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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书评 [打印本页]

作者: 书虫百变 时间: 2013-5-25 00:22
标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书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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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作者: 亦兮 时间: 2013-7-20 23:31
　　全书截取了中国历史上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
　　对于每一个朝代，主要讲四部分的内容：政府职权的分配，包括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历代人才选拔制度的演进；古代的经济制度，重点在于土地分配及税收；历代的军事制度，主要是兵役制度。
　　书的脉络很清晰，可毕竟是源自演讲稿，很多制度的细节问题，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深讲。
　　全书最核心的观点于制度应因时、因事而变。
　　任何一制度，都有其利弊，而且这利弊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发生着变化。
　　创立时是利显弊隐，到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如人事的废驰、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就成了弊显利失了。
　　如何能走出这种怪圈，这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吧。可有一点，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归根还是靠人自己。
　　所以，书中有一句话特别赞同：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作者: 我歌月 时间: 2013-7-22 09:42
　　钱先生简略的介绍了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近当代的学者把这些问题基本说清楚了，特别是顾准先生通过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比较，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契约精神、法治、基层自治、权力制衡、人权意识和宗教，你可以说是制度的问题，但其实也是文化的问题。问题我们似乎明白，解决方案却束手无策，梦醒了，无路可走。这就是我个人读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问题。此书我曾读过数次，也在一个叫静雅思听http://www.justing.com.cn/albumclassicdetail.jsp?typeId=200&subAlbumId=6429的网站听过数遍，一个不错的播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听听。

作者: 小宇 时间: 2013-7-23 18:53
　　虽然已经读了三遍，但是我资质愚钝，除了序言和总论之外，就像是普及了历史知识，显然，钱穆先生是大家，像我这种原本不爱读书，知识面狭窄的人，领会不到钱穆先生的深刻用意，但是我也想写点关于制度的我自己的感受，看看将来我读第四遍、第五遍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
　　制度有点像人和人之间的博弈，这两处“人”，不太好用其他的代称替代，既可以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可以是统治者与反对者，还可以是反对者与被统治者。如果制度不能够使大多数人在博弈中获益，那么制度的生命力就是脆弱的。从这点来看，我们不能说中国2000年的封建专制（钱穆先生认为封建制度自中国秦汉以来就不复存在了，但我还想不出用其他名字来替代，姑且就还这么称呼吧，毕竟大多数人都这么称呼）是反动的、黑暗的，存在即是合理的，说明它是有一定生命力的，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历史限度之内能够得以存在，超出了它的承受力，必然会发生质变，我想总应该历史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即钱穆先生所说的“历史意见”。我想，除地域的特殊性之外，正是制度的这种特征，是中华文明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制度并未发生质变，可见中国的制度在历史上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博弈的获益者是制度生命的决定者。
　　制度具有惯性。制度以社会习惯的方式建立，约束社会习惯。从太平天国的“耕者有其田”到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又从严格尺度标准的计划经济到相对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当中国的地理位置已经不能再为稳定提供庇护时，百余年的历史上的制度巨变不可避免。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阻力在阻碍着制度的更迭，这就是社会的习惯，因为制度来源于社会的习惯，而社会的习惯代表了大多数人认可的规则，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当新的历史事件发生后，原有的制度可能无法再代表多数利益，但社会思维并没有及时转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太多，需要时间。当中国匆匆转向现代法治，当中国匆匆强调当前如何民主的时候，社会思维还是老一套，对新事物的排斥，对新规则的不信任，导致制度不能顺利落实。一句话，需要时间。
　　最后想说的一点，面对制度，面对社会，总有些无力，总觉得中国缺了些什么，大概是一种信仰吧，我们不是不自由，我们是太自由，我们的内心太自由，我们就像是一盘散沙。
　　

作者: 5iberi 时间: 2013-8-10 23:56
　　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我发现这一类书都有一个共同点，作者名气较大，学识渊博，所以让人以为他写的总是好的，如果有别的看法就显得比较另类，说你不懂，又或被冠以别有用心的名目。但实际怎样，恐怕又很难说清了。
　　
　　这一本书，是根据钱先生的讲稿修订而成，逻辑很清晰，但很多地方感觉并没有说透，只是泛泛的谈了谈基本情况。当然读完也是可以获取一定知识的，但很遗憾，并不透彻，也没有理论依据，看起来像空谈。不知道是面向何种人群的演讲？如果是普通门外人，尚值得一听，否则就显得太不专业了。此外最大的弊病在于，过高的赞扬了汉唐两朝的政治成就，过多的贬低宋、明两朝，当然元清就更不值一提。
　　
　　不知这是否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关？为了复兴中国而对汉唐这两个中国鼎盛朝代如此颂扬？宋朝的制度在本书中几乎就是不值一提，仿佛什么都是失败的，明朝也因废除宰相被大大诟病一番，清朝简直就像生来残缺一般处处都是糟粕。
　　
　　其实大家都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大体钱先生认为中央集权、轻视地方是不好的，是否也与当时国情有所关联？因人人都呼吁民主而反对专/政？政治制度很难说好坏，最多是看它适不适合当时的国情，能调节社会主要矛盾的，就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制度总在不断变化之中，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它也在上升，衰落的时候它便跟着衰落。制度总是要从内在开始崩坏的，因人的本性趋利避害，总爱于制度的字里行间寻找机会，做出些阳奉阴违的事，久而久之，规矩就失去了约束的功能，制度也就败坏。
　　
　　汉唐虽然强大，但也弊病丛生。地方太重就容易藩镇割据，中央薄弱最终便是天下大乱，唐败于前者，汉亡于后者。看看中国历史，大致皇帝是英明的，制度就是皇帝的手段，百官外戚宦官都是他手中的棋子，若皇帝是羸弱的，制度就是他的枷锁，任何一方势力都能轻易将他操控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大体是开明专制、寡头政治的绝佳市场。
　　
　　我记得汉朝外戚是很霸道的，卫氏韦氏霍氏王氏，后期更是乱七八糟的短命少帝一箩筐，这恐怕也与当时的制度脱不了干系。明朝的宦官是很强势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祸国殃民多矣，但也终究是奴才，魏忠贤敢号称九千岁，崇祯还不是一下子就收拾了。而唐朝，却两者皆有，即有武氏杨氏，也有专权的李辅国，后期宦官甚至可以逼宫弑帝，但这也并不影响唐朝的地位。一味太高汉唐贬低宋明似乎并不高明，有失大家风范。
　　
　　当然了，贬低清朝我是赞同的，清朝确实不是什么好朝代，说近代中国因为清朝退后数百年也不为过。满人专权、禁海、愚民、文字狱、划东三省等几处地方为禁区等等，都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流毒无穷。
　　
　　水平有限，读不出太多深意，希望还有机会接触钱先生的其他作品。这一本打分7分吧。

作者: 方文一 时间: 2013-8-13 15:38
　　翻开目录的感觉是，这肯定是一本枯燥的书，然后我果断盖上了。
　　某一天，是感觉无聊还是咋滴，竟然在Kindle就默默的看起来了，于是知道了丞相乃宰相之延伸-国家乃西周贵族家的延伸，只是变成一个罢了。
　　不讨论作者对古代政治利弊的看法，光是如此系统、全面的介绍五个极为重要朝代的政治结构、岗位分工、经济军事等N多内容，这一点就十分难得了。

