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人生

标题: 夹边沟记事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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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5 10:18
标题: 夹边沟记事
　　这是一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当年的幸存者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的死难者早已化为白骨，连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埋在何处。幸亏杨显惠这位有良知的作家，不辞辛劳，四处寻访，历经数载，终于揭开了历史的盖子。
　　本书是《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姊妹篇，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中所指的夹边沟，为甘肃酒泉一个羁押右派分子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开始关押的近三千人，至1960年底幸存者已不足一半，是一处充满了苦难、饥饿和死亡的伤痛之地。作者历经数年，大海捞针般搜寻和采访了近百名当事人，并在高度忠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极具震撼历的纪实性小说。全书通过近20个故事，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沉的揭示，对绝境中的人性有着十分出色的绘状，更直视了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深刻教训。
　　从2000年春季《上海文学》开始连载《夹边沟记事》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册《夹边沟记事》，但其内容不全是“夹边沟”，还有几篇作者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故事，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现在花城出版社要重新出版这本书，且恢复了它的原名。

作者简介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
　　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年在甘肃省家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书。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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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厂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坚毅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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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著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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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注1)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的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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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


    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坚毅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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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坚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人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领导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坚毅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暧，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去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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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见我无语，董坚毅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他，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坚毅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坚毅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坚毅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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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坚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的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坚毅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坚毅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问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那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坚毅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坚毅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坚毅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坚毅。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坚毅。  我，是我找董坚毅。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塞率声中，洞口的革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坚毅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坚毅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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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坚毅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坚毅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足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乡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坚毅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坚毅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坚毅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大都有各自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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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坚毅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坚毅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坚毅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坚毅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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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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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问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人土为安，他已经人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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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的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进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十七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坚毅，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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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川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


    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嗨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膪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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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坚毅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她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送回夹边沟卫生所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坚毅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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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坚毅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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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二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_『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卢：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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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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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  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  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  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  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  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  的，不骗你。


    眼泪索索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  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  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  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  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  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  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  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  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坚毅的尸体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  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  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  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  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坚毅多么英俊呀，  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  现在的董坚毅，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  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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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坚毅的名字来：  董——坚——毅——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坚毅，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毅毅毅……毅毅毅……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儿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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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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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识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回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比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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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E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7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8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七十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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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山西在张掖做买卖的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萃英门——


    ·38·夹农也就是西关什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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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5二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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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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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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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搞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她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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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


    ·46·央农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权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①，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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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女右派叫由田，原兰州医学院的讲师，也是兰医讲师团的理论教员。讲师团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全国解放后，各省各地县不都建立了政府吗?不都发展了很多地方干部吗?可是这些新干部，包括一些转业到地方来的部队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理论都是一窍不通，对中央的一些政策也不理解。于是中央和各省从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抽调理论水平高政治可靠的干部到中央或省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再回到各省市或地县辅导地方干部，对各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培训。这个由田，是兰州医学院专讲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师。这人虽然划成右派了，可是傲气极了。挖排渠休息的时候别人都躺着聊天，她却抱着一块砖头样的书读书。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当她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9·18”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上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解放后在兰大做讲师。她有三个孩子，1957年定为右派之后，她把孩子托靠给了邻居，自己来农场劳动教养。她的小儿子那年十四岁，调皮，邻居管不了，送到农场来了。儿子叫宋亚杰，在农业大队劳动。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问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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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由田经常犯神经说话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据医学院来的右派讲，由田的精神不正常是反右斗争中受了刺激所致。她已经有几年没见到丈夫了。解放以后中美断交，她丈夫回不来她又出不去。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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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到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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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五九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公尺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问，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千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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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问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_j：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f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r，你自已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厂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J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t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r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_r一声跑了回来。还真足闹鬼了：疆维柯在炕七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豆维柯可不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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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1，，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的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剑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洗是叫砭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都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利大，想批?卜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歼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56·夹农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①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ffj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ff J又犯_『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矢订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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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卜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扎，冗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一十三岁——11U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脯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r这


    ①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分为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下边设若干分队，分jj^长由劳教分子担任；此分队长的任务是带领本队劳教分子劳动，故，人称带_1：队K．也叫拐棍。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丫，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耶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卜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町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古义又训r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阳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肓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顺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月!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_r。、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_r一样，躺在地}：动不了，是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的，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郜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_r，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蜕，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F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儿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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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_r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问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湘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t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竞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二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r，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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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


    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走着路我在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r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义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儿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二十二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电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_r，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表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日《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七八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由田的丈夫从美国回来了，到央边沟看望由田，把宋哑杰接到宁夏去了。国家把她丈夫安排到宁夏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史夫有亲属在美国。对_『，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去美闰上学，现在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近六f一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剑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_[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总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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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他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一旦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I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r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哕里哕嗦，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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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①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②——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  ①土豆，又叫马铃薯。…Q、．萎睦和劳教农场利用劳改犯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


