游江、淮，就足以说明他对淮扬极为向往。沈大成在为吴烺所编的传主诗集而写的序中就说，吴敬梓"自其乡移家白下，出游江淮间，留扬最久"（《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见《学福斋集》卷五）。这次传主来游扬州，正值秋冬之交，万物萧条，而所访友人又未能全部见到，心情十分不好。在扬州逗留期间，他原准备前往欧阳修所建的平山堂游览，也因风雪交加而未能如愿，在意想之中写成诗作二首：平山堂畔白云平，文藻偏能系客情。不似迷楼罗绮尽，只今惟有暮鸦声。

　　空怀迁客擅才华，不见雕阑共绛纱。却忆故山风雪里，摧残手植老梅花。

　　--《将往平山堂风雪不果二首》传主于诗中感叹一代帝王隋炀帝所构置的幽房曲室、千门万户的迷楼，终于随着隋朝的覆灭而尽毁；倒是欧阳修所建造的平山堂仍然吸引着后代无数文人。在思念古人事迹之余，吴敬梓又返顾现实：窗外北风呼啸而过，鹅毛大雪下得正紧。这种寒冬景象，使他不由想起故乡全椒自己亲手种植的梅花，能否经受住风雨摧残而依旧散发出扑鼻清香？这诗句是否托物寄兴、包涵着传主的身世之感呢？似乎也不能全然排除，多少也流露了传主在历尽人间坎坷之后，仍然要做然挺立于世间的心绪。

　　扬州虽好，但毕竟不能久居。传主除了思念全椒故乡手植的寒梅以外，更多地是在思念寓居在南京的爱妻和娇子。在他的想象中，他们正在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凭阑北眺，盼望自己早日归来。敏轩一旦思念及此，扬州不可再行逗留，即刻收束行装，冲风冒雪地渡江南返，回到他已定居的秦淮水亭中来。

　　冬去春来，传主吴敬梓已进入三十六岁了，这一年正是弘历即位的乾隆元年（1736 年）。新皇帝登基，给一些士人带来了进身良机。传主也曾被这一机会戏弄过一番，然而他毕竟没有在这一闹剧中谋得什么荣禄。但这一经历对传主也并非全无裨益，受过这一番波折，他对现实人生、功名富贵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于一个以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了。

　　这一闹剧就是博学鸿词科试。清朝统治者原准备举行三次博学鸿词科试，但最后一次因德宗死去而未能实现，实际上只开了康熙己未（十八年）和乾隆丙辰（元年）两科。与传主有关系的是乾隆丙辰科试。这次博学鸿词科试，其实动议于雍正朝，而实行却在乾隆朝。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胤禛在上谕中说："惟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黻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盛，备顾问之选。"但全国反响并不热烈，各地大臣认为事关重大，因此相顾迟回。当时仅有河东督臣荐举一人，直隶督臣荐举二人。胤禛十分震怒，在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谕中斥责说"降旨已及两年，而外省之荐者寥寥无几"，认为这是"督抚学臣等奉行不力之故"，进而严厉命令内外大臣认真从事，"再行遴选"。但却在这年八月，胤禛病死，博学鸿词科试终未能在他生前举行。弘历即位后，十一月间又下谕旨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督抚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作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之众，岂无足膺是举者？一则各怀慎重观望之心，一则衡鉴之明视乎在已之学问，或已实空疏难以物色流品，此所以迟回而不能决也。然际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朕廷试，傥直省中实无可举，亦即具本题复。

　　在新帝严旨斥责之下，朝内大臣及各地督抚不能不相应地有所作为，丙辰科鸿博之试从此就正式开场。

　　吴敬梓自从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三十三岁时移家南京，至此己有三年多了。在南京，他除了结识了不少文人学士之外，还逐渐和当地的行政官员和教育官员相处得融洽起来。如雍正时江宁府知府卢见曾、江宁府属江宁县知县吴湘、县学训导唐时琳，以及乾隆时江宁府属上元县学教谕吴培源等。特别是上海人岁贡生唐时琳，从雍正八年（1730 年）起出任江宁县学训导，到雍正十一年（1733 年）已有三年之久，在朝廷严令催督之下，将县学内的吴敬梓推荐给安徽督学郑江，再由郑江转荐到安徽巡抚赵国麟处，准备正式荐举传主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

　　郑江字璣尺，号筠谷，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进士，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任山东乡试主考。试后又于同年调仟安徽提督学院。恰在此时，唐时琳荐举传主应鸿博之试。吴敬梓原籍安徽滁州府属全椒县，正属郑江所管辖的学区。郑江一方面向安徽巡抚赵国麟转荐，另一方面又满怀热情地到处揄扬吴敬梓的才华，这是因为郑江自己也是-介文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当乐于引拔。郑江自己也工于诗作，他所写的《雪后游吴山》诗中"人来饥鸟散，日出冻云升"一联，被袁枚所激赏，认为"人人共有之意，共见之景，一经说出，便妙"（《随园诗话》卷十二）。吴敬梓也能诗，移家南京以后更负文名，这是他得到郑江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他们二人对于《诗经》都深有研究，后来吴敬梓著有《诗说》、郑江也撰有《诗经集诂》。这种共同创作和研治诗歌的努力和成就，使得郑江对传主十分推重，也自然给予分外的关注，大力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

　　吴敬梓在县学训导唐时琳的保举之下，得到安徽学政郑江的荐扬，安徽巡抚赵国麟又加以首肯，他也就参加了一般士子十分羡慕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其实，传主这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早年，他接受了父祖的训海、塾师的教导，颇以科第世家出身为足荣耀，也曾孜孜追求，企图在科举考试中谋一出仕机会，从而不负父师的教导和期望。然而，在十八岁考取秀才以后，连续几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在二十九岁那年的科考中甚至不惜向主试大人"匍匐乞收"，却遭到大声的训斥。这样的侮辱，使他感到极大的难堪。在三十岁那年除夕之夜，他回忆起自己的功名无望，未能继承父祖遗志，有负先人教诲，极为痛心。这种悔恨懊伤，五年多以来一直煎熬着他。但是，从他亲自参与的多次考试中，他也朦胧地感到这种考试的欺骗性，在"庚戌（1730）除夕客中"所作的《减字木兰花》词中就曾有所表露。但传主这种认识还只是情绪愤激时的产物，一旦有机会取得功名，仍然不能无动于心，依旧跃跃欲试。同时，由于多年来场屋蹭蹬，遭受到士绅的冷遇，族人的鄙夷，也使他企求一第，如果在令人歆羡的鸿博之试中获得成功，也可一扫心中肮脏，给轻视、蔑视他的人以有力回击，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传主没有拒绝这一荐举。他终于怀着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参加了博学鸿词科的地方一级考试。

　　当时上江督学郑江正驻南京。顺治二年（1645 年）设江南省，辖区相当于现江苏、安徽两省。康熙元年（1662 年）安徽始建省，省治在安庆，另置巡抚驻地安庆。康熙六年（1667 年）江南省更名江苏省，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驻地仍在江宁（今南京），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驻地在苏州。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686 年）安徽布政使司才移归安庆。所以传主吴敬梓是在南京参加上江督学郑江所主持的学院考试的。这次学院考试的诗题为《赋得敦俗劝农桑》，赋题为《继明照四方赋》。在这首试帖诗的首尾，传主吴敬梓也不得不写下一些颂圣文字，说什么"淑景尧封丽，仁恩禹甸长"、"豳诗堪人咏，朋酒祝无疆"。在赋中同样有一些"信太平之有象，正化日之舒长；惟照临于九字，以表达于万方"之类的歌颂"圣主之神明"的谀词。郑江督学南京后，就已闻知吴敬梓文名，所以此次考试当然顺利通过。

　　接着就要去安庆参加安徽抚院赵国麟主持的考试。在南京，传主受到友人的怂恿、学老师的推荐，虽然心存犹疑，还是比较爽快地去参加了学院考试。但是，如今要远离秦淮水亭到安徽抚院所在地安庆去应试，他的犹疑就不免增加了几分。

　　从南京去安庆，最捷便的途径是溯大江而上。吴敬梓也是从水路赴安庆的。在友好相送下，他心事重重地上了江船。岸上友人别去、船离码头，传主定下心来，回顾了最近几个月来的生涯，在轧轧橹声中写下《踏莎行》一词：鹿韭香浓，雀瓢香细。何人庭院春初雾。还家两月不曾过，又从江上招舟子。挑荠篱根，焙茶窗际。一般也有幽闲事。独怜涉险总无端，橹声轧轧波声里。

　　吴敬梓在去岁（雍正十三年）冬未从扬州返回南京以后，在秦淮水亭中不过只安稳地住了两个月，又再次登上江船远行，心中老大不愿。但既然已经参加了学院考试，也就不必回避抚院考试。不过，悠闲自在地安住在秦淮水亭中应付在本地举行的一场考试，对传主来说原无不可，一旦远赴安庆参加复试，前景又不能预卜，就未免有些不自在了。轧轧的橹声无异是提醒他正在涉水远行，他不禁有些懊悔了，窗前一杯香茗、篱下闲挑荠菜的平静生活，又使他产生了无比的留念。我们的传主就怀着这种患得患失的复杂情绪上路了。

　　从南京溯江而上，第一个重要码头是采石，采石原名牛渚矶，位于马鞍山市西南的翠螺山麓。半山处有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衣冠家，传说这位"谪仙"酒醉入江捉月，尸身逆流浮至此处。传主舟过此处，自然要想念起李白的平生际遇，写下《惜黄花》一词：江花红羕，浪花绿涨。过危矶，忆当年谪仙情况。燕子掠波回，鱼妾随潮长。但系著、几行横网。

　　骑鲸凄怆，钓鳌疏放。古之人，古之人、只今安往。带月卧孤篷，酾酒催三桨。也博得、十分酣畅。

　　在前往应鸿博之试的途中，吴敬梓却同情"古之人""谪仙"的凄怆际遇，羡慕"古之人"李白的疏狂，这种心情和他的行事是极不协调的，这正反映了传主既想追求功名、又想摆脱束缚的矛盾性格。

　　正是在这种心境支配下，吴敬梓乘坐的江船并未扯满风帆直向抚院所在地安庆不停地驶去，而是到处稽留，游山玩水。船过芜湖，他又登岸而去，时值春雨缠绵、春风料峭之际，夜深人静，独自一人，不觉又信步走到旧友朱卉故居附近。只见桥外数椽破屋，早已被藓苔侵蚀。传主蓦然想起，故人虽不在南京，但也不在故乡，而是寄食四方，飘泊各地，此行又如何见到故人？不禁黯然伤神，写下《燕山亭》一词，其下半阕云：??怊怅孤客凄清，听瑟瑟萧萧，夜窗声苦。梁市阮厨，独香销，知他故人何处？他日相逢，难说尽、别离情绪。思汝，同听者，半宵春雨。

　　传主的情绪是十分低沉的，这不仅是由于未能与故人谋面，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正处在进与退的矛盾中所致。

　　然而，传主在途中最为想念的还不是朱卉，而是懒人名场的王溯山，他怀着深切的思念写下《青玉案》一词：梨花寒食春将半。记分袂、溪桥畔。剔后顿教春又晚。长堤杨柳，芳洲芝若，绿遍江南岸。应劳髯叟将余盼。几月游踪似天远。

　　遥忆瑟居情兴懒。一帘烟雨，半炉香雾，坐听流莺啭。

　　王溯山原为公卿之子，但却隐居在南京东郊钟山深处，读书、作画、采药、垂钓，和樵牧为友，与麋鹿为邻。传主在赴试途中，却想到有这样一位陶情世外的老者盼望他归去。这正透露了传主的心情仍然在出与处间摇摆不定。安庆在望了，传主吴敬梓的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下来。登岸之后，闻知故友李葂也在此处，随即去拜访。李葂一见敏轩，大喜过望，甚至学习汉代陈遵将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那样，使客人欲辞也不得成，殷勤地留住传主。虽然没有好酒美食，但却有香茗一杯，两人娓娓而谈，共同回忆在金陵度过的岁月。他们曾经徜徉在秦淮河畔、青溪曲处，或廊中望月，或板桥放艇，有多少闲散自在，而今却各自一方，难得一聚。他们还回忆当年李葂冒着绵绵存雨，前往板桥附近的秦淮水亭访问传主的情景。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们曾在河亭中坐谈终日，直至红烛高烧；又曾在华林园中痛饮、凤凰台畔吟诗。这些美好的回忆，又使他们想起如今仍飘泊各处的友人，不禁唏嘘，无限感叹，就象杜甫"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忆念李白那样，他们想起更多的友人："多少暮云春树，叹别离踪迹，说也凄然"（《庆清朝·李啸村留饮园亭》）。

　　与李葂聚谈之后，传主随即去抚院报到。很快就参加了考试。这次抚院考试的诗题为《赋得云近蓬莱常五色》，赋题为《正声感人赋》。在这诗中传主依然要写一些"龙楼朝日丽，凤阁瑞云翔"、"五色兼三色，千秋捧圣皇"的颂词；在这赋中同样歌颂了"天子省风，圣人御宇"的"我皇之至德"。这固然是应试所必须的颂圣文字，但也同时表露了传主思想中庸俗的一面，他毕竟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也未能完全避免封建文人的卑屈。

　　在院试过程中，安徽巡抚赵国麟对传主还是相当器重的。吴敬梓回到南京以后，回忆起此次应试情景时，对巡抚大人的知遇之恩，怀着无限的感激，写下"旌门幕府，有多少感恩知遇"（《西子妆》）的词句。不过，由于传主一贯狂放不羁、敢于直言的性格，在这次应试过程中，也接触到一些欺世之徒，他对这些人虚伪矫情的嘴脸十分看不惯。这在他后来写的诗中多少透露了一些个中消息，如《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授简曾传幕府招，蜡言梔貌还枝梧。"幕府，原指将军的府署，明清时代的巡抚衙门、总督衙门也都可称幕府。传主诗中的"幕府"就是指安徽巡抚赵国麟的衙署。"授简"，是指司马相如奉梁王之命作赋的故事，据谢惠连《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霖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干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传主诗中用"授简"一词，正表明他奉了赵国麟之命写诗作赋。"蜡言梔貌"，是用柳宗无所写的《鞭贾》故事：有富家子以五万钱买得一鞭，色黄而有光泽，归以示宗元。宗元烧汤洗鞭，则色泽尽褪，原形枯白，其色泽乃是染黄上蜡所成。因而感叹"今之梔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者，??亦良多矣"！从敏轩这一联诗中可以知道抚院考试的一些情景：安徽巡抚对传主还是很看重的；但在应试文士和巡抚衙门中，却有不少醉心利禄、言行伪饰之徒很使传主看不惯。于是吴敬梓就处在这样的矛盾中：既想借此鸿博之试谋一出身，又对这次应试出仕疑虑重重；既感激一些当道者的识拔，又对某些有权势者十分鄙视。传主既然表现得如此矛盾，当然也不会想方设法去求得当道者的欢心，在参加抚院考试完毕以后，没有逗留多久，就离开安庆沿江而下，返回南京。

　　离开安庆，船行江中，远眺九华山色，因景生情，传主又写下《桂枝香》词：颿颿乍落。见黛色粘天，九峰堪削。铺岸鱼衣如绣，水荭参错。

　　帆回柁转斜阳里，又依然、江天寥廓。嵌空石厂，诛茅畦町，簇义搀桷。念客里、风光不恶。又斗茶时候，红莎绿蒻。何日丹炉锻灶，结庐林薄。终南太华都休问，只思寻、深洞岩壑。几行沙鸟、几双社燕、几声风鹤。

　　九华山为黄山支脉，山峦清奇秀丽，山中寺庙林立，明、清时代，寺庙有三百余所，僧尼多达四、五千人。正从抚院应考归来的吴敬梓身在江中，放眼山上，山光水色，相映成趣。然而传主此刻却在"风光不恶"的环境中生发出"终南太华都休问"的情思，而希望能在九华山中结庐隐居，与沙乌、社燕、白鹤为伍。这依然是他的出与处矛盾心情的真实反映。

　　船到池州，这是安庆以下的第一大码头。吴敬梓舍舟登岸，在此地停留了数日。在这里，传主又遇到一些老朋友，如管绍姬、周怀臣、汪荆门、姚川怀等人。周怀臣就是周榘的父亲周荣光，吴敬梓在移家南京以后，就与他们父子二人相互往还，而且吴敬梓的长子吴烺与周榘还是至交。汪荆门就是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提到的汪京门，他与传主的友谊一直很好。这次在池州邂逅，大家都十分高兴，同去酒家畅饮后，又回到住处煮茗畅谈。他们回忆起前几年在南京的生活，桃叶渡口，秦淮河畔，一叶灯船，箫鼓齐奏的情景，至今依然十分留恋。面对眼前的丝丝梅雨，大家又客居异乡，不禁引起无限的旅愁，刹时几位知友都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情绪。吴敬梓为这次晤面，还写有《虞美人》词。

　　在池州稽留数日以后，传主又沿江而下，泊舟芜湖赭山脚下。此地佳木葱茏，山势突兀，识舟亭背山临江，登亭远眺，江天一览，特别在夕阳返照之际，景色犹为壮丽。吴敬梓自在池州遇到故友，纵饮畅谈一番之后，盘缠用去大半，来到芜湖地面，行囊已空，一时陷入极为困窘的境地。不想登岸之后却遇到故人朱乃吾、王崖霞，送了他一些银两，这才可以沽些浊酒解渴。吴敏轩将这种窘迫的经历全都写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卸帆窗下，一带江城浑似画。羽客凭阑，指点行舟奋霭间。

　　故人白首，解赠青铜沽浊酒。话别匆匆，万里连樯返照红。

　　词中说的"羽客"就是指的王崑霞。这在词的小序中就已说明，序云："识舟亭阻风，喜遇朱乃吾、王道士崑霞。"传主生平交游极为广阔，友人中也不乏方外之士，如前文说过的周羽士。在他结交的方外人士中也有一些极擅作诗的，如王崑霞就是其中之一。王崑霞有诗集《北游集》，著名学者杭世骏曾为其作序。序云：王外史崑霞以诗名江介者近四十年。己酉（雍正七年，1729 年）

　　之春，扁舟来杭，余之得见也以吴君焯。乙卯（雍正十二年，1735年）秋，余有事至邗沟，复得见于闵华廉风所。掀髯纵谈，颠倒而不厌。方外之交，未有能过之者也。乾隆庚申（五年，1740 年），崑霞展其本师之墓，薄游北平，因以遍交当代之贤士，推襟送抱，以声诗为幽贽。咏歌所及，都为一集而以诿余日："久交者莫之若也，其有以益我乎？"--《王崑霞〈北游集〉序》，见《道古堂文集》卷十四序中提到的闵华是扬州诗人，与吴敬梓的友人团昇、方嶟都有交往，而且为至友（见《广陵诗事》卷七）。从序中还可看出在雍正末乾隆初，王崑霞正活动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扬州等地，因而传主在距扬州不远的芜湖地区与其相晤，乃是极为自然的事。王崑霞还与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有交谊。士慎侨寓邵江时，曾用东坡点灯会客韵，写有《柬崑霞道士》诗：记忆春风洞里天，桃花人面几回妍。青山过眼常欹笠，白发盈簪每共船。对友朋时成乐事，得清闲日是长年。曾看多少神仙术，谁结灵胎续本元。

　　--《巢林集》卷三可见王崑霞不但与诗人有交往，而且也与画家缔有友谊。吴敬梓与他交如莫逆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芜湖放舟顺流东下，葱笼苍翠的钟山，已经在望，指顾之间安然抵达南京。由江人河，泊舟桃叶渡口，吴敬梓上岸后径直回到秦淮水亭。

　　离家时犹是初春，如今返抵家门已近端阳，榴火正红，蒲剑方交，绿阴听蝉，一片初夏景象。传主的一些"狂朋怪侣"闻知他已归乡，纷纷前来探访。他已准备茶点酒食，与知友故交聚谈。朋友们一再向他询问应试经过，吴敬梓在向友人们诉说巡抚大人赵国麟知遇之恩的同时，多少也流露了一些此行未免迟误大好春光的懊恼情绪。这样复杂的情绪在他所写的《西子妆》一词中反映出来：蒲剑方交，荷钱乍极，泼眼安榴花吐。画梁元乙恰归来，向湘帘、傍人矜舞。新诗漫与。且邀得、狂朋怪侣。坐绿阴，听蜕蝉声断，迎凉庭宇。羁栖误。三月春光，抛掷如尘土。一帆江上趁潮平，爱河干、午风清暑。施门幕府。有多少、感恩知遇。洗征衫、几阵濯枝骤雨。

　　但是，传主在南京仍然参加了两江总督赵弘恩主持的督院考试，但只作了一首试帖诗《赋得秘殿崔嵬拂彩霓》，并没有终场就匆匆离开。

　　吴敬梓督院之试没有始终其事，除了他去安庆应试前后一直存在着出与处的矛盾之外，还可能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有所恶化。传主早年丧母，自幼又曾出嗣，缺少亲人的深情爱抚和细心照料，健康原就不佳，后来又罹患消渴病，特别是自去冬以来，先后出游仪证、扬州，今春又往安庆应试，旅途辛苦，酬宴伤神，就出现了病情复发的征兆，这导致他未能试毕最后一级的地方考试。

　　乾隆元年（1736 年）二月，各地推荐参加这次博学鸿词科考试的士子三三两两地抵达京师（北京），一时还难以进行御试。弘历为表示优礼起见，每月给每名候考的士子发放四两"膏火"银，直到这年九月才在保和殿举行考试。参加御试的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但只录取了十五人。这年十月，弘历召见被录取的十五人，一等刘纶等五人授官翰林院编修；二等陈兆崙等五人授官翰林院检讨；三等齐召南等五人授翰林院庶吉士。

　　传主吴敬梓因病情有所恶化，地方考试最后一级的督院之试未能终场，照例不能荐举赴京应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根据应试情况，荐举了桐城江其龙（字若度）、宁国李希稷（字岑森）、宣城梅兆颐（字淑伊）三人入京。吴敬梓终于未能参加这一年秋季在京师举行的廷试，从而再次失去仕进的机会。因此他的情绪一度十分消沉，有时也有些懊恼、后悔，与其这样，还不如连地方一级的考试也不参加。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就曾说：??几年卜筑板桥住，秦淮水色钟山树。??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秋风襆被返白门，窗外寒潮退旧痕。??诗中所说的"著书仰屋"是用萧恭故事。萧恭曾对人说："下官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梁书·南平元襄王伟传》）。吴敬梓借用这一故事比喻自己自从移家金陵以后，终日在秦淮水亭著书自娱，却凭空地要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结果乘兴而去，败兴而返。"襆被"是用魏舒的故事：（舒）年四十余，郡上计椽察孝廉。宗觉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渑池长，迂浚仪令，入为尚书郎。时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罢之。舒日："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无清论者成有愧色，谈者称之。

　　--《晋书·魏舒传》吴敬梓不但在叙及自己的经历时用了"襆被"一典，而且在叙及友人徐紫芝的生平遭遇时，也曾说"兹者秋风襆被，匿影僧楼"（《玉巢诗草序》），而据徐紫芝另一友人郑相如所说徐紫芝曾经参加过三十余年的科岁考，也曾参加博学鸿词科试，但都未能谋得一星功名。由此可见，传主在《玉巢诗草序》中说徐紫芝"秋风襆被"和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诗作中说自己"秋风襆被返白门"，同是惜用魏舒"襆被而出"的意思，借以说明自己并未赴博学鸿词廷试。

　　尽管吴敬梓由于在思想上存在着出与处的矛盾，从而在行为表现上未免有些犹豫，一旦病情有所恶化就未再参加考试，但也并不是全无侥幸之心，及至正式荐举名单中没有自己时，又未免有些懊恨情绪。在秦淮水亭中凭阑伫立，远眺钟山、俯视淮水，一时百感千虑涌上心头，幸亏王溯山闻讯从山中赶来，不断温言相劝。所谓"咄嗟独凭阑于立，长者叩户笑言温"（《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王溯山自己是一位隐逸画家，也喜爱隐逸画家倪迂的画。倪迂就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倪瓒（云林），因为性好洁净而迂僻，被人称为倪迂。倪云林初奉全真教，后又事佛教，擅作水墨山水，意境幽淡深远。生平事迹见《明史·隐逸传》。王溯山善于劝慰他人，在吴敬梓为失却仕进机会而懊恼万分之际，他却请他欣赏"画出逍遥庄叟园"的倪云林的闲淡幽远的山水精品，终于使传主激发起"春秋佳日快登临，高怀那许尘容扰"的情趣，一度热望功名的情绪也就开始逐渐冷却下来。

　　王溯山与吴敏轩的友谊是十分深厚的，在吴敬梓为失去这次仕进机会不无苦恼时，他不但循循诱导，温言相劝，而且在传主生计困难之际，又从物质上给予帮助，这对于吴敏轩绝意功名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支持。这年冬季，南京特别严寒，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深夜，传主冻得难以忍受，回想起十天以前在钟山深处的东庄幽居中，与老友汪荆门、曹跃舟一起，受到主人王溯山的深情招待，一起"絮语"、"摊书"，又是何等欢娱！如今冻馁难耐，不禁再次向王溯山伸出乞援之手："言归在何处，乞我辟寒金"（《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到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喧声笑语，准备欢度新年，传主却呆在家里，严劲的北风透过窗隙带来阵阵寒气，眼见瘦弱的妻子为米缸中一粒余粮也没有而发愁。不禁想到秋季鸿博廷试未能参加，如今生计艰难，有谁来解危济困呢？在《丙辰除夕述怀》一诗中，他写到："指国复何人，助予呼将伯。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又加自注"王溯山馈米。""将伯"即《诗·正月》中的"将伯助予"。毛《传》云："将，请也；伯，长也。"将伯，乃是说向人求助，也指别人对自己的帮助。王修龄事见《世说新语·方正》：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陶胡奴，名范，原为寒族出身。王修龄名胡之，做过吴兴太守等职。谢仁祖即谢尚，做过镇西将军、豫州刺史。传主在诗中自拟谢尚，以王胡之喻王溯山。在吴敬梓看来，自己门第原不较王溯山为低，如今反倒接受王溯山馈赠，在感激之中也未免有些自嘲。同时，从这一用典中也约略可以窥知，当时愿意资助吴敬梓的还大有人在，传主却并不随便接受他人的接济，只有他可以信赖的密友的资助才接受，甚至主动去向他们索取。

　　尽管吴敬梓在接受王溯山的馈赠时感慨万端，但也幸赖他的资助才得以度过新岁。转眼之际又到了元夕之夜，雪花纷飞，传主吴敬梓枯坐秦淮水亭中，又回想到去年的鸿博之试，懊恨之情依然难免，不禁写下《元夕雪》诗一首：元夕三更后，雪花飞满天。全无明月影，空有夜灯悬。词赋梁园客，肌肤姑射仙。何人金殴侧，簪笔祝丰年。

　　他揣想此时此际京城宫廷之中，在帝王周围必然有着无数的如同姑射山上的神人一样的美貌女子在饮酒作乐，也有不少如同兔园中的司马相如、枚乘那样才华出众的辞赋家，把毛笔插在头上，随时准备写下一些歌颂太平的诗赋。传主对这种想象的情景，也不禁流露了些微的歆羡之情。

　　寒去春来，吴敬梓因未赴廷试而产生的懊伤之情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在《闲情》四首中，他又在叹息"咫尺仙源缘分乖，莫愁真合住秦淮"，为自己失去几乎到手的功名而怨嗟不已，仍在希冀将来终有一日能脱离"尘凡"取得荣华，"安得与卿登玉版，大罗天上看书碑"。传主吴敬梓出生于科举世家，自幼接受了科举教育，长期受到家庭成员的熏陶、父师的教诲，认为只有谋求一第才能光大门媚、荣宗耀祖。这种意识的养成并非一日，因而清除这种思想也难以在朝夕之间可以奏效。直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真实事件，联系自身的遭遇，才使他开始对这种笼络和羁縻知识分子的鸿博之试的欺骗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懊恨情绪，也才逐步淡薄下来。

　　如前所述，乾隆元年举行的这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原为粉饰太平之举，与康熙十八年首次举行这种考试目的并不全然相同，先后被荐应试者多达二百六十七人，连次年补试在内仅录取十九人，录取人数较之康熙鸿博之试大为减少，一些名流如沈德潜、厉鹗等人均告落选。吴敬梓有不少亲友虽然已经赴京参加廷试，但同样未被录取，铩羽而归。例如传主的至友程廷祚，在这次鸿博之试中，被安徽巡抚王鋐所举荐。乾隆元年（1736 年）廷祚抵达京师之后，适逢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廷玉为扩大自己势力，不遗余力地搜罗人才。当他闻知程廷祚前来应试，立即嘱托人前往转告："主我，翰林可得也。"程廷祚不愿意投在他的门下，因而在这次廷试中就被刷落。为此，程廷祚有《上宫保某公书》（《青溪文集》卷九），对张廷玉颇多抨击。由此可见，在这次鸿傅之试中，象程廷祚这样不肯攀附权门、傲岸自立的士人，是难以人选的，当然也就谋求不到利禄（参见程晋芳《绵庄先生墓志铭》、戴望《征君程先生廷祚》、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扬钟羲《雪桥诗话》卷八等）。

　　吴敬梓的族兄吴檠也曾被荐举参加这次鸿博之试。他虽然赴京参加了廷试，但也被淘汰。吴檠的好友刘大櫆在为他的诗集作序时，曾经记载了此事："??独忆青然（吴檠字）与余同被征召于京师相识也，既而同罹放黜，相怜因相善也。"（《吴青然诗集序》，见《刘海峰文集》卷四）在吴檠落第归乡之前，他的友人刘鸣鹤曾写诗相赠以示慰藉："东南有名士，屈指推延州。??风雅吾所师，卓然谁与俦？??振翮抗长往，回翔复淹留。逝将返丹穴，浩然息天游。??丈夫不得志，一蹶安足忧！"（见杭世骏《词科余话》卷三）后来直到乾隆十年（1745 年），吴檠才以二甲十一名中了进士。在吴檠人京参加廷试之际，吴敬梓游览天宁寺，见到壁上有青然题诗，曾填词《百字令》一首，词云：长廊尘黦，是吾家康乐、旧曾题处。一自旁求岩穴里，争说拔茅连茹（兄应博学鸿词科入都，余时亦被荐，故云）。瘦马黄埃，明驼紫陌，挟策长安去。虎羞龙圣，只留贻赠诗句。 追忆春草鸣禽，西堂清旷，终日同挥麈。老大转伤漂泊甚，分手北燕南楚。花雨空祠，江声虚壁，神鬼应呵护。纱笼何日，木兰花正盈树。

　　在这首词中，敏轩一方面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在故乡西堂与青然终日聚谈的欢乐情景，另一方面又衷心祝愿族兄能在鸿博之试中求得一仕进的机会，尽管自己未能与青然相连并进。词中的"拔茅连茹"出自《周易·泰》"拔茅茹，以其汇"，王弼注："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二程全书·伊川易传一》有进一步阐述："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也，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茹，根之相牵连者。"至于词中的"纱笼"，显然是用了王播的故事，《唐摭言》卷七：唐王播少素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词中运用这两个故事，正表明传主与其族兄吴檠的感情甚好，自己虽未能参加廷试，但却希冀族兄能功名成就，为社会士子所重视。后来，吴檠落第而归，他有诗《酬青然兄》：鸣鸠飞戾天，诗人独长叹。明发念先人，不寐涕汍澜。况当明圣代，敢忘振羽翰。兄昔膺荐牍，驱车赴长安；待诏三殿下，簪笔五云端。月领少府钱，朝赐大官餐。卿士交口言："屈宋堪衙官。"如何不上第，蕉萃归江于。酌酒呼弟语："却聘尔良难。"淮南旧业荒，江左春色阑；酒人复延访，词客且盘桓。歌场酌大斗，狂呼颜渥丹。忽焉独书空，中心信鲜欢。行道会有时，岂能终涧槃。兄其崇明德，无为摧肺肝。

　　从这首诗可以知道，吴檠在乾隆元年参加过地方各级的考试以后，随即前往京师等待廷试。在京期间，每月从"少府"领取"膏火银"四两，而且还有不少达官贵人为他揄扬，说他吴檠的文才远在屈原、宋玉之上。这次考试所取者极少，吴檠落第也可说是必然的结局，但他却感到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回到南方之后，有时也羡慕起吴敬梓来，认为象敏轩那样不去参加廷试，倒也不致于扫兴而归，有时又不甘心自己考试的失败，但也觉察不出文战不利的缘故，终日象殷浩那样用手在空中不断书写"咄咄怪事"。在这种懊恨之极的心境下，他大斗狂饮，直醉得颜面如丹，呼叫不已。传主对族兄吴檠这种失态表现，一再委婉地予以劝慰和讽示：定会有机会让您实现自己抱负的，不会让您象不求世用的隐者那样自得其乐地倘徉在山水之间（《诗·考槃。》二"考槃。在涧，硕人之宽"）。老兄还是不断增加自己的美德修养，不必再以老酒和忧伤摧残自己的肺肝！从吴檠的不幸遭遇中，传主吴敏轩倒感到有些宽慰了。"却聘尔良难"，虽然有些夸示的意味，但多少也透露了一些敏轩因病未赴廷试未始不是大幸的情绪。这在传主继之而作的二首《贫女行》中有更进一步地表示：蓬鬓荆钗黯自羞，嘉时曾以礼相求。自缘薄命辞徵币，那敢逢人怨蹇修。

　　阿姊居然贾佩兰，踏歌连臂曲初残。归来细说深宫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传主以蓬鬓荆钗的村女自喻，叙述自己也曾恭逢圣世，被人以礼相求，但恰恰贱体有病不能不辞去礼聘。这只能怨自己的薄命，是不能怪罪引荐人的努力不够。贾佩兰事，见《西京杂记》卷三，贾佩兰原为戚夫人侍儿，说其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

　　迨"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贾佩兰亦"出为扶风人段儒妻"，向人说及宫内事。诗中以贾佩兰喻吴檠，说他一度人试，但终于被刷落而回归故乡。因此，敏轩也庆幸自己终于辞去征聘，从族兄的经历看来，这种鸿博考试不是自己这样一介平民百姓所能问津的。总之，吴檠参加廷试落第而归的经过，对传主吴敬梓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从此，他自怨自嗟的懊恼情绪进一步有所平复。特别是不久之后，他又听说被安徽巡抚赵国麟所推荐的宁国李希稷，赴京参加廷试完毕之后就一病不起，病死都下。噩耗传来，吴敬梓除写诗以示悼念之外，也为自己终未抱病前去参加廷试而产生了一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自慰情绪。

　　这些亲友参加鸿博廷试的不幸遭遇和沉痛教训，使得传主对这种考试的黑暗内幕也有了更多的感性上的了解，《美女篇》一诗正表现了敏轩这样的认识：夷光与修明，艳色天下殊。一朝入吴宫，权与人主俱。不妒比蠢斯，妙选聘名妹。红楼富家女，芳年春华敷。头上何所有？木难间珊瑚。身上何所有？金缕绣罗襦。佩间何所有？环珥皆瑶瑜。足下何所有？龙缟覆氍毹。歌舞君不顾，低头独长吁。遂疑入宫嫉，毋乃此言诬？何若汉皋女，丽服佩两珠，独赠郑交甫，奇缘千载无。

　　这首五古反映了当时许多文士如同"红楼富家女"精心精意地妆饰自己准备人宫那样，以各自的才华纷纷人京参加廷试，然而早先入宫而又权倾一时的夷光与修明正当宠，这些文士虽然各逞才华，但也如同歌儿舞女的轻歌曼舞那样，并未赢得君主的回顾。而其中的缘故，这些应试的士子并不知晓。他们乘兴而去但却败兴而归。回到各自家中，还在长吁短叹。传主对这些应试文士的谄媚之态和不幸遭遇，虽不无微词，但却充满同情与哀怜。同时，吴敬梓在诗的最后，也表露了自己的志向：还是做一个自由解佩的汉皋神女！吴敬梓从这些文士的落第中所了解的这次鸿博之试的内幕，的确是真情实况。弘历本人举行此科当然是为了延揽虚誉，而主持这次廷试的张廷玉与鄂尔泰，这两位汉满大臣早已各树门户，彼此水火不容，《雪桥诗话》卷八有如下记载：鄂文端（尔泰）张文和（廷玉）素不相得，两家各有私人，互相争斗。时谓鄂党多君子。张文敏为张所喜而鄂所恶，常安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

　　人主为了虚誉，大臣为了结党，广大士子当然成为他们播弄的玩具。这真是文士的大不幸！这样的现实，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也给予他以很大的教育。尽管此后他的追逐功名思想又曾数度泛起，但从此开始，他对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科举考试也好，博学鸿词科考也好，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逐渐萌发了厌恶之情。

　　吴敬梓在未赴廷试后的一段时间内，心情一度颓丧，寂寞的著述生涯也一时令他难堪，从而萌发了出游外地的念头，更何况他原先就与友人有约在先。于是在他的健康情况略有好转之后，便于乾隆元年（1736 年）秋季，也就是鸿博廷试举行的前夕，登上一叶扁舟离开南京，只身前往真州（今江苏仪征）。

　　抵达真州后，传主寄寓在禅寺中。他早年就曾来游过扬州、真州，结识了不少文人学士。此时闻讯而前来客舍拜访的友人不少，其中较著名的有团昇等。团昇字冠霞，号鹤笯，原籍江苏泰州，以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庚子科副榜举人出任砀山县学训导（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八）。他在砀山训导任上，不但知人善教，而且不遗余力地识拔人才。歙县项生因孤贫失学，已在市廛店铺谋得职业。团昇偶然见到他的诗，颇为欣赏，就向项生索要他写的诗文来看，发现他很有培养前途，就义务地加以精心指导。项生后来终于成名。泰州有一马姓轿夫，年老不能继续抬轿，就让他的儿子顶替。马氏子白天在衙署前伺候，晚间归家用糠与蒿叶一同燃烧，借此微光读书。团昇偶然看到他的试卷，再进一步找他的文章来看，觉得马氏子于这行当太可惜了。于是找他的主人商量，一方面照样发给他父亲的工钱，另一方面又送他本人去义学中读书，还发给"膏火"银。马氏子也不辜负他的识拔，发奋苦读，终于进学成了秀才。团异自己能文善诗，书法极佳。在真州时，与张堂（名璞）、陶镜堂（名鑑）、石苏门（名继登）被称为"真州四子"，并且与张璞、方嶟等四十人，前后相倡和，萃刻有《真州倡和集》二集。直到晚年，双眼视力极差，但因贫困无以为生，仍不得不在中午光线明亮时，于窗前伏案书写，字也写得如胡桃般大小，用以去市井间换取升斗之资，而得到他的诗、书的人则极为珍爱。团异直活到八十八岁才去世，诗文集有《画山楼集》（诗十卷、文四卷）、《假年日录》四卷（参见《广陵诗事》、《淮海英灵集》等）。郑板桥还有《题团冠霞画山楼》诗：竖幅横波总画山，满楼空翠滴烟环。明朝买棹清江上，却在君家图画间。

　　团昇虽然比吴敬梓年长一些，但他却十分赏识吴敬梓的才能。赞赏传主的高尚品格，因而他们相处得极其投机。这次在真州再次晤面，吴敬梓得到他默默无言的慰藉，并且又看到他出示的他们共同的友人江昱的书信和新填写的词，十分高兴，随即也"倚声奉答"，写下一首《高阳台》词：柘月初亏，盲风渐紧，扁舟又别江城。雀室潜听，蒲帆趱就秋声。关情只有辞巢燕，怕看他鸠化为鹰。怪兼旬，为踏槐黄，误了鸥盟。 真州老友重相访，示怀中一纸，绿笔纵横。夜掩禅关，剪灯细读凄清。假饶乐句常连袂，也何须鼓瑟吹笙。尽沉思，??尽熏炉，沸尽茶铛。

　　词中的"柘月"即农历六月（见《周礼·夏官·司儭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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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六 诗文刊刻

　　传主自去年春季游罢苏南溧水、高淳一带归来之后，虽然情绪还有些反复，但他仍然坚持在秦淮水亭中从事《儒林外史》的创作。转眼之间暑去寒来，又过了一年。

　　乾隆四年（1739 年），吴敬梓已步入三十九岁，到次年即乾隆五年（1740年）已是不惑之年了。回顾平生，他能"不惑"么？在三十九岁生日时，他作了一首《内家娇》词：行年三十九，悬孤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垅；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须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词敷衽；有娀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传主吴敬梓在父忧母难的诞生之日，自然要想到双亲仍然寂寞地埋葬在故乡，垅头荒草没胫，乏人祭扫。而自己早年功名颇不得意，屡困场屋，近年的鸿博之荐，也因多种原因未赴廷试，如今老大年华，冉冉而至，既然仕进无门，他就不再希冀从所谓的"抡才大典"中谋求功名富贵，对朝廷也就不再存有什么眷恋之情。并且，传主也进一步地觉悟到既往岁月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走错了路。今后的道路何在呢？他也初步地意识到应该象屈原那样，远游四方以寻觅知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过于看重由科举求得仕宦的士绅、官员，而须从另外一些人中寻求知己，向他们诉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传主吴敬梓确已能有所"不惑"，根据近四十年来的生活经验、现实教训，他终于明白了今后的道路，尽管还不那么明确，然而与过去告别的决心确已初步显示出来，并且填词明志。这是吴敬梓生活史上的一大进步。

　　传主下了这样的决心，并且在生活中努力实现。在这一两年内，除了一些亲友的生离死别引起敏轩一阵阵的感唱叹息以外，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无过于谋求赀助以刊刻自己的诗文集了。

　　乾隆四年（1739 年）秋，吴敬梓再次过江而北，寄寓在真州僧舍中。自从上年春季在凭吊石臼湖邢孟贞旧居时，传主想起王士禛拜托李斯拴"检点"邢昉"遗书"的"风流"故事以后，就曾不断地虑及自己的诗文如何不致散扶。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刊刻问世。因而这年秋季，他就来到真州，为自己的文集能付诸梨枣而筹划一切。在《真州客舍》一诗中就明白他说出此行目的：七年羁建邺，两度客真州。细雨僧庐晚，寒花江岸秋。奇文同刻楮，阅世少安辀。秉烛更阑坐，飘蓬愧素侯。

　　自雍正十一年（1733 年）二月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到此年前后己有七载，虽然多次出游，但终归回寓建邺。真州之行，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秋冬之际为第一次，乾隆元年（1736 年）秋季为第二次。这首五律的首联就反映了这一经历。从"奇文同刻楮"诗句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实在无力独自刊刻自己的"奇文"，因而才远行到离开南京二百余里的真州向至交故友筹集资金"同刻"。但飘泊到此地，天寒日暮，细雨寒花，独居僧舍，秉烛夜坐，又不禁念及告人求助之难，惭愧之情油然而生。诗中的"素侯"，即"素封"的意思，指那些虽无官爵封邑但却拥有资财的富豪之家，《史记·货殖列传》云：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正义》：古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敏轩此诗中的"素封"很可能是指从湖广提督任上被革职回到真州的杨凯，至少也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真州的富有赀财的士绅。

　　吴敬梓曾经写了一首五古《赠杨督府江亭》，诗云：狻猊产西域，本非百兽伦。一朝同率舞，图画高麒麟。三苗昔梗化，戈鋋扰边垠。桓桓杨督府，钲鼓靖烟尘；功成身既退，投老归江滨。廉颇犹健饭，羊祜常角巾，明月张乐席，晴日坐花裀。丹心依天桴，白发感萧晨。方今履泰交，礼乐重敷陈。天子闻鼓鼙，应思将帅臣。

　　全诗叙述了杨凯前半生的事功，描写了杨凯此际失意时的生活情绪。诗的最后一联，也表现了吴敬梓对他的恭维。根据汪中《提督杨凯传》（《迷学·别录》）、《仪征县志·杨凯传》等材料，凯字起，号江亭，仪征人。康熙时以武进士为乾清门侍卫，后出补为湖广督标中军守备。不久又调职镇筸前营游击。当地苗民作乱，杨凯用奇兵攻占野牛塘、卡洞寨等苗民寨落，以功升辰州副将。雍正初兼任桑植副将，雍正六年（1728 年）被迈柱弹劾去职，但不久又被起用，曾任镇筸镇总兵。乾隆初年，迁任湖广提督。后被史贻直弹劾，再次被革职。此后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至高邮被召见，才以总兵再次起用，不久任命为河南河北镇总兵。但又被鄂容安奏劾，第三次被革职。

　　杨凯在乾隆二年（1737 年）从湖广提督任上被革职后，回到故乡仪征家居。传主吴敬梓这次来游仪征时去拜访过他，还写了上面所引的五古赠送给他。诗的最后一联，虽不免有些恭维，但也为吴敬梓所言中，后来杨凯确被起用，已如上述。杨凯虽然是武进士进入仕途，但幼时颇能作文，受到塾师的称赞。侍卫乾清门时，曾随玄烨从幸汤山，赋诗颇得康熙好评，因而命他与汪灏、陈彭年等人在武英殿编纂《物类辑古略》。又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所记，杨凯还曾被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等人同校书史。袁枚在杨凯的府第中就见大厅上悬有一联："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这副楹联恰切地反映了这位能文善武的杨凯平生。当他被革职归来以后，角巾私第，与文士诗酒唱酬也就成为他的赋闲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吴敬梓就正在这段时间内与他往还比较密切。

　　传主此次来真州作客，恰恰遇上绵绵不断的秋雨。正当旅怀孤寂、百无聊赖之际，杨凯却邀请他去舍中饮酒赏菊，吟诗论文，借此正可排遣。吴敬梓所写《雨夜杨江亭斋中看菊》一诗就反映了他们两人交往的情景：秋雨羁慈室，惊传折筒呼。黄花依玉箔，翠叶映琼苏。爱客欣投分，论文恕鄙儒。不因逢胜赏，谁解旅怀孤。

　　杨凯此时无官无职，赋闲在家，难得遇上象吴敬梓这样的文入，有暇听他自叙一己的汗马功劳、生平际遇，至于被革职的原因，当也曾愤愤不平地向吴敬梓说起。杨凯大战野牛塘的"战功"，特别是在桑植副将任上与同知铁显祖的矛盾，他都曾仔仔细细说与传主听。胤禛在雍正六年（1728）四月的上谕中就斥责了他和铁显祖的"文武不和"：桑植土民，新近改土为流，文武官弁应当加意抚绥，和衷共济，使苗民得所，慰其向化之心。今据迈柱奏称："副将杨凯，不能严束兵丁，种种忧累。"杨凯又复禀称："同知铁显祖私派银两，纵役讹诈"等语。似此抚绥无术，文武不和，断难姑容，以滋土民之累。杨凯、铁显祖着俱行解任，将杨凯纵兵扰民及铁显祖私派强占等情，俱交与迈柱一一确审定拟具奏。杨凯、铁显祖俱系傅敏保举委用之员，今被参劾，着将傅敏交都察院察议具奏，钦此。

　　--见同治十二年续修《永顺府志》卷之首杨凯这些经历，传主必是从他亲自讲述中得知详情，回到南京以后，曾经根据杨凯这段历史加以改造，写进《儒林外史》中去，成为汤镇台大战野羊塘以及与镇远府雷太守文武不睦等艺术情节。

　　吴敬梓不断应酬杨凯，原是对他有所希求的。但杨江亭这位目令虽已居乡但却十分富有的官绅，却把传主当作清客对待，只是偶或"呼"他前来闲谈闲谈，对吴敬梓并没有实际的接济，更少主动关心这位落魄文士的疾苦。吴敬梓一直耐着性子与他周旋，总希望这位曾为朝廷大员的富绅能自愿地资助他一些生活盘缠和刊刻文集的资金，然而杨凯却始终不提及此事。直到传主在寄寓的僧舍中遇上"翻盆三日不复止，慧门丈室苔斒斓；寒花幽草俱飘没，惟见阶下水潺湲"的暴雨之后，想念起仍在秦淮水亭中嗷嗷待哺的妻子儿女，他不得不老着脸决心"明晨冲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雨》），向这位官绅开口求助盘缠，至于刻印文集的赀财，当然更是指望不着这位前湖广提督大人了。

　　幸亏吴敬梓并非初次来真州，在真州也并非只认识杨江亭一人。他还有不少诗朋文友，知音至交，如吴芗林、方嶟、江昱等人，其中固然有贫寒之土，但也不乏小康之家。

　　吴芗林，名廷，号嘉树林边吟客，仪征人（见阮元《广陵诗事》卷十）。吴敬梓在真州期间，曾填词《水龙吟》一首吟咏自燃铛，并题明此乃为芗林所作：半升铛里乾坤，问谁巧制同丁缓。香浓圣水，光莹伏火，淡烟徐转。尽日回廊，连宵寒雨，一模常满。羡奚奴去后，几番沸了，浑不用、挥纨扇。