作者: 闷兔怪 时间: 2013-8-21 15:17
　　我所接触的历史，仅限于人教版的历史课本。某时某人在某地做某事，产生了某种的影响，古代政治一个封建专治一词蔽之。分文理科后再没碰过任何有关历史的东西。
　　
　　钱穆先生在这本书里选取的中国历史上的五个具有典型性的朝代，就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进行了评述。孔子为读书人给出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中国古代的士人政权，是读书人的政权。钱穆先生的一个贯穿全书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任何制度的产生与废除，当其被改变，便是不在顺应某个时代。理论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历史给我们留下无法改变的事实，历史的经验才是对现在的最大价值。

作者: 动感超 时间: 2013-9-2 18:16
　　总结时，钱老说了，孙中山亲自承认过中国制度本质是优越于欧美的，至少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是。
　　
　　这和近日高层提出制度自信不谋而合，但愿我国制度改革能越来越开明，自信。中华青年终于有望了———我不是愤青！

作者: 思雨泉 时间: 2013-9-2 18:30
　　花了两天时间，又是熬夜，又是黑白不分，终于又重读了一遍。
　　
　　因着对制度、人事以及对中共有了不少新的了解，所以这次重温，对钱穆先生书中所写，了解得更深了些。
　　
　　从大的方面，制度的良好施行，需要人事的配合；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制度应随之改革，以适应新的现实。
　　
　　1、在组成政府之选举制度方面
　　
　　察举、九品中正、科举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但察举施行的岁月，虽打破了贵族世袭，由于当时纸张还未出现，以竹简传承知识的权利更多被世家大族所掌握，形成了另一种世袭；而科举考试范围逐渐被栓死在八股，或是因为参与人数增多，需要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
　　
　　汉代之吏尚有上升为官的通道，但之后这条路被越堵越死；对于考试出身之人的施政能力锻炼，也越来越忽视。
　　
　　对这两个弊端，中共如今之公务员制度似乎已能避免，这是好事。刚进去时的科员好比是吏，有机会升科长，变成官，另外就是现在公务员普遍得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
　　
　　2、在中央政府内部、中央地方之间权力分配方面
　　
　　宰相权力不断被压缩。西汉时监察权也在他手上，至唐被移出至御史台，宰相权力被分割为三省，至宋则财政、谏诤权被拿走。
　　
　　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往往最后变成了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中央想加强集权，最后却往往适得其反，被地方所推翻，这真是历史的吊诡。
　　
　　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帝国，中央集权不能过度，要注意保持地方的活力。
　　
　　3、在赋税制度方面
　　
　　土地的自由流动，加之天灾人祸，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大地主，于是田赋再低，最后落着好处的也不是农民，因为地主对佃农所收会远超田赋。
　　
　　汉武帝因为常年对外用兵，大司农那的钱不够，就把自己少府的钱拿出来，再后来还是不够，索性将山铁海盐这样的生意收归政府，进行盐铁专营，成为最早的国营经济。
　　
　　从北魏至唐中期，伴随着均田制的施行，租庸调制走上历史舞台，其特殊之处在于按人丁征收；之后随着人口快速增加、土地兼并，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回到按田亩征收。
　　
　　徭役部分两税法、一条鞭法皆已将其并入田赋，但朝廷还是想征则征。当然，形式上的免征徭役，促进了人口流动。
　　
　　4、在兵役制度方面
　　
　　汉代系全民皆兵，有战事发生，临时召集，但往往训练不精。
　　
　　唐、明两朝，无需全民皆兵了，设立专门的府/卫兵，只是军人平时也会在当地务农。
　　
　　宋则为募兵制，但困于不利地势而长期冗兵，此难题无法破解。

作者: 豆腐干 时间: 2013-9-3 16:57
　　这本书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朝代进行了剖析，名为政治得失，我们也可从中窥得政治的利害，历史更不仅仅是历史，更需要我们深思今日，政治无时不在变革，今日的政治可以看作是过往的延续，不到紧要关头，是不会进行所谓的变革。

作者: 清商 时间: 2013-9-9 06:38
　　秦汉开始，中国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秦代开始的郡县制，在汉代发扬光大，体系组织更加严密。所以说中国的政治，当从汉代开始。
　　
　　钱穆先生从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汉代政治利弊。
　　问题，是制度执行的延续。接下来，我们可以清楚看一下其利于弊了。
　　首先说政府组织。从上面的层次结构可以看出，在汉朝，皇室和政府是分开的。皇室是皇室，政府是政府。皇帝存在标志着国家的统一，政府则负责国家的政务。政府的首脑是宰相，宰相相当于副皇帝，或者职业经理人，皇帝更像是董事长。皇帝手下有“六尚”，尚衣、尚食、尚浴、尚冠、尚浴与尚书。而宰相的秘书处，则有十三个部门，称为“十三曹”，相当于现在国务院下边的各个部。中央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主管行政，是文官首领；太尉主管军事，是武官首领；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相当于副丞相。地方政府有别于现在，共分为两级：“郡”与“县”，我们现在是三级：“省”、“市”，“县”。汉朝共有一百多个郡，每个郡有十到二十个县，行政区域较小，更加便于管理。
　　有汉一代，虽然在形式上皇权和相权是分离的，但是我们是一个不太注重即成文法的国家。所以遇到雄才大略之主，如汉武帝等，相权被剥夺无疑。汉武帝死后，小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年岁尚幼，为防止他母亲干涉朝政，武帝杀死了昭帝的母亲。以前，皇室的事情实际是由丞相来管，而汉武帝时，丞相权利全被剥夺，现在要死了，皇室总得有人来管。武帝临死之时，派大将军霍光辅政。霍光自然成了皇室的代理人。形成的局面是，内有将军，外有丞相。将军是皇室代理人，丞相是朝廷代理人。这样就形成了“内朝”和“外廷”。内轻外重的政治难题将一直延续。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
　　    总结汉朝的政府组织，虽然在设计形式上区分了皇权和相权，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却没有一种监督机制能够保证这种形式的延续，以至于出现了“内重外轻”等一系列问题。
　　    再说选举制度。组织搭建好了，接下来就“找人唱戏”。汉朝公务员的来源渠道有三种方式：无定期选拔，特殊人才选拔和举孝廉。无定期选拔，比如说今年大旱，那肯定是政府失职，老天生气了，下诏举荐贤人，来为国家百姓办事。特殊人才选拔，比如今年要出使匈奴，那得找一个懂外语的人来，这就是特殊选拔。而影响最大，来源最广的当属举孝廉。孝就是孝顺，廉就是廉吏。朝廷会下令各郡举荐德才兼备的人为国家办事。如果举荐不出来怎么办？那你作为一个堂堂的地方长官，连一两个人才都举荐不出来，肯定是失职，朝廷就会考虑给你一定的惩罚。所以每年每个郡总会举荐一两个孝廉。按照定制，郡国满二十万户得举荐一个孝廉。中央会对举荐的人的素质进行考察，举荐渐渐变成一种从政的资格，而孝廉二字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府中供职官员来自全国各地，可以保证其所代表的政权是全国性的。同事，读书人也获得了更多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或许有人会问，人才由地方举荐，举荐的人会不会是贵族或有权有势的人的后代？这种现象肯定是有，但是毕竟是少数。汉朝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都是读书人，都是由地方官举荐而来，并不是因为其主上的血统或者与大官、皇帝的关系。这样的政府，称之为士人的政府或着读书人的政府或许更加合适。
　　官员多从读书人而来，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书。如果人人有书读，自然是公平的。但在汉朝，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文字多写在竹简之上，普通人家要获得书是很难的。一方面读书可以入仕为官，一方面书又是如此紧缺的资源。所以每个郡可供选择的人才来源并不是很多，翻来覆去或许就是那么几家。这些家族随着在朝为官的人越来越多，门庭越来越显赫，形成“士族门第”，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平等。魏晋时期的门第社会即滥觞于此。
　　    再说经济制度。其实主要是赋税制度。汉朝“三十税一”，也就是国家从弄明的收入里提成 3.33%，这个比例不算高。轻徭薄赋的理想基本实现。然而汉代税制的问题就在于土地政策。汉朝承认耕者有其田，不仅可以有田可种，还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这导致了土地兼并的出现。有实力的人开始兼并土地，成为田主。而没有土地的则成为佃农。虽然国家征税很低，但是田主征收租金却很高，达到50
　　%。国家税赋很低，结果是便宜了田主，农民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赋税这么低农民还要出卖自己的土地呢，这个问题以后详说。
　　地分为两种，一种是耕地，一种是非耕地。耕地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税收归国库，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了。那么对于山林，河流这些非耕地呢？这些非耕地属于皇室，税收则归皇室，由少府征收。非耕地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禁区。但后来，非耕地经常有人闯入，砍柴渔猎，谋取私利。刚开始还要管，后边也难以遏制。那怎么办呢？设卡收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比如今天张三到湖里打了20斤鱼，路过关卡的时候就拿出几斤鱼来缴税。这便是最初的工、商税的来源。
　　在非耕地收入较低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尚可。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这种非耕地的收入逐渐高了起来。最为关键的两项收入便是盐和铁。汉武帝攻打匈奴，耗光了几代皇帝的积蓄。汉武帝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他又下令富商，主要是盐商、铁商捐钱。这些人不愿意捐钱。汉武帝一想，这不都是我的地方吗，让你们去开发，从中渔利，我为什么不自己开发。于是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国有。这便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盐铁政策。
　　最后说兵役制度。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兵役分为三种：一是到中央做卫兵，一是到边郡做戍卒，一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三种兵役。做卫兵为期一年，待遇比较优厚，国家付给来回路费，平时吃的穿的也是财政补贴，初到和期满还有皇帝设宴款待。戍卒待遇要差一点，来回路费、食物等得自备，不过期限很短，只有3天，来回也就5天。如果你不愿意去，交300钱便可免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地方的兵役。每年秋天，凡属壮丁，都要集合操练一次。为期一月。这种地方兵役一般是以郡为单位。各地方根据当地的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和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兵役制的问题在于虽然全民皆兵，却由于训练时间太短，导致军队战斗力并不高。
　　    除兵役外，还有力役。每年一个月，给政府做义务工。修修路，修修水利什么的。如果不去，可以给200钱免役。
　　除了以上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每个公民还需缴纳人口税。汉朝的人口税一视同仁，小孩，乞丐都不例外。也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赚钱的能力，不管你有没有就业，都必须缴税。不缴税就是犯法，就要被抓去做苦工。而汉朝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奴隶的人口税由奴隶主来负担。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宁愿卖身做奴隶。国家为禁此风，规定奴隶的人口税翻番。即便如此，很多奴隶主仍然愿意，因为入山开矿等需要大批人力。而奴隶由于加入了这个发财集团，起生活水准还可高于一般农民。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公司，奴隶主是负责人，奴隶是员工，人口税和平时的工资是为这个员工支付的劳动报酬。
　　我们再来看汉朝的制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意识到皇权和相权应该区别对待；在选举方面，也意识到评价人才应该有一个客观可行的标准，而且按户口比例推荐人才客观上使得政府成了一个全国性政府；在税收方面，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兵役制也做到了全民皆兵。所有制度设计之初的意愿都是好的，在具体实行过程种问题渐渐产生，例如君权和相权的区分终究引起了内朝和外廷的矛盾，察举制度则形成了不平等的“士族社会”，但不可以此抹杀其合理性，一律归之为专制或者黑暗。
　　
　　
　　
　　注：由于是读书笔记，很多内容只是原文的摘录与总结。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建议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原著。
　　

