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大致上是1947~1960年间出生的城镇人，正是这个身份使这场运动让这一代人具有双重特质，正如有的评论所说，他们既是失落的一代又是思考的一代。“像经历过一战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们也在适龄期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他们在下乡运动中切身真实地体验到了宣传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为自己的天真轻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于这场运动的根源，潘鸣啸则认为发起这场运动的四个主要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个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首要动机是摆脱红卫兵，同时让全国继续处于“搞革命而不是种米粮”的动乱局面。“下乡运动与毛泽东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不过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泽东一向怀疑所有不在大型国营工厂和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的城镇居民。而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故此，将一代城市人的一半送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在他看来，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她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需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毛泽东因而确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
潘的论述是客观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于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的遗留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进入60年代后，国家又始终在不触动工业化结构及劳动管理体制、“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考虑劳动就业问题，这实际上就只能将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放在上山下乡这唯一的途径上。其结果，不仅就业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反而造成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这又是一桩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需要掩卷思量的问题。 迷茫的一代
——记《失落的一代》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怀念六七十年代，说是怀念那时候，人们眼里不像现在，只有钱，只有权，只有女人，而没有最重要的梦想。
比之相信他们是狂热的文革分子，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怀念的六七十年代，只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乌托邦，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寄托，并不是真正的六七十年代。
他一定不知道，那个年代，没有钱，没有权，也没有女人，甚至连自己也没有。那是一个只有集体的年代，一切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年代。个人利益要完全服从集体利益，一个个美好的梦想都在运动中似鸡蛋般怦然落地，只有心破碎的声音在回荡。而在世上，再也没有比看着自己梦想在眼前破碎残酷的事了。
北岛在《波兰来客》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也是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无奈的感叹吧。
处在举国的混乱运动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安稳度日，所有人都被卷进了运动的巨大漩涡中，似一只只海啸中的鱼，随波逐流，无处可逃。而那些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正好赶上了这股滚烫的潮流。
在那个大搞特搞个人崇拜的年代，他们狂热地崇拜着伟大舵手毛泽东。他们奉毛的话为圭臬，发誓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所以，当毛以一个崇高的理由号召他们上山下乡时，他们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这浩浩汤汤的队伍中。
一开始下乡的知青，他们带着伟大主席毛泽东“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宏伟指示，怀着改造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到了农村。但随着在农村待的时间日益长久，他们发现自己被导师骗了，愚昧无知的农民压根就没能力教育他们，同时他们的知识在农村又变得无一是处，因为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识在这里压根就发挥不了作用，伟大毛主席的指示也不再能对抗农村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环境，他们逐渐发现，自己只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于是后来下乡的知青再也不相信伟大领袖的指示了，他们把下乡看作是最最无奈的妥协，因为他们受着失业、父母单位、街道办事处……的n重压力，政府一个个精心塑造出来的模范下乡青年也压根就不能动摇他们想要留在城市的心，他们尽着一切可能要留在城市，远离那个噩梦。
父母们也不再想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受苦，尤其是不想自己的女儿下乡，因为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女儿会被性侵。已经发生的大量女知青被当地干部性侵的事件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已经不相信居庙堂之高的政府的解决能力。
而乡下的农民们也不欢迎这些来自城市的细皮嫩肉的知青，因为大量涌入农村的知青们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劳动力，不需要更多的人来和他们一起分享本来就不多的粮食。
国家财政也承受不了早已入不敷出的安置知青的经费，知青在农场的收入远远小于财政的支出，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在初期的确降低了城市的压力，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各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与更大的负担。
于是这慢慢发展为一个全民反对的运动，虽然支持运动的高层仍在不断塑造一个个模范上山下乡知青，歌颂着模范知青，也在不断地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改善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环境，试图将运动持续下去，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失败的结局。
1968——1980，在牵系一千多万知青的运动开始整整十三年后，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一代人的青春，终于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中落下帷幕，但人们的创伤并没有随着缓缓落下的帷幕很快愈合，这种难以言说的创伤将永远伴随着知青的生活。