　　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缅。花阴径窄，兰舟波净，相携游遍。小病初愈，故人重到，乳花浮盏。待餐来温饼，朱衣拭取，验何郎面。

　　显然可见，吴敬梓此次来游真州之前，曾经小病一场，此病并非新疾，而是旧病，也就是如同司马相如所患的消渴病（即糖尿病）。传主罹此疾虽然累经岁月，迁延日久，但却不能戒酒。此次来游真州，重逢故友，无论在长廊中消磨终日，在书斋中联床夜话，还是放舟湖中，探幽花径，更是非酒不可。传主吴敬梓的任性直到这一地步仍然未能收敛，他绝不肯约束自己，即使在生活习性方面也如此。

　　与吴廷同为吴敬梓至友的还有方嶟。方嶟，字谦山，一字可村，雍正十年（1732 年）"翰林院待诏"，家居时勇义急公，多行善事，因此见重于知县李鹏举（见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九、卷三十八）。谦山极擅于诗，著有《停云集》。他还常与吴敬梓另一好友团界等人相互唱和，刻有《真州倡和集》二卷行世《见《广陵诗事》卷七）。当时原籍安徽寄寓扬州、尔后改籍真州的黄裕，曾将已逝友人的诗作辑录为《黄垆集》，其中就收有方嶟的诗作。黄裕，字北垞，交游极广，工诗，有《白沙江上集》、《金竹居诗存》，后死于真州，由汪晓岩为之收（参见《广陵诗事》卷十、《仪征县志》卷三十九、光绪《江都续志》卷二十五、《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方嶟也象黄裕那样重视友人的作品，不过，黄裕是辑录已故友人之作，而方嶟却资助健在的友朋刊刻作品，吴敬梓"有韵之文"得以刊刻问世，实有赖于方嶟的资助。方嶟此举颇得时人的称美，吴敬梓在南京结识的友人诗人黄河，原也准备为传主诗文集的刊刻筹集赀财，但尚未及付诸实施，而方嶟已先成此事。黄河知晓以后，对方嶟的古道热肠大加称赞，说："??余方谋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轩薄游真州，可村先生爱为同调，遽捐囊中金，先我成此盛举，古人哉！是皆可传也。"（《文木山房集序》）

　　方嶟刊刻的这部《文木山房集》，大都是吴敬梓四十岁前的作品，而且权限于诗、词、赋等"有韵之文"，其实是不足以反映传主创作的全貌的，甚至连四十岁前的无韵之文也一篇未曾收入。但也幸赖方嶟将它刊刻出来，才使得吴敏轩的一些诗、词、赋流传至今，不但可让我们阅读欣赏，而且还为我们研究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巨著的作者的家世、生平、思想等情况，提供了无以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方■\嶟还为这部《文木山房集》写了一篇短序：全椒吴侍读公以顺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进士及第。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李文贞公其一也。诗古文辞，与新城王阮亭先生齐名，学者翕然宗师之。嶟之先人，与吴氏称世讲好者近百年矣。侍读之曾孙敏轩，流寓江宁。能以诗赋力追汉唐作者。既不遇于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今将薄游四方，余遂捐箧中金，梓其有韵之文数十纸，以质之当代诸贤。窃叹全椒吴氏，百年以来称极盛，今虽稍逊于前，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而敏轩之才名，尤其最著者也。余梓其所著。匪独爱其与余为同调，将与天下共之焉。仪征方嶟。

　　这篇短序，在论及传主诗词赋的价值时仅说"力追汉唐"，而没有多加评论。倒是提供了一些有关传主的家世和本人际遇的情况。侍读，是指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考中探花的吴国对，因为在传主吴敬梓的先人中，吴国对的功名最高，所以序文中特表而出之，这是旧时作序常有的习惯，带有恭维的意味。李文贞公，是指康熙时理学名臣李光地。光地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为吴国对康熙五年（1666 年）主持福建乡试时所考取的举人，康熙十二年（1673 年）成进士。李光地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任顺天学政时，因母死应回乡守制，但玄烨却不准他回乡，令其在位守制，一时舆论大哗，御史沈恺曾、杨敬儒、给事中彭鹏等人交章论劾，认为李光地贪位忘亲。这是当时朝政中的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李光地的事迹，显然为其座师吴国对后人吴敬梓所知晓，《儒林外史》中也曾描写荀玫谋求"夺情"。李光地自幼"力学慕古"，但因玄烨倡导程朱，"潜心理学、旁阐六艺"，他也就改治程朱之学，因此颇得人主欢心。"《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玄烨）皆命光地校理"（《清史稿·李光地传》）。当他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时，玄烨不但派恒亲王允祺前往奠醊，还赐金千两，谥以文贞。这年吴敬梓十八岁。序中说的王阮亭，是指清初大诗人王士禛，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十八岁即"举于乡"，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与吴国对为同榜进士（此据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卷八；《清史稿·王士禛传》云"顺治十二年，成进士"，误），历任扬州推官、礼部主事、刑部尚书等职。王渔洋极擅于诗，为清初诗坛一大领袖，"姿禀既高，学问极博"，所为诗"独以神韵为宗"，创神韵之说，"主持风雅数十年"，"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在他死后，乾隆在一次与沈德潜研论诗歌时，曾评说渔洋"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清史稿·王士禛传》）。王士禛诗多抒写个人情怀，诗风苍劲，尤工七绝，并擅于词，著述极丰。方嶟说吴国对所作的"诗古文辞"与他"齐名".未免过于恭维和抬高了吴国对的地位及其作品的价值。不过，这是旧时文人为人写序时的通病，不必苛求；但也不能以此作为评价吴国对作品的唯一准绳。方嶟在序中还说自己与传主有世谊，累代交好长达百年，因而知悉全椒吴氏在近百年的极盛状况，而对于全椒吴氏近时的衰败，方嶟在序中也流露了十分惋惜的情绪。不过，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全椒吴氏功名、家财、声势已大不如前，但"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在安徽、江苏一带仍有相当影响，被认为如同王导、谢安那样的大族，有王僧虔那样的门风。乌衣，指南京的乌衣巷，为六朝时望族王氏、谢氏所居之所，由此，乌衣、王谢均成为高门望族的代称。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也曾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马粪，指南京的马粪里，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及其子王志居住此处，僧虔为王羲之四世族孙，喜文史，善音律，工书法，门风宽恕淳厚，《梁书·王志传》云：（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善巷，??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

　　马粪实为马蕃之讹。方嶟在序中所说的这段话也并非全属恭维，吴敏轩的表兄金两铭在为传主三十初度时作的诗中就说他"乌衣门第俱依旧"，只不过目今"只见阮氏判北南"已经衰落而已。传主本人在《移家赋》中也曾自豪他说"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但在《移家赋》的小序中却不无感慨他说道："乌衣巷口，燕子飘零"，败落之叹，溢于言表。但直到垂暮之年，吴敬梓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乌衣、马粪门第，曾写下《乌衣巷》诗，诗前并有小序，序云：东晋时，乌衣、马粪皆王、谢所居。乌衣巷在城南，有王谢故居，一堂匾曰"来燕"，久倾圮，马光祖撤而新之，堂后建亭馆。

　　图中所绘浮图兰若，则白塔寺也。寺有唐元奘（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寺在乌衣巷，昔人诗又以朱雀桥对，此谓巷与桥近，则地傍南郊。其浮屠金碧，亦可仿佛长于寺景象。

　　小序中所说以朱雀桥对乌衣巷的就是前引的刘禹锡诗。吴敏轩自己写的这首诗云：城南送夕晖，春风燕子飞。言寻王谢宅，闾井生光辉。牛心金拌贮，麈尾玉屑霏。广厦久已倾，人往流风微。惟馀旧兰若，茶板出荆扉。

　　流露了类似"江山依旧"而"面目全非"的感伤情绪，自然也映射出自身家世衰落的无限惋惜和悲愁。不过传主尽管一再感叹家道中落、身世飘零，但并没有全然消沉下去，以致一蹶不振。中年以后，他的功名富贵观念已逐渐淡薄，而是专心致志地去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嶟的序中也反映出他这种追求和努力，方序说他"既不遇于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这表明传主吴敬梓仕宦不成，步入中年以后就转入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途。这部辑录了吴敏轩四十岁前所创作的有韵之文的《文木山房集》，除了方嶟作序以外，还有雍正时先后任江宁训导、知县的上海岁贡唐时琳写的序。在序中，唐时琳对吴敬梓仕途坎坷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慰藉。对传主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序文说：??虽然，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吾子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俾后人收而宝之，又奚让乎历金门、上玉堂者哉！

　　且士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子之文受知于当代巨公大儒，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

　　从唐序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当时吴敏轩不仅写有许多属于文学领域的"有韵之文"，而且还撰有不少属于学术领域的"研究六籍之文"，可惜在现存的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中只保存了前者，后者则没有片言只语留存。江西会昌人、举人出身的江宁知县吴湘皋，也为《文木山房集》写有序文，吴序说传主"承家世文物声华烜赫之后。风流酝酿，力洗纨绮习气"。这些记叙，说明进入中年以后，敏轩与早年那种"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的"跳荡纨绔习"（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生活全然决裂，而与其子吴烺"相与唱和"，过着著述生涯，如同吴湘皋序中所说的那样，"父子相师友，名于当世"。

　　传主吴敬梓的至交好友程廷祚、黄河、李本宣、沈宗淳等人都为《文木山房集》写了序言。程廷祚序中颇为吴敬梓未能被世用而感到惋惜，说："以敏轩之才，必见用于世，而山水之间，不能不与余以离群之感，为可踧踖也。"黄河序中则说他以能与敏轩"晨夕唱酬"为"至乐"。李本宣序中则说敬梓创作态度严肃，决不轻率下笔，而其所作"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苟无关系者不作焉，庶几步趋乎古人"。自称"南国羁人、西湖速客"的沈宗淳，则专门为传主所填的词写序，称赞"吴子敏轩，夙擅文雄，尤工骈体。悦心研虑，久称词苑之宗：逸致闲情，复有诗余之癖"。这些序言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传主吴敬梓的生活片断、思想面貌和创作情况，极有文献价值。总之，也幸亏传主在友人资助之下刊刻了这部《文木山房集》，方才使他除了为当时人所轻视的稗说《儒林外史》以外，尚有诗、词、赋作品传世。这里倒不妨借用唐时琳序中的话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文木山房集》的刊刻，是吴敬梓此次真州之行的最大收获。此外在真州还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从母之子"，即姨母之子。传主此次出游真州是借寓在寺院中的。该院中有一位和尚，在与传主攀谈中听到全椒乡音，十分高兴。互道姓名后，吴敬梓发现这位姓萧的和尚，原来是他的"从母之子"，两人因而分外亲近，相互诉说生平。这位萧姓和尚的不幸身世，引起了敏轩极大的感喟，转而联想到自身的际遇，不禁悲从中来，写下《赠真州僧宏明》一诗：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父终天，患难从兹始。穷途久奔驰，携家复转徙。吁嗟骨肉亲，音问疏桑梓。今年游真州，兰若寄行李。中有一比丘，闻我跫然喜。坐久道姓名，知为从母子。家贫遭飘荡，耶娘相继死。伯兄去东粤，存殁不堪拟。仲兄远佣书，遥遥隔江水。弱妹适异县，寡宿无依倚。

　　兄弟余两人，流落江之涘。髡缁入空门，此生长已矣。哽咽语夜阑，寒风裂窗纸。

　　诗的前半，是吴敏轩自述身世。所说的"弱冠父终天"一句则须要略加铨释，方能明白吴敬梓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弱冠"一词，据《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所以就以弱冠指代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但并不严格非指代二十整岁不可。《后汉书·胡广传》："终、贾扬名，亦在弱冠。"终军年十八请缨，贾谊年十八为博士，均未满二十岁，可见此处以弱冠指代十八岁。吴敏轩也是如此，他在三十岁时写的《减字木兰花》同中说："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这就反映出他的入学年龄也在十八岁。而吴敬梓表兄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写道："会当学使试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谙。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耽。"这十分清楚他说明吴敬梓在服侍父亲患病时去参加考试的，试后不久生父就已去世。接着，传来了入学的喜讯。由此可见传主的生父确实是在吴敬梓十八岁时病死的。传主吴敬梓在自叙生平际遇之后，比丘宏明也诉说了自己令人心碎的身世，《赠真州僧宏明》诗的后半就细致地叙写了他的不幸：家境贫困，父母双亡：长兄远走他乡，生死不明；次兄被人雇用，在大江那边（"佣书"，意为受人雇用，《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妹又嫁到异乡，守寡无依。这样的不幸，使得宏明终于感到生涯的无限苦恼，终于剃度入了空门。传主吴敬梓与宏明两人在寒风凛冽、夜深人静的寺院中促膝深谈，每当诉说到悲痛之处，相互抽泣，不能自己。传主自忖：比起宏明的遭遇来，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从宏明的不幸遭遇中，传主吴敬梓对于自己世家大族两级分化的现实情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赴真州途中，吴敬梓还曾与故交江昱再度相遇。乾隆元年（1736 年）秋，传主来游真州时就从友人团昇处见到江昱的书信和新作，他曾经"倚声奉答"了一首《高阳台》。这次来游真州，他和江昱晤面叙谈，当然极为高兴。可是为时不久，江昱就因病先于敬梓离开了真州返回故乡。江昱与吴敬梓的友情极深，是传主"真州老友"中极为重要的一位。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据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可知，江昱始祖汝刚为宋进士，曾官歙州，遂安家于此。直到明末江昱的六世祖应全方迁来扬州，从此入籍江都。他的曾祖、祖、父三辈皆未进入仕途。江昱兄弟多人，昱排行第七，与排行第九的江恂为同母所出，被称为"广陵二江"。江昱仕途也不得意，二十八岁始入学为秀才。乾隆鸿博之试，曾有人准备荐举他应试，他却力辞。不过，江昱虽然是一个老秀才，但却嗜学安贫，不改其乐。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小传说江昱"自中岁罢科举业，一意汲古"。江宾谷并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功名虽无，但却善于安排生活，处理琐事，家庭生活十分和睦。他的同母弟江恂以拔贡远赴湖南任知县，他曾扶持母亲杨太宜人去江恂官署中奉养。在江恂署中，他从不过问公事，但对江都老家的生计却刻意谋划，曾寄书家人。要他们在山庄中遍栽树木，说"老去菟裘身后冢，他年都要此中来"（《广陵诗事》卷八）。江昱为人，据蒋士铨所记，生性刚卞，好面折人过，但与人结交淳真厚道。江昱和他的夫人十分和睦，极得琴瑟之欢。原配陈珮，才情清丽，夫唱妇和，著有《闺房集》，不幸婚后四年就病逝。江昱又续娶郭氏。郭氏虽无才情，但为人贤淑，凡江昱友人来访，她能脱簪典衣，热情招待，毫无怨色。而江昱又极喜交游，他与传主的友人团异为至交，与吴敬梓另一至友程廷柞也相识，还与程廷祚在一起讨论学问，尽管两人学术见解并不全然相同。江昱还与为吴敬梓写有《文木先生传》的程晋芳有交往，程晋芳《勉行堂诗集》中就有《寄江松泉表丈》一诗，从这首诗可以知道江昱曾在乾隆十七年王申（1752年）到过南京，与程晋芳同游六朝故都，"维君与我贪寻诗，六朝遗迹几搜访"。江昱与吴敬梓另一诗友李葂也常在一起游览赋诗（见《扬州画舫录》卷十三）。他与袁枚也有交往，由于江昱热衷于研治经学，被随园视为"经痴"。江昱不但自己喜交游，还教导子侄要多见名人。据《随园诗话》卷十三所记，袁枚每次去江都，他都要其晚辈前往拜见，并且说："余少时得见前辈某某，至今夸说于人。汝等不可与随园先生当面错过。"江昱还与郑板桥有交往，在《板桥诗钞》"范县作"中，还有诗写到江昱：《江七姜七（名昱，名文载）》扬州江七无书名，予独爱其神骨清；欧阳体质褚性情，藐姑冰雪光莹莹。如皋姜七无画名，予独爱其坚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如闻叹息微微声。二子才思原纵横，二子学术原峥嵘。天南万里诸髦英，俯首听命无衡争。板桥道人孤异行，昌羊别嗜颠倒倾。独椎书画众目瞠，寻诸至理还平平。庙堂若荐牺刚骍，二子应列丹刻楹。

　　大章《萧韵》《咸池》鸣，景王无射休噌吰。即今别调吹竽笙，世间破裂琵琶筝。我来山左尘沙并，春风夜雨思乔莺。穷达遇合何足营，望君刻苦孤迈征。江书姜画悬臬。枨，欧干卞壁湘秋蘅。或予谬鉴双目盲，请呼老秃嗤残伧。

　　对江昱的"才思"和"学术"，郑板桥极其推崇。象这样一个广交朋友的文土，自然也会成为传主吴敬梓的至交了。

　　江昱学问甚好，也极擅吟诗填词，有《梅鹤词》四卷，《松泉诗集》六卷。此外，他还有《州渔篴谱疏注》、《草窗集外词疏证》、《山中白云词疏证》等著述。江昱除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以外，还精通小学六书，著有《韵岐》四卷。在经籍中，江昱最擅治《书》，有《尚书私学》四卷，他的儿子江德封、江德坚曾为之校刊行世，传主还为它写有序言。至于《潇湘听雨录》八卷，则记录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的各种见闻，诸如山川、金石，都一一加以精心地考订、评骘，特别对古碑，不但尽心搜寻于穷岩绝谷、废寺破冢、颓垣败壁之间，而且还根经据史，订其真伪，颇为精详（参见蒋士铨《江松泉传》、《清史列传·江昱传》、《仪征县志》卷三十六及四十五、赵青黎《潇湘听雨录序》等）。这样的一位饱学之士与传主唱和谈学，对敏轩学问的长进当大有裨益。两人交往又极其相投，此次真州聚首，虽然为时不久，但友情从此越发加深。吴敬梓即将返回南京的前夕，还写下《岁暮返金陵留别江宾谷》二首：广漠风多寒气凝，布帆霜雪照秋灯。从今只可凭双鲤，问讯相如病茂陵。

　　长云断岸尽相思，衰柳何堪绾别离。楚鼓数声村落晚，扁舟重遇佛貍祠。

　　前一首作者自注说"宾谷以秋日抱病归"，可知宾谷在敬梓离开真州之前，已因病先行回到江都去了，从此以后只能凭书信来往互通消息。在后一首中，吴敏轩极为深情地回忆起这次重行聚首的情景：地点是在佛貍祠附近，时间在秋季傍晚。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小名佛貍，他率兵击败宋文帝部队以后，统帅军兵直追至六合东南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官，后来就改为佛貍祠。瓜步是南京去真州的必经之地，传主是在赴真州途中经过瓜步时遇到宾谷的。而今独自返回金陵，只见一派天寒地冻景象，风打布帆，桅灯高悬，江面寒气逼人，更加深了敏轩旅况的孤寂愁思和对故人病情的惦念。

　　回到秦淮水亭，转眼就是春节。过了新年已是乾隆五年（1740 年），传主吴敬梓整整四十岁了。自春至夏，除了与知朋旧友诗酒唱酬之外，依然过着著述生涯。这年夏季四、五月间，他曾出游扬州，但停留不久旋即离开。因为他去投奔的卢见曾获谴戍台，失去了依靠。在送别卢见曾以后，他转道回到故乡全椒去了。

　　在全椒故乡，传主的族兄吴檠有半园，位在城西南河畔，吴敬梓返乡以后，与他的亲朋旧友金榘、章晴川等人逐日在半园中相聚。后来金榘到了扬州还回忆起这次相聚的情景，写了一首长诗《寄怀吴半园外弟》寄给吴檠（见《泰然斋集》卷四）。这首诗作于乾隆六年（1741 年），据金榘之子金兆燕《告广文公文》中说，金榘在"辛酉、王戌、癸亥客扬州三年"（《棕亭古文钞》卷十），正是乾隆六、七、八年。而金榘在这首诗中有"东来广陵三月余"，可见此诗作于乾隆六年。诗中还有"主人亦复兴不浅，偶疏辄用折柬召。屈指于今方匝岁，高斋雅集难重约"。半是回忆昔日欢聚、半是惋惜今日难会的诗句，也正可见他们与敏轩相聚于全椒半园，确实是在乾隆五年（1740 年）。

　　在这首诗中，金榘回忆他们去年相聚的情境，说"二三同人日过从，科跣箕踞互长啸。或斗采戏或手谈，或书赫蹏发墨妙"。所谓的二、三同人，主要就是指吴檠、吴敬梓、章晴川和金榘本人。他们一旦相聚就除冠脱靴，不拘形节。科，即科头，结发不戴冠。《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跣，赤脚，《书·说命上》："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箕踞，伸足而坐，《淮南子·齐俗》："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诗中说他们站也没有站相，坐也没有坐相。长啸，《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嗜酒能啸"，曾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这些故事，传主吴敏轩和他的那些朋友都是十分熟悉的。在半园相聚的这几个朋友，在当时都是际遇不佳的读书人，他们效法历史上这些不拘礼节的文人高士的行为，也是不足为怪的。敏轩在诗词中就曾一再表示这种意愿，如《买陂塘》词中说："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吴敬梓和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斗采戏，就是下围棋，或者在一幅幅的薄纸上吟诗作文。诗中所谓的"赫蹏"就是指薄纸，《汉书·外戚传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蹏即蹄。金榘诗中写到主人吴檠的表现是"主人亦复兴不浅，偶疏辄用折柬召"。而主人族弟吴敬梓的狂放之态，是在座中最为突出的，金榘诗中这样写道："君家惠连尤不羁，酒酣耳热每狂叫。尽教座上多号呶，那顾闺中有呵谯。"惠连就是指的传主。他们每常聚会时，痛饮老酒耳根发热之后，就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而带头发表种种议论的常常就是吴敬梓。他们在客厅上欢聚，喧哗之声直闹得住在后院中的吴檠家属也不得清静，有时不得不到前边来说几句，但他们置若罔闻，仍然兴致勃勃地高谈不已。这样的聚会，使得象金榘这样落拓的穷学究，也一扫黯淡的心情，得到片时的欢娱，以致经年之后回想起这次聚会，仍然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流露出难以再聚的深深惋惜。确实，传主吴敬梓这位连襟兼表兄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在二十余岁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了近三十年的举人，始终未被录取，不得不飘泊各处，坐馆谋生，最后以廪贡资格去任休宁县学训导（嘉庆《休宁县志》卷七）。但他仍然不甘心，不愿终老于县学任上，在五十四岁时写的《生日自叹》诗中，一面诉说往昔令人伤心的失败，"年年打，未饮心先醉。马上新郎君，向余鸣得意"；一面又表示"明年又文战，据鞍拟再试"的决心。当时也有亲知好友劝慰他说："广文亦官人，升斗足生计。"但他却说："那知我心伤，有如利刃。"（《泰然斋集》卷一）金榘漫长的"文战"经历，他的失败的痛苦和懊恨，他的追求的决心和执着，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必然成为相互"号呶"的重要内容。谁能说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创造的许多栩栩如生的士子形象身上，没有金榘的投影呢？这种狂放不羁、酒酣耳热、高谈阔论、倾诉不平的友朋欢会，对传主当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就在这次返回故乡滁州所属全椒时，传主的胞姊金氏病死了，甚至有可能，正是由于传主胞姊患病，吴敬梓才转道回乡探视的。对于她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曾经写诗哭悼，可惜此诗已经散佚，仅在他的友人王又曾为《文木山房集》所题的十首绝句的第九首中留有线索，又曾诗云："试诵中年诗《哭姊》，教人珍重紫荆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诗集后》）。王又曾诗中所说的紫荆图，是借用田真的故事，其事见《续齐谐记·紫荆树》：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大中大夫。

　　从王又曾的诗意看来，传主吴敏轩与其姊同胞感情极其深厚，因而对她的不幸病逝，非常悲痛，还特地请他的至交程廷祚为其姊写了一篇墓志铭：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国对。宫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

　　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绍曾字榖似，早慧，能文章，有名于时，而夭。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姑不逮事。夫死时舅年老，哭子得沈疴；以一寡妇人代男子职，奉养丧葬，必备礼。而家道益窘，从姑从母之贤者，怜而周之，仅以存活。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绍曾十有九载。综孺人生平，于世间守节妇，最为坎??。嗣子为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日："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铭日："子幼而殇，夫才而夭；块然处室，神瘁形槁。胡茕茕以至斯，苟无拂于我志，而其又何之！"--《金孺人墓志铭》，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八这篇铭文虽然短短二百七十余字，但却是研究吴敬梓身世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程廷祚是根据传主亲自为其姊所作的小传而写成这篇墓志铭的。从铭文中知道金氏原为吴雯延之女，出嗣给吴霖起。因为此铭是为金氏而作，当然要交代金氏的直系亲属关系；她出嗣给人，又立他人之子为鼐作嗣子。其中虽然未交代传主吴敬梓的出嗣关系，但这是因为吴敬梓虽为金氏胞弟，但并非直系亲属，自然不必在这篇为金氏作的铭文中特他说明。不过，从王又曾诗中所用"紫荆图"的故事，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与金氏必为同胞姊弟无疑，他们之间的感情自当不同于从姊弟，敏轩对乃姊早年夫丧子亡的不幸以及方始中年就已病逝，是极为悲痛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多少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同胞关系。

　　在料理完乃姊金氏的丧事以后，炎夏已过，秋凉渐生。吴敬梓趁此次返乡的机会，曾去乌江附近的山中，看望住在离项王庙不远的伯兄。在伯兄家中，大约住了八、九天才分别。这位长兄，我们无法考知他的姓名，但传主在为其姊金氏所作的小传中既然说"吾鲜兄弟"（见《金孺人墓志铭》），那么这位"伯兄"自非吴霖起之子可知，但从他与这位"伯兄"的感情来看，也不类族兄弟，因为在传主众多的族兄弟中除了与吴檠关系较为密切以外，和其他的族兄弟关系并不友好，他在《移家赋》中就曾愤愤他说过"兄弟参商，宗族诟谇"。此外，这位"伯兄"如果是族兄弟，传主必会交代清楚，在《文木山房集》中写给族兄吴檠的诗、词有若干首，而在最先出现的四首七绝诗题中，就特地志明为"从兄"，即《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这也与传主所写《哭舅氏》、《过金舅氏五柳园田居》一样，界限是分明的。由此看来，"伯兄"应该是传主生父雯延的长子。吴敬梓此次去"伯兄"山居中兄弟会晤将近一年以后，"伯兄"又曾到敬梓居处探望，兄弟二人联床夜话，还曾回忆起上次在山居中聚首时的情景。吴敬梓为之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地本烟霞窟，兄为巢许伦。百年歌帝力，十亩乐天真。抱阜宜营室，迂汀许结邻。绿回芳草长，黛染远峰匀。社鼓乌江庙（原注：居与乌江项王庙相近），灵旗牛渚津。山川馀质朴，习俗尚清淳。

　　野老嬉游共，村翁来往频。藤萝阴漏月，桑柘影随身。美酒盈杯劝，良苗几棱新。饧萧花外市，牧笛雨中春。幸免家人谪，偏馀稚子亲。

　　摊书消永夜，高枕卧清晨。自著潜夫论，宁辞原宪贫。昨秋过故里，留我住弥旬。薜荔依门巷，兼葭变水滨。圆沙知雁聚，曲港见鸥驯。

　　蟹簖缘溪富，鱼罾罾树均。嘉肴仍速舅，肥牡定娱宾。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寄声劳扰客，此是武陵人。

　　他这位"伯兄"原来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人，或是希冀自己象巢父、许由一类隐居不仕的人。相传这两人为尧时隐士，尧准备让位给他们二人，两人都不愿接受。传主把这位"伯兄"看成是与他们相类的人，正说明这位"伯兄"没有什么功名。但这位"伯兄"为人却十分耿直，不谐于俗，所以郁郁不得志，隐居山林，长夜攻读，白昼著述，孜孜不倦。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自得其乐，不改素志，抨击时政，不媚习俗。所以敏轩称赞他的作为与王符、原宪相似。王符名节信，东汉时人，隐居山中著书，评论朝政得失，反对谶纬迷信，因不愿显名于世，自号"潜夫"，著有《潜夫论》十卷。原宪字子思，又名原思，孔子弟子，蓬户褐衣而蔬食，仍不减其乐，坚行其道。后世一般惜用他指代贫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黎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日："夫子岂病乎？"原宪日："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对这样一位许时俗而安贫守道的"伯兄"，在诗的最后，敏轩表示了与其终身相依傍的意愿："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佛教指此生尚未了结的因缘为未了因。传主对宋代大诗人苏辙非常钦迟，在《移家赋》里就曾以"苏家则拭辙并进"，比喻先世的兄弟关系。此处"未了因"显然也是借用苏拭寄诗其弟苏辙的诗意，东坡《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东坡集》续集二）正因为传主幼时出嗣给霖起为子，所以才与同为雯延所生的这位"伯兄"不能"长相倚"。难得聚首一次，天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禁抑不住，就吟之于诗。此外，从此诗通篇来看，这一时期传主的思想面貌，和早年一度对功名的追求和热衷已有所不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和功名富贵全然决裂，但显然对这种追求逐步感到厌倦，功名富贵观念己大大薄弱，而对时政的弊端、习俗的颓靡，深深感到不满，并步步加深和坚定了隐而不仕、闭户著述的志愿。

　　此次敏轩回到故乡，正遇上岳丈叶草窗悬弧之庆。这位原籍苏州的老儒医将爱婿挽留在家，欢聚达十日之久。翁婿分手之际，草窗翁已预感到这次晤面可能就是翁婿最后一次聚首，因而特别眷恋。果不其然，不到两年他就病逝了。吴敬梓十分伤痛，写下《挽外舅叶草窗翁》诗：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窗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茅檐四五椽，绕篱杂花莳。肘后悬《灵枢》，案前堆《金匾》。园林药苗，屏风挂盐豉。徙柳多奇情，针茅亦游戏。梅福庄光甥，昔贤爱同志。嗟余辞乡久，终岁不一至。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示我平生业，《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逍遥无物累。自言岁龙蛇，逝将谢人世。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

　　无人为表微，谁定黔娄谥。

　　这位老儒医，一方面行医种药、熟读医书，一方面研究《周易》老庄之学，为人厚道，治学勤奋，安贫守素，不求名逐利，倒也十分逍遥自在。传主吴敬梓为他的岳丈无人为之"表微"而有些愤愤。在以功名得失为评品人物准绳的势利社会中，又有谁愿意为一个如同战国时家贫而又不求仕进的隐士黔娄那样默默无闻的寒士作传写铭呢？传主只能自己为岳丈写上一有挽诗，在这篇挽诗中，敏轩既称美了岳丈的高尚品德，又对岳丈贫困勤学而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生表示了深深的哀叹。

　　在这一时期，传主不但亲姊金氏、岳丈草窗翁先后谢世，而且不久之后，他的另一舅父又复病死，噩耗接踵而来，很使敏轩悲伤不已。特别是致老舅于不起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功名不遂，这对传主的刺激很大。吴敬梓的舅父一生在科举阶梯上攀登，吃尽千辛万苦，受尽冷眼卑视，二十岁前后就进学成了秀才，此后每届乡试，都去应考。有时为了不误考期，即使有病在身也勉力前往。可是屡试屡败。到了六十岁依然未能中举，忧愤成疾，医药罔效，终于抱恨病死。吴敬梓极为沉痛地为之写下《哭舅氏》诗：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迍邅。皎皎明月光，杨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

　　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颠，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黄泉。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

　　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在这首痛悼舅父之亡的诗作中，也倾注了传主吴敬梓大半生蹭蹬场屋的愤恨，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主试大人的衡文无准、对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的所谓"抡才大典"的无情讥讽，对这种制度所酿成的"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抨击，并且表明由这种制度带来的"贵"或"贱"都是不祥之物，是极不可取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吴敬梓的思想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对早年所热衷的科举考试的弊端，除了通过他自身的痛苦教训有所认识以外，更从他的许许多多亲友的失败中有所感悟，"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只不过是由愤激而发出的反语。传主己充分认识到科举之途并非平坦大道，对绝大多数的士子来说确是此路不通！为此，他不仅对八股科举的考试办法、而且也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内容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呼号。虽然全诗已佚，但仅从这残存的两句中，也可看出传主的心声。他的友人王又曾对这样的呼号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但诋父师专制举，此言便合铸黄金。"（《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后》）这一认识，也是当时社会上批判八股科举的进步思潮的反映。其实早在明季未叶，无论学术界还是文艺界对八股制艺的嘲讽和批判已形成风气。杨慎在"举业之陋"中就指出当时读书人很少通经，也不治子、史，甚至以唐朝事为宋时事，二事合为一事，一人分为两人（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而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之风已为时人所不齿。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丙辰科会试，"家饶阿堵"的吴江人沈同和，被主考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所"首选"取为会元，以致物议四起；天启四年（1624 年）甲子科乡试磨勘，魏忠贤目不识丁，他的干儿王绍徽辑《点将录》，"皆逢迎其意者，明为指点"，当时就有人作传奇《百子图》予以嘲讽（《茶余客话》卷二"明考试之弊"）。于这一科始中举人的江西文人艾南英（著有《天偏子集》）因为久困场屋，对这种科举考试极为痛恶，写有《应试文自叙》述说他的坎坷，做了二十年老秀才，参加乡试七次才中举。明季末叶，甚至有"断送江山八股文"的议论，在朝堂上曾发现有书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的大柬，可见有识之士对这一考试制度的痛恨。这种批判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反映，明清之际的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的小说《鸳鸯针》，是四篇白话小说的汇集，第一篇《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写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参加乡试一事，揭露了嘉靖时期科场舞弊、官场营私的黑暗情景。清朝初年，曾有画师绘八股图，图上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评书法名画、或调琴、或奕棋，目既不见，毫无所得，讽刺作八股的人如同这八替（见《清科举考试述录》）。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在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多次涉及科举制度，也曾从不同角度加以指擿。除了形象的刻划以外，还以"异史氏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议论予以抨击，如《王子安》一篇"异史氏曰"这样写道：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皆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而不己，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类似的揭擿和批判，在《聊斋志异》的《司文郎》、《贾奉雉》、《褚生》等篇中均曾出现。蒲松龄所塑造的形象、所描绘的情节、所发表的议论，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所产生的恶果。这些批判的画面，在《儒林外史》中则以长卷的形式充分展开。

　　在传主吴敬梓时代，不仅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这种嘲讽科举罪恶的作品，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批判科举弊端的著述，例如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特别是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十八房"、"经义论策"、"科目"、"明经"、"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与友人论学书》、《与彦和甥书》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许多环节的种种弊病和黑暗情况，都有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元（习斋）、李塨（恕谷）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也不亚于顾炎武。这些进步学者的思想，显然对传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吴敏轩之所以能接受这些学者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有着屡困场屋的痛苦经历，又目睹了亲友在追逐科第过程中先后调亡的残酷现实。在接受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之后，传主终于进而从理性上对这一制度积习难返的弊端有了深切的认识。传主吴敏轩这种进步思想的发展历程，一直延续到四十岁左右，当他的舅父病故时方始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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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七 修先贤祠

　　乾隆五年（1740 年）秋冬之际，传主吴敬梓以不惑之年从故乡全椒返回白下以后，到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这三、四年内虽然曾数次出游，但每次外出时间均不长久，大多时日都是住在南京秦淮水亭从事著述，并与当地名士逐日诗酒唱酬，座无虚席，文名大盛，以致被金和说成是"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儒林外史跋》）。推为"盟主"一说虽然未免有些夸美，但与南京名士诗酒集会、相互唱酬，倒是确有其事的。当然，这些文士在一起也做了一些"正经"事，修祭先贤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活动。

　　吴敬梓回南京不久，曾与诗文之士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牛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瘦岑、樊圣漠、顾秋亭、戴瀚等人应励行南之召，聚会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作消寒之举。这次集会，戴瀚曾写诗记叙其事，有"人于白下门边遇，酒是黄公垆上斟"、"由来此乐忘宾主，且听雄谈迈古今"、"千间厦问寒谁庇，五岳心知笑可排"、"酒力还将风力欺，高歌欲动鬼神时"、"何当共奏凌云赋，一一怜予野席攀"的诗句，从中可以想见他们不拘形迹、忘却主客，彼此痛饮畅谈、高歌吟咏的欢聚情景。此诗见于《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循陔集》，收入此集的诗篇作于乾隆四年己未（1739 年）至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年）。集中除此篇诗作以外，尚有不少诗篇记叙这些文士的集会、唱酬，如《题李蘧门板舆花径养亲图》，李蘧门即李本宣；《题程绵庄望岳图》，程绵庄即程延柞；《夜雪次吴蒙泉外史韵》，吴蒙泉即吴培源；《花朝日丽山程丈招同人燕集》，程丽山即程锦春，等等。他们或为传主知友，或为敏轩至戚，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只要传主没有离开南京，总有他在座。吴敬粹参与这些聚会，不仅吟诗作赋，还从亲友的言谈中了解到许多人情物事，帮助他观察和体验了现实生活，从而也猎取了不少创作素材，提炼成小说中的艺术情节。例如写诗记叙他们聚会的戴瀚，其人事迹虽然未曾被传主利用，但与戴瀚有关系的人物的某些事迹，却显然被敏轩摄人到《儒林外史》中来。

　　戴瀚字巨川，号雪邨，上元（南京）人。自幼善诗，八岁即能成篇。从小服侍父亲在栖霞山读书，偶得佳句，即使时在半夜，也起床书写。以免遗忘。雍正元年（1723 年）乡、会试连捷，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先后典试顺天、贵州，督学福建，官至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戴巨川一度颇得胤禛宠信，受到召见，被问及家庭人事，并特令江南总督拨给二千金以养赡其母。但耐人寻味的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复典顺天试"时，却"坐累下刑部狱"。后被革职归里，"贫至无室可栖，而好奖进后学，休宁戴震师事之"（参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金陵通传》卷二十九）。一度极受胤禛宠信的戴瀚，何以一败涂地？仅仅是因为科场案件所牵连？并不见得。当胤禛死后，乾隆即位之初，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有上谕：办理天下事，务贵得其平，必是非轻重无丝毫或爽，而后可以协天理而当人心。况刑罚尤宜慎重，万不可因奉旨发审遂存迎合避嫌之心，与其失出宁为失入，而辄置人于重法也。即如戴瀚科场一案，朕因未得真情，特命王大臣会同刑部审理。今议以戴瀚闻大行皇帝（指胤禛）升遐之后，言笑自若，照忌辰演戏之例，拟斩监候具奏。戴瀚如科场舞弊果真，即宜置之重典，若场中谈笑自若，乃无实际可凭者，岂可因此入重罪乎？况比照忌辰演戏之例，更不相符。

　　--《东华续录》乾隆二戴瀚曾受胤禛优礼，而闻其死，居然"言笑自若"，似乎不合常情。但若了解戴瀚岳丈的情况，蛛丝马迹，就不无可寻了。他的妻子是周??之女。??字崑来，原籍河南，工画山水人物，尤善画龙马，时人侯学诗有《题周??画龙歌》（见《金陵诗征》卷二十三），高度赞扬他的画龙技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中也叙及他的画龙故事：周??，字崑来，江宁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画龙著名。尝以所画张于黄鹤楼，标其价日一百两。有臬司某者，赏玩不置，日："诚须一百两。"??即卷赠之，日："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觇世眼耳！公能识之，是某知己也，当为知己赠。"由是遂知名。其画龙烘染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隆，诚足悦目。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周??画龙"条从此条所记，周??擅于丹青已可知，而他为人之豪爽亦可见。在《金陵通传》卷二十九、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三中都有他的小传，府志小传说他的"枪法尤擅名"。这还不打紧，精于枪法而又图谋不轨，那就不能见容于封建王朝了。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说："江宁省城正月间，屡有盗劫之事"，其中"不轨之徒，以符咒惑人，各处煽诱，江、常、镇、苏、松等属以及浙、闽，皆有声气相通"。而这些不轨之徒的主要人物则是"甘凤池、周??来等十余人"，其中尤以甘凤池"苍猾异常"，不但"颇晓天文、兵法"，而且"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因而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了（见雍正《硃批谕旨》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八年二月初八日）。戴瀚的岳父周??既然与甘凤池等人同为"不轨之徒"的首要分子，他被借故革职自也属必然。吴敬梓在与戴瀚交游中也自然知晓在同一城市中发生这些事件的详情，对其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也会有所闻。《儒林外史》中凤四老爹这一形象显然也糅合了甘凤池的某些行事，除何泽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拙作《吴敬梓研究》中所列举的材料以外，此处再选录笔记一则，可以以之与《儒林外史》中风四老爹解救贩丝客人被船家少妇所骗的情节（五十一回）相对照：甘凤池以拳术名，??尝误入盗船，佯醉偃卧，盗投诸水，缘漂木而登，拾道旁巨石遥拟，中桅覆舟，盗众尽歼。??--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三在传主吴敬梓笔下，"盗船"显然就成为贩丝客人被骗的乘船了。

　　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举行的消寒小集中的人物，大多与吴敏轩有交往，其中尤以吴墙源与传主关系最为密切。吴培源，字岵瞻，号蒙泉，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二年（1737 年）丁巳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授职上元县教谕（据《江苏诗征》卷十五小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以进士身份而为县学教谕，得官可谓低下，培源颇有牢骚地写了两首《释褐后得教职感赋》诗：坐拥湖山化雨天，人称散吏宛如仙。君能知我才堪此，臣不如人壮已然。芹壁管弦开绎帐，杏坛霜露列青毡。腐儒通籍犹如故，只合生涯在砚田。

　　一曲霓裳舞大罗，众仙同日佩鸣珂。老尝蔗境甘犹少，春到梅边暖不多。已向儒林沾雨露，不教宦海落风波。郑虔本自甘樗散，好向清时乐啸歌。

　　--《梁溪诗钞》卷三十四但是当他来到人文荟萃之乡出任县学教谕之后，与芸芸士子接触极频，诗酒唱和，相得甚欢，多少也消除了一些抑郁之感。传主吴敬梓对他十分钦迟，金和就说敏轩"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儒林外文跋》）。在《文木山房集》中还保存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诗：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名字标黄阁，纶音降紫泥。清才堪禁近，课士且卑栖。系马春风暖，衔杯月影低。槐阴看觶集，柳外听乌啼。钟阜邀词藻，秦淮净品题。微吟惊候吏，奏绩付诗奚。大雅将沦落，斯文赖整齐。昔年贤使相（谓嵇相国），投分几招携。

　　岂合甘萧散，应难得久稽。声称盈玉殿，依旧赴金闺。

　　传主吴敬梓一向以泰伯后人自居，因而与无锡吴氏亦可谓同宗。所以诗中先交代此节；接着赞扬了蒙泉的才高学深，而同情其得职低卑；下面又叙述几年来他们同在钟山秦淮胜处品题的雅事；还对蒙泉"整齐"斯文的课士重任，予以莫大期望；再回忆当年蒙泉被嵇相国引为知己的往事，最后点明蒙泉将离任赴京述职一节。所谓的"嵇相国"，是指无锡（一作长洲）嵇曾筠。曾筠字松友，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 年）人值南书房，兼上书房行走，五年（1727 年）兼管山东黄河堤工；七年（1729 年）授河南山东道总督，兼管运河；十一年（1733 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在吴蒙泉考中进士之前，曾被他召入幕中共事，宾主十分相投。敬梓诗中所谓"昔年贤使相，投分几招携"就是指吴培源这段经历。传主于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与吴培源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小聚以后不久，转眼过了新年。乾隆六年（1741 年）正月，再次与吴培源相聚小饮，并有联句记叙他们相会时的情景：

　　蟾魄出林薄（吴培源），板桥烟霭生。水纹冰已泮（吴敬梓），

　　云叶雨初晴。钟阜含轻碧（源），江潮荡远清。凤楼帘影动（梓），

　　鹿苑塔光明。香冷寻梅坞（源），宵长拥竹罂。灵辰宜刻燕（梓），

　　逸兴且骑鲸。节近烧灯市（源），人游不夜城。莺花催淑景（梓），

　　萧管奏升平。巷是乌衣旧（源）.歌翻白练轻。渡寒桃叶去（梓），

　　门掩柳枝横。断础缠芳草（源），丛祠长杜蘅。菜佣犹冶习（梓），

　　鞠部按新声。押客谁江总（源）？佯狂忆步兵。山川留我辈（梓），

　　风月自多情。薄宦同樗散（源），穷途爱采荣。空传贾岛佛（梓），

　　谁荐子虚名？且约探春侣（源），相期载酒行。青郊飞布榖（梓），

　　绿树听仑庚。放志还舒啸（源），闲吟喜载。今宵浑不寐（梓），

　　参昂烂前楹（源）。

　　--《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见《会心草堂集》诗四

　　这首联句反映了他们两人的出处虽然各不相同，但对彼此的才情却相互推崇，同时也表示了对彼此失意的惋惜，还反映了他们一起度过的萧管夜游、钟阜探春、佯狂畅饮、闲吟新声的闲散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虽是文士，一为县学教谕，一是诗坛盟主，但他们所接触交往的人并不尽是文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为封建统治者侧目的戴瀚而外，还有不少社会下层人物诸如歌儿舞女、演员伶人。在他们诗作中留有姓名的则有王宁仲，这位垂老沦落的老伶人有时闯入这些文士的诗酒会集，兴之所至，或细声曼调歌一曲，或面施粉墨演一场，颇得这些文士的好评和同情，传主敏轩特地写下一首长诗《老伶行》赠送给他。这首长诗并不见收于传主的《文木山房集》中，倒是在吴培源的《会心草堂集》诗卷四中保存着。此诗是了解吴敬梓思想感情的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圣皇峻德如云日，赤雁歌成白麟出。游河巡洛迈唐虞，御字升平六十一。乘舆六度幸江南，贝叶三花华盖含。勾陈列宿湛卢剑，陪辇词人玳瑁簪。驻跸金陵佳丽地，旧京凭吊思明季。乐舞云门祭孝陵，行官夜半喧歌吹。中有伶工最少年，歌喉百啭圣人前。幽咽如闻陇头水，嘈切琵琶四十弦。忽然灵威歌天马，行云自止尘飞下；宫女私惊声绕梁，侍臣共见颜如赭。君王亲顾赐缠头，中使携来宠渥优。几日銮舆渡江去，从兹鞠部姓名留。鞠部从兹羡荣遇，秦青咸黑都相妒；下里喧传郢市歌，何人敢学邯郸步。本朝家法重明良，偶尔伶工一擅场，新磨安敢呼天下，幡绰焉能侍上皇。鼎湖龙去曾偷泣，当日御阶看鹄立，梦里犹闻天语呼，潦倒梨园自于邑。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诛茅自构三间屋，种林新营二顷田。

　　莳花插竹时酣酒，往事追思曾回首。浓绿参差盼帝梧，嫩黄摇曳瞻尧柳。有时乘兴入豪家，欣看绰板间筝琶，不知匿笑缘何事，为道流诞逢麴车。今年城北花朝会，鶣拉纷无赖。四座都为失意人，老伶阑入欢声大。银烛重烧眼倍明，蹒跚两足不成行，参军邦老新装就，缓步氍毹歌一声。一声歌罢群称善，都缘曾侍瑶池宴，似从天上谪人间，屈指流年若飞电。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酒阑烛跋笙歌歇，行到板桥珍重别，曾见当年歌舞谁，秦淮流水钟山月！

　　这首七言古诗大约作于乾隆七年王戌（1742 年），传主吴敬梓时年四十二岁。这年春初，他刚从淮安程晋芳家作客回南京不久，二月花朝日又与南京的一些名士吴培源等人聚会。会后特地写了这篇七言赠给这位老怜人。吴培源《会心草堂集》中题为《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后来杨仲羲在《雪桥诗话》余集卷四中曾录入这首诗，但诗题误为《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从诗的内容和写作时间推断，王宁仲既然在乾隆七年已有七十八岁，而潦倒梨园的生涯倒有五十年左右，那么当其"少年"时迎候"南巡"的皇上绝对不会如某些著述所说的那样是第六次南巡时的乾隆帝。诗中明白交代"御宇升平六十一"，必为圣祖康熙无疑。据《清史稿·圣祖本纪》所载，玄烨分别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四月、四十六年三月前后六次南巡驻江宁。但明文记其祭奠明陵的只有二十三年（1684 年）、二十八年（1689 年）两次。《老伶诗》一诗写作时，王宁仲既已七十八岁（乾隆七年， 1742 年），而又说明他自从在孝陵君王之前演出以后潦倒江湖已有五十年左右，那么王宁仲的侍驾不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八年，宁仲二十岁），就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三年，宁仲二十五岁）。但从诗中所说"中有伶工最少年"来考虑，应在康熙二十三年，宁仲二十岁时。诗的前半篇就叙述了少年时代王宁仲在玄烨南巡祭奠孝陵之际，半夜奉召人行宫为玄烨演唱，娴熟的技巧，使得"四十弦"的琵琶如陇头流水倾泻而出，声遏行云的轻歌绕梁不绝，使得龙颜大开，宫女惊叹。而这位少年伶工也就得到内监送来的君王的赏赐，从此在南京曲坛上享有盛名。但为时不久，玄烨病死，宁仲也就潦倒不堪。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伶工"也白发萧萧，无人知晓了。他在江边经营了三间茅屋，种了一些可以酿酒的秫。在这次文士聚会时，他突然而来，在座的失意文人见到宁仲，无不欢迎，重新点燃起了银烛，请他随意演唱一番。宁仲虽已老迈，行动不便，但演出依然相当成功。这次聚会是在南京城北地区举行的，而宁仲却住在城南与秦淮水亭相距不太远的板桥附近，所以聚会散了以后，他与吴敏轩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板桥附近才珍重道别。在这次谈话中，传主吴敬梓了解到宁仲的身世际遇，也联想到自己的坎坷不幸，在诗的最后感慨万端他说道："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这里，既有对王宁仲后半生潦倒江湖的同情和慰藉，也有为他前半生遭逢圣祖宠爱的庆幸和歆羡，同时还流露了传主自己这样一类的"才人"，虽然创作了多少"凌云赋"，却从未有机遇可以献给"至尊"的慨叹。显然，传主在为王宁仲一洒同情之泪中也包含着自己的泪水。从吴敏轩这首七古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尽管在四十岁前后，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表示自此再不从中谋求出路，然而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儒士，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每逢念及自身报效无门时，总难免要不自觉地伤感一番。