作者: 陈小乎 时间: 2013-9-9 23:12
　　
　　
　　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历史教科书就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连带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一直觉得这是洗脑式教育。
　　打个比方，CET6，某人第一次没过，第二次没过，然后就说他能力不够目标不切实际么，或者第三次报了个新东方过了就是新东方的救了他吗？
　　钱先生讲汉唐，倒是颠覆了民众的想法。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一卷卷君主专制，唯一改变的就是君主的姓换了又换。说起来汉唐，倒真有一点君主立宪的味道。我就觉得，也许资本主义在咱们这儿还真走不通。
　　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如果太平天国胜利，才是中国政治的失败。
　　
　　
　　1.读到明朝，说为了防止动乱，宰相没有了，干宰相活的人给的官位都很低才五品。搞得人家没动力。这就像一个大集团，好多干实事的人你就给人家当个小组长，迟早是要乱的。
　　2. 以前都是学而优则仕，基本人才都在政府。现在也完全不一样了，学而优的人都不去政府了去搞资本主义经济挣钱去了，放在全世界都一样。
　　3.现在考进去当公务员的谁有什么政治抱负全是领张终身饭票早就没了当年王安石范仲淹那时的豪情壮志。
　　4. 还有简化政府流程，这真的是很大的一盘棋，不是想精简就精简的啊。
　　5. 其实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在汉唐的基础上改变了一下，还是他妈的君主世袭，只是略不明显了。谁不是有背景的，没背景的那位不是一会会儿就下来了么。

作者: po_no1 时间: 2013-9-10 05:52
　　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屡战屡败?为什么说五四反儒己经落后呢?这里先来介绍一个人。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相比起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开始，这整整落后了将近40年，所以才说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经落后了。儒人现在拼命地黑五四先驱，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正的反儒斗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东洋，他还成功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是早了这40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开了。而这1870年代至1910年代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出版的《孔子消失国家才能复兴》一书提出想要解决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痼疾，必须从儒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该书当年销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机主犯的罪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cf4c430102e13n.html

作者: landco 时间: 2014-3-13 19:04
　　我觉得本书内容有些偏颇。历史上存在皇权和士权的共治吗？我很怀疑。总感觉钱穆抬高了中国的士阶层、而且对元及清这二个外族朝代很是蔑视、好像这二个朝代一无是处。钱穆是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历史上存在皇权和士权的共治吗？我很怀疑。总感觉钱穆抬高了中国的士阶层、而且对元及清这二个外族朝代很是蔑视、好像这二个朝代一无是处。钱穆是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