    姓魏的二劳改①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伞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①劳改犯刑满后在劳改农场或劳教农场就业者。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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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秤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二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_巳那多秤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1I=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二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的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晾着，一边晾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乔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一卜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足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1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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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8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来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唤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撅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_r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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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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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公尺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惟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竞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住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眼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二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里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厂，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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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竞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_厂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巳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着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二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饯后拿着药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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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r。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_『。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公分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Ⅱ丁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螳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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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0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h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和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住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r。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jl：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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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彳i要怪你姐姐．现确引：会1．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央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I．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六一年的四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于……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干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淡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么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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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丘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殳_r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5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于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11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仞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劳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_『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兑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义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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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矗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的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就也没进候车室，就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样的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两只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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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r，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F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地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r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疼，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疼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疼厂?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r说，打疼l厂?你还觉着疼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r，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n。．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风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江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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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风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做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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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人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秤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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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哩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二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来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了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合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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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二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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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r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


    ·94·选亡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问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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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问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公尺高，南端的也就七八公尺高。不知为什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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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我当时还给他宽心：丢了就丢了吧，发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们用一套被褥，凑合吧。


    我跟你说过我的窑洞很小，就一公尺略高一些一公尺二宽，一个直筒子，两公尺多深。这是开始的几天，我和师傅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几天，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了一床被子两条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财物，给他铺给他盖。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个偏洞，叫他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他岁数大，体质弱，睡在外头受不了，风大。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冷得实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这样还行，能抵挡一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后来他病了，肝腹水。在夹边沟木工组的时候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一次农场的卫生所。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腰粗得像个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肿，他竟然肥大得连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一个大地窝子；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一条条地方铺好被褥，他就躺下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腹部瘪了一点，但浮肿照旧，身体更虚弱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声音软软的，断断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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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我准备逃跑了，——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脸也浮肿了，我的身体觉到了明显的虚弱，心想必须跑了，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又去卫生所一次，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别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说了几句话，一种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斤来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他的朝着房顶的脸朝我转了过来，身体也侧了过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但是我知道，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听说我要跑了，他立即就决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诉他：你跑不动了，你还是在这里躺着吧，熬几天，可能上级会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就如同说你在这儿等死吧。我不愿伤他的心，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说话。看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


    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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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丁，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公尺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t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公尺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改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l『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二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二百公尺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公尺，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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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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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昕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


    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  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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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竞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昕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窄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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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贼骨头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谴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汤，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权，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I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同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扬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①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觉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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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②，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


    ①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编制为两大部分：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辖数个分队，萄少分队约一百几十人；分队下边有大组，约30人；大组下边是小组，小组10个人。  ②旧秤，一斤为十六两。  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做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扬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扬，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扬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扬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扬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扬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扬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扬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扬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扬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扬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问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①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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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走，上!俞兆远轻轻地对扬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问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扬乃康上他的肩膀。扬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扬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扬乃康问怎么回事?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扬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于是，他踩着扬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公尺，俞兆远站在扬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扬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扬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丫，下来吧。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扬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扬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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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咿·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颗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扬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扬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扬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①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①在劳教农场，管教部门任命～些劳教分子当分队长和组长，这些人被称为拐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问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扬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扬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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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扬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掀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一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改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①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①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们把面糊糊叫末糊汤。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个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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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林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问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林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二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赛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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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就在他觉得自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椭椭，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椭椭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椭椭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的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嗖嗖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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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詈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公尺，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10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的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肺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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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于，也搪不住俄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二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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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林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十一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刷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惟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①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公尺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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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


    ①河西走廊干旱少雨，耕地均为水田，在没有水源的地方开垦的土地叫撞田，因为天下雨才有收获，无雨则无收成，有撞大运的意味。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樱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扬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扬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r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扬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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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弯。弯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①，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的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扬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昧，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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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么?于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蒋洪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几百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十几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人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跨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赛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扬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粱队长，说扬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粱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扬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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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在新华镇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溜达。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扬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也是个劳教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伺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服侍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糊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溜达，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劳教分子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劳教分子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进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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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粮食味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0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粱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有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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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坐公共汽车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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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医生的回忆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干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黄河北岸干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遇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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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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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啥?我喏诺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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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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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饿死的。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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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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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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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没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r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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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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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儿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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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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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祖更足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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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王鹤呜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二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二斤。我父亲还说……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九十岁了。  我：九十岁了!  他：啊，九十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九十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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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呜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呜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十月到十二月了。十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


    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二十六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做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二番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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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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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


    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


    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五八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去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问，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厂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lr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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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h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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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三年吗?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三年去。可是熬了仅仅一年零几个月，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共公财务——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r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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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五六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记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走了，与我的亲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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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五七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吃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问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昆一顿夜问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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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门下书客    时间: 2012-11-27 20:11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七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农业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问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拐棍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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