　　吴敬梓这首《老伶行》写好以后，随即在友人中流传。不久之后，吴培源为之写了两首绝句《题敏轩老伶行诗后》：崔九堂前一曲歌，落花时节奈君何。白头应记升平乐，甘载江南望幸多。（原注：圣祖南巡凡六次）

　　零落才人献赋迟，兴酬翻出老伶诗。良辰好贳旗亭酒，赌取黄河远上词。

　　第一首七绝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意，比喻王宁仲曾得康熙宠爱，也如李龟年受到玄宗赏识一样。第二首七绝则称传主吴敬梓为"零落才人"，献赋不成，难免迟暮之感，同时以写作《凉州词》的王之涣比喻敏轩。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主旨，是"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吴培源以王之涣喻传主，实在是包涵了他们两人同不见重用的身世之感。

　　后来，在传主病故以后，他的友人王又曾还对这首《老伶行》七言古诗又作了很高的评价：一首老伶吴祭酒，几篇乐府白尚书。人间具眼定能辨，论属盖棺非面誉。

　　--《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把吴敬梓这篇七古比作清代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的诗作，因为吴梅村曾经写了不少有关艺人的诗篇，如《赠苏崑生》、《楚两生行》等；又将这篇为下层人物写照的《老伶行》比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因为新乐府中也有不少描绘社会下层的诗篇。这样的评价对于并不以诗歌见长的小说作家传主吴敬梓来说，是相当高的推崇了。实际上，在现存的吴敬梓诗词作品中，这首七古也确实是思想内容比较充实的一篇。

　　总之，自从吴培源来上元县任"学老师"以后，与此时仍为老生员的传主一直脱咯形迹，往来密切，相互唱酬。到了这年（乾隆七年， 1742 年）除夕，吴培源又邀请敏轩来家守岁，两人倾诉近年来遭遇，为这各自年华老大仍然或浪迹天涯或羁栖一隅而深为叹息。敬梓在除夕之夜，即席填了一首《满江红》词，此词作虽未保存下来，但吴培源《除夕和敏轩韵》的一首《满江红》却存于《会心草堂集》中：钟阜秦淮，喜坐啸六朝名郡。仿佛见：旧时王谢，风流东晋。

　　三载羁栖同浪迹，一官落拓空霜髩。觉年来，冲淡是襟期，无悲愤。

　　团子妇，陈椒酝；盘苜蓿，传清韵。望故园春色，碧山云近。老我不才宜懒慢，任他捷足夸神骏。拟一江烟水赋归来，甘肥遁。

　　吴蒙泉在这首词中，既推崇了敏轩深厚的才情，也抒发了自己赋归的愿望。尽管从字面看似"无悲愤"，其实正反映了他们的悲愤已到极点，只不过是以类似辛弃疾词作"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将彼此的感情表露出来罢了。这次彻夜长谈，已全然泯灭了他们两人一为"学老师"一为"生员"的形迹，如同彼此深刻了解的老友一样，相互抒发心中的耿耿不平，较之去年正月上弦两人联句中所反映的彼此关系已更为密切。虽然他们今后也还经常相聚，但象这次通宵达旦的促膝深谈，在此后的日子中也很少有了。不过，从此两人已洞晓彼此肺腑，并不在乎形式了。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秋冬之季，吴培源在任上元教谕整整八年之后人京述职候选，传主和戴瀚以及南京一些其他名士为他饯行，并有诗赠别，戴瀚还以左手书写送别之作，在《雪村诗賸编年》卷十二《循陔集》中有《李西眉目诗索余左手分书依韵答之》三首之二：病骨三年未易亲，曾于惜别致谆谆。何当燕市金台路，传看阳关而浥尘。

　　雪村自注：丙寅冬日，吴蒙泉外史入都，立索送别之作，急就左书，京师旧游，竟相传赏，真不虞之誊也。

　　"丙寅"，即乾隆十一年。在《会心草堂集》中，吴培源也有《丙寅秋季余将入都门，雪村学士暨诸君子招饮顾生惕园亭，分赋赠别，余得紫微调》、《丙寅十月入都赴调??》等诗作，可见吴培源确在此年离开南京赴京候选。《循陔集》所收诗作起自乾隆四年，止于乾隆十三年。在此首之前，雪村诗作中还多次提及与吴培源等人燕集的情景，在此诗之后却很少见有。传主吴敬梓也为吴培源人京写有《送家广文先生俸满人都谒选》一诗：清江帆重秋烟起，君令北上长安市。长安卿相交相称，卓鲁龚黄执鞭箠。君行何匆匆，别意临西风。邮亭一祖送，感激心忧忡。

　　金陵八载欢相聚，诗筒酒盏无朝暮；桃叶轻阴泛小船，梅花香霭吟新句。君之爱才久益坚，有如铁纲罗深渊；独惭小子苦窳器，何幸大匠亲陶甄。人皆贱我虞翻骨，惟君顾之神发越；人皆笑我原宪贫，惟君姁之回阳春。人生知己不易得，何况情深骨肉同天亲。歌亦不能长，泪亦不能堕。梦魂泪随千里遥，云山万叠愁中过。君不见，邻家失母儿，暂时不见涕交颐。亦知后会应不远，无奈尊前离别悲，从今踯躅宫墙外，忍见墙头桃李枝。

　　吴培源因任职上元教谕而移家金陵之事，大约在乾隆三年（1738 年）。在任一段时间后，方才与传主敏轩相识，并有所往还，冉进而诗酒唱酬，到乾隆十一年（1746 年）恰恰八年，所以诗中说"金陵八载欢相聚"。但此诗却被误收入传主长子吴烺的《杉亭集》中，周德恒在《读〈杉亭集〉札记》一文中，将之归还原作者吴敬梓，考证颇为精详可信。此处再为周说略作补充：诗中的"人皆贱我虞翻骨"，与吴敬梓在《秋病》四首中所述"屯贱谁怜虞仲翔"是一致的。既然传主以虞翻自拟，乃子吴烺似不会再以虞仲翔自拟。虞翻字仲翔，《三国志·吴书》有传，由于吴敬梓的生平为人与他颇多类似之处，所以常自比为虞仲翔。如虞翻为浙东余姚人，吴敬梓在《移家赋》中也说明自己先世"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征辟，吴敬梓也未应鸿博廷试；吴敬梓被迫离开故乡全椒，虞翻也曾被徙交州；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而吴敬梓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移家赋》）；吴敬梓晚年"治经"（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著有《诗说》，而虞翻则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等等。由此看来，此诗确为传主吴敬梓所作无疑。这一年培源已为五十九岁，而敬梓则为四十六岁；同时吴培源身为县学教谕，而敬梓则为普通生员，因而诗中有"情深骨肉同大亲"、"忍见墙头桃李枝"的叙写，正符合这两人的身份和感情，确实介乎师友之间、类似父子之亲。在诗中，吴敬梓对自己屡遭世人白眼惟受培源赏识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这样一位陶冶自己的师友的别去，则黯然神伤。吴培源赴京述职不久，在乾隆十二年（1747 年）被派浙江任余姚县令，次年即乾隆十二年（1748 年）又调为遂安县令，在遂安任职大约五年左右，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六十五岁时就告老退休，直接回故乡无锡去了。当培源返乡后两年左右即乾隆十九年（1754 年），传主吴敬梓就病逝扬州。在吴培源任职遂安时，吴敬梓曾去浙江拜访他，旅途中曾游览了杭州，并写有《西湖归舟有感》一诗：满地霜华满舵风，桑阴零落稻粱空。浓沾两袖西湖雨，洒向烟波月色中。

　　此诗虽未见收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但陈古渔的《所知集》、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张泰枫的《国朝千家诗》等均已收入，唯个别字词有所不同。从吴敬梓一生行迹、晚年的经济窘迫以及他和培源的交谊来考察，此次浙江之行，除了探访故交叙旧以外，还有请求充任知县的吴培源赀助生活费用的用意。

　　这一时期内，与传主在南京唱酬交往的文士还有朱卉（已见上文）以及顾秋亭、樊圣谟等人。顾秋亭与涂长卿都是南京本地诗人（涂长卿，见下文）。顾秋亭名国泰，上元人，康熙五十年（1711 年）辛卯科武举人，五十二年（1713年）癸已科武进士，官侍卫，后以武科改授文职，为光禄寺少卿，著有《乐易堂集》。当吴敬梓另一友人王溯山东庄幽居落成之际，他曾写有长诗，赞美王溯山不慕荣利的澹泊性格，也曾和王溯山一同到离敏轩秦淮水亭不远处的环溪草堂聚会，而环溪草堂主人则是吴敬梓移家不久后就结识的另一位诗友姚莹。至于在李天泽芦渡园消寒小集中出现的滁州冯粹中，名祚泰，他虽不是南京土著学人，但却长期寄寓在金陵钟山书院。冯粹中和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两代均有交往，在他中举前，每逢科岁考，总要回滁州参加，又大都与吴烺一同从南京出发，乘夜船直抵滁州。在他逝世后十三年，吴烺还有诗回忆这一段经历：老辈难忘冯敬通，鞭驴夹策逐秋风。小船一叶当中坐，望见乌衣夕照红。

　　--《归里杂感》之四，见《杉亭集》卷九冯粹中读书钟山书院时，曾经自携干粮，步行考察淮河、黄河流经的地区，探究治理淮、黄二水的办法，著有《治河前后策》四卷，前策三十篇，详细叙述历代迁徙情况并评说其得失；后策十一篇，则条分缕析地论述当前存在的利弊。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 年）王申科，他在北闱乡试中才考取顺天举人，授职正白旗官学教习。但不久之后就病死都下。冯粹中与吴敬梓的交往，虽然没有在《文木山房集》中留下痕迹，但传主在创作《儒林外史》时却采撷了不少他的经历，例如马纯上游西湖遇"神仙"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冯粹中的一段遭遇而改制，在他死后，程晋芳的挽诗中就曾提及此事：春园杏压鬓鬅鬙，谁料承尘鹏示征？海上松期方本幻，家中文字焰犹腾。贫深旅次丧无主，病入残春鬼可憎。谁遣余魂慰邱首？

　　黄河冰色晓凌兢。

　　--《闻滁州冯粹中没于京邸，诗以哭之，并告诸友谋归其丧》，见《勉行堂诗集》卷六"海上松期方本幻"句后，程晋芳有注说："冯曾遇假仙于浙水。"由此可见小说中有关马二先生的某些情节，的确是从冯粹中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传主与这些诗文之士经常聚会，在吟诗作赋、饮酒畅谈之中，也就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他们的遭遇见闻，为敏轩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他们的生活意趣和学术思想，乃至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戴雪村诗中写到的樊圣谟，就曾对传主的思想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樊圣谟名明徵，字轸亭，原籍江苏句容。父名长梿。明徵伯父早年在南京普德寺出家为僧，但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被时人称为"怀远大师"。明徵在句容时已是贡生，由于伯父怀远大师的因缘，得以侨居金陵，并且能与南京的一些名士交往唱酬（参见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明徵极为博学，除对古礼有深湛的研究以外，还擅长金石之学，书法也极精，曾得到袁枚的赏识，称赞他"博学好古，尤精篆隶之学"。袁枚所藏的两汉金石文字，大都为明徵所赠。当明微故后，袁枚曾写有挽联："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当古人看。"（《随园诗话》卷一）。袁枚还把他和敏轩另一友人周榘同视为金陵"二贤"（《慢亭周君墓志铭》，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六）。传主吴敬梓晚年所作《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就由樊圣谟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前后分别用二十三种碑帖字体写录。而这二十三首诗并不见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幸赖明徵的写录才得以保存下来。他和传主吴敬梓，以及敬梓极为钦佩的友人程廷祚三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术，讨论礼制。即使一时不相晤面，也有书信往还，彼此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南京谈姓人家有丧事，樊圣谟变革古礼，在谈家丧事祭奠之际，居然"为奏声乐"，而且还邀同吴敏轩一同参加这次革新礼制的活动。传主吴敬梓更置古礼于不顾，作了一篇《大招》，为死者招魂。圣谟和敏轩"制礼作乐"的革新措施，却招致了程廷祚的反对，他在《与友人樊某书》、《答友人樊某书》（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四）中一再劝诫圣谟切勿作此种尝试，他担心"倘一旦而议者以足下所行之丧礼，遂与僧道之经醮、梨园之搬演并讥失礼；则既累足下，又累古礼，此仆之所大惧也。故敢冒渎，伏冀垂察改正。"他还请圣谟转告敏轩："《大招》之作，乃楚之累臣创为之以述悲哀者，岂丧礼所可用而云古有是事乎？"程廷祚还说："敏轩所作《大招》，亦近游戏，古无其礼。"从这些学术信札中，我们完全可以知悉传主敏轩曾与圣谟一起对丧礼进行某些改革，但并没有与程廷祚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三人的见解还是相同的，这就是修复先贤祠并开展祭祀活动。

　　吴敬梓的先人屡有修建学宫的善举，这对传主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的族曾祖吴国缙出任江宁府学教授时，曾捐赀兴修江宁府学；他的嗣父吴霖起出任赣榆县学教谕时，也曾以俸银增修赣榆县学，而且其时敬梓也正在赣榆，亲睹其事。如今传主移家金陵，身为一名普通生员，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无从参与修建学宫一类的活动。但南京不少学人此时正在酝酿、倡议修复先贤祠，于是吴敏轩就参与其事了。关于传主参加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在有关资料中都有记载：??先生（谓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把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钜，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

　　--金和《儒林外史跋》??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圮矣。征君（谓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赀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

　　--顾云《盋山志》卷四??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赀馨则鬻江北老屋成之。

　　--张其濬《全椒县志》卷十这些记载都表明传主吴敬梓确实参加了这一活动。

　　传主之所以参加修复先贤祠并进行祭祀活动，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从学术思潮来看，由于明清之际释道势力曾一度有所扩张，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这种现象十分不安，也极为不满，进而痛加批评，不断抨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击释、道势力这一点上却有相同的表现。无论黄绾、顾炎武、颜元、李塨，他们对释道异端是深为不满的，特别是颜元、李塨反对尤力。颜元在《存治篇》中专门写有"靖异端"一节，提出绝由、去依、安业、清蘖、防后、杜源、化尤、易正、明法等九种措施清除佛老左道，主张"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从而使"风淑俗美，仁倡义明"。在《存人编》中又写有"唤迷途"一节，对受惑不深、受惑渐深、西城番僧、名儒心佛、教门左道等五种不同对象，分别晓以利害。惊醒迷途，唤其回头。他们之所以反对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程朱理学已"为佛氏所染，为世人恶习所混"（《存性编》卷一）。李塨更指斥理学"实为二氏（佛老）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这些思想言论，对传主吴敬梓自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将这种对释道异端的思想批判，转化为崇敬儒学正宗的修祠祭祀活动的倡导，而又对传主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吴敏轩的至友程廷祚及其父程京萼。

　　程京萼生于顺治二年（1645 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七十一岁时卒。京萼字韦华，号祓斋，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京萼的祖父虞卿迁居金陵，遂为上元人。父莘乐，字任之，原为明朝生员，入清以后未再出任，而去浙江经营盐业，以此饶有家财。不过，莘乐虽为盐商，但极重斯文，曾组织崇文社，以文会友；还倡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当京萼出生之后，家道开始中落。京萼成人以后，竭力奉事双亲，不令甘旨有缺。曾有人荐举京萼人京为官，他以不能远离膝下坚决辞去。他的母亲病故时，京萼已近五十，才开始纵游山水，江汉、滁宣、淮扬等地都曾涉足。程京萼为人鲠直，敢于面斥人过。嗜于览读，擅长作文，尤精书法。友朋中有贫困无以为生者，他则每月写几幅字相赠，让他们鬻售以维持生计。为此，曾有人以重金请他伪作董其昌墨迹，他却严词拒绝："吾生平不解作伪！"江宁织造曹寅曾经想罗致他，他亦拒不前往（参见《青溪文集》卷十二《先考祓斋府君行状》、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三十六、《金陵通传》卷二十九）。袁枚曾为他的《野处堂文钞》作序（见《随园文集》卷十一）。程京萼一向主张为泰伯立祠并予祭祀，他在《金陵祀典议》一文中说：夫国有淫祠而弗禁，与古先圣贤当祀而废弗举者，均失礼也。

　　迩年以来，吾目所见旱干水溢饥荒凶札民间所祷祠报赛者，未必皆正其当祀之神，而庙宇众多，一方以数十计，则黩祀也。黩祀虽正而亦淫也。淫与黩交争则当祀而弗克举者，敢谓其无哉！吾金陵于古为扬州之城，禹迹所至，睹江山之奠丽而叹。禹之明德远矣。二帝三王之泽皆在中原；江左僻处荆蛮，自泰伯窜居而后风气日开，文明渐著。万世之学，以孔子为宗；而孔氏之门，惟子游为吴人，志谓上元县东二十余里有子游里。大禹有平成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在这篇文章的后半，他批评了"六朝崇尚佛老，未足与议"；南宋建先贤祠，又"未遑详考，以泰伯降与后世往来游宦者同列"；"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却也未曾议及此二圣一贤，认为"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因而，程京萼竭力主张为大禹、泰伯、子游等"圣贤"立祠祭祀。他的主张，其子廷祚必当为之宣扬，因而敏轩自必受到影响。

　　在学术界对释道势力扩张以致侵凌到儒学正统地位表示了极其不满、并且大力尊崇儒学以与之对抗的同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一方面采取了尊孔读经的措施，以笼络广大士人。顺治元年（1644 年）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九年（1652 年）福临亲临国子监"释典先师孔子"（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八），推崇六经是"帝王修身治人之道"（《清世祖实录》卷十五）。康熙继位之后，对于维护君君臣臣秩序极为有利的程朱理学更大加肯定，认为"古今讲道学者甚众"，只有"朱子洵称大儒"（《清圣祖圣训》卷五），宣称朱熹之学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另一方面，又对释道势力一再加以限制。康熙十八年（1679 年）颁行上谕十六条，其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主要就是指释道而言；所谓"正学"，就是指孔孟、程朱之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诏毁天下淫祠"（《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1687 年）又有禁止僧道邪教之谕：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应严行禁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严禁喇嘛"取民地以广庙字，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一度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但为时不久，弘历即位之初又痛斥释道势力，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一月辛丑上谕中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二十六当然，清王朝采取这些政策是出自维护和加强他们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与当时学术界中批判释道、尊崇儒学的思潮也有一致之处。

　　南京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东，为宋代开庆元年（1259 年）制使马光祖所建，数代以后渐渐颓毁。明代焦竑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建议修复，朝廷乃命祠部祭郎葛寅亮于普德山后建先贤祠。不久之后再度圮坏，境地又极幽僻，乃成为宵小之徒藏身之处。因而某县丞索性将所剩的砖瓦梁柱取去修理廨舍，先贤祠更废为平地（参见乾隆十二年《江宁新志》卷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十三、《金陵待征录》卷二）。与传主吴敬梓一起曾经研讨过古礼的樊圣谟此时正寄寓在普德寺中，此寺与先贤祠同在普德山上。《金陵梵刹志》卷三十八有如下的记载：普德寺在都门外南城地，东去所统报恩寺一里，东北去聚宝门一里半。??前后山苍翠环逼，松林茂深，时坠秀色，旁接雨花之胜。

　　樊圣漠朝夕目睹倾圮已久的先贤祠，因而在士人中发动修复此祠。吴敏轩闻讯以后，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事，甚至不惜卖去全椒老屋以赀助修建。

　　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朝廷功令，对吴敬梓自当产生一定影响已如上述。何况，全椒吴氏还有着崇信儒家思想的家庭传统，而且传主又以这种传统为足自豪。在《移家赋》中就说自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说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的后人。他的高祖吴沛曾致力于孔孟、程朱之学，传主怀有深情地赞美他能"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其后，敏轩的历代先人也都是以儒为业、遵循儒家传统行事的。传主本人也一再表示要恪守这样的传统，在《遗园》四首中一再表示："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因而，一旦他的友人提出修复先贤祠祭祀泰伯等贤人，以之与释道势力相抗拒，他自然乐于参加是举了。此外，传主的曾祖吴国对的至交、诗人施闰章在康熙九年（1670年）曾写有《金陵先贤祠堂歌》，历叙先贤祠兴废的历史。这对一向尊崇先人的吴敏轩，自当产生一定影响。这首长诗云：崇把杰阁南山前，问谁祀者惟先贤。在宋开庆实肇始，旧基结构青溪边。泰伯以还人四十，封爵 姓氏人题镌。欲延血食垂香火，供祭土田维七千。重典何时遂湮废，南郊再祀神宗年。议复维焦与李叶，祠祭经营分俸钱。朱堂冠山下俯寺，长于塔影檐端悬。书屋茅亭次罗列，灿然气象联星躔。丹非徒耀耳目，荐蘋酹酒皆留连。

　　廉顽立懦此风好，百年芜秽成荒烟。狐狸所家蛇豕涵，颓墙败棘相钩缠。存者遗墟半浸没，父老吞声多涕涟。倔强魏生与张子，吊古抗言相后先，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陈侯磊落能好事，刮磨位置重熏湔，踵旧增新五十四，日采舆论无陂偏。神呵鬼护此正直，孤松独立龙蜿蜒，百年废绪一朝举，丰碑伟咏千秋传。於乎前贤诞河岳，上者骑箕魂在天，缥缈岂应争俎豆，尚德崇功古所虔。

　　丈夫慷慨追往烈，后有来者其比肩，不然盛事委草莽，恐使白日昏虞渊。

　　--《愚山诗集》卷二十在这首长诗中，施闰章叙写了南京先贤词的兴废史，宋代开庆年间所建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畔；到了明朝神宗时，由于焦竑、李廷机、叶向高、葛寅亮等人倡议和经营，方在南山（即聚宝门外一带山峦）重建；此后又渐渐颓圮，衰败不堪，以致无人过问。但"佛老精庐"也就是释道二教美仑美奂的寺院，却到处充斥。这种现象引起了广大士子的不满和愤慨，群起而奋力修复南山先贤祠，以之与释道势力抗衡。但这些土子的力量毕竟有限，修复工程可能极为草草，不到二十年，又渐渐衰败如故。康熙三十二年（1694 年）到三十七年（1698 年）之际，范承勋总督江南，又将先贤祠改建于国学之西，但也不过维持了四五十年，到了乾隆初叶又再次颓败，以致南京的一些学者文士又有修复之举。先贤祠虽一再败落，一再修复，但释道的迷信活动，即使在吴敬梓参与的这次修复先贤祠之际，依然十分猖獗，传主晚年所写的《雨花台》一诗的小序中就说：??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已也。

　　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泰伯祠，实即仓颉庙，揆以当时情势，当属可能，金鳌《金陵诗征录》卷二有记云："仓圣庙，??在府治西??国朝张允升拟建，未遂。后乃迁雨花山傅制军祠祀之。祠成，樊明微求古乐，率弟子肄习之??。"即令不全然指实，而采撷其中某些细节亦属必然。从这篇小序中，也可看出传主吴敬梓对"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释教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正反映出他参与修复先贤祠，实与当时尊崇儒学抑制释道的学术思潮汲汲相关。

　　吴敬梓热衷于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多少还和当时朝廷中夺位之争、全椒吴氏家族中夺产之争对他的影响有些关系。玄烨在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十二月立允礽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十一月废；次年即四十八年（1710年）三月又复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即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再度废黜。至此，终其在位之年，始终未曾立定太子，这就为诸皇子争帝位埋下祸根。当胤禛继位之后，朝野之间盛传他在亲承末命时，将父皇玄烨"传十四皇子"之语改为"传于四皇子"。因而，胤禛在即位之后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中曾痛斥此说：??现据广西巡抚金拱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叛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尽管胤禛引用此说后又加辟清，但反使此说更为流传开去。传主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胤禛继位时，敏轩己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秀才，对朝廷中这件大事当然会有所闻。

　　正当此际，吴敬梓的生父雯延和嗣父霖起先后谢世不久，传主吴敏轩的族兄弟乃至一些叔伯都觊觎他所承继的财产，颇想染指，终于爆发了一场遗产之争。这种"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的现实，给传主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极端愤怒的同时，又对族人的贪婪恶性无可奈何。而当他移家南京十年之后，业已过了不惑之年，此时有人倡议修复先贤柯以祭祀泰伯等先贤，吴敬梓自然会从先辈口中知道当年玄烨南巡江南各地时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四月御书"至德无名"额悬于泰伯祠的盛事。泰伯是孔子极为赞美的贤人，在《论语·泰伯》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敬梓，自然会认为如果臣民都能像泰伯那样谦让行事，无论朝廷、家族都不会发生你争我夺的丑事。因此，当他的友人提出修祠动议时，敏轩自然乐意资助以襄其成了。传主这样的思想认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表露。例如在《移家赋》中说"谦以称物而平施，忍以含容而成德"；还大力赞扬先人让德，说他的"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有功，被"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数代以后，"追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当传主病故九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还写有《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一诗：到门先觉桂香浓，树抄微风送晚钟。三度时巡留睿藻，千秋让德仰姬宗。（自注：爱棠新构泰伯庙于寺中）

　　人寻小径穿苍藓，僧煮寒泉泛紫茸。坐久忽闻涛韵细，夕阳楼外几株松。

　　--《杉亭集》卷八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吴娘将"让德"与"泰伯"直接联系在一起。无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乃父敬粹的思想。这在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可看出，小说中径直将先贤祠改为泰伯祠就是明证。尽管先贤伺中是祭祀自泰伯以下 的先贤，但无论是程京萼的《金陵祀典议》、施闰章的《金陵先贤祠堂歌》，还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顾云的《盋山志》、张其濬的《全椒县志·吴敬梓传》中都只说"先贤祠"，而没有象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那样称作"泰伯祠"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曾对这种情况有如下的解释：据金跋，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展，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

　　--《儒林外史评》张文虎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吴敬梓的主观意图的。但小说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其含意还不限于天目山樵所指出的这一层用意，同时还流露出了传主自诩门第的意识。吴敬梓曾在《移家赋》中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韧于东浙"，并自注道"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为泰伯之弟，因此传主也自认为泰伯后人。而表彰祖风世德，这是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乐于作为的，吴敬梓也不例外。因之，在小说《儒林外史》中，传主极尽铺扬之能事，细细叙写祭泰伯祠的前前后后。在他的笔下，首先让迟衡山批评"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这与程京萼在《金陵祀典议》中所指责的"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而未闻及二圣一贤，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如出一辙。然后复由迟衡山阐明修复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迟衡山的倡议，得到南京许多大名士的响应，纷纷解囊，襄助修祠费用。接着又写迟衡山偕同杜少卿去专访"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名满一时"的庄绍光，请教祭祠的礼乐制度，庄绍光表示这是"千秋大事"，"自当赞助效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究，庄绍光终于"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的端端正正，交与迟衡山拿去了"。修祠费用筹集周全，祭祠礼乐商订完备，由谁主祭，这又是一件大事。传主因而又"特起立传"（天目山樵评语）地写了虞育德这一"真儒"，将他推上主祭位置。此后就是用"堂哉，皇哉"（卧闲草堂本评语）的大手笔描叙祭祠经过：大典订于四月一日，迟衡山邀集了与祭的诸位名士于三月二十九日先行出了南门，进了"泰伯之祠"预为准备，主祭虞育德也先行一日"来到祠中斋戒一宿，以便行礼"。及至四月一日五鼓，祠门大开，热闹非凡地进行祭祀之礼。礼毕，传主又在小说中充满热忱地写道，只"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当马二先生问他们何以如此，传主还借这些百姓之口说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听了百姓这样的话，与祭的"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敏轩这些描写，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到颜、李学派的主张。颜元就曾说"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颜刁斋言行录》卷上）。李塨也认为"礼乐愈备，习之既久，天下无不文以礼乐之士矣"（《平书订）卷一四）。颜、李学说在当时士人中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包括敏轩在内，他们的确相信只要倡导孔孟先贤的礼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就能挽颓风干既倒。然而，就在传主赞美这一盛举的描叙中，也已透露了这种社会理想的迂腐和不切实际，南京的老百姓就不知道这样的"礼体"，这正是修祠的大名士的可悲之处。十余年之后，当王玉辉来到南京，在邓质夫陪同下前往瞻仰泰伯祠时，虽然当年"迟衡山贴的祭祀议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但已积满灰尘，非拂拭已不可看清了；所有的乐器、祭器也都锁在大柜中，已不再有人举行祭祀典礼了。再隔二十余年，到了小说中假托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盖宽来游时，"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目睹这种残破景象，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盖宽的感慨，与施闰章在《金陵先贤祠堂歌》中"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的愤慨正相似。而盖宽的叹息，也正是传主吴敬梓的叹息。至此，我们的传主终于明白先前一度热衷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修复泰伯祠也并不能挽救颓靡的世风。他在作品后半形象地描绘了泰伯祠的残破景象，无疑地显示了传主自己也已认识到这一理想的不切实际。但是，他仅有的一些赀财大都用来修建此祠，随着泰伯祠的破败，他的家产也净尽了，从此陷入更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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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八 创作有成

　　从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起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四十九岁止，这段时间内，传主吴敏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秦淮水亭中闭户著述，偶而外出探访友人则是为了谋求生活资助。

　　这几年内，吴敬梓在南京的诗酒唱酬活动比前一段稀少，这不但是由于财产净尽、衣食已感困乏，无力维持欢饮的生涯，而且由于老友星散，亲人远离，聚会无人。在前几年，他的长子吴烺已远离膝下，独自谋生去了。在除夕之夜、旅店之中，吴敬梓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不禁黯然神伤。在《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一诗的小序中，传主写道："儿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其东道主皆长者也，故篇未及之。"诗云：旅馆宵无寐，思儿在异乡。高斋绵雨雪，歧路炮风霜。莫诧时名著，应知客思伤。屠苏今夜酒，谁付汝先尝。

　　从此诗可知，吴敬梓与吴烺的父子感情极其深挚，对于年幼的吴娘自谋衣食于异乡，他则感到十分愧疚。

　　亲子远离，友人也各奔前程。前几年，吴敏轩在南京不但有移家后结识的一些诗人文士，终日在一起纵游畅叙，诗酒文会无虚日；而且还有南来北往路过南京的旧友新交偶然聚会，从不感到生活的岑寂。前一类友人，上文已介绍，后一类的至交也复不少，如洪月航。他在离开任职地区武昌路过南京时，曾稍事停留，便很快回到故乡仪征去了。传主此次只与他匆匆一晤，写有《赠洪别驾月航》一诗：诗学看前辈，骚坛久擅场。宦游戎马地，归及水云乡。五柳陶潜宅，千金陆贾装。琅函三万轴，流涕说仁皇。

　　敏轩在诗后注道："《佩文韵府》参校诸臣，月航与焉。"据有关资料考查，这位洪月航初名声，后改名元声，字宝田，江苏仪征人，道光《仪征县志》卷三十六中有小传：洪元声字宝田，号月航，弱冠能诗。康熙乙酉召试京师，奉命值内廷，恭写金莲花赋，制纪恩诗进呈。泽州陈相国延敬奏拔第一，上赐松花砚嘉之。出任泾阳县丞。著有《宝田诗稿》一卷。

　　康熙乙酉为四十四年（1705 年），吴敬梓方五岁，所以在诗中称之为"前辈"，而且，敏轩与洪月航尚有"世交"：将洪月航"奏拔第一"的陈廷敬，为敏轩曾祖吴国对的同榜进士，而且共事多年，当吴国对病故以后，陈廷敬还为他撰写墓志铭。洪月航初任泾阳县丞，后任武昌府通判，通判又称别驾，所以传主诗中称他为"洪别驾"。洪元声颇有诗名，《广陵诗事》卷七中摘其佳句颇多，如"湖平蚕市桥初见，柳暗渔家户半扃"；"花开暖趁鸟争树，山色青随人上楼"；"鬓边芳草杯中湿，雨后青山马上晴"；"鸦归村寺日初薄，潮到柴门风正来"；"数声柔艣青山暮，几叶短芦红藕香"；"晓风帆引西江舶，春雨人耕北岸田"；"山痕千里瘦，诗橐六年肥"；"人听烟中雨，霜飞鬓上华"等等，可见其诗风格。陈古渔在《所知集》初编卷二中曾选其诗作三首，今录《立秋》一首，以见一斑：桃笙如水印帘拢，策策高梧叶底风；萍沼漾天云破碎，豆棚筛地月玲珑。十年事在家山里，一夜秋生短发中；文字京华多不贱，江南庚信尚飘蓬。

　　《佩文韵府》是康熙时修纂的一部分韵编排的大型辞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敕编纂。而陈廷敬则以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身份参与并主持其事。传主吴敬梓的族祖吴烺则以翰林院侍讲身份为"纂修官"之一。洪月航是以监生资格作为"校录官生"参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敏轩诗中特地标明他曾为"参校诸臣"之一。这次吴敬梓与他聚晤时间极为短暂，分手后月航就回到地处大江、淮水、运河之间的"水云乡"仪征去了，留给传主的只有寂寞的思念而已。

　　特别是传主的思师上江督学郑江，在前几年离开了任所南京，而于乾隆十年（1745 年）六十四岁时谢世，更使吴敬梓伤感不已。郑江，字玑尺，又字荃若，号筠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戊戌科三甲进土。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以右赞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以"夫子之道"、"诚者天之"、"树艺五毅"为题考试士子（《清秘述闻》卷五）。主试完毕后，以侍讲任职安徽提督学院（《清秘述闻》卷九）。郑江来上江任督学时，极为赏识传主的文才，曾向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见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虽然，敏轩未去京师参加廷试，但却已对他感激不已。当郑江任职届满回京述职之际，吴敬梓深情地写诗相送，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首先说"帝德敷文教，醇儒受主知"，赞美他为"醇儒"；然后描叙郑江"春风开绛帐，夜雪坐皋比"的教学生涯，称赞他"持衡馀奖进，取士掩瑕疵"奖掖后进的品德；再说到自己曾受其知遇，"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牍，授简写新诗"；最后对于自己至今依然沦落，无以报答，感到无比的惭愧，不无悔恨地感叹"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直到郑筠谷离开南京很久以后，传主这种感激情绪依然没有丝毫减弱，在《曹跃舟留宿南轩》一诗中，敏轩又写道：留我南轩宿，今年此再过（初夏送督学郑筠谷夫子曾寓南轩）。

　　蚁浮尊满酌，鹅素手重磨。贫贱征途久，知交离别多。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跃舟亦受知于夫子）。

　　悔恨、感激，种种复杂之情，溢于言表。郑筠谷之所以能识拔人才、奖掖后进，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筠谷自幼孤贫无告，幸得同里商人张静远的资助，才得以读书。此外，他虽身为学院大人，但却没有冬烘气，教读之余，从事著述，有《春秋集义》、《诗经集诂》等著作。郑江能诗，他的《咏镜》诗"朱颜谁不惜，自发尔先知"，袁枚极为推崇地说"可谓佳矣"。正因为上江督学郑江并非官僚习气严重的学官，而是十分风雅的"醇儒"，所以敏轩才极为叹服他；对于他的知遇之恩，也怀有无限的感激。可惜在这段时间内，郑江先是赴京述职，离开了南京，不过几年之后，又一病不起。他的噩耗传来，引起了传主吴敬梓的极大悲伤。

　　亲友的星散，知己的谢世，家境的凋落，年华的老大，都使吴敏轩感到岁月不再、时不我遇。在伤感之余更加发奋，终日闭户著述不辍，但由于生计问题，传主又不能不时常外出，寻求赞助。在这一阶段初期，他刚从淮安归来，不几年又再度去淮安。吴敏轩数度赴淮安，主要目的是探访程晋芳。他与程晋芳实为忘年之交，两人相识时敏轩四十一岁，已过了不惑之年，而晋芳尚为二十四岁的青年士子。敏轩曾经对晋芳说："始识子时，年二十四，吾尝语子，以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程晋芳《严东有诗序》，见《勉行堂文集》卷二）据此可以推知，两人订交之日为乾隆六年（1741 年）。相识后不久，在这年冬季，程晋芳就邀请敏轩到他的淮安家中作客。在淮安，两人研讨学问，吟诗作赋，相互赠答，极其惬意。但传主应邀前往，实有求取衣食之助的用意，因而没有长久逗留，大约只住了两三个月，就在乾隆七年（1742 年）春季返回南京秦淮水亭来了。

　　程晋芳为敬梓至交程廷祚族孙，字鱼门，一字蕺园，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六十七岁时病死。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高祖时才迁到扬州经营盐并以此发家。父名迁益，生子三人，鱼门排行第二。乾隆初期，极富贷财。袁枚就说在"两淮殷富"中，"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程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晋芳墓志铭》）。不过，尽管程晋芳生活极其富有，在三兄弟中"独愔愔好儒"，曾"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徐书受也说他"独尚儒术，所交闻人遍 海内"（《翰林院编修程鱼门先生墓表》）。正因为鱼门好学、又喜接交，所以他虽然生长于盐商之家，一向厌恶盐典商人的吴敬梓也能与他结为忘年交。更何况鱼门为人豪爽，"性好施予"（徐书受《程鱼门墓表》），招待四方来淮学者，毫无吝色，各地学人也就乐于与之交游结识。不过，由于来访者日众，所费也不计其数，再加上他不善经营，由家人掌会计，赀财一再被侵盗，以至负券山积。程鱼门尽管已开始陷入困境，但"其豪气真挚，发于天性，嗜书籍若饥渴，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犹不减其家全盛时也"（翁方纲《程晋芳墓志铭》）。吴敏轩于乾隆六年（1741 年）与他初相识时，他的家业还算丰有，传主也能得到他的赞助，不仅在经济上，敏轩从鱼门处受益不少；而且由于他在晋芳家中曾经生活过一段时日，因而对两淮盐商的生活起居，也有了不少的感性体验，从而为自己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

　　程晋芳直到年华老大才获得功名，成进士之后曾寄诗给袁枚说：四十年才为后辈，交游若此古来稀。头衔入手诚清绝，书局羁身未易归。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飞。输他居士山窗鹤，镇日从容立钓矶。

　　--引自《随园诗话》补遗卷七鱼门中进士之后，初任职吏部文选司。不久开四库馆，被荐举为纂修；书成后改授翰林院编修。而这些都已是在传主吴敬梓身后的事了。在他与传主交往时，尚无半点功名，因而与同是功名沦落的敏轩研讨诗赋时，彼此都感到"惬意无间"（《见其所作《文木先生传》）。鱼门学识广博，袁枚称赞他"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考究"（《程鱼门墓志铭》）；《清史槁·程晋芳传》说他"于《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袁枚还说他"尤长于诗"（《程鱼门墓志铭》），在《寄怀》一诗中，称赞鱼门"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袁枚刚将此诗从南京寄出不久，晋芳已从北京寄信给袁枚，说自己"所学，惟诗自信。"袁枚极其高兴他说："不谋而合，可谓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随国诗话》卷十）传主吴敬梓治学虽然也涉及《诗》、《书》，但成就并不高，除《儒林外史》使其享有盛名于身后而外，能够被人稍稍称道的也唯有诗。而晋芳这位正统学者偏偏看不起"稗说"，因而他与敏轩聚晤时，也唯有"与研诗赋，相赠答"（见《文木先生传》）了。

　　程晋芳极好交游，早年家居淮安时自不待言，晚年供职帝都时依然如故，所以当他身故之后，京师士子相互叹息："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袁枚《程晋芳鱼门墓志铭》）竹君，指鱼门座师朱筠。从这里也可觇知他们师弟二人都喜欢交游、结纳士子。传主吴敬梓是在他年青时就相识的好友，招待自是周到，资助亦当不薄。自乾隆六年冬（1741年），传主应邀去淮安晋芳家中作客数月，于次年春返回秦淮水亭后，为衣食之谋，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之间，敏轩再度去淮安相访。但这次去淮安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只身独住，行囊如洗，甚至连士子须臾不能离身的笔砚也付之阙如。鱼门见此状况问他何以贫窭到此地步，传主虽然无可奈何，却又自我解嘲地笑着回答："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文木先生传》）不过，敏轩虽然贫困不堪，但并没有象一般寒士那样穷斯滥矣，到处乞求。他之所以一再求援于鱼门，除了两人善于吟诗作赋之外，还山于他们意气相投，例如两人对时文都不满意，程晋芳曾经说过："时文之学，有害于古人，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随园诗话》卷八）而吴敬梓对时文的痛恶情绪则为晋芳所远远不及，在《文木先生传》中，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土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尽管有程度的差别.但两人都厌恶时文，这是他们能缔结下深厚友谊的又一共同基础。

　　程晋芳和他的族祖程廷祚以及诗人袁枚三人之间尽管友情不薄，但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宋儒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见解。当程廷祚逝世后，程晋芳为他撰作《绵庄先生墓志铭》.在叙及两人定交及相处时，鱼门说："余之识先生也，当乾隆元年，北上过淮，执余手，孜孜勉以问学，自是三十年，先生游淮扬必主余家，余应试江宁必与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识知，箓附于文人学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勉行堂文集》卷六）袁枚在他写的《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也叙及他们三人聚首谈学的情景，说："淮安有先生族孙鱼门，恢奇多闻，每假馆余所，三人连日夜语，蝉嫣不忍别，或漏尽送先生出，则两人者重剪镫对数海内人物，必首先生。"（《小仓山房文集》卷四）程廷祚、程晋芳与袁子才三人"连日夜语"所谈者大多学问之道。程廷祚早年倾心于颜、李之学，并曾向其晚辈晋芳宣传，在《与家鱼门论学书》中说："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接着对宋儒之学颇多抨击，认为虽然"颜李师弟言过于峻激，致生惊骇"，但"非其人亦孰与捄学术之敝耶？"最后劝告晋芳说："足下欲辨学术，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其可也。"（《青溪文集续编》卷七）但程晋芳并不同意廷祚的见解，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还说："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其措事也明而有伦，因是以其身为百世师，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贵而可从，虽其解经论学或合或离，欲不以道统归之而谁归乎？"（《与家绵庄书》，见《勉行堂文集》卷三）程晋芳甚至认为廷祚对宋儒的批评将"获罪于天"。这却引起袁枚对鱼门的不满，随园在《与程蕺园书》中反驳程晋芳对廷祚这种指责，说："仆颇不谓然，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并且反问鱼门："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实乎？尊其名，非仆所敢知也。尊其实，则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与人所以不尊之故，两者参合而慎思之，然后圣道日明。不宜一闻异词，如闻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最后明确表态："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故布其区区。"（《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这三人之间的论学争议，对传主自当有一定影响。

　　在南京，鱼门还与年青诗人严东有一同和传主吴敬梓聚首畅游，相互唱酬，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雨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严东有诗序》）。当程晋芳来宁应试返回淮安以后，曾写诗三首《寄怀严东有》。在第三首诗中，既回忆了与传主交游的情景，又透露了传主吴敬梓对六朝故都南京的眷恋感情。敏轩青年时代就数度游览过"淮水钟山"，早已萌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及至三十三岁正式移家南京之初，更是大加赞美南京，说："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移家赋》）住定之后，又一再表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买陂塘》）；"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春兴》）。南京不仅是历史名城，而且在当时也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各地学者来南京传道讲学者颇不乏人。吴敬梓的至交密友中，程廷祚原籍安徽，迁居南京已有数世：李本宣原籍江都，也流寓金陵二十余年；族兄吴檠一度也曾寄寓南京，"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即连程晋芳，虽然先人从安徽移家扬州，在淮安经营盐业，但他本人后来也曾经拜托袁枚为他在南京购屋，以便迁来金陵（《随国诗话》卷十）；传主的同乡、与敬梓及其长子吴烺都缔结友谊的郭肇鐄，也曾想从故乡全椒移家金陵与敬梓比邻而居，"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赠吴聘君敬梓》，见《佛香阁诗存》）。对这些文士纷纷移居金陵的现象，程廷祚有所评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自从移家南京以后，他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颇多魏晋六朝的遗迹，敏轩经常踯躅其间，叹息"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冶城春望》），感慨"石头城，寒潮来去，壮怀何处淘洗？??南北史，有几许，兴亡转眼成虚垒"（《买陂塘》）。更何况秦淮水亭本身就建在梁朝文人江总宅舍遗址之上，极易触发他的思古之幽情。凭吊之余还见之吟诵，其企慕建安风雅和六代风情极为深沉，甚至使得他不能自己。

　　程晋芳在这首《寄怀严东有》诗中，不仅反映了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面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也透露了传主这一时期经济生活已陷入极端的困境，所谓"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由于程晋芳不止一次赞助吴敬梓生计所需，因而对传主的贫篓状况十分清楚。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一阶段，由于吴敏轩的家产在前一阶段修祭先贤祠时已几乎用尽，衣食渐渐不周。有时无米下锅，则以藏书去换米；冬日苦寒，既少酒食又缺炭火，无以御寒，他只得和几个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人，从南门乘月步行，沿着城墙绕向西南转由水西门入城，直到天色渐明，各自大笑归家，几乎夜夜如此，他们还自我解嘲地称之为"暖足会"。这件事，不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有所记叙，后来顾云作《盋山志》在卷四"人物"中亦曾录入。有时在著述余暇，为解决生计问题，传主也不得不在"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严长明《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的秦淮水亭中的荒圃上种些蔬菜，以饱饥腹（见《盋山志》）。程晋芳的族祖程丽山因为与 传主有"姻连"关系，对敏轩十分关心，时常有所周济。一年深秋季节，绵绵秋雨不曾停歇，丽山在家中估猜传主大约已经是"灶突无烟青"了，吩咐他的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丽山之子遵命前往探视，敏轩果然已"不食二日矣"（《文木先生传》）。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深秋写的《怀人诗》十八首，其中第十六首写的是传主吴敬梓。这首诗，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敏轩这一时期生活极为困顿的状况，诗云：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械械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春帆集》，见《勉行堂诗集》卷二从这首诗的描叙来看，传主的生活可谓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简直可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不得不到处"乞食"了。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常周济传主的主要是程丽山、程晋芳。但程晋芳经营的盐行因管理不善，已日趋败落，并渐露窘境，从此对敏轩的赞助，自然力不从心了。因而传主不得不另求门路，大约在乾隆十三年、十四年（1748-1749 年）之际，敏轩曾远赴浙江遂安，去向任遂安知县的故交吴培源请求帮助。但这种接济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不能持久。有时，传主不得不落到极其狼狈的境地，甚至如诗中所说的那样去"赁春"以换取口粮。所谓"赁春"就是受雇为人春米，《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傭，为祐赁舂。"又《后汉书·梁鸿传》也记其曾"居底下，为人赁舂"。当然，吴敬梓"赁舂"的具体情况尚无资料可据以作更多的说明，但至少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位文士，居然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力去换取升口之资，以维持全家生计。这的确是封建社会中天才作家的悲剧。但是，就作家的创作来说，倒也并非完全不幸，正由于传主贫困到如此境地，才有可能与下层人民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普通群众的生活实况，感受到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认识到下层群众的优秀品德。有了这样的生活实践，才能使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闪耀出下层人民光采夺目的品质和情操。

