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系语 - 书评
作者简介
王琪博，男，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一九八三年进入重庆大学。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曾与尚仲敏、燕晓冬合编《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诗人》，“大学生诗派”旗手。后停笔近二十年。2005年重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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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中国古话好象有一句叫啥子诗如其人，它流传很广，但有一段日子我却咋过也不敢相信。这不能怪我。要怪的话就只能怪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看上去非常凶狠的角色，其实一写诗就自然而然的软了下来。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它好象和这个时代的诗歌特色有必然关系。说到底，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诗歌本身已经软了下去。软得来被世界放在边上，很少让人想起。更不要说看见、思念和深切的感觉到。一切诗歌的学习和理解，培养和吟咏，几乎就是这样软不拉秋的：我们不要说诗歌本质的口气了，就是一些基本的用词，也温柔贴人、伤逝感怀，不酸掉你蛙的大牙，狗日的绝不罢休。
好在后来有了第三代，一群天生的坏人突然间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首先干的事情，就是把妹妹呀落花呀流水呀白云呀心肝呀从自己的字典里删除。在删除这些的同时，他们引进了口语，不仅引进口语中的脏词烂字，最主要的还是引进了口语的口气。啥子押韵、啥子新格律、啥子诗意、啥子象征这些前辈瓜宝的必修功课，一下子就自然成了瓜问题。诗人王琪博，当时他正好身在其中，所以他知道这些道理。
由于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在谈论王琪博诗歌之前，我认为我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王琪博其人。说简单，是因为我本身对他的具体事件知道得并不多。虽然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少说也有20年了，但这20年里，我们却并没有见上过多少次。关于他的消息，都是从一些朋友那里听闻的。这些朋友中，说他说得最多、也可以说本来就和他走得最近的应该算他的大学同学尚仲敏。关于王琪博，我就从尚仲敏这里说起。
在1985年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有一个叫大学生诗派的团体不可小视。只是我说的这个大学生诗派和当时某国家刊物搞的大学生诗派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正在意义上的民间诗派，自己拉虎皮自己作大旗。这个诗派的三个主要人物，就是当时重庆大学的学生尚仲敏、王琪博和重庆师范大学的学生燕晓东。他们自己印刷和出版了他们的报纸《大学生诗报》，推出了他们的理论。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分别在成都认识了尚仲敏，又因为他的引见，我在重庆认识了还在读书的燕晓东和王琪博。我来到王琪博的宿舍，他正在睡觉。我喊他，他匆忙起床穿衣，拉着我就去了学校外的小酒馆。
1988年，尚燕王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了矛盾，尚自己办了一张报纸，王自己办了一张报纸，隐约中还打起了笔仗。这件事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事后《作家》杂志还为他们三出了一个专辑，算是他们那次笔仗的结尾。只是这之后，关于王和燕的事情以及他们的诗歌，我就所知甚少。而尚仲敏由于人在成都诗在非非，我们之间也就自然更加了解。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个笔仗并没有影响他们三人的友谊。
我和王琪博见得多的时间，是近两年我回成都过春节的那些天。他客居成都，和老朋友新朋友一起喝酒斗地主，也就当然和我喝过酒斗过地主。我们谈了一些风月，回忆一些往事，也可能探讨过人生的一些运气。只是我们绝对没有谈论诗歌。这一点就像我成都的大部分朋友一样。所以，在今年的春天，北京还有点冷，当王琪博对我说他要出一本诗集时，我的确比较惊讶。我惊讶的并不是他要写诗，而是他居然还在写诗。对于他写诗的历史和能力，我其实没有必要在这里罗嗦，我上面关于他的简介，其实就已经说到了。一个在人生的路上摸爬打滚了二十几年后的老诗友，你突然知道他还在写诗，又怎么不让你惊讶呢？我相信，这惊讶里包含着喜悦。谁说过，一个人30岁之后还在写诗，那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王琪博今年42岁，他还在写，他当然是真正的诗人。
另一个更大的惊讶是当他把诗集发到我的信箱后产生的，准确地说，是当我读到这些诗歌之后产生的。他一共给我发了7组诗，分别由1到7的7个数字为每组诗编号。比如1那一组，就是说里面的每首诗的名字都是一个字。而7那组，就是说里面的诗的名字均在7个字或7个字以上。我仔细数了一下，1组里面有16首诗，2组里面有48首诗，3组里面有24首诗，4组里面有28首诗，5组里面有12首诗，6组里面有3首诗，7组里面有19首诗。总共加在一起，有150首诗。从这个简单的分类中，我发现他在使用诗的名字时，似乎不喜欢长句子。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的这150首诗，基本上都是近几年的作品。他的诗和我的诗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诗的后面均没有表明写作时间。关于这个原因，如果啥子批事都需要原因的话，我想我曾经在我的诗集《小杨与马黎》中做过说明。我拿出我的作品，并不愿意因为它是什么时候写的，就可以原谅它的错误。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来自我的生命，即使并没有表明时间，我和我的读者也应该看得出来。就算读者看不出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肯定，王琪博是用生命在写诗。在他的这150首诗里，我完全看见了他这20年的人生轨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这里面有他的婚姻裂变，也有他的商场恩怨，有他特殊经历，还有他的放手搏击。他复杂的过去，证明了生活的复杂多变。他不屈服的失败，更证明了世界的悲情。而面对这个不讲道理的人生和世界，他决绝的态度呈现得更加决绝：带刀的男人/不带表情（《带刀的男人》）。那是怎样的酷，它迷乱却深入其中。就在同一首诗中，他还这样表明了他的态度：走斜道，住偏房/晓宿夜行/对爱情手起刀落/与事业反目成仇。我记得一个大师曾经这样说过，活着就是不对。这应该是对世界的起码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不得不深感王琪博的诗歌力量。