他们是不幸的，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在他们本应在学校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营养、享受着老师谆谆教诲的年龄，他们却遇上了这令他们撕心裂肺的运动，一个个荒废学业，满腔热血跑到乡下去搞一场后悔莫及的运动。
可时间并不是公平的，他们受的创伤，没有什么可以抚平。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在天安门受着万人敬仰，我们还能奢望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认为那是，用运动对人民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创伤向高层指明，这不是一条可行的路，这是一面南墙，该转弯了。当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更多接受洗脑教育长大的一代学会独立思考、质疑权威，从集体回归自身。
而伴随着市场经济成长的我们，少了计划经济时那种对政治的狂热，但对生活也没了多大期盼，理想更是不用说，都埋葬在高价的房子下面了。
GCD一直说的阶级问题，反反复复说的解决阶级矛盾，现在却越来越加严重。虽然我讨厌血统论，但拼爹的时代，我们还怎样驳斥这种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公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还是得在在暗处打洞。
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可惜都被现实冷却了下来，还要怎样去挥洒？
继知青这一失落的一代后，我们成了迷茫的一代，浑浑噩噩的一代。
我想，正是因为现实不如人意，人们才会怀念以前的时光吧。即使那段时光并不怎么光彩。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感慨良多。夹杂着沉重与感动，沉重是之于那个特定的年代、那个特殊的群体；感动则之于作者治学之严谨与深切。犹记得初见此书之时是两年前的冬天，那时犹在南京，犹在母校，在最爱的先锋书店。起初被吸引是由于封面的插画《农大新学员》，翻开浏览之后便深感本书的重量。各种阴差阳错使得两年间一直未得将本书收入囊中，也未得通览全作。如今幸得法新社读书会之良机得以如尝所愿，由是感激。
之所以追忆笔者与本书缘起之事，实因《失落的一代》一书某种意义上便是因缘际会之果。正如自序所言，本书作者法国著名汉学家潘鸣啸先生本欲从事当代儒学再评价的研究，却因机缘巧合将原本并未打算作为研究课题的上山下乡定为论文主题。正因如此，我们今日才得以有幸通过这部杰作一窥当年那场运动的全貌。
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年轻学子，这些年来对史学有了自己一些粗浅的理解。史学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学界理论层面探讨的重要问题，抑或两者的界限应在哪里，尺度应当如何把握。笔者看来，一个理想的史学研究者应当是一个既“出戏”又“入戏”的观众，或者说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完美结合。站在线性时间演进制高点的今天的我们，回头去总结思考当年的事件与历史，优势在于冲出“当局者迷”的迷雾，对于事件总体和一段历史有更为宏观和全景的把握。劣势则在于许多重要“临场”信息的缺失，比如社会心理与当事者个人心理这种似乎有些虚无缥缈的存在。
这种缺失或许无碍于构建出一套宏观庞大的论述，然而对于血肉丰满地还原一段历史却是致命的遗憾。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凡为史者，一定要具备足够的同感心与同感力。理想状态下，研究者只有对所选课题具有足够强烈的情感与共鸣，才可能真正做出理想而完美的研究。或许客观主义者会反驳说过强的情感带入会导致判断失准与研究主观性过强，然而笔者心目中真正的为史者一定应当具备这种素养：即将主观的情感共鸣与客观的理性思考区格开来，使其并行不悖。或许我的言论过于理想化，与当今这个不求甚解课题只求高速生产文章的时代与国情不甚相合，然而凡著书立说以遗天下者，尽皆如此。
如此赘述自己不成熟的见解，只为说明为何潘鸣啸先生及这部著作何以给笔者如此感动。在笔者眼中，这部著作几乎臻于完美。全书结构的设计，各部分及各章论述的重点，巧妙而连贯，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字里行间则深深感受到了作者的投入与用心，只有如此用心的书写才会引起读者如此的共鸣吧。正如潘鸣啸先生在自序开篇所介绍的，本书缘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作者与中国知青朋友的接触与交往。潘先生则戏称自己为“老外老三届”，因为作者本人曾经参加过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些笔者所珍视的主观要素均在书中隐隐浮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失落的一代》是一部过于主观性的著作，该书的思考极其全面而冷静，且常常切中要害。第一部分作者用三个章节全面分析了上山下乡运动发动的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以及社会经济动机。其中意识形态动机在于培养革命接班人、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以及缩小“三大差别”（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政治动机在于降服红卫兵，以及加强毛泽东的“魅力领袖”式威权。社会经济动机则在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前者为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后者则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围绕这三大动机，第二部分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大体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前奏（1955-1966）、插曲（1966-1968）、大规模群众运动（1968-1976）、运动的末日（1977-1980）以及在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1980年代。其中论述的重点在于第三及第四两个阶段，正如本书副标题“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所体现的。与此相呼应，作者在第三部分以实录加评论的形式描绘了当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图景，第四部分则论述了当时社会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抵制，阐释了运动必然走向末日的命运。第五部分，作者与第一部分的三大动机相呼应，从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总结，浑然一体。并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发人深省。
阅读本书之时，笔者一直在回忆当年在母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的情景。据笔者的记忆，即便是在专业的文革史讲述之中，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分量相对较轻、易于被忽略的领域。因此，潘鸣啸先生的选题对于国内学界和读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这一选题的杰出成果，本书更是弥足珍贵。正如封底评价所言，本书“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给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侧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潘鸣啸先生这部杰出的著作对于我辈年轻后学深入了解共和国那段曾经相对被遮蔽的历史，大有裨益。当然，同时一定要感谢作为译者兼作者好友的欧阳因女士，正是她与潘鸣啸先生的反复雕琢，使得这个译本如此信达流畅，几无译文之感。