作者: 梓淮 时间: 2014-3-26 09:37
　　    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其重点阐述的一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伴随了整个封建社会政治史。那么根据钱穆先生在本作中的阐明，我们显然可见，钱穆先生认为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深入过程乃是一个错误的过程。
　　    首先错误便在政区设置的进程。钱穆先生口中地方政治最为好的汉代，正是行行政层级相当简化的郡（国）县二级制，而其称之为“非常差”的自宋代开始的几个朝代，无不是三级制乃至虚四级制。正是政区层级划分的繁复，促成了地方政治的失败。
　　    汉以廉洁的吏治而冠绝我国历史，则其与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分不开的，而其地方的高效，亦然得益于政区的简化。两汉疆域广袤，举国却只分百郡左右，郡的大小不一，领县二十如汝南者有之，领县不满五如真定者有之；户口二百万如颍川者有之，户口不过十万如敦煌者亦有之。所有郡国，统一直辖于中央政府，直接听命于中央号令。即使一僻远小县，一旦上奏急报，转经郡国之手，只需两道手续，即刻上达天听。不仅行政效率极为高效，而且有利于行政治监视。由于行政层级简洁，极少中层繁复阻隔，地方吏治，中央自可一览无余。武帝以后，削弱王国，扩大中央的直辖范围，又加广开三边，较汉初郡国数大增至一百以上，政府监察稍显吃力，于是设置刺史巡察地方。然而汉对刺史的权责限制极为精到，仅付六项监察权，其余地方权力一概不得随意涉及，无权过问。可以说，直至东汉末年遣九卿分做州牧，地方权力膨胀前，汉的地方政治依然是二级制，即使在东汉中后期，也不过是有虚三级制的影子。因此，在钱穆先生心中，汉的行政区设置堪称最为完美。
　　    唐至安史之乱前，仍行二级制。然而天下州数三百多，仍由中央直辖，事务繁多，即又以中央官员身份派遣黜陟使分巡各道，其本意原为效仿两汉刺史。然而唐的辖县单位——州的规模与实力，已远逊于汉郡，所以一旦监察单位开始向三级制迈进，以州的薄弱实力，根本无法制衡。故安史之乱后，方镇-道迅速成为实质的一级政区。所谓唐代地方政治不如汉代，在于其州级单位趋向空心化。
　　    宋之矫枉过正，对地方政治贻害颇多，钱穆先生在书中已有过猛烈的抨击。宋的行政区域制度，开行政区划分分散的先河，而其着手点即在第一级（或准一级）政区。宋行虚三级制，其基本单位仍为州（府、军、监）-县，于上再加一层路。路却非单一的行政区划，有帅、漕、宪、仓四路之分，一般按漕司为通用的路的划分，但四司之路划分多有不同。譬如陕西一带，漕司仅有永兴军、秦凤二路，而帅司则又分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熙河、泾原六路。从而使地方行政紊乱，行政效率不高，权责交叉混乱，这是宋代政区划分之弊。直至明清，承袭元代行省设置，始有“省”这一正式一级行政区，又承袭宋代传统，分设都布按三司。而政区的非理性重叠，地方统治机构的分散，致使地方一遇到重大情况便陷入瘫痪，中央只得又加派巡抚、总督，多层政区杂糅，政事混乱不堪。而于下级层面，又于省、府之间再加一层道。因此明清地方政治的失败，与其政区设置的失败有极大的联系。
　　    其次便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处理，始终是伴随统治者的重要难题。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潮流，那么地方政府权力的日益缩小，同样是中国古代社会发  展的潮流。
　　    汉代郡国，自主权力较大，一郡政务悉决于太守，一郡军事悉决于都尉，各郡均有大量兵甲粮食储备，一般事务本郡皆可自理。所以中央无事，地方井然有序，吏治澄清，内外关系相对平衡，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侵害并不严重。然而正因如此，在东汉末，大郡太守即为一方诸侯，群雄并起，东汉遂亡于地方军阀混战。唐吸取汉代教训，首先缩小州的范围，改山川形便为犬牙交错。然而毕竟两级政区下，一州刺史仍有较大权力，地方储备仍属充实。所以钱穆先生在书中所说，安史之乱中，各州储备充实，均有实力各自为战，所以终能克制叛军。不过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只能勉强维持时，中央一旦控制力量减弱，权力天平就容易倒向地方，所以唐同样亡于地方军阀混战。
　　宋是地方空心化形成的朝代。宋代统治者深深忌惮前朝教训，自立国之始，即对地方大举开刀。宋代为防割据，只给地方最低的物资储备量，其余钱粮收入，一概运入中央。钱穆先生对此颇有微词，他说待金兵入境，所有州县全无抵抗之力，而一旦金兵攻克汴京，半壁江山即刻不保。文天祥言“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也是同样由此。而地方军权被完全褫夺，州官执政又要处处受四司节制，实际权力极为有限。四司虽为一级行政区长官，却因权责区分，权力同样非常有限，还要受多方制衡。地方权力渐弱，则中央权力渐强，天平已经倒向中央，地方只能一步步走向空心化。
　　    至于明清，专制皇权达到顶峰，中央对地方权力的侵略也同样趋于顶点。“省”的出现已经代表中央凌驾于地方，“省”即“行省”，既然已经让中央派遣机关成为地方常设机关，则地方还谈何权力自主。明设都布按三司，使地方政府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便难成气候，实则地方大全俱归中央。而后督抚出现，中央派遣机关再一次成为实际地方一级行政机关，而后成常例，则中央政府已经直接统制地方大小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漫长斗争中，中央已然占据了完全主动的地位。
　　    由此可见，中央对于地方的权力斗争，主要手段便是先缩小地方的行政范围，继而分化地方行政权力，最后使中央行政机关取代地方行政机关，直接对地方进行统治。于是地方逐渐空虚，而中央集权过重。所以宋以前，政权多亡于地方军阀割据，自宋开始，政权多亡于外族入侵。
　　    地方在人事上的被动地位，钱穆先生同样认为是施政的一大失败之处。
　　    汉代太守，县令长，均有自由任命掾属的权力，虽一郡县首长的任免权在中央，但其下属皆由首长任命，中央不会干涉。且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属员庞大，属下对地方首长负责，戮力同心，责任明确，所以地方政治多有建树。汉代行政层级简洁，县令是亲民长官，太守亦是亲民长官，地方官无需应付过多的上司，官员便于体察民情。而汉官员品秩简，太守与九卿可以灵活调动。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汉代地方政治是中国地方政治的典范。
　　    自宋开始，州府的名誉首长俱为闲职，领有节度观察之名，却毫无实权。另由中央派京官治理地方，此是夺去了地方的人事权。又遣京官分任四使，下压州县，但宋帅漕宪仓四使品级却常不如知州。中央为掌控地方，滥用人事权，使地方用人混乱不堪，一塌糊涂。明清行政层级众多，中央又掌控地方实权，地方官遇事大多无权决定，而下属吏员分化，并非直接对长官负责。督抚都布按道府县，若要奏事，层层转进，毫无效率可言。每日应付层层上级已是焦头烂额，大小官僚全非亲民之官，还谈何地方吏治？
　　    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国地方政治是在不断退化的，中央政府愈侵略一步，地方政治也就愈败坏一分。事实看来，大体如此。那么，按钱穆先生所言，良好的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秩序，需要拥有以下要素：
　　    一、拥有尽量简洁的行政层级划分，以求有较高的行政效率；
　　    二、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要保持相对的平衡，更要给予地方官一定的地位和尊严；
　　    三、地方在人事上要保证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四、中央对于地方事务，该管则管，不该管的应该尽量少插手，即不可过于深入；
　　    五、要稳固统治根基，就要给予地方一定的实力，不可尾大不掉，也不可过于空心化。
　　    地方政治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若地方政治过于衰败，则势必危害国家统治。故本书钱穆先生提及地方政治的看法，不可不谓精妙，真有大师风范。能否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是政府施政大智慧的体现。

