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历程 - 书评
本书辑录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地区发表而未收入大陆《黄仁宇全集》的论文、随笔、书评等14篇文字。黄仁宇先生的文字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纵横中外、从容讲解的风格，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 ...此主题为自动生成的书评内容贴，书籍链接地址: http://www.dothinking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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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人是先买了此书再去看黄仁宇的其他作品的吧...惭愧说对中国历史我一片空白，可能任何一个看过清宫剧的阿姨婶婶都比我知道得多。《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摆在书店人文社科的显眼处，可是我却买了这本其零散论文的集结之作，也许是书名限定的范围在前两者之中，不大不小。
首先高兴是文章都不是叙事性的（也许是我多虑了），即没有历史故事感，而是通过数据，资料，计算来得到非常严谨的结论，明代某年的财政盈余或赤字清清楚楚用表格列好，讲起来底气十足又清晰，这也是我喜欢的方式。
主要有两点想说：
第一，是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明末官僚倪元璐，他在仕途中提出的一系列比较具有前瞻性的财政管理的建议，其中之一是为明帝国的财政管理设定一个位于南方的地理上的基地，开始设想在九江，武昌，后来因局势而考虑南移福建。在我看来，这个想法兼顾政治与经济因素，即虽然政治中心在北方，繁盛市井却居南隅，这已成事实。倪元璐的顺水推舟的“基地”想法除了中央对南方赋税贸易等的控制需要加强之外，还似乎预见了明代遗民后来在南方的抵抗运动。当然倪还有很多经济学的见解也是比较先进现实的，比如对个人利益及利润驱动的认识等，早就与正统儒家的义利观相悖，（不过其功利主义还是保守而非冲破道德的）而富绝对的实用色彩了。还有一例是讲晚明君主对明太祖建立的基本原则的恪守，光阴流转时代前进，“静止的国度”是不可能走得宽阔无穷的，“官方僵硬的儒学意识形态”束缚着整个政治体系中小部分的改良，纵使户部尚书能够有超强记忆，能够洞见弊病，能够事无巨细地记录，或者能够鼓足勇气去提出对税赋田租的改良建议，等待他的不过是陪明王朝走一段下坡路或者陷入缧绁之中吧。只在课本上学过唯物史观，如果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也是符合的，前文主要讲的该是两者展开的原理关系。再说到近代，后辑录了一些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文字史料。给我感觉是“客观”二字。历史课本除了说其背叛国民革命以及统治时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外，就只着重关注了后者的思想及军事成就。但这里的文章中评价蒋政府“奠定新中国的一个高层机构，已有历史的事迹做明证，蒋以‘忍辱负重’和‘埋头苦干’的办法，将原始的和不能和衷共济的因素，结成一个现代型的军事政治组织”，而毛则“造一个新的低层机构”。我不知道这是否精确地指的是某一时期还是高度概括性的评价。不过这一方式于我极新鲜，上层官僚和下层农民的统一在一个政党手中似乎不可能完成，抗战时期的精诚合作便是建立在两党战线的基础上。另外，我们说上层建筑一定要符合经济基础的状况，一例中共在潞城一个村庄的组织，用威逼利诱，“打土豪分财产”的方式控制村庄，然后“有适当教育的中共人士”才整批进入，再度分田，教导他们为善合群。这种事说出来好像不怎么体面，蒋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的，既然旧的社会制度已经到了不可能发展下去的地步，那此举也算是合情有趣了吧。
二是“数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网上看见很多人关于这个争得极凶，不同专家不同理解。仅从文本出发，我的对其解读便是简单的数据收集陈列汇总公开等等流程。明显的是晚明政府是没有能力也不会这样来对待财政的，神宗皇帝甚至藏着不知额数的小金库不肯借给国家，更不必谈整个帝国的完善经济数据体系了。不过文章还谈到黄先生对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府的期许，现在看来这样的期许似乎放到今天仍是美好的，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一定距离。还有就是书中无比强调的这一种技术上看似冷血的管理模式，的确是可以带来清晰明确的财政布景，或许透明的运作和绝对高效率的商业社会模式，但是道德的位置向来很高，难道可以弃之不顾？再想几千年来统治阶层倡导的浮于空中的道德仁义对比在数目字管理下财富积累惊人的蓬勃社会，答案不言自明吧。高二以来接受新观点之一就是过分的道德强调不如法律数字来得迅速高效，管理国家需要的是实力速度而非漫长静止甚而无结果的教化。这些天也看到很多人胡乱批判黄仁宇的数目字理论，也许存断章取义之嫌。
现在想来用这种理性温和的态度看待严肃历史倒是很爽快的体验，也许先读这本书也是好事，小小的平台，无忌的猜测，就从这里出发，去更深更远处。 关于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发展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来考量，似乎已成为主流共识。
顺着这个逻辑来讲，中国的古代历史基本上是这样的：封闭而又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对于水利设施的依赖需要强有力中央集权的统治，基于经验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人伦的祖先崇拜————中央集权以世袭制延续，非国家重大事务依赖人伦纲常来决策——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经商行为受到抑制——没有人身自由和私有产权概念，民法长期缺位——自由主义不兴，科学民主不立。
黄先生对蒋中正、毛润之两位领袖的历史评价还是很精当的，即分别把下层农民和上层官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状态重新集结成了紧密的组织，这种组织正是商业文明社会的基础。
从最近的阅读体验来看，科学和民主是结果，法制是手段，自由才是本质。
细想也是，既然单个人的自由最重要，那么，每个人的自由也最重要。