　　由于传主生活十分拮据，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时期内，吴敬梓参加诗酒唱酬的次数越来越稀少，离开南京外出游览访友的活动也很少见有。除了去苏北淮安拜访程晋芳、去浙江遂安访问吴培源以寻求贷助以外，几乎很少出门。在南京，他的主要活动或是闭户著述，或是与本地同好研讨学问。这在金榘于乾隆癸亥八年（1743 年）写的赠送南京词人陈希廉的一首诗可以得知。尽管吴敏轩的好友陈希廉、表兄兼僚婿金榘同时在扬州坐馆，但一向喜欢纵游山川的传主却株守在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未曾前去相聚。此际，陈希廉与传主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那还是吴敏轩青年时代"往来江淮北复南"游历南京时期结下的友谊。青年时代的陈希廉也与吴敏轩一样，少年意气，相互倾致，每每谈到兴奋之际不禁戟手呼号，时人都把他们看作是狂颠之徒。而且，他们两人都擅长词曲，并能上场演唱。这两位年青同好相处时，自然不免要说及各自的相知。陈希廉就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吴敬梓密友中有金榘其人。不过，陈希廉始终未能与金榘谋面。岂料二十余年之后，陈希廉客居扬州，参加一位友人的宴会时金榘也在座，这两位慕名已久的文士互通起姓名来，方始识面，从此订交。但此时陈希廉即将返回南京，金榘就拜托他向敏轩致意，并请希廉转问敏轩何以"守株"南京而不来扬州聚晤，诗云：桑根山南骚人金其旋，桃叶渡头词客陈希廉，两人素昧平生无半面，各在广陵城中据一毡。不意天海浮萍时有遇，无端作合乃因吴敏轩。岁在癸亥闰四月下澣，偶于子西座上通寒暄；陈子云与吴子交最契，耳熟金子之名亦甘年。金子正有双鱼致吴子，遂烦陈子为作书邮传。从兹不厌过从太频数，得句唱酬往往飞涛笺。陈子偷声减字尤妙绝，抎场自拟元时铁笛仙。"晓风残月"堪倩红牙按，"大江东去"便可弹鹍弦。眼前词苑诸子俱压倒，当与阳羡老陈称两髯。我虽偶尔效颦还学步，捧心折腰邵得旁观怜。自夏徂冬忽已阅半载，每共论心搔首问青天。抑或醉后戟手大号叫，不顾世人惊诧呼狂颠。我今三年扬州梦已觉，行当冲风冒雪扬归鞭。君亦将辞舍馆渡江去，乘潮一舸直指钟山巅。到家拜母鞠跽进甘旨，入室笑致粉黛妆台前。有暇可就吴子相问讯：守株不来把臂胡为然？预订来秋桂花香迸日，青溪一曲好泛凉篷船。

　　--《九言长古赠陈大希廉即用留别并示吴大敏轩》，见《泰然斋集》卷四金榘希望敏轩来扬州"把臂"，但又知其必不可来，只好"移樽就教"，准备此后桂花盛开之日再赴白下相聚。一般说来，根据吴敬梓极喜交游的性格和经常来往江、淮的经历，眼下又有故交亲友在扬州，他正可渡江一游，前往聚首，可是偏偏没有前往。这除了传主的经济状况不佳以外，主要原由就是感到自己年华渐渐老大，来日无多，动笔多年的创作尚未完成，他不能不抓紧时间、奋力从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在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就着手进行了，中途因安顿注处、出游各地、参加鸿博之试等等耽搁，时作时辍。到了这段时期，吴敬梓除了为稻粱之谋以外，主要精力就用来精心构制这部小说了。正如王又曾诗中所云："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与此同时，他还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随时充实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当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发生了一起刘著藏书被诬下狱的冤案。吴敬梓迁入秦淮水亭以后，从他友人程廷祚以及当事人刘著处先后了解到此案的详细情况，据此加以改造，提炼成艺术情节写入作品。此外，他还从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新闻"中采撷了不少素材，例如有关袁枚等人的一些事迹，无不被他所掇拾、筛选，从而纳入《儒林外史》中去。

　　袁枚，浙江钱塘人。他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博学鸿词试中以年"最少"而"署尾"（见《随园诗话》卷五），并且颇以少年功名成就而沾沾自喜。他曾以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职江苏的沐阳、溧水、江宁等地知县（见先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光绪九年《课水县志》卷五等），乾隆十年（1745年），他来到江宁任知县，在他的《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有云：乾隆七年，予与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沐阳，君知芜湖。十年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内忧。

　　十七年秋，予丁外忧归、随乞养母不复出。

　　--《小仓山房文集》卷四袁枚先于乾隆十年（1745 年）知江宁县，十三年（1748 年）乞病购置随园作久居之计，此后虽曾返回故乡钱塘，养病卧休苏州，远赴陕西仕宦，但为时均不长久，最后仍归卧南京随园。吴敬梓的诗友如卢见曾、郑筠谷、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樊明征、周幔亭、江显、朱草衣、徐紫芝、李葂、梅兆颐、陈古渔、王又曾、严冬有、涂长卿、陶蘅川等人，先后都曾与袁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随园的座上客，相互唱酬、品评赏鉴。不过，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中却尚未见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直接的接触。或以为袁枚在《答鱼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中曾论及传主，将吴敬梓视作"大怪僻、大妄诞"一类人物；并进一步认为袁枚在《答某山人书》、《再答某山人书》中（《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大加诋毁传主。这种看法尚难以使人确信，因为传主终其一生从来没有自命为"××山人"，他的友朋中也没有以"××山人"称呼过他。而且，《再答某山人书》中，袁枚曾有"仆老矣"一类的语句，袁枚实小于敏轩十六、七岁，似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给传主写信。至于传主与袁枚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纠葛、其纠葛又是何种性质，在目前未曾见到明白的文字记载之前，还难以论定。不过，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尚不可考知，但他们同在一城市生活，而且袁枚还是江宁知县，传主对这位"父母宫"的政事不会毫无所闻。相反，倒还是比较关心的。在他创作《儒林外史》过程中，就曾采撷与袁枚有关涉的一些"时事"写入作品中去。此处试举一、二例，以觇其一斑。

　　乾隆十年乙丑（1745 年）袁枚莅任江宁之初，五月十日突然刮起狂风，霎时大昏地暗。南京城中一位十八岁的韩姓少女，被骤风吹至离城九十里的铜井村，村民大为惊异，送她回城。该女原已和城东李秀才有婚约。这位李秀才不信风能把人吹到九十里外，怀疑她有奸情而出外逃走，就向江宁县提出退婚要求。袁枚受理这一控案后，劝告李秀才切莫乱加怀疑，并说古时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以外的事。李秀才不相信。袁枚随手取了元代郝经的诗文集给李秀才看，其中就有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负从钟建背。"诗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皆朝贵。"袁枚还对李秀才说："郝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诳语？但当时此女竟然嫁给了宰相，韩女恐无此福！"李秀才听后大喜，依然遵约完婚。袁枚判断这一案件，颇得时人赞扬，他的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十分高兴地对袁枚说："可谓宰相必用读书人矣！"（见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尹继善夸奖袁枚所说"宰相必用读书人"，乃借用《宋史·太祖本纪》中语。吴敬梓对江宁知县袁枚判断这一公案的风流，想来也甚为钦佩。虽然他并未曾将这一故事纳入作品，但尹继善对袁枚的赞语却在他笔下出现。小说中，当萧云仙来到南京，与城中大名士相聚时，杜少卿闻知他平定青枫城的一番功劳后，极为赞扬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吴敬梓如此叙写，并非偶然。《儒林外史》中与萧云仙并举的还有一位奇女沈琼枝，敏轩曾以他们两人的事迹作为同一回书的回目："萧云仙广武山赏雪，沈琼枝利涉桥卖文。"不但杜少卿赞扬萧云仙的话语与袁枚有关，而且沈琼枝的"公案"也全由袁枚经手处置，同时此事也与吴敬梓有些关涉。

　　沈琼枝与袁枚确有一段因缘，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中即云："沈琼枝即《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据《随园诗话》卷四记载：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北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

　　乃倚几疾书日："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曰：'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对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张宛玉自己离开夫家，这在封建时代无异是一种反叛行动。也许正因为此，传主吴敬梓对她十分钦佩，可能给她以某些支持和援助。敏轩这种作为招致了他的友人程廷祚的不满，特地写信给他。从程廷祚这封信中倒可以看出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传主吴敬梓要比程廷祚开明得多，他的大胆行径，连他的至交程廷祚也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劝阻，乃至责备。程廷祚《与吴敏轩书》如下：昨所谈茸城女士之事，诚可谓瑰琦俶傥，不少概见，庸夫之所疑，达士之所快心也。然处事之道，贵思其终以图其始。女士之所为固异矣，仆未见其所终也。

　　火得薪而能明，月近日而有光：阴必附阳，柔必倚刚。天地生物，各有其方，违其道而能济者，未之有也。以女士之聪明令淑，智岂不足以及此？今乃昧三从之古训，与中馈之正理，而孤行一意，人莫能测。反物为妖，是为邪慝。支离关塞，牢落风尘，发乱不及梳，衣敝不得纫，僦居市廛，屠沽为邻，抚岁月之悠悠，长衔悲而茹素。嘻，亦何为哉？

　　且彼既生于名门，嫁于旧族，岂宜一丧所天，而两家戚属，遂扫地以无余者乎？此非所以使人无疑也。以茕茕之嫠妇，而屡设机穽，以利人之所有，又非所以为名也。居可疑之地，为无名之举，衣冠巾帼，淆然杂处，窃赀以逃，追者在户，以此言之，非义之所取也。将为红拂之投药师，文君之奔相如乎？而今皆无其人矣，而猥冒冶容之戒，同狎邪之躅，驭侩盈前，奸谋反复，虽云终若脱兔，敌不及逐，而蒙面丧心，恬不为辱！夫以诈诱人者，亦常为人之所诱。吾恐强暴之徒，方设计于隐微而取之，如网罗之于飞鸟。斯时虽欲杀身以自明，刎颈以见志，勇无所用其力，智无所施其计。自经沟读，人莫之知，轻于鸿毛，其又奚悲矣。女士其知乎？

　　足下有矜奇好异之心，而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则足下大有造于女士，而自处之道，可谓善矣。

　　--《青溪文集续编》卷六信中所说的葺城乃葺城之误，松江古称茸城。所以此信中所谓"葺城女士"即袁子才诗话中的"松江女"。程廷祚在信中尽管也承认她是一位"聪明令淑"、"瑰琦俶傥"的"女士"，但又责备她不遵守三从四德，一意孤行，是为妖邪。同时在信中一再告诫传主，希望敏轩将她引回正路，送她回到父母之家。由此可见，吴敬梓的确也深深卷入这一公案中去了。而袁枚在与山阳（今江苏淮安）冯知县商议之后，既不便断其离异，就听任她返回，并未追究所谓"背逃"之罪。这也不失为一种开明的处置，较之程廷祚所言也合乎情理。传主吴敬梓对待此事的态度则更为开明，将这一故事在小说中极力铺陈，塑造出有着夺目光彩的沈琼枝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吴敏轩进步思想的表露。

　　总之，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经历，对于传主吴敏轩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他的老友吴培源等人业已星散四方，友朋聚晤谈学之事己不可得；早年接受的颜李学说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已渐渐显示出其迂腐和不切实际；修祭泰伯祠以提倡礼乐的活动，未见些微成效，一般士子的精神状态也未因此而有任何振作；更由于他自己原已不多的家产已经花得净尽，生活的艰辛使得他坠落到社会下层，厮身于市井小民之中。这样的经历，使得传主对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逐步由陌生而了解，对下层百姓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隔膜而洞悉，并进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熏染，产生了对普通群众的崇敬，同时也不得不反省自己过去寄希望于士子的失策，从而导致他对市井人物的前途萌发了一些微弱的希望，他终于在市井小民中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在过去，吴敬梓的相识之中虽也有下层群众，但他们与上层社会总有千丝万缕的瓜葛；而这一阶段吴敬梓所结交的市井朋友，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懂得技艺的人，他们喜与文士结交，而不与富贵之家往还。这在续刊《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所引《闻见录》中有所记载：往年金陵市上，有一材一技自负者：或修琴，或补炉，或作竹扇，或鬻古书，或装字画，或刻木石、墨迹，甘与文人为知已，不肯向富贵家乞怜。

　　在当时文人的一些诗文中，还留有这些艺人的姓名，甚至点滴事迹。例如朱怀壁在他写的《西城三老》诗自注中云：西城有三老：梁叟魏今，善奕，天下之冠也。城南周春来亦善奕，逊二子，终身莫能与敌。吴叟官心，善琴，尝至京师贵人家，贵人延四方善琴者数辈，闻官心琴，皆下拜，称为"祖师"。官心雅不爱豪贵，居数月即归。陶叟，善吹萧，每月下发声，闻三四里。

　　三叟居相近，亦称"清凉三隐"。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十九朱怀壁为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 年）贡生，他的生活时代正当吴敬梓晚年。诗中所说的西城，是指南京水西门、清凉山一带。《儒林外史》中最后所写的"四客"，写字的季遐年、下棋的王太、能画的盖宽、善琴的荆元，他们大都活动在南京的城西南，小说中提及的虎踞关、乌龙潭、妙意庵正在清凉山脚下。荆元虽在城南三山街开了一个裁缝铺，为人做衣服，但业余时间就弹琴写字作诗，而且经常来到极为幽静的城西清凉山脚下以灌园为业的于老者园中，一面品茗，一面操琴，而在当时身为裁缝又善于吟诗的确有人在，朱绪曾在《金陵诗征》卷二十二中曾辑录了吴亨的《莫愁湖》诗一首：湖山千秋有断霞，湖边树冷暮啼鸦。柳条攀折愁谁诉？帆影沿江几片斜。

　　在诗前并有"小传"，说：亨，字荆园，上元人，工八分书，隐于衣工。

　　或以为吴荆园即《儒林外史》中荆元的原型。至于传主吴敏轩和这些人物交往的文字记载，今虽未得见，但可以肯定吴敬梓是知悉这些人物事迹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小说中描写到类似这些人物事迹的故事情节。同时，从传主对他们的肯定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吴敬梓是十分钦敬他们的品德的。由此也可以推断出传主与他们是相识的，并且缔有友谊。在与他们的接触交往中，敏轩熟悉了他们可贵的品性、美好的气质，了解了他们高尚的生活情趣，从而也不断冲刷了自身所背负的科举世家的习气，修正了原先对于改造社会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蓝图，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将来的希望也许正在这些市井小民身上。传主吴敬梓思想中积极一面也因此而大大滋长，从而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儒林外史》终于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完成初稿。很快，在他的朋友中就传抄开来，正如《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人争传写之"。在阅读之余，有击节赞叹的，也有深恶痛绝的。但是任你赞赏也好，诋毁也好，都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为传主赢得了极大的声名，而《儒林外史》也将成为传世之作。在毁誉不一的舆论面前，吴敬梓的至交程晋芳在怀念传主的诗作最后却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程晋芳尽管承认《儒林外史》的描写"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也相信这部小说将使他的友人盛名永传。然而，出自封建文士的偏见，对吴敬梓竟然依靠"稗说"而获得名声却感到由衷的惋惜。但我们却为吴敬梓庆幸，如果他未曾创作出这部传之久远的讽刺小说，几百年来又有谁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呢？世界各国进步人类又何以能够知道在莫里哀之后、巴尔扎克之前，中国文学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塑造了与这些文学大师笔下同样栩栩如生的悭吝人形象的文学巨匠呢？唐时琳在序《文木山房集》中认为科名上得意之士，不一定能久享盛名，所谓"且土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而"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劝慰传主说："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不能不说唐时琳确有眼识，与传主吴敬梓同时参加科岁考、同与鸿博之试的"博雅君子"，在今日能与传主同享盛名的怕也不多几人吧！也正如唐时琳所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吴敬梓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讽刺文学遗产，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的内容。然而，传主在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经历了极大的不幸。经济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他是在极其孤独悲伤的境遇中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当时，他的长子吴烺出外谋生，只有幼子蘅叔依偎膝下，次子藜叔又正在此时病故。尽管境况极为悲惨，他却仍不停笔。对于次子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遗憾的是传主有关伤子的诗词，连一首也没有留下来。倒是他的长子吴娘在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 年）写有《梦与亡弟藜叔共饮觉而有作》：一恸今原百种哀，谁教抱恨向泉台？为言病骨经秋冷，强慰愁心借酒开。觉后泪痕珠颗颗，帘前霜气白皑皑。剧伤踪迹如萍梗，偏有精魂觅我来。

　　--《杉亭集》卷三可见传主次子因病而逝，从当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来看，藜叔肯定没有能得到较好的医治和休养，以致"抱恨向泉台"。对于亲子过早病逝，敏轩的悲哀和伤痛是可想而知的。吴烺在伤次弟病逝的同时，对三弟蘅叔就分外思念，同年又写了《忆三弟蘅叔》诗：日落寒江暮霭生，登楼不见石头城。梦投远处离离黑，卧数残更点点清。客路依人惟有泪，他乡忆尔最关情。不如归去荒斋里，一局围棋对月明。

　　--《杉亭集》卷三这是为衣食之谋客居异乡时，对于生活在南京城内的三弟吴煐（蘅叔）的怀念，甚至希望立即回到秦淮水亭中去与乃弟对月奕棋。从吴娘这种心情，我们也可以推知其父吴敬梓这一时期的情绪。但传主并未被这种悲伤情绪所击倒，仍然在坚持创作。可以说，敏轩为了写成这部凝注自己心血的《儒林外史》，忍受了巨大的悲痛！

　　在丧子之后不久，传主嗣父的侧室程氏也病死在故乡全椒，吴敬梓也未能亲去奔丧、料理后事。这位程氏，虽为吴霖起侧室，但实在大有恩于吴敬梓。当传主前妻陶氏病故之后，他的长子吴烺正在幼年，是程氏一手抚养成人的。敏轩移家南京时，程氏虽然并未随他渡江而南，仍然独居在家乡，但与程氏有兄弟（或同宗兄弟）关系的程丽山是南京一位颇饶赀财的商人，经常在自己豪华的宅第中邀请一些知名文士举行花朝盛会。正因为程氏的关系，吴敬梓和其长子吴烺也才先后参与其会，并且在传主生活发生困难之际，也才经常得到程丽山的周济。正如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余族伯祖丽山，先生（敏轩）与有姻连，时周之。"由此可见，程氏对吴敬梓的恩德可谓厚矣。但在她病逝故里时，传主没有亲往，而由长子吴烺前去料理一切。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吴敬梓正当创作《儒林外史》的紧张关头，全书即将结束，实在无法分身，只得吩咐.吴烺前往奔丧。后事料理之后，吴烺写有《哭程媪》四首，时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 年）。诗前小序云：媪，先王父广文公侧室也。烺幼失慈恃，养于媪，恩谊最笃。

　　雍正癸丑，大人挈家迂金陵，媪独留里中，败屋三楹，长斋绣佛，如老尼师焉。烺往来江上，每一相见，辄涕下交颐。今年六十有一岁矣，倏无疾而逝。烺闻凶耗，仓卒归里，为营丧葬，而悲痛无已。

　　用成长句，歌以当哭云尔。

　　其诗四首：苦节坚持三十春，岁寒始觉有松筠。繁华短梦萧凉境，贝叶寒香老病身。秋尽楼中霜月夜，恨长泉下白头人。一朝撒手悬崖畔，真向西来了净因。

　　曾记春朝就道时，临风老泪尚丝丝。为言后会在何日,且属前途休去迟。深巷依门添怅望，荒山策蹇动愁思。谁知此际匆匆别，便是平生永诀期。

　　闻赴江皋心欲摧，片帆如马渡江来。一棺已了百年事，双泪难倾千古哀。尘暗灵堂饥鼠窜，苔深坏砌野花开。盈盈月照魂衣上，谁把椒浆奠一杯。

　　报德难酬拊畜恩，此生饮恨竟何言。灯枯不作寒宵梦，幔卷空归永夜魂。故宅萧条看易主，前和潦草葬荒原。空箱检点遗留物，重见儿时犊鼻裈。

　　--《杉亭集》卷三这几首诗写得的确情感深挚，催人泪下。想来传主也不会没，有诗词以悼念如此有恩德于他的程氏的。可惜的是，敏轩四十岁以后的诗、词、文章大都散佚。但从乃子吴烺因程媪之丧而产生的极大悲痛中，也可以窥知吴敬梓的悲痛也定当同样深沉！而他却未亲往故乡经营程氏之丧，无疑是因为这部传世之作的《儒林外史》正在杀青之际。在这几年中，传主给我们贡献了这样一部不朽之作，而自己却忍受着丧失亲人的无限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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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九 病逝扬州

　　《儒林外史》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传主四十九岁时基本脱稿。

　　此后数年内，传主的主要精力已逐步从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虽然，比起他的文学生涯来说，学术生涯为时短暂，成就也大不如他的文学创作。对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成绩，下一章将做专门介绍。

　　从乾隆十五年（1750 年）传主五十岁起，此后三、五年已是吴敬梓生活的最后阶段。在这几年间，传主又有一次可以仕进的机会，然而他自从未赴北京参加鸿博廷试以后，已绝意仕进，终于回避了这一机遇。在此期间，他的生活虽然更为贫困，但"论文乐友朋"的性格却并没有丝毫改变，除了旧友之外，还与不少年青的文士缔结了忘年之交。同时，传主"为爱白门山"的情致也未有丝毫衰减，虽然不能象往昔那样远游，但南京城内外的历史遗迹和山水佳处，他依然常去凭吊和游览，还写下不少吟咏金陵风光的篇什。在这几年间，吴敏轩可能出自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的心情，曾一再返回故里；由于生活煎迫、寻求赀助，也曾数度渡江而北，去扬州、真州一带依人作客，最后终于病死在扬州。

　　传主一生历经康、雍、乾三朝，康熙玄烨与乾隆弘历这两个封建帝王在位期间，屡次出巡各地，凡巡幸所到之处，大都举行召试"盛典"，所有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体参加考试。录取一等的进士、举人，照例授内阁中书，遇缺即补；贡监、生员则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并准予与其他举人一样可以参加会试。乾隆在位六十年，六巡江、浙，三幸山东，四幸天津，先后召试多次，录取王昶、初彭龄等一百余人。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首次南巡，三月辛酉"幸江宁府"（《清史稿·高宗本纪二》），曾到传主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的青溪。一带游览，写有《青溪览古》一诗：东渠犹自纪吴开，白芷青蒲出水纔。江总宅惟名独在，郄施诗待客重来。绮楼烟月多寥寂，画舫春波水溯洄。六代风流何足贵，歜家毋语政诠该。

　　在南京，弘历照例举行召试。已届暮年的传主回避了这次可能仕进的机会，没有去应试。但他并没有阻拦长子吴烺去参加，结果吴烺和他们父子的共同友人王又曾都被录取，依例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传主没有参加这次弘历召试，颇得到一些友人的称许，例如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涉及敏轩这一经历时，写道：??昨闻天子坐明堂，欲祭衡霍巡南方，特重经术求贤良，伸让讲义夸两行。??先生何为独深藏，企脚高卧向栩床》？??--见《棕亭诗钞》卷三诗中所说的"向栩床"，是用东汉向栩的故事，据《后汉书·独行列传》：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言语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后特征，到，拜赵相。??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金兆燕用向栩故事比喻传主，这说明吴敬梓在弘历召试之前，就象向栩那样踮起双脚高卧不起；也反映了传主这一时期忙于坐在板床之上伏案研治学问，无暇旁及他鹜，对此"盛典"已无兴致；何况敏轩和当时不少士人，通过切身的痛苦经历，已有先有后地认识到封建朝廷举行的种种考试，大都是一场骗局。当然，传主并未阻拦此时年方三十二、三岁的长子吴烺去参加考试，这是因为在那种社会中，士子也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谋得出路。而年届垂暮的传主本人自觉没有必要再从此道中寻求什么了。

　　弘历在南巡前后，还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以经术有关世道人心，而海内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颇为不少，命令大学士、九卿、督抚保荐经明行修的文士，不限资格，参加"经明行修"考试。弘历此举对广大士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令对封建朝廷所举行的种种考试的欺骗性已有认识的传主，也未能例外。他在晚年研治经学，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不过，他毕竟未再去参加这种考试。而他的至交程廷柞却因江苏巡抚、吏部侍郎雅尔哈善的推荐于乾隆十六年（1751 年）参试。这次应试的有四十人，只有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被取录，吴、梁二人授国子司业，陈、顾二人以年老不能供职，则给以国子司业衔。而程廷祚"复报罢"（《金陵通传》卷二十九、《清史稿）卷四百八十本传）。经过这次失败，程廷祚虽然认识到"天下所举仅四十人，而被擢用者才两人尔"，但仍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离开京城南返之际，上书给大学士陈世倌，对这次考试有所抨击。不过，程廷祚毕竟不敢加罪帝王，只是一味责怪宰相，他在信中说："兴贤举能，圣主与贤宰相共之者也，而宰相之责尤重。何也？择相在君，而荐贤在相，自古而然。"最后他还向陈世倌进言，希望"他日复有关于国体与人才士气者，望阁下其难其慎，而宣圣朝之德意，垂休闻于无穷也"（《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书》，见《青溪文集》卷九）。可见程廷祚仍然以落选而感到十分遗憾，仍然没有完全割断对封建朝廷的依恋、打破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没有能象吴敏轩那样回避这种令人屈辱的机遇。

　　在这几年中，程廷祚忙于参加"经明行修"的考试，吴培源又远赴浙江做官而去，还有一些故交旧友为稻粱之谋星散四方，而传主吴敬梓却仍然株守在秦淮水亭中。不过，他又逐渐地熟悉了南京一些年青的文士，与他们缔结了忘年之交。虽然由于生活更趋艰难，象早年那样酒乐助兴的聚会不再常有，但分韵吟诗的雅集仍未间断。象严长明、涂逢豫、陶衡川等年青的诗人，大都是传主晚年所交往结识的。

　　严长明字冬有，一作东友，又字道甫，号用晦，江宁人。据姚鼐《严冬友墓志铭》说冬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八月五十七岁时卒于合肥（见《惜抱轩文集》卷十二），可推知他当生于雍正九年（1731 年）。《清史稿·严长明传》说他自幼"奇慧"。礼部侍郎李绂十分赏识他，曾对方苞说，冬友乃"国器也"。从此冬友就跟随方苞学习。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弘历南巡时，冬有年已三十二岁，以诸生献赋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为纂修五年后，入军机房，后又为内阁侍读，因丁忧归宁。筑归求草堂，以诗文金石自娱，未再出仕。晚年出游秦、楚、大梁等地，曾客巡抚毕沅幕中，返回江南后，又主讲庐江书院（此据《金陵通传》卷三十四，《清史稿》作"庐阳书院"）。冬有学识广博，姚鼐说他所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于情"（《严冬友墓志铭》）。而且据钱大听《内阁侍读严道甫传》，严冬有对"于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见便能分晓，尝奉命直经呪馆，更正《繙译名义》、《蒙古源流》诸书"（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七）。严长明生平著述甚多，涉及"论辩经史、书算文艺、金石文字者，凡二十余部，百余卷"（《严冬友墓志铭》）。据《清史槁》本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五十四等著录，有《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征余录》、《西清备对》、《淮南天文太阴解》、《文选课读》、《文选声类》、《知白斋金石类签》、《八表停云录》、《归求草堂集》等，不一一备述。

　　传主与严长明缔交当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此年敏轩五十一岁，而冬友才二十一岁。冬友曾有诗作赠给程晋芳，诗云：昨年倾盖阜陵吴（敏轩丈），道汝声名似顾厨，意气直凌沧海涘，须眉如对列仙图，高文久已倾枚马，纳史方将嗣董狐（君才有事重修宋史）。拟向淮南探秘册，小山一半肯分无（君书室颜曰"桂宦"）！

　　--《晤程二鱼门有赠》，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此诗作于王申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 年），首句云"昨年"即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 年）。从严冬友诗集来看，传主和严长明的交往接触以这两年为频繁。在《归求草堂诗集》卷一中，有作于乾隆十六年的《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一诗：曾是尚书第，登临迹已荒。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可怜旧时燕，犹自语空梁。

　　诗中的顾氏指明代刑部尚书顾璘，他晚年曾在南京购置息园。据夏仁虎《秦淮志·园林志》云："息园，顾尚书璘别墅，即江总故宅也。"而吴敬梓的秦淮水亭就在江总宅舍遗址。由此可见这首诗是严长明去秦淮水亭拜访传主时，敏轩出示近作，冬友就和作一首。这首诗写出了传主晚年虽然生活更趋艰难，水亭也己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围墙颓圮，人迹稀少，但旧时飞燕，依然归来，传主书声，亦未消歇。而且，还时时召集严长明等南京的一些年青诗人于此集会，分韵赋诗。严长明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诗作中还有题为《吴丈敏轩召集文木山房分咏（南史·隐逸传）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赋一首》一诗，我们仅从诗题就可知道传主虽处陋室而不改其"论文乐友朋"的生活。参加这种聚会的除严长明外，还有涂长卿、陶衡川等南京的青年文士。甚至有一次严长明还宿在传主家中，等候涂、陶等人到来，但却未见他们前来，因而写下《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衡川不至》一诗：夕阳度西村，烟际数峰瞑，返景入苍潭，深沉飒余映。竹露隐清光，松风答佳听；虚室卧翛寥，吟床拂深净。却忆苏门生，张琴散高咏。感此候中宵，孤筇仁萝径。

　　此诗见收于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五，而未为《归求草堂集》所收。但从严冬友和传主的交往来看，当也为这两年间所作。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严冬友还去秦淮水亭拜访吴敬梓、吴烺父子两人，并写有诗作：新制双游艇，将来系短桥。探花忆前路，其奈不通潮。

　　浮云归北材，新月生南浦。照见隔溪人，沙头笑相语。

　　--《青溪和吴筍叔二首》，见《归求草堂集》卷一严冬友不但和传主长子吴烺来往，而且还与吴氏父子一些友人有友谊。据黄之纪《随园与乡试诸公小集》之三"千古名谈三席内，两江才望十人中"，自注中曾点明十人姓名，其中有程鱼门、严东有、陈古渔等人（见袁枚《续同人集·宴集类》），而程鱼门也确曾与严长明、吴敬梓在这两年内或同游白下胜迹，或聚谈秦淮水亭。乾隆十七年（1752 年）春，程晋芳来南京，传主与长明一同前往拜访，这在程晋芳写的《严东有诗序》中有记载：壬申（乾隆十七年）春，就试金陵，敏轩偕东有来访。??风晨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

　　--见《勉行堂文集》卷二传主晚年之所以能与年青的严冬友结成忘年之交，主要在于他们两人在吟诗治学和思想气质方面有着不少类似之处。他们两人都能写诗、说诗，他们吟咏之作俱在，不必词费。两人又都能品曲，喜与伶人交接，传主这方面的表现前文己略有述及，下文将专门介绍。严长明除了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以外，也与演员戏子有往来，据袁枚所记："冬友侍读呢伶人登元，将之陕西，未能携去。路上见笼中卖相思鸟者，戏题云'同眠复同食，何处号相思？'"（见《随园诗话》卷十四）此外，在研治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们也有共同的爱好，严冬有不但有不少研治经学的著作，而且也有一些有关数学、天文方面的著述。虽然这些著述大都在传主去世以后的岁月中所完成，但他年青时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素养。传主与他缔交时也正在研治经学，而且传主及其长子吴烺对数天之学也都十分注重，吴烺还有《周髀算经图注》、《勾股算法》等著述。正因为此，相差近三十岁的两位诗人才能风雨晨夕，往来迩密。

　　与传主和严长明同游的还有涂长卿。他们有时在吴敏轩的书房中集会，有时也在涂长卿的园第中相晤，有时也一起吟咏于南京的山水胜处。严长明曾与涂长卿一同去香林寺拜访月江上人（《与涂长卿访月江上人憩香林寺作》，见《归求草堂集》卷二），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夏季的一个午后，严长明又去荫梧书屋访问涂长卿，并有诗记其事：休言君家好，荆扉间枳篱；苔花连小径，桐叶覆清墀。看花过邻叟，哦诗听客儿；觅闲闲未得，又早夕阳时。

　　--《过涂长卿荫梧书屋》，见《归求草堂集）卷二这首诗描绘涂长卿的荫梧书屋十分清爽幽凉，正是长夏闲话的绝佳之处。在严长明与涂长卿的往还中，自当有吴敏轩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传主正在创作《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有一首五律《谢公墩》；无独有偶，涂长卿也写有同题诗作一首：南朝余半壁，东山有全人，谢公一怀土，千载名犹新。围棋赌墅民，决胜奔苻秦，仲宝思媲美，无乃玉与珉。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在传主未赴北京参加博学鸿词廷试以后，涂长卿曾写诗赠给吴敬梓，有"曾见鹤书飞陇畔，谁知豹隐隔山中"（见扬钟羡《雪桥诗话》三集卷七）的诗句。涂长卿名逢豫，一字怿堂，号莼溪，江宁人。"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 年）优贡生，己卯（二十四年、1759 年）举人"（见《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在中举之前，他曾"游燕、赵间"，中举之后，"选潜山教谕"。长卿早年"喜为缔丽之词"，而到晚年则"寝馈左、司，乃证悟境"（见《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山璺集》、《凤城编》、《皖江集》、《晋游草》、《通潞集》、《淮海录》、《灊阳录》、《蜀游草》等。秦涧泉对长卿的文章有极高评价，说他"穿穴经籍，凡所诵读，手自缮写。荟萃先儒义疏，佐以己意，丹黄辨析，殆无虚晷，故为文根据渊博，熔炼经史子集，如自己出"（见《金陵文征》小传汇刊）。长卿与敏轩的交游，当早于敏轩与长明的订交。在乾隆四年己未（1739 年）到十三年戊辰（1748 年）之间，涂长卿就曾与传主吴敬梓在一起集会过，戴瀚《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循陔集》中所收的诗歌均作于"乾隆己未春至戊辰夏四月止"，其中《芦渡园消寒小集??》一诗，就记载了参加李天泽园中集会者的姓名，座中有传主吴敏轩和涂长卿，这次尚是由别人主持的宴集。有时涂长卿自己也作东道主，邀请诸位同好，在《循陔集》中还有一首《四月三日，涂长卿招同人宴集花间，即席各赋留春诗??》就是明证。而由涂长卿作东的宴集更不会没有传主参加。但是，传主与长卿交往开始密切起来，却是晚年的事。涂长卿是袁枚在江宁做知县时最赏识的弟子之一，袁枚不但称赞其为人"修洁自好"，而且还赞美他所写的诗已达到"曲终奏雅"的境界，并且又指出长卿为诗是"宗温、李"的（见《随园诗话》卷九、十三）。传主吴敬梓写诗也"直逼温、李"（见《文木山房集》黄河序）。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既然是同调，交谊自然也就深挚。

　　和传主以及涂长卿、严长明等人在一起吟咏清谈、相互往还的还有陶衡川。衡川，名湘，字范文，又号楚渔，"少孤贫，生母纺绩督课"，"稍长入泮食饩"，壮年以后"肆力经训，学养愈粹"。衡川又好收藏古籍碑帖字画，并能"一一辨其源流真赝，蓄以自娱"（见《金陵文征》小传汇刊），在南京颇享盛誉，与程廷祚齐名，一时有"南陶北程之目"（见顾云《盋山志》卷六）。程廷祚住南京城北如意桥，金兆燕《欲晤程绵庄先生不得，作此奉柬》诗："君家住城北，我来客城南。??思君梦逐秦淮水，一夜先过如意桥。"诗中"如意桥"下原注有"先生里名"字样（见《棕亭诗钞》卷七）。据袁枚《程绵庄墓志铭》所记程绵庄住在"白门之如意桥。"（《小仓山房文集》卷四）如意桥正在南京城北，所以日"北程"。陶湘住在城西南的库司坊，所以曰"南陶"。衡川宅舍为阮大铖石巢园故居。陈作霖《凤麓小志·考园墅第三》"陶氏冰雪窝：即阮氏石巢园也，衡川孝廉居之，老树小池，盎然古趣。"涂长卿的荫梧书屋固然是避暑清谈的佳处，但陶衡川的园第更为精美。所谓的冰雪窝只不过是陶氏湘园的一角，沈大成曾写下十一首诗，分别题咏陶衡川精舍的佳处，有石城烟水阁、深柳读书堂、春节池、黄叶廊、光风霁月之堂、冰雪窝、平桥、墙东古柏、移灯处、小罗浮、竹梧小隐等，今录其《冰雪窝》一首：群卉畏冰雪，梅花独与争；所以素人心，付之吟情盈。

　　--见《学福斋诗集）卷十八据顾云所记，陶湘在乾隆辛卯（三十六年、1771 年）省试时，被"同考官屏弗荐"，主考官彭元瑞搜遗卷时见到他的卷子，叹曰："此宿学也。"乃取之以"殿其榜"。（见《盋山志》卷六）金鳌还记载：乾隆辛卯科陶衡川（湘）以锁榜中式，其对策也。彭芸楣主试在闱士，大惊曰："予被此公笑矣。"揭晓即命驾访之。是科策题以两字为句，每道不满二百字，陶通篇用也字，亦以二字为句，补所未逮焉。

　　--见《金陵待征录》卷八而此时衡川"亦已老矣。一试公车未遇，遂不出，卒年六十余"（《金陵文征》小传汇刊）。由此估推，他与敬梓交游时年仅二十余岁，与严冬友年岁正相仿佛。

　　涂长卿、陶衡川二人在与传主交往的同时，还与当时任江宁知县的袁枚结下了十分深挚的友谊。袁枚在《秋夜访涂长卿不值见其二子》诗中写道：中散园林夜色深，阮公著屐来相寻。月华照树乌鹊笑，十八年前人又到；主人不在两郎迎，两郎当年都未生。出门大笑问两郎，当年何处捉迷藏。

　　--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六吴敬梓评传可见袁枚与涂逢豫的师弟感情深厚久远。而陶衡川与袁枚更是生死之交，当袁枚得知陶衡川委化之际，不禁十分伤感地写了一首《新正十日闻陶衡川孝廉之讣，??感赋一诗》：一度秋风一逝波，故人零落渐无多。苍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挽歌。

　　--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五令人不解的是袁枚与传主分别与涂、陶等人结下深挚的友情，而至今始终未曾发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过直接联系，尽管他们当时都同住在南京。

　　这几年内，除结识新交之外，也偶有旧友来访。例如江昱，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到南京参加乡试，曾到传主的秦淮水亭中探访。吴敬梓喜出望外，终日闭门的"草庐"也有了生气，留下老友欢饮。为此，江昱写有《访吴敏轩留饮醉中作》：岁首担簦赴选场，忙逐儿曹那得辨。草庐先生高闭门，咫尺锁闱脚不躏。功名早已付稚子，昨岁蒙恩赐中翰（令嗣烺）。闾里骇汗封秩荣，犹急朝饥一箪饭。残雪在地梅亚墙，镇日长吟据经案。

　　绵庄征君住城外（程启生丈廷祚），情话相寻等亲串。乌衣少年从说《诗》，岂止读书袁豹半（严东有长明）。当时王谢久凋零，要使人才继先彦。桃花燕子石城春（宋张良臣诗"桃花古石城"），宜著嵌崎我辈人。宫观松筠衢巷错，匡床风雨梦华新。只今傭保须眉际，六代烟霞色尚存。青袍屡踏长干路，按剑唯遭主司怒。恩命今年开特科，铁网珊瑚交碧树。辄澨万人趋会城，较量羊肉与菜羹（宋时士子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嘤呜雅谊尽消歇，令人空对钟山青。陈定生，吴次尾，豪气元龙四公子。风流剩有默岩孙（敏轩为玉随侍读曾孙），好供清淮泛烟水。

　　--《松泉诗集》卷五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传主虽因长子吴娘参加乾隆十六年（1751 年）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而获得文林郎虚衔，但生活依然困顿，温饱亦不易求得。尽管如此，传主为人依然嵌崎磊落，因而老友江昱一再赞美他的高尚情操，将他比做明末复社"四公子"一类人物如陈定生、吴次尾那样。

　　传主吴敬梓与新结识的一批年青文士吟诗作赋之际，正是他的生活进一步拮据、年青文士又大都未曾发迹之时。但他们仍然从经常的聚晤中感受到友情的温暖；而传主虽处断垣败壁之中，也能不改其读书、作文之乐。同时，敏轩的长子吴烺，虽于弘历召试被赐举人授官内阁中书，入京供职，但他的妻小并没有同往京师，仍然依傍传主居留南京。不过，敏轩长媳早已患病在身。并且日渐加重。吴烺在《悼亡三首》之三自注中就说："余人都供职，孺人家居，病遂深重。"而其致病之由，则是由于贫困，因为传主此时贷财已尽，无力赡养子媳。吴烺在《悼亡三首》之二自注中也曾说及"余家贫断炊，每贳饼而食"，"深冬无卧茵，孺人以絮裙代之"（见《杉亭集》卷四）。由此可见，传主吴敬梓晚年己陷入短衣缺食极端窘迫的地步。

　　乾隆十七年（1752 年）秋，吴烺因为父亲年老力衰、妻子病情日重，曾从北京告假回到南京，得与乃父敬梓同居秦淮水亭。严冬有闻讯随即前来探访，相互唱酬，严长明写有《青溪和吴荀叔二首）。吴烺自从任职内阁中书以后，虽然薪俸甚微，但总算有些收入。他的归来，除了给秦淮水亭增添了一些亲人团聚的欢乐，多少也在经济上给传主所操持的家庭生计以及时的接济。因此，传主长媳的病情在得到感情的慰藉和物质的维持以后，一度有所好转。因而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秋开始，到十八年（1753 年）秋这一年左右时间里，在传主贫困苦寂的生活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欢乐的色彩，他与乃子吴烺原就有不少共同的友人，这段时间内纷纷前来秦淮水亭探访、聚晤、畅叙、出游。郭肇鐄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写的《雪中在集复得二首并寄令似舍人娘白门》中就有"秣陵春日好，吊古并登台"的诗句；乾隆十八年（1753 年）写的《酬吴舍人烺即次来韵》中也有"金陵都会才俊辏，琴歌酒赋堪追欢。荷风香裹凉雨霁，相期画楫摇晴澜"的叙写（均见《佛香阁诗存》），都反映了传主晚年生活中的一些欢乐情景。在这一年左右的时期内，传主还曾两度返回故乡，出游扬州、真州；在南京也曾遍游钟山淮水、龙蟠虎踞的胜迹，凭古吊今。而在这些活动中，父子两人曾多次一同参加。

　　传主吴敏轩虽然早年怀着对故乡的厌恶情绪移家金陵，然而全椒毕竟是他的故土，先人的丘陇需要祭扫，故乡的亲朋旧友也常在他的思念之中，特别是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日趋强烈。在长子吴烺南归以后，传主暂时卸下操持全家生计的重担，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冲风冒雪返回故里，拜访故旧。他的家乡友人郭肇鐄曾写有诗作记叙了他们聚首的情景，在《赠吴聘君敬梓四首》中写道：徽士同岑契，连朝过从希。遥知今夜雪，冷透故人衣。城郭看仍是，交游渐已非。寒林余我在，不惜叩柴扉。

　　决计辞乡县，江村绕白沙。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桑梓清流贱，鱼盐小市哗。秦淮春涨后，消息问灵槎。

　　金陵佳丽地，诗笔更轩腾。见说严夫子，才如骆右丞。孤篁传嶰谷，仙韵出迦陵。我亦能高咏，新篇付剡藤。

　　结绮陈家阁，通天汉氏台。工愁怜季重，写怨拟方回。白壁何曾玷，红牙尔许哀。清词君解诵，好寄故人来。（吴梅村先生著有《通天台》、《临春阁》诸曲，祝君寄示。）

　　传主从南京回到故乡，而郭肇鐄却想从全椒移家金陵，不过这一两年内，他们毕竟是在故乡聚首的。郭肇鐄字韵清，又字奉鐄，"年二十四登甲科，选入翰林"（卢见曾《郭韵清侍读集序》，见《雅雨堂文遗集》卷二），而他考中迸士的年份为乾隆丁已（二年、1737 年），逆推可知韵清生于康熙癸已（五十二年、1713 年），比传主吴敏轩要年轻十三岁。因而他才能既与敬梓交游，又与敬梓长子吴烺缔交。传主此次返乡，生计艰难的状况，从韵清这四首诗中可以窥见。诗中流露的山川依旧、人物全非的感慨，则不仅韵清一人所独有，传主亦当有同感。幸亏故交如郭韵清还在，敏轩此次返乡也总算得到真挚的友情的慰藉。在诗中，韵清一方面以骆宾王喻敏轩，称赞他在金陵所写诗篇更为"轩腾"；一方面也说自己"亦能高咏"。这倒并非韵清过于自许，卢见曾序其诗集，就说他的诗作"清而婉，丽而不靡，直追古之作者，??皆出乎肺腑而无假雕绘，令读者有所感焉"。"无假雕绘"的诗作多少也反映了诗人郭韵清的性格。正因为他具有真性格，才能与传主吴敏轩结下深挚的友谊。

　　乾隆十八年（1753 年）春夏之交，传主在五十三岁的暮年再次回到故乡寻旧，与故乡一些故交晤聚，追忆往事，相互吟咏，可惜至今只发现郭韵清《答吴聘君》诗一首。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敏轩晚年的生涯，知道传主的友人如何推许他的创作才能，诗云：昨年雨散山城阻，短衣匹马看君去。今年花落春江开，青帘白舫逢君来。丈夫离合宁有数，社燕秋鸿等闲度。冷官寂寞昼闭门，纷纷残客谁相存。故心恃有斯人在，赠我骊珠光百琲。诗坛杰峙如长城，目中无乃刘长卿。念尔苦才更多思，我亦闻歌知雅意。腐史何当牛马走，贤良讵解盐铁议。把君衭，吟君诗，儿童项领不足道，千秋跋扈君能为。安得飞鸣如两鸟，四方上下无参差。

　　--见《佛香阁诗存》此诗作于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 年）。诗中说传主吴敏轩在"昨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 年）离开全椒，而在"今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 年）花落江开之际再度返乡。此诗记叙了传主垂暮之年频频返里的行踪，从而可以觇知他的思乡之情。郭韵清在这首诗中，还以"诗坛杰峙如长城"、"千秋跋扈君能为"的句子高度评价敏轩的创作才能，虽未免有些夸许，但多少也反映了传主在他那一批友人中享有的诗誉。

　　在故乡逗留一段时间后，传主吴敬梓又返回南京。在南京，他又一一重游了六朝古都的冶城、杏花村、燕子矶、谢公墩、凤凰台、莫愁湖、凭虚阁、青溪、雨花台、琉璃塔、灵谷寺、桃叶渡、天印山、观音山、幕府山、乌衣巷、东山、鸡笼山、太平堤、长桥、三宿岩、龙江关、钟山等胜迹，并且都有诗作。此时，他的老友金石专家樊明征正好也在南京，就摹仿自己珍藏的各种碑帖字体，分别将这二十三首诗写出。这些诗作都是传主晚年所写，对我们了解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思想见解和艺术成就，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这二十几首《金陵景物图诗》原是道光朝两江总督陶澍所珍藏，而为后人所传出，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第二幅到第二十四幅分别书写吴敬梓的二十三首诗作，并且每首诗都注明仿某种碑帖。首幅墨迹为《金陵景物图诗》，并题有"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秦淮寓客吴敬梓撰"，其下有"吴敬梓印"阳文和"中翰之章"阴文图章两方。字虽出自樊明征手迹，但特别标举出吴敬梓于乾隆元年曾应荐鸿博之试和乾隆十八年因氏于吴娘迎銮召试赐举人而"敕封"为文林郎的经历，至少是得到传主本人的默许的。这也多少透露了吴敬梓晚年的思想状况。尽管中年以后他极其厌恶八股举业，并且绝意仕进，但到了暮年又可能以一生功名无成感到遗憾，一旦老友举出自己这两桩为足荣耀的经历时，也就没有反对之意，并且加用了两方图章。这不能不说传主思想已不如中年以后一段时期内那样猛锐、激烈。特别是在这一组诗作中，还留有传主对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歌颂之辞，如《琉璃塔》诗序中赞美玄烨南巡报恩寺塔时"御书匾额"为"辉煌天语"，"至今"仍然为南京"士民瞻仰"。《钟山》诗中歌颂玄烨所题匾额，有"荣光上烛天，宸章万目眴"之句。可见传主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弊端的不满、揭露乃至抨击，全都是意图"醒世"而非"骂世"，是揭露弊病以引起疗治的注意，而非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否定。当然，要求他否定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苛求于他。但是，我们却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一局限。正因为此，他在《儒林外史》中，尽管对八股科举尽情嘲讽，着力抨击，但仍止于对府县试、乡院试地方一级的考试，而对中央王朝和皇帝亲自主试的会试、殿试却少有指擿。

　　正当吴烺南归将届一年之际，秦淮水亭中一度较欢快的气氛又突然消失，生离死别的情绪弥漫整个家庭。如前文所述，传主长媳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吴烺趁此时机曾与乃父敏轩返乡探视，并且游览各地。正当吴烺在扬州寻访旧时踪迹、拜访故友之际，忽然传来妻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他急急忙忙登舟返回南京，但是，"心急风帆更觉迟"，当他赶回秦淮水亭时，妻子病没已有七日之久。他抚柩大哭，"重泉一痛人何在"！回思他的妻子长期操持家务、贫病交困，不由不感到"十载勤劳竟负君"，从而"真受今朝刺骨悲"了（《悼亡》，见《杉亭集》卷四）。在料理完丧事以后，他就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秋季又北上供职。