作者: 业界良 时间: 2014-3-29 23:57
　　1、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
　　2、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这个人就驻在皇宫里。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驻在皇宫的。
　　3、汉代事情的传达：皇帝到御史中丞到御史大夫到宰相。反之亦然。
　　4、汉代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不会超过九个郡。
　　5、汉代入仕从政的途径：太学，到地方服务，察举到中央，考试后入仕。
　　6、汉朝一开始将山海池泽让给民间经营。武帝对外战争需要经费，于是收归国有。自此盐铁一直是国营与官卖。
　　7、唐代三省首长是三品官。
　　8、唐代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而由皇帝直接发出，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
　　9、唐代中央派出监察官分巡，全国分为十道。边疆的监察官称为节度使，全权印信，权力大而成为藩镇。因多用武人，形成了军阀割据。
　　10、租庸调制的基础是账籍。
　　11、唐两税制规定不收实物而收货币，导致若干年后实物价格下跌。
　　12、五代期间皇帝受军人控制，实无地位。宋太宗并非黄袍加身第一人，故建宋后，尊王成为当务之急，故有削弱宰相权力和削弱地方之举。
　　13、唐代谏官在门下省，成为宰相同皇帝之间的缓冲。
　　14、宋代地方实力很弱，所有财富全交中央。故金兵破汴梁，宋朝一泻千里。而唐代地方自有财富，故安史之乱虽两京俱失，却依然能平定。
　　15、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科举考生多为寒窗苦读的穷书生，没有门第家训，对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为晚唐一句流行语。宋代谏官有封驳权，谏官老是和宰相对着干，到后来谏官一味封驳使其失势，奸相权臣又出现了。（好悲催有木有）
　　16、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为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收田租，游缴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了隋唐便没有了。
　　17、五代饱受军人之祸，文化不兴。宋重文轻武，虽国家无地位，但开辟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所以中国还能维持，于是有了自宋后的下半部中国史。
　　18、明代，皇帝代宰相之职。六部尚书、七卿、九卿直属皇帝管理。但还是有廷推、廷议等。
　　19、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为五品官。常由六部尚书和经筵讲师担任。
　　20、皇帝久不上朝，皇帝与内阁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甚至有皇帝私下叫太监批红的。这种事情，只有明代才有。
　　21、元代创立行省。本意为流动的中书省，即所有地方由中央管理。就像英王直接管理香港总督。所以从源头上来说，“省”这个名字不吉利。
　　22、明代已有总督巡抚，但只是临时的。有事才去，事办完就回去了。
　　23、元代官、吏开始分流。政府长官为蒙古人，衙门工作人员为中国人。明成祖时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不准考进士。吏胥却是政策是实际执行者，却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慢慢地自甘堕落。
　　24、明代开始，科举分县试、乡试和会试。之前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25、明代创设翰林院，只有进士及第再读三年后的佼佼者才能进入，只有进翰林院，才能当大官。
　　26、清代同之前历代（除了元朝）最大的区别就是清代是部族政权，是代表满洲人利益的。其他历代是士人政权——即读书人。读书人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也不是某一个氏族的。
　　27、其政权是全满洲人的而非皇帝一人的。所以后来康梁以为只要控制皇帝就能变法成功，是错误的。
　　28、西方的政权不为公众开放，聪明人都去经商，有了经济基础后再去夺取政权。中国与之相反。
　　29、清代的军机处，可以发寄信上谕，只有受命人才看得到。这是一种秘密政治。
　　30、太平天国的失败源于这一集团里，没有读书人（连名字都叫天国，水平好差）。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成功。
　　31、要拿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

作者: tooWhi 时间: 2014-4-12 20:30
　　本书的几个重要观点：
　　
　　1）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够有利而无弊，也没有历经百年而无需变革的。往往开始时行之有效的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都会逐渐暴露出来，此时需要新的办法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应该否定开始时的进步性。
　　
　　2）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有自其存在的原因和具体情境，不应该用西方传来的现代标准来盲目评判。把中国古代政治武断描述成“专制黑暗”而全盘否定是不对的。
　　
　　3）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的习惯、观点。如中国选拔人才采用“考试”的办法，而非西方的“选举”，认为少数“贤者”的观点能够代表众人的意见，而非“少数服从多数”，这些做法自有其合理性并且也为西方所借鉴，我们更没有理由完全否定。
　　
　　在1840-194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的一百年里，国人艰难求索，最终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对生存危机的应激性反应。但因危机逼迫而起，难免急躁，思考欠缺周到和深度，许多原本是好的东西也给抛弃和否定了。我觉得对此不应该苛责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如果不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来批判来鼓动，而是说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含混话，虽道理决然没错，又怎么唤起民众来应对眼前的危机呢？
　　
　　不过，对武断的批判，学人用历史事实来予以纠正，也是十分必要。毕竟危机会过去，当我们有时间细细思索历史来汲取智慧时，不能再这样偏激和冲动了。
　　
　　本书的文字流畅，思路清晰，没有任何艰难晦涩的概念和论证，可读性极强。作者能把复杂的政治制度用大白话讲得清楚明白、饶有趣味，不愧为是史学大家。
　　

作者: 左云轩 时间: 2014-6-11 10:49
　　1. 作者钱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钱穆出生于1895年，是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1949年迁居香港，1966年，移居台北市，1990年台北逝世。
　　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了些什么？
　　本书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进行了政治得失分析。
　　3. 政府组织是怎样演变的？
　　大体来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过程。以下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为中央政府，以相权为着力点；以为地方政府，以地方权力为着力点。
　　汉代中央组织主要为三公九卿，设置丞相，为皇帝的大管家，权力极大（皇帝近似于董事长，丞相近似于CEO）;唐代中央组织为三省六部一台，宰相权力分散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等数人，另将检察权独立出来为御史台，不归宰相负责；宋代中央组织主要为两府三司一院，中书省为政事堂揽相权，但另设枢密院负责军事，设三司负责财政，设一堂负责人事，也就是说宰相的权利少了军事财政人事等权利，但仍保留有相权；明代胡惟庸谋反案后不设丞相，事实上皇帝兼职了宰相，另设内阁为秘书处，但国家大事仍会聚集大臣讨论，称为“廷推”等；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格局，但是国家大事皇帝普遍实行密旨（“寄信上谕”），完全剥夺了大臣的参政议政权利。
　　汉代地方政府分郡县两级，太守、县令可独立设置掾属，权利很大；唐代地方政府为州县两级，刺史、县令没有掾属的人事权，权利下降；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为路，第二级为府、州、军、监，最低一级为县，路一级长官分为帅、漕、宪、仓，地方政府权利被分割，权利进一步下降；明代地方政府为三级，省、州府、县，另省以下设置分司监察低一级政府，实际上为四级；清代地方政府更多，事实上有五级，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又小又少。
　　4. 选举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汉代选举为乡举里选，大概孝廉之类，后期北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唐宋实行科举，但仅有一级；明代科举分三级，县试、省试、会试；清代与明代类似，但为愚人之策，大部分官位为满人所居。
　　5. 经济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税负大体分为 “租”（粮食）、“庸”（役）、“调”（土特产）三类，后来为收税方便，就统一收钱，可是之后又摊派役、土特产等，然后再统一收钱。经济制度演变大抵如此，税负是呈上升趋势的。
　　6. 兵役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汉代全民皆兵；唐代府兵；宋代最弱，是为禁军，多而不中用；明代卫所；清代八旗。
　　