自由是个相对概念，其境界差不多可以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界定，跳出中国人的范畴，才能达到地球人的那个理念。打个比方，对于一般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亦常分别集中在主权和人权，这其实完全就是两种不同境界的自由层次需求，背后是历史赋予每个人的沉重负担，作为个体，你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当然，也可以无视。
个体自由的发展程度决定一切，我心中的社会发展模型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二者相互推动。
据此，我乐观地认为，中国人的忍耐将换来一个美丽的未来。只是仍然无奈地迷惑于接受、拒绝还是无视。 韧性、差异化竞争及推广
——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
按：这是应《中国编辑》约稿而作，刊今年第六期。据编辑耿丽萍小姐说，是俞晓群先生推荐我的。谢谢俞师。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
虽然我们联系上了，但还有比较费力的地方。原来我只能用英文同黄培乐联络，他不懂中文。我是半吊子英文，只能看不能写。幸好有两位英文系毕业的同事——马昕和王瑞玲，她们两人在我联系新版出版事宜上帮了大忙。有关新版的商讨，先后大概往来二十多封邮件，直到2006年2月初，新版合同才正式签订，一共签了两个版本，文字本和图文本。文字本即“增订本”，算是此前版权的合理延续，图文本即“增订纪念本”，则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版本。至此，我可以全身心投入新版编辑中了。
《万历十五年》新版文字本封面 《万历十五年》新版图文本封面
《万》两个新版陆续上市并获得成功之后，我开始考虑黄仁宇《全集》集外文字的辑录与出版。当我跟黄培乐先生谈了这个想法时，他很支持，但对其中的版权问题表示疑虑。我搜集、整理黄仁宇散见于港澳台及美国、德国等地报刊杂志的文字，并向律师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对黄培乐先生释疑。往来邮件不断，又是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2010年2月才签订《现代中国的历程》出版合同。
搜集黄仁宇集外文字，也是一个耗时费力的事情。幸好有台湾耿立群女士编订了《黄仁宇作品目录》，我才得以按图索骥去找。耿女士还惠寄了多篇文章的复印件。2008年10月我去台湾，专程拜谢了耿女士。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一个选题，虽经辛苦劳作，但因故无疾而终却是常事。在黄仁宇作品出版之前，这种深深的无望感常在我脑海徘徊。联系版权，多方查找资料，考虑如何补充文字，逐步完善策划意图……常常十天半个月甚至数月没有什么进展，焦虑时时袭来，但我知道，有个很好的目的地就在那里，值得你为它付出努力，于是坚持下去，往前推进。谢天谢地，最后，它们都顺利出生了，而且成长得都还不错。
一鱼可多吃
《万》新版最终以现在的面貌问世之前，有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策划过程。2004年中期，我提出一个“大话/聚焦万历”书系的策划案，围绕明史与万历皇帝做一系列书，包括：《万》、《风雪定陵》、《万历传》、《万历王朝潜规则》等。这个策划案很不成熟，最后因为无法联系版权、作者而告夭折。到下半年，始计划专攻《万》新版。书局保存了两卷《万》出版档案，我曾仔细翻阅研究，为做新版打下坚实基础。
据我在2004年11月9日给黄培乐的邮件，要做两个版本：一是续签纯文字本，二是做插图本。一年后，2005年11月7日，我给书局的情况汇报中提到版别是：“特别纪念版——中华书局作为首次推出黄仁宇作品的出版社，具有特别的意义。黄仁宇先生本人对此亦非常感怀于心。如今20多年过去了，黄先生也已作古，推出本版，当具有特别纪念的意义。”“插图珍藏版——除纪念版增加的内容外，本版将增加清晰贴切的历史图片。全书在版式设计上应更为精美好看。”这时，两个版本的具体做法已经渐渐明晰。
但是，推出新版的压力还是非常大。我在2006年新版推出之前的推广策划案中说：“在大陆，三联1992年开始推出黄仁宇作品，1997年收入我局《万历十五年》，极大增强了黄仁宇品牌的效应，截至目前，三联版印数已达24万册，远远超过我局累计印数8万册的水平。期间，我局版权2004年底到期，三联版的销售更是呈上升态势。”我得时时考虑这样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华老版销售不力的状况并力图超越势头良好的三联版？
我想到的对策就是差异化竞争。在新版推广策划案中，我写道：“三联版是作为作品系列之一种（全集之一），相比起来，中华版是单行本形式，有更多的操作空间。”我明确阐述新版策划意图：一是“重新认识经典，开拓阅读层面，深度普及”；二是进行“差异化定位，提升中华版《万历十五年》竞争力”。对具体做法，我在策划案中提出三点：
（1）扩充内容
增收黄仁宇的未刊文字和图片、富路特序（《万》英文版序言，美国历史学家富路特所作——编者注）、欧蒲台书评、黄仁宇与书局往来部分信件、傅璇琮回忆出版经过等。
（2）拓展新的阅读层面
作为一部经典，该书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很多读法。将这些读法揭示出来，将更有利于该书的推广。人们其实已经跳出“读历史书谈历史”的思维，开始谈论该书新的读法……其中，曾文祺的读法最为引人注目。这种读法跟目前的商业环境勾连很紧，如果适当地予以运用或推动，将在企业员工中带动阅读。
（3）制作更有吸引力的封面
与拓展阅读层面相照应，在封底放上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读法），各界知名人士倾情推荐语。制作说服力很强的腰封，告知读者本书所经历的光荣历程（奖项）。
我希望新版从内容到装帧上，都能与中华和三联的老版不同，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首先是推出文字本还是插图本这个问题上，我一直犹豫不决。先出文字本，怕与三联本区别不开，造成直接冲突；先出图文本，则势必在定价上要高出文字本一大截，亦恐影响销售。编辑室主任宋志军力主首推图文本，理由在于图文本从外观上就可以直接跟三联版区别开来，便于读者选择，稍后才推出文字版。最后，我听从了这个意见，还是以增强差异化为上策。事后看来，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图文新版于2006年8月推出，其最大的特色，是在内容上做了很大的完善。