最后，有很多人说这是一本献给我们父辈的书，正如作者在扉页舒婷女士的诗歌《一代人的呼声》背后所写的，“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笔者个人经验而言，我的父母都出身于陕西农村，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给了父母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进而影响到了我的命运——我得以在城市出生、成长并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父母时常忆及当年的中学老师——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对于他们的重要帮助，每逢此时，我时常心怀感恩，对那些不曾相识无缘谋面的人们。在书中他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在共和国动荡的时代大潮中被改变了自身的命运，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光和热影响了当地的农村孩子，给了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或许当年运动发动的动机之中的多数要素均已不复存在，然而城乡差别等问题依然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今日以学术的形式和名义追忆他们的历史与生活、他们面临的痛苦与纠结，或许我们也可以期望后辈将来愿意追忆与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压力、苦难与抉择。当然，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个时代之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给那些或许永远不会认得我们的孩子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笔者：新浪微博Peter_Pan_Artkokoro） 说起读潘鸣啸先生的《失落的一代》一书，我得首先感谢法星社网络读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得这本书走进我的视野，继而使我能读有所获。
作为一个史部学子，我在研读潘先生此书之前恰巧读了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本书，后又得以当面请教书中提到的韩少功先生，故而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制度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及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上有一些感悟与体察，然前两者体系宏大驳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事件的关系属于总分的范畴，故在此仅就第三个问题略作阐发。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这一问题，首先是受到韩少功先生关于当前社会由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倾向导致道德真空这一观点启发的，后来又在本书中得到了更为具象的感知。其实考究中国的民族历史特性，物质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相反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下，中国人向来更注重操守名节和家国民族利益，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宣传仍是着眼于此，即重道德和集体利益。但是现实中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却确确实实主导着大部分人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变化。
潘鸣啸先生在《失落的一代》中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上世纪下半叶初，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华夏大地上展开，广大城市知识青年或怀着理想或被迫走进农村，踏向农场。无论是否自愿，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农村与他们想象中不同的实际面貌时，当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能真正为改善农村面貌发挥作用时，当他们惊觉自己的生命有可能就碌碌消逝在田地间时，他们万分失望，想方设法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追求。至少在政府放弃继续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运动结束以后知青回城和就业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又是如此强烈，因而在这个反差中就孕育了个人主义。在没有合理的制度及严格执行的保障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回城的名额，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使用了诸如行贿、走后门、权色交易、装病、假离婚等违反法律或道德的手段，这些就是个人主义的开端，或者说极致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质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是否有如此效果，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所涉及的是整整一代青年与他们的家庭以及接待他们的广大农村时，这种质疑便会自觉地消失。并且，我们该想到，消极倾向的传播性是远远甚于积极倾向的，这种个人主义倾向通过知青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而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我们今天。
当然，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相连的只是个人主义，尚谈不上物质主义，但是，后来物质主义的涌进是否就与由于运动造成的种种扭曲无关了呢？我们无法置可否。就此而言，我心中甚至产生了对此书书名的怀疑，因为失落的怎仅仅是一代人？
不过，过分的苛责自然也是不必要的。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泛滥并非上山下乡运动独自的过错，其中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另外一方面，单就个人主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会造成道德真空，此一点研究西方便可明晰，问题在于个人主义泛滥的同时物质主义也极尽其能事，导致社会普遍缺乏有约束力的信仰，进而就造成了当前颇为诟病的道德问题。所以，我们苛责的点在于上山下乡运动充当了问题产生的众多合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史学上有“了解之同情”一说，我想在此处该最能体现。我们要做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必须尽最大可能给予运动中的无数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庭以史学的“同情”，如此方能对整个运动有更深的认识。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这种失落的代价太大。
说心里话，看这本书，我真是下了点决心。
我不想谈书上已有的东西，只想说说我所看到的这场运动的后遗症。
虽说我属于70后，但我们的上一辈中却有不少经历了这应当说是不堪回首的运动。母亲的三个妹妹响应号召——到南北彊最边远的乡村，直到今天，还有一个仍在边远小县城。而学习优秀，表现积极，却因出身问题总是低人一等的岳母，初中刚刚毕业，就被动员到了新疆兵团，并扎下根本，一晃数十年。虽说有兄弟姐妹，但“提钱伤感情，提感情伤钱”的今天，上海老辈留下的房产、家产俱无一分一毫，所以说而今蓬勃发展的大上海，与老人已经没有太大关系。还有身边很多父母是上海知青的同学因为八十年代末期有政策，上海可以解决一个子女的户口，回到了上海，却未曾想上海的亲戚们却认为他（她）是来抢财产的。亲情变成了连普通两姓旁人尚且都不如的恨意。曾经上海发生过的真实案例：外甥杀了舅舅，就是这类事情中的一件罢了.......
对于这一运动，作为普通人，我实在不想多说，只不过想起两句诗：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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