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良策？”蒙武有些惊愕了。
“长史书令。”嬴政双目炯炯精神分外振作，对王绾一挥手，清晰口授，“其一，王翦将军率三万铁骑，兼程进入三川郡，驻扎洛阳通往三晋之要道，杜绝山东诸侯进出洛阳，着力护持三川郡守依法查究叛秦罪犯，限期一月，务必结案；其二，咸阳令官署将国中祭吕始末、往祭之人以及诸般流言，旬日内备细查实，禀报廷尉府；其三，行人署于旬日之内，将在秦山东士商之诸般谋划、举措及参与之人，一一查勘确凿，禀报廷尉府；其四，廷尉府会同执法六署，依据各方查勘报来的事实凭据，依法议处。”略一喘息，嬴政轻轻问了一句，“如此四条，诸位可有异议？”
“合乎法度，臣无异议！”王翦蒙恬王绾异口同声。
“老国尉以为不妥？”
“老秦人往祭吕不韦，也要查究治罪？”蒙武皱起了眉头。
“国法不二出。老秦人违法，不当治罪？”
“老臣尝闻：法不治众。老秦人受山东士商蛊惑，往祭文信侯并传播流言，固然违法。然人数过千过万，且大多是茫然追随，若尽皆治罪，伤国人之心太甚也。老臣以为，此等无心违法之众，宣示训诫可也，不宜生硬论法。”
嬴政略一沉吟，淡淡笑道：“诸位谁可背得《商君书》？”
“法家典籍，臣等不如君上精熟。”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了一句。
“也好，我给老国尉念几句。”嬴政一摆手，大步转悠着铿锵吟诵起来，“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行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略一停顿，嬴政解说道，“商君是说，国府立法行法，须得教庶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明。今日秦国有法在先，人人明白，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罚外不罚里，罚重不罚轻，百姓岂不糊涂？天下岂不糊涂？”说罢，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言多国弱。任力言息，言息国强。政做民之所恶，民则守法。政做民之所乐，民则乱法。任民之所善，奸宄必多。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秦人特有的平直口音，将每个字咬得又重又响，一如钉锤在殿堂敲打。末了，嬴政一声粗重的叹息，“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我王崇尚商君，恪守秦法，老臣原本无可非议。”
蒙武沉吟踌躇一句，终是鼓勇开口：“老臣只是觉得，老秦人往祭文信侯，细行也，民心也。当年，国人大举私祭武安君白起。昭襄王非但不责，反倒允准官民同祭。今日譬如当年，老臣唯愿我王念及民心，莫将国人往祭与山东士商同等论罪。老臣前议有差，本不当再言。然事关国家安危，老臣不敢不言。”
“辩驳国事，自当言无不尽，我等君臣谁也无须顾忌。”
年青的秦王笑了笑，又沉下了脸色：“老国尉前议，无差。长史前议，同样无差。若无国尉长史赶赴函谷关劝阻，本王之举，必然有失激切褊狭。事态有如此一个反复，不是甚坏事。它使我等体味了商君对人心人性之洞察，也说明，只有法治才是治国至道。”嬴政喘息一声放缓了语调，又倏忽凝重端严起来，“然则，老国尉以文信侯比武安君，却是差矣！武安君白起有功无罪，遭先祖昭襄王无由冤杀，其情可悯。国人虽是私祭，却是秉承大义之举。文信侯不然，伪做阉宦，密进嫪毐，致生国乱，使大秦蒙受立国五百余年前所未有之国耻，其罪昭然！况其业经执法六署勘审论罪，而后依法罢黜，既无错罚，更无冤杀，何能与武安君白起相提并论？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文信侯纵然有功于秦，又何能抵消此等大罪？至于念及民心，枉法姑息，正是文信侯宽法缓刑之流风，本王若亦步亦趋，吕规我随，必将国无宁日，一事无成。老国尉呵，治国便是治众，法若避众，何以为法也！”
默然良久，蒙武深深一躬：“老臣谨受教。”
半月之后，老廷尉领衔的联具上书呈进了东偏殿。
清晨时分，嬴政进了书房，依着习惯，先站在小山一般的文案前，仔细打量了迭次显露在层层卷宗外的白字黑布带，一眼瞥见廷尉卷，只一注目，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的赵高便立即将廷尉卷抽出来，摊开在了旁边书案的案头。待嬴政在宽大的书案前落座，那支大笔已经润好了朱砂架在了笔山，一盅弥漫着独特香气的煮茶也妥帖地摆在了左手咫尺处。一切都是细致周到的，目力可及处却没有一个人影。
“长史可在？”嬴政头也不抬地叩了叩书案。
“臣在。”