　　长媳的病逝、长子的离去，使得传主的生活顿时又陷入孤寂难耐的境遇。秦淮水亭中一度欢愉的气氛一扫而尽，吴敬梓触目生情，倍感凄清，令他难以忍耐，不能居留。他又思谋外出，以摆脱这令人难堪的寂寥，同时也求得生活上的周济。他终于决定再度前往扬州。

　　扬州是传主吴敏轩的旧游之地。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与十八年（1753年）春夏之交，在他返回故乡全椒时，就曾绕道去游扬州。乾隆十九年（1754年）再次赴扬一行，除了与一些故友至交叙旧以外，主要目的则是去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早于吴敬梓十二年，而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8 年），却迟于传主病故十四年。卢见曾于"康熙五十年举于乡"，但"逾十年"，即康熙六十年方"中礼部试，奉廷对，赐进士出身"（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碑传集补》卷十七），授四川洪雅知县，先后任安徽六安、毫州牧。据光绪八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一，卢见曾在雍正时曾任江宁知府。传主也是在雍正末季移居自下的，他们的相识应始于此际。乾隆元年（1736 年）卢见曾被"授两淮盐运使，复护理两淮盐政"（卢文弨《卢公墓志铭》），即既掌理盐运，又巡察盐课，权限极大。两淮盐政还在真州（仪征）、淮安分设淮南、淮北盐所。传主数度前往真州、淮安，更频繁来往扬州，与此不无关系。

　　当时全国九个盐区共额定行盐总数为五百四十万引，而两淮额引则为一百六十八万余，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国盐课总额为九百八十二万两，而两淮课银即达六百另七万两，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孙鼎臣《论盐上》，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三）。税课虽然很重，但盐商中饱也极丰，因而两淮盐商大部十分富有，甚至家赀在"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觞令解围之句"），象歙县人汪廷琼因行盐而"富至千万"（《扬州画舫录》卷十五）的豪商也并非少数。由于这些盐商拥有雄厚赀财，除"报效"皇帝、贿赂官府以外，大多用来挥霍。他们的奢侈腐朽的生活，连封建帝王也看不惯，胤禛上台后，对他们的奢靡僭越痛加斥责，说：??然奢靡之习，莫盛于商人：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宁，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徘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

　　--见嘉庆《两淮盐法志》"杂记"所引在雍正严责之下，卢见曾出任两淮盐运使后，也亟思整肃。盐商则故伎重演，以重金贿赂见曾，但见曾不为所动。盐商乃变更对策，反罗织罪状，制造舆论，以致卢见曾被革职远戍。沈起元在为卢见曾《出塞集》写的序文中就透露了这一消息。他在序中说卢见曾由进士起家后："??不十年由县令而府而道，而至两淮运使，有殊绩。淮商习骄蹇，疾其整峻，利不能动，则中以蜚语，致被诬去官，而有坐台之行。襆被萧然，远役穷塞。"序中所谓的"坐台"，是指康熙时为讨伐准噶尔在前线设置台站四十九座事。当年原派武将经营，后来获谴的文臣也有派往台站的，这就叫"坐台"，三年期满后可以返回。这是清朝统治者对获罪臣子的一种惩罚方式。

　　卢见曾获罪在乾隆四年（1739 年），而出塞"坐台"则是在乾隆五年（1740年）五月。卢见曾仕宦各地时极喜与文士往还，相识几满天下。当他获罪被谴时，多有人为其不平。卢见曾一案还牵涉到高凤翰，人说他与见曾"结党"，因而被一同参奏。高凤翰字西园，号南阜老人，山东胶州人。工诗善画，极擅书法，嗜喜砚石。晚年右臂因病不能运转，仍用左手作书画。当卢见曾出塞远戍时，他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并题诗《丈夫行，送雅雨翁赴军台》，首句云"丈夫抱雄心"，末句又云"丈夫终当一吐气"，推许卢见曾为一世丈夫。下署"乾隆五年岁在庚申夏四月高凤翰拜左手书具呈本"。卢见曾并在画端自题诗一首，中有"三年便许朝金阙，万里何辞出玉门"的诗句，可知此次被罚戍台为期三年。诗后卢见曾还有题识云："承恩出塞，南阜绘图送行，扬州故人将赋诗以赠，口占留别，即用自题。庚申夏五月雅雨山人卢见曾并识。"图上题诗相送者有十余人之多，如郑板桥、杨开鼎、闵廷容、王藻、马位、马朴臣、马苏臣、方原博、马曰琯、闵华、符曾、吴廷采、钱陈群等等；还有与传主吴敬梓也有交往的文士，如周榘、李葂、江昱、程梦星等人。在图的下端则有吴敬梓题诗，此诗为《文木山房集》所未收，是目今所能见及的传主唯一手迹。诗云：玉门关外狼烽直，毳帐穷庐犄角立。鸣镝声中欲断魂，健儿何处吹羌笛。使君衔命出云中，万里龙堆广漠风。夕阳寒映明驼紫，霜花晓衬罽袍红。顾陆丹青工藻绘，不画凌烟画边塞。他日携从塞外归，图中宜带风沙态。披图指点到穷发，转使精神同发越。李陵台畔抚残碑，明妃冢上看明月。天恩三载许君还，江南三度繁花殷。

　　繁花殷，芳草歇，蔽芾甘棠勿剪伐。

　　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治晚生吴敬梓传主题诗在图的绫圈右下端，己被从原图中割截另行装裱，现藏历史博物馆。因为卢见曾曾任江宁知府，而其时传主已经移居白下，所以诗中称之为"大公祖"，自称"治晚生"。明清时代士绅对知府以上官员都称之为公祖。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曾祖父母"条中说：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代之旧也。

　　从这题称中，我们多少也可了解传主与卢见曾的关系。诗的最后一句"蔽芾甘棠勿剪伐"，是概括《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意。《甘棠》一诗原为怀念召伯德政而作，后来称颂有德政、泽及人民的地方官员常用"甘棠遗爱"一词。传主用此故事称颂卢见曾，不仅切合他们的关系，而且还有亲身感受。吴敬梓早年出游淮扬，就曾得到卢见曾的赀助。卢见曾于"坐台"三年之后，于"乾隆九年召还"（见卢文弨《卢公墓志铭》），但没有立即回到扬州，而是先"授滦州知州。擢守永平，旋升永定河道"、直到"十九年还任两淮盐运使"（见《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三十七《名宦传上》）。既然卢见曾再度来扬州复任两淮盐运，敏轩原与他有旧谊，因而此时前来扬州拜访，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了。

　　卢见曾虽为主持盐运的大吏，但毕竟由文士出身，极"工诗文"，为人又"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喜与学者文人交接。当他初任两淮盐运时，就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酹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而此次再任两淮盐运，更与四方文酒之士唱酬无虚日。他曾在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年）修禊虹桥，作七言律诗四首，"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其弟子李葂能诗善画，为之作《虹桥揽胜图》。这虽在传主吴敬梓故后三年，但也可见卢见曾的交游之广，影响之巨。有清一代，在扬州从事诗文唱酬活动而产生极大反响的有两人，一为王渔洋，他曾填词《浣溪纱》三阙，"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虹桥矣"。传主曾祖吴国对仕宦京师之际，因病南来扬州休养，得与王士禛交游，《带经堂全集》中还存有一些涉及国对的诗作。一即卢见曾，后于王渔洋数十年，所谓"复以风雅之称，归诸卢抱孙转运"。先后为卢雅雨座上客的著名文士，如戴震、鲍皋、惠栋、汪舟次、马秋玉、吴玉搢、严长明、朱稻孙、汪棣、易楷、郑燮、李葂、张宗苍、王又朴、高凤翰、沈应瑞、张辂、焦五斗、吴均、沈廷芳、梁、钱载、陈大可、周榘、胡裘錞、金兆燕、宋若水、张永贵、倪炳、文山、汪履之等，"皆抱孙宾客也"（据《扬州画舫录》卷十）。这其中颇有一些与吴敏轩交往密切的文士。

　　与卢雅雨这些"宾客"相比，传主吴敬梓地位并不十分显得重要，卢见曾也没有特别看重他。因而吴敬梓此次来扬州，虽然经常出入卢雅雨"大公祖"幕中，但却自行住在靠近徐凝门一带、后土祠附近的族亲家中。金兆燕诗中曾点明传主的居处："我居徐宁门，君邻后土祠，昕夕相过从，风雪无愆期。"（《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见《棕亭诗钞》卷五）王又曾书《文木山房诗集》后的诗序中也说："此间（指扬州）故有先生族人，舍人（指吴烺）曾为余言'先生每过维扬，辄止宿其庐'，试走访焉，则先生果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徐凝门在钞关至东关的河下街中段，钞关至徐凝门为南河下，徐凝门至阙口门为中河下，阙口门至东关为北河下，长达四里，附近的田家巷"即琼花观街"（《扬州画舫录》卷九），也就是金兆燕诗中提到的后土祠。金兆燕诗中将琼花观与后土祠错举并列，紧接上文所引四句之后有"峨峨琼花台，郁郁冬青枝。与君攀寒条，泪下如连丝"之句，可见吴敏轩常与金兆燕等亲友到居寓附近的琼花观游览。

　　传主吴敬梓在扬州原就有不少亲朋故旧，至交密友，这在前面各章中已相应介绍过。此次晚年来游扬州，接触交往的有金兆燕、吴楷、石庄等人，与程晋芳匆匆再次晤面旋即分手，与王又曾初次相见并订交谊，与沈大成神交已久而终未能谋面。金兆燕为传主表兄兼连襟金榘之子，字钟樾，号棕亭，与传主同为全椒人。"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卢见曾"延之使署十年，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中年以举人为扬州校官，后成进士，选博士，入京供职，三年归扬州，遂馆于康山草堂"（《扬州画舫录》卷十）。传主此次来游扬州，与他的住处相近，关系又密迹，自然昕夕相从。他们或茶阁听书、酒楼吟诗，或去友人家中闹新房、到寺观中探访方外之士。金兆燕诗中就有记载："金屋戏新妇，碧观寻髡缁；饱啖肉笑靥，酣引玉练槌。"并加小注说"吴一山纳妾，招同饮"、"石庄上人寓碧天观，屡同访之"。

　　吴一山名楷，仪征人。道光《仪征志》卷三十六有他的小传，阮元《淮海英灵集》丁集卷三录有他的诗作四首，也有小传，云：吴楷字一山，仪征人，邑诸生。乾隆辛未（《仪征志》作乙酉）

　　召试二等，被彩缎荷包之赐。笃孝友，爱交游，有《含薰诗》二卷、《丹桔林诗》二卷，长洲沈文愨、嘉兴钱文端序之。

　　吴楷生于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 年）小于传主二岁，早年丧妻，又无子息，因而在五十二岁时即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 年）娶有十五岁的鲍氏女为妾。吴敏轩此时正客寓扬州，所以前往参加喜宴。吴楷极擅烹调，又好宾客，《扬州画肪录》卷十三说其极"工诗文词赋，善小楷，好宾客，精烹饪，扬州蛼饼，其遗法也"。李斗在同书卷十一中又说："烹饪之技，家庖最胜，如吴一山炒豆腐，??风味皆臻胜绝。"金兆燕诗中的"肉笑靥"和"玉练槌"都是吴楷所精制的食品名称。

　　石庄上人名道存，《扬州画舫录》卷二中说他是"上元（今南京）人，薙染江宁承恩寺"，后为扬州见悟堂方丈。"石庄工画，善欢洞萧"，蓄有一支紫玉萧，长二尺一寸，九节五孔，上有周亮工题词。他的画"以查二瞻为师，所与交皆名家，惟不善作书，故凡题识皆所交书家代作，于是憎窝而为书画舫矣"。石庄卒于"壬子除夕"，壬子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后于吴敬梓几近四十年。因而传主可能较他为年长。其时，他的寓居处还在"北门街"的碧天观中（《扬州画舫录》卷一），尔后方迁至见悟堂。

　　在扬州，传主还与江南华亭人沈大成有一段神交经历，可惜始终未能聚首。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是康乾之际著名的经学家，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雍正时，大成因家道中落，出为幕府，历游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地，与惠栋、戴震、王鸣盛等著名学者都有交往，晚年游淮扬，为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从他的《学福斋集》中看来，他与传主吴敏轩的许多友人都有交谊。他曾与卢雅雨及江松泉、严东有在金山僧房看月赋诗（卷十三），与程廷祚为"老友"，为王又曾《丁辛老屋图》题诗（卷十五），为陶衡川精舍题诗十一首（卷十八）。他在扬州时，还与吴楷交往密切，吴楷多次送他腌菜、又经常宴请他，他都写有诗作记其事（卷二十一）。沈大成早年就闻知吴敏轩为人"谦雅乐易，博学喜谈艺，接引后进恒恐不及"，又"澹于名利"而喜游览，"每闻佳山水，则褰裳从之"，因而极盼与传主结识。此次传主吴敬梓既然来游扬州，他闻讯后赶"往先生（指传主）所，洎先生来，俱不遇。未几，余去客运懈，而先生亦遂卒，自以不获御李君，居恒怅惘！"（卷五，《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生活中就是充满着这些偶然：他去后土祠拜访吴敬梓，而吴敬梓却去他的居处拜访，以致两不相遇，失之交臂！沈大成还与敏轩长子吴烺有极为密切的往还。吴烺返京供职之际，大成写有《送吴杉亭舍人还朝》七律一首（卷二十五）。吴烺也曾为沈大成的《秋灯夜读图》题诗（见《杉亭集》卷六），而沈大成也曾为吴烺的《周髀算经图注》作序，认为吴杉亭"精于九章"，这部图注也是"学者必宜读之书"（卷二）。沈大成之所以能为吴烺这部数天之学的著作写序，是因为他本人在"笃志经学"的同时，也"旁通天文地理六书九章算学，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学"。他还曾"校定《梅氏历算丛书》，尤为一生精力所萃"（《畴人传》三编卷一）。在吴敬梓谢世十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搜集他的生平所作，编定《文木山房集》，特地去扬州看望沈大成，请他写了一篇序。此序未刊载于目今传世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而见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五。同时，吴烺所编定的这部《文木山房集》至今也未曾见传世，因而沈大成在序中说他也曾"挂名于集中"，现今传世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却未见有沈大成名与字。在这篇序言中，沈大成认为传主是在研治毛诗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因而成就极高，他在序中高度评价敏轩的诗作艺术。他说：??故其自为诗，妙骋抒柚，随方合节，牢笼物态，风骨飞动；而忠厚悱恻缠绵无己之意，流溢于言表，使后之观者，油然而思，温然如即其人，盖非今世之诗，而古作者之诗也。岂区区稳切声病，俪青妃白，求工字句之末以相市哉？

　　--《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见《学福斋集》卷五从现存的传主诗作来考察，沈大成的评价未免过高，这也是作序者常常难于免俗的溢美之辞。当然，传主散佚的诗作为数不会太少，四十岁以后的作品目前仅能见到《金陵景物图诗》等二十余首，沈大成这样的评价是在"尽读其诗"之后而作的，可能传主的诗歌创作到了晚年更臻于成熟也未可知。

　　在扬州，传主还再度与程晋芳晤面，程晋芳自淮安来扬，意外地与吴敬梓相逢。程氏原为两淮豪富，但程晋芳为人"好周戚友，求者应，不求者或强施之"，又不会、不屑理财，"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了不堪勘，以故虽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此后，迫不得已，他曾"乞假赴陕，将谋之中丞毕公，为归老计。时酷暑，索逋者呼噪随之"，不幸病死在毕沅署中。这是袁枚在他所写的《程君鱼门墓志铭》中对程晋芳晚年困顿生活的详尽记叙。在他身后，债务仍未清，袁枚就曾"举借券五千金焚之"（《清史稿·袁枚传》）。程晋芳自己在《陈古渔》诗中也曾写到自己晚年的困顿，"与子往还今五春，子贫如故我贫新"（《勉行堂诗集》卷十二）。此次他与传主相逢于扬州，境况已极为凄凉，在他的《文木先生传》中有所叙写。这次晤面，就成为他们的永诀，传主准备赠给他的诗作也终于未能成篇。

　　当时出入卢见曾府署中的知名学者文士为数甚多，因而卢抱孙对传主也未特别礼敬。吴敬梓因此常有被冷落之感，叹息"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感慨"谁识王明，斋钟愧阇黎"！传主在感到于世不用、不被看重的苦恼的同时，又对出入盐运使署的两淮盐商深为不满，他们那种"牢盆牟国利，质库朘民脂；高楼明月中，笙歌如沸糜"的骄奢淫侈的生活，使得吴敬梓十分厌恶。当时不少文人与盐商也有往还，卢抱孙自不必说，早于吴敬梓的如朱彝尊于"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盐商安麓村就曾"赠以万金"（《扬州画舫录）卷十），稍后于传主的如袁枚，为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题跋，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归之"，就得到安所馈赠的"二千金"（见《清稗类钞）三十一册"安麓村刻书谱"）。但是，传主并不效法这类文士，他绝不屑于与盐商往还，宁愿困顿自守。但这样长期逗留在扬州已无任何意趣，乃下决心"逝将买扁舟，卒岁归茅茨"（此节引诗未注出处者，均见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见《棕亭诗钞）卷五）准备回到业于颓圮的秦淮水亭中去"卒岁"了。

　　吴敏轩在渡江南归之前，倾囊中所有准备了酒点茶食，邀集他的友人前来宴集。大家尽情欢谈，吴敬梓痛饮数杯之后，己微有醉意，不断地吟诵起张枯的《纵游淮南》一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在座的友朋无不感到诧异，但也不便说破，隔了几日，即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诗人王又曾从京南返，路过扬州，按照吴烺提供的地址去拜访敏轩，果然见到。王又曾字受铭，又字毅原。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曾数度客游秦淮，闻知传主文名，但始终未能谋面。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到了江宁，召试士子，他和吴烺同时参加考试，"均蒙异数"而被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又同时北上京华供职，两人"共风雨，数晨夕，至专且久"，交谊极为深笃。此次南返，在扬州终于见到敏轩。当天傍晚，吴敬梓又去他舟中回拜。两人虽系初次晤面，但神交已久，此次聚首分外投机，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离舟上岸之后，传主还一再邀约王又曾来日到他的客寓处聚会，直到王又曾答允后，方才不胜依依地分手而归。岂料吴敬梓和上又曾的初次晤面居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当晚，吴敏轩回到寓所时夜色正浓。他又小饮数杯，虽然微有醉意，但神志还清楚，自行脱衣解带上床休息，此时已是下半夜了。这一大从晨至暮，传主都在会客、雄谈，精神极为兴奋，但身体却又十分疲惫。上床安枕不到一顿饭工夫，由糖尿病并发的高血压症突然恶化，痰涌不绝，连药物也来不及投用就已谢世。当时，守护在传主床边的只有幼子，立即请人去告诉住在附近的金兆燕。兆燕闻此恶耗急忙赶来，一方面写信通知敏轩在北京供职的长子吴烺和在南京家中的次子吴煐，另一方面又同时向扬州的亲友发出讣告。王又曾于二十九日凌晨在舟中收到讣闻，惊诧异常，不禁发出深沉的感叹："于戏伤哉！又曾愿见之心，积之数岁，得一见矣，而先生遽一夕而殒：人生怪愕之事，无逾于此！"（《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即时，王又曾也赶赴传主吴敬梓寓所，协助金兆燕料理丧事。他们在检点传主遗物时发现，除了典当衣服的钱还剩有一些之外，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王又曾见此窘况，立即去两淮盐运使署，向卢见曾诉说详情。卢见曾与传主原有交谊，尽管平素未予特别青睐，一旦闻其物故，也不胜伤感，立即慨允承担一切丧葬费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金兆燕又偕同吴敏轩的幼子，将一代文豪的遗柩从扬州用船运回南京，安葬在南京城西北的清凉山脚下，又说葬在城南的凤台门附近。至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传主病逝以后，金兆燕曾写了一首五古长诗《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详尽地描叙了传主晚年在扬州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其中涉及敏轩病危及逝世的经过，有云：??孟冬晦前夕，寒风入我帷。独客卧禅关，昏灯对牟尼。忽闻叩门声，奔驰且惊疑。中衢积寒冰，怒芒明参旗。踉跄至君前，瞪目无一词。左右为余言，顷刻事太奇：今晨饱朝餐，雄谈尽解颐；乘暮谒客归，呼尊酹一卮；薄醉遂高眠，自解衫与綦。安枕未终食，痰壅如流澌；圭匕不及投，撒手在片时。??--《棕亭诗钞》卷五王又曾在《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的小序中也记叙了传主病逝前夕的情景：??去秋（指乾隆十九年）取急南还，道出邗上，停舟馆驿前，为十月之廿有八日。此间故有先生族人，舍人（指吴烺）曾为余言"先生每过淮扬，辄止宿其庐。"试走访焉，则先生果在。薄暮，先生来舟中，相见如旧识；纵谈今古，且订又曾作客邸销寒，竭欢乃已，又曾敬诺不敢辞。是夕归，先生竟以无疾终，凌晨而讣音至。??在王又曾所作的十绝句中，其第三首即写传主的去世：尘海抽身意渐灰，江湖耆旧好追陪，那知一夕芜城语，特与先生永诀来！

　　--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程晋芳在《哭吴敏轩》三首中也同样记叙了传主病逝时的窘境，同时还肯定了敏轩的才艺：三年别意语缠绵，记得维舟水驿前。转眼讵知成永诀，拊膺直欲问苍天。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时客邗上，前一夕，屡诵"禅智山光"之句）。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

　　沈醉v 边落拓身，从教吟鬓染霜新。惜君才思愁君老，感我行藏虑我贫。曾拟篇章为社侣，空将鸡黍问陈人。板桥倦柳丝丝在，谁倚春风咏麴尘（君有诗云："遥思二月奏淮柳，蘸露拖烟委麴尘"为时所称）？

　　促膝闲窗雨洒灯，重寻欢宴感偏增。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身后茅堂徐破漏，当年丹篆想飞腾。过江寒浪连天白，忍看灵车指秣陵！

　　--《勉行堂诗集）卷九《拜书亭稿》传主吴敏轩去世之后，程晋芳曾经为他撰有传记--即《文木先生传》。这是吴敬梓友人所撰写的唯一的一篇传记，后来一些记载，大都从此文衍出；也是现存的最为详尽的一篇传记，但也仅仅八百字左右，全录如下：先生姓吴氏，讳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涌。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

　　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应为"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

　　其学光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先数日，衷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

　　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内阁中书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毂原适客扬，告转运使卢公，殓而归其殡于江宁。盖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子三人：长即烺也，今官宁武府同知。

　　论曰：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日："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傥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

　　--《勉行堂文集》卷六程晋芳作此传，当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到三十六年（1771 年）之间，追忆十余年前旧事，于细枝末节处难免有纰漏讹误。例如敏轩病逝日期当为十月二十九日；又如传主去世时有子三人，而实际有子四人，次子藜叔早亡；再如"人生只合扬州死"为张祜《纵游淮南》诗句，而误为杜牧所作。但在这唯一一篇同时代人所写的传记中，却为我们勾勒了传主的生平际遇、思想性格和著述概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程晋芳为敏轩撰写《文木先生传》的前数年，也就是传主殁后十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吴烺收集乃父的诗词作品，编定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请沈大成为之作序。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是评论传主研治《诗经》的见解和传主自己诗歌创作的成就，但也述及敏轩的为人，还追忆了当年与传主谋面不竟的经过。同样是一篇研究传主生平、思想、学术、创作的重要资料，在本书有关各章中已曾多次称引，不再过录。至于本书中征引的其它资料，则散见于各家文集以及有关碑传、方志中，经多方勾稽、考辨，方始可以将传主的生活道路作一粗略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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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腐败，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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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腐败，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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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传主吴敬梓是以他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传名后世的，然而他也曾涉猎群经、芽穴文史，尽管没有学术著作传世，但从一鳞半爪的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窥知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具体说来，他对《诗》、《书》以及戏剧艺术都曾程度不等地进行过探索，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就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日："此人生立命处也。"就首先揭示出传主学术研究的内容--治经。其实，尽管敏轩屡代先人中不乏研治经学的人，他的儿子吴烺也曾被称之为"经学名儒"（平步青增补常熟张问月所撰《经学名儒记》中，就曾列出吴烺姓氏，见《霞外捃屑》卷六），但传主却不以治经名于世。至于传主对戏剧艺术的见解，则鲜有人提及，现将其与治"经"的见解一并表而出之。

　　（一）治"经"的见解

　　《庄子·天运》云："（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由于《乐》无书，故一般称"五经"。在"五经"中，传主曾治过《诗》和《书》二经。

　　全椒吴氏有着研治《诗经》的家庭传统，如传主的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曾祖辈中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吴敬梓本人也著有《诗说》。程晋芳说吴敬梓著有"《诗说》若干卷"（《文木先生传》）；王又曾则说"《诗说》八卷"（《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沈大成却说"《诗说》数万言"（《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章学诚与金和都说是七卷（《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儒林外文跋》）。尽管诸家记载的卷数不一，但他治过《诗经》则是一致公认的。可惜这部《诗说》已失传，无法详尽地研究他对《诗经》的见解，只能从他朋友的诗文中窥探他治《诗》的观点。

　　孔子曾说《诗经》的内容"思无邪"（《论语·为政》），说它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治《诗》的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的齐诗，韩婴的韩诗，都是今文学派；毛公的毛诗则系古文学派。毛诗《序》中说《诗》的作用就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与孔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今文三家的序，虽已亡佚（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从治齐诗的匡衡上疏中（参见《汉书·匡衡传》），可以了解他们对《诗》的见解，与毛《序》并无根本分歧。因而郑玄作《笺》，虽力申毛义，也兼采今文三家之说。其后，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进一步阐发毛、郑之说，于是毛诗乃成为官定的经典。可是到了宋代，《诗》毛、郑之学开始受到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的诘难。特别是朱熹，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毛《序》不足凭信。在《诗纲领》（《朱子全书》卷三十五）中，他还十分反对毛《序》的美刺说，这对还原男女情诗的本来面目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又站在道学家立场，在《诗集传》中，将二十四篇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斥责为淫佚之词。另外，他还把这样一部诗歌总集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认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可于《诗经》中求得（《诗集传序》）。因此，他也必然会对这部诗集作出一些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解释。由此也可见他的《诗集传》虽然破除了双人说法的一些不当，但仍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采用，特别是自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诗用朱熹的《集传》以后，朱熹的诗学几乎成为一统局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经"并无门户之见，而是杂采汉宋，不主一家之言。乾、嘉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学风也为之一变，汉、宋两家才截然分明，汉学盛行而宋学衰落。从勘正训诂以求《诗》的本义，是清代治《诗》的主流。

　　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吴敬梓治《诗》又是主哪一派？他的朋友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诗中说他"晚年说诗更鲜匹，师伏翼萧俱辟易"；金兆燕还斥责"申公辕公老且秃，驱之不堪填硎谷"，鼓动吴敬梓"先生速起为我折五鹿"（《棕亭诗钞》卷三）。这很明显，金、吴二人研治《诗经》的观点，是赞同汉学中的古文学派而反对汉学中的今文学派。金兆燕诗中说的申公即申培，辕公即辕固。师伏翼萧是指传齐诗的师丹、伏理、翼奉、萧望之（参见《汉书·儒林传》）。五鹿充宗治今文《梁丘易》，善于辩论，无人能与之争，惟有朱云可以折服他（《汉书·朱云传》）。金兆燕希望传主充当朱云的角色，在《诗》今古文之争中，能令今文学派望而"辟易"。

　　的确，吴敏轩治《诗》是古文学派的观点，但并不如金兆燕所说的那样"坚定"的古文派。这是因为古文《诗》郑氏所笺，已间采今文三家。同时，清初治经的风气，并未严分畛域。而朱熹的宋学，也是博采众说，杂用今古。这些对传主都产生一定影响，倒是沈大成的分析接近实际。沈大成本人"治经皆宗汉学"（《奉和张霍山先生》诗注，《学福斋诗集》卷十五），他与传主吴敬梓父子、金兆燕、王又曾、程廷祚、程晋芳、江宾谷等人都有交往，应该同金兆燕一样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他说传主"少治毛诗，于郑诗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青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这是说吴敬梓的《诗说》，既采用汉，又不废宋；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派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并不屏弃。所以，后来章学诚说他"不偏主汉宋门户 "（《丙辰札记》）。

　　无论传主吴敬梓主治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醇正"，也就是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圣贤"之道。这可以从现存的片断记叙中窥知。金兆燕在《奇吴文木先生》一诗夹注中说他"注《诗》，力辟《凯风》原注'不能安室'之谬。《南有乔木》（即《汉广》）云，祀汉神也。"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诗说》"载有《说<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祀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采唐矣》（即《桑中》）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这些，都可供我们研究。如《汉广》一诗。本是写求女失恋之作，毛传却说"汉广，德广所及也"，完全无视诗的内容本身。鲁、韩二家则认为指江汉女神。鲁诗说江妃二女，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韩诗说游女指汉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这是由于《汉广》的恋情内容实在不能完全抹煞，所以鲁、韩二家乃变通为祀女神之说，这是极其密致的曲解。象这样解释恋情诗，连道学家朱熹也不满意，他说："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客耶？"（《朱子全书》卷三十五）。因而他在《诗集传》中解释此诗为"江双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是符合诗本身内容的。当然，他又从道学家立场宣扬用"文王之化"，"以变其淫乱之俗"，则极不可取。传主说此诗为"祀汉神"之作，这是用鲁、韩之说，虽与朱熹解释不同，但也根本否认此诗男女同游的内容，仍然是从"思无邪"的观念解释此诗。

　　《爰采唐矣》乃鄘风《桑中》篇，明明是一首男女幽期密约的情歌。毛传说他"刺奔也"，将正面描写的恋情绕弯子说成是反面讽刺。齐诗也"以为淫奔，义与毛合"（《诗三家义集疏》卷三）。朱熹则直斥为淫辞，是桑间濮上之音。这说明《桑中》的大胆的爱情内容，使得无论汉儒或宋儒都无法否认，只能加以曲解或斥责。可是吴敬梓却认为是"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燕燕于飞》乃邶风《燕燕》篇，本是写送嫁的诗，毛传却说是"卫庄姜送归妾"，用《春秋左氏传》来附会《燕燕》一诗（《左传·隐公三年》），已非其本意。传主却又使之再截搭上《桑中》一诗，解释得固然"醇正"，但与此诗的爱情内容则完全不相干了。

　　《凯风》是写儿子感谢母亲的抚养，但却不能安慰母心而自责。毛传却说"美孝子也"，因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朱熹基本上沿用毛传，说"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婉词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他们同样是为了宣扬孝道，不惜将七子之母污蔑为淫妇。传主吴敬梓反对把它说成是"淫诗"，认为"与淫风无涉"，这是对的，应予肯定。不过，吴敬梓仍然是从不违背"思无邪"的观念出发的；同时他又赞同此诗有表彰孝道的内容，虽不同意将其母污蔑为"不能自守"，但又贬斥为"不能食贫居贱"，与毛《诗》"成孝敬"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与诗的本意却依然毫无干联。倒是齐诗认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鲁、韩两家对此诗也"说当与齐同"（《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今文三家并没有象古文毛诗那样把这首诗曲解得不成样子，也没有借此"美孝子"，因而为传主所不取。由此可见，吴敬梓虽然"力辟"对此诗的谬说，但其见解也并不高明。

　　传主吴敬梓的《说<溱洧>篇》，在金兆燕的诗和金和的跋中，没有透露出具体见解。小说《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却谈到此诗，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当然，杜少卿的见解不能与吴敬梓的观点划等号，只能供我们联系传主对其他诸诗的见解一起研讨时参考。《溱洧》一诗写男女在春天欢聚于溱洧两水之旁，相互赠送定情的香草。毛传无法掩饰其爱情内容，乃曲解为"刺乱世".因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说它是讽刺淫乱的作品，真是颠倒黑白。鲁、齐也是说郑国"淫辟"，"男女私合"；韩诗不说它"淫辟"，认为是"说（悦）人"之作，但又曲解为"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诗三家义集疏》卷五）。对于"招魂续魄"之说，朱熹是不同意的，但却直接了当地将其斥为"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不能无视此诗的爱情内容，但既不愿说它是淫诗，又不敢按诗的本意讲，乃曲为解释，说成是"夫妇同游"，这就符合了"经夫妇"、"厚人伦"的诗教。杜少卿的这种见解，与传主吴敬梓的观点是极其相似的。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吴敬梓虽然"少治毛诗"，基本上宗主毛传，但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三家，也不完全屏弃朱熹《集传》，而是有所取舍，其标准就在于"醇正可传"，符合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及毛《序》所云"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他在某些方面，不采取朱熹的说法，特别是不赞同"淫诗"说，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说法与孔子"思无邪"的评价有矛盾，因为《诗经》是"曾经圣人手"的，说其尚有"淫诗"，这就有损于"圣人"的形象。对这种"淫诗"说，与朱熹同时代的陈傅良就声言"窃有所未安"（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表示不满。元代马端临也加以指责说："夫子（孔子）删《诗》矣，其所取于《关睢》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朱熹）《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初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均有类似意见。传主吴敬梓对《诗经》中有关篇什的解说，极有可能是受到他们著述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对《书经》的见解，在他的一篇保留至今的文章中可以觇知。敏轩的朋友江昱作有《尚书私学》四卷，除作者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写有自序外，吴敬梓、程廷祚都曾为之写序。吴序收入焦循《扬州足征录》卷十三，程序见《青溪文集续编》卷二。

　　《书》的内容大都是记载上古的政事和政治文告，所谓"《书》以道事"（《庄子·天下》），"《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尚书》研究中也有今古文之分，济南伏生所传的是今文，鲁共王在孔子宅所得而归之于孔安国的是古文；除此之外，还有三国时魏人王肃采辑逸书托名孔安国的伪古文《尚书》，并附有孔安国的《传》。到唐代，伪孔定于一尊，同毛诗一样，成为官定的经书。但千百年来怀疑其伪者，颇不乏人。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条分缕析，钩沉决断，经过激烈争论，《尚书》有伪之说，才为学者公认。

　　《古文尚书疏证》的问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有一定意义，因伪古文《尚书》所增各篇都是崇儒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虽然对伪古文有所怀疑，但仍用伪古文《大禹谟》中舜对禹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解释"四书"，建立道统。顾炎武驳斥它"陷于禅学"，为"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指责"今之君子"，"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但顾炎武对理学家所宣扬的"十六字心传"虽加批驳，其根据还是儒家经典《尚书》、《论语）。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则直斥"十六字心传"为伪托，非"圣人"所制，指出前三句出自《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一段话而加以概括，后一句则见于《论语·尧日》（见《古文尚书疏证》卷二）。这一摘发，无异是釜底抽薪，原来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用以驾驭人民，理学家用以建立道统，封建知识分子日夜诵习的所谓"圣人"经典，居然是伪造的，这在客观上则是对宋明理学的一次毁灭性冲击。

　　围绕这一问题，清初的学术界展开了争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专以驳斥阎若璩为能事，江昱对毛著极为赞赏，传主义对江呈著作大加推崇，倒是程廷祚却先后著书立说，阐发古文之不足信，程晋芳也认为古文尚书系属伪托。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他曾在"秣陵（南京）与程廷祚辩论《尚书》古文，至日晡忘食，钱塘袁枚目为经痴"（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传主与他颇有交往，《文木山房集》中有《留别江宾谷》七绝二首，《高阳台》词中也提及他。江昱能诗，有《松泉诗集》六卷（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善词，有《梅鹤词》四卷（见《仪征县志》卷四十五）；所著《尚书私学》则为其子所校刊。对于《尚书》古文，江昱认为它"论政论学，莫不广大精深，非圣贤不能道"，并非伪托。他说阎若璩等人凭"一得"之见，"妄斥圣经"是不足取的。相反，却赞赏毛奇龄的《冤词》为"极有力"之作，只不过认为它"其词之过费"，不够简洁，因而采取"诸家驳正之言，一一解之，自为一编"（《尚书私学》自序），颇为自许。其实"其说多据理意断"，又"过于求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存目二），学术价值不高。

　　程廷祚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文中虽然讲了一些捧扬的话，但并不同意江昱的见解，并且与之辩论，"宾谷意不然，余亦卷而怀之"。江昱却听不得相反意见，与人争论不过，甚至去祈求亡灵。他曾"以古文《尚书》之故，走南岗，谒梅将军庙，涕下交颐，不能仰视。曾见有朱衣象笏，博带峨冠，假寐而陈辞，夜分而共语者"，程廷祚很风趣地劝他不要如此，以免为"山魈"、"野魅"所惑（《与江宾谷书》，《青溪文集》续编卷七）。

　　传主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中，虽然十分赞赏江昱这部著作，但并未维护古文尚书的是真传并非伪托，而是采取了比较超然的态度。他在序中说："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并未表示明确态度，认为这与"《书》之义理"并没有重要关系。当然，纠缠于《书》之真伪，从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我们今天要研究《尚书》，还不得不重视这部伪古文。但在当时，尊伪古文者"则以人心惟危十六字为圣学心传"，而疑伪古文者则"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来"（程晋芳《晚书订疑后序》，《勉行堂文集》卷二），从而说明"圣经"并非"圣人"所制，实是赝品，其冲击宋明理学的客观意义自不待言。坚信伪古文固不足取，认为不必分辨真伪也同样不足称道。

　　传主吴敬梓在为江昱《尚书私学》作的序中，除了对辩论古文真伪问题持批评态度以外，又充分肯定了"经"和"经学"，说"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绸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对江昱的"卓识"和"神悟"表示极大的赞赏，这是不足取的。因而对他的治《书》观点是不宜作过高的评价的。

　　（二）对戏剧艺术的见解

　　在研治经学的同时，传主吴敬梓早年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并未随着年华的老大而有所减退。虽然晚年已陷入贫困，没有赀财可以供给他作"泥沙一掷金一担"（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豪举，但他对戏曲的兴趣、与演员的友谊却始终不衰。在他晚年写成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不少关于戏曲演出活动以及演员生涯的描写。同时，在他晚年结识的友人中也有不少擅于词曲的学者，例如他的忘年之交严长明就懂得戏曲，曾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谢章挺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评论这部书"论乐曲甚详"。其实，传主早年结识的一些学者、文士中也颇有不少擅长戏曲，并有创作传世的人，只不过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并不在于此，如程廷祚、金兆燕、李本宣等人。传主吴敬梓在与这些学者的交往中，自然也不可能不涉及他们共同爱好的话题。尽管吴敏轩没有戏曲作品问世，但到了晚年，他也撰写了有关戏曲的评论文字。

　　程廷祚是以研治经学为主的学者，李本宣也曾研治经学长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们又都有戏曲作品问世。一般说来，清代有些学者大都讳言自己对小说、戏曲的兴趣，更不愿公开自己研究小说、戏曲的的成果或创作小说、戏曲的成绩。早于传主的学宗程朱的吕留良（1629-1683）在临终前就告诫他的子孙"不许于家中演戏"（《吕晚村文集》卷八）；后于吴敬梓的经学家凌廷堪（约1755-1809）曾经著有《燕乐考原》，在他研究戏曲时，就有友人劝他"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见张其锦《凌次仲年谱》卷一）。当传主的小说《儒林外史》完稿之际，他的友人程晋芳也曾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何以这些学者、文人都回避谈论创作和研究小说、戏曲的成绩呢？这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禁令不无关系，俞正燮曾经记述了清代禁毁小说、戏曲的经过：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词秽说??限文到三日销毁。

　　--《演义小说》，见《癸巳存稿》卷九对于戏曲也是严令禁绝，雍正十三年规定：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

　　--《刑部刑律杂记》，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二九封建统治阶级虽然禁止所谓"淫词"的小说、戏曲流传，但封建帝王也要观戏听曲，特别是玄烨、弘历先后数次南巡，江南一带地方官照例要准备伶人侍奉，传主吴敬梓的《老伶行》一诗中，就写到老伶工王宁仲在年青时就曾应召为玄烨演出。为了供奉帝王，各地衙署就不得不准备戏曲作品，网罗伶工演员、以备不时之需。据李斗所记：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晹、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惟镜。

　　--《扬州画舫录》卷五丁酉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虽在传主去世二十三年以后。但这是"设局修改曲剧"，假如没有供奉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没有频繁的演出活动，没有丰富的戏曲创作，是没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来从事"修改曲剧"的。而且，据同书所记：两淮盐务例著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广蓄演员更可见是为了演出所需。与传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卢见曾，曾于乾隆元年（1736 年）和十八年（1753 年）先后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在吴敬梓生前及死后不久，先后出入卢见曾幕中的传主友人程廷祚、周榘、金兆燕、王又曾、李葂、严长明等，以及原籍江都而寄寓江宁的李本宣也经常返回故里扬州。他们之中，就有不少人懂得戏曲，特别是程廷祚也如同凌廷堪一样，都以治经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染指戏曲，这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时尚的反映。吴敏轩与这样的友人交往，自不能不相互切磋，研论曲艺。他的戏曲评论文字，也是应友人之请而作的。

　　程廷祚写有《莲花岛记略》一文，记叙宋仁宗时，高正乾联络"诸番"击退泰西游蚕国入侵功成身退的故事。该文收入《青溪文集续编》卷三，题下作者自注云："后演为传奇，与此颇异。"这就是说程廷祚曾根据这一历史故事编制为传奇作品。在吴敬梓病故后四年，即乾隆二二十三年（1758 年）冬，程廷祚曾将这部传奇的内容梗概告诉了在卢见曾幕中的敏轩戚友金兆燕，金兆燕特地为他写了《程绵庄先生＜莲花岛＞传奇序》。在序中，金兆燕说程廷祚撰作这部戏曲，乃是"自为立传"，他还认为如果程廷祚"得志而行其所学，则《莲花岛》中之奇功伟业当炳于丹青，著之史策，乃不得已而仅托之子虚乌有，为氍毹倾刻之观，以悦妇人孺子之目，岂不惜哉"！（见《棕亭文钞》卷六）从金兆燕这样的评说中，我们知道程廷祚创作戏曲乃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同样，金兆燕也擅于写作词曲以抒发自己的感慨。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中，说他"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在卢见曾幕中居近十年，"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经常"为新声作诨剧"。根据有关记载，金兆燕写有传奇《旗亭记》，现存乾隆间写刊本，全剧三十六出，演旗亭画壁故事，题目作："王之涣听歌吐气，谢双鬓怜才得婿；除国贼女子奇功，宴旗亭才人胜会。"王之涣状元及第本非实有其事，梁廷枬在《曲话》中一面指出它的不符史实，说："唐时虽已有状元之名，其实授官始于宋代，初阶不过金判、廷评，历俸既深，然后入馆承制，驯至宰执。非若今之状元，甫经释褐，即践清华如登仙，为科名之冠也。然则唐之状元，于之涣何关轻重？作是曲者，亦如尤西堂之扮李白登科，徒为多事矣。"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是"特为才人吐气"（沈归愚题词）之作，所以也肯定它为"亦快人心之论也"。可见金兆燕也同程廷祚一样，创作戏曲乃是为了消除一己胸中之块垒。金兆燕的这部《旗亭记》经过卢见曾润色修饰后，在他七十大寿时演出。袁枚寄诗祝寿时也曾说"淮南闻说泛流霞，七十神仙鬓未华"，"寄语旗亭女郎口，红牙添唱卷中诗"，自注"时演旗亭新谱"（《寄卢雅雨观察》，见《随园诗集》卷十六）。所谓"新谱"，因为在金兆燕之前明人郑之文已有传奇《旗亭记》之作，但所写内容全属另一故事，与金兆燕之作了不相涉。

　　传主另一友人李本宣也写有《玉剑缘》传奇，《今乐考证》、《曲考》、《曲海目》、《曲录》等，都有著录，目今有刻本传世。全剧共三十六出，剧情梗概如下：杜子才华，家藏玉剑，光芒烂然。有痴肥公子，乘机欲夺，颠狂侠友，仗义相援。挥麈仙姬，卖珠女弟，一笑相思两意悬。遭魔障，幸庙中神女，说与姻缘。 无端妙选朝天，又祸结兵戈杀气连。

　　喜情通戚畹，佳人内释，文殿高陛，才子廷宣。破贼有功，辞婚不允，相厢乘龙摆喜筵。浮生事，算只应如此，便合神仙。

　　--第一出[沁园春]从情节来看，李本宣此剧也未能摆脱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俗套，并不是一部高明的剧作。焦循在《剧说》卷四中就指出它蹈袭前人的拙劣可笑，说：剧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实甫之本董解元，尚矣。??惟《梦钗缘》一剧，直袭《西厢》、《西楼》而合之，已为伦父可笑。叉有《玉剑缘》者，亦有[弹词]一出。夫洪昉思袭元人《货郎旦》之[九转货郎儿]，其末云"名唤春郎身姓李"，洪云"名唤龟年身姓李"，至《玉剑缘》又云"名唤珠娘身姓李"，生吞活剥，可称笑柄。近则有为《富贵神仙》者，竟至袭《玉剑缘》，与《梦钗缘》之袭《西厢》、《西楼》相同。若此，又何必为之？聊举一二于此，为之戒。

　　这部《玉剑缘》传奇，原是李本宣早年作品，因"金阊坊友"之请，由宁楷"点次"并写有序言刊行于世的。其时当在乾隆辛未（十六年， 1751 年）、壬申（十七年，1752 年）之际。宁楷字端文，一字栎山，江宁人。幼年孤苦无告，曾于市中卖卜，而得知于县令张嘉纶，方始专心于学，著有《修洁堂集》。程廷祚十分赏识他，说他"思清才雄"（《金陵待征录》卷六）。李本宣原籍江都，但寄寓南京已有多年，传主吴敬梓在移家南京以后就与他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乾隆十六年（1751 年）夏，李本宣返回故里江都，与从塞外归来不久的田倬，于明月在天、凉风人户之际，相晤于城东的益思堂中。聚谈之际，李蓬门将他生平所作的诗词、古文，出示给田倬品定。田倬对李本宣的诗文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其品则峨眉天半，气则霞举云蒸，致则落花流水，情则春愁秋怨，骨则梅花冰雪。"次年（乾隆十七年）冬，李本宣再次与田倬"同寓真州客楼"。在"簧灯夜话"时，本宣又出示《玉剑缘》传奇，田倬读后感到"秀神高朗，余唾成花"，随即为它写了序言。传主吴敬梓既与宁楷同居南京，同为程廷祚友人，又与田倬同为李本宣友人，此时彼此又同在真州，因而他为《玉剑缘》传奇写序，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此序大约也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已是传主晚年。

　　尽管吴敬梓喜爱戏曲，与伶人交往也很密切，然而他对戏曲艺术的社会功能井没有什么清醒的认识。在为李本宣所作的《玉剑缘传奇序》一文中，传主首先说明文人之所以创作戏曲作品，无非是借以寄慨而已，他说："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敏轩这种艺术主张，与程廷祚在《莲花岛》传奇、金兆燕在《旗亭记》传奇的创作实践中所表露出来的艺术思想并无二致。当然，这也是旧时一般文人对艺术功能的普遍认识。我们只需要明白敏轩这样的见解，而不必也不应苛求于他。其次，吴敬梓在这篇序言中，对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普遍题材有所概括，认为现存的戏曲作品，以男欢女爱故事为内容的颇多，他说："而南北曲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劖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这也大体符合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实际情况。但传主对此种状况并非全然赞同，在这篇序言中就说《玉剑缘》传奇中的"［私盟］一出，几于郑人之音矣"。所谓"郑人之音"，则是借用《论语·卫灵公》中"郑声淫"的论断。传主如此评说《玉剑缘》，显然颇有微词。尽管他又为李本宣解说，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而"疑作者为子衿佻达之风"、"想见李子之风流"，但传主的态度仍然是明白的。吴敬梓自己虽然并没有创作戏曲作品，但在他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几乎没有涉及男女情爱的内容，他曾"自言'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二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俾闺人亦可流览"（见金和《儒林外史跋》）。的确，在《儒林外史》前后产生的小说中，《金瓶梅》自不待言，即令《红楼梦》中也有不少男女私情的描绘，而象《儒林外史》如此"干净"的作品倒也不多见，这颇足以表明传主对［私盟］一出的"郑人之音"确有不满。因此，尽管他以辩护的语气说："子云'悔其少作'，而吾友尚未即悔者，或以偶发于一时，感于一事，劳我精神，不忍散失。"但吴敬梓其实仍是期望蓬门能"悔其少作"的。而李本宣却郑重其事地将它刊刻出来，并请传主和其他友人为之序。吴敬梓碍于友情，当然不能拒绝，他只有在序言中强调作者的成就并不在于戏剧而在于经学，说："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其实，李本宣的治经也并无突出成绩，当然也未曾"垂于后"世。传主如此强调治经与治曲有高低之分，并将研治经学和创作戏曲对立起来，殊无必要。"治经"与"治曲"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并不相妨。例如后于传主的焦循，本是著名的经学家，他的治经成就极高，但他对戏曲的研究也取得突出成绩，《剧说》、《花部农谭》被学人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他的《雕菰楼易学》、《易馀籥录》、《孟子正义》、《六经补疏》等学术著作。当然，李本宣这部传奇的情节富于曲折变化、人物描写十分生动，传主在序言中对此也作了一些赞扬，说："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不过，这些也是为人作序时难以免除的套话。其实《玉剑缘》传奇并不是一部上乘之作，焦循对此已有批评。但郑含成作《富贵神仙》传奇，竟然对它有所蹈袭，因此我们也不能全然无视《玉剑缘》这部作品，也幸而有了李蓬门这部传奇，才为我们保存了吴敬梓唯一的一篇评论戏曲的文字，让我们窥知传主文艺思想的又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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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三 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传主吴敬梓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作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又极为崇仰魏晋六朝的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先后还受到时代先进思潮以及自然科学的影响和薰染，更由于家道中落、仕途坎坷，逐步从世家大族走向市井下层，随着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他的思想也逐步有所发展，在他的世界观中逐步滋长了进步的因素。对于他的进步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艺创作，在上述有关各章节中已有所论及。但吴敬梓毕竟是封建时代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作家，在他的世界观中也自必留有封建意识的鲜明烙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每个作家的封建意识则有各自独特的表现，传主吴敬梓的封建思想的具体特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门阀意识。这种门阀意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都有明显的表露，也是他的作品产生局限的重要原因。