作为废话诗歌的倡议人和写作者，可能许多人会以为我是一个拒绝表达生活的人。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误会。我不仅不拒绝表达生活，我的诗歌证明了这一点，我反尔要求表现生活。我曾经说过，诗歌事件必须是生活事件。不然的话，诗歌永远不可能脱离诗歌的假大空。所不同的只是，我要求诗人在深入生活之中时，不要忘了重要的还是超乎其外。当然，这是技巧问题，也是本质问题。在阅读王琪博的这些作品中，我感到了他对生活的深入，最后也看见了他对深入的超越。下面这首《儿子家》，就非常好的说明了这种超越：《儿子家》/和前妻分手时/两个儿子躲在衣柜商量/大儿子无达说：跟着爸爸/小儿子不达说：跟着妈妈/暗地里我想了很多年/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我想儿子小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妈妈/再大些/可能更需要爸爸。这是一个普通的题材，是当代人无法回避的难题。王琪博在其中，他没有回避这个难题。另一方面，他又超乎其外：他并没有纠缠儿子的困惑，甚至借助这个困惑展示人生的苦难，活生生把一首诗歌变成悲情剧。在我们看见的这首诗里，诗人假装不存在，把时间的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就这样听了，并且知道了诗和人生的关系。
度啊，度啊，关键就是这个度。为什么好多人都把握不了这个度？什么是直面人生？什么又是直面现实？或者说什么是时代精神？那不是说大，也根本不是大。王琪博的诗歌，可以说直面之广而勇气之坚定，不得不让我再次惊讶和佩服。有写赌徒和赌博的，有写贪官和冤案的，有写三陪小姐的，有写父亲母亲的，还有写商业骗局的，当然更有写社会上那些卑微的小人物的命运的。读他的这些诗，我深刻的感觉到杂于一。这个一就是他对诗歌和人生的理解，以及他对诗歌和人生的态度、要求。
最后我将说说王琪博诗歌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说说诗歌的本质。其实我对这篇文章的命名，就把我的意见完全说了出来，那就是口气很硬。口气者，诗歌的生命也。人硬口气才硬。如果人不硬，要装着硬，那我们一听就能听出可能是干嚎。在他的这150首诗里，我可以保证，他的口气都非常的硬。无论写的是什么，对过往爱情的怀念，对忘友的哀悼，甚至对自己命运的怀疑，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让他的口气软下来。在四川，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所谓口气很硬，就是说不怕死、敢拼命。而王琪博的硬度，并不是靠诗的外部形式张扬所构成，应该是、肯定是他生命本身的强硬自然的流露。比如他的诗歌的名字，完全吻合了这一点。他不喜欢诗歌的名字太长，他甚至怕这种长度会伤害诗歌的硬度。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最多四个字，简单、干脆、直接，手起刀落。
王琪博诗生活的词根
在重庆南岸一栋灰暗的楼房里，王琪博每次深夜的酒后都能准确地穿越那些黑暗的向下的楼梯，找到自已的家，一个混住着跟随他多年的我们只知道叫矮子的中年人以及我们很难叫出名字的江湖面孔的地方。自从他的妻子，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女人离开这里之后，琪博也就很少回去了，矮子也走了。
2006年的夏天，琪博说，他回去过一次，碰上停电{不用说，那一片具有尘土一般色泽的楼房是这个城市每年夏天拉闸限电的重灾区}，他点上蜡烛，痛快淋漓地写了一个通宵的诗歌。这个不惑之年的情种，是什么触动着他心中的伤痕和隐痛，以至于如此迫不及待的表达？这个千金散尽的男人，是什么让他在夜总会的喧哗和黑屋的沉寂之间寻找到一种汉字的对称？是一个地点，具体到此地。不，此地已如此抽象，生活和诗歌已变得像一张a4的白纸，它的两面彼此纠缠，两败俱伤。
一个地点就是一种命运的说法在王琪博身上显然失效。重庆可能是达州，南岸的黑屋可能是杨子岛酒店的一个房间，它们奇妙地混和在一起，构成了王琪博诗生活履历中加速和减速的辩证法，一个告别了故乡达州的少年，在80年代的诗歌洪流中一路狂奔，当他再度想起来时的路，竟是一次梦境的邂逅。
昨夜凤凰山的山尖刺进我的梦境
疼痛中醒来
我点燃一支烟
想起家乡：达州”
《达州市》
而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加速使他激情的火焰越烧越大，越烧越快，越烧越痛，透过这持续的青春火焰，我们看到他所到之处和身份标签在不断地变幻，重庆最早的咖啡馆老板、达州的房地产商和夜总会的主人、重庆时装表演团的团长、雪域高原的囚犯、混迹于东南亚的赌徒、无所事事的城市闲民，他无所顾忌地奔向广阔的生活，这些几乎不搭界的身份造成了王琪博的混乱，它们像一根又一根的从天而降的绳索把他抛向命运的半空，又重重地摔在城市坚硬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注定了王琪博的诗歌是回旋的、向下的、坚硬的、含混的。
生活比诗歌更诗歌，他以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和自己博命，和汉字博命，和时代博命，和他爱的人及不爱的人博命。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会惊异于他瘦弱的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的能量，在20多年的持续的轰炸中，时间的水晶已成遍地碎屑。当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必须回忆的时候，该消失的都消失了，不该消失的也消失了，他窝居在解放碑一星级酒店的套房里，独自用汉字疗伤，开始一点一点地拾起时间水晶的碎屑，它能重新拼凑出生活的图案吗？哪里有标准可言，当王琪博的爆发力对准汉语的时候，他就是当代中国新诗的颠覆者。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到如今的诗歌个体户，不断地颠覆使王琪博的诗生活环环相扣，扭成死结。他用诗歌颠覆生活，他的生活因此像一些分行的文字跳跃、分叉、断裂，他用经历颠覆阅读，他的诗歌因此在个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找不到父亲，甚至找不到亲人。事实上，他从来不关心人类和和抒情，不关心东方和西方，他关心的是自己独特的处境，它如此深刻而痛苦地疏离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它真实的存在着，以王琪博式的方式存在着。“全神贯注于艺术作品，肯定会带来自我从世界疏离出来的体验。然而艺术作品自身也是一个生气盎然、充满魔力、堪称典范的物品，它使我们以某种更开阔、更丰富的方式重返世界。”{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琪博戏剧化的大起大落的经历正是一部漫长的艺术作品，自始至终呈现出不可替代的疏离感，他“重返世界”的道路不是修辞和虚构，是回忆和现实。
在王琪博身上，诗歌就是生活方式。当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人纷纷拉着经济学的尾巴华丽转身的时候，王琪博则带着诗歌的狂野和人民币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贴身肉博，他从来不曾从诗歌中抽身而出。问题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则，问题是时代突然变了，诗歌的山头上突然楼去人空。
政治、经济、文化
老子被排在第三
你一我不认识
他二是我好兄弟
我想倒过来排时
我有些认识不了自己
我本来就不认识自已
《三人行》
时代的列车驶进了急速的弯道，诗人却在拼命放大他的个人僻好，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该有一个结的时候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情境是，那些王琪博当年培训的时装模特们在某一个夏天纷纷投身到了大款和官员的怀抱，而他们的团长则在诗歌的T形台上孤独地掂起、移动着沉痛的脚后根。
让我们跟随这些变幻的脚后根，去迹近生长于诗人王琪博命中的的汉语词根。
{1}鸟笼：一个诗歌少年对大学的叛逆