作者: 上官景 时间: 2014-6-13 10:59
　　    这学期选修了历史系夏维中先生的“明清史专题”，夏先生在讲明清史时说，现在的历史研究，往往注重细节而缺乏高屋建瓴的历史视角，譬如研究明代文人养兰花的习惯、江南城镇的消费情况等等，又说到，研究明清问题时不可割裂其与宋元之间的联系。夏先生的观点让我立刻想到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的书即是从一个完整的视角，纵向上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横向上涉及政治、经济、赋役、考试，短短160页就将中国的精要大义剖析的清楚明白，并在阐述史料中予以比较和评价，可谓言简意赅，开阖有度。
　　    读钱穆先生的书，我改变了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的很多看法，譬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专制，更谈不上封建；又如多为现代人诟病的科举考试也并非扼杀人的创造能力而全无好处。在钱穆先生的笔下，我看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许多先进的、甚至令人敬佩的东西，近现代的中国人往往批判古代历史而崇尚西方民主，殊不知中国传统政治能在如此广博的土地上有效运转上千年，其中必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如钱穆先生说的“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P.2）。因此，完全批判摒弃古代政治制度是不行的，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我们总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千年来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对制度运转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正是这种扎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制度的特殊性。
　　
　　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谓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和发展，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根基，是中国传统的士族制度、文官制度，这种士族制度、文官制度的根本，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文化，而以选举制度的变化为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自汉代孝廉察举而建立稳定运转的士人政府，因唐代的科举而富有生气，也因唐以后的逐渐僵化而导致制度的式微，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通过选举而进入政权的知识分子，以他们共同认同的文化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极大程度上保持着统治阶层的稳定。我们看明朝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十五年以后皇帝不理朝政，官员空缺，但朝廷仍然平稳的运转了二十多年，就可以了解这个文官制度的稳定性。
　　    文官制度的稳定性，表现在士人以忠孝、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来要求自身，作为行事的准则，以自身修养而不是经济实力或者暴力来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样的文官制度，也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尊重和采纳。钱先生举宋丞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例，就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遵守。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族，即使专制制度达到巅峰，也意识到必须吸收儒家文化，吸收汉人知识分子如朝为官，才能统治整个帝国。而整个社会对于士族的尊重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一集团的社会地位，促使更多的人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虽然这导致了冗官冗员，读书人成为政治的脂肪，但对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对整个民族的道德观的提升上来讲，是有一定益处的。所以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以道德而不是理性来维系的，虽然钱先生讲科举重法不重人（P.116），但仍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文化标准上的选拔制度。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我认为，便是中国古代与西方民主社会最大的不同。
　　    然而，文官制度的维持，却要以牺牲整个民族的工商业作为代价。自汉以来，中国不断鼓励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又抑制工商资本，即使宋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商人获利之后也往往购置田产，教育子女读书做官。再加上文吏分化，地方政治发展出大量的胥吏，自甘下流，玩弄花样文章，成为政治流毒，这便是文官制度发展腐化的结果。这种腐化的结果在现今似乎仍然存在。身为国家公务员不为民公仆反而自认高人一等；无数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不愿从事实业，挤破脑袋也要进入公务员的行列；地方政府玩弄官样文章，夸大功绩而极力掩盖过失，种种丑态似乎都隐隐显露出古代文官政治积弊。几千年来士人修齐治平的自尊自重没有得到继承，反而自甘浊流的胥吏传统被发扬光大，实在令人慨叹。
　　
　　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钱穆先生说，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P.2）。中国历代朝代更迭，总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指定各项制度规避前人的错误。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导致中央有才，地方无才，官吏升降全由中正掌握，导致弊端，隋唐则创科举以改革这一弊端；唐代地方掌握军权，导致藩镇割据，宋太祖则极力削弱地方军权，提倡文治，导致积弱，明代则又仿唐创立卫所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朝所见制度，几乎没有凭空拿来的，都是对前朝的继承或为规避前朝的问题而建立的，这些经过多年的检验发展而来的，才可以称之为制度，而完全出自一个部族的私心建立的，只能成为法术、权术，是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崇的。
　　    因此，每一个制度的建立必是前有因，而后承袭发展而来，每个制度也必有其好的地方，但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须知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是相互继承发展而来的，虽然里面不乏统治阶层的私心，但毕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历代的史学家也在不断的探索其中的精华，摒除其糟粕，对于古代政治的研究成果，正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精华的积淀。如果我们一味地批判历史的专制与腐朽，便是对中华文化的否定，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今的政治制度，也需要继承与发展古代政治制度之经验，因为历史是有重复性的，如果不吸取教训并规避问题，同样的错误就会再次出现。
　　    而政治制度的沿袭还是反映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基础。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明线，而牵动这一明线发展的，是中国社会大众所共同信仰的精神，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扎根的根基。中国士人所坚信的忠孝伦理的观念，指导着他们践行祖宗家法，恪守前人指定的规矩，即使到了宋朝末年，政治凋敝，也没有废除太祖“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便是一例佐证。正如钱穆先生说的，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P.152）。这种精神上的权一旦被推翻了，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便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依托，然而精神依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根植与中国人心中的士人文化、考试制度，也不是一日两日能改变的。因此钱先生提到孙中山先生变法之所以不能成功，便是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在中国因袭沿革而来的，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尊重人民的精神信仰的重建，不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便永远只是空中楼阁，没有稳固的根基。
　　
　　一点存疑
　　    钱穆先生的书让我们感受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解与尊重，对于两汉及唐代政治的推崇，对宋明两代政治衰微的理解，以及对清代只有法术没有制度的批判，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于古代政治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考虑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对于其历史观是否存在一定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兼有民主宪政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相互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专制社会的同时，吸收着西方民主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也接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熏陶，对于历史的看法，不免也带有时代的特征。虽然钱穆先生说，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P.19-20）。但我们看到先生对于汉代制度的“温情”，显然是要多过清代许多的，而对于清代的批判与其他朝代相比，则近乎无情了，虽然清代的腐败专制达到巅峰，但也不至于一无是处，而钱穆先生似有所指的批判清政府的部族私心，似乎有失公正，但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偏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更加久远的目光来看待清朝政府，是否能在钱先生的批判中，也多增加一些“温情”的视角呢？
　　    另外一点疑惑，是钱穆先生所讲的五个朝代中，为何独没有讲元史。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习中，元朝是相当辉煌的一代，也被理所当然的列入几大朝代之一。钱穆先生的著述里，仅在将明朝地方政治时，提及元代地区划分对明代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而对于元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均没有提及。是否钱穆先生对部族统治的“偏见”导致其对元代政治的否定？本书中明代对元制度的继承与沿革的缺失，对于几个朝代的连贯性，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制度，不可谓不是一个缺憾。当然钱穆先生在序文中也说过，这本书源于讲稿，时间篇幅有限，而我对钱穆先生其他的著作也不甚了解，所以钱穆先生不讲元史，定有他的用意吧。
　　

作者: xia0 时间: 2014-6-13 21:42
　　对于清感觉有点蔑视，叫满洲人，而把汉人规划为中国人，对汉唐宋明比较可观点，至于清朝为什么被革命推翻点，作者把认为是满人皇帝可以专制是因为满洲人支持他所以才可以专制，中国人所以只能革命而不能改革。但是为何法国，俄国是一个民族的而爆发了革命？我认为是包括中国都是因为专制所以只能推翻这个社会才可以进入新时代，日本已经英国是封建社会所以才可以改良，而不仅仅是因为清朝是满人建立的。哪怕最后一个朝代是汉人建立只要他是专制就会被革命。而且作者没有把人治和法治搞清楚，居然认为中国是个法制社会，欧洲是人治社会。其理由是中国人太固化，只会墨守陈规，不能改良，所以是法制，而欧美可以有选举所以法律是根据人来变化的。这个观点有点武断吧？

作者: 蚂蚁 时间: 2014-6-16 07:20
　　    读钱穆老师的这本书最大收获就是，中国政治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因为中西方历史不同，也许这就是中央经常宣传的“中国国情”；有本书引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国内的政权是代表你我这样的老百姓吗？让我匪夷所思的是，通过排除法发现好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满意呢？我能想到的答案有几点，欢迎补充
　　    1.西方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生活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归咎于政府，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
　　    2.收入分配不均或者说没有按劳取酬，虽然和我们有相同背景的人也曾出过飞黄腾达的人，也许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心里不平衡
　　    3.政府腐败。转型期的中国确实比较严重，更多是制度的漏洞，但另外一方面，腐败的路径其实是提供给所有读书人的，和以前的朝代没什么区别
　　