第一，核校了全部文字，改正了过去的一些刊印错误，甚至是内容方面的一些错误。比如，海瑞的遗产，老版记为“二十余两”白银。这是误记。英文本所记是“不足二十两”，王国宪辑《海忠介公年谱》所载为“十余两”，后两者一致。海瑞为回族人，他为母贺寿，《明史》本传言“市肉二斤”，而老版误为买了两斤猪肉。查英文版原文，黄先生用的是“pork（猪肉）”一词，看来是他本人误记。这次均予以改正。李贽的悼妻诗《哭黄宜人》其四：“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老版误作“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治家”。这次也根据李贽《焚书》一并改正。这些内容上的校正，是一种很大的改善。
第二，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四篇文字。黄先生的这篇文章以一个战例具体说明了明代官僚制度的弊病，是对《万》主旨的有力补充。原文发表在印量很少、印行时间较早的《明史研究论丛》上，这次收入新版，也是一个新亮点。而且，为了读者直观地了解当年战役态势，我们参考李治亭的著作，专门制作了一幅作战示意图，附于书中。另外三篇文字分别是富路特教授（L. Carrington Goodrich）所撰英文本序言、美国畅销书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所撰长篇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和黄仁宇之妹黄粹存女士所撰读后感《皇帝只是个牌位》。这些文字均从不同的侧面评述了本书。这些文字丰富了《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万》的理解。
第三，新版还增加了30余幅历史图片，其中包括11幅彩图。图片是一种直观的视觉材料。出版中文版时，黄仁宇就曾希望能插入图片，后来由于条件限制，没能实现。这次新版算是帮助他完成未了心愿。这些图片贴切地展示了文字所要讲述的内容，尤其是彩图，相当细致有味，反映了明代当时的精神氛围。
文字的校订和增补是读者一时难以看出来的内功，而图片及封面则是读者可以直接感知的因素，一样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出版业领袖玛丽莲罗斯和汤姆罗斯合著的《售书攻略》中说：“我们生活在充满视觉刺激的世界中。据研究，出版物中印刷上图片会增加一篇文章35%～40%的读者缘。”为挑选收入书中的彩色图片，我找了很多图片资料作备选，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进行精选，并力图与书中文字相映照。听说有业界前辈知道书局要做《万》图文版时很担心做不出味道，甚至有位前辈自告奋勇要求参与插图工作（因故未果），新版出来后他们均表示超出想象。我最早在天涯论坛发布新版书讯时，有网友提醒勿成注水书，而新版上市后获得读者欢迎，似无此讥。
对新版封面的制作，也严格要求。刚开始，我请了三个设计工作室做样稿，都不太满意。后来选定SDD工作室，但是，好几稿都是比较呆板或者素净的样子。我很不满意，对设计人夏冬说，能不能活泼些，更吸引人些？夏冬回答我，这书是好书，不怕素。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这书是好书？她说，就是这次设计封面时阅读样书。我跟她说：“那就对了，这书已经卖了二十多年了，影响很大，可是你并不知道。很多人知道它，但是，更多的人不知道它。这就是事实。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活泼的、有色彩的封面，能够吸引人，让读者能被封面吸引过来，然后接近这本书。”后来，我们选用了一幅反映明代以文统武特质的《平番得胜图》，做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令我稍感欣慰的是，有不少媒体和书评界的朋友对新版封面表示赞赏。
从图文版推出后的效果来看，差异化策略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在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但最终较好地实现了策划意图。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位师兄在书店发现了图文版，非常喜欢，虽然他已经有《万》，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新版。从网友评论来看，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他们是看中了新版的收藏价值。还有一个现象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在2007年1月推出文字新版后，图文版在地面书店的销量一直高于文字版，而文字版在网店销量高。网上购书者往往直奔低定价而去，而在地面书店，读者是看到了实际图书，因喜欢而不顾较高的定价就买了。图文版定价36元，比三联本及中华文字版的18元定价高一倍。图文版首印原定20000册，因有同事担心暑期快结束及高于三联本的定价而没有竞争优势，遂减为16000册。上市后，很快连续重印，可见这种担心没有成为现实。
出版界人士大概都知道，对于独占性资源，做起来有明显优势。而对于公版书或向多家授权的书，做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一是怕做不出特色，二是怕多版本会分散读者购买力。从我做《万》新版来看，一鱼是可以多吃的，关键是要吃得巧妙，吃出特色——这个思路就是通过差异化策略打造竞争力。更有意思的是，差异化竞争还有可能重新激活市场，促进总体销售，各个版本齐头并进，老版本销量甚至能在推广热潮带动下有较大增长。据统计，中华书局1982年5月首次推出《万》，到2006年8月，老版发货约8万册，平均每年不到6千册。2006年8月，图文本上市，掀起媒体关注热潮，此后销售显著增加。截至今年7月，图文本发了13万多册，新版文字本发了19万多册，累计逾32万册，每年6万册。三联书店版《万》，1997年5月出版，至2006年6月，印数为26万多册，每年2.8万册；2006年6月之后印数为22万册，每年4.4万册。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华书局传统经典图书的出版上。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书局内部担心将《诗经》、《论语》等经典做简体字版后，会影响繁体版的销售。但随着近几年书局在经典普及出版上的运作，简体字版经典图书销量可观，而原先的繁体版销量也有增加——看来，两者构成互补的关系，拓宽了销售渠道。
推广有空间