1983年，中国新诗新一轮革命的前夜，继朦胧诗之后，更多的诗歌圈子在中国的民间和大学开始暗自涌动，这一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它如同一枚炸弹，引爆了汉语的天空，从南到北，从四川到北京，那些利比多泌过剩，而精神被压抑过久的年青人渴望飞翔，渴望青春的粉刺刺向所有囚禁他们肉体和精神的牢笼。新诗代开始了。
也就是这一年，来自大巴山深处的王琪博带着泥土的气息走进了重庆大学的校园。当年这是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但它在抗战时期培育出来的自由和革命气质如同一股恒久的电流持续地流进80年代，青春一旦被电击，热泪就会淹没所有的高等数学和电路原理。少年王琪博以一种叛逆者的形象踏上了诗歌的不归路。多年以后，王琪博在诗中写道：
一只巨大的鸟笼
被知识主人的手提着放在嘉陵江畔
歌乐山下 长高的时节
我顺便朝前飞
一不注意就跨进了重庆大学的门槛
《我的大学》
一个“顺便朝前飞”的少年闯入了工科大学的的鸟笼，是宿命，更是物以类聚的狂欢。青春的翅膀不是用来拍打方程式里的数字，它在鸟笼里煽动热血，然后用带血的羽毛涂抹少女的裙边、成绩单上的分数、以及每天狂想的诗歌白日梦。王琪博就是那只渴望高飞的鸟。
人类蓄谋已久反剪双手
背上一对翅膀
将自己变成交通工具
在枝头修建站台
通过歌唱 深明大义
《鸟》
《鸟》像一道谜语一样，它的谜底一旦说出，也就不是鸟了。人类的智慧可以把人送上天空，但生活却画地为牢，“鸟笼”因此成为王琪博诗歌中能指的链条，它不停的滑动，从一地到另一地，或大或小，它始终笼罩在诗人命运的迁徙中。它的极端空间状态是“牢房”。
世上最高的牢房
是11月26日天堂挖进人间的地窖
《牢门积雪》
从鸟笼到牢房，时间也许不再重要，但空间对一个人肉体和精神的挤压和盘剥却构成了诗歌事件，在自我意识的扩张和外部空间的缩小之间，诗人体验到的是生之痛楚，生之恐惧，生之荒诞。
从人间漏进的风
可随意把雪花吹成舞蹈
把水吹成冰 把自由吹成渴望
把每位公民吹成有被收审的义务
《牢门积雪》
风的随意正可理解为命运的偶然性，正如萨特在小说《墙》中通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巴勃洛。伊比埃塔在狱中所表达的，命运被操纵在一念之间的偶然性手中，恐惧是生与死之间的一道墙，但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你蔑视死亡，就可能获生；你害怕死亡，则可能陷身死神之牢。经历过牢狱之灾的王琪博在与一系列呼啸而来的偶然性频频过招，蔑视战胜了恐惧，并最终在诗歌里获得新生。
在“鸟笼”时代，王琪博就固执地认为“读书不如写书 听课不如听老师的女儿在爱情中讲述誓言”，值得庆幸的是，足够巨大的“鸟笼”容纳了一个工科学生的诗歌梦境。不，不是一个，是一群，一群出没于小酒馆和女生宿舍的诗歌红卫兵，他们醒目的标志是长发和黄书包，自发的集体主义以及对诗歌的狂热使他们肺活量大增，集体的喧哗淹没了晚自习的寂静，交织着文明和野蛮、 狂妄和无知、精神和肉欲、热爱和颓废。那真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那些清涩的脸啊，那些疯狂的大脑，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分辨出那是怎样的生动和愤怒。
正是在这种80年代典型的校园氛围中，王琪博出场了。在某一天的午后，他被室友邀请走进了81级的、同是电机系的尚仲敏的寝室，他们不是来谈诗的，而是来打架的、找说法的{当年这种事情大学校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自然架没打成，因为诗歌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成为诗歌战友。他们，一个四川人，一个河南人，一个愤怒青年，一个笑面书生，用打架的精神在诗歌的内部和外部左冲右突，让那个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旗帜——大学生诗派从外省的重庆出发，一路迎风招展，遍布全国。
1985年6月，来自重庆师院的燕晓东和尚仲敏、王琪博在重庆创办大学生诗诗报。尚仲敏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宣称：它（诗歌）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首，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大学生诗派主张：反崇高。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不在乎语言的变形，只追求语言的硬度。诗歌无所谓结构，它的总体情绪只要两个字：冷酷。大学生诗派带有浓厚的青春写作的意味，自由、叛逆而片面。在它的发源地重庆大学，源源不断地诗歌青年冲破工科的电阻找到了诗歌的发光体，更早一些的有79级的李元胜，尚仲敏、王琪博之后的有卢泽明、夏阳、何房子、叶昆山、马联。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制造了重庆大学的诗歌长廊，他们在有意无意间为这所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续写了方向，他们也因为大学的宽容和厚道而有了自我选择的可能。这种可能，现在还有吗？
如果说，诗人在不同的时期都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写作路径，那么王琪博则是一个例外。他是大学生诗派的守望者，20多年来，他是大学生诗派主张的最坚定的执行者。他的诗歌中语言的硬和总体情绪的无所谓使他的诗歌在一条路上走到黑，黑的惨淡，黑的透彻，黑得所有的诗歌伪君子不敢正视。这正是王琪博诗歌的力量所在，当诗歌的青春土崩瓦解之后，他依然选择了坚守，在一片废墟上挖掘寻找那曾经照亮自己内心的油灯。
做我下铺封底的我
就一直相信青春的诗梦
可随意到达我们通过一生努力都无法到达的境界
《我们大学》
他就是那只扑火的飞蛾，他闯进鸟笼必然带来火焰的颤动。在燃烧中，所有的诗歌“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已不再重要。王琪博不是沙龙诗歌技术至上的玩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花前月下的爱好者，他代表了一种无产阶级的无所畏惧和隐秘的疼痛，他是青春派驻生活的卧底。热火朝天的现实再添一把火，青春的衣衫、旧日的爱情已变得面目全非，但王琪博还在那里行动，“我们连夜跑步清晨还在原地”（王琪博《牢门积雪》。 这是悲哀还是幸运？对王琪博来说，这不应该是提问的角度。一个诗人就是一种精神现象，他的行动让历史的侧面更加生动、逼真，更加直接地呈现了一个人内心的限度以及可能抵达的边界。诗人柏桦的话在此有效，“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柏桦《我的早期诗观》
（2）赌命：一次低于生活的随意的旅行
生活是什么？诗人北岛写出了一个字的诗歌“网”，这是一个如此取巧和廉价的比喻，生活的沉痛和繁复被彻底地表象化了，生活岂止是网，岂止是社会结构，它更是个人的挣扎和流亡，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pass北岛”的呐喊声中，后来者也在用一种集体取巧的方式来解决诗歌的难题。当代汉语诗歌充满了悖论，但最终结出的雄辩果实却不是因为取巧，而是缘于彼此差异的内心生活。事实正是这样，诗歌的准确来自于混乱，如何处理一团乱麻的生活，成为诗歌不同的风向。当教科书日复一日地教育中文系的学生“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时侯，生活的可能性被取消了，这是意识形态的怪胎。真的有一种高于生活的东西存在吗？为何诗歌和生活不能平行（我的朋友张执浩和余笑忠在诗歌网站《平行》表达的正是这种观念），甚至更低呢？工科出身的王琪博以一个行动主义者的姿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诗歌来源于生活而低于生活的样本。