作者: 蓝精灵 时间: 2014-8-12 18:47
　　不是学政治学的人，第一次听到钱穆的名字，从名字看很不错，所以读了一下。后来跟一位学政治学的朋友说起这本书，被对方以很鄙视的眼光看了一下，才知道钱穆原来是大师级的人物。
　　最近，又听了腾讯上吴晓波讲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觉得跟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较为相似，又看到前文写的黄仁宇的相关对比，所以勉强作一对比。水平有限，各位看官莫要笑话。
　　1.出发目的：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是演讲稿的集合，所以其并非学术的讲演，而带有更多的通俗性质；吴晓波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也是面向大众而非面向学术，所以也较为通俗；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基本上是以其论文为基底，所以其较为学术性。
　　正是其出发点的不同，造成了其更多的不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为演讲词，追求的是其通俗性与概括性，因而并不能作为学术著作，对每一个细节进行放大深刻探查；也正是因为其这种通俗性与概括性，让普通读者，如我，在对该问题背景知识不大全的情况下，能够读得津津有味。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为电视讲演，在叙述的同时也强调其趣味性。可以发现，吴晓波在其中有较多的地方表述与史实不符，例如年代不对，字幕都进行了更正。这种口误的出现，并不影响其整体。包括吴晓波在叙述中，也尽量选择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增强其趣味性。
　　《万历十五年》作为论文基础上的改篇，可以发现其以较为趣味的方式叙事，其语言中也带有相应的诙谐，但是整体上仍可以看到其严肃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是不错的。
　　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提出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这种态度也是严谨的学术态度。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提出了研究方法。对于学术著作而言，我总认为，研究在于方法，而方法之创新是研究的最重要。姑且不论《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所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四个方面矛盾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但其至少提出来，从而接受大家的批判。
　　《万年十五年》也是黄仁宇一直”大历史“观的一种表现，这种大历史观，与钱穆的研究方法说来，也有一种类似性。
　　3.内容通俗性
　　由于其所叙述内容的不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可以作为介绍读，不过可能大多数人不感兴趣，就如同《剑桥中国史》中的大部分研究一样。同例的还有《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主要也是研究成果的展示。
　　而《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历史读物来读，其选择了万历年间几个重要的人物，而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特别是在《明朝那些事儿》之后，竟有些小说的意味。

作者: 蘇某某 时间: 2014-8-14 16:21
　　对于政治制度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这部写于1952年的作品，字字珠玑，对于当前大热的政治制度讨论仍旧非常适用。
　　钱老顺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讲了历代政府职权的分配，考试和选举，政府的税赋制度以及国防与兵役制度。逻辑清晰，方便做纵向及横向的比较。
　　开头钱老便开宗明义，指出谬误（而这些对于历史认识的谬误当前依旧存在）。他说：“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为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认为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应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其次，他提出有人说中国是不重视法治的国家。其实不然，“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平心可观的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这与现在两大法系的划分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
　　另外有一些小错他也纠正了，比如苏联称美国为帝国主义国家，这在当今仍在沿用，但其实这是错误的。美国不是君主立宪制，没有“帝”，怎么称帝国主义？而像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派去主管的称“总督”，而总督是归在皇帝底下的，而不是政府下的。这便是美国当初让菲律宾独立的原因，不能打破他们原有的制度，又不愿意菲律宾称为美国的诸联邦之一，因此就放弃了。
　　一些不足，也是取决于钱老所在的时代局限性。比如他的汉族主义思想比较重，对于满蒙及其他民族他统称为“异族”。对于清代的制度抨击得非常激烈，虽然关于他的“制度”与“法术”的论断还是很有道理的。同时他很推崇孙中山先生，虽然后者在建立及稳固政治制度上，个人觉得是比较失败的，但同钱老一样，我也无法指出什么制度才是真正适合当下中国的发展，这就是普遍读书人的硬伤，也是读书人区别于政治家的最主要特征。

作者: wuliwa 时间: 2014-8-15 07:21
　　钱先生的书深入浅出，厚积薄发。作为一个对史学一点都不了解的人，读完此书，对各朝各代政治制度有了一个简单清晰的概要了解。本书相比现在那些所谓畅销书写得好太多，真真大家风范，强力推荐。
　　看过这书之后，一口气又买了钱先生的多本著作，特别是史学方面、经学方面的书籍，如获至宝。

作者: 不做主 时间: 2014-8-18 19:01
　　钱穆是我一直敬仰的史学大师，十多岁即辍学在家，后来自学成才，在民国时期竟成
　　
　　北大教授，其经历可谓传奇，也顺便感慨下民国如此乱世，也还是出了不少人才的，
　　
　　有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气象。一直想争取时间好好读读钱穆的书，写的这本历代政
　　
　　治得失高屋建瓴，道出封建政治的发展历程，也启发了对现代政治体制的思考，顺便
　　
　　还可联系企业制度、管理体系等诸多方面，确实值得好好研读。
　　最近习core有一句名言是“空谈误国”，所以还是应该少谈政治制度，治国安邦之类，尽量结合自身感受，其实企业管理也是一样的道理。
　　感想一、任何一个组织要有制度，制度总是因时因势而异的
　　纵观全文，先分朝代，每个朝代先讲政府组织，政府又分皇室、中央、地方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别描述，之后再分述选举、兵役、经济各方面制度，各朝各代均有变化，可见古人也一直在与时俱进，纵使汉唐再强盛，其制度总有很多不符合后代执政需要的，屁股决定脑袋是准则之一，宋太祖要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精力过剩，元清两朝是外族统治，各有各的考虑，一个朝代也要因战争、内政各方面不断作些调整。
　　感想二、职责分明、分权制衡是一个好的制度所必须的
　　本文对汉代制度推崇有加，三公九卿各司其职，皇权相权也还有所制衡，到后来的朝代，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相权衰落，国力日渐衰落与此不无关系。仅靠几个开明的君主和强势的宰相终归只能勉强维持一时。
　　本文作者以一种教授的口吻介绍其思想，但感觉其实也有很多有失公允之处，对元清两代的描述过于侧重外族统治的特征，大概与其长期从事国学研究、视汉族文化为正统有一定关系。看各种评论，似乎对经济制度章节的描述也颇有争议，还未及细细品味。

作者: novano 时间: 2014-8-20 19:56
　　几个问题，
　　1 政治制度是越变越差吗？
　　
　　2 政治制度的变化遵循什么规律？中央集权越来越加强，但中央的权利没人制衡。
　　
　　3 如果制度变坏了，那么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为什么会进步，为什么会退步？
　　
　　4 朝代的灭亡是否有无法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和官僚集团。例如清朝，不停的开拓疆域，军费开支巨大，但没有有效的税收机制？导致社会瓦解？
　　
　　或者农业社会无法支持那么大的国家？

作者: liangc 时间: 2014-8-25 03:20
　　我读完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往我看待中国历史都是断代的，而钱穆先生将中国的历史系统的联系起来，并且在行政制度，考试制度，税赋制度方面都做了比较。从这些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不断的从社会现实中抽离出来，形成自己特定的形态。这个过程中有倒退又前进，有继承也有发扬。历史上没有那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是在汉唐时期，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社会是在发展的，制度也应该是在不断的完善的。当然这个完善应该是制度上的平衡并不是简单的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多半为了某一特殊群体而采取的权术上压制。除了大的方面，钱穆先生还重新诠释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古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制社会，它一直演绎着相权与皇权的博弈，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皇帝越来越不满足于相权对自己的制衡，不断的削弱相权。相权是弱了，但政府还得运行下去。历史上除了一些开国皇帝还能身兼皇帝宰相两职，其余的皇帝由于精力和社会现实的原因都不能圆满完成祖辈们交给他们的事业。偶尔几个比较精明强干的皇帝，也由于冗繁复杂的行政制度和盘根错节贵族利益而将改革事宜就此作罢。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代的统治者都在不断的打压人民的创造力，汉唐两代还是比较开明的，但他们忽视了凡是有巨大创造力的力量往往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利于引导而不压制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

