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亨利·卢斯:创造美国世纪者的政治肖像》(Henry R. Luce: A Political Portrait of the Man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Century)中,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奉献,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罗伯特·赫兹斯泰恩教授对亨利·卢斯的研究胜过了传记作者斯旺伯格。他滑入了《时代》的风格, 大量使用象“独裁者斯大林”、“权威李普曼”一样免费的形容词,断章取义、混合比喻、折磨句法式的提出了“卢斯思想”的概念。他认为卢斯的新闻学是卢斯的父亲在中国宣讲的教条的世俗版本,总是尽最大努力确认新闻学就是传道福音。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 “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旁观者》(Adventuresof a Bystander)中分析中国管理文化是一种分化人事的文化,他比较了亨利·卢斯和毛泽东的管理方法,说毛泽东的政治手段,就是分化属下,令他们互相不信任,这样四分五裂的党派,自然无法可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杜拉克认为卢斯治理《时代》周刊的做法,正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因为卢斯在中国出生,所以他的管理方法是由中国文化学到的。
在他垂死的阶段,卢斯下定决心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让公司上市,变成公众公司;二是自己退休,将自己的责任一分为二,他深知“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的重要性。因此自1964年起,这种结构就正式形成。卢斯先生想要创造的是一种体制,不管谁来都能够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行。而这个体制的背后是公司文化。卢斯的真正继承人在经营方面是安德鲁·海斯克尔,在编辑方面是赫德利·多诺万(Hedley w. Donov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