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章 “赵四风流”话短长
提起赵四小姐，人们很自然会想起“赵四风流朱五狂”这句诗。这是怎么回事？原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造成东北沦陷，引起国人不满，纷纷指 责张学良“不抵抗”，当时广西有个名流马君武，还写了《哀沈阳》一诗，批评张学良，所 谓“赵四风流”云云，就是那首诗中的话。作者由于不明真相，不知内情，委屈了纯属按照 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行事的张学良，放过了本当严厉谴责的推行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这当然 是欠妥的。不过，由此事却使原本默默无闻的赵四小姐，忽然名扬天下，使她从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普通女子，竟然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人物，则是马氏始料不及的。
赵四小姐，如前所说，是由于那首尽管有些偏颇、然而却流传甚广、激发人们御侮救亡 的爱国精神的诗，而大出风头的。不过，她的情况怎么样？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性，人们并 不了解，有些从想象或想当然出发的人也许还会认为她必定是个搔首弄姿的妖艳女子，或者 是个衣饰华丽、只知游乐的交际花吧。其实，正相反，赵四小姐是个道道地地的大家闺秀， 是个纯朴而又心地善良的姑娘。她原籍浙东兰溪，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但她的 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十五、六岁以前，她在天津上学，是个刻苦用功、成绩优异 的学生。她父亲名叫赵庆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 路局的局长、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务。但她母亲却是平民出身，是位贤慧、 勤劳的妇女。这对她有着良好的影响。象她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以后竟能数十年 如一日地陪伴着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忍受着世间难以想象的幽禁的熬煎和折磨，这需要有多 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啊！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她本身素质好，有美好的情操，这固然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她的母亲也有她的不幸和辛 酸，这也正象陆静嫣、李兰云、吴靖（她们都是赵四小姐当年的女友和亲属）三位年逾古稀 的老人在怀念她们的“失群小妹”赵四小姐的文章中所说的：
我们小时都管四妹的母亲叫好姆妈，她待人好极了。
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 伯母在拜堂时，发现一旁有个男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 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弟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 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 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人与境况，我们很容易联想 到话剧《雷雨》中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象鲁妈那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 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姆妈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妹和她的二 姐、三姐、大哥、三哥、六哥。①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 酒绿之中，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短发，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 那种高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 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 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赵四小姐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香港，乳名香生；又因为她刚巧诞生在霞光绮丽的早晨， 父亲特为她取名叫“绮霞”。长大以后，她还有“赵媞”、“一荻”等名字。不过，那时在 家里用这些名字称呼她的人不多，因为这一来是这些名字不是那么顺口，二来也是因为她兄 弟姊妹多，她家有六弟兄，四姐妹，家里人对孩子们的称谓爱按年龄大小排行，因为她是四 个女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家里的人都亲昵地称她香香、小妹或赵四。由于她是父母的 老生闺女，人又格外灵巧，性情温柔，知书识礼，所以深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后 来，她与张学良结为亲眷后，亦仍保持这种温文尔雅、朴实无华而又克勤克俭的美德。这也 正如肖涵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荻非常聪颖，她每到一地，就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她 原籍江苏（应为浙江——引者），从小生活在天津，说的是浓重的天津话。在张公馆里，她 操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和傅学文（邵力子夫人）在一起，她就用流利的上海话和她交谈。陪 同张学良将军到欧洲后，她很快又学会了英语。一荻很勤劳，尤工于女红。在她卧室里，到 处放着从英国带回来的各种刊物，她只要看看杂志上的图案，就会在衣物上编织出相同的图 案来。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手脚不停地编织，已织成整箱的衣物。②
赵四小姐生在香港，但她对香港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她年纪小，她只记得从她记 事时起她们就家居天津了。是的，那时已是民国时代了，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的现象有了一 些改变。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所以仍是一个“大陆龙蛇 起，江南风雨多”的年代。不过，那时天津倒还平静，这里在近代历史上虽然也是风云变 幻，但与内地比，局势总还算稳定一些，加之地处京华要津，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所 以在此居住的达官显要颇多。赵四小姐的父亲虽不能说位极显赫，却也名声不小，所以家里 人来客去的应酬颇多。不过，对这些赵四小姐从不过问，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和几个姐姐， 都由他们照应，她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那时，在天津居住的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亲眷不仅人数多，而且大都沾亲带故，他们之 间的交往和各种饮宴游乐也颇频繁。当时她的几个姐姐是常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时也想拉她 去见见世面，她总以功课忙为借口婉言谢绝。那时她正在天津的中西女子中学念书，功课忙 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她爱静不爱动，对那些活动不感兴趣。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以及人生当中某些意想不到的机缘，终于打破了她那闭塞、狭小的生活天地，使她终于涉足 社交界，并得以与张学良结识，那她的未来就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他们是不期而遇，偶然熟悉起来的。因为赵家的这几位姑娘虽然都生得艳姿夺目，可性 格却大不相同。大姐已经出嫁了，二姐、三姐是开通的新女性，爱动不爱静，并特别喜欢跳 舞，总是穿着入时的漂亮服装，经常出入社交场所。赵四小姐虽然也受到“五四”新思潮的 影响，不愿恪守深闺，但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她关心时局，喜欢探讨国家的前途、人类的 命运，所以她喜欢读书，勤于反思，而对于社交、穿戴和各种游乐，却无兴趣。为此，她还 常挨姐姐的骂，说她是个小傻瓜呢。后来，是由于姐姐们的再三鼓动，她才稍稍有些动心， 多少改变了一下她那孤僻、单调的生活，偶而也出去玩一玩了。不过，看得出来，那是有点 勉强的，就象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村姑那样，是怀着好奇而又迷惘的心情，作为姐姐们的不 大为人注意的“小尾巴”，有时在社交场合偶而闪现一下，却又很快销声匿迹了。那时别说 别人，就连她那见多识广的姐姐们也不会料到，这个无意表现自己、只爱啃书本和见了生人 还不免有些羞涩的赵四姑娘，很快将会成为一颗明亮的红星！