外厅应得一声，王绾踩着厚厚的地毡快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依着嬴政的手势捧起了王案上的文卷。虽是掌管国君事务的长史，对于大臣上书，王绾的权力却只是两头：前头接收呈送——督导属吏日每将上书分类登录，夹入布标摆置整齐，以三十卷为一案送王室书房；后头录书督行——国君阅批之后，立即由两名书吏将批文另行抄出两份，一份送各相关官署实施，一份做副本随时备查，带批文的上书做正本存入典籍库。也就是说，在国君批示之前，他这个长史是无权先行开启卷宗的。这卷廷尉上书昨夜子时收到，王绾以例归入今日文卷呈送，也料到了必是秦王今日披阅的第一要件，自然早早守候在了东偏殿外厅等待录书分送。如今见秦王未做批示便召唤自己，心下一怔，料定是这个铁面老廷尉又“斟酌”出了令秦王犯难的题目。然捧卷浏览，王绾却颇觉意外。
老廷尉将窃葬之后的事件定为“外干秦政，私祭乱法，流言惑国”三罪，分为五种情形论定处罚：其一，在秦山东客商与吕氏门下的山东门客、舍人舍人，古代官名，始见《周礼?地官》，职掌各种具体事务。春秋战国，舍人为大臣府吏之通称，多为亲信门客担任，寻常称门客舍人。唐宋之后，舍人成为贵公子的别称，不再是实职官吏。，无论发动、参与私祭或传播流言，皆以“外干秦政”论罪，一律逐出秦国；其二，秦国六百石（禄米）以上官员哭临者，以“私祭乱法”论罪，夺爵位，举族迁房陵房陵，今湖北房县地带，当时为秦国之险山恶水地区。；其三，秦国六百石以下官员哭临私祭者，同前罪，削爵两级，举家迁房陵；其四，凡吕氏门客中的秦国吏员士子，只散布流言而未哭临六国客商所设之灵棚者，以“流言惑国”论罪，保留爵位，举家迁房陵；其五，举凡秦国庶民，哭临私祭并传播流言者，两罪并处，罚十金，并为城旦、鬼薪鬼薪，秦国刑罚，自带衣食为王室太庙打柴。一旬。
“并无不妥。臣以为可也。”王绾明朗回话。
“可在何处？”
“刑罚适当：官吏重罚，庶民轻治。”
“只要依法，轻重无须论之。”
“君上以为不可？”
“不，大可也！”嬴政大笑拍案，“照此批下，一字不改。”摇了摇手，又轻松地长吁了一声，“我是说，老廷尉行法之精妙，不仅在轻重适当，那是法吏当有之能罢了。难在既全大局，又护法制，治众而不伤众，堪称安国之断也。只可惜也，铁面老廷尉年近七旬，秦国后继行法，大匠安在哉！”
“君上远忧，臣深以为是。”王绾一点头，稍许沉吟又道，“臣还得说，此次受罚者涉及官民众多，实乃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似当颁行一道特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好谋划。”嬴政欣然拍案，“这次不劳长史，我试草一书。”
“王之文采必独具风韵，臣拭目以待。”
“只怕长史失望也。”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肃肃淡淡道，“嬴政不善行文，却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质不重文。质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彩也。遍观天下典籍，文采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却觉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商君为甚。《商君书》文句粗简，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般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一无彷徨。长史却说，效商君乎？效孟子乎？”
默然良久，王绾深深一躬：“臣为文职，谨受教。”
次日黎明，王绾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刻颁发。王绾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竟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
告 国 人 书
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秦立国五百余年，一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文信侯吕不韦自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唯其功大，始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文信侯未以领国之权不世之封精诚谋国，反假做阉宦，私进宫闱，致太后陷身，大奸乱政。其时也，朝野动荡，丑秽迭生，秦国蒙羞于天下，诚为我秦人五百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文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事，业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查勘论罪，依法罢黜者，何也？其罪莫大焉！