王琪博的行动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一连串深深的印迹，妻离子散的家庭，在江湖中来来往往的背影，坐台小姐的偶然情谊，缅甸赌场死亡威胁，雪域高原的牢房，异国他乡的水牢。。。。。。这些背离日常生活的场景却正是王琪博真实的生活轨迹，他出没其间，感同身受，散发出当代诗歌另类的气息。生活已演变成一个接一个的事件，而诗歌向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致敬，接纳了他所有的怪僻和优点。他毁掉的生活成就了他的诗歌，“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甫诗句），王琪博就像一个江湖醉侠挥舞着手中的刀（他的诗歌武器永远不会是剑，以静致动不是他的风格）和生活反目成仇，“带刀的男人 不带表情 带着偏执与狂傲 向未来砍开通行的路”（王琪博《带刀的男人》）有意思的是，王琪博写过一首《剑》，“和手结合是形 方程式 和心结合是气 佛学 在正邪之间长成墙头草”，按照招式出手的剑在诗歌的逻辑中成为了墙头草，而无招无式的刀法却可以砍开通向未来的路，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正表达了王琪博诗歌和生活的基本关系，用无招无式的行动对抗有招有式的生活，只可能有两种状态，一是出局，一是赌命。很多时候，它不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赌命选择了王琪博。
在《赌命的阿标》中，王琪博写道：
为了和坐台小姐赌爱情
你离开了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
为了和江湖赌义气
你端着激筒差点被子弹把自己弹回了阴间
为了专职和赌场赌
你关闭每年收入颇丰的药品公司
短短两年你输得惨
背水一战 你决定赌命
《赌命的阿标》
坐台小姐、激筒、赌场，这些传统的非诗词汇一旦进入诗歌的语境，便“间离”了我们日常的美学趣味，，在急剧的时代转型的风口浪尖，中国百年新诗史上一类全新的诗歌形象诞生了，那就是赌命的形象，他是阿标，也是胖标，更是王琪博。他们生长的的土壤不是农业时代的田园，不是浪漫主义的庭院，甚至不是工业时代的厂矿。他们是一群在坚硬的城市森林里自我放逐的浪人，他们是一群在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浮沉的水手。相比于体制，他们被边缘化，相比于生活，他们被掏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冒险无不在表达相同的主题，赌命成为必须，成为挽救生活的药方，但事实上，每一次赌命的加法得出的却是生活的减法算式，这无以言表的硬伤也许只有在酒精和女人的软化中暂时缓解。6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虚掷金钱打发光阴的王琪博。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开过一家小咖啡馆，在沙坪坝电影院侧门，他用汉语的魔力把云南的咖啡豆变成巴西农场的果实，把重庆的小鲫鱼涂上各种古怪的食酱变成亚马逊河的珍稀物种，这些汉字置换物类的游戏在市场短缺的年代很快收到了奇效，他的小店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苦涩的咖啡酿出了甜美的金钱，每个月两万的利润使王琪博迅速地挤进富人之列，如同围棋混战的高手，在沙坪坝小试刀之后，他转战老家达州，捞取了房地产和夜总会两块实地。看上去，一个曾经的校园诗人的商业前景像口红一样艳俗而美好，但王琪博骨子里的愤世嫉俗更像一把手枪。
一把资格的手枪
常年插在我腰间上
紧要关头我习惯伸手摸它
。。。。。。
我将它移入上衣口袋
胆敢再走火 就请将我的心打成两半
一半用于生 一半用于死
凑合着就生生死死
《秘密武器》
这是一把注定要走火的手枪，而淋漓的鲜血注定要比口红更对王琪博的胃口。他很快挥霍掉了千万家产，很快离婚，很快脱离生活的轨道，卷进一次又一次身体冒险的旋涡。
我总是存活于每年的十三月
和每月的-1日
梦想的的皮鞭抽打我激情的快马
我也曾驾志向的战车强闯生活的城池
我多次精心策划和部署
率爱情、商业、悲愤三路大军
可生活有序的排列总让我屡攻不下
《个人生活》
这是诗人王琪博的个人生活的自我总结。一个不存在的时间（每年的十三月），一个负数的时间（每月的-1日），表明诗人的生存状态游离于正常的北京时间之外，这正是我们理解王琪博其人其诗的入口，他所做的不是在正常的时间中生活，而是在一种虚拟的时间中夹攻生活。生活以既有的秩序拒绝了一个悲愤的诗人的介入，诗人因此被抛至生活之外，成为无根的人，“随意”地飘浮在生活的低处。对于婚姻，“我想随便拉住一位女人的手 朝生活的终点狂奔而去”《我往后的婚姻状况》。对于情绪，“雨点缓缓急急点击着夜晚不安的情绪 闪电似刽子手顺手砍去夜空哭泣的头颅”《一个下雨的夜晚》，对于家乡，“家乡我想带你出来旅游 顺路给你找个情人 你带她回去看看什么是根”《家乡》。
“随意”是一种两可的状态，一是玩世，一是闲适，王琪博显然属于前者，他用赌命的方式玩世，他用玩世的方式寻根，然而任何现实的空间都难以留住他的脚步，正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眼中的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他怀着狂热的骚动在其中奔波，他生来就适于在一个更不道德的世界中呼吸，他的内心生活，精神生活，作为诗人或酒徒，只不过是为了摆脱这种敌对气氛的影响而进行的不间断的努力罢了。”（波德莱尔〈〈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对于王琪博而言，他太快了，每一次不间断地努力都只可能加深他和生活之间的仇恨，和解遥遥无期。生活的伤口被速度放大，诗歌像咒语一样产生毁灭的冲动。
我一写诗
就会死人
我不停地写
就会有人不停地死
将来我自己也会被活活地写死
《写诗》
从随意到幻灭，从幻灭到赌命，一生就是一次低于生活的旅行，它引领王琪博在现实和诗歌之路上书写着虚妄的人间戏剧。这个罕见的肉身写作者，他用110斤的体重承载时代和个人命运超越极速的挤压，让我们目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血泪，一场诗歌的惨剧。
忍住 人无法忍住的痛
我一次次拆开自己
一根根取出长骨、小骨
醮着血、胆、脑汁
一片片削薄肌肤
在皮囊上刻着、写着
一缕缕缕挑出经脉
精心装订成册
《一个诗人的自白》
（3）家乡：一盘散失风中的围棋和花朵
家乡这个意象在王琪博的诗中持续了20年，一个反复被表达的的词也一定包含着诗歌的秘密。赌命的王琪博和咏家的王琪博，他们之间有何相通之处？从他的诗歌歌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无情的分叉的路径。从梦幻般抒情的家乡到家和乡的分离，家是破碎的家庭，乡是永远的乡党，王琪博通过赌命的诗歌缝隙谋求自己精神的栖息之地。在他的身上，充满泥土味道的家乡离他越来越远，“家乡在原地从未动过半步”（王琪博《家乡》），而在钢筋水泥的世界出生入死的王琪博不可能再回到那里，他必须继续赌命，这内在的尖锐的冲突构成了他写作的动力和焦虑。童年经验的破灭使他急于寻找到一种新的有关家乡的经验，而深刻的焦虑在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童年的记忆，而一个人精神的家乡正在加倍地分裂。
王琪博早期的诗多用口语，具有自然的旋律和节奏，好比家乡的河水和野花，顺着节气流动和生长。
那年头 我还小
站在河边模样很动人
河水映着开上山顶的野花
我转身走掉
我知道淹死以后 妈妈的泪就会流成河
。。。。。。
那年头 我还小
河风吹过河的对岸
我明明看见你离家出走的少年
正挥泪告别家乡
《母亲河》
全诗共四节，每一节以“那年头 我还小”起句，形成了一种复沓的抒情效果，单纯而美好。诗中的少年的告别，在我看来，不只是告别母亲和家乡，而更是告别一种田园的生活方式，更是告别一种简易的抒情方式。抒情，这一汉语诗歌最古老的传统也是最难的，它的繁复和简约，它的快速和节制，它的开阔和虚实，都在考验一个诗人对汉语诗歌历史的洞察力以及个体对汉语发现的能力。和绝大多数诗人不同的是，王琪博很快摆脱了他诗歌的早年抒情经验，这不难理解，王琪博是经历造就的诗人，因此 他的原生态的写作更值得我们关注，正如早期的怀着小小忧伤的离家对应抒情的《母亲河》，后来的妻离子散则对应着充满诗歌独创精神的《围棋》。