意想不到的机缘与转折终于出现了。这就是她与张学良的结识与相爱。
关于他们的初识和交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人们的说法不大一致。不过，在大的方面是 比较接近的，这就是他们的结识是在１９２６年前后，地点是在天津，原来，“当时，北洋 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嫌在北京过私生活有些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 歌酣舞，玩个痛快。一荻好奇，常到那里看热闹。张学良的天津私邸在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 五十四号，三层洋楼，颇为精美。惟无天井，如集聚多人开盛大宴会，未免狭窄难容。他有 时路过天津也小作勾留。一荻经大姐绛雪（即冯武越爱人）介绍，与之相识。一个豆蔻年 华，一个英姿飒爽，互相爱慕，结成密友……一九二八年一荻赴沈阳入学深造，天津谣传她 已失踪”③。
与此说一致、并对张、赵二人那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更为生动细致描述的还有赵云声的 《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其中谈到：
舞会开始了。一时间花香鬓彩，酣歌妙舞，双双对对，裙带飘飞。
偌大个舞厅，唯一没有步入舞池的是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窈窕少女。她静静地坐在大厅 角落一张供休息用的圆桌旁，一边喝着茶，一边手托香腮，观看着人们跳舞。……她是随其 姊姊赵绛雪、姐夫冯武越一起来看热闹的。
赵四今天并没有象那些名媛贵妇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她只是随意在紧身 衣外罩了一件粉红色的百褶拖地纱裙，但这样一来，却变得更加醒目突出了。……
赵四在姐姐的陪伴下，默默地坐在一角，喝着姐夫刚刚送过来的饮料。但她无论何时抬 头，几乎都能感受到从舞池里流射过来的目光……赵四感到很讨厌。
“姐姐，姐夫，我回去了。”
绛雪刚欲开口说服赵四，这时舞场上突然荡起了一阵轻轻地骚动，人们的目光都不约而 同地转向了舞厅的入口处。
“你看，少帅来了！”
……张学良带着微笑走入舞厅，他摘下军帽，露出了一头油黑的长发。副官们连忙接了 过去，并上前帮他脱去了斗篷，里面穿的是一身笔挺的白色西服，系着一条深底红条的领 带，红白相映，越发显得英姿勃发，风度翩翩。
赵四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以致姐姐绛雪领着侍者端来咖啡，她都浑然不觉。
“少帅，怎么不认识我了？”
一个穿着华丽入时、举止风骚妖冶的年轻女人正一摇一摆地迎上张学良……
张学良望着她那故作娇媚的样子，眉头一蹙，抬手将她胳膊轻轻地推开说：
“对不起，我有点事得出去一下。另外，我就便在这里正式声明，今后别总是少帅少帅 的，请你们以后能真呼我的名字，或者干脆叫我的官职也可以，但就是不要再少帅少帅的， 这种称呼我不爱听！”
…………
“姐姐，张学良为什么不愿意人家叫他少帅呢？”
“他认为‘少帅’这称呼是由‘老帅’因袭下来的，有点近乎‘衙内’，会让人看低 他，觉得他是倚仗父亲的权势，这是他最反感的。他主张人要自强自立，一切凭自身的才 智！”
听到这儿，赵四不禁对张学良肃然起敬，使她感到一种心灵的沟通……
“好哇绛雪，你竟在背后议论我！
绛雪连忙回头一看，只见张学良不知何时来到了他们身后，她慌忙站起来，冲着含笑的 张学良，尊了一声：
“军团长，您好！”
绛雪一面恭敬地叫着，一面在桌下用脚踢了踢赵四，示意她快点站起来。
赵四万没想到张学良会到跟前来，所以一时慌乱得很厉害。她怯怯地站了起来，脸羞得 绯红，低着头只管抚弄着身上的裙带，嘴张了几下，却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张学良刚才并没有发现赵四，直到赵四站起来，他竟被她那国色天香式的超人美貌所惊 服了。……
“绛雪，这位小姐是你什么人？过去怎么没见过？”
绛雪见张学良发问，连忙趋前一步说：
“军团长，这是我最小的妹妹，排行老四，名叫绮霞。
因为她在读中学，从没到过这种社交场所……”
绛雪说到这，转身冲着妹妹说：
“绮霞，还不快叫军团长！”
“少，少帅——！”
赵四一开口，不知怎地叫出了张学良刚刚声明最反感的称呼，姐姐和赵四都有些紧张， 可是张学良却毫不介意，相反地，他恭敬地还了一礼，说：
“四小姐，您好！”
舞曲又响起来了……张学良将手伸向了赵四小姐，微笑着说：
“可以吗？”
姐姐绛雪见张学良邀请赵四跳舞，她连忙走过去，刚想解释说妹妹不会跳舞，但她的话 音还未及出口，只见赵四已默默地挽起了少帅的胳膊，双双飘入了舞池。④但关于张学良与 赵四小姐的初识，也有另外的说法，这便是孙玉清的《张学良在台湾》、曹振中的《将军手 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以及张德荣在《红粉知己—— 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中的介绍，前者说：
张学良一九二八年时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经常来往于北平、天津之间，公余 之暇常去由赵四小姐的哥哥赵道先任总经理的天津大华饭店舞厅跳舞，在那里与赵四小姐相 识，并一见钟情。⑤
曹振中文章则说：
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前后，绮霞的姐姐赵二和赵三已届成年，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出 入交际场所。当时有名的交际场所是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丈， 曾留学德国，颇有西洋派头，经常在府内举办舞会，放映电影，邀请天津大家子女参加玩 乐。经常到此参加娱乐活动的还有绮霞的六哥赵燕生，我的哥哥朱海北，还有汤国桢、朱光 沐、张学铭、张学曾和张学良等。其时绮霞年纪才十几岁，起先出于好奇，随姐姐去舞场观 看，后来和张学良相识，很快成为朋友。此后有一年暑期，天津诗家眷属子女多去北戴河海 滨避暑，张学良、赵绮霞在那里相会了，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⑥
张德荣对于张、赵之间这桩爱情轶事的记述，与孙玉清的说法比较接近，但也不完全相 同，他写得更为淋漓酣畅：
这天，赵氏三姐妹又来大华饭店跳舞。她们翩翩步入舞厅左侧的休息室，只见哥哥 正同一位年轻的军官谈得热乎。
赵道生见三个姐妹来到，忙起身指着她们向那军官介绍道：“张将军！请认识一下，这 三位是鄙人的胞妹……”一一介绍过，又对三位妹妹道：“你们晓得他是谁吗？他就是我常 给你们讲的少帅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微笑着逐一同他们握手寒暄：“很高兴结识你们……”
赵道生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张将军，请坐了叙话。”
大家各自在沙发上坐下来。侍者端上咖啡放在茶几上，躬身退了下去。
赵道生看了张学良一眼，满怀敬意地问三个妹妹：
“张将军是当代知名的爱国将领。为了反对日本对东北同胞的侵略和压迫，毅然拒绝了 日寇高官厚禄的利诱，决心拥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现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兼国民 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将军很喜欢跳舞。今日你们能结识这样一位舞伴，实在太荣幸了。”
大家正说笑着，有人来请赵道生去接电话。赵说声“失陪”，起身出去了。这时，舞厅 那边传来音乐声，赵二急着要去跳舞，拽了赵三告辞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张学良和赵四。通 过适才短暂的交谈，张学良注意到，赵氏三姐妹虽属一母同胞，风度气质却大相径庭。赵二 和赵三衣着花枝招展，但妖艳有余，本色不足，给人一种轻佻放荡和矫揉造作之感。赵四就 不同了，尽管淡妆素裹，不施粉黛，反而透出一种天然的美来，而此种天然之美给人的诱惑 力，又是那种经过着意修饰的美所望尘莫及的。更给他好感的是，这位四小姐不仅举止文 雅，性情温和，尤其思想开通，言语间每每含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意味，实可引为同志了。 这样想着，心灵深处蓦地涌起一股浓烈的爱慕之情。
这时的赵四，虽只十五、六岁，却已到了女子情窦初开的时期。她见这位张将军果然英 俊飒爽，结实健壮，眉宇间凝结着一种为常人所缺乏的勃发英气，特别是谈吐不俗，虽为军 人，却无丝毫武夫的粗野之气，正是闻名不如见面了。更听兄长说他是位爱国将领，不自觉 地将他和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联在了一起，愈加景仰，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潮猛烈地冲击 着青春的心扉，顿感相见恨晚。正想和他谈点什么，忽见对方那犀利的目光，正痴痴地盯着 自己，颇觉羞赧，双颊立刻泛起两朵红云，忙又低下头，掩饰地用纤纤玉指捏弄着衣 角。……⑦