图书是商品，需要推广。我认为，图书从选题计划提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推广的历程。最基本的是，书名叫什么，封面文案如何，等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受众的印象，从而影响销售态势。《万》新版虽然分文字版和图文版，而图文版最后定名为“增订纪念本”（这是在最后一刻得益于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的建议，即“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30周年”），显然比“插图珍藏版”更具特别的意义。为配合这一定名，我从黄培乐先生寄来的照片中选择了黄仁宇晚年照片一帧及黄夫人格尔女士所绘肖像，置于书前，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黄仁宇集外文字，我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既是揭示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意在观察现代中国何由诞生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也是暗合时下社会关注中国该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潮流。这个书名与我对黄仁宇著作的理解有关（我在《万》新版推广策划案中就说：“他给公众讲述明朝的故事，无非也是要退后五百年，看清现代中国之来路。”），也是借用台湾多年以前的一部论文集名称，内中收黄仁宇文字一篇（该文已收入黄仁宇作品系列中，故此次未收）。曾有同事建议用书中某篇文章题目做书名，比如《中国社会的特质》，或者围绕写蒋介石的三篇文字来取名（以合刻下蒋介石出版热）。但仔细思来，都不如原拟名切题、大气，并给人以贴近现实感。黄培乐来信对这个书名很肯定，而此书问世之后，也获得了很多读者的认可。在封面上，我选用了黄仁宇一段自述（见其自传《黄河青山》），着眼于东西方历史的融汇；并加了两行推广语：“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书名、推广语与自述互相呼应。推广语也是几经思考后拟定，“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明白直接，对黄仁宇有点印象的人也许会有如下感觉：“黄仁宇的书不是出完了吗？怎么还有新的？”“黄仁宇的新书？得看一看！”这种心理上自然产生的疑问及期待，将是推动销售的最好原动力。注意，我没说“黄仁宇的新书”，而是如实阐述“黄仁宇作品的最新结集”，并在出版说明里予以详细交代。
《现代中国的历程》书影
图书出版以后，我有选择性地寄一些样书给媒体朋友及书评人、学者，并与他们保持联系。我相信当图书符合他们的期望时，才有可能获得关注。如果一本书本身做得很差，内容也寡淡，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垂青。媒体的关注可能会极大促进销售，但也可能效果不那么明显。2007年我编辑的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上市，因写法新颖、内涵厚重，掀起一阵报道热潮，关注的媒体涵盖网络、报刊、电台及电视台——按一位业内朋友说，那是“畅销书的架势”，但销售并无大起色。我在反思，可能图书本身做得有问题，考虑今后重新运作。幸运的是，《万》新版和《现代中国的历程》大大得益于媒体推广。
2006年8月1日，《新京报》出了半版报道：《新版<万历十五年>修订原版错误》。这是头天下午临下班时记者曹雪萍跟我长聊两三个小时后的成果。报道出来后，新版尚未上市，但该文已引发媒体关注热潮。此后，我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新版的推出及其报道较好达到了当初的策划意图之一“重新认识经典……深度普及”，做大了这本书的销售盘子。我注意到，很多读者是在新版上市后才知道《万》这本书的。书局2003年就与开卷信息技术公司合作。根据开卷公司监测数据，在图文本上市之前，三联本月零售量大约在500～700册之间，但此后却节节攀升，一度高达2200多册；而图文本则曾取得过1800多册的成绩。由于开卷公司监测的只是一部分采样书店，实际销量一般是其监测数字的4～5倍，可见其时新版上市与媒体报道的良性互动。
《现代中国的历程》上市后，也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相继入选“新浪中国好书榜”4月总榜第一名和“2011年上半年榜十佳好书”第二名、《新京报》“2011年夏季最值得阅读的2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上半年榜10本好书”第一名、2011年第三届新安读书月十佳好书等，连续4月来销量稳中有升，目前已5印，累计5万册。
早在编辑《万》新版时，我就考虑摒弃履历式的作者简介，以黄仁宇“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及其“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的主张入手来介绍他。我相信这样的文字更具亲和力。我很欣慰地看到，有许多网友直接引用这段文字来介绍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于是也沿用了这个简介。
如今资讯发达，网络迅捷，编辑常常披挂上阵直面市场推广。我现在常常在新浪微博上关注、搜索、转发有关《万》及《现代中国的历程》的读者评论、销售榜单等信息，并在线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有如面对面交流，效果较好。“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上半年榜十佳好书榜单公布后，转发率极高，很多读者因此关注这些书，并按图索骥去买。
出版是一项需要合作的事业。我很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但我也有感到遗憾的地方。编辑是出版社内最熟悉选题的人，也最有责任照料好自己的图书——除了悉心琢磨图书本身之外，还须争取更多同事，尤其是销售部门的支持，坚定他们的信心。但这一点我做得并不好，这两本书首印数均偏低就是证明。当然，我很感激他们在图书上市后及时添货与关注，使得图书避免断货，能在市场持续热销。
图书本身的做法上，也留有遗憾，本来也许可做得更好。前面提到，《万年 开始一直没弄明白黄公这本书的主旨，直到看了“蒋介石”和“蒋介石的日记”这两篇才明白黄公所要表达的观点。前面关于唐宋和明清帝国的论述，不过是在剖析中国古代国家无法“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这一核心问题。至于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则在以上两篇予以回答。 我以前的评论，转这里吧，供大家参考。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到底啥意思
2011-05-03 12:51:42
按：这本是我综述黄仁宇名著《万历十五年》三十年历程的文章里头的，现单独拿出来放这里。要理解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推荐参看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索托《资本的秘密》两本书。