我大儿执黑 小儿执白
我左手下黑 右手提白
我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
力图走上正道
天元：儿子的理想
角：我的底蕴
边：我们共同的造化
绝对的两只眼
一只紧盯着散落红尘的人民币
另一只紧盯着永远不老的时间
大儿序盘开动
自尊的尖刀 近使他杀向长龙的走向
小儿骑马走过缓缓起风的中盘
风中先谢了梅花 再谢了雪莲
老子的脚踏遍关内关外
收回了两次生死相许的爱
岁月埋伏的八路军
在生存的路口将我们团团围住
十段的手伴着硝烟缓缓抹过盘面
空格之外
我们仅仅是生死相搏的黑白昼夜
《围棋》
相比于《母亲河》，诗人发出的声音已没有了早期温婉的口语气息，直截了当的主谓宾结构呈现的是一种紧张的二元对抗关系，“大儿”和“黑”的对抗，“小儿”和“白”对抗，“黑”与“白”的对抗，“父”与“子”的对抗，它们之间具有一对一的胜负关系，它们交织在一起使诗人的言说发出了轰鸣的声响。“老子”，这个重庆言子，夹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血性在诗中适时出现，它传递的愤怒是对“生存”成为一种“权力”的抗拒和蔑视，即使“生存”这只看不见的十段高手让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出局，但空格之外，生死相搏的人生悲剧仍然在上演。在中国历史上，“父亲”一直是权力的象征，父子关系往往以一种暴力的方式轮回，暴力成为一个家族可怕的财富。如果王琪博的《围棋》只是这种循环论的表达，那么它最多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旁白。但《围棋》中父子的同时出局使父子的对抗变得毫无意义，更高的权力“生存”成为他们共同的对手，一个无法取胜的对手，这是新时代的痛，这是虚无的美学。
当年的儿子因为母亲而有了关于家乡的温暖记忆，他离开也就意味着丧失家乡，他成为父亲也就意味着家的沦陷，他成为丈夫也就意味着花朵的凋谢，这正是一个不断向下坠落的过程，这正是一个家乡在棋盘上分血肉分离的过程。儿子通向母亲的道路，在若干年后必须通过另外的女性才能抵达，但“风中先谢了梅花 再谢了雪莲”，王琪博命中的两个女人，两枝花朵，先后为他留下了大儿和小儿，先后弃他而去，通向母亲温情脉脉的子宫的道路中断了。
路 四处流浪
寻找回家的脚
在途中我努力重叠另一颗心
却无数次在阴影的意思中被退回
《家》
“退回”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被退回”则是一种被动的无奈。要么在无奈中沉默，要么在无奈中爆发，王琪博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事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不能让那条母亲河从他的生活中流走，自从梅花和雪莲凋谢，他生活中来来往往的女人就像一趟混水中的鱼儿，他看得清她们的游动，却看不清她们的面孔，他仍然固执地坚持：
我爱上女人一次
就拖着出窍的灵魂 漫无心际
重新找寻回家的路
《女人和我》
这一次次徒劳的努力，这个婴儿般赤诚的男人，这个一直梦想回到母亲河的情种，他没有停下来沉思默想的时间，他拎着自己的伤口在城市里四处狂奔。“大部分人在爱之中寻求永远的故乡，但是其它的人们，极少数的人们追求永远的旅行。”（本雅明《单向街》）从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如今变得越来越陡峭，城市女人的肉体里永远长不出乡土母亲那芬芳而深厚的子宫，也许问题就在这里，母亲是无法替代的，她的失去使我们成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个在山间不断搬运石头的人，这块坚硬的石头，命运的石头，它该置身何处？王琪博20多年的寻找没有答案，它只是在搬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在搬动各种石头的人，这是他最后的安慰，在家乡分裂之后的最后的乡党。
王琪博的乡党与通常意义上的老乡无关，与地点无关。大哥、大汉、汪胡子、胖子、大脚、大律师、赌命的阿标。。。。。。他们是王琪博的命运相关者，他们是绿林好汉，是王琪博的精神盟友。在一个非诗的年代，他们的友谊已超越了诗歌而成为一股感人的力量，在王琪博最无助的时候，总会有一双扶持的人把他跌倒的身体扶起，让他再度上路。一个时代必须记住的冬天情景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在异地而临牢狱之灾，在判决之前，大哥和大律师携带百万现金从重庆出发，他们此行的目的，用法律和金钱，双管其下，去挽救一个悬崖边的兄弟。在冬日的寒风中，他们竖起衣领，奔走于异地的大小关节之间。这是发生在王琪博身上真实的故事，但最后的结局却是由其乡党书写，于王琪博而言，事情往往如此，他自己动手打碎了生活之杯，却有源源不断的青春烈酒为他释怀。而一无所有的王琪博能做什么呢？
好兄弟 当我无力面对时
就面对镜子
冲着镜中人
大喊一声：好兄弟
《好兄弟》
诗歌中“大喊”，我们从郭沫若那里听到过，那是浪漫主义的自我迷狂，我们从北岛那里听到过，那是怀疑主义的集体愤怒。我们从莽汉那里听到过，那是自由主义的语义狂欢，而在王琪博诗中，它是一种现实的自我恐惧、自我确证，。
我太害怕自已了
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痛下杀手
《理想》
在喧哗的江湖中，在自我的恐惧中，诗人只有提高自己的音调，才能让“好兄弟”在心中激荡出有力的回声，从而向“镜中人”，诗人自我的镜象，确证我和好兄弟之间一种仍然可靠的关系，这是诗人生活中唯一的没有“权力”之争的精神上的平行关系。当生活的围棋和花朵散失在风中，家乡的隐喻进一步缩小，只剩下一面镜子，我和我的一声“好兄弟”的大吼。
（4）大词：一场熬干骨灯的汉语大狂欢
在中国新诗史上，“大词”的运用往往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废名在《新诗十二讲》中谈到偏爱大词的郭沫若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诗本来是乱写，乱写才是他的诗，能够乱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乱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废名没说，但极其推崇卞之琳诗歌的废名，从个人趣味上大抵是不会喜欢郭沫若的诗，但作为一个评论者，废名能说出“乱写很不容易”显示出了历史的眼光。的确，乱写很不容易，因为很容易的乱写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套路式的夸张和排比，一个基本症侯就是大词泛滥，它阻断了自我和语词间的血脉关联，在革命时期，我们看到过它无我的景象，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我们看到过它坚硬地革命接班人的形象。在朦胧诗歌那里，大词成为一种诗歌政治，一种诗歌的意识形态对权力和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拒绝和回答，它让我们恢复了对大词的部分信心。
大词在王琪博诗歌中的卷土重来，可以肯定的说，不是王琪博选择了这些大词，而是大词选择了王琪博。在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转译中翻新现代汉语，这不是王琪博的工作，他唯一的与众不同的资源是生活，与他的生活相匹配的就是大词。他是一个自我的革命者，所以，我们在他的诗中能够嗅出强烈的革命气息，但这一切与意识形态无关，与主义无关。
原本生硬、坚冷
一经点燃
就在柔弱中
生生哭干自己的身子
自从欠上电费
就只好点燃精血的灯芯
熬干骨灯的油
《蜡烛——献给琪大爷》
这是一首王琪博写给自己的诗，传统的“蜡炷成灰泪始干”的的歌唱变成了自我毁灭的激情。生硬、坚冷的蜡烛成为外物的象征，它所能做的只是“哭干自己的身子”，而诗人要熬干自己骨灯的油，这是一种斗狠的状态，与蜡烛斗狠，与词语斗狠，这是没有对手的革命，这也正是王琪博所独有的通向汉语的秘道。