看来，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具体情节虽有出入，而且也不排除其中的某些描 述的传说性质，但从作者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初识的心理和精神风貌的描绘来看，还是掌握 分寸，严肃认真的。不过那时他们毕竟还是初次接触，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算是认识 了，其他问题还是谈不上的。特别是，那时候赵四小姐年纪还小，又正在读书，更不善于交 际，跳舞常常是只跟姐姐或别的女友跳，连同男子跳舞（与张学良的一次跳舞算是例外）都 还很不习惯，她哪会思虑什么儿女情长呢。而这一点却偏偏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她那俊俏 美丽的容貌，那乌黑深沉的眼睛，那闪动着蓝色光彩的秀发，那袅袅婷婷的身材，以及那显 然还带有明显的孩子气的异常天真纯朴的个性，都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但最初也仅此而已，其它的事，还都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时间长了，接触的次数多了，从正处于豆蔻年华的赵四小姐来说，感情不可能不 发生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自从认识了张学良以后，她参加社交活动明显增多了，胆子也比过 去大些了，不再那样羞怯、那样怕见生人了，比如她不仅敢于大大方方地同男子跳舞，而且 与亲朋之间的一些青年男女也有了更多的交往。不过这些对她来说，总如过眼云烟，转瞬就 全淡忘了，唯独仪表堂堂、开朗洒脱、一向对她彬彬有礼的张学良，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但是，那时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张学良重任在身，军务繁忙，尽管他爱玩，尤 爱跳舞，但社交活动仍不能不有所减少。不过，只要有他参加，赵四小姐也总是要来的。她 来不一定就跳舞，却仍旧喜欢当观众，并特别爱听张学良谈话，爱看他和姐姐们跳舞。他那 穿着合体的白色西服的魁梧的体魄，那明朗、坚毅的脸，那剑一样的浓眉，那如清泉般清澈 明亮的眼睛，特别是那生气勃勃、气宇轩昂的神态，都使她产生了一种新奇的仰慕之情。而 自从有了这种似水的柔情，她就常常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希望能够经常见到他，同他跳舞， 听他讲话。但当她冷静下来，却又暗暗责怪自己胡思乱想，因为对方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她 全然不知，如果他并无此意，岂不成为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吗？这，多不好意思呀！
当然，赵四小姐也清楚，即使张学良也有此意，他们的交往，也还是会有不少非议和阻 力的。因为张学良比她大十二岁，并且他早在十五岁时，就与比她大三岁的于凤至结婚了。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象张学良那样的家庭，是不足为奇的。当年的蒋介石，不也是这 么小的年纪，就在溪口与年过二十的毛福梅结婚了吗？但作为赵四小姐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来 说，若是真的与他接近，同他交友，风言风语是少不了的，光是比较守旧的父亲那一关，就 难通过。从另方面看，自尊心很强的赵四小姐，也决不是那种嫌贫爱富、贪图享受、甘心屈 尊去做姨太太的女子。她之所以对张学良有好感，是因为她对张学良的才华和威名，对他作 为一个著名的年轻的爱国将领的敬慕，是他那英武豪爽的风度吸引和感动了她，但是，对那 些有损自己尊严的事，她也还是决不会去做的。所以有一个时期，她思想上很矛盾，一度甚 至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而把这个念头置诸脑后，并尽量想把这个最早闯进她心中、使她 最早受到一种新奇而又执著的情潮的冲击，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初恋的甜蜜和痛苦滋味 的男子，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
可是，这说来轻巧，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爱情这个美妙的、往往带有某种浪漫色彩的 意念，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的，人们一旦萌发了这种爱慕之情，想摆脱它或把它忘掉，那往 往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有时甚至是物极必反，愈是压抑它愈是要强烈地表现出来呢！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张学良并无此意，或者发觉了她感情的变化，而疏远了她，这 个尚在萌芽状态的爱情之花，也许会逐渐凋谢，印象会变得淡漠起来的。可是，使人忧虑的 是，张学良也同样忘不了她！这说来也怪，以他那样的名望和家庭环境，与他有些交往的男 宾女流不能算少，其中也不乏姿色艳丽的姣姣者，但对他来说，都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 是从不往心里去的，唯独对于默默无闻而又天真纯朴的赵四小姐却另眼相看，一见倾心。所 以他希望能常常见到她，教她跳舞，跟她说话，凡是她要去的场合，他必到场，并且兴致极 浓；反之，不管多么热闹的地方，她如不在，那就大为减色，什么都引不起他的兴趣，往往 是略事应酬，就早早退场了。很明显，他们在相爱。只不过彼此都还把它埋在心底，没有说 破罢了。有时候，当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张学良好象想对她说点什么，却又未说。他似乎顾 虑重重，又象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有好几次，他都是欲言又止，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实际上也是有许多心里话想向他倾吐，可由于这样的事她还从来没有遇 到过，自然更是羞于启齿，指望她采取更主动的行动，那当然是不现实的。也许张学良终于 领悟到这一点了，所以有一次当他们又在轻歌曼舞、余韵飘飏的舞厅里相遇时，他终于决心 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她听了。
“绮霞，请！”当第一支舞曲响起时，张学良就兴致勃勃地与赵四小姐跳起舞来，并同 她亲密地交谈着。“上次蔡公馆办舞会，你怎么没来呀？”张学良亲切地询问着，这天他显 得非常轻松愉快。
“学校要月考，我忙着复习功课哩。”
“啊，你真用功，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女秀才哩。”
“哪里，哪里，他们净瞎说。”
“瞎说，不，我看还说得不够哩。”
“不够？什么不够？”
“对你的印象和评价呀。”
“这又怎么啦？”
“我直说，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
“你，你不仅是女秀才，人也非常……”
“非常什么呀，非常调皮是不是？”
“啊，这……”赵四小姐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以实相告了： “嗯，调皮是有那么一点儿，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而是说你人也长得非常美啊！”
赵四小姐很高兴。但还是不好意思地皱了皱眉头：“你也跟着他们乱说了。”
“不，这是真的，”张学良默默地望着她那略带责备但却显得更加娇媚的脸，喃喃地 说，“怎么，你不信？”
“不信。”
“啊，调皮！咱们认识时间不短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喂，可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
“我的眼睛就是最好的根据。”
“不，你过讲了。”
“哪里，我向来是不会奉承人的。”
“可对我……”
“对你也一样，我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真的？”
“真的，请原谅，我还要说，你不仅端庄素雅，白璧无瑕，而且象一块玲珑剔透的璞 玉，有一种天生的丽质，恬淡圣洁的美！”
“啊，你这是在作诗吧？我哪配呢？’
“不，你配，你就是这样的。”张学良好象非要把她说服不可似的，一再向她坦露心 曲：“其实，你不知道，这也正是……”
“正是什么？你讲呀！”赵四小姐看他话到嘴边，又不说了，而且有时语无伦次，象是 有些神魂颠倒的样子，就孩子气地说：“你今天是怎么啦，是不是酒喝多了？”
“不，没有，”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兴致很好，同她跳舞，已不象先前那样拘束，而是显 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现在她舞步轻盈，如风送莲花，婆娑回旋，进退自如，飘然欲仙， 所以张学良也更加兴奋了。“其实，人不见得只有喝酒才会醉呀，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也会 陶醉的，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嘛。”
“真是会这样吗？你刚才说：‘这也正是……’好象有话还没说完，你还想说什么，请 继续说吧。”心细如发的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一边跳舞，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这，对于一个才只有十六岁的女孩子来说，可也真不容易呀。
“是的，我还有话要说的，不过……”张学良原本是个爽快人，不知为什么，这天晚上 突然变得有些吞吞吐吐了。
“不过什么呀，有话就说嘛。”
“我直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我不生气，我喜欢直来直去。”
“啊，这么说，我是非说不可了？”
“当然。”
“啊，绮霞，请原谅我的冒昧。”张学良满怀激情而又小心翼翼地说。人有时是很奇怪 的，就说张学良吧，他虽然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举足轻重的 大人物了，可是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比他还小十多岁的年轻姑娘面前，却有些精 神恍惚、局促不安起来。而之所以会这样，不正是因为他在深深地爱着她吗？这对他来说， 恐怕还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吧？不过，他此刻还是克制着自己，尽量谨慎地挑选着最委婉的言 词：“绮霞，是这样的，我是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有个性最可爱的女子，你身上的这些美 好的东西，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是我衷心爱慕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今后 常见面，常在一起谈谈好吗？”