与中国传统史观倾向于道德褒贬不同，黄仁宇的历史观着重从技术上解释历史，其中的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常被误解。连称赞《万》的学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与田溯宁都将之等同为“数字化管理”，王小波视之为统计数字，并质疑“数字可以是假的”。网友“维舟”撰文论证这是一个伪命题。该文旁征博引，把“数目字管理”解释为“标准化管理”，论证由此会带来集权化以否定之。这些理解望文生义，或强作解人。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早就强调明代官员窜改数字以及因袭成例的习惯，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册居然沿用到民国年间。《万》展现的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如何扼杀了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黄对集权化的弊端不可不谓认识深刻。
实际上，黄的“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不提倡道德高调，而是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积累快速惊人，但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司法独立公平，信息真实透明，贪官与奸商难以生存；人们拥有权利，但不乞求特权。（可参阅曼瑟奥尔森、凯斯R孙斯坦、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的著述。）
尽管黄仁宇一再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敷设高层与低层机构之间的法律与经济联系表示乐观，但笔者未敢轻许。漫步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如实申报普查资料，真实反映经济全貌”的标语，可以想象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相当距离，而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也表明今天与传统中国还有着几分相似。
2011-05-03 13:10:17: 西丰客人
“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段话是黄仁宇自己说的，见其回忆录《黄河青山》。这段话跟索托、奥尔森等人的著作极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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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3 13:13:33: Irisgu (不倒翁！会好起来的：）)
学术界这种拿起来名词就大肆评论和阐述，继而演变成一场历时长久的对话现象太多了（本想用“鸡同鸭讲”来描述着现象，但想想太不尊敬了，故舍），很赞楼主这种澄清概念的做法。自己也曾向几位老师反映过，就同一主题的诸多文献中涉及到得这个问题进行过评述，但没得到什么回应，不知道是自己理解的偏颇了，还是这问题不值得思考？但在我看来是个挺值得反思的问题，好好看看别人论述中的假设和解释，可以省去很多无用功；但不知为何大家对此总是避而不谈。
如果楼主对此有理解，希望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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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3 13:18:41: 西丰客人
是啊。很多时候是没厘清概念，就在那批判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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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4 17:20:57: 西丰客人
数目字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黄仁宇自己也写作“数目字管理”，在个别地方他也说过这就是数字化管理，给人造成误解多多。其实真正的含义是“精确化管理”，其首要条件是产权清晰（可靠的私有制），社会资源可以公平地加加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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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7 03:36:49: 非常不小心 (师父，我想你了！)
这一年所讨论的最重要的无逾于中国社会之本质。李公尝称明清为封建体制，我觉得中国社会特质无法与西方比较。
“我的家里就蓄有女奴，难道中国在20世纪，还算奴隶社会。”我说。“什么是女奴，你不是说丫头？”“对，我家里前后有两个丫头，我母亲认作养女，以后让她们各凭己意出嫁，我母亲引以为荣，但是那时候要是将她们卖出，并不犯法。”（我没有言及的，则《红楼梦》所叙也可算丫环社会，至今仍为读者羡慕。）
我也说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在20世纪前半段乃是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见解，但是认为应当创造一个名词，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我日后屡称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
——黄仁宇回忆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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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7 03:49:52: 非常不小心 (师父，我想你了！)
在他笔下，“数目字管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是同义词，他实际上用一个新名词讨论了一个老问题：即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自发实现现代化？