在词与物间穿行，当代诗歌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汉语所承载的重负让诗人很难找到词与物之间新的缝隙，一个微小的词拥有几千年的重量，文化的乳汁浸泡了它可能的每一个角落，而当代生活很难完全进入汉语的语义空间，词与物的错位直接导致了当代诗歌的失语，言说变得困难，个人的声音很快被市场的吆喝淹没，个人的经验与市场的法则不可通约，它们激烈的碰撞，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王琪博避开了文化的险滩，让个人经验在市场法则中以硬碰硬的方式发出惨痛的声响。
喉舌唇齿 这些乐器的先人板板
几位阿拉伯数字押着语句闯过关口
一路冲出口腔
就能触动它能触动的
《唱》
歌唱是诗歌追逐的主题，从朦胧诗人会唱歌的茑尾花到当代诗人歌唱的夜莺，诗歌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已在不同年代的美声代言人。歌唱，通过对声音的修饰，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种单向度的倾听之中，歌者和听者之间具有某种隐秘的等级关系，延伸到诗歌之外，它形成了当代诗歌中特殊的“诗歌权力”。诗坛就好比一场群众自发组织的歌咏比赛，各路选手纷纷登台，看看谁的声音最优美，最打动人心，也最具有普及的价值。无疑，它是一剂修辞美学注入诗歌的毒液，可以治疗一些罕见的疾病，但同时让更多的人中毒诗亡。经过高度提纯的声音已不再是真实的声音，经过高新技术处理的汉语已不再是直接的汉语，而所谓诗歌的高新技术，说到底，就是经过波德莱尔及后来者不断修补、填充的修辞的森林，汉语诗歌的他者化已成灾难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汉语的意象传统被随心所欲的放大，汉语的直接性被忽视，在我看来，只有柏桦等少数中国诗人重新发明了汉语的直接性。
王琪博近几年诗歌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意象在减少，语词更加直接。他不是借助诗学学理来完成这一转变的，是残酷的现实逼着他的诗歌接近了汉语的直接性。在《唱》中，物质化的器官“喉舌唇齿”和阿拉伯数字，撕破了歌声的种种修辞的外纱，“一路冲出口腔”。“冲”是原生态的冲动，“唱”是后天的，“冲”是不计效果的高音，“唱”是婉转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原始的生命状态和被修饰的生活的冲突。诗人相信，这些声音一旦冲出口腔，“就能触动它能触动的”，能触动什么呢？没有宾语，动词成为了限定语。可以说这首诗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这个时代声音的不及物性。众声嘈杂，声音的价值也许只在于声音本身，诗人显然不甘心失败，他要扯开喉咙，在大词的语境中放声大吼，这是自我的救赎，也是一场熬干骨灯的汉语狂欢。
去吧！滚吧！
正负贵贱无论去多远
任由你差遣
任由你自圆其说
《0》
0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诗人大声地宣告，去吧！滚吧！“任由你圆其说”，我无所谓。正是无所谓的精神使王琪博找到了自由的书写方式，城市“满脸脓疮 一地蛆虫在红绿相间中蠕动 人群不得不靠边而行”《城市》，墙“看惯了红尘俗事 但 看不破”《窗户》，“鸟忍无可忍 站在枪口前呼着就义的口号 用哲学扣动了板机 羽毛的音符朝天幕写去”《鸟枪》，诗人呢？“能输的输尽了 不能输的欠着输了 连体重也整整输了一半出去 剩下几根榨不油的
瘦骨头 硬在诗中把自己写成富豪”《赌徒诗人》，而在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随时的对象转化，“动物想做人时 人想做仙 仙想做人时 人本来就是动物”《动物保护法第0条》。在这个混乱不堪的诗歌世界，我们发现，词与物之间有着某种近乎透明的关系，诗人对意义空洞的恐惧使他对大词的偏好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他害怕在诗歌中找不到意义的通道，于是我们看到“人群”、“红尘”、“就义”、“天幕”等意义明确的大词在王琪博的诗中闪现、生长，他希望这些大词能够帮助他确认写作的有效性以及自已作为生活的介入者身份，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他80年代的写作经验失效了，他急切地要求直接地表达。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汉语的直接性和直接表达是不是一回事？可以肯定，它们相关，但汉语的直接性更为复杂，它更强调语词的碰撞之后的重新激活。有趣的是，王琪博在《女人的中国修辞》中凭一个诗人的直觉嗅到了直接表达可能带来的危险。
用水形容
灵动中 情韵无穷
用花形容
绽放中 芳香四溢
合起来形容 水性扬花
用长发飘飘形容
青春盈动 心动神驰
用裹足形容
不思远行 安守妇道
合起来形容 头发长见识比脚短
《女人的中国修辞》
“水性扬花”和“情韵无穷”、“芳香四溢”来源于相同的的词根，表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女人的情韵和芳香，我们就不能算真正认识女人，一种简单直接的表达可能屏蔽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女人如此，诗歌何不尝不是这样。这首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正读，不同的女人适合不同的修辞，它们是可靠的，靠的就是语词精准的定位。一是反读，同一个女人适合不同的修辞，它们是可疑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相互拆解，任何一个单独的词语都无法生长出它的对应之物。这两种读法对诗歌的隐喻价值在于，前者是诗歌的直接表达，后者是诗歌的直接性。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抛开生活来谈论诗艺对王琪博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被生活熬干了身体的人，他要继续前进，用汉字熬干身体的骨灯。他领受的苦难和他赌博者的意识使他回到赤裸的生命本能状态中，语词在诗歌中的行进没有目的地，它们指向更为广大的虚无，而那些大词，正是被意义抽空了的词。用没有了指向的语词来填补生活的意义，这看似荒诞的行为却真正揭示了生活的真相，我们被生活抛弃在路上，诗歌出手相救，这是一场熬干骨灯的汉语狂欢。
一只正直的鸭子
因上进伸长了脖子的鸭子
被怀疑曾经偷吃过公粮
被生产队研究决定 吊起来批斗
当批斗会还未结尾时
鸭子就死于无法辩解
。。。。。。
鸭子的死那年恰逢我出生
我不知道我的生是否和它的死有关
《一只鸭子的故事》
“鸭子”个体的渺小和“生产队”集体的强大正是个人和现实的隐喻，“我”和“鸭子”生死时间上的相关进一步道出了时间神话的破灭，时间不是苦难的解药，我们只能在那些“正直”、“上进”的大词中看到时间的荒谬。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我不知道”。这是痛中之痛，也许只有汉语大词狂欢能让诗人找到麻醉的快感，让大更大，大到无形，痛也就不痛了。
王琪博的大词式的写作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诗歌中呈现的汉语狂欢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游戏，它深入当下和肉身，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披露了这个时代的秘密，我们如此纠缠，又如此疏离。
《中国侠道诗人王琪博》
1：
在中国任何一条乱七八糟的街道、或者任何一个寒夜冷雨的夜晚，你都很可能会莫名其妙地遇见一个衣衫单薄、话语铿锵疾速而对文字包藏祸心的青年——一个诗歌流派曾经的领袖，一个已经开始老去但内心永远把世界当做江湖的老青年。