　　门阀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者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当然，此处仅就立功者本人而言，至后世则扩大为始封者以其积功所得的高官厚爵的遗泽所庇荫的家族后人，以致一些仕宦子弟每以郡望门第自诩。尽管门阀制度随着历史的推移已逐步陵替，但一些高门显宦子弟的门阀意识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如钱大昕所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弗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士既贵显，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惟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可笑者也。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这正反映了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门阀意识落后于门阀制度的现实情况。甚至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之际，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门阀意识的影响，例如顾炎武在《与卢某书》、《莱州任氏族谱序》、《裴村记》以及《日知录》卷十二"流品"等文中也流露了这种封建意识。因而传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存在着门阀意识，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传主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最为强烈地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出身显赫、门第高贵的陶醉，以及对先人的功名仕宦和道德文章的赞美。

　　旧时代的文人为了抬高自己的氏族门第，总要在历史上找出自己的显赫远祖来。传主也不能免俗，自称为泰伯、仲雍的后人，并津津乐道。这也和屈原、司马谈、班固一样，只是述祖德之清芬而已，其中自然潜伏着程度不同的门阀意识。

　　在《移家赋》中，传主首先极力铺陈宣扬先人的仕宦功绩和道德文章。

　　远祖吴聪在"永乐时从龙"有功，授官正五品骁骑卫。吴敬梓对此极力铺扬说"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吴聪之后，因无子弟再立新功，自然失袭，以致吴凤"自六合迁全椒"务农，成为《儒林外史》中胡屠夫所说的"平头百姓"。凤子谦，曾自学成医，吴敬梓随即赞扬说"僦贷季以为师"，"治青囊而业医"。吴谦行医之后，家道渐丰，乃命其子吴沛专攻儒业，多次应举，但"七战皆北"，最后乃以乡里私塾先生告终，吴敬梓又说他"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从吴凤至吴沛，由务农、行医而教书，没有仕宦之人，吴敬梓自然也无法铺扬他们的政绩。由于吴沛教子有方，并以自己的失败教训告诫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诸子，终于四人考中进士，国对且是探花。吴敬梓对此极为得意地说："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并且，还对他们仕宦经历一一铺陈，赞美表彰。吴国鼎是中书舍人，接近"紫禁"，因此说"伯则遨游薇省"；吴国缙是江宁府学教授，坐冷衙门，所以说"叔则栖迟槐署"。"遨游"与"栖迟"显然有张扬与潜郁之分，这正暴露了吴敬梓热衷功名的庸俗一面。任给事中的吴国龙，则被说成是"季抗疏于乌台"，似乎是个敢于风议朝政的言官，其实却是个出仕两朝的"贰臣"，原为明崇侦朝的户部主事，降清后于康熙时任工部给事中。吴敬梓并不隐讳，反说他"受两朝之眷顾"，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亲曾祖国对，吴敬梓更是极尽铺扬美化之能事："三殿胪传，九重语温；宫烛宵分，花砖月午"，是写他考中探花；"张珊网于海隅"，是写他曾任福建乡试主考；"悬藻鉴于畿辅"，则指他提督顺天学政；"羡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是写他由编修而升任侍读。总之，他的曾祖一辈，是他的家族鼎盛时期，因而也就成为吴敬梓追慕不已的一段家史，他曾加以总结性的描写："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镼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此后，祖父吴旦以下，功名逐渐下降，虽然叔祖辈中有两个进士，但总不如曾祖辈显赫一时，因而吴敬梓也就不再大肆铺陈他们的功名仕宦。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赞扬其先人的道德文章。对"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封建道德传统，传主颇为自诩。特别对于谦让孝悌等德行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既然他自称是泰伯、仲雍的后裔，泰伯曾"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所以在《移家赋》中对于始迁全椒的"转弟公"，明明是失去千户爵的承袭资格，却美化为"让袭"，以表彰其所谓"让德"。至于吴谦之所以"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匮之奥奇"（《移家赋）），则是因为其母病久，他"不忍听之庸医"，乃"自习歧黄学，遂精针灸之术"（张其浚《全椒志·吴谦传》），学医乃是为了尽孝。至于传主的嗣父吴霖起更是孝子，母在则"六艺竞进以延年，五采戏前而色喜"；母死则"肝干肺焦，形变骨立"（《移家赋》），孝行彰著。

　　此外，对于文章传家，吴敬梓同样也是沾沾自喜地大加赞扬，说他的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初奋发于制举，仍追逐于前贤"，可见只是一个遵循孔孟程朱之道、沿着科举阶梯一心向上爬而未爬上去的秀才。至于探花公曾祖吴国对，则"常发愤而揣摩，遂遵循而得路"，显然是依靠揣摩举业、遵循儒术而得官翰林侍读。传主还赞扬嗣父吴霖起极有学问，"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其实只是一个"暮年黉舍，远在海滨"的教授八股举业的拔贡、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敬梓极力赞扬的传家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只是儒术和举业，并未涉及其先人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实，他的家庭有着治《诗》的传统，代有著述。虽然这并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并不全同于完全力应科举考试的儒术。因此从传主所钦迟和追慕的具体内容来看，实际上只是自诩门第的思想意识的表露，并未能摆脱时俗的见解。如他的友人王又曾就曾赞叹地写道："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这倒十分切合传主的思想。

　　传主经常以出身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负，说自己从小受到诗文的教育和熏陶，所谓"少有六甲之诵，长馀四海之心"（《移家赋》），幼时钻研学问，壮时有心济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移家赋》），说自己品德高超、志向远大，既不趋炎附势，又不谄媚阿谀，有学问、有操行。并且，他还以历史上姓吴的闻人来比拟自己的道德文章，这其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了一定程度的门阀意识。

　　他最喜欢把自己比做吴质。甚至他的友人王又曾在诗中也把他比做吴质。他之所以如此喜爱吴质，除了吴质和他一样都不见容于乡里之外，那就是吴质和他一样，又都是泰伯后人，具有门阀意识的吴敬梓引以自比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主在以吴质自况的同时，还自比吴刚。吴刚原是神话传说中于月中斫桂的人物，科举时代考试中式也被称为蟾宫折桂，因而旧时代文人常以吴刚斫桂来比拟功名成就；也有诗人将吴刚写作吴质，如李贺的诗作《李凭箜篌引》即云："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处的吴质即月中斫桂的吴刚。因而吴敬梓以吴刚自况，实际上也隐藏着以吴质自比的意义在内。他在《寄李啸村四首》中曾叹惜"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显然是以吴刚斫桂来比拟自己的功名无成，正如吴质在魏文帝征召之前沉沦下层一样。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自况，他已感到不敷运用，乃借用神话中的人物来自比，这种封建的门阀意识表露得已够充分的了。

　　吴敬梓还乐于与现实生活中吴姓的人攀亲认故，上元县学教谕吴培源（据光绪八年《江宁府志·秩官表》）字蒙泉，著有《会心草堂集》。在他任上元教谕期间，与吴敬梓、程廷祚等人诗酒唱和，颇有交往（参见《江苏诗征》卷十五等），是吴敬梓"生平所至敬服"的人（金和《儒林外史跋》），籍贯江苏无锡。安徽全椒吴敬梓却写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说"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认为一家。这在吴敬梓看来也并非全无根据，据《一统志》，故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四十里处的梅里，自泰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以后才迁往苏州。吴敬梓自称为泰怕、仲雍后人，认无锡人吴蒙泉为本家，在他看来并无不可。

　　传主的门阀意识有时甚至表现得极为可笑，只要与"吴"沾上关系，他就拉来自比。在《秋病四首》中写道："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明显地以虞仲翔自比，因为金文"虞"作"吴"，虞仲亦作吴仲。虞仲翔名翻，三国时人。《三国志·吴书》有传，不引。他也是泰伯、仲雍之后，《元和姓纂》卷二：虞，虞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又武王封虞仲于河东，亦为虞氏。会稽余姚人赵相虞卿。秦有虞香，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歌。歆生翻。

　　《姓解》卷二：虞，帝舜之后，有虞仲，史有赵相虞卿，??吴有虞翻。

　　不仅同是泰伯、仲雍后人，而且还有类似的身世：虞翻是浙东余姚人，传主也说自己"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的征辟，传主也未赴京应鸿博廷试；虞翻被徙交州，传主也被迫离乡；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传主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竞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虞翻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传主晚年也"治经"，著有《诗说》。凡此，都足以使吴敬梓将虞仲翔引为同调并以之自况。吴敬梓门阀意识的这种表露形式，也为他的友人所注意。江西会昌人吴湘皋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最后竟以调侃的语气特别说明"余两人有同姓之谊，故质言以叙其端"，就是明显的例子。

　　传主还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称美友人，这是由于他特别看重自己的门第，因而在赞扬别人门第时，也不免流露了自己的门阀意识。怀宁秀才李葂，字啸村，颇擅写诗，吴敬梓一再将他比之以李泌、李白："邺侯风骨谪仙狂，白下空台咏凤凰"（《寄李啸村四首》）；"叹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遇别李啸村》）。李泌是唐代七岁能文的奇童，后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以功封邺县侯；李白是众所周知的大诗人。用李泌、李白来比拟李葂，未免溢美过甚。

　　他还将建德诗人徐紫芝比之为徐陵，在为紫芝《玉巢诗草》作序时说："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徐陵是南北朝陈代文学家，字孝穆，是当时宫体诗的重要作家，编有《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传主用他来比拟徐紫芝也是极为不伦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诗人之所以得到吴敬梓的极力褒扬，还在于他们的某些遭遇可能触发起吴敬梓的感慨。传主曾被荐举应鸿博之试，并已参加过学院、抚院、督抚三级地方考试，但却未赴廷试。李啸村也有同时被荐举的传闻，光绪《怀宁县志·文苑》所记："雍正乙卯（1735 年）试博学鸿词，两淮都转卢氏见曾以葂名荐，为学使者放归。"徐紫芝也有被荐举的消息，郑相如在为他的《玉巢诗草》作的序中说："凤木（紫芝字）入举场，三十年矣；宏博之科，今亦一与矣。"但检李富孙《鹤征后录》并无徐紫芝之名。可见李啸村与徐紫芝两人都有被荐举应鸿博之试的"动议"，然而并未成为事实。这与传主吴敬梓虽曾参加地方级的考试而未能参与廷试的情况正有某些类似，因而传主特别垂注并推崇他们，也就并非偶然。

　　吴敏轩与王溯山相交也很深，《文木山房集》中有好几首诗、同写到他，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丙辰除夕述怀》、《青玉案·涂次王溯山》。他把王溯山比做王维和王伯舆，说"深情王伯舆"、"平生我爱王摩诘"。

　　李本宣字蘧门，江都人，流寓南京二十年。《文木山房集》中有《二月三日舟发通济河同李蘧门作》、《酬李蘧门》、《陈仲怡刺史留饮寓斋看灯屏同李蘧门作》、《腊月将之宣城留别李蘧门》，还录有李本宣和吴敬梓《夕阳》诗一首，可见李本宣亦颇有诗才。他还是个画家，作有《板舆花径奉母图》，遍征当时诗人题咏，所以传主将他比做小李将军，说"迥望秣陵城，小李将军画"。唐代画家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被称为李将军。其子李昭道也以山水画闻名，被称为小李将军。

　　黄河，即黄崙发，南京人，有《自怡集》。黄河曾为《文木山房集》写过序。传主将他比之为黄权。姚莹，字文洁，南京医生。有《环溪草堂集》。传主将他比之为姚合。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总是找出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或"名人"来比拟自己的友人，这与他以历史上吴姓的"闯人"或"名人"自况一样，虽属封建文人通病，但对传主来说，多少也有门阀意识在作祟，既表示自己是世家华胄，又说明自己交接的友朋也非暴发新贵。

　　夸耀自己的氏族，看重自己和友人的门第，这固然是传主吴敬梓门阀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对族人不顾自己的世家大族身份去与盐典商人攀结亲姻感到无比的愤怒并加以斥责，更是他的门阀意识的顽固表现。

　　这种情况在明清两朝也是屡见不鲜的。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云：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深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 欲自附巨族之后。乡人嘲之日："彭马史狄包，疯痨膈哮（方音作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

　　刘氏所记是"新发"攀附"巨族"，而吴敬梓所写则是"旧家"低首于"暴发"。这也正反映了时移世转的实况。在《移家赋》中，传主吴敬梓以极为愤怒的感情痛斥那些败坏世德祖风，贻羞先人门第的族人，讥刺他们"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货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这些典故，无一不表明吴敬梓对某些族人不顾门第与豪绅富商结姻极为痛恨，认为这是出卖祖宗、贻羞先人、败坏家风、趋炎附势的行为。他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和斥责，流露了"恨铁不成钢"的感情，这也正是他的门阀意识的一种表露。

　　与此同时，传主吴敬梓还怀着强烈的门第优越感，对盐商典当尽情讽刺、着力鞭挞，咒骂那些商人"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辙留，能额瞬而目语"，指斥他们贩卖起家，到处兜售，巧诈奸伪，唯利是图，见隙即钻，无空不入；嘲笑他们全都是"钱癖"、"宝精"。对于"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原为张融《海赋》语，见《南齐书·张融传》，吴敬梓摘引入《移家赋》）的盐商，传主更斥之为"山人面"。

　　雍、乾两朝，江淮盐商与山西票号一样，都是国内最大的商人。吴敬梓几度前往的扬州，则是盐商的集中地，他们资本雄厚，利润至大，家拥巨资、生活豪奢，如汪廷璋"富至千万"。他们之间竞相比富，有的以万金购金箔于塔顶散去，顷刻而尽（李斗《扬州画妨录》卷十五、卷六）。传主吴敬梓曾出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中，必然会与盐商有所交接，对他们的生活情景自会有所了解。他的至友程晋芳，其家也是由业鹾而成两淮殷富的。因而传主对于盐商的豪奢生活也曾亲眼目睹，一旦回顾自己虽然出身高门，然而却衣食不周，难免感慨万端。而族人中居然还有人对盐商典当的豪富表现出既羡慕又懊丧的态度，所谓"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移家赋》），这就更加激起传主对盐商的憎恨，对族人的不满，对过去家门鼎盛的怀念，对如今门庭衰落的悲惋，流露了无可如之何的门阀意识。

　　传主吴敬梓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在他杰出的作品《儒林外史》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对于泰伯祠的祭祀盛况，传主尤着力描写。当然，《儒林外史》之所以极其铺张地描写祭泰伯祠，原因不止一端，前文已有所叙及，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夹杂着作者表彰先祖、自矜门阀的意识。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景物环境的描写上，都有痕迹可寻。

　　从人物形象看，杜少卿、沈琼枝、四奇客无疑是闪烁着光采的新人，然而就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门阀意识的印记。杜少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大老爷"则是"江西赣州府知府"。他本人对科举时文、举人进士固多嘲讽，然而他所蔑视的王进土只是"灰堆里的进士"，"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的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不过，当王知县丢官坏事、无处容身时，他却又接到家中来住，不怕别人因此前来闹事，说："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就是我家藏了强盗，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只要略加品味，就不难发现无论先前拒绝去拜会，还是后来主动邀约来家，在对待王进士前后不同的态度上都表露了优越的门第感。不仅如此，杜少卿其它一些"豪举"也是如此。例如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就因为是他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众人谁敢不依"？又如他对韦四太爷的敬重，对鲍廷玺的照顾，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他家"太老爷"的拜盟同学或受过抬举的人，所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些都表明他对先人遗风、祖宗门第的念念不忘。

　　沈琼枝看不起盐商的富贵奢华，不愿做他们的小妾，敢于从扬州盐商宋为富家中只身逃到南京，依靠卖诗文、做女工生活，在污浊的社会中能岸然挺立，有信念有决断，诚为不可多得的妇女。但是，就在她身上也潜伏着传主的门阀优越感。吴敬梓特地安排她为斯文之后，是帮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更可说明问题的是，传主让她说出所以不肯为宋为富小妾的原因在于"??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张耳故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可见传主通过沈琼枝之口斥责盐商为"佣奴"，显然是以赵王张耳夫人的意念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传主的门阀意识的不自觉的流露。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市井小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优良品德，如"四客"的自食其力、不畏权势等等，颇有进步意义。但是，对无家无业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做裁缝的荆元，传主在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他们一番之后，随即抛开，不再关心他们今后的命运。唯独对原来"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的商人地主出身的盖宽，却怀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写出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对往昔泰伯祠盛况的不胜追慕，对眼前泰伯祠败落的唏嘘感叹，还特地交代了他的下场，被人"出了八两银子的束脩，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盖宽较其他三客有"根底"，因而才获得传主如此饱含感情的笔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鲍文卿这一形象上。传主赞扬鲍文卿自食其力、敬重斯文，特别表彰他知书识礼、安分守己，不敢与知县向鼎同座，怕坏了"朝廷体统"，大力肯定他对不安本分、穿着士人服饰的同行钱麻子、黄老爹的斥责。传主显然把这样一个出自下层的演员，塑造成为一个"名戏而实儒"（卧闲草堂评语）的人物。可见传主的门阀意识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实在是产生了某些歪曲的消极作用。

　　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小说的景物描写中也有所流露。中堂娄府的"焚香"方法、武英殿御赐的尚书虞府的料丝灯，杜少卿先人埋了九年零七个月的老酒，都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加以描绘。国公府的园林，富丽堂皇而又雅致宜人；可是盐商万雪斋的园林，在奢华之中处处露出暴发户的特色，"塘沿略窄"到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高翰林的园林，传主则让迟衡山与武书去嘲讽，迟衡山说："园子到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武书就借题发挥说："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武书这段话是从宋人卢秉的议论中借来。卢秉又是何许人？在《宋史·卢革传》中附有小传，记他曾"奉使淮浙，治盐法"，不得"私鬻"；他还比较关心人民生活，安徽滁州一带曾经发生饥馑，"滁、和民捕蝗充食"，他据实上奏神宗，得以"罢献"，从而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传主借用历史上曾在自己家乡管理过盐政的卢秉的言行，来鞭笞眼前新贵的不修名节，指责他们远远比不上"素修"名节的世家大族。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从门第优越感出发的。

　　总之，无论在故事情节的选取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和景物的描写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自高门第的门阀意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的作祟，而导致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存在着一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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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第五章 吴敬梓的创作

　　传主吴敬梓病逝以后，他的戚友金兆燕在《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诗作中，曾经写道："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这确是至理名言，如果没有传主留下的这些著述，又有谁会在千百年后知道吴敬梓其人呢？敏轩以年仅五十四岁而谢世，固然是不幸的，然而他毕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著作，却又是不幸中的大幸！

　　吴敏轩少年时代就喜欢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家中有相当丰富的藏书任其浏览。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回忆传主年青时的学习情况，说他"涉猎群经诸史函"，各种经、史著述，他都曾涉猎，并且不断试笔。及至中年，他的诗歌创作更趋成熟，较之以前所作更加讲究格律，吴檠诗中就说他三十岁前后的诗作"迹年诗律更绮密"；同时由于读书极为博杂，小学的修养也日渐深厚，创作中喜欢用一些冷词僻语，这就是吴檠诗中所谓的"僻书奇字来稽参"。而从他的创作风格来看，又颇受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程晋芳就说他"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寄怀严东有》）。到了晚年，他更从文艺创作进而转向学术研究，对《诗》、《书》都曾下过一番功夫。从现存的作品和有关记载来看，传主曾经在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进行过探索和研究，而在文学领域内，对诗、词、赋、骈文、诗论、戏曲、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都很熟悉，并且也都有所尝试，留下数量不等的作品传世。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传主曾撰有"《史汉纪疑》未成书"，可见吴敬梓曾对《史记》、《汉书》下过一些工夫。这部史学著述虽未成书，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但从他的《儒林外史》中所称引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看，传主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也具有一定的史学眼光的，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全然与流俗之见相同。

　　敏轩能吟诗、填词、作赋、擅于骈文，又研治《诗》、《书》，对戏曲十分熟悉，还创作小说。以诗、词、赋而论，其四十岁前的作品大多数收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据《安徽通志稿·艺文考》云：《文木山房集》凡四卷。卷一赋四首；卷二、卷三诗百三十一首，附芜湖朱卉、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绝各一首；卷四词四十七首，乃敬梓四十前作。

　　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传主有"《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诗集》七卷"。但这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却至今未曾发现。不过，王又曾在《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曾引用传主的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却不见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而沈大成在《全椒吴征君诗集序》中说："今幸尽读其诗，且挂名于集中。"但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也未曾见沈大成名或字，可见在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之外，传主定当有不少诗词文章，可惜今日不能尽知。

　　1949 年以来，陆续发现了传主的一些诗文， 1958 年出版的《吴敬梓集外诗》收辑了一些佚诗，此后仍不断有新的发现，至目前所知，总计在三十余篇（首）左右。对于传主的诗、词、文、赋等作品，在前面各章中已有所称引和评说，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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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

　　传主至交程晋芳曾经写了十八首《怀人诗》，其中第十六首注明"全椒吴敬梓，字敏轩"，是怀念传主的。诗的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这就表明，在传主生前，《儒林外史》这一巨著已经完成，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被推许为传世之作了。那么，传主何时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呢？

　　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推断，大约在传主移家南京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儒林外史》的创作。他在寓居秦淮水亭不久写的《移家赋》中曾说：??蛟入仲舒之怀，凤吐子云之口，染翰列元中之名，别馆著紫方之号，金队窈＃??亲惚龋?河淹朔妫?晒?善凇ＧЩе?睿?俟ぶ?迹?觳挥梃饕玻欢?牢蔫餮桑?肺?烁常?枰杂姥浴１?性狗撸?闆窳縻澹?笏贾?掣步搓常瑏嵠淙缓酰坷詈刂??朵阒校?俏嵊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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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二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一些文人创作大都直接间接、有意无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自我写照的意味，更有些文人创作径直以文士做为主角，然总未有象传主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那样，是以一个时代（从明咸化末年到万历二十三年，长达百余年）的许许多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文士做为描写的主要对象。而且，又是选择了这些普普通通的文士的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内容做为描写的题材，全然摆脱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意味。同时，吴敬梓还独创地运用了极其精湛的白描艺术，看似平淡而极隽永地对这些士人的生活情趣、思想面貌做了如实的摹写。从这些方面看来，《儒林外史》在我国小说中自有其独特的地位。然而，也正由于此，却反使一般习惯于欣赏金戈铁马、儿女风情一类小说的读者所难以接受。早在几十年前，胡适就曾说它："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儿女英雄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鲁迅也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的确如此，试以《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或所谓全书的"宗旨"来说，不但一般读者不易"懂"，即连研究者也意见分歧，认识不一。自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序中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说后，影响颇大。载有此序的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评语就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是此书之大主脑"。光绪十一年（1885 年）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于闲序后的识语中对此说也有所引申，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光绪十四年（1888 年）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叙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此说确实反映了这部杰出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径直将"功名富贵"做为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否能反映出这部作品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呢？这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尽管也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全书眼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原书有评，天目山樵（张文虎）及齐省堂本各有加评，张氏之识，较高于原评"。何以刘氏要认为天目山樵的识见较高于卧闲草堂原评呢？这显然与张文虎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有关。虽然他在识语中亦曾说及"富贵功名"，但这是由闲斋老人序所引发，未可视为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概括，而在"庚辰花朝"所写的识语中所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这才涉及到《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其实，类似张氏这样的概括，早在吴敬梓生前的至友程晋芳所写的《怀人诗》中就曾出现，即"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在敏轩死后不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对这部小说下了极为简括的评语："穷极文士情态。"即使提出"功名富贵"说的卧本评者，在回评中亦说："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此说亦曾被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三集卷七中所引用，表示赞同。天目山樵不是简单片面地着眼于"功名富贵"，而从作品所写的"名士"生活着手，因而他的识见方被刘咸炘认为较高于卧本评者。特别是他不同意卧本评者等将社会痼疾的根源归之于八股举业，其识见自是不凡。卧本回评说："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十人。"天目山樵对此评批道："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天目山樵之所以能有如此见识，则是由于他的时代大大后于卧评作者，他批阅《儒林外史》已在同（治）光（绪）之际，其后二十年左右即发生戊戌变法。时代不同，对社会痼疾的诊断自然不同，因而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认识和思想主题的概括自当不同。

　　在张文虎批评《儒林外史》二十余年之后，爆发了"五四"运动，胡适在1920 年写的《吴敬梓传》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反科举"说，他写道："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这是全书的宗旨。"无可否认，批评八股科举，确为《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以此为主题是否能涵盖整部作品呢？未见得，有的学者就认为"反科举"说并不能统摄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正当胡适写作《吴敬梓传》时，鲁迅也曾在讲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三年后排印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论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时，固然认为"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似乎赞成"反科举"说，但鲁迅同时又认为作者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只是把"制艺"当作"时弊"之一加以批判的，作者着重描写的仍然是"士林"。这种看法无疑是极为精当的。

　　在胡适、鲁迅评论《儒林外史》三十余年之后，即1954 年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在这许多文章中，大都同意和申说"反科举"说，认为作者"决心要写一部书来鞭打当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击"。除此以外，不少研究者还同时指出这部小说"揭发了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不仅在于批评八股科举，而且还反对封建礼教，说"吴敬梓不仅无情地鞭打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并且对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吃人的礼教，也作了尖锐的讽刺"。在"反科举"、"反礼教"二者之中，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反科举"为主，说这部小说"突出的表现，就在反八股与反礼教这两方面，就中反八股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提出"反礼教"说作为"反科举"说的补充，正表明学术界对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讽刺作品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由此可见，仅就《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而言，历来的研究者就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接受各自时代的思潮影响，结合当时的社会病态以及自身阅历，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并对之作出评价。这些见解对我们当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究竟如何概括这部充满着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反映了极为饱满的现实内容的小说的思想主题呢？这有待于全面而充分地研究它的内容，分析其中的许多艺术形象，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恰切的评价。

　　从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作者所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生活在八股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最早出现的"穷极文士情态"说，倒颇有识见。此后卧本评语中的"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天目山樵识语中的"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鲁迅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直至杨宪益等英译本的题名《THE SCHOLARS》（学士们），都表明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至于有的研究者对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做了分类统计，说全书三百七八十人中，士人只有一百人左右，过半数以上不属儒林中人，从而认为《儒林外史》只是一部描摹世相的小说，这种数字的分类统计是否能代替艺术分析尚可研究。我们不仅要看这部小说中士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些士人在作品中占有何种地位。从《儒林外史》的实际内容来看，应该说传主在这部杰作中所塑造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在小说中，敏轩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从而反映出在清统治者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生活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敏轩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并且，从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和不同际遇的描写中，也深刻地暴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这在我国小说史上尚未曾有，可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这与传主吴敬梓命名小说为《儒林外史》的用意也差相接近。

　　自然，科举和礼教也是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内容，传主要反映士人的生活，自必要接触到这两个题目。同时，知识分子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的成员也有所往还，为了表现士人的生活面，传主也叙及诸如盐商典当、演员妓女，特别是由于传主生活的下降，与城乡各阶层的成员多有接触，他们的生活情景，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极为真实的反映。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作剖析。

　　（一）《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与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的政策密切相关；或者说《儒林外史》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都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其怀柔手段，主要是广开仕途，尊孔读经；其镇压手段，主要是频兴文字之狱，箝制异端言行。

　　满州贵族在入关之初即广开仕途，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新王朝的政权。

　　而恢复科举制度则是广开仕途的一项重要措施，借以"牢笼"和"驱策"人才为其所用。对统治阶级这一手段，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批判。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公开否定"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然后以很多的篇幅，极为深刻地揭发了这一制度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吴敏轩笔下，由于科举制度的恢复，许多知识分子都以"儒"为业，读《五经》、《四书》，写八股文章。他们热中斯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想法都象马纯上那样，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何以要做举业？求科第耳。何以要求科第？要做官耳。儒者之能事毕矣。"（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传主在小说中以形象的描绘，批判了这一制度引诱得读书人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其中少数人侥幸考中举人、进士，谋得一官半职之后，不是象周进那样成为推行科举制度的主考、学政，就是象王惠那样变成勒索小民"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这些"英才"也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驱策"，成为他们的帮凶和爪牙。绝大多数读书人却是名落孙山，终身不第。但这些"志士"既然白首穷经，也已受其"牢笼"，他们或游说四方，或终老牖下，无以为生，衣食艰难，甚至如倪霜峰那样落得卖儿卖女的下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无论考中考不中，既无真学问，也无好操守，为了谋得功名，不惜通关节、营贿赂，无所不为。而社会上衡量人物的标准又全看其是否考中功名，如鲁编修就说："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施御史以为："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五河县这个"恶俗地方"就盛行这种热中功名、趋炎附势的"恶赖""风俗"。其实五河县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吴敬梓在作品中嘲讽了这种恶赖的风俗，也就有力地揭发和谴责了这一制度极为恶劣的社会效果：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封建朝廷的鹰犬、爪牙，而且也造就了大量"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还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恢复科举的同时，还征聘山林隐逸、举行鸿博之试、实行捐纳制度，多方面地广开仕途。这些，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儒林外史》第一回写吴王即位之后，曾遣官员前往诸暨征聘王冕为"咨议参军"，但他却"久矣不知去向"，"隐居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传主将他置于全书之首，就有着使之成为知识分子楷模的意义。接着，吴敏轩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对待鸿搏之试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一策略的复杂影响。有清一代，于康熙、乾隆两朝各举行博学鸿词科试一次。如前所述。玄烨的目的主要在于笼络高级士人，弘历的用心主要在于为自己延揽虚誉。康熙之试，应试者少而起用者多，未授官者也赐以征君衔，从而消弭他们的敌对情绪；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用者寡，抗节不出虽亦有人，但多数士人均以能参与征聘为荣。《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鸿博之试，实际上涉及到这两次考试的情景。小说中既有真心装病不愿应聘的文人杜少卿，也有碍于君臣之礼"只得去走一遭"的学者庄绍光。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应征辟问题，敏轩描写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反应。高翰林认为："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还说杜少卿"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萧柏泉则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理解庄绍光的辞聘，认为庄绍光想"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这代表了热中举业的一批士人的看法。另外一些人对能够应聘十分歆羡，尤滋就希望虞育德能被山东巡抚康大人推荐，并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筛的高处。"这番话的确曲尽其妙地表现出某些知识分子灵魂的细微奥秘。往绍光在应征前"闭户著书"，固然他自己"不肯妄交一人"，但也很少有人登门结交；及至"引见"获得"征君"衔归来，就大不相同，路过扬州时，盐商、盐务数十位迎来送往；回到南京后，司、府、道、县，乡绅势豪不断来拜，这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社会人情的影响。庄绍光被召见之后，虽并未出而为官，但一顶"征君"虚衔也己将他羁绊住。他在赴京引见之前，就已表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赴京途中又劝说卢信侯对"国家禁令，也不可不知避忌"；归乡之后更隐居在玄武湖"闲着无事"，"着实自在"。这些言行全然不同于清初那些抗节不出的知识分子，这也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羁縻作用。

　　捐纳制度又为富豪子弟另开登进之途。如康熙十七年，凡"各直省生童捐银一百两，准与人泮"（《履园丛话）卷四），公开买卖功名。《儒林外史》对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也有所反映和指擿。南昌太守蘧祐对其孙子蘧公孙"娇养惯了"，以致使得他对"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就"替他捐了个监生"。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也是在商人金有余等人的资助下，才捐了个监生，而后参加乡、会试，中了举人、进士。可以说他的功名富贵全凭"金银有余"而获得的。小说中还写出了只要肯出钱，就可以直接做官。如假中书万里被陷入"钦案"，眼看身份就要暴露，但在"有了钱，就是官"的这种制度下，凤四老爹迫使秦中书拿出二千两银子，立即"保举"了一个真中书，赢得了官司。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制度，固然使得原就弊端丛生的吏治更趋腐败，但却为知识分子仕进又开一方便之门，因而也就有着很大的笼络作用。

　　总之，清初封建统治者恢复科举、征聘隐逸、特开鸿博、实行捐纳，用多种手段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服务。而广大知识分子却纷纷"入其彀中"。传主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社会现实有着生动的描写、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挞伐。

　　清初封建统治者除广开仕途以羁縻知识分子以外，还尊崇宋学、提倡汉学以使知识分子就范。玄烨即位之后，大力推崇宋学，雍、乾两朝在继续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倡导脱离现实、大搞烦琐考据的汉学。他们尊崇宋学、倡导汉学，其目的都在于使知识分子俯首贴耳地接受新朝统治。因为清统治者深深明白，尊孔读经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鲁迅《花边文学·算帐》）。而倡导脱离实际、烦琐考证的汉学，则使得一些"所谓读书人""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就无损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也正是封建统治者所企求的"太平之治"。

　　传主在小说中对封建统治者推行这种策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形象的反映。作品中首先围绕和读书人紧密相关的"书"展开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明《卧碑文》第一条。清承明制，此条内容也符合清代实际）。在这些功令下，周进无论是"上位教书"，还是自己"苦读了几十年的书"，都只能是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沈大年在青枫城"指授"给学生的"书理"，也还是宣扬程朱理学的"理"。卫体善、随岑庵所选的书，也无非是宣扬程朱理学的时文。王蕴"要纂三部书"，其中礼书是讲"事亲"、"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也都是宣扬维护封建秩序的程朱理学的书。凡此都表明，当时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选书、著书，无一不受清统治者所尊崇的、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所制约。正因为此，传主在小说中始终是将科举弊端和理学虚伪放在一起予以嘲讽和挞伐的。其次，作品还揭示了在这种功令下，一些知识分子只将程朱理学当作"学问"，其它任何知识都不是学问，一概加以否定。学道大人周进将"诗词歌赋"全视为"杂览"，全看作"不是正经文字"。马纯上"批文章"，总是在《朱子语类》、《四书或问》上摘取"精语"，并且认定宋朝"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当然，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也有少数能有所醒悟，认识到理学的无用，如倪霜峰就说"一辈子坏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上，但其觉悟之时已届晚年，不久于人世了。敏轩就以饱含着哀怜、混和着同情、夹杂着嘲讽的笔触，描绘了程朱理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得他们业务荒疏，精神空虚，自幼至老，一事无成。此外，值得提出的是传主在揭露程朱理学对士人毒害时，并未将全部笃信理学的士人一起否定，而是区别对待的。程朱理学当然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但从笃信理学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来看，却有清正邪浊之分。吴敬梓笔下的庄绍光就是一个讲究操守而又笃信程朱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自己讲究"君臣之礼"，自我检查"义理不深"，而且还劝说卢信侯要遵守"国家禁令"，指责地方官"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而他个人行为却十分清廉、谨慎，扬州总商送他六百两银子，他一介不受：平素"不肯妄交一人"，对贫困而死的老夫妇却出力掩埋。他虽然笃信程朱，但又讲究操守，敏轩对他这些言行没有任何嘲讽，而是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的。这就表现了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没有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也没有把不同的知识分子脸谱化。

　　吴敬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不少笃信程朱理学的土人形象，但在刻画脱离现实、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时，却着墨不多。小说中所塑造的金东崖这一形象，也充分暴露了这些"汉学家"的嘴脸。首先，对他那种穿凿附会的治学方法，吴敬梓给予辛辣的嘲讽。他所著作的《四书讲章》颇多谬论，如解释《孟子·尽心下》"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枣"，就十分荒唐，他先认定"羊枣，即羊肾也"，之后引用俗说"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为证，说明所以"曾子不吃"。对这种令人喷饭的谬论，杜少卿随即予以抨击："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其次，作者又暴露他的贪婪嘴脸。荀玫谋求夺情时，曾请他这个"吏部掌案"帮忙，后来荀玫出任两淮盐运司，他"特到扬州来望"，敲了荀玫"几百两银子"竹杠。纳贿贪污的劣迹甚多，学道衙门的差役李四就揭了他的老底，说"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贪财，是当时一些"汉学家"的通病，例如王鸣盛"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人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人己怀也'。"（《啸亭续录》"王西庄之贪"）

　　金东崖这一形象无异是概括了这些"汉学家"的特征。此外，传主虽然只少许点染了他与光棍龙三的暧昧关系，却已充分地暗示出他的生活糜烂、行为不端。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真正汉学家的著作在当时不被重视，甚至不为人知的状况。那些"做举业的"人，对于《毛诗》"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杜少卿著作的《诗说》引用了一些"汉儒的说话"就被人"当作新闻"，引起很大轰动，或被人曲解，或受到责难。总之，传主吴敬梓通过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有意尊崇宋学、倡导汉学，造成知识分子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严重后果，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文化政策愚民的罪恶。

　　清初封建统治者在怀柔、笼络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对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进行严酷的镇压。顺治十四年（1657 年），福临借顺天、江南两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顺治十八年（1661 年），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者多达一万余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之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统治者罗织罪名则唯恐不力，常常一案之起，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计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严重笼罩着整个社会。

　　传主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却敢于将封建统治者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通过"遮眼法"形象地反映出来，表现了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第一回里，王冕假借天象含蓄地点出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他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敏轩用一"犯"字，就充分表现了文字狱的血淋淋景象。之后，吴敬梓则将文字狱的情节若断似续地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来描写，并以所谓禁书（高青邱诗文集》将它们贯穿起来，从而反映了一起文字狱的全貌。小说第二回就出现了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的王惠，传主对他原无好感，从多方面予以嘲讽和抨击，但在他成为"钦犯"、仓惶逃走之后，敏轩一反常态，不再加以讽刺，而以怜悯的笔触叙写其厄运。在宁王"束手就擒"之后，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样东西"，只取了"几本残书"就"黑夜逃走"；逃到浙江乌镇时"盘缠"已经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赠送他二百两银子。王惠不胜感激，极为郑重地将这"几本残书"交付给公孙，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就是《高青邱集诗话》，后来果然引起"是非"。当公孙将此书拿给其祖看时，蘧祐知道利害，吩咐公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岂料公孙好名心切，竟然题上自己名字刊刻出来遍赠亲友，被家人首告"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后来马二先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替他赎回藏着"几本残书" 的枕箱，才算脱却于系。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立志"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收藏在家里的卢信侯，将高启的文集"用重价买到手"之后，庄绍光曾劝他："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信侯未听其劝，果然为人告发，被收捕人狱，后来得到庄绍光的营救才被开释出来。至此，这一起案件似已结束，但传主仍然反复叙写，直到交诗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命运才住手。王惠从江西逃向浙江，削发为僧远走四川，隐姓匿名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郭力"走遍天下"，寻了二十年，终于找到庵中，他却不敢相认，不久也就凄惶地死去。在敏轩笔下，这一起文字狱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到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牵连的人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制义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鸿博的征君庄绍光。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色彩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一起文字狱被敏轩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好象有些游离，但这是传主不得已采用的"遮眼法"，这种若断似续的描写，也正是文网森严的产物！

　　这一起案件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被诬入狱事为蓝本，但吴敬梓并未全然照搬原案，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虽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的分量少于批判科举弊端的篇幅，但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描写和揭发，也就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这无异保存了清初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形象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受到牢笼和迫害的情形，而且还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社会理想，他们不受羁縻，远避迫害。这无异是宣告了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的破产。

　　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反对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举业。在第一回中王冕公开反对此法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均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八股制艺。如杜少卿、虞育德等人。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杜少卿对那些"灰堆里的进士"根本不予理睬；迟衡山看不起"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在愤激之余也居然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研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样的言论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见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履园丛话》卷十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还都主张做人要讲究操守，修养道德，而不应该蝇营狗苟、追逐利禄。传主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社会上除了有把举业当作人生出头的大事如马二那样的读书人以外，也还有不少鄙薄举业的知识分子。

　　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出处行为。封建统治者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但他却"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安徽巡抚李大人准备荐举杜少卿应鸿博之试，他却装病辞荐，对知县说："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大人所荐，虽然奉旨赴京"引见"，但他却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者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其他技艺谋生。例如秀才倪霜峰就不再攻读制义，而以"修补乐器"的手艺谋生；虞育德在功成名就、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以后，也认为"儒业"不可安身立命，要求子女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将来也"可以糊口"。他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兴修青枫城，实践兵农，也曾努力争取把理想变成现实。他们的见解、理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受到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所致。

　　在敏轩笔下，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受害者都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可能的支持。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祐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祐对自己孙子蘧公孙送他二百两银子作盘缠，也"不胜大喜"。特别是蘧公孙为人悭吝，并不豪爽，马纯上就说他不是一个"慷慨角色"，居然能倾其所有悉数相赠。这就表明，对于受到统治者迫害的人，即使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即使为人悭吝也能慷慨解囊。后来蘧公孙也受到此案牵累，随即有马纯上出来相救，将自己全部积蓄"挤的干干净净"，从秀水县差人那里赎回"钦赃"。之后，卢信侯也因收藏过这"儿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之积极疏通，使之获释。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王惠来到南京，杜少卿让自己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四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还不肯接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才接受下来。由于有了这样两封介绍信，一路上得到照顾，顺利地寻到父亲。但不久王惠即已"去世"，连萧云仙也为之"垂泪"，连呼："可怜！可怜！"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敏轩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社少卿、虞育德，而且还有敏轩并不全部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传主对这些"中间人物"热中举业、追逐名利的思想言行，有着委婉的嘲讽，但对他们同情和支持文字狱受害者的所作所为，则给予充分的赞扬。作品中出现的文字狱受害者，既有藏书家卢信侯，也有朝廷官员王惠。吴敬梓对王惠贪婪好财、不讲操守的种种表现，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但一旦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以后，传主的笔锋就又由谴责转为怜悯。凡此都说明小说中这些读书人之所以同情文字狱的受害者，是因为敏轩对他们也有深切的同情所致。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

　　当然，《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人物虽然不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不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志趣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理想过于迂阔，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能实现。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他们"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渐渐销磨尽了"。敏轩以令人"黯然销魂"（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

　　的笔墨，写出他们风流云散的下场。这就十分真切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体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却寻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时代使然，阶级使然。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在《儒林外史》中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状况。吴敬梓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多方面地表现他们的所言所行，传主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敏轩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这样一幅"浮世绘"虽自有其意义，但毕竟是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景出现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与礼教虚伪的批判

　　前一节在论说《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面反映时，虽然已涉及科举与礼教这两个命题，但未做深入分析，而这两个问题也是传主在小说中涉及较多的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专门做些研讨。

　　先说科举。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培养土人、选拔官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隋大业年间开始推行，直到光绪末年废止，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地实行，就颇值得研究，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原来这一制 度是代替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而出现的。

　　显然，这一制度在产生之初，是有利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巩固的，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和地主阶级的日趋反动，科举制度也就日渐僵化。到明代，也就是《儒林外史》故事发生的假托年代，则更以宋以后开始出现的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基本形式，以朱熹等理学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作者只能阐述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所谓代圣人立言，绝不允许联系时政发表自己见解。清承明制，亦复如此。可见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以来，已极为腐朽僵化，和前此的科举制度已有所不同，确切他说是八股科举。胡适说《儒林外史》"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吴敬梓传》），这一提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明季末叶，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或受农民起义的冲击，或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目睹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大多从"补天"的动机出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背景下，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黑暗，提出内容各自不同的改良主张，而八股科举制度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如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场，或排击八股举业，或驳斥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传主选择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表现形式，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追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究竟是如何揭露和批判八股科举弊端的呢？这在前文论述他所接受的颜李学说影响时也有所涉及，此处再略作申说。首先，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与政治（当然，此处所言的教育与政治，均指封建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接受了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颜元、李塨等人的影响，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分离，反对不能有益于政治的教育，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就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可以"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他们之所以反对八股科举，也就在于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从传主许多生动的描绘中，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对八股科举痛加揭露，首先就是由于它不能造就有益于封建政治的人才，只是培养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其次，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嘲讽，通过迟衡山之口对它加以全盘否定，说："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当时士人却终生钻研这个"无凭"的东西，把"揣摩"二字当作"举业的金针"，因为这些"无根之语"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正务"--教育和考试的正当内容的。这样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必然培养和选拔出大批无知的蠢物，正如小说中所揭发的那样：这些士子对于四书、五经，或者一窍不通，穿凿附会，如进士王惠把孟柯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的奴隶制的贡纳制度，解释成是指自己五十岁登科；或者按照宋儒注疏去解释经文，"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偶或有人引用汉儒注疏，"就都当做新闻"，极为孤陋寡闻。再次，对于严密繁琐而又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考试方法，传主也作了揭露和讽刺。从府县试到乡院试的乱糟糟的情景，《懦林外史》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向鼎主持安庆府七学童生之试，考场中"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院试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些，周进主持广东院试时，试卷尚未收齐即将魏好古取为秀才第二十名。范进主持山东院试，只因梅玖冒认是周进门生，虽然成绩低劣应"照例责罚"，但由于周进也是范进的恩师，因而循情饶过。乡试的情况也同样乌烟瘴气，甚至看看考场--广东贡院，也得用"几个小钱"。南京乡试时更是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冤唤鬼，但贡院明远楼上高悬的楹联却说什么"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这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切不可以为传主所描写的这几个场景仅仅是个别突出的现象，全国各地的考试情景莫不如此，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滔滔皆是，岂独安庆"！对应试士子和主考官员的丑态，吴敬梓也有形象的描绘，从而更深一层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重重黑暗。从考生方面看，考前猜测"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应考时，即使"解怀脱脚""认真搜检"，依然有人携夹带；甚至"一字不通"的金跃，花了五百两银子请人代考。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隆学校以端士习"，真是意味无穷的讽刺。从主考方面看，他们标榜自己敦品积学，课吏荐贤，实则买卖关节，徇私录取。安徽学道主考庐州，三百两银子卖一 名秀才功名。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座师周进替他"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及至范进中了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周进就要他提携自己过去的学生荀玫，他们就是如此相互勾联提携共进，不择手段以求官禄的。此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八股科举制度所培养和选拔的士人、官吏，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在他的笔下，秀才写别字（魏好古），举人把赵普与张士诚混为一谈（张静斋），进士不知道苏轼为何人（范进）。即使他们整日"揣摩"的时文，也很欠工夫。但他们一旦取得功名，出则为贪官墨吏，处则为劣绅恶霸。汤奉在高要知县任上，每年搜刮八千两银子；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娄中堂官衔的灯笼，就可以吓人，通行无阻；严大位并无官职，仅凭一贡生功名，却拦猪讹钱，夺产凌人，无恶不作。这些科场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更促使了本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不堪。在八股制艺风靡的社会中，谁取得功名，谁就有学问、有品德。因为"科甲发在彭府上"、"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所以整个五河县的"品望"和"才情"全归于彭乡绅一家。