——维舟在他那篇《数目字管理：黄仁宇的伪命题》一开始就得出这个结论其实也可算靠谱，但后面的论证就失之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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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7 03:59:33: 非常不小心 (师父，我想你了！)
抱歉楼主，我答应为你所编的新书《现代中国的历程》写个书评，但迟迟不能交付，心中甚是过意不去。
虽然黄仁宇的书我看过不少，也一直想动笔写写什么，但下到笔处又总觉待思之命题太多，总有无力之感。所以还是想想再说了。
托大之处甚为歉意，再次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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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1 14:47:53: 西丰客人
没事，呵呵 对于不同的国家，“现代化”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于原生自发实现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对中国来说，却意味着脱胎换骨的痛苦转换。这就像鲸作为一种哺乳动物要能像鱼一样在海洋里生活，必须经过漫长的趋同进化过程。事实上，在每一场革命性变迁的历程中，通往新的现代化愿景总要穿过一个泪谷，其中包含着痛苦的自我否弃和自我改造。
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要从“中国社会的特质”、“明代财政管理”开始讲起——虽然这本集子是收录了他散落的一些篇章后冠以这一书名，但其编排确实符合逻辑，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次彻底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原有的特质与现代化的要求距离越远，其转型时的“泪谷”阶段就越是漫长和痛苦。
黄仁宇在开篇即强调：“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很多学者一样，他认为这一体制本身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为了维护大一统的超稳定格局，古代中国发展出一种代价高昂的管理体制：由于各地情况差别悬殊，而任何地方分权和不均衡发展都可能使统一政府走向瓦解崩溃，长期以来帝国中央总是力图限制财政扩张。这使它既是一个“大政府”又是一个“小政府”，因为它一方面无所不管（理论上所有赋税收入都归朝廷，没有地方收入），另一方面政府预算和征税一直相当之少，帝国官员的薪水只占国家开支的极小部分，最高层与中层以下的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管理地带”。
这种管理模式实际上应对的是一个符合理想秩序的静态社会（所以其财政管理“没剩下什么自由活动的空间”，但一旦社会剧烈变动甚至结构性变迁，就立刻显得左支右绌，“财政机器及其官僚的心态对于任何重大决策都缺乏准备”。因此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全面改造的要求：必须在政治伦理、财政收支、管理模式上作出结构性改变，从反动态、反扩张的财政结构转向动态、扩张的结构。按黄仁宇一贯坚持的观点来说，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在他的术语中，这基本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这一转变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它牵涉到最根本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含着激进的反传统一面。一如黄仁宇所强调指出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奠基于一个原则，即“公共福利必须高于个人私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和价值观念。社会的运作不是依赖于市场的经济学原理或国家富强原则（那是受人谴责的），而是儒家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晚明时杨时乔在杭州宣布“税收的估定，完全取决于商人自我申报，而不进行任何官方监管”，这样一种现代看来是渎职的行为在当时却被赞为美谈。黄仁宇的下述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政治稳定性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
只有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的时候，这些社会基础性的价值观和组织原则才会由于受到不断的冲击而被迫应对和改变。在我看来，这也是晚明为何具有如此深远意义的原因所在：在这个社会进化和天灾人祸不断浪涌而来的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原则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虽然自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皇帝和高官们都一直强调“祖制不可更易”，几乎不允许对制度作出任何改变和调整，但形势比人强：事实表明两百年前定下的紧身衣，在一个本身已发生变化的社会来说，是越来越不合身了。因而在明代财政中，就出现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极端：原则上不折不扣地遵从严格的秩序，而事实上却是越来越多的对该原则的侵犯”。
论述“现代化历程”之所以要谈这么多明代的事，不仅因为这是黄仁宇的专长所在，也是因为上述明代的问题，绝大部分都被清朝沿袭了下来。其结果，当鸦片战争炮响的时候，中国人仍然面临着相似的窘境，但却要在更加迫切而密集的内忧外患之中急迫地进行转型。洋务运动和寻求富强就体现了与传统理念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推行新政和革新就需要花钱、需要财政扩张，而洋务运动又强化了地方分权，最终启动了帝国框架崩溃的进程。