作者: 落花生 时间: 2014-8-30 15:29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题目竟然被钱穆这么草草带过，实在可惜。虽然篇幅有限，但总体讲出了对政治的见解，即无论政治制度亦或者政治制度的执行都跟时代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对一项政治制度初衷完全了解并且持续执行的官员。虽然说有对清朝贬低过度，但是总体讲清的政治制度是弊大于利，私心大于公心，因此才会对达到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皇帝集权，并直接导致了管理级别多，民间创造力极度停滞等等贻害到如今的祸害。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在清朝大量的官员非但并没有削弱而且加强皇帝的集权，同时制衡了外戚宦官割据诸侯势力。而唐朝如此清明而又简洁有效的制度却最终导致了藩镇割据，不得不相信西方“政治是制衡的艺术”的名言，也知道了想到了一项政治制度的制定同时必须考虑到执行者并非完人，也有利欲仇惰等等的缺点。
　　正如儒家所言，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治国也一样的道理，怎样让政治制度简洁有效同时又不会让权力过分集中，这将是现在以及将来社会一直思考并且实践的问题。

作者: jamesl 时间: 2014-9-3 18:03
　　中国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完全是把中国历史隔离开来，2000多年的历史仅归结为封建专制而加以批判。在当前国情下，我们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历史观，正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精髓，无根何以立国，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

作者: fangyq 时间: 2014-9-5 11:51
　　以前总是奇怪为什么中国历史这么漫长，辉煌的阶段却只有那么零星的几段。。
　　读了这本书，明白了一点，任何人或事，想要成功必须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三者缺其一都不会成功。有些君主人好命不好，结果成了昏君，无为无为君，有些君主人不好命好，结果就是一个好皇帝。
　　为什么有些政令刚颁布的时候那么有成效，可是过了几代就开始出一大堆问题，政令还是那个政令啊？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
　　
　　总觉得国家出台一项政策，总是有他的原因，即使颁布的时候不得人心，但是它一定有不得不颁布它的理由，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事态的结局，看不到其中的无奈，看不到时局的制衡，我相信，所有政令都有自己诞生的原因，但是结果并不是它自己本身能控制的。
　　
　　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貌似和谐的时代，貌似有为的君主，但是后人看待这些的时候会跟我们一样吗？
　　
　　看待任何问题必须设身处地，做好一件事情一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作者: Carmen 时间: 2014-9-11 05:46
　　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鸿文书局买过钱穆（字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当年钱先生给清华大学学生们上课时的讲义。翻开扉页，即看见钱先生写在引言中的四句话。直至今日，这四句话也有让人有如醍醐灌“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着，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有再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钱先生在此书中回忆了从孩提时代到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的经历。印象中的钱先生就如他的一贯形象：长衫、眼镜，有一份属于知识分子的从容旷达。在文字里，钱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因此他将《国史大纲》授权给商务印书馆时，要求必须是“繁体竖排”；在日常生活中，钱先生也极度恪守儒家的“修身、齐家”之道，有一份大儒风范。
　　
　　近日，读罢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钱先生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有一种别样体会。在史学界，有人奉钱先生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有人骂钱先生酸腐迂朽，但双方对钱先生“国学大师”的地位却是毫无争议的。钱先生遍读古籍，笔耕不辍，一个人学问好不好，往往从观点上就能看出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讲座性质的书里，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历史者“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化。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在此书里，钱先生否定了传统史学给封建文化定义的“专制黑暗”，也否定传统史学定义的秦以后“封建社会”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不过，钱先生此书的最大亮点还在于用“制度”与“人事”的观点考察历代政治，让历朝历代每一制度的解读都生动活泼起来了。比如，讲到九品中正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均贤从众，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讲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先生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在此书中，钱先生也特别注重历代政治得失对今日政治制度的启示，读起来让人精神振奋。比如，在讲到唐代科举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写明代大学士制度时，钱先生更像是在借古喻今“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
　　
　　　　当然，了解钱穆先生的人不难发现，此书中也继承了钱先生一贯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尤其在讲述清代政治得失的时候，这种偏颇尤为明显。在书中，钱先生似乎不太承认满洲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但同时又认为满洲人聚居地为中国领土，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多见其坏而不见其好。另外，钱先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评价也颇显武断，暴露其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功力不足——但这都无损于此书的价值。
　　
　　我想，历史的价值正如钱先生在后记里面所说，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作者: 鱼鱼 时间: 2014-9-23 11:42
　　我摘取了关于钱穆描写清代的一段内容，因为通过钱穆的结论，结合当前我国的现状，我发现与我们的执政党的一些想通之处，私心政权可怕的蔓延，而我们大多数人从未察觉，我觉得这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有8026．9万名共~产#党（截止2010年），他们多数都是各个行业的一些所谓的精英，我不敢说钱穆先生的话完全有理，但作为他的一家之言，我们真的应当深刻的反思并警醒自己。
　　先参照下面这三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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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们讲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指事情或手段，大抵制度是出于公的，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尤其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都是根据明代的制度里，加上他们的私心，可以说这是一种部族政权是私心，一切由满足的私心处罚，所以只有法术，全无制度。
　　2、在中国整个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称之为部族政权，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到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治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的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是想拿一个不足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在这之外，钱穆先生说明了除元清两代其他政权与之的不同）
　　3、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给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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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到关于清朝内容的描写的整个过程，我一直在想关于当前的社会的状态，以及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形态的变迁，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我们爱着这片土地，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是否摆脱了从古至今的顽疾，这些顽疾不是本来就有的，他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慢慢出现，甚至是历史越推进，顽疾越多越严重。
　　我们没有进步，甚至是在退步。
　　一个政权的存在，他必定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利益，有的是整个国民，有的是一个集团，但多数他是模糊的，他被更多的表象所掩盖，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更是如此，但是，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对这个国家稍微还有点认识的国民，不难理解，这里要说说本文的重点，也是天下之大不韪的一些话，关于我们的执政党，他是我们唯一的合法的执政党，但是，他代表的是谁的利益？
　　当前中国有8026．9万名共！产#党￥员，如果说他们没有特权，那是我等都不会相信的，身为在国企工作的我，当然看到过各种特权的横行，只是，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并且如当年清代的一些汉族人以被编入八旗麾下为荣一样，把入党当做一个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阶梯了。
　　我觉得这样的比喻一点都不牵强。我们读历史，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以史为鉴，照照现在的我们吗？
　　一个制度从建立到施行，可能连制度的建立者都不会意识到他伤害了一部分人，满足了另一部分人，这两部分人代表了不同群体，我们不说私心的结果是某个族群受益或者某个政党受益，单说是否有私心，要解答这个问题，只要看有很多制度的建立，是否只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伤害了另一部分人。这样的伤害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值，就说明制度中含有“私心”的成分，各种约束党员的措施当然有，但能够施行的就寥寥无几了。
　　这种私心的驱动力、或者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话说回来，关于钱穆先生的过于褒扬除元清两代的其他朝代，也不敢苟同，钱先生声称其他朝代不是私心的政权，原因是掌权者都是读书人，而读书人都是从民间里通过考试制度公平筛选上来的，所以读书人代表了全体民众。我倒觉得，当一个人从草民一旦跃升为权力拥有者后，他也就自然的把自己归类为与草民相对的另一个群体了，他所做的一切，也就理所当然的不能代表全体人民。也就是说，这些朝代，同样是钱先生所说的“私心”政权。只是换了一个更让人接受的形式而已。
　　好了，在豆瓣上面，聊一些风花雪月的文青们不喜欢的东东，实在是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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