　　而一些落第者，或者如三十七年老秀才倪霜峰那样卖儿卖女，或者如那些"名士"一样附庸风雅寄人篱下。这种恶劣的风气，甚至还毒害了下层人民，如胡屠户之训斥范进，测字先生之争议名士，妓女聘娘之梦想做官太太，等等。这些描写都鞭辟人里地暴露和嘲讽了这一制度的无穷流毒。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奇特突出的故事情节，把八股科举放在当时现实社会的场景上，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嘲讽和抨击它的显然的弊端，暴露和谴责它的隐秘的黑暗。尽管自明季以来，已有一些小说作品接触到这一制度的病态，如明清之际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以及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但不论是白话、文言，它们都是短篇作品，所揭露的八股科举的某一侧面，也不乏精采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然而未若敏轩这样以他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对那个时代重大的"时弊"之一的八股科举制度，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揭露八股科举弊端并予以嘲讽和抨击，毫无疑义的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所批判的只是明清时代的八股科举。而明清两朝的八股科举却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不全然是一回事。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所谓不好，就在于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可见传主吴敬梓所嘲讽的只是那个时代的八股科举，而非隋唐以来所实行的整个科举制度。同时，吴敬梓所反对的只是八股科举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与顾炎武所说的"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一样，并不是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从《儒林外史》的整个情节描绘和顾炎武的具体议论文字来看，他们显然只是嘲讽、抨击这一制度的种种积重难返的弊端，尽管其嘲讽十分尖锐深刻、抨击极为沉重有力，尽管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感觉到这一制度不够理想，然而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对这一腐朽的制度本身加以批判从而达到全面否定的程度。先以顾炎武的议论来看，他在《日知录》的"科目"、"明经"、"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然而，他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指责它的痼疾，目的仍在于"治疗"它。他在《与彦和甥书》中曾经说出这一愿望，他说："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这就分明表现了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加以疗治的态度。传主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在他的笔下。不仅否定人物无一不企求通过八股科举以求官禄，即使肯定人物也大多由此出身，如被表彰为"真儒"的虞育德，直到四十一岁方中举人，五十岁时始成进士，依然是从科甲出身补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他身负教导士人的职责，虽也曾表示"我也不耐烦做时文"，然而这只是在武书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地诉说时的客气附和，此后随即打断武书这些急于自现的高谈阔论。除此以外，并未见其有什么指责八股举业的议论。又如被赞扬为"豪杰"的杜少卿，虽然他看不起科举出身的某些人物，甚至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把王知县叫做"灰堆里的进土"，然而这也并不等于他反对八股科举制度，凤阳府的考棚就是他家"太老爷"盖的，他本人还要出钱去修理：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是他一力保荐的；甚至被他斥责为"匪类"的臧茶，因经手为人买卖秀才功名而欠了三百两银子，也是他送去银两才弥补过去的。由此可见，他看不起科甲出身的人，只是那些"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而对于自己屡世科甲的门第，却极其自负。再如武书，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会作八股文章"，但又洋洋自得他说，学里宗师看了他的文章，"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补了廪"，这是以自谦的方式表现了自诩的情绪，谈不上是对八股举业的批判和否定。复如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在青枫城请常州贡生沈大年教导小孩和士兵的仍然是"破题、破承、起讲"之类的制艺文作法。萧云仙对这样的内容并无异议，相反，"但凡做的来，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那些热衷于八股举业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丑态和劣迹，进行了极其辛辣的嘲讽和非常有力的抨击，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敏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形象地宣告了它的必然没落的命运。但是，他却没有将八股科举做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正面的否定和反对。这在八股科举制度盛行不衰的清王朝前期，事实上也无此可能。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传主吴敬梓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出现这样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阶段，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维护的八股科举制度，正适应了他们统治的需要，没有"革命阶级"的产生，就不可能摇撼封建统治的政治力量，当然就无法彻底否定这一毒害士子、破坏人才的制度。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阶级使然。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后，虽曾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慨叹，但又常以"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而自傲；虽然他曾因病未赴鸿博廷试，并逐渐对这种笼络人才的制度有所认识，但到了晚年又以曾被荐举的历史为荣耀。传主思想中的矛盾，自然也就会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因而认为这部小说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做了批判和否定，就未免评价过高而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应该说，它只是对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进行了讽刺和抨击。这样的论断并不贬低这部小说的价值，因为通过传主如此形象的描写和擿发，已足以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具有了不容否认的意义，从而也就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了不容替代的光辉一页。

　　再说礼教。

　　《儒林外史》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面临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的现实，明清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崇敬理学，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礼教，以维护他们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吴敬梓，却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对从孔孟一直到程朱都大力鼓吹的封建道德的虚伪面目，有所暴露和抨击。

　　作为封建道德核心的孝悌，实质上是要求人民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所谓"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他们还将孝与忠贯通起来，所谓"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广扬名》）。这就要求人民不仅要安于被统治地位，而且还要求他们对统治者尽忠尽孝。程朱理学还提出了妇女贞操问题，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历代受礼教毒害的妇女不计其数，仅安徽休宁一县，有明一代节烈妇女近五百人，而清初至道光三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人，剧增四倍之多（据《休宁县志》）。传主在《懦林外史》中对此都有形象的描绘和深刻的暴露。

　　首先，《儒林外史》不少情节都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及此，认为作者以"尽孝"来否定"尽忠"。其实并不全然如此。尽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一再倡导忠孝，鼓吹移孝作忠、忠孝一致，但忠与孝的矛盾自来就存在。为了调节尽忠与尽孝的矛盾，统治阶级曾设计了种种的权宜之计，如夺情即其中之一，《礼记·曾子问》即说"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但"金革之事无辟"。《儒林外史》中王惠、金东崖曾出谋划策为荀玫匿丧不报，请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夺情"，这两位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居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可以酌量而行"。事虽未谐，却已然暴露了这些"朝廷支柱"热衷功名利禄而不克尽孝道的丑恶嘴脸。至于忠与孝的矛盾，如郭孝子千里迢迢寻父，可谓大孝之人。然而其父原任南赣道王惠，却是因降顺反叛朝廷的宁王朱宸濠而畏罪潜逃在外的。对明武宗朱厚照来说则是大逆不忠之臣。传主对郭力又多所肯定，这正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又如萧云仙之所以家居，则是因为其父萧吴轩"年老"，自己要尽孝养之责，"不敢远离膝下"。对于他的孝行，其父并不赏识，反而责备他"贪图安逸"，"恋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云仙无奈，只得"前去投军"以尽忠朝廷。

　　可是萧云仙尽忠朝廷的结果，却似"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并未能"挣得一丝半粟"以"孝敬父亲"，尽忠的结果并不能尽孝。

　　反之，如果不是被迫追赔回家，就不能为其父送终，就不能"尽哀尽礼，治办丧事"。在萧氏父子故事中，忠与孝的矛盾可谓严峻至极。小说中，传主越是以赞扬的笔触去表彰那些忠孝节悌之士，倒越是深刻地暴露了这种道德观念的不合理与相互矛盾。例如，余大为了谋取钱财安葬先人以尽孝道，却去私和人命收受贿赂；余二为了克尽悌道，却蛮缠地掩饰乃兄罪行，居然置朝廷法令于不顾。而传主于此并未置一词，反表彰他们的"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并且在回目上大书"余明经把酒问葬事"、"敦友谊代兄受过"。

　　这些描写，尽管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出之，但在客观上却无形地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破绽百出，甚至产生了某些与统治阶级原来意愿相反的结果，这无疑也是对这种道德观念本身的极大讽刺。

　　其次，封建道德虽然是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毒害广大劳动人民而设计出来的，但只要有可能，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并不恪守他们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儒林外史》中也反映了这样的现实。高翰林就公然宣称"敦孝悌、劝农桑"只不过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并不可认真对待。一向认为"无兵无粮，为甚不降"的鲁编修，不但被萧柏泉一流士人看成"言论风采""是个正经人"，而且还被朝廷拔置高位，竟然"开坊升了侍读"！这些描写正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非全部烙守封建道德，愚忠之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成员只不过在不损及个人功名利禄的前提下尽忠而已，一旦功名不遂、损及自身时，忠君之忱就抛置一旁。不仅忠君之道如此，在传主笔下，所谓孝道亦复如是。抚院差人郑老爹因温州姓张的兄弟三个秀才，为争夺家产吵得老父不安一事叹道："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此时尚未发迹变泰的匡超人听了此话后不胜感慨他说："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与孝密切相关的悌也与此相似。匡超人的三叔为争夺匡二之父的居屋，居然"下一个毒"计，强行低价购买，"三五天一回人来催"，逼迫卧病的乃兄迁让。如果说匡二的三叔要乃兄让屋还用些心计，那么严贡生在乃弟身亡以后，则以更直截了当的强占手段，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妇让屋。这就是封建孝道的实况。

　　再次，《儒林外史》中对那些高谈阔论性命之学的伪道学家的嘴脸，有着极为生动的勾勒和深刻的揭发，暴露了他们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和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甚至可以说，吴敬梓对这些伪道学家的憎恶更在那些公然违背封建道德的土绅之上。高翰林、鲁编修之流尚是公然敞开他们丑恶灵魂的奥秘，而那些伪道学家却用堂皇的语言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装饰起来，因而更令人厌恶。例如，举人出身的退职知县张师陆劝说丧母的举人范进出去"秋风一二"时，范举人原有些犹疑，表示"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举人却回答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于是两个举人双双出去"秋风"了。张举人借以说动范举人的"礼有经，亦有权"也有根据，朱熹在《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中说："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唯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吴敬梓于此节描写中嵌进朱熹的故事，固然嘲讽了张师陆的言伪行污，同时对理学大师朱烹也是一种调侃和不敬，他的言论居然成了张师陆之流的遮羞布，这本身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于权勿用"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著而大吃虾圆子，正与此相类。严监生为其兄严贡生了结官司病死以后，严贡生方才得以安然回乡。但贡生却振振有词他说："??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真是厚颜无耻。在"为朝廷办事"的美名下，掩盖了多少丑行，严贡生如此，匡超人亦如此，用"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着朝廷的赏罚"为借口不去探望往昔的恩人潘三，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至于王德、王仁在妹夫议立偏房时，未见银子之前"把脸本丧着，不着一声"，及至收受了银两，立即"义形于色"，但却又以"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无耻。敏轩毫不留情地撕去他们虚伪的假面目，暴露他们丑恶的真嘴脸，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和巨大的抨击力量，令读者在惊奇之余予以极度的厌恶，从而使得伪道学无处藏形。此外，《儒林外史）中还描绘了一些受到封建礼教毒害的士人，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劝导别人恪守。他们是受害者，但并不自觉；又去毒害别人，但却以为助人。这些形象的出现，可以说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揭擿，较之刻画高翰林、鲁编修之类公然违背封建道德以及范进、权勿用之流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言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表明礼教和理学对士人毒害至深至巨！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马纯上与王玉辉了。马二先生是一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并未能从科举谋得功名利禄，但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人做举业。在他的教导之下，只是把"名士"蘧公孙造就成"选家"，把农家子弟匡二"教诲"成儇薄小人而已。另一个受到程朱理学毒害而又去迫害他人的则是王玉辉，他是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纂写礼书、字书、乡约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的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时刻想的是如何以自己身受的封建礼教去毒害群众，而在他看来却是"劝醒愚民"的善举。可悲的是，他的"三姑娘"首先受到他竭力宣扬的礼教的毒害，成为他的"善举"的牺牲品。对其女"殉节"活活饿死，他不仅毫不悲伤，反而"仰天大笑道：'死的好！

　　死的好！'"。他还认为"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种矫揉造作的反常表现，实足以暴露理学杀人的血淋淋的罪行。当然，王玉辉毕竟是受害者的亲生父亲，自然有些"心下不忍"而"转觉心伤"，但却始终未能认清杀害女儿"凶手"的真面目，仍然向邓质夫夸耀女儿的"节烈"行为。这正如稍后于吴敬梓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所揭示的那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总之，传主吴敬梓不但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并不恪守封建道德的地主阶级成员的言行，揭发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学的灵魂的奥秘，而且还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广大士人受其毒害而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可以认为，对程朱理学鞭笞之猛烈，并不亚于他对八股举业的无情揭擿。这是由于举业与理学互为表里构成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所致。因而揭露科举弊端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在嘲讽"无凭"的举业的同时，自不能不对"伪妄"的"程朱的学问"有所讥刺。尽管传主在暴露它的虚伪面目时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却无疑是具有了发聋震聩的巨大作用的。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虽然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恶果有所触及，但并没有发展到与之完全决裂的地步，他的封建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浓重，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相当严重的"内伤"。

　　《儒林外史》这种"内伤"首先表现在他只对礼教的虚伪有所抨击，而对礼教的本身却并没有嘲讽，他只是反对假道学、真小人，而对所谓的"真儒"、"贤人"则是竭力赞扬表彰的。吴敬梓特别赞赏所谓的孝悌君子，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就是一个至性纯正的孝子，母亲死后"负土成坟，三年苫块"自不必说，更其难得的是牢记母亲"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的遗言，终老会稽山中。至于小说中其他几个正面人物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人，用武书的话说都是"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真儒"虞育德一生行善，积累了许多"阴德"，其中一桩就是用自己辛苦教学得到的束脩，救济了一个无钱葬父准备跳水自杀的"庄农人家"，以赞助其"孝心"。杜少卿更其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对这些"君子"的孝行，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去描写的。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肯定余大先生安葬先人的孝道，传主居然原宥了他私和人命的罪行。对于封建道德的另一核心"忠"，吴敬梓也未曾否定。萧吴轩主张"为人以忠孝为本"，将忠与孝并举自不必说，郭孝子也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可见传主并不否定"尽忠"。至于杜少卿虽然辞去征聘，但其实他也主张士子应该报效朝廷，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庄绍光尽管辞爵还家，同样也主张"地方官办事"应该"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他们之所以辞聘、辞官，杜少卿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则是因为"臧仓小人"作怪，"看来我道不行了"才"恳求恩赐还山"的。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是按照"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家思想迸退的，而并非是对忠君之道的否定。吴敬梓对悌的重视也是显然的。如以赞美的笔调写余大、余二"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教训，闭户读书"，和睦相处。当余大因私和人命一案发作，余二却揽在自己身上蒙混过去。传主对这种悌道的表现大加肯定。但在作品中可以肯定的悌道描写实在太少了。相反，倒可看到兄弟之间失和的大量情节，如严大位与严大育之间、匡大与匡二之间、施御史兄弟之间，他们或觊觎兄弟财产，或以势利眼光相处，或因嫉妒功名而生事端，大都有违于梯道。这种情节的大量出现，也和敏轩早年出嗣为人子、家产被族人所夺的经历有关，并不足以证明他对悌道的否定。相反，它正可以表明传主对违背悌道行为的谴责。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对悌道也是肯定的。至于节烈，传主固然描绘了"三姑娘"殉夫自杀的惨剧，在客观上起到暴露礼教杀人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讽刺王玉辉"伪妄"的用意。在另外一些情节描写中，他似乎也并非截然否定节烈，如书中的"真儒"虞育德就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资为武书的母亲"节孝的事"请求"旌表"。由此可见，传主对礼教的本身并没有彻底否定。他所嘲讽和鞭笞的只是一些士子在遵守礼教时所表现的虚伪而已；他反对的只是假道学，却肯定了真儒者。

　　不过《儒林外史》中毕竟存在着暴露和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不合理的内容。这是由于传主的思想中固然有着维护封建道德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满封建礼教的一面（至于他的世界观中这种进步因素的产生，前文已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言），这才使他有可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不合理，作出形象的描绘，并予以暴露和抨击，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三）《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其它阶层社会成员的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当然以各类士人为最多，而且占据主要场景的也是各类士人以及兼有士人身份的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但作品中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其它社会阶层的成员，如僧道吏役、星相医卜、戏子娼妓，甚至裁缝菜农等人，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兹就涉及传主思想和小说内容较多的人物情节略加分析。

　　一类是盐商典当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了众多商人，例如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的仁昌典方三老爷、仁大典方六老爷，庄濯江也曾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高要县的赵老二、芜湖的卜老爹，经营杂货店的有芜湖的牛老爹，杭州有景本慧的头巾店，南京有开绒线店的张国重、开香蜡店的王羽秋，书店则有杭州的文瀚楼、嘉兴的文海楼，苏州人凌风更去五河县开设糟场。至于依附商人和手工业主而出现的各种行业的从业者则有：南京的房牙子，杜少卿、鲍廷珠等先后在南京祖赁住房都要找他们介绍经手；买卖土地的中间商人，如兴贩行的行头成老爹就想为虞华轩购进土地以从中牟利；扯银炉的有赵老汉；刻字的有郭铁笔等等。至于茶馆、饭店、戏行、妓院更是随处多有。一些店家既经营商业交易，又可招待食宿，如匡超人就寄宿在杭州文瀚楼书店，沈大年也在扬州盐商大丰旗下店吃住；有的商人还可先取货后结帐，如南京报恩寺门口的聚升楼，就为季恬逸三人垫用伙食用费，"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又赊了百十桶纸来"给他们印书。

　　但是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意刻划的乃是安徽籍而在扬州行盐兼设典铺的商人，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及其座上客，大都是原籍徽州而来两淮行商的。甚至这些盐商延致的清客也大都是安徽人，如牛玉圃"本是徽州人"，辛东之也是被扬州盐商河下兴盛旗冯家"从徽州请了"出来的，等等。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据《姚司马德政图叙》所记，当时"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从政录》卷二），徽商在扬州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何况传主生活的时代与扬州盐商发迹的时代是一致的。清代康熙中叶，正是扬州盐商开始兴旺之日，而在吴敬梓晚年也就是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声势煊赫、盛极一时。传主曾几度前往扬州及仪征、淮安一带纵游，去扬州主要是在卢见曾幕中作客，因而必然会与这些盐商有直接间接的接触，对他们的骄奢淫侈的剥削生活，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能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他们势利铜臭而又附庸风雅的性格，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商人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的丑恶本质和恶劣影响，不但具有诗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史的价值。

　　吴敬梓首先在《儒林外史》中反映了盐商骄奢淫逸、糜烂腐朽的生活情景。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家，将冬虫夏草当做菜吃，第七个妾生病用三百两银子买一味中药雪虾蟆。他家的花园，有高低的楼阁，成行的柳树；他家的厅堂，一进又一进，陈设一套又一套，极其华美富丽。另一总商宋为富也如此，家中设有药房，无事时"看着药匠弄人参"。他家的花园"竹树交加，亭台轩敞"，是一处"极幽的所在"。宋为富本人"一年至少要娶七八个妾"，甚至花五百两银子把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沈琼枝买来作妾。沈琼枝被迫为宋为富小妾一节，实际上是反映了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卖儿鬻女的惨象。乾隆九年（1744 年）九月，江苏按察使的奏报中就有这种实际情况的反映："近年以来，江省地方偶有偏灾，贫民小户日用桔据，往往割其所爱以救燃眉之急，或将幼小之儿典于巨室，或将己许之女鬻于富家。??致使穷苦小民，生当盛世，不免骨肉分离。"（朱批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甚至沈琼枝身价银五百两也是写实之笔。康熙四十六年王鸿绪的奏报中就记载了当时"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王鸿绪密缮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扬州的盐商如此，其他各地的盐商也无不如此。五河县的方盐商其剥削所得，不仅用于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而且丝竹吹奏地将老太太神主送入节孝祠，摆威风、讲排场。这节孝祠又修造极其辉煌，祠前的尊经阁"盖的极高大"，特别是又修"在街中间，四周都望见"。支锷本是杭州的巡商，却"戴了方巾"，冒充秀才。这种现象并非少见，扬州大盐商万雪斋也是"头戴方巾"，"脚下朱履"，"手摇金扇"，俨然仕宦身份。

　　《儒林外史》中如此形象的描绘，正是当时现实情景的写照。其次，传主还反映了这些盐典商人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朝廷官僚、地主士绅有着相互依存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乾隆南巡扬州，当地盐商竭力奉承，"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连弘历自己"亦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高宗南巡遗事五则》，《国朝遗事纪闻》第一册）。对主管盐商的官吏，他们也经常以大量财物行贿。雍正时曾规定盐商馈送盐政"公务"银每年八万两、馈送盐运司"薪水"银每年四万两。封建朝廷也不会亏待他们，用允许他们"加价"、"加耗"以及"借帑"给他们等方式，予以实惠。封建官僚则对他们刻剥小民的种种罪行多方予以包庇，受其害者仍是升斗小民。虽然，如同传主揭擿科举弊端仅限于院试、乡试，而没有描写会试、殿试一样，他对盐商报效朝廷、迎奉帝王的行径也未曾涉及，但对于官商勾结、残害小民的黑暗现实，在《儒林外史》中则是有所描绘和暴露的，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的资本就是出自天长官僚地主杜府。在小说中，主管盐政的朝廷官员两淮运司荀玫把金东崖"荐在匣上，送了几百两银子"。盐商自己又会主动趋奉当道，如天长汪盐商要请县主吃酒，五河盐典商人方三、方六也要巴结知县、知府。这些盐典商人在给予当道以好处之后，当然得到庇护，五河县方家的仁昌、仁大典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但因为他们"又是乡绅、又是盐典，又同府县官相与的极好，所以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尽管厉太尊派季萑前来查访，但却被方老六把季萑请"进了书房门，讲了一天"；厉太尊的公子又与方老六一起坐上"极齐整的席"，又"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吃酒作乐，一天大事也就烟消云散。盐商公裕旗主人，"一张呈子送到德清县"，尽管"廪生挨贡"的杨执中尚是衣冠人物，但"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就将他"拿到监里坐着追比"。江都知县被盐商宋为富"打通了关节"，就一反前态，咬定"常州贡生"沈大年是一个"刁健讼棍"，命令两个差人押解他回乡。当然，如果遇到官位高的主子时，盐典商人也要败下阵来。例如德清县主虽然满足公裕旗店主的要求，将杨执中"寄监收禁"，但娄中堂府上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县主就"心下着慌"，不敢再行"追比"，用"几项盐规银子凑齐"亏空，"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盐商万雪斋尽管在扬州声势煊赫，然而他店中的朝奉押着盐船在江西彭泽县江面上被劫，告到县里，彭泽县主不去捉拿盗劫之人，反痛打船工、朝奉，直到他们求情告饶、主动撤回原呈才罢。因为这一公案涉及到他的官声政绩，而这位知县大人又一向以"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自居，"那里有这等事"发生！这两个情节正表明在清朝前期，尽管盐典商人势力有较大的扩张，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盐典商人尽管与封建官僚、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可以任意刻剥小民，但却不能危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再次，在《儒林外史》中传主还暴露了这些盐商尔虞我诈的剥削本质和伤风败俗的丑行。原先是杭州绒线铺商人的毛二胡子，在嘉兴开了个小当铺，又与陈正公合伙去南京贩丝。他劝说陈正公不如将贩丝的银两拿去放高利贷，可以坐收高额利息。陈正公被他说动后，一下了就被他诓骗去一千两银子。这一情节，不仅谴责了这两个商人剥削之残酷，而且也暴露了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的本质。更使传主愤怒的则是这些商人伤风败俗、不顾廉耻的丑恶行为。在描写五河县糟坊老板凌风家"两个婆娘"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节之后，吴敬梓忽然加了一段插话说："五河的风俗是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大家说起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没缝，欣欣得意，不以为羞耻的。"这就是更直截了当地谴责了这些商人行丑而不以为丑。同样，对于盐典商人"方六老爷""笑容可掬"地在尊经阁上陪着权卖婆嬉笑、权卖婆却公然"拉开裤腰捉虱子"的丑态，传主则让余大先生骂出："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是传主吴敬梓在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商人、特别是在扬州行盐、开典铺的徽商的实况，是他们生活情景的真实反映。

　　一类是戏曲演员生活。

　　《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戏曲演员的生活情景。传主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金两铭说他"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在《春兴八首）中，也有对早年"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这种欢场生活的回忆。中年移家南京之后，在以诗文会友的同时，也曾"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移家赋》）。这样的"欢场"生活，虽然使他沾染了一些纨绔习气，但也使他对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戏子倡优的痛苦遭遇有所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同情。在《老伶行》一诗中，传主对一位"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的演员的穷困暮年，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以自己更为不幸的遭遇劝慰他："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对演员戏子如《儒林外史》中的鲍文卿的某些优秀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肯定、表彰。从《移家赋》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与"青钱学士，白衣尚书"一类的文人相互称道，"私拟七子，相推六儒"；另一方面又与"何勘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移家赋》）这样的演员歌女友好相处。何勘是有名的歌手（见段安节《乐府杂录》），刘禹锡还写有《与歌者何戡》一诗；车子，三国魏人，也是有名的歌手（见繁钦《与魏文帝笺》，《文选》卷四十）；红红，姓张，唐代名歌手（见《乐府杂录》）；黑黑，姓罗，唐宫人，善琵琶（见《朝野佥载）卷五）。传主将他们与文人学士相提并举，平等对待，并在小说中反映了他（她）们的生活情景。

　　南京的歌儿舞女大都聚集在秦淮河两岸，传主在小说中描写的南京是："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萧鼓，昼夜不绝"，"??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凭栏静听。??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

　　这与珠泉居士在《续板桥杂记》中所记大致相同："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每当放船落日，??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河亭设宴，则选女优"派以生旦，各擅所长，装束登场，神移四座"。"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秦淮游肪??进自水西门"。由此可见，传主在《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确是当时秦淮河两岸笙歌不绝的真实景象。

　　歌儿舞女聚集之所也常常是梨园子弟所到之处。小说中记南京梨园的分布情况是："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淮清桥正在传主吴敬梓"秦淮水亭"附近，靠近东水关；水西门则靠近西水关，离传主生父吴雯延寓居的丛霄道院不远，是他足迹常到之处，可以说传主生活的环境就是梨园聚集之处。

　　所谓"老郎庵"是戏剧行业的同行组织，对演员有统辖控制之权。小说中记鲍文卿所在的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戏行中由年长的"世家子弟"任道长，演员"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约定演出，先要在总寓内挂着的戏牌上"写上一个日子"才行。这种行会组织有严重的封建性，常由戏霸头所掌握，成为剥削和压迫演员的工具。这种情况，不独南京一地为然，演员到各地演出，先要向当地老郎庵朝拜才能挂牌，例如扬州"城内苏唱街老郎堂，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老郎庵祷祀，谓之挂牌"（《扬州画舫录》卷五）。又如北京，崇文门外设立老郎庵的目的就在于"束脩其俦侣"，"有事则聚议之，岁时伏腊以相休息，举年资深者一人统司之"（光绪十三年北京崇文门外精忠庙《梨园聚议合碑））。从这些记载来看，《儒林外史》中所说的"规矩最大"，就包含有封建戏霸头对演员的控制和由他们所制定的清规戒律在内。

　　尽管戏曲演员身受沉重的压迫，但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戏剧行业仍然不断繁荣兴盛起来。传主在小说中记载的南京戏曲行业，仅"门上"和"桥上"（指水西门和淮清桥）两处就多达一百三十多个戏班，其中淮清桥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灵和班、三元班等。他们不仅在南京城内演出，而且还出去跑码头，如鲍文卿身后，他的戏班子就到南京附近的盱胎、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这就反映了当时南京各个戏班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演员谋生也极为不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有的戏班子逐渐衰败下来，例如文卿死后，鲍家的戏班子"消折了本钱"，虽有杜少卿接济也"不济事"。而其成员成份也就经常发生变化，如廷玺本是读书人倪霜峰之子，过继给文卿后，迫于生活的驱使，终于也干上继父这一行，甚至更不如乃父，由领班降而为清客。但也有的演员因此而发迹的如黄老爹、钱麻子，已经能与城里乡绅平起平坐。传主这些描写客观地反映了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作为研究清初南京戏曲发展的史料看，是弥足珍贵的。

　　《儒林外史》中还稍稍涉及到清代初期民间演戏的情况，在南京不远的五河县，盐商方老太太入节孝祠，尊经阁上"悬着彩子，摆着酒席"，在"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一片声中，"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在阁上"摆席唱戏，四乡八镇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戏，尽管清代朝廷法令规定："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演唱佛戏之处，地方官不严行禁止，照失察夜戏例议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二十九《礼仪制》）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上谕也严厉禁告："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雍正上谕内阁》卷六）但这些规定也不过一具空文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初的戏剧活动极为活跃，朝廷的律令对之也不能遏止。可惜的是传主对这种戏剧活动，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斥责，流露了他的陈腐观念。

　　传主还在小说中塑造了演员鲍文卿的形象。在鲍文卿的行事中，也可觇知传主的某些道德观念。在他的笔下，鲍文卿原是按察司崔某门下戏子，他与安东知县向鼎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敬重向鼎是个才子，才向主人求情，请求免参向鼎。向鼎得悉原委后非常感激，要重重酬谢他，他却坚决谢绝。鲍文卿对穷秀才倪霜峰也非常敬重，将他的儿子倪廷玺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并且"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比亲生的还疼些"。鲍文卿这些敬重"斯文"的表现都得到传主的赞扬。

　　不仅如此，吴敬梓还大力肯定他对"斯文"极其厚道。例如本是为了解决倪霜峰的困难才过继廷玺为子，却反送霜峰银子二十两；霜峰过世后，他还叫廷玺"披麻戴孝"，自己也"一连哭了几场"，这在宗法社会中是很难得的表现。又如向鼎请他们父子帮忙巡查考场，廷玺捉住一个正在传送夹带的考生要送去向鼎发落，他赶忙拦住，对这个考生说："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这种"厚道"已经有些是非不分了。但文卿的其它表现又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如安庆府两个书办托他向向鼎求情，答允送他五百两银子，他却严词拒绝，断然不受，并且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可见他厚待作弊考生并非不分是非，只是为了敬重"斯文"。这正反映了传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自己是读书人，因而只要别人敬重"斯文"，他就全盘肯定；另一方面，敏轩又强调自食其力、洁身自好，主张自己挣钱，所以就表彰却贿行为。前一种思想有很大局限，而后一种主张颇有进步意义，要区别对待。

　　传主吴敬梓除了正面描写文卿种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以外，还通过向鼎之口来肯定文卿的所作所为，向鼎说："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比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还要高尚。把"戏剧行"看做"贱业"，虽是封建士人的传统观念，但传主同时却能充分肯定戏子文卿的好品德，认为他高出士人多多，并且在字里行间对与自己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士人的某些恶德也作了否定，这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然，在鲍文卿这一形象身上也存在着传主的思想局限，例如对于鲍文卿受到封建意识毒害而具有的某些奴隶道德的表现，传主就十分欣赏并大加赞美。在吴敬梓笔下，他不敢与官绅士人同起同坐，认为"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口口声声自称"贱人"，指责演员钱麻子、黄老爹"不安本分"，居然穿戴士绅服装，流露了落后的思想意识。传主这种态度，在塑造另一演员也就是文卿的儿子鲍廷玺形象时也有所表现。起初，吴敬梓对鲍廷玺的种种表现本无微词，但自从廷玺在父丧期间娶妻以后，即隐隐约约地表示了不满。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传主态度的这一变化，说："观后鲍廷玺之为人，已远不及文卿，然尚知本分。奈娶此喇子（指王太太）以至半生颠倒"；"文卿虽有不必等满服之说，然此时去文卿之丧止半年余，廷玺自可以为辞，而无，如忽忘之矣。故纲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这正是所谓的春秋笔法。从此以后，廷玺的所作所为，言谈行事，在传主笔下大不同前，所谓"廷玺身份、口声全不似文卿了"、"竟似妓家帮忙及豪门拉马声口"（《儒林外文评》），传主的描写也随之婉而多讽、语含讥刺了。这与其说是鲍廷玺违背孝道，倒不如说是传主重视封建道德的表现。不过，《儒林外史》中出现了鲍文卿以及鲍廷玺等演员形象，就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客观地反映了南京梨园的一些情况，而且也通过对演员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传主自身的某些道德观念，可供我们作为全面了解传主吴敬梓思想的一些根据。

　　一类是下层群众生活。

　　传主吴敬梓自祖产被夺以后，家道中落，功名又不得意，生活日逐下降，特别是移家南京以后，甚至衣食不周。经济生活的拮据，使得他的社会生活也日趋接近下层。因此，在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许多下层群众，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在传主笔下，既有生活困苦的农民，也有地位卑下的市民；既有恶棍无赖，也有寄寓着传主理想的"奇人"。

　　以农民而言，传主在小说中虽然叙及不多，但在偶或点染的笔墨中，已将他们备受压榨、穷困无告的境遇烘托而出。农民王大、王小二兄弟二人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为一口猪走错了门户，严贡生先己敲诈了八钱银子，尔后又要勒索几两银子，王大没有银子，就被严乡绅打折了腿。佃户何美之让自己的"浑家下陪"着田主人僧官慧敏饮酒，看似佃农主动巴结田主，其实如果没有租佃关系，农民谁愿意让自己妻女侍人？常熟一个佃农，收获的庄稼"都被田主斛的去了"，以致父亲病死无力安葬而跳水，幸被虞育德遇见相救，方免一死。佃农受到田主的剥削和压榨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当庄绍光受到嘉靖皇帝"内帮银五百两"以及"南京玄武湖"之赐，奉命返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之后，离开了京城，行走不久，即遇到一对因"穷苦"而死的农村老夫妇。这是"休明"盛世发生在京畿的事实！木耐夫妇原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冻饿不过"而去短路，幸得郭孝子资助从军而去。

　　年老者等死，年壮者短路。这就是"休明之治"的真相。

　　以市民而言，有测字为生的陈思阮、丁诗。陈思阮为陈和甫之子。陈和甫虽然也是"素善仙乩神数"的山人，但"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犹得充作"名士"。而其子却已沦落为一个摆摊测字的混帐人，甚至连老婆也养不活，终于去做了和尚。这既透露了时移世改的社会变迁，也反映了市民求生之不易。在小说中，传主还写了权卖婆、沈媒婆以及卖花的姚奶奶等几个女角色。她们在小说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权卖婆与姚奶奶同为卖花营生，但在她们初登场时，传主将"权"直呼为"卖婆"，而称"姚"为"奶奶"，乃因权卖婆与方盐商有些"伤风败俗"的行为，而姚奶奶却是杜少卿夫妇游山的"陪客"。至于沈媒婆伶牙俐齿的谈吐，撮合成事的手段，都被传主刻画得活色生香，如在眼前。她们也正是依靠这种本领才能谋取钱财的。

　　无论在农村还是市井，当时社会上都存在一些恶棍、无赖，他们用种种卑劣及至残忍手段敲诈勒索平民百姓，甚至有一定身份的士绅，也得与他们相交互利。例如杭州开赌场的王老六，说合公事，参与买卖人口。至于学道衙门前的李四，专一为科考钻营门路，牵线搭桥，营私舞弊，曾经在吏部掌案的金东崖，为他的儿子金跃谋求秀才身份，也花了五百两银子托他找替身应考。而这些恶棍之所以得逞，则又是因为他们与衙门吏役相互勾结或本身就在衙门里充吏所致。如王老六说合人口买卖，是与钱塘县差人黄球、布政司衙门吏役潘自业一齐谋划的；李四为金跃进学一事，更是由潘三出面一手包揽的。至于穿门入户的卖婆一类人物，也经常与市井泼皮串通，讹骗钱财，如卖花的姚奶奶，作为杜少卿夫妇"陪客"时，尚未见其有劣行，可是一旦仪征汤二爷前来南京参加乡试、寻花问柳之际，她就与"几个喇子"将他"囮着"，后来见到汤大爷前来，从人又提着"都督府"的灯笼，才让汤二爷溜走。至于龙三，更是男扮女装，利用"私情事"多次讹诈南京南门外的僧官；而从金东崖口中得知，这个无赖龙三一直骗到京师，甚至吏部官员也受其拐骗。从这些描写中，可以觇知传主既对上层士子的生活情景、思想情操极为了解，对市井恶棍的卑劣行径、讹诈手段又十分熟悉，还对这两种人物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也很了然。

　　传主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群仆人形象，如来富、四斗子、晋爵、王胡子等。而这四个仆从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前二人为士绅地主之仆，后二人则是权豪贵族之仆。严大育是地主、监生，严大位是地主、贡生，来富与四斗子虽然为二严之家仆，但他们却瞧不起主人、特别是严贡生的"臭排场"，吴敬梓描绘这两个中小地主之家的仆人，目的在于以他们的眼、口揭露出二严的种种坑人、诈人的劣行。至于晋爵、王胡子在小说中的作用，则又与来富、四斗子不同，他们分别为娄、杜二府的仆从，地位介于奴仆与管家之间，可以替主人"办事"。而娄府现时主人系中堂之后，杜府现时主人则为状元公之后，娄、杜二府的声望地位大大高于严氏弟兄。此外，二严同为传主所唾弃的角色，而娄三、娄四公子与杜少卿，则并非敏轩所鄙视的人物，而是传主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的形象。因此，在叙及这两个仆从时，只是谴责这两个仆人本身，而并不是借仆人讥讽主人。相反，倒是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仆人背主的恶行。例如晋爵奉娄三、娄四之命去营救杨执中，他只送了二十两银子给书办，倚仗着娄府声势即把事情办妥，"笑纳"了主人"七百多（两）银子"，中饱私囊。杜少卿的管家仆从王胡子"就更坏了"，串通一批清客侵吞杜少卿家财，从中渔利。当少卿卖去了田地房产移居南京之际，他"在路见不是事，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虽然，小说中的杜少卿对王胡子的逃走，只是"付之一笑"，但在现实生活中，传主对"奴逃仆散"（《减字木兰花》）的境况，还是感慨良多的。

　　不过，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传主坠入市井下层之后，并未仅仅看到下层群众中有一些泼皮无赖、恶棍霸头，同时也看到穷苦群众中更有不少洁身自好、自食其力的人物，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而传主吴敏轩终于将所探求的理想寄寓在他们中间，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一情节。虽然，在整部小说中它仅占一回，然而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意蕴还是从传主的理想追求来说，这一回书却是极有份量的。所谓"述往思来"，即是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此回书一开始，传主说"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旧时代的过去；"那知市 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开拓一个新时代的人物，又是出自"市井中间"即下层群众之间。这明确地表露了传主的探寻目光，已全然从同阶层读书人的身上转移至下层劳苦人民之中。这对生活在旧时代而又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传主所具体描写的四位"奇人"是在寺院里安身的季遐年，卖纸火筒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季遐年写得一笔好字，王太下得一手好棋，盖宽画得一幅好画，荆元弹得一手好琴。他们依仗各自的技艺谋生，自食其力，因而就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敏轩借用荆元的一番话表达了自己的做人理想："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是一个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传主吴敬梓通过他一生的追求，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之下，终于有了这样的觉悟。自然、在他的笔下，这四"奇人"身上仍然留有某些文士习气，但是传主毕竟不是出身于穷苦群众的作家，而能在他的创作中如此肯定这四位"奇人"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的品格，这无疑是传主在郑重宣告与过去企望从仕途谋求出路的旧我决裂，是传主思想认识的极其有意义的一种转变和进步。特别是敏轩在此回书中打乱了四"奇人"所体现的琴棋书画的通常序次，而将体现"琴"的荆元放在最后来叙写，又添写一灌园的于老者做为荆元的知音，用意是十分深刻的。敏轩在《左伯桃墓）一诗中曾经歌颂"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而据顾云所记，传主晚年"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盋山志》卷四）。小说中灌园的于老者为"奇人"的知音，这不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敏轩为"市井奇人"的知音么？由此看来，传主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描绘了一系列的下层人物，不仅让我们看到康雍乾"盛世"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情景，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传主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他的社会理想的发展变化和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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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产生于我国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儒林外史》，不仅以它深刻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及其评价著称于世，而且还以它创新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为世人所珍视。在艺术表现方面，《儒林外史）显然具有多方面的鲜明特色，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为评说。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与十七世纪法国优秀的讽刺作家莫里哀、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成就相比较，也毫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鲁迅对之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它产生之前说部之中没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即在以后，这样"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对这样一部小说的杰出的讽刺艺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此处仅就其主要之点略作阐说。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着鲜明的目的，它不但继承了我国文学中从《诗经》开始的"美刺"传统，以讽刺实行挽救，所谓"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与外国的讽刺文学比较，其用意也颇相似，谢皮洛娃在总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著名讽刺作家的创作经验后说："讽刺乃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的嘲笑，其目的在于改正或根除它们"（《文艺学概论）第七章）。鲁迅更在对中外古今讽刺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儒林外史》的讽刺目的，也在于挽救被传主所嘲讽的一群。自来的评论者也都指明这一要旨，如闲斋老人序中就认为《儒林外史》可以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也认为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评该书的序中同样认为"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也说这部小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萲更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是一部"警世小说"（《续小说闲评），《客云庐小说话》）。这些评论都说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目的仍在于挽救被作者所嘲讽的一群，"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传主同阶级的读书人。如前所述，吴敬梓讽刺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改善，"指擿时弊"是为了消灭时弊。为了达到消灭时弊的目的，传主无论对否定人物还是肯定人物，只要有"弊"，便都有所嘲讽。对那些基本否定的人物所进行的嘲讽固然辛辣、无情，但却是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例如在传主看来是头等大事的祭泰伯祠活动，参与者就有他嘲讽过的人物，如热中举业的马纯上、诸葛佑，冒充名士的蘧来旬、景本蕙，风流恶少季苇萧，书办恶吏金东崖，甚至被杜少卿斥为"下流无耻极矣"的"匪类"臧荼也厕身其间。现实的情势只能这样，这是传主所无可奈何的。时代、统治秩序和传主自己的艺术认识也不容许他虚构出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来。他对否定人物的嘲讽请参阅下文，此处从略。对于肯定人物，他也并非全是歌颂，毫无嘲讽。在过去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十全十美"的完人，其实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与传主同时代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 年）就说"在我的一生交际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因此，"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呢"？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写这种人"（《汤姆·琼斯》卷十）。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儒林外史》中的肯定人物也并非全是十全十美的"标准人物"，前人评论就指出"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觚庵漫笔》）。既然不是"完全人物"，传主对他们的不"完全"之处也有所嘲讽，只不过遣词委婉而不辛辣，笔触隐藏而不显露。例如他细细叙写了杜少卿不知择友而交，与臧荼、张俊民之流饮酒作乐，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使用，以致家产荡尽，这正表现了他全不知人情世事的世家子弟性格。杜慎卿说他"最好做大老官"，平步青认为这正是传主的"自嘲"（《霞外捃屑》卷九），是颇有见地的。再如写庄绍光，他前天晚上在客店中与萧昊轩高谈阔论，还指责"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次日清晨上路不久就遇到"响马贼"，他却被吓得"坐在车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卧闲草堂本批语说："最妙在绍光才说出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这种"皮里阳秋"的笔墨，就透露了传主在调侃之中夹杂着委婉的嘲讽。仅以此而论，敏轩虽然对他们的主流方面充分予以肯定，但也委婉地嘲讽了他们身上的某些气质。就是对于虞育德这一"上上人物"（金和《儒林外史跋》），传主虽然运用了许多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他，主观上竭力企图将这"真儒"的德行充分表现出来，可是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只是姑息纵容了无行的士子，从客观效果看，虞育德也只是一个善恶不分、好坏不辨的滥好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讽刺矛头不但指向传主所否定的人物，也指向传主所肯定的人物，即连他用理想化手法所描绘的"真儒"虞育德的行为，在客观上也让读者感受到讽刺意味。而吴敬梓之所以对肯定人物也有些微的嘲讽，目的在于他竭力希望这些被他所肯定的人物，能够成为"讲究""礼乐文章"的十全十美的"贤人"，从而能担当起补弊救偏的重大任务。至于对否定人物的讽刺，尽管异常辛辣，但依然是切盼他们改正。但正如鲁迅所说："??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如此，不但传主吴敬梓笔下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连他笔下的肯定人物也存在许多"缺点"。无论是他所肯定的还是所否定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群没有前途"不可收拾"的士子。传主对他们的讽刺（虽有委婉、辛辣之分）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已。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传主那些别出心裁的讽刺方式，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重复之感。

　　吴敏轩经常运用一目了然和出乎意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方法，使之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词的产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唐五代以后的事，这本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当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所写的判词居然是"调寄《西江月》"一首，而进士王惠、荀玫又居然"悚然，毛发皆竖"，相信无疑。这样，在传主笔下，进士的无知，读者也就一目了然了。严贡生在船上吃的是云片糕，船家何尝不知道，读者也十分清楚。可是严老爷却开出一大篇帐来，什么上党人参、四川黄连，一共"费了几百两银子"才"合了这一料药"，其存心讹诈船家力资，连"搬行李的脚子"也瞒不过，这本是一目了然的讹诈行为，严贡生却振振有词地倒打一耙，其操守之卑污不问可知。侠客张铁臂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骗了娄三、娄四两公子五百两银子去后，"不怕有意外之事"的这两位公子还在等他归来大作"人头会"。

　　久等不来，扫开革囊一看，却只是六、七斤重的一个猪头。事情之怪诞出乎读者的意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娄三、娄四徒务好客虚名，交接匪人的公子习气，也就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梁上的老鼠掉在燕窝碗里，厨役的钉鞋踢到点心盘上，陈和甫的衣袖招翻了粉汤，这三件事虽然光怪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先后一齐出现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新婚宴席上，却未免出乎主客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这就使得"一些也没有破绽"的、"极其辉煌"的喜事"不甚吉利"。存心"要做两件雅事"的蘧公孙，与热中制艺追求"封诰"的鲁小姐，原就不十分相配，志趣各异，岂能"吉利"？传主在他们的婚礼上穿插进这几件出乎意外的情节，既有嘲讽，也有暗示。

　　小说中也有不少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之处，这种情况极易被误为是纰漏和赘笔，但仔细读来却会发现这原是敏轩绝妙的讽刺。莫愁湖梨园大会发起人，帖子上写的是季苇萧和杜慎卿，但会演前"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只"叩见杜少爷"一人，而未有"叩见"季少爷的。这不是传主的漏笔而是故意的漏写。因为实际主人是杜慎卿，季苇萧不过是帮闲清客。这一漏写，不但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也讽刺了杜慎卿好女色的卑污行径。有时敏轩又不惮词费，事情已经过去，却又特为补叙，从而产生讽刺效果。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之后，却让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种对"心慈"的补叙，看似随手拈来，却有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同样，当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颇为慷慨。但传主又通过僧官之口说出"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点出他的为人。其后，他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奉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因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一补叙就表明张师陆先前的"慷慨"行为，只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敏轩就以他后来为了"打秋风"的目的否定他先前的送银子、赠房子的手段，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讽刺意味。

　　在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敏轩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面如傅粉、眼若点漆"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像。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敏轩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之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及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传主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传主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总之，冷嘲热讽，相映成趣，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传主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讽刺了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彼此揭了"底"。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制艺选家对同行马纯上极为嫉恨，攻击"他把个选事坏了"，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全然不知"。事实上马纯上所选的《三科程墨持运》虽不如古书行时，但在杭州城隍庙附近书店中尚有"发卖"，而这两位"老选家的文章"却未曾见在何处刊刻出来。可见卫、随两位更在马二之下；他们攻击马二"全然不知"，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小说中还有不少相互胡吹乱捧的描写，这更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颇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眼里也就贬得越低。有时传主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诚心诚意吹捧对方，却不料实实在在地戳痛了别人。万雪斋宴席上，许多盐商争相夸美自己的家乡徽州，"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正在极为热闹之际，清客牛玉圃也向主人凑趣："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岂料他这诚心诚意的献媚却戳痛了"雪翁"的疮疤，当众抖出万雪斋是程明卿的"书僮"老底来。于是，一场吹捧的闹剧哑然收场，满座为之不欢，读者却为之喷饭。吹捧者的主观意愿与吹捧后的客观效果极为不协调，敏轩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

　　吴敬梓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描写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从而鞭辟入里地表现他们灵魂的丑恶。他们矫揉造作的外表，常常是内心空虚的流露。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一副怪模怪样，宦成奉主人之命前去邀请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高白夏布孝帽"，及至他应邀来到湖州，刚进城门，这顶表示他"热孝在身"的帽子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奇特的穿着遇上奇特的动作。在敏轩的戏笔中却寓有深意：权勿用哪里在守"孝"！请看下文，娄三、娄四宴请时，他虚伪地说"居丧不饮酒"，但"肴馔也还用些"；后来又因被人告发曾奸拐霸占尼僧心远一事而鎯铛入狱。在佃户何美之"浑家"的眼中，范举人夫人的外貌是："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这样描写举人夫人的外貌，实际上也就流露了对举人身份的不敬。马二的迂腐、空虚，通过他对匡二的劝导表现出来，他劝匡二要"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这种夫子自道，说得越恳切，人物的灵魂也就暴露得越深刻，而作者对科举制度毒害世人的鞭笞也就越发有力。

　　吴敬梓还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为嗣续大计"；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伕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两银子"。敏轩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玫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

　　《儒林外史》的回目与正文，是经过敏轩精心安排的，两者相互配合起着多方面的作用，而讽刺效果也是一端。匡超人从乐清逃来杭州，结识了赵雪斋这一批西湖名士；之后才去拜访他的恩人潘保正的房分兄弟、"现在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十九回回目大书"匡超人幸得良朋"，传主宁愿把兜揽公事、私刻印章、买卖关节、广放私债的恶吏称为"良朋"，可见得他对西湖名士的憎恶更在恶吏之上。此一回目，也就极为有力地配合正文，讽刺了那些假名士。鲍文卿临死虽然叮嘱儿子廷玺不必满服就娶一房媳妇。但传主对廷玺未能守制极为不满，二十六回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大加斥责，但正文中却没有正面指责此事，只是描写廷玺的言谈行事，逐步变化，完全违背其父文卿做人之道，成为一个帮闲清客，传主用语也就多含讽刺。盐商方老六与权卖婆站在尊经阁上一处说笑，"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传主在正文中突出这一丑恶的画面，予以辛辣的讽刺；回目则为"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用一"闹"字，就将正文中的讽刺转化为严峻的谴责。回目与正文，两两掩映关照，烘托出否定人物的丑恶，达到讽刺的目的。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传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范进成了举人，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是口口声声"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如神般的敬重，连他当年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分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诚恳恭敬，而后又倨傲无礼。牛浦郎初次见到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至杭州时，对潘自业也曾"作揖行礼"，"欢喜之极"，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人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传主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