值得记取的教训是：中国并不缺乏具备工具理性的优秀技术官僚，缺乏的是一个能应对变迁态势的弹性制度。明代的两位户部尚书夏元吉、王琼对各种数字都有着准确可靠的记忆，王琼尤其能记忆各仓所积以及向各地驻军供应的准确数字；而另一位户部尚书刘中敷因在应对皇帝咨询时没能记起瓦剌人入贡的马、驼数量而被处死。这种对数字敏感的管理才能，也算是中国官僚的一项传统了，但他们的悲剧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个人的数字敏感，无法扭转整个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说到底就是一个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的转变历程。不止是中国，实际上大部分国家在传统上都以静态平衡的社会秩序为理想的——乌托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仿佛那儿一切都井井有条，人人各守其位，处于无须完善的完美之中；但现代化却是在不断打破这种静态平衡后达到的动态平衡，从社会阶层升降到一切秩序，都在眼花缭乱的不断调整和变动之中。黄仁宇所说的侧重于财政管理和政治结构，其实包括文化、阶级、礼仪等等在内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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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35：孙以都：似系“孙任以都”之误。又同页“王业键（Madeline Zelin）”系两人，Madeline Zelin即曾小萍 黄仁宇著《现代中国的历程》，是煌煌十四卷《黄仁宇全集》的集外文。《全集》之所以未收这些文章，或是因为其散见于英美港台的各种报刊杂志，鲜为人知；或是用外文写成，没有中译本，被全集编纂者所疏漏。《历程》中这十四篇论文、随笔，既有笼统地概括中国社会的特质，资本主义的内涵，又有细化地讲明代的财政和军费，以及对蒋介石的评价问题等等。主题貌似零散琐碎，但仔细观之，其背后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其论说分享着一致的逻辑。或许这也和黄仁宇毕生的学术关怀有关，即无论其研究世界史或中国史、政治史或经济史，最终要解答的问题无非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问题，但是却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尤其是作为老一辈历史学家的黄仁宇，亲身经历中国近代史，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和西方的富强繁荣，两方的强烈反差，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促使其认为有使命寻觅中国的落后之源。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他们疑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曾经创造出伟大的科技文明，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距？已有的答案五花八门，有说西方是动的文明，因此带有进取精神，中国是静的文明，因此倾向守成；还有说西方政治民主，可以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中国政治专制，压抑人的创造精神等等。黄仁宇用其大历史观扫描中外数千年后认为，最根本在于中国没有从农业社会成功地转型为商业社会，实行所谓“数目字上的管理”。
“数目字上的管理”，是黄仁宇的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这是西方富国强兵和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一个秘诀。具体而言，在国家的税收方面，政府有计划地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使财政商业化；在商业贸易方面，金融信贷，资金流通，生产销售，人事经营等，都有一套科学的、包含契约精神在内的规章制度可循。在财产权方面，重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强调权利和义务均等，使各种因素互相交换，公平合法。在商业管理方面，强调法制管理，不带个人色彩，避免私人关系干扰等等。总之，这是一套充满技术理性的管理思路和行政思路，可以将整个社会的资源都纳入到一个可以如实计算、系统考核的程序当中。这样的思路和程序，显然是古代中国所无。其原因便是儒家官僚的道德意识太强，重本抑末，求义不求利，压制改革倾向，又习惯性遏制商业发展，在税收和财政方面没有形成全民概归金融操纵的态势，因此才导致中国一直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如果近代中国不从这方面改革，仅仅强调变法或政治革命，均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都是对数目字管理的宏大论述，以及对中国如何缺乏此种管理精神的检讨，《现代中国的历程》则是这些论述和检讨的精编版。无论宏大还是精微，其最初的问题预设清晰可见：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是不能调和的二分，中国必须沿着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样板的现代性方式演进，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此种演进又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管理方面：搞数目字管理，以非意识形态和价值理性的思路治国，是重中之重。其论述还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化约论倾向，就如他在《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一文中竟然这样定义现代化：“我们所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无非是从过去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进入以新型商业条例为依归的管制方式。”其言外之意，似乎，只有确定数目字上的管理，让财政和商业走上正轨，其他政治、文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然而，所谓数目字上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提倡技术理性的思路。如果一个国家普遍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私人关系代替契约精神，以调节息争代替商业诉讼，与现代社会隔膜实属必然。