张学良一席话，使赵四小姐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其实，这不也正是她早就想说而未 说出来的话吗？她哪会有什么异议呢？但张学良是唯恐失礼的。看，他是多么稳重呀！他说 的这些，同浪漫小说上所写的那种求爱、求婚的语言、场景是完全不同的，没有花前月下、 卿卿我我那些玫瑰色的气氛，也没有哥呀妹呀、死呀活呀那样的海誓山盟，这与其说是求 爱，不如说倒更象个大哥哥正以十分关切和爱护的态度在同自己的小妹妹谈心。但赵四小姐 喜欢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诚恳坦直的话，喜欢他这种自尊、也更尊重别人的态度。张学良虽然 没有什么信誓旦旦的表白，也没有什么动听的甜言蜜语，但她从他那容光焕发的面容上，从 他那满含爱恋之情的目光里，发现他对自己的确是深为眷恋的，一种令人沉醉的幸福感，使 她的心不禁怦然跳动，脸也腾地红了。
张学良不明其故，因问道：“绮霞，你怎么不说话呀？刚才我说的你同意吗？”
赵四小姐看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未开言却先噗哧笑了。
这下张学良更纳闷了，又问道：“绮霞，你笑什么，是不是我太冒昧，说了不该说的话 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原谅……”
赵四小姐正欲回答，一支舞曲已经演奏完毕，该退场了，她从张学良手中抽出自己那由 于分外欢愉而有点潮湿的小手，与他一同向外走去。她在准备离开他时，才羞涩然而也是很 严肃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你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你说的我 全同意。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既然象你说的，我们要成为志同道合的很好的朋友，那我 这一生就不再交第二个男朋友……”
这天晚上，当张学良驱车返回住地时，夜已很深了，当时万籁俱寂，星月迷濛。由于他 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特别是他终于听到了赵四小姐如此动情的回音，他怎能不由衷地 感到喜悦和兴奋呢？透过洁白的窗纱，他凝视着星汉灿烂的夜空，一个时期以来的动荡不定 的局势，他的家庭和他个人二十多年的坎坷遭际与欢欣，犹如奔腾不息的激流，又一齐涌上 心头，使他久久难以入睡……
① 陆静嫣、李兰云、吴靖：《草长莺飞春暮怀人风雨江南——怀念在台湾的赵一 荻四妹》，载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４日《团结报》。
②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③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④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此系摘引。
⑤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载《新观察》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⑥ 曹振中：《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 载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４日《团结报》。
⑦ 张德荣：《红粉知己——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 ３期。
10章 危难见真情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好幸福的时刻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 使人甚感留恋的。张学良非常珍视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与友谊，殷盼能够常见面，希望常常 在一起，但由于战乱频繁，形势动荡，张学良想在关内多住些日子的愿望已无法实现，而不 得不又于戎马倥偬中过着飘泊不定的战斗生活，与赵四小姐也从此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 的机会了。
张学良自父亲遇难、临危受命、主政东北后，层出不穷的公务就使他忙得不可开交。那 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特别是列强对东北的粗暴的干涉和侵扰，国内各派军阀之间 的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的战争，以及他们围绕东北去向问题的明争暗斗，都使张学良时刻处 于矛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简直有些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甚至焦头烂额了。所以这个时 期，他是紧张、惶惑而又异常疲倦的，一方面千头万绪、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一方面又总 象身边缺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种茫然若失的孤独感。每当夜深人静、他处理完了一天的繁 忙的公务，独自到庭院里走一走，以便使自己那显然有些过度劳累的神经，能够稍稍松弛一 下时，他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赵四小姐，想起他们在天津和北戴河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那 清澈碧蓝的海水，那飘动着片片白云的明丽的天空，那如梦幻般的微风轻拂的月夜，那宽阔 平展的金色沙滩上的长长的身影，……但最使他感动、最使他动情的还是赵四小姐对他的 爱，是她的真纯，是她那象水晶般的美好的心灵。他认为，她不仅是爱他，不仅是对他怀着 真挚的依恋之情，而且也最了解他，最理解他内心的隐秘和他那对她的火一样的热情。当他 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这么一件事，那还是他们初恋的日子，他见赵四小姐总喜欢在胸前带 一个很精致的鸡心饰物。那饰物造型优美、玲珑剔透，犹如一颗灿烂的宝石，令人欣羡。出 于好奇，张学良想让她取下来，让他仔细欣赏一下，赵四小姐羞涩地一笑，却拒绝了，就好 象内中还有什么秘密似的。后来，由于赵四小姐偶然疏忽，张学良终于得到了这个饰物，他 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饰物是空心的，打开看时，里面端端正正镶嵌着的并非 它物，而是张学良的一张小照片！上面还用很秀丽的小字写着“真爱我者是他！”这怎能不 使张学良怦然心动，对赵四小姐更加钟情呢！所以，他常想当此多事之时，当此心力交瘁、 倍感孤寂之际，若是有她在自己身边，该有多好？这样不仅能常常见面，可以谈心，而且那 不是又多了一位精明的参谋和得力助手吗？若是往常，他早就跑到她的身边去了，可现在他 怎能走得开呢？他辗转反侧，终于想到还是给她写封信去，请她来沈阳一趟，能够留下来当 然更好，万一不能久留，住些日子，再返回天津也行。所以他当即展纸挥笔，给赵四小姐写 了一封简短的、但却是热情诚挚的信，信中主要谈到别后的思念之情，他早欲前往探望，无 奈家遭不幸，千斤重担，集于一身，终难成行，接着提出请她来沈相会。这一来是久不相 见，很想同她见面；二来沈阳虽不象天津那么繁华，但她的秋天，还是很美的。同时，这里 的教育条件也不错，来此之后，可以就地入学，继续深造。
张学良的这封从沈阳发出的写于１９２８年秋天的信，因为战乱和其他原因，在路上曾 耽搁了些时间，但赵四小姐还是收到了。
那时，她仍住在天津，由于与张学良分别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正为此隐隐 有些着急呢，现在终于来信了。少帅对她仍是那么体贴入微，还约她去沈阳会面，她怎能不 满心欢喜呢！想到他们多时不见，而从他目前的心情和处境来看，他是有很多话要对她说 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张学良的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但 一想到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议，她又犹豫起来。原来，她的父亲比 较守旧，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国时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对他的这个四丫头与张学 良交往却很不赞成。这倒还不是门第观念，张家虽非诗礼传家，却也名声不小。那末，是不 是他对张氏家族怀有什么成见呢？好象也不是，原来张作霖住在天津时，他们还有一些交往 呢。他之所以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因袭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在他看 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什么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乐与英雄结良 缘，等等，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邪说，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儿女的婚事，应由他作主，选 个在天津或北京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儿嫁出去，这既体面，又维护了家庭的 尊严。