　　一个特写镜头，闪光似地将讽刺对象的丑恶显现出来，让他们当场出丑，这是《儒林外史》中常见的一种讽刺手法。西湖名士支剑峰吃得酩酊大醉，口称"谁不知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手舞足蹈，高兴万分，前面却来了盐捕公府，立即叫人将巡商支锷"采过他来"，"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秦中书的宴席上高朋满座，饮酒演戏，一片欢乐，"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就在这欢乐的宴席上，将假冒中书的万里"锁了出去"。传主常常在他们兴头上浇下冷水，让他们显出原形。有时吴敬梓对他所要讽刺的对象，有意不让他们的丑恶嘴脸一下子暴露出来，而是先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再象剥春笋似地层层剥露，逐步展现他们的丑恶本质。对匡超人的讽刺是从他拜马二先生为"盟兄"开始的，当时他流落杭州摆摊拆字，马二先生帮他银子，送他衣服，赠他书籍，让他回乡事亲攻读，匡超人十分感激，"拜为盟兄"，心地忠厚的马二先生为之"大喜"。但此时匡超人才二十二岁，而马二先生已补廪二十四年，无论从年岁、学问、恩情来看，匡二也应该拜其为师，却只认为"盟兄"，传主此处只用一句话点出他为人"乖巧"，心情刻薄。然后才通过他的一系列表现，逐步地暴露他的丑恶灵魂，最后竟然攻击起恩人马二先生来，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写胡三公子的吝啬也是先淡淡地写一句，他将为祝寿者所设的宴席由"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已透露了他的悭吝性格，然后才写他因"出名的悭吝"无人肯借地方让他饮酒作乐，买鸭子要看肉厚不厚，买肉包子又嫌贵，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吝啬性格。这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却都能曲尽其妙达到讽刺目的。

　　吴敬梓还善于随意点染人物周围的有关事物，或者联系他们过去的遭遇，烘染、衬托人物的性格，取得强烈的讽刺效果。周进见到广东贡院的"号板"，勾引起长年屡困场屋的积愤，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得到周进的识拔才中了举人，一见报帖，由悲而喜，喜极发疯，一交跌倒，也是不省人事。一喜一优，一哭一疯，均由与科举有关的事物号板、报帖引起。鲁小姐闺房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全摆了八股文章，其人的心愿、志趣不问可知。杨执中客座中对联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颇有"名士"腔，可是对联上又有一个报帖，上书："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却露出了腐儒气。这样的对联与报帖放在一起极为不伦不类，但却正表现了"老阿呆"不三不四的性格。有时，突出人物偏陋狭隘的经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嘘他们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出尽洋相，也成为绝妙的讽刺。五河县余殷为了吹捧乡绅彭老四如何有声势，与皇帝如何亲近，居然说："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的不好，朝廷把他的身子拍了一下。"别人笑他缺少常识，他还红着脸强辩"然而不然"。牛浦郎吹嘘他骑着驴子一直骑到安东县董老爷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与王太太吹嘘她当年嫁入王家的威风，四个家人婆娘"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夏总甲、匡超人、汤六之流，都爱吹牛，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经验，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冷冷着笔，读者都为之捧腹。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段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二）《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在中外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位伟大作家的别出心裁的构思，他的再现生活的艺术结构，帮助他的作品在思想或艺术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但在当时或后来某一时期却不为人所理解，甚至遭到诟病和诋毁。然而，在历史的筛子长期筛选之后，它的价值终于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法国杰出的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时，曾请当时的名记者和小说家菲力克思·达文替他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由巴尔扎克亲自参与下写成的序言中，达文说："巴尔扎克先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实现了他的《风俗研究》，这部分作品不愧是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因为他提出要从人的生活的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从各个角度来刻画他。"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不断瓦解、不断重新组合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威胁人的，因为它本身就受到威胁；总之，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这样一个充满着详尽与耐心的分析的精细的作品，必然在很长的期间会停留在不完全的状态中。"因而作者巴尔扎克也就必然要"听任短视的批评家指责他没有逻辑、没有固定的计划与风格，而事实上他不得不四面八方都探索一下，才能勾画出它的基本轮廓，不得不试用一切风格才能描绘出一个在细节上如此丰富的社会，不得不虚构一个故事以适应一个为虚伪渲染得越来越深的文明的变化无常。人是细节，因为他是手段。"巴尔扎克自己也曾对达文说过，一个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表达鲜明的目的，才能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地位。这样，"只作为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伏尔泰与马里乌斯一样，是一种思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他自己也同样认识到，这种努力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为人所承认，他说："在你能与读者中持有健全的见解而善于判断你的大胆的事业的人成为知音之前，你必须久饮痛苦之杯；你必须容忍别人的嘲笑，忍受不公正；因为有见识的人的无记名投票（通过这种投票你的名声才能受到推崇）是一张一张地投来的。"（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巴尔扎克（1799-1850）这种"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的创作构思，以及他所估计的可能遭到的种种非难，颇使人联想起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的独特的构思--结构艺术的命运。

　　在《儒林外史》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目前所可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清嘉庆八年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很少有人对它的结构艺术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这一独特的结构表示不满。《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定影响的。胡适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时，就发表了不少与此类似的意见。他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胡适甚至认为它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卷二）。胡适的非难与《缺名笔记》的指责是一样的。鲁迅在有关著作中曾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论及《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时，虽然并不同意《缺名笔记》作者以及胡适的见解，但又没有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影响，例如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又如说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紧接着这两段评论之后鲁迅又有肯定的意见，但这两段话实在含有一些贬意，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此后，在某些论著中依然存在着对《儒林外史》结构的非难。自然，也有些论著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就充分予以肯定。还有一些论著对它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否定的意见，大体与《缺名笔记》所说类似，但却增加了对祭泰伯祠一节的指责，认为这一节描写没有"必要"，因为"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就不大了"。由此可见，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论，至今意见纷纭，这就有必要对这样一种艺术结构重新进行探讨。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这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没有人物当然也谈不上情节；而文学作品的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一般长篇小说，特别是西方长篇小说，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因而它的艺术结构必然要为展示这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服务。但这并不能概括所有小说创作的普遍法则。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思维。例如，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时，他曾经回答道："我以建筑自豪--拱顶镶合得那样好，简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里，我在这方面费力也最多。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见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所谓"内部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合乎逻辑的艺术思维。《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方面都采用对照手法，将庄园生活的质朴与城市生活的虚伪做了对比描写，这正反映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即所谓的艺术结构，是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思维分不开的。因此，仅以《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和统帅全书的人物为根据而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对它的结构加以非难，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实，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如此。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 年）为他的代表作《名利场》所拟定的副标题就是"ANovel without A Hero"，即"没有主角的小说"（见《名利场》第六章），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意义的优秀小说。在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1860-1904 年）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写给阿·谢·苏沃陵》，见《契可夫论文学》）。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也是一个很好的驳正。《儒林外史》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但并不是象胡适所说那样是"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因为它的艺术结构，不是象一般长篇小说那样为展现主角的性格发展服务，而是为展现作品中一切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人物性格服务。这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完全允许的。俄国优秀的讽刺小说家果戈理（1809-1852 年）就认为："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一个人在这几都是主人公。"（（作者的自白》，见《文学的战斗传统））《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上面所引的这些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说明了以《缺名笔记》作者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仅仅以某些西方长篇小说（不是所有的）的创作法则为准绳，来范围《儒林外史》，并对之进行种种苛刻的非难，是完全不公正的。《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高度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

　　传主吴敬梓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的。美国学合林顺夫认为："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吴敬梓如何认识并摄取生活，必然要在《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上体现出来。自从闲斋老人在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后，不少评论者都以为《儒林外史》的主旨就在于表现各种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诚然，生活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问题，然而它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内容。闲斋老人也只说是"一篇之骨"，并没有说彻头彻尾都是表现这一主旨。《缺名笔记》把这段话加以绝对化，说"'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林顺夫则认为"这部小说的性质是??用'礼'当作小说结构的全部原则"，说"'礼'不仅对小说的结构来说是中心，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这种见解虽然有合理的部分，即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但是，在具体论说过程中，他仅仅全然从"礼"这一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吴敬梓用礼仪??当作主题是非常合适的"，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毕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解说，忽略了传主的生活实践在艺术创作中最大的作用，"礼"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反映敏轩的艺术思维全貌，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评价。因此，这样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朝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传主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未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也不妨将《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作一简略分析。从纵的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以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传主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腐败、黑暗；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趋薄弱。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传主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吴敬梓失望。传主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尾声之外，又可分成三大部分，吴敬梓将上述的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精心地分别主次，妥善地安排在这几个部分中。全书五十六回浑然一体。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以"敷陈"创作的"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卧本在"楔子"批语中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在"幽榜"批语中又写道："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就以《史记》、《汉书》来比喻《儒林外史》的结构特色。后来不少评论家也一再指出这一点，如天僇生说《儒林外史》这类小说"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严密的，处处可见吴敬梓惨淡经营的匠心。

　　开始的"楔子"已提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在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面临两种命运：一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沿着科举阶梯往上爬，成为朝廷命官、地方士绅；一是受到文字狱的迫害，以致家破人亡。前一类的士人如危素、时知县；后一类的士人，敏轩在"楔子"中虽然没有塑造出一个具体形象来，但对这类士人的苦难命运，已有十分明确的暗示。这一回中还有巴结前类士人的七泖湖边三个未写出姓名的客人，他们愚昧无知、又热中于攀附权贵，这又预示了作品中后来三湖之会的情景。除却这两类士人以外，敏轩又重点突出地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服人的理想人物王冕，使之成为全书正面人物的楷模。又通过王冕的眼光，探视了社会上一片混乱的情况：黄河决口，百姓逃亡，官府又不管，直是一幅世纪末的景象。面对这种天下大乱的现实，即使是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物王冕，也束手无策，只能隐居在会稽山中终老。可以说，"楔子"中显示的这些画面，无异是整部小说情节的浓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尔后的正文，只不过是将"楔子"中浓缩的内容点点融化，将现实的缩影徐徐舒展。而"幽榜"中的上谕点明"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奏疏中则指出"开乡会制科"是难以取用人才的，所谓"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祭文中更说"资格困人，贤豪同叹"。这就表明要治理天下，首先要进用人才；但科举制度又限制人才的进用，以致人才虽有，也不能尽其所用。这又与"楔子"中王冕的慨叹相呼应，回映前文，所谓"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

　　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大位、严大育）以及汤奉、张师陆之流为代表，他们或愚昧无知，或口是心非，谋得功名后则为贪官、为劣绅，更加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接着，敏轩又写了三湖之会，集中地暴露那些功名蹭蹬的士人--名士、选家的嘴脸。而且三湖之会，每下愈况：莺脰湖之会与会者只是所谓的一些布衣高士、侠客山人。西湖之会，与会者大都是制艺选家，并且有头巾店商人景兰江参加，甚至盐务巡商支剑峰也戴着秀才的头巾冒充斯文与会。莫愁湖之会与会者更是不论，如僧官，如道士。通过三湖之会的描写，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的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而又风流自命、故作高雅的士子的丑恶灵魂。这两类士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相同的，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热中于此，传主归之于以四书、五经、八股文选拔士人的制度，即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在这一部分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了一些士人受到残酷迫害的现实情景，这就是"钦犯"王惠，他公开的罪状是投降宁王，深藏未露的原因则在于收藏禁书《高青邱集诗话》，这一情节在下一部分有所补叙交代。围绕着这两条线索而展现的吏治腐败、人民困苦，均有点染。此外，在描写封建官僚统治势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盐商典当逐步抬头的趋势，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势力。

　　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在这一部分中，虽然前一部分中那些士人依然存在，但敏轩描写的重点却在于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终理想破灭。沿着这一条线索，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主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为了写祭泰伯祠一节，从三十一回起逐步塑造了一些真名士、真学人、真儒者的形象，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然后再引出主祭虞育德，可见敏轩十分重视这一节描写。因为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提倡礼乐、培养人才、有助政教。这是传主社会理想的具体表现，因而在结构上敏轩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卧闲草堂本批语就指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至于祭典中也有些"切切于"功名富贵的某些士人，看似"文不对题"，其实这正是"作者寓意所在"（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表明传主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也感悟了某些士人，使得他们也来参与大典。如果说，主祭泰伯祠还只是倡导礼乐兵农理想，而萧云仙奏凯青枫城一节，则是写礼乐兵农理想的实践。萧云仙攻复青枫，修筑城池，垦荒地、修水利、办学堂、教子弟，都是体现传主理想的具体表现。天目山樵评语就指出："作者于大祭之后叙??萧云仙，非无意也！"并认为萧云仙能"坐言起行"，不愧为"儒者"。从作品情节发展来看，这一中心是继祭泰伯祠后的又一高潮。但是，吴敬梓在描写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又扩展他的视野，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朝廷上太保公掌权嫉贤妒能，分门立户；地方上文官武将办事都是虚应故事，贿赂公行。士人中如高翰林、唐二棒椎之流，更以"名教"为幌子，成为名教罪人。受文字狱迫害而入狱者有卢信侯，远逃他乡而死者有王惠。盐商典当的势力有所增长，较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商人更为横豪。老百姓依然困顿异常，有农民无钱葬父、跳水自杀，有老夫妇贫困而死、无人安葬。传主让之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又被革职追赔。这就为情节发展趋向低潮作了准备，从而引出第三个中心：三山门送别。面对这样的现实情景，贤人虞育德也束手无策，敏轩只能让他离开南京，凄然而去。这是作品趋向低潮的开始，更是敏轩理想幻灭的转折。虞育德去后，杜少卿痛切感到"从今无所归依矣"，迟衡山深深叹息"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都表明礼乐兵农的理想己成过去。社会上那些假名士如季苇萧之流更是与官僚、盐商沆瀣一气，盐商典当势力更在某些地区、某些场合压倒了封建世家大族的势力，如成老爹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此，第二部分中原为针砭第一部分中那些否定士子而出现的肯定士人，他们提出的理想以及付诸实践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现实社会的状况，甚至现实社会较以前更为腐败、黑暗，他们只能悄然离开舞台。

　　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虞华轩是这一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如果说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萧云仙等人以礼乐兵农的倡导和实践来改变社会风气，那么虞华轩只是"激而为怒"式地亲自上阵与"五河的风俗"搏斗，显然不及虞、庄、杜、萧诸人。天目山樵在评语中说他"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深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就揭示了他不及前一部分中肯定人物的原因是由时势所致。至于前两部分中出现的热中功名富贵的科场人物以及社会上鬼混的假名士，在这一部分中的表现就更令人不齿。高翰林与万中书相互勾结，秦中书、施御史又和高翰林相互依傍，名士陈和甫的儿子陈思阮与丁言志争论莺脰湖之会以至相打。围绕这些人物的活动，敏轩更深入地解剖了这一个时期的社会真象：吏治愈来愈腐败，前一部分虽然也有贿赂行为，但还要暗通关节，这一部分却已沦为公开卖官鬻爵，所谓"有了钱，就是官"，例如假中书万里花了二千两银子变成真中书。盐商典当招摇横豪、伤风败俗，如方盐商大闹节孝祠，较之前两部分中的盐典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势利文人如唐二棒椎之流，也顺着这一潮流巴结盐商典当方家、彭家，而冷落"诗礼人家"虞、余二府。寄寓着传主理想的泰伯祠，"壁上"已积着"尘灰"，"乐器、祭器"也被全部锁着，已无人问津。这就必然引起读者的深思，敏轩从而写出第五十五回"述往思来"。在这一回中，敏轩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理想人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去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的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首尾一致，成一整体。

　　整部小说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也没有围绕主角的一以贯之的情节。但是，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得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的。当然，它只是不以书中的"主角"性格发展为依据，而是以传主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可以说，传主吴敬梓并不是企图塑造一两个主角，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和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及其社会理想。在吴敬梓笔下，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性格，都集中到生活在清代初期统治阶级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的广大士人身上，以与土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广阔地指擿了社会的黑暗状况。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为这样的思想主题和创作意图服务，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是真正的长篇小说"。

　　综上所述，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可以同意胡适所说的是一种"新体"，但这种"新体"并未曾离开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非罕见，但同时又有传主自己的独创性。其次，这种结构样式已圆满地完成了吴敬梓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对它的评价这一任务，形式和内容完全协调。因此，尽管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中也有某些小疵，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也难以尽免的问题，我们不应对这种"新体"索瘢求垢，百般挑剔；相反，要充分肯定传主吴敬梓创"新"精神。至于后来谴责小说采用这种"新体"所产生的种种缺失，原因很复杂，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归之于《儒林外史》。

　　（三）《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艺术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形象又都有着显著的特征。

　　首先，《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时代特色。文学作品是以塑造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而每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又无不在人类发展的特定的时空中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不同于它产生之前、之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吴敬梓生活时代正当封建社会晚期，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他长期生活和足迹所至的南京、扬州、淮安，以及《儒林外史》中写及的东南沿海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兴盛，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因此，《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不少商人、手工业者，特别是盐商、典当。而这些盐商、典当又与当时的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士人产生种种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得《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带有特定的时代色采，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士人形象。一般说来，传主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看不起盐商典当的，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对这些不完全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商人十分鄙视。如杜少卿在家乡时从不与汪盐商之流来往，到南京后又大为赞赏把"盐商富贵奢华""视如土芥"的沈琼枝；虞华轩更被盐商而兼典当的方家那种不顾礼义廉耻的行为所激怒；余有达、余有重兄弟二人对糟坊老板凌风伤风败俗的家庭生活尽情嘲讽，等等。这都表现了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鄙薄盐商典当。不仅这样，作品中一些被敏轩经常予以嘲笑的读书人也看不起盐商、典当，如季苇萧尖刻地挖苦扬州盐商是"六精"--债精、牛精、屁精、谎精、妖精、方中中的水晶（精）；辛东之无情地撕破盐商外面装阔而实际吝啬的假面具，骂这些"盐呆子，其实可恶"！尽管作品里正、反人物都看不起这些商人，但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能洁身自好以外，大多数的读书人又不得不依赖这些盐商、典当。即如并不是敏轩所全然否定的人物余大先生，虽然看不起家乡的方盐商，但在他作客扬州时，却又寄寓在"河下卖盐的吴家"。至于传主所嘲讽的人物与盐商典当的瓜葛就更多，他们明明想从盐商典当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冷炙却又羞于承认，反装出一副鄙薄盐商典当的清高之态，例如牛玉圃就对牛浦说："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这番话固然曲尽其妙地表现出牛玉圃的龌龊灵魂，但更重要的却是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经济依附关系，他们这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除牛玉圃与万雪斋这种微妙的关系以外，小说中还描写了辛东之与扬州盐商河下冯家的关系、金寓刘与扬州盐商河下方家的关系，也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不少读书人依附盐商典当的现实。当然，象牛玉圃、辛东之、金寓刘这样的士子，他们最后依然生活无着、潦倒终生。但也偶有侥幸者，他们在发迹之前虽然依附于盐商典当，后来又从科举谋得一个出身。如高翰林从前做秀才时，就曾与万中书一齐在扬州投靠"盐务""诸公"。但他虽然获得了功名，隔了二十年后再次与中书相见时，却携着万中书的手离开众人，"直到亭子上去""悄悄的讲话"。可见当年他们在扬州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作品中还有些士人，起先与盐务诸公并无瓜葛，但在获得一官半职以后，却又与盐商典当交接来往，例如荀玫原来是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田地广、粮食又多"的荀老爹的儿子，考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后，就与扬州的盐商相互过从，万雪斋客厅"慎思堂"金匾就是他写的。这也正反映了封建衙门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彼此利用的关系。凡此，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他们生活在封建末世，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之家，虽然他们对这些盐商典当气焰熏天、盛气凌人的种种表现极为不满，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依附于他们，而在口头上却又要表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蔑视。这就使得这些士子身上除了具有封建劣根性之外，更增加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封建官僚，他们与盐商典当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也使得这些封建官僚"钱可通神"的剥削阶级本性表现得更为露骨。传主紧紧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这些特征，嘲讽他们可怜、可笑的一面，鞭答他们可憎、可恶的一面，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吴敬梓之所以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如此的特征，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的好友程晋芳就是盐商人家子弟，他本人以及他的长子吴烺曾去盐商家作客。在中年以后，吴敬梓曾多次出游于盐商集中地的淮安、扬州。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对盐商典当的腐朽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寄身于盐商典当之家的大批清客--士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客观的解剖。这在他塑造人物形象时都起了重要作用。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在否定人物身上还留有环境的印记。这些否定人物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为人固然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文学作品不仅要描写人、描写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还要反映出人与环境彼此作用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伟大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大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传主也不例外，在《儒林外史》中，他以生花的妙笔，让读者看到那些否定人物之所以可恶、可憎；总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可恶、可憎，他们之所以应予否定，也总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应该否定。他们肌体上的毛病和心灵中的污点，无一不是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毒害和浸染所致。敏轩力图运用多种手法，从不同侧面描绘出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他经常通过王德、王仁、周进、范进等为代表的个别人物的表现，反映出普遍存在于广大士人中的社会现象：正是清代封建统治阶级有意推行科举制度、尊崇程朱理学，才造成社会上大批这样胸无点墨、学问空疏、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伪道学、假儒生。特别是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描写了男子攻读制艺、参加考试，而且还描写了大家闺秀的鲁小姐也热衷斯道。她从五、六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读八股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制艺文也写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以致她的父亲也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鲁小姐热中制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封诰"。对这种心理状态，传主还进一步通过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妇女表现出来：青楼妓女聘娘梦想嫖客陈四老爷"升授杭州府正堂"，自己也成为"官太太"与之"同享荣华"；再嫁的王太太，也认为鲍廷玺是个"武举"。自己可以象孙老太太那样"戴着凤冠，穿着霞帔"。这几个妇女的身份不同，但她们的希望却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在只有男子可以应试的科举社会中，居然有妇女热衷斯道，这一现象粗粗看来颇似特殊，但却更深进一层地鞭答了科举制度、功名富贵对世道人心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毒害。这种特殊的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与整个科举社会种种弊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敏轩所嘲讽的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首先是社会造成的。与其说敏轩存心要赋予这些人物以否定性格，还不如说敏轩只是如实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而这种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却突出了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成为对他们以及他们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的绝妙讽刺与有力否定。腐败的社会造成否定的性格，否定的性格又促使社会更趋黑暗。

　　传主吴敬梓不是静止地表现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动态。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常常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促成的。匡超人原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记帐，后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马纯上。马二劝他说读制艺、应科试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道路，并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在家乡又遭遇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案首、秀才。从此，他的气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势利嘴脸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其变化也真是快速之至。但他何尝真心感激、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为意，还远走杭州。及至赴杭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增长了小人见识，学到社会上假名士那些大言不惭、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盟兄"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为这个"恶棍"的帮凶。传主描绘了匡超人生活环境逐步变化的场景，从而形象地反映出他的堕落变质过程。他的否定性格之所以形成，正是他所生活、活动的社会环境所致。人物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以外，还有牛浦郎。传主叙"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诗未尝非好学。匡超人一遇景兰江，便溺于势利。牛浦郎一见牛布衣诗，便想相与老爷"（《儒林外史评》）。牛浦的变质与匡迥的堕落极为类似，都是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相与的人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人物性格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是存在于当时广大士人中的普遍现象。敏轩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个别事件，但却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传主吴敬梓除了形象地描绘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之外，还通过对人物的生活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同是描写厅堂、花园，但对不同人物的"住宅"，传主用笔就不同。在他的笔下，盐商、典当、暴发户如万雪斋、宋为富、高翰林等人的厅堂花园就不同于天长杜府、五河虞府、湖州娄府等世家大族的厅堂花园。万雪斋的厅堂中虽然挂满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以及"课花摘句"之类的大小对联、金匾，但他在如此厅堂上接交的却是顾盐商一类的人物，忙的是"第七位如夫人"的病，既未读书耕田，也未课花摘句。这些匾额正好烘托出万盐商附庸风雅的习气，真是雅得俗不可耐。他的花园中尽管盖了"许多齐整房子"以及"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但是"塘沿略窄"，甚至窄到牛浦郎一不小心就"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受了牛玉圃的许多埋怨。传主突出这一细节，固然为表现"二牛"性格所必需，但塘沿窄到如此程度也正反映了花园主人万雪斋只是一个暴发户。宋为富的花园虽然"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但"彼人也不会赏鉴"，徒为虚设。高翰林的花园"倒也还洁净"，但迟衡山却以"只是少些树木"的评论来讽刺高翰林不修名节。在作品中，这些描写园林的笔墨，也是使得这些否定形象臻于完成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反，对世家大族的园林，敏轩总是用饱含感情的笔触一赞三叹地予以描绘。如描写五河虞府厅上的"一对料丝灯"，已经历了六十余年，至今"犹然簇新"，他还特地说明这"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并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赞美："自古说'故家乔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这灯，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再如写湖州娄府的书斋，"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身临其境的人都"觉飘飘有凌云之思"，娄三公子颇为自得地说："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流露了强烈的自我欣赏情绪。但与其说作品中这些人物或自我赞许、或相互颂扬，毋宁说是传主的赞美和颂扬。这些描写，既对封建晚期趋向没落的世家子弟性格的某一方面起了烘染作用，又表现了传主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一赞三叹中，显然夹杂着哀叹没落的情绪，而在哀叹没落的感情中又隐约地起伏着"犹有傲霜枝"式的孤高自许的感情色彩，既是赞歌又是挽歌。而这种描写，又使得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性格具有了与他们时代、家世相一致的特征。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不仅是科举社会的产物，有着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其中的肯定形象还表露了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

　　颜元、李塨学说中的教育思想，极为传主所心折。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一些肯定形象的身上也就大都留有颜、李学说影响的印记。迟衡山倡议修祭泰伯祠以兴礼乐，得到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的赞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的活动，更是得到"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南京的"大名家"的赞扬。可以说，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是《儒林外史》中肯定形象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他们的"共性"，当然也是作者社会理想的体现。

　　吴敬梓为了要把自己的理想赋予这些人物形象，因而在刻画这些人物性格时，尽管对某些肯定形象的某些方面也有些委婉的嘲讽，但一般说来总是态度庄严、用笔庄重，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他们一生的重要行迹都表现出来，并且特别着重反映他们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主张和讲究文行出处的品德修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小传。例如写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从他"七岁上死了父亲"写起，写他读书、放牛、学画；写他拒不接受"酷虐小民"的时知县的邀请，却在家招待礼贤下士的吴王；写他孝顺母亲，恪守母亲教诲，终生不为官，最后病逝在隐居的会稽山中。写庄绍光，也是从他十一、二岁写起，在家著书、应召赴京、祭泰伯祠、回乡修祖坟。写杜少卿，不但写他平居的种种豪举，也写他侨寓的万般拮据，最后不得不离开南京去投靠在外地做官的虞育德。在描写这些人物一生行迹时，传主还运用侧写、反衬、补叙等手法，从各个角度强化对他们的正面描写，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通过他们的形象完整的表露出来。然而，正因为传主将他们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忽略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提炼情节、塑造形象，所以这些人物形象始终缺少血肉，颜面苍白。反不如传主刻画身边士人的否定性格那样生动活脱，他常常怀着强烈的憎恶情绪，让这些否定人物一个筋斗翻到前台来，快速地把他们的丑态推向读者，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随意点染，均为妙文。而那些肯定形象只是为了体现传主自己的理想而创造出来的，缺少坚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由于影响传主世界观很深的颜李学说，尽管在明清之际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潮，对社会弊端也做了有力的抨击，然而颜元、李塨所提出的改良措施，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就显得迂阔不当，到了吴敬梓时代更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离开现实生活，仅仅依靠这种思想塑造人物，虽然能够表露传主的思想，但作为文学形象来说却是失败的。他们只能是传主理想的模式，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典型。

　　在这些理想人物中，虞育德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最为重视的。传主是将他作为"真儒"、"贤人"来对待的，因而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运用了不少理想化的手法，使得这一形象在理想人物中尤为突出。吴敬梓先专门用了一回文字集中写他的小传"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传主如此安排显然有深意，天目山樵就道出这一意图，他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故特起立传。"（《儒林外史评》）同时，在此回中，传主用笔庄重到了几乎虔敬的地步，卧闲草堂本批语就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因此传主"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这"正是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的写法。而当虞育德离开南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之际，作者又用了半回文字，以令人"伤神"的"淡语"（同上）写了"三山门贤人饯别"。卧闲草堂本批语即说："博士去而文坛自此冷落。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自此以后皆流风余韵。"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也说："阅者至此亦不禁凄然泪下，或问何故，曰'《儒林外史》将完了'。"这些评论，的确揭示了传主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祭泰伯祠是表现吴敬梓理想、倡导礼乐的盛举，是《儒林外史》的重要情节，传主着意安排，精心构制，由虞育德来主祭，正说明虞育德确是传主心目中的"第一人"。因而，在塑造这个"第一人"形象时，传主也自然要尽情铺陈、颂扬，着重刻画他"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在作品中，受到他的德行感化的人很多。例如秀才武书初次见虞育德时，颇有些自负的表现，滔滔不绝他说自己考了三个一等第一：考秀才一等第一，考诗赋一等第一，八学合考又是一等第一。但自从受到虞育德的陶冶以后，就渐渐收敛，没有当初急于自见的种种表现。又如端监生"是个乡里人"，被人诬陷"犯了赌博"，应天府将他送到国子监要虞育德"收管"。虞育德却将他"待作上客"，并为之辨明冤曲，端监生受其感化，感激不尽。其它如支持郭孝子寻父，赞赏杜少卿的才情，救援无钱葬父准备寻死的"庄农人家"，出赀为武书的母亲请求施表，尽心报答当年祁太公的照顾，拒绝尤滋去求康大人荐举自己，等等，都表现了他的德行高尚。甚至在他下场以后，传主还通过余有重、余有达兄弟二人来追念他。这些正面描写、事后补叙，都是为了突出虞育德自己既重视礼乐兵农、讲究文行出处，又能以德化人，助人行善。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传主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是他心目中的"真儒"、"贤人"，自然也是作品中的理想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想人物。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越是趋向理想化，就越是有可能脱离现实。传主笔下的虞育德，只能是传主按照自己接触过的颜李学说的某些观念而"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人"。

　　传主虽然按照自己观念塑造了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系列理想人物，占据了《儒林外史》的舞台中心，但并未让他们成为支配全局、贯串始终的主角。这是因为传主吴敬梓固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深，但也受到其它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对魏晋风尚就非常神往。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修正了作者原先的社会理想，他已初步地意识到颜、李所重视的礼乐兵农主张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因而体现这种理想的、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形象，就象划过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在这些人物退场以后，《儒林外史》即将结束之前，吴敬梓又把他探寻的眼光转移到社会下层，终于发现"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从而他又"别开畦町"，"另作一番议论"（齐省堂本批语），重新写了四客：季遐年、王大、盖宽、荆元。虽然作者对这四客能否成为理想人物尚有犹豫，但他毕竟以这四客替代了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这就值得充分肯定。

　　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一些伟大作家的笔下，常常出现违背作者最初心愿的人物和情节。阿·托尔斯泰在写作《彼得大帝》时，"他的人物常常不按照他所愿意的那样去行动，并拒绝采取作者给他们预先指定的途径"。普希金对于《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角达吉亚娜，竟然拒绝并完全放弃了奥涅金，感到"这是我对她从未想到的事"。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角安娜·卡列妮娜卧轨自杀，也是自己想不到的，并且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参见季靡菲耶夫《文学概论》，平明出版社；戈宝权编《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在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常常掩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行动，并改变了作者的主观意愿。上述作家笔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体现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传主吴敬梓的社会理想被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所修正的情况，却不是发生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而是表现为作品中理想人物的更换，从体现礼乐兵农主张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转换为体现自食其力思想的市井小民"四客"。这较之同一人物"背叛"作者意愿的作品尤有意义，说明吴敏轩完全摒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光照下，重新去探索新的社会理想，并寻找能够体现新的理想的传人。这虽然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但却正清楚地展示了传主思想发展历程。在作品中，无论何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无一不是敏轩的思想结晶，无一不留有敏轩的思想印记。这是《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又一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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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看书问道    时间: 2013-10-14 22:15
四、《儒林外史》的刻本、评本和译本

　　（一）《儒林外史》的刻本

　　有关《儒林外史》最早刻本的记载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在跋文中，金和提及金兆燕任扬州府学教授时曾将此书"梓以行世"。但此刻本一直未见传世，也未见诸文字著录。因此，金兆燕是否刊刻过《儒林外史》尚不能做最后的判定。目前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伦敦英国博物院亦有收藏。

　　卧本刻校虽不甚精细，但为后来各种刻本的祖本，因此卧本在《儒林外史》刊刻史上实占有重要地位。

　　卧本五十六回，在嘉庆八年（1803 年）问世之后，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金和撰写《儒林外史跋》之前的六十余年间，未见有人对最后一回"幽榜"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金和在跋文中始说"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不知"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金和此说，在当时虽有学人赞同，亦有学人不予首肯。如天目山樵在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所写的识语中说："往读《儒林外史》，恨其'幽榜'一回大为无理，今得金君跋，始知果为妄人所增。"而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中，开宗明义他说明"原书分为五十六回"，对金和"续貂"一说，表示怀疑，"未知然否，姑不具论"。至今亦未见有单独的五十五回本传世。

　　《儒林外史》的回数，除有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两种不同记载之外，尚有五十回之说，还有一种六十回本。程晋芳于乾隆年间写成的《文木先生传》中，曾叙及"《儒林外史》五十卷"。其后叶名沣《桥西杂记》、杨钟羲《雪桥诗话》等著述，也据此而说《儒林外史》"五十卷"。但"五十卷"是否即"五十回"，因至今也未见有"五十卷"本传世，实难以据此断定。

　　至于六十回本，则有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增补齐省堂本，卷首有同治十三年（1874 年）齐省堂增订本中的惺园退士序，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东武惜红生序。惜红生名屠世绅，此本即为屠世绅据齐省堂增订本增补四回后成为六十回本。例言五则亦同齐省堂本。所补四回从五十六回本的第四十三回中插入，回目也作了改动。五十六回本第四十三回回目为"野羊塘将军大战，歌舞地酋长劫营"，六十回本则改为"劫私盐地方官讳盗，追身价老贡生押房"。所增四回回目分别为第四十四回"沈琼枝救父居侧室，宋为富种子吃仙丹"；第四十五回"满月麟儿扶正室，春风燕子贺华堂"；第四十六回"假风骚万家开广厦，真血食两父显灵魂"；第四十七回"吃官司盐商破产，欺苗民边镇兴师"。增补这四回之后，再续接五十六回本的第四十三回后半。所增补的四回内容，与全书的主旨和风格均不一致，鲁迅评之为"事既不伦，语复猥陋"（《中国小说史略》）。其后，六十回本屡曾翻印，有多种刊本行世，但都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影响最大的当为五十六回本。属于这一系统的刊本，现卧闲草堂本之后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艺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礼阁本，版式与卧本相同，凡卧本空缺、错刻之处，这两种刊本都同样存在。

　　此后有同治八年（1869 年）群玉斋活字本，首有闲斋老人序，后附金和原跋。此本颇为通行，多次复印，也有题作苏州书局本。这一刊本由于印次不同，有的附金和跋，有的不附，但均出自卧闲草堂本。

　　同治十三年（1874 年）九月，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活字本，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并附有已经删节的金和跋文，以及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识语。其后，申报馆于光绪七年（1881 年）第二次排印活字本，仍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之外，尚有天目山樵于光绪二年（1876 年）所写的识语，书后仍附有经过删节的金和跋文。此本在申报馆第一排印本的基础上，又略作校定，正文中插入天目山樵评语。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十月，齐省堂增订活字本，卷首有同年惺园退士所作的序，以及经过改动的闲斋老人序，尚有增订例言五则，交代删润修饰缘由，回目文字以及最后一回"幽榜"也有所改动。

　　1935 年商务印书馆以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为底本，略予订正后加以重排。有闲斋老人序及删节的金和跋，正文中也插排天目山樵评语。

　　五十六回本，尚有咸丰四年（1854 年）前的滂喜斋抄本存世，现藏上海图书馆。卷首有剪贴的"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题签，文恭为潘世恩的谥号。世恩，江苏吴江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仕显宦，官至大学士。潘世恩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卒于咸丰四年（1854 年），其所阅《儒林外史》抄本的确切年代，尚难以考定，大致可推断为嘉庆、道光两朝。抄本六册，五十六回。虽未附闲斋老人序，但卧闲草堂本所缺第四十二回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五回评语，抄本亦无，可见抄本当亦出自卧本，唯个别文字稍有省略。

　　金和所言五十五回本，过去虽然未见刻本流传，但1920 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将原第五十六回作附录而成五十五回本。此本版次甚多，所据底本先后亦不一致。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出版的张慧剑整理本和1977年出版的南京师大整理小组本，均据金和跋语删去最后一回"幽榜"而成五十五回本。不过， 198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重印南京师大整理本时，已将"幽榜"一回作为附录处理。

　　（二）《儒林外史》的评本

　　《儒林外史》目今可以见及的旧评本有四种，即清嘉庆八年（1803 年）

　　的卧闲草堂本，咸丰三年（1853 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之间完成的黄小田评本，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齐省堂评本，以及与齐本几乎同时的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其中以卧评及黄评为重要，兹分别略作介绍。

　　卧闲草堂本是目今可以见及的《儒林外史》最早刻本，因而也是《儒林外史》最早评本。此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文约五百字。全书除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六回无回评外，其余五十回均附回评，总计约一万五千余言。书中无眉批，亦无夹批。回评作者为谁何，迄今未见之于记载，亦无从查考。闲斋老人又为谁何，亦言人人殊。序者是否即评者，亦无从判定，但细味序言及评文，二者之见解相近、甚至相同之处实多。

　　从卧本序评看来，序评者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对小说的地位、创作原则、创作动机乃至小说的艺术特征，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序评者一反忽视、鄙视小说的封建传统观念，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闲序），说传主《儒林外史》是"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一回回评），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只要在"善读稗官者"手中，就"可进于史"，具有与正史同等的价值。这种观念无疑是进步的。虽然，他并未能从根本上正确地区分文学与史学的不同，然而，序评者毕竟突破了视小说为"街谈巷语"的陈腐之见。又如，序评者提出了小说创作必须反映现实人生、符合社会真实的创作原则。闲序对"玄虚荒渺"的《西游记》颇有微辞，而称誉《儒林外史》"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第六回回评中也发表了"世间惟最平实而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的见解，这都是要求小说创作必须反映普通生活，而且需要有史的真实。再如，序评者十分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认为作者应该有"善善恶恶"的创作动机，务使作品能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而读者也"无不可取以自镜"（闲序）。

　　第三十九回回评中亦说："大凡学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主。"自然，序评者所提出的作为教育内容的道德准绳，并不全然可取。然而他们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却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此外，序评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结构的特色，组织情节的手法，语言运用的精到，多有评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黄小田评本，一直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方始面世。根据评语推断，黄评大约是在咸丰三年（1853 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之际进行的。但完成之后，未曾刊刻，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方与天目山樵评本合刊，但其中明署"萍叟"（即黄小田）的评语只有三条，大量评语为天目山樵在"重为批阅"时"有所增减"之后，融进自己评语中去。近年发现在安徽博物院中收藏的一部同治八年（1869 年）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上，过录了黄小田的题记两则和大量批语，黄山书社出版的黄小田评本，即根据该书过录的评语辑成。统观黄氏评语，除黄小田自写回评十四则（即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四十三、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以外，还针对卧本回评写有评语达三十四回之多（即一至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至二十、 二十二至二十六、 二十八、三十至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八等回），又于七回回目之下写有评语（即十二、十五、十六、十九、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等回）。此外，还有二千余条眉批。

　　总的说来，黄小田对《儒林外史》的许多批评文字，继承并发展了约早于它半个世纪出现的卧评的见解，但也有一些不同于卧评观点的评论。例如在小说的观念上，黄评要较卧评更为切合近代见解。卧评视《儒林外史》为"史之支流"，而黄评却将小说从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而归之于文学，径直称《儒林外史》为"小说"，在第四回回评中说："一部《儒林外史》皆用此法，为从来小说所无。"又如关于文学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二者的辩证关系，黄评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第二十回回评针对匡超人有负潘三的情节批道："丧心昧良一至于此！虽小说所托皆亡是公，然天下此等人正复不少。"这就正确地指出做为文学形象的匡超人虽然是"亡是公"，但类似匡超人的人物却确实存在，传主正是根据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此类人物而塑造出匡超人这一形象来的。再如关于小说的教育作用，黄评针对卧评第三回回评所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批语，写道"吾亦云云"，表示了赞同的态度。此外，在二千余条眉批中，对《儒林外史》的艺术表现手段，做了较卧评更为细致的分析，且多有发明，予读者启迪颇多。

　　黄评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卧评的许多见解，但对卧评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如卧本评语中常引用前人诗文，并不全然妥切，在第四回卧评之后，黄小田即批道："此拟不伦，此君批语惯有此等毛病，然好处实多。"这显示了黄小田对卧评既严格又宽容的态度，不以其不足而抹煞其长处，也不因其长处而无视其不足。自然，黄评本身也有许多疵病，如斥责《水浒传》"全是强盗气息"（三十八回回评），甚至诬蔑"作《水浒传》者，必能为盗"（三十九回回评）。这些评论显然谬误，并不足取。

　　齐评本即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增订儒林外史》本，首有惺园退士序，并增订例言五则，闲斋老人序作为原序录入，卧本回评亦全部录入。在此基础上，对卧本原缺回评的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共六回书，补写了回评；又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三、三十二、三十四、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六计十三回书加写了回评；书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眉批。此外，对回目文字，也有所"改正"；对原书所谓的"罅漏"，也"代为修饰一二"。

　　齐本评者为谁何，亦不可确考。惺园退士在序中说"余素喜披览，辄加批注"的同时，又说他的"批注""屡为友人攫去"，"偶于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言词极为闪烁，批注--增批--补辑三者似为一体，此为旧时文人惯用伎俩。齐本评者大致可以指为惺园退士。就批评的总体价值而言，齐评不及卧评多多，但亦偶有可取之处，例如例言中针对金和跋语将小说中人物一一坐实的研究方法，他表示了不敢苟同的态度，说："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仍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这就正确地辨析了原型与典型的关系。这种见解，在论及情节构成时亦有所表露，认为"稗官家虚虚实实，信笔游行，未可刻舟求剑耳"（二十三回回评）。又如对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情节发展的叙写手法，也有一些颇为细致的评说，对读者不无启迪。但综观齐评，陈腐之见实较卧评为多。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出版的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中就刊有他前一年所写的识语，光绪七年（1881 年）第二次排印本中则插入他的大量评语。但此后天目山樵对《儒林外史》的批评并未就此停止，仍在不断润饰之中。光绪十一年（1885 年）终于在上海宝文阁刊行了《儒林外史评》上下二卷，题为"天目山樵戏笔"，前有黄安谨所作序。序言中称其父黄小出生前亦有批本，今乃与天目山樵所评"合梓之"，但合梓本中仅录黄氏评语三条。而天目山樵的评语也不全与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相同，有所增删，即使相同的评语，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修饰。

　　张文虎不仅喜读《儒林外史》原作，也常从现实社会中观察与《儒林外史》所叙写的类似人物事件，刘咸炘就说他"好坐茶察，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见《小说裁论》，《校雠述林》卷四）尽管天目山樵如此酷爱和研究《儒林外史》，但他的批评工作显然受到黄小田的引发，他的许多评语也显然是在借鉴黄评的基础上作出的。

　　天目山樵除写有回未评语以外，还撰写了大量夹批。黄安谨在《儒林外史评序》中说大目山樵所评"旁见侧出，杂以诙谐"，确实道出天目山樵批评的风格。

　　在黄小田评本面世以前，《儒林外史》的评本，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卧闲草堂本，其次就是天目山樵评本。综观天目山樵批评，也大多就《儒林外史》的艺术表现手段立论，如人物描写的对比手法、情节安排的曲折变化、语言运用与人物性格的吻合等等，大体与齐评类似，唯较齐评更其细致。天目山樵评语中多有勾稽情节本事、探索人物原型的议论，虽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但亦有难免过于拘泥之失。此外，还常见批评者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自己块垒的评语，甚是无谓。针对卧评、齐评，天目山樵还写有一些评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些见解，也有一定道理。

　　综观以上四种评本，虽然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诸因素，已不能以之作为今日读者导读。笔者应约对之重加批评， 1989年12 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批〈儒林外史〉》。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除冠以全面评述《儒林外史》思想、艺术特色的前言外，有夹批和回评两种，计十余万言，着重点出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偶或以史证文，亦或勾稽本事，目的在于有助于读者的欣赏和供研究者参考。

　　（三）《儒林外史》的译本

　　《儒林外史》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珍品。它不仅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介绍给各国读者，迻译成多种文字，据王丽娜《〈儒林外史〉在国外》一文介绍，已有英、法、德、俄、越、日等语种译文。现根据王丽娜同志文章及其它有关资料略予介绍。

　　英译本

　　1939 年《英文杂志》刊载葛传梁所译一回，收入潘正英所编《中国十大名著选译》中。

　　Hsu Chen-Ping 所译第五十五回，译文题为《四位奇人：<儒林外史>之结尾》，载于《天下月刊》（上海、南京出版）第十一期（194O-1941 年版）。王际真所译第二、三两回，即周进和范进故事，题为《两学士中举》，收入高乔治所编《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1946 年出版，纽约斯特林公司1974 年再版。

　　张心沧所译三十一、三十二两回，即杜少卿故事，题为《慷慨的年轻学士》，收入张心沧编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芝加哥阿尔定出版公司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于1973 年出版。

　　杨宪益、戴乃迭合译全文五十五回，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年出版，1963 年和1973 年分别印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全译本出版前，杨宪益与戴乃迭先行译了前七回，刊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1954 年4 月号。此七回后纳入全译本中。

　　俄译本

　　阿·伊文所译前八回，连载于苏联1929 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18.19.20.21 期。

　　北京出版《人民中国》俄文版1955 年第3 期刊有第三回译文，题为《范进中举》。

　　德·沃斯克列辛斯基（汉文名华克生）所译全译本五十五回，由B·塔斯金校订， 1959 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

　　法译本

　　徐仲年所译第三回，题为《范进中举》，收入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中，此书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于1933 年出版。

　　吴益泰所译第四回，题为《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又将第十四回译为《马二先生》，两段译文均收入译者编译的《中国小说概论》，此书由巴黎韦加出版社于1933 年出版。

　　贺师俊选译本，题为《〈儒林外史〉：文学小说》，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于1933 年出版。

　　德译本

　　杨恩霖与格哈德·施米特合译，五十五回。经诺亚·基彭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加工后，于1962 年由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

　　越译本

　　潘武及汝成合译，五十五回，由河内文学院文化出版社于1961 年出版。

　　日译本

　　濑沼三郎所译五十五回，连载于1935 年4 月2 日至12 月1 日《满州日报》。

　　冈本隆三译出前二十六回，于1944 年由东京开成馆作为上卷出版，稻田孝译出后二十九回， 1960 年平凡社将二者译文合为一书出版。此后稻田孝又加全译，1968 年由平凡社出版。

　　木下彪所泽《儒林外史钞注》，载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 1954年3 月。此外，苏联汉学家、《儒林外史》俄译者，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在读了笔者所著《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以后，于1985 年6 月5 日函告笔者，1962 年和1966 年捷克和匈牙利分别出版了《儒林外史》的捷克语和匈牙利语译本。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正赢得日益增多的读者。诚如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第五卷所说："它是一部使人喜爱的颇负声望的名著。"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儒林外史》以及其它一些著述，了解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伊尔玛·彼得斯在德文泽本的跋语中说："《儒林外史》的内容会使德国读者感到生疏而奇特，但它是一本有趣的书。??你读了它的许多故事，会帮助你比较容易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会使你懂得这种变迁是多么重要。??这个译本对德国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在他所译的俄文本序言中说："通过这部小说，苏联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过去的历史。"至于《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得到世界各国研究者的称道，如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条目中称"《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的发展"条目中说《儒林外史》"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国大百科全书"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说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俄文泽者德·沃斯科列辛斯基更在序言中称赞"吴敬梓是可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从这些评论看来，就《儒林外史》受到日益增多的世界人民的欢迎而言，我们的传主虽然一生只度过了短短的五十四年，但却是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不朽的一生，金兆燕在悼念传主时曾说："著书寿于秋，岂在骨与肌！"（《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确为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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