他的每一片骨头都充满了传奇和离经叛道。没有柳七俊朗婉约和混迹于欢场不卖单的资本，但他同样可以在北京的夜总会，召集上百名小姐朗诵他的诗歌，他手拿百威或者皇家礼炮——量词必须是瓶，像这样的家伙是不太适合用器皿的，如果酒醉，一个瓶子显然比一个器皿挥出去更具有好听的响动。那些有福的小姐们，这一生也许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诗，所以花容得到调整后必须在那个人四川方言的朗诵声里依次睡去……
作为在场者的尚仲敏后来幽幽地给我描述：小姐们、酒保、妈咪以及所有的人都睡去了，天就要亮了，而那个叫做王琪博的人还站在桌子上朗诵他的诗。
2：
在中国现时代的诗人中，出位的人我见过并最终引为兄弟的实在不少，因为海洲同志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经常出点小乱子的青年。但除了早年李亚伟、马松的刀横江湖、永远把女人器官和国家体制不挂在嘴边就发痒的宋炜，最出位的中国诗人可能或者说必须是老青年王琪博了。这个家伙实在是个异数，兄弟们只能这样感叹。
在九十年代初，当所有的诗人都穷得快要浑身长出绿毛来的时候，由于打架被请退的大学生诗派领袖王琪博已经是身家近千万。而被请退的理由是那一架他导致人家的命根永远出了问题，但王琪博现在说起这件事还一脸迷茫：我就是在几步外助跑了一下，然后踢了他一脚……这样简单描述一场斗殴的王琪博提着两件破衣服离开了他的大学，许多年后他写下：差三天满四年的一个上午/同学们人人意气风发/准备着踏入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我却被校方当做一句病语/从后门删除（《我的大学》）。
被当作病句删除的王琪博注定要让他的母校承认：病句其实有时候是最优美最不可多得的句子。
离开大学后琪博开起了重庆第一家咖啡馆、四川第一支模特队——而他居然亲自教导和示范模特们走秀，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万豪的会所里疯，跳完标准探戈的琪博借着酒意，居然提着我的外套就着音乐开始了走秀，虽然他那早已千疮百孔的腰被扭伤过几次，但那把老胳臂老腿居然也算妩媚多姿，扭得还实在很像那么回事。
九十年代的王琪博其实活在很多传说中：做地产，兄弟没有房子他可以不收钱，直接送；开酒楼，一个落难的诗人投奔他，那人在就任总经理的时候第一个开除的居然是琪博的母亲；他旗下有很多那个时代的所谓名车，随手送一辆给朋友，朋友在开回重庆的途中居然车轿塌掉了；酒醉后，把桌子一拍：今天全酒楼吃饭的单由我来买了……
如此等等，那些年的仗义疏财和诗人本性最终葬送和成就了他——葬送，是指物质上的，也是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命中注定的；成就，是指他骨子里作为诗人那种特立独行的“坏毛病”极致张扬的最终结果。所以骨子里他比李白要牛逼，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而王其博说：千金散尽不要了。李白说写首诗送给汪伦兄弟感谢接待，而王琪博说：我一写诗/就要死人/我不停地写/就有人不停地死……（《写诗》）
所以转眼之间，王琪博就挥霍得只剩下他自己。
这之后他开始沉迷于赌场，半个亚洲的各种场地在后来大都被他非常随便地写进了诗里。而在新世纪初声色于黑、白、红三道的王琪博，居然开始设计衬衫，他的设计体现了简单而要命的大师风格，比如他在衬衫的右手臂上涂上红色的年轮，然后一个箭头直指心脏，哥们穿上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王琪博说：年轮就是一个人活不到多久，箭头就是一把手枪，最终要打进心脏。哥们当场脱掉衬衫，发誓赌咒永远不再穿了。而两年前在某个城市的夜晚，我曾亲眼目睹他在网上赌博，一夜输掉30万。伟大的哥们何房子得到消息后气急败坏，他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输，这笔钱是可以拿来兄弟们分掉的。而宋炜表现得像一部法律，他说琪博如果再赌就绝交……但没有人和他绝交，因为王琪博还有一个真实的传说是：他在缅甸开过堵场，结果那场子被他自己亲手打跨了………
3：
毫无办法，这就是王琪博，一个古代的人，一个项羽走失了几个朝代的哥们。一个在江湖飘荡多年最终回到诗歌和人间的侠道诗人。
中国人对侠客的定义一般都是“为任侠、散千金、走山水”之类。也就是说敢出头敢帮人打架（其间尤其包括想打谁就打谁的意思），以及有了钱沿街发放或者和兄弟们大碗喝酒随便分钱什么的……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那基本属于黑社会范畴——这就是古代的侠客。
而中国文人，尤其写诗的人自古以来就有侠客情结，热爱那些拍马舞刀轻取天下的行径。但情结崇拜和在键盘上做做梦是可以的，真正要像王琪博那样剑走天下、成为现实的行为主义者却放之四海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讲，作为诗人兼侠客的王琪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可惜这个时代不需要他这样的人，尤其是警察和道德学究，见到他必须头痛几欲晕厥，但哥们和诗歌喜欢他，喜欢这个率真、仗义甚至憨直的刀客。所以王琪博更适合呆的地方只能是古代，但由于兄弟们不同意，所以他暂时只能留在现代：喝酒、恋爱、重新提笔写诗、和继续在贫穷中回忆那一掷千金的日子。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对于王琪博这样的人，任何道德评判对于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如果你以大众意义的道德准绳去研究他，你肯定会害怕得浑身发抖。对于社会和文学，他唯一而重要的是提供了“独特的这一个”的范本，不可复制也不可或缺，诗歌史必须小心地挤出一个位置，让他翘着二郎腿坐下。你也许会想到他是石秀和李白的偶然结合，当然就近你会想到的参照物是金斯伯格——但琪博没有断袖的雅好，同时，王琪博在内心是拒绝有任何参照物的。
而这又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不迷信的人，即使他的诗歌写作，也从来不信任任何一种所谓的诗歌理论。他写诗是因为手痒，他写诗是因为他现在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干，放下赌博工具、女人和刀，闲下来他只能写写诗：带刀的男人/沿着方向/走入刀气/待将自己赶尽杀绝时/同刀一道立地成佛（《带刀的男人》）。
所以我想说的是：无论作为侠客还是作为诗人，王琪博不属于这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也只得承认：
王琪博属于任何一个时代。
你只能承认：这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不迷信的人，他用他的生命和对事物奇怪的理解方式在写着属于他自己的诗歌。
我比琪博晚来了整整一个时代，当我在何房子那里看到80年代作为大学生诗派领袖的琪博的早期作品时，我奇怪地发现，所有的语境、诗歌的软硬度和20年后的写作惊人地相似，所不同的是事物和外界感应的变化。如果一个人几十年来始终保持一种写作方式，那么这个人不是蠢材就是天才，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只能相信，琪博无疑是后者。
4
当很多批评家在讨论诗歌究竟是高于生活还是低于生活的时候，王琪博用他的生命和他的诗篇告诉我们，他的诗歌等于生活。就我的理解，琪博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再现和真实的内心写照。尽管更多的时候，他的生活混乱得像诗歌的断行，或者说奇怪得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病句。