很明显，女儿与少帅接近，他已颇为不悦，若说她还要千里迢迢去沈阳，那他是决不 会允许的。如今要把去沈阳的事说出来，不仅沈阳去不成，还可能会惹出一场风波来。所以 赵四小姐思量：若真是这样，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此离家出走，这样既可避免诸如说 媒定亲之类的纠缠，也可尽早与张学良见面。至于学业，到了沈阳不是仍可继续求学深造 吗？所以她决定立即去沈阳，而同父母亲也只好不辞而别了。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 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 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 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 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在一个深夜里，赵四小姐独自从天津搭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一对饱尝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在阳光明丽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会了。
危难见真情。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来沈与他相会，是满怀感激之 情的，这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确实是个很大的慰藉。
但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心里却并不是那么踏实，因自她来沈阳之后，在天津那边，就有 不少谣言。好事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说三道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有些小报，也借题 发挥，大作文章，说她失踪了，或云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里，也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她 的母亲和对她比较同情的几个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对声。特别是平时一向疼爱她的父 亲，暴跳如雷，似乎是对她再也不能原谅了。本来，父亲为官清廉，是个耿直人，平日对她 也是关怀备至的，但他却受不了这个刺激，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使他无脸见人，所以 在盛怒之下，登报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决定从此引退，不再为官！
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赵四小姐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所以这使她非常痛苦。 另方面，她同于凤至的关系也不是象后来那样融洽。“她初到沈，于凤至不许进‘大帅 府’，住在府后一小楼内，有门可通。后来始在‘帅府’大青楼内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 闼，有时还住在北陵别墅。一九三○年张学良赴南京开会，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 敏及一荻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洲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 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内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情况下，对 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懒，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①由此不 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 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 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 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 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 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 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 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 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 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 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 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 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 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 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 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 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 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 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 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 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 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 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 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 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 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 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 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 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 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 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 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 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 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 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 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 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 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 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 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 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 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
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 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 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 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 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 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 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 成大乱。