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时也，文信侯不思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聚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弹冠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为安朝野力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祭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籍其门籍其门，秦国刑罚，谓将罪人财产登记没收，家人罚为苦役奴隶。，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班诸侯：但有再行滋扰秦国政事者，决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预也！秦王政十二年春。
王绾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刻简坊去了。
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便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四门。谒者署的传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议一时萧疏，无话可说了。
客居咸阳的山东士商们始则惊愕，继而木然，连聚议对策的心思都没有了，只各人默默打点，预备离开秦国。若在山东六国，如此汹汹民意，任何一国都不敢轻易处置。唯一的良策，只能是恢复死者尊荣，以安抚民心公议。磋商跌宕，各方周旋，没有一年半载，此等几类民变的风潮决然不能平息。洛阳窃葬吕不韦，压迫秦国服软默认，恰好印证了秦国与六国在处置汹汹民意上一般无二。唯其如此判断，才有了山东客商士子们发动的公祭风潮。六国士商们预料：祭吕风潮一起，秦国至少得允许吕氏门客在秦公开传播《吕氏春秋》；若风潮延续不息，吕不韦之冤得以昭雪亦未可知；若山东六国借机施压得当，逼秦国订立休战盟约，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这般种种谋划，虽不是人人都明白自觉，但六国密使与通联主事的几家大商巨贾，却是胸有成算的。
然则，谁也没有料到，秦国反应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公祭风潮发端未及一月，便断然出手。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更没有六国士商们熟悉不过的反复折冲多方斡旋，全然迎头棒喝，将涉祭者全数赶出秦国。如此严密，如此快捷，令习惯于朝事预泄的六国士商们如遇鬼魅，不禁毛骨悚然！但是，真正令山东士商们无言以对处，却在于：秦国依法处置，本国官吏庶民都概莫能外，违背秦法的外邦客商士子能叫喊自己冤枉么？再说，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发出了恶声，再行滋扰不共戴天，哪国还敢出头亢声？作为商旅游士后盾的邦国尚且猥琐，一群商人士子又能如何？更有一层，商旅入秦，原本宗旨只是占据大市以生财聚财，鼓荡议论乃至涉足秦国朝局，一则是本国密使纵容，二则是山东士商风习使然，实非商旅本心所愿。及至鼓荡未成而遭驱赶，商旅们才蓦然明白，自己将失去天下最具活力的最大商市，岂非舍本逐末大大的得不偿失？发端主事的巨商大贾还则罢了，左右在其他国家还有商社根基。一班随波逐流卷入风潮的中小商人们，便是切肤之痛了：一店在秦，离开咸阳没了生意，回到故国重新开张，却是谈何容易，单是向官府市吏行贿的金钱便承受不起，哪有在秦国经商这般省心？
种种痛悔之下，谁还有心再去聚会商议鼓捣秦国？
一时寒凉萧瑟，偌大尚商坊死沉沉没了声息。
老秦人则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叨，竟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也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靠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什伍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隶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是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十数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却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不好么？哭临灵棚，祭奠吕不韦，究竟为个甚来？还不是受人惑乱，心无定见，希图争回个宽政缓刑？仔细想去，果真宽政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那《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而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便是不识相了。