但若过分推崇数目字上的管理，甚至到了一种视之为宗教的程度，其为害之处或许远大于为利。简单举例，如果经济上只重视数目字管理，必然一切以GDP的增长指标为中心；政治上只重视数目字管理，必然造成技术官僚泛滥，治国缺乏人文关怀；如果在社会上只重视数目字管理，必将造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如果在学术上搞数目字管理，必将出现高校建设大跃进，一切考核皆以论文数量为依归的现象。总之，社会上的一切都将被化约成为一串串冰冷的数字，个人的幸福，社会的可承受能力等方面都将被忽视。这些负面效应已经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而且，所谓“现代化”远非仅仅是商业或经济金融的现代化，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部因素在内的现代转型。而且，现代化也并非只有一种方案。然而，在黄仁宇那里，资本主义、现代化、数目字管理却几乎是一回事。谈论西方的崛起，不谈其源远流长的自由、民主传统，单谈其“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这样的现代化无疑是片面而且残缺的。
其实，对于现代化发展过度强调技术理性这一面，在韦伯和海德格尔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检讨和批判，然而黄仁宇直到晚年也仍未对这种思路的负面作用有所反省。颇为有趣的是，黄仁宇在《现代中国的历程》中还忧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放弃以技术理性治国，走拥抱传统的回头路。当然，黄仁宇的忧虑，要考虑其写作的时代语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在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争论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黄仁宇主要的着眼点是中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完成改革开放。然而，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腾飞，到了许纪霖先生所说的“富强已至，文明还远”的阶段，如何摒弃理工科思维治国的弊端，回归人文关怀，拥抱普世价值，超越所谓的“数目字管理”阶段，无疑是时代应有之义。因此，黄仁宇的观点，在今天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不合时宜之处。但是，不妨将其放在时代的脉络里考察，认为这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当地，面对中国问题时一种求解的思路。此种态度在今天，无疑比起理论观点更有价值。
韩戍，《新京报》书评周刊2011年5月21日
献给黄仁宇粉丝的“特别的礼物”
目前内地出版的黄仁宇作品，或号称“黄仁宇全集”，其实并非全璧。由于种种原因，黄仁宇先生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及随笔散见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报刊杂志，为大陆读者所不易搜寻。对于喜爱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读者朋友来说，这一点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途径搜集整理黄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编成一册，作为“特别的礼物”呈给众多的黄仁宇作品爱好者。黄仁宇先生曾坦言“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我们相信本书的形成亦算符合他的宗旨。
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直是黄仁宇先生念兹在兹的关注主题。他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又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黄先生早年经历动荡，从军抗日，中年负笈美国，其间数十年遍游世界各地，考察先进国家进入现代化之程序，并反观中国取得突破之契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可鉴。在他的作品里，主张摒弃意识形态或道德上之争执，注重考察实情实事，“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体察历史发展的真实背景以及未来的真正趋向。本书辑录的文字也正体现了这一特色。是故，我们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而且获得了黄培乐先生的首肯。
本书是搜辑各类文字而成，体例虽有别，但皆值一读，如：《倪元璐：新儒学官僚的“现实主义”》、《16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等英文论文为首次翻译成中文，殊为难得；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长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以公允平和的态度提醒人们理解“中国现代史里一段无从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节”，别具只眼；《站在历史的前端》发表于蒋经国去世后第三天，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视野论定其人政治功业，可算是一份特别的悼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揭秘畅销经典《万历十五年》写作背后的点滴故事，读来饶有趣味。
虽然在搜辑资料、翻译、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编辑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但本书最终得以问世，并受到读者欢迎，迅即登上万圣书园、三联韬奋书店、北京市新华书店等店面畅销排行榜，还是令人感到欣慰。
【本书媒体、销售不完全记录http://www.douban.com/note/14893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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