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 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 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 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 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 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 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 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１９３１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 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 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 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 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 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 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 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 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 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 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 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 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 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 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 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 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 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 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 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 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 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 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 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 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 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 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 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 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 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 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 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 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 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 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 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 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 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 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 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 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 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 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 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 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 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 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 “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 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 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 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 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 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 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
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 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 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 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 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 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 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 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 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 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 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 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 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 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 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 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 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 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 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 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 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 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 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 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 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 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 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 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 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 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 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 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 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 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 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 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 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 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 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 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 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 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 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 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危急！
东三省危急！
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 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 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 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 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着戎装，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 竭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
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 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 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象被烫了一下似 的，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 变得象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 重，以待‘国联’处理。
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象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 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
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④
这段真切生动的记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张学良是要抗日的，不战而退不是他的本意。 可是，为什么他又违心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命令呢？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 要因素则是他认为抗日要依靠全国，要考虑南京中央的意图，东北不能单独行动。所以当他 冷静下来后，立即向南京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报告情况，候中央解决。但这时的南京却群 龙无首，惊慌失措：
沈阳惊变电告南京，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去了，仅有于 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 城。他们慌作一团，急电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
开了一次中央临时常会，因蒋介石不在，什么问题也决定不了。南京这边在踢皮球，东 北那边的日军逞凶，一日之内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 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日军在沈阳俘获东北当局要员荣臻等十一人。王以哲率残 部巾沈阳向南撤退。⑤
形势瞬息万变，日寇气焰愈加嚣张：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二百六十架飞机，一夜之间，全入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 市。同年十一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一月份，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 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 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在全世界横行的开始。其野蛮凶恶的侵略行为，震惊 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⑥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推动 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强烈反对国民党的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的请愿学生 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在中央军校也受到学生的正气凛 然的质问。由于人们一时不明真相，对张学良也有批评，有谴责，甚至称他为“不抵抗将 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要看到，他这时对抗日虽不坚决，但与消极抗日、积极 反共的蒋介石是不同的。他想对日作战，后来也确实进行过抵抗，做了些抗战的工作，如 “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辽、吉、黑三省临时抗日政府，指挥了锦州、榆关、热河的 抵抗，给予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的东北义勇军以热情支持等。但在那时，这些 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国人对他的表现仍然感到失望。曾几何时，以果断易帜和维护国家统一 而名声大震的张学良，只不过一年光景，竟成众矢之的，而这种大起大落的转折，从时间上 来说，刚好是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８日他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巧电”后一周年的同一天，这是 不寻常的，值得深思的。崔义忠撰文议论说：
“九·一八”事变，人们可能熟知，而“九·一八”巧电就鲜为人知了。
一九三○年四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混战——中原大战。冯、阎、桂三 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六十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 将，率五十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双方打了四个多 月，互有胜负，难分高低。这时，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东北军的向背，成了决 定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于是，张学良成了双方都极力拉拢的人物。一时北宁线上，党政要 人奔走如梭，少帅府邸更是说客盈门。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年轻的少帅在这令人扑朔 迷离、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下，几经选择，终于，从“统一国家”“维护中央”的立场出 发，决定支持蒋介石。九月十八日，这天的电报韵目是“巧”字，张学良发表了震动全国的 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 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 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十月五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 停战，听候和平解决。十月十五日，阎、冯便联袂下野。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氏 胜利而告结束。由于张学良助蒋立了大功，南京政府委任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特邀他 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新闻界也对他大肆吹捧宣传。