实际上，像王琪博这样的人，一生写不写诗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真正的绝句。在雪域高原坐牢，他的感受是：世上最高的牢房 /是11月26日天堂挖进人间的地窖（《牢门积雪》），你如果非要把肉体和灵魂强加在一起进行分析也许是没有错的，但这其实就是一个本质上的诗人的第一感应。而在缅甸百家乐轮盘上输掉百万身家，他不像李白大哥那样强装洒脱，他直接就说：把名词和动词分成庄、闲两边……能输的输尽了/不能输的欠着输了/连体重也整整输了一半出去/剩下几根榨不出油的瘦骨头/硬撑在诗中把自己写成富豪。我们通常喜欢说诗如其人，但也许只有在王琪博这里，这样的评介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没有任何怨天尤人，作为侠客和作为终于用土盆勉强把手洗干净的赌徒，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件，王琪博从来没有后悔过，做过了就做过了，输光了就输光了，没有什么遗憾，所以这也是他最终回到诗歌里去的重要原因，不存在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你会奇怪侠客身上居然有佛家的几分底蕴，所以在很多次酒后，王琪博会大声地给兄弟们朗诵：我所经历的苦难还远远不够……
然后我想说的是，面对琪博和他的诗，一切的诗歌理论和断章取义的诗歌分析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按任何章法出牌的诗人。没有词序和理论，没有所谓的陌生化，一切在他笔下都是自由的、平等的，是横着来的，也是竖着来的，如果你想在他的诗歌里考古到什么衣钵之类，那就实在是会伤了理论家的脑筋。他的诗歌，充满了太多的机智、随意和突入起来的才华，是的，这个造句的人更多的是留给我们短而有力的奇妙语句。
在琪博笔下，万事万物都在灿烂跑步、排队组合。他写赌博如《斗地主》：主席，你看/地主遇上春天/居然赢了双份/地主心怀鬼胎/农民坐飞机偷跑了……两个斗一个/输钱不输命/不像那些年/我外公是被一群人活活斗死的。赌博和体制完美地对接，一个小小的嘲讽里玩出一个冷冷的黑色幽默。同样的机智还出现在《人民币》：正面印着诗人的头像/梳着绝句的边分……当你失去用途时/社会迈进共产主义/人人都是共产党员。
你只能承认：这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不迷信的人，他用他的生命和对事物奇怪的理解方式在写着属于他自己的诗歌。
我比琪博晚来了整整一个时代，当我在何房子那里看到80年代作为大学生诗派领袖的琪博的早期作品时，我奇怪地发现，所有的语境、诗歌的软硬度和20年后的写作惊人地相似，所不同的是事物和外界感应的变化。如果一个人几十年来始终保持一种写作方式，那么这个人不是蠢材就是天才，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只能相信，琪博无疑是后者。
5
我从来没遇见过可以把自己一生写下的诗全部背诵的人，除了王琪博。我至少听见过不下20次琪博的朗诵，那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拒绝普通话的方言朗诵。这一点上我们有共识，与所谓的方言写作无关，川话的铿锵有力和特殊的语感是永远让普通话望尘莫及的，我经常幸福地生活在这种语言里，并将永远幸福下去……而琪博的朗诵是不分任何地点场合的，或者是酒吧、或者是饭馆、或者是在大街上，他可以随时随地把他的任何一首诗朗诵得磅礴大气口水横飞。
而每一首诗朗诵结束，他都会逐句逐句给你解释。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为什么要这样比喻、为什么“人民币上的人是梳着边分”，为什么“我总是存活于每年的第十三月”，为什么他想“租个小姐来过年”……这之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迷恋自己诗歌的人，或者说在王琪博身上，作为诗人和作为侠客的他，真正体现了传统诗歌中的一句话：诗歌必须言之有物。而“诗歌是不能解释的”这样的诗人自圆其说在王琪博看来，那完全是写不来诗的人把自己放在厕所里“装”出来的一句话。
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在我们看来不适合入诗或者说比较老化的词语在王琪博的诗歌里统统出现。他的诗歌没有任何语系之分，如果要有，他的语系只能并且永远是汉语。而是词语就该让他狂欢，这在王琪博诗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任何老化的词语在琪博的诗歌里都有化腐朽为神奇和神来之笔的力量。比如在一首全诗仅四句的《成渝两地》里，他这样写道：一个躺着，心平气和/一个站着，雄性勃勃/（整死你个狗日的！）/（哥老倌，哪儿存在呢。）寥寥几笔，两句抒情、两句奇妙的方言，把成都人和重庆人的性格写得入木三分精彩绝伦，成都人读了之后在气绝之余也只能继续说：琪老倌，哪儿存在呢……同样的状况还表现在很具小说结构的一首诗《赌徒送礼》：我是个有面子的人/输了很多钱但从未输过自尊/我想了大半宵翻身起来写了一张欠条/上书：今欠到小燕生日礼金叁千元整/一月内归还/备注：到期不还认天息三分……
实际上，作为侠道诗人的王琪博骨子里是一个没有套话的人。而他的诗歌文本也早已不是在以人或以物寻找突破口那么简单，当然也没有批评家们分析的那么高深，他就是用生命和生活本身在写作，他写下的，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侠客在现实生活中所遇见的各种问题，他没有思考如何去解决——那是社会学家和政府的事，他只是把这些问题用诗意的思想表达出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否合时宜或者有多少读者喜欢，这就是一个侠客的本性。一个侠客独特的世界观和他自己都不一定认同的个体关怀。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想说的是：王琪博的诗歌其实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因为我们知道：
最大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就是直接、快速、甚至有些粗糙地说出事物本身。如同一个一流刀客，没有流苏和鲨鱼皮做鞘，刀光闪过，敌人已滚落鞍前，而刀客一声长啸，如同王琪博在酒吧集合小姐强行听他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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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一个月亮下的冷酒摊上，我和王琪博都醉了……这之前的好几年，这个有些落泊的诗歌侠客在辗转了很多城市之后，终于歇马在了重庆。这是一座充满垃圾和黄金的城市，这里的人向来以码头和侠客的个性享誉自周武王以后的历代江湖。这样的城市很适合侠客的归隐，只有在这样的城市隐去才配得上一个真正侠客的身份。所以琪博选择了这里，选择了这里的风花繁华以及酒、风水和兄弟。
那个春天的夜晚，一群人都醉了。琪博说起很多事，说起前些年在成都那场斗殴，他在酒后和几十个人血战街头，当尚仲敏赶来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是血……说起他的前妻薛莲，一个美貌的水一样的女子……最后，说起了他的小儿子王不达下围棋是棋院的天才，而大儿子王无达，却以未成年的身份在成都打架，致一死两重伤，孩子在狱中看见琪博越来越长的头发，说：你现在看上去像个诗人了……那一刻王琪博哭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可以哭得如此的惊天动地。没有抹掉泪水，琪博开始朗诵他写给孩子们的诗：我大儿执黑小儿执白/我左手下黑右手提白/我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力图走上正道（《围棋》）
……时夜风正凉，蟋蟀低鸣，琪博的泪水照着沟渠。
我知道，所有的侠客都是脆弱的，当他们在忏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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