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
倏忽便是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便是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便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哭临私祭，非但立交罚金，还要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服城旦鬼薪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
“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青的秦王才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夏，本王巡查关中。”
蒙恬一句话没说，转身赳赳出了王城。
在诸多精壮离家，奔了苦役之地的时候，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夏忙到了。
关中原野一派前所未有的气象。男女老幼尽皆下田，官署吏员悉数入村，官府车辆被全部征发，咣当轰隆地驶往亭、里亭、里，秦时乡村行政单元，县辖亭，亭辖里。里为村的行政称谓，有时比自然村大。。田间大道上，装载得小山一般晃悠的运麦牛车连绵不断。金黄的麦田，在酷暑之下的无垠原野上一片片消失，比往年夏忙刈麦还热闹快捷了许多。每日清晨，秦王嬴政必出咸阳，乘着一辆轻便轺车，带着一支轻骑马队，沿着渭水北岸的大道一路东驰，正午抵达函谷关；在关城下歇息打尖半个时辰，立即回车，再沿着渭水南岸的田间车道一路巡视回来，准定在暮色时分回到咸阳原野。不入城池，不下田塍，年青的秦王只在秦川原野的大道小路上反复地穿梭着，察看着。说也奇了，每每是那支百人马队拥着那辆青铜轺车驶过眼前，田间烈日下的百姓官吏们，便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活计驻足凝望，眼见年青的秦王挥汗如雨，却始终神色从容地挺立在六尺伞盖之下，不禁遍野肃然。没有希图热闹的万岁呐喊，没有感恩戴德的沿途跪拜，热气蒸腾的原野凝固了一般。
五月末，纳粮的队队牛车络绎上道，紧绷绷的夏抢终于告结了。
秦国朝野堪堪喘息得一阵，不想却是连月大旱，田间掘坑三尺不见湿土，夏种根本无从着手。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得西部几个县而已，如何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担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是无济于事。
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
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
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
第一章 初政飓风 四、旷古大旱 老话题突然重现
水，第一次成了秦国朝野焦灼议论的共同话题。
旱，第一次使风调雨顺的关中成了秦国的软肋。
曾几何时，水患尚是华夏部族的最大威胁。“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恐怖传说，还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直到战国之世，华夏大地的气候山水格局,仍然是湿热多雨河流纵横水量丰沛林木葱茏。其时，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唯其如此，天下便有了“益水”之说。益水者，可用之水也。盖大川巨泽浩洋不息，水患频仍，耕耘渔猎者常有灭顶之灾。是故，大水周边人烟稀少，遂成蛮荒山林。显然，在人口稀少的农耕时代，水太多是没有益处的。譬如楚国，大泽连天江川纵横，仅仅一个云梦泽，便相当于中原几十个诸侯国。吞并吴越两国之后，楚国广袤及于岭南，国土之大几乎与整个北中国相差无几。然则，楚国虽大，富庶根基之地却只在江淮之间，国力反倒不如中原大国。究其因由，高山层叠阻隔水道，江河湖泊聚相碰撞，以致水患多发，人力远不足以克之，水乡泽国遂多成荒僻渔猎之地，能够稳定聚集财富的农耕沃土倒是很少很少。反之，当时的大河流域却已经是益水之地了。自大禹治水疏河入海，大河水系便相对平稳下来。百川归河，河入大海，没有出路的横冲直撞的盲流大水不复见矣。由此水患大减，航道开启，沃野可耕之地大增。于是，大河流域才有了井田铺排，城池多建，村畴连绵，成了华夏文明的生发凝聚之地。
但是，尽管大河流域已成益水之地，水患却依然多发，各国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防川”。天下水家水工，终生揣摩效力者，依旧是如何消除水患。所谓治水，依旧是以消弭河流泛滥为第一要务，灌溉与开通航运尚在其次。截至战国中期，无论是楚国的汉水过郢，还是魏国的引漳入邺、引河通淮（鸿沟），或是秦国的蜀中都江堰，其起始宗旨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
也就是说，对缺水灾难的防备，尚远远没有引起天下关注。
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世的水利大题目。
其时也，秦人最是笃信“益水”之说。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易》辞：“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尚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的益水崇拜所生发。就天下水势而言，秦国之益水丰盛冠绝一时，实在是得利大焉。战国中期，秦国领土已有五个方千里方千里，先秦计算国土之单位。以现代方式换算，一个方千里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五个方千里便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大体是当时整个华夏的四五分之一。以地理形势论，这五个方千里大体由六大块构成：关中平原、陇西山地、河西高原、巴蜀两郡、汉水南郡、河东河内。在当时，这六大区域都是土地肥沃水流合用林木茂密草原肥美之地，可耕可采，可渔可猎，没有一地水患频仍民不聊生。
秦国腹地的关中平原，更是得天独厚的益水区域。老秦人谚云：“九水十八池，东西八百里。”说的便是关中益水之丰饶，山川之形胜。所谓九水：渭水、泾水、沣水、洛水、灞水、浐水、滈水、潏水、涝水。这九水，都是带有支流的滔滔大水，若是连同支流分流在内，秦川的大小河流无论如何在五七十条之多。秦国划县，素有“县各有山有水”之说，可见秦川河流湖泊之均衡丰盛。所谓十八池，是分布在八百里秦川的十八片大小湖泊，由西而东数去：牛首池、西陂池、鹤池、盘池、冰池、滈池、兰池、初池、糜池、蒯池、郎池、积草池、当路池、洪陂池、东陂池、苇埔、美陂、樵获池。唯其河流如织湖泊点点，秦川自古便有“陆海”之名。直到西汉，尚有名士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云：“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池窈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活画出河流湖泊在关中村野城池间交织出的一幅山水长卷，况乎秦时？
益水丰厚，沃野可耕，被山带河，兵戈难侵。这便是秦川。
唯其得天独厚，故自三皇五帝以来，关中便是天下公认的形胜之地。这里悠悠然滋生了以深厚耕稼传统为根基的创造礼制文明的周人，也轰轰然成长了半农半牧最终以农战法制文明震慑天下的秦人。在中国文明的前三千年历史上，一地接连滋生出中华两大主流文明，实在是绝无仅有，天地异数。拜天地厚赐，秦川本该早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大富之区。然则，及至战国后期的秦王嬴政即位，秦川还远远不是天下首富之地。东，不及齐国临淄的滨海地区。南，不及楚国的淮水两岸。中，不及魏国的大梁平原。若非秦国多有战胜，从山东六国源源不断地夺取财富人口，仅靠自身产出，实不足以称雄称富于天下。
其间因由，在于秦川还有两害：白毛碱滩，近水旱田。
河流交错，池陂浸渍，秦川的低洼积水地带往往生成一片片奇特的盐碱地。终年渍水，久湿成卤，地皮浸出白生生碱花，夏秋一片汪洋，冬春白尘蔽日，种五谷不出一苗，野草蓬蒿芦苇却生得莽莽连天。此等五谷不生的白毛地，老秦人呼为“盐碱滩”。这盐碱滩，有害田之能，毗邻良田但有排水不畅，三五年便被吞噬，转眼便成了见风起白雾的荒莽碱滩。良田一旦变白，农夫们纵然费尽心力，修得毛渠排水，十数八年也休想改得回来。老秦人自来有农谚云：“水盐花碱，有滩无田，白土杀谷，千丈狼烟。”说得便是这年年有增无减吞噬良田的害人碱滩。秦川西部地势稍高，排水便利，此等碱滩很少生出。然一进入逐渐开阔的秦川中部，从大咸阳开始直到东部洛水入渭之地，此等白毛碱滩便频频生出，小则百亩千亩，大则十数二十里，绿野之中片片秃斑，丑陋得令人憎恶，荒芜得令人痛惜。
平原不平，山塬起伏，秦川又有了无数的塬坡地带。渭水南岸，平原远接南山，其间多有如蓝田塬一般的高地，有南山生发的若干小河流北来关中，水势流畅，尚可利用。况且，其时渭南之地多石山密林，可垦耕地相对狭小，故长期被秦国作为王室苑囿，多有宫室台阁与驻军营地，农耕渔猎人口相对稀少。一言以蔽之，关中渭南（渭水之南）纵然有旱，对秦国也不会构成多大威胁。
关中之旱，要害在于人口聚集的渭北地带。
渭水北岸的平原，向北伸展百余里后迭次增高，直达河西高原，形成了广袤的土山塬坡地带。此等塬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土峁交错，沟壑纵横，濒临河池。农人望水而居，说起来是可垦可耕，然却偏偏是临水而旱，瘠薄难收。即便正常年景，塬坡地也不足平原良田的三四成收成。若遇少雨之年，则可能是平原良田之一成，甚或颗粒无收。老秦人谚云：“勤耕无收，望水成旱，有雨果腹，无雨熬煎。”说的便是这塬坡地人家的苦楚艰辛。盖平地临水，一村一里尚可合力开出几条毛渠，于少雨之时引水灌田，至少可保正常年成。塬坡地不然，眼看三五里之内便有河流池陂，却只能望水兴叹。要将河流池陂之水引上塬坡，却是谈何容易！不说一村数村，便是合一县数县之民力，也未必能在三五年内成渠用水。更有一样，其时战事多发，精壮男子多入军旅，留耕男女则随时可能被征发为辎重民伕。郡县官署得应对战事征发，根本不可能筹划水利，即便有筹划，也挤不出集中民力修渠引水的大段时日。
有此两害，当时的关中只能是完全的靠天吃饭。
秦强六世，蹉跎跌宕，两害如斯。
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历任丞相都曾殚精竭虑，力图解决秦国腹地两大害，却终因种种突发事变而连番搁浅。商鞅方立谋划，遇孝公英年猝死，自己也在朝局突变中惨遭车裂，大兴水利遂成泡影。秦惠王张仪一代，迭遇六国遏制秦国崛起而屡屡合纵攻秦，大战连绵内外吃紧，关中水利无暇以顾。秦昭王前中期，秦国与山东合纵与赵国生死大决，几乎是举国为兵，完全无暇他顾。秦昭王后期，计然家蔡泽为丞相，对关中渭北地带做了翔实踏勘，上书提出应对之策：“渭北临水旱田计四万余顷，白毛碱滩两万余顷。该当引泾出山，居高临下南灌关中，解旱情，排盐碱，良田大增，则秦川之富无可限量也！”正在蔡泽一力筹划的关中水利将要上马之际，却逢秦国低谷，内外交困，秦昭王不得不奉行“守成固国”方略，小心翼翼地处置王储大事，治水又不得不束之高阁。孝文王庄襄王两代四年，吕不韦领国，欲展经济之长以大富秦国，却又连逢交接危机，稳定朝局成为第一要务，始终不能全力解决关中经济之病根。期间秦王政年少，太后掣肘，嫪毐乱国，内外政事法度大乱。吕不韦艰难斡旋捉襟见肘，虽一力使泾水工程艰难上马，却无法大举民力，只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吊着，八九年中时动时停时断时续，始终不见功效。
猝遇亘古大旱，秦国第一次惶惶然了。
秦人心里第一次没底了。自诩天下形胜膏腴的秦川，原来这般不经折腾，一场大旱未了，立见萧疏饥荒。如此看去，秦国根基也实在太脆弱了。说到底，再是风调雨顺之地，老天也难免有打盹时刻，雨水但有不济，立马便是年馑，庶民谈何殷实？此等大旱不说三五年来一次，十年数十年来一次，秦国也是经受不起，遑论富强于天下？
朝野惶惶，关中的水情水事，以及长期搁置而不死不活的河渠谋划，都在一夜之间突然泛起。经济大臣们火急火燎，各署聚议，纷纷上书，请立即大开关中水利。此时，吕不韦已经罢黜，没有了开府丞相全盘筹划，一应上书都潮水般涌到了王城。月余之间，长史署的文卷房满当当堆了二十六案。有封地的王族老贵胄与功勋大臣们更是忙乱，既要抚慰风尘仆仆赶来告急的封地亭长里正族长等，还要敦促封地所在县设法赶修毛渠引水，还要奔波朝议呼吁统筹水利。
官署忙作一团，村野庶民更是火急。眼看赤日炎炎禾苗枯焦，农耕大族便纷纷邀集本亭农人到县城官署请命，要官府准许各里自行开修毛渠。县令不敢擅自答复，只有飞报咸阳，庶民们便汹汹然拥挤在官署死等，没有回话硬是不走。更有新入关中的山东移民村落，对秦国法制尚无刻骨铭心的体察，依着山东六国天灾自救的老传统，索性不报官府，便在就近湖泊开渠引水。临近老秦人聚居的村落，自然不满其抢占水源，纷纷自发聚众阻挠，多年绝迹的庶民私斗，眼看便要在流火七月纷纷攘攘地死灰复燃了。
关中因旱生乱，年青的秦王政最是着急。
还在五月末旱情初发之时，嬴政便紧急召来大田令（掌农事）、太仓令（掌粮仓）、大内令（掌府库物资）、少内令（掌钱财）、邦司空（掌工程）、俑官（掌徭役）、关市（掌市易商税）等经济七署会商，最后议决三策：其一，大田令主事，领邦司空与俑官三署吏员全数赶赴关中各县，筹划紧急开挖临水毛渠灌田抢种，并着力督导大小渠道分水用水，但有抢水械斗事复发，可当即会同县令迅即处置。其二，大内令少内令两署，全力筹划车水、开渠所需紧急物资，征发咸阳官车运往各县，不得耽误任何一处毛渠开挖。其三，太仓令会同关市署，对大咸阳及关中各县的粮市紧急管辖，限定每日粮价及交易量；山东粮商许进不许出，严禁将秦国大市的粮谷运出函谷关。
“诸位，可有遗漏处？”时已三更，嬴政依然目光炯炯。
大田令振作精神一拱手道：“老臣以为，引泾工程蹉跎数年，徒聚民力二十余万之众，致使渭北二十余县无力抢修毛渠缓解旱情。老臣敢请我王紧急下书：立即停止引泾工程，遣民回乡，各克其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