一时，少帅声誉鹊起，名扬天下。
然而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响了。也许日本人有意给这位少帅开玩笑，竟 选在他发表巧电一周年这一天进攻沈阳。由于张学良事先已得到蒋介石的指示电：“无论日 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于是指示东北军执行中央不抵 抗命令，退入关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前，东北军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平津，而这一次 也是一枪未发便把沈阳交给了日军。三个月后，整个东北便尽陷敌手。顿时，全国舆论哗 然，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被唾骂一时。
张学良的两个“九·一八”，真是荣至耻极。
或许，这两个相同日子只是偶然的巧合，但这两个事件本身却不能说没有必然的联系。 “九·一八”巧电发表后，东北军大量入关，造成东北军边防严重空虚，使得日本乘虚而 入。张学良把蒋个人看成了“统一的标志”、“国家的化身”，发兵入关是维护中央，他退 兵入关是服从领袖。两次入关，似出一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九·一八巧电”，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决不会一枪不发放弃沈阳。⑦
…………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笔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部属大多数都撤到关内 了，但也有一小部分官员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未能脱身。从东北当局上层人物来说，荣臻、 臧式毅等十一人就都作了日军的俘虏，被囚禁起来了。不过，他们与一般普通的俘虏是有区 别的，因为日本人想利用这些头面人物为他们效劳，所以对他们是比较优待的。但多数人还 是不愿意跟着日本人走的，只有曾任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和张景惠等少数人动摇了。可是臧 母却是位铁骨铮铮的老人，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原来：
臧式毅的母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岂肯让儿子沦为汉奸，遂想方设法营救儿子出 狱。但左思右想不得其法。最后只好一着，让儿子为国尽忠殉节算了。于是通融看守，给儿 子送饭。日本人本来就要拉拢臧式毅，母亲送饭也不便阻挡。臧式毅吃罢母亲送来的饭，把 碗底翻过来看时，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原来碗底下嵌了一下子大烟膏。他顿时明白了，这 是母亲让他服毒自尽，以全名节。不料，臧式毅思忖一会儿，又将饭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母 亲。
后来，臧式毅终于当了汉奸，成了伪满洲国的奉天省省长。他母亲得知这一消息，便把 那大烟膏从碗底抠出来，吞进自己肚子里。
国难中的母与子，就这样一个玉碎，一个瓦全。儿子成了民族的罪人，母亲成了抗日的 一面旗帜！⑧
“九·一八”事变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三十年代所遭到的一次触目惊心的劫难，同 时它也是个充满着屈辱和悲愤的血泪交迸的时刻。年轻的张学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腐蚀，错 误地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对他来说是个深刻的教训，这是显 而易见的。但从另方面看，侵略者的炮声也唤醒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 抗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也使一些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徒暴露了他们的卑劣的嘴脸。 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有象马占山、蔡廷锴那样英勇不屈的抗日 爱国将领，有象臧式毅母亲这样宁死不屈和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也有象臧式毅、张景惠 这种不惜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这实际也充分显示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 象警钟，也象一面镜子，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变所呈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景象，不也是十分 引人注目而又发人深省吗？
①③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② 陈崇桥：《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未刊稿。
④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⑥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⑦ 崔义忠：《“九·一八”的巧合》，载《西安晚报》。
⑧ 引自《文摘报》，原作者：徐长青。
11章 虎落平原
东北沦陷，丧国亡师的主要责任者虽然不是张学良，但他还是深感愧对三千万东北同 胞，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他便在长城布防，准备进行保卫长城口、保卫热河之 战，并急向南京求援。
但南京对此反映冷淡。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剿共”，虽然碰得头破血流，连前敌总指 挥张辉瓒都成了红军的俘虏，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红军进 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所以对什么保卫热河、什么长城抗战，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日 军攻势正盛，锐不可挡，热河是守不住的。然而鉴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舆论方面 的压力很大，对张学良的要求他不便拒绝，因为他如不作出一些抗日的姿态，不说别的，就 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他的所谓支持，只不过是打发他的妻兄宋子 文等人去趟北平，讲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开些空头支票而已。
也许，下面的这个场面，会使我们更能窥视蒋介石“支持”热河抗战的奥秘：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的中年男子侃侃而谈： ‘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 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中年男子耸耸肩膀，不得要领地：‘又打又不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身穿白色绸缎绣花旗袍的宋美龄嗔怪地对宋子文：‘大哥，你听他把话说完！’
“蒋介石扳着指头，说服地：‘是啊，子文，你想想看，现在反对我的人都打起了抗日 的旗号，胡汉民、冯玉祥……就连亲日的汪精卫也发通电指责我不抗日……’
“宋子文：‘不尽然嘛，张汉卿并不反对你嘛……’
“蒋介石：‘嗯，是的，汉卿情绪很大，如果我再不提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他那里 更没法交待了。’
“宋子文赞同地：‘也好，这样我们在英美面前也不至于太丢脸。那么，我们何时动身 去北平啊？’
“蒋介石欣赏着扇面上的山水画，轻描淡写地：‘我嘛，这里离不开就不去了。你以代 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到北平帮助汉卿安排一下就可以了。’
“宋子文惊讶地：‘怎么，这样大的事你不去？汉卿向我要人，要钱，要武器，我怎么 办？到时候我兑现不了的。’
“蒋介石看着宋子文笑道：‘你是财神爷，你到哪里哪里就会感到在钱的方面是有保障 的，这就够啦！人、钱和武器还要用在剿共上面。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不变。’
“宋子文脸色阴沉地：‘打麻雀还要丢一把米呢，你一点本钱不下，我这个代理行政院 长去干什么？！’
“蒋介石叹了口气：‘是啊，论私人情谊，汉卿有恩于我，我视之如手足……可我是当 今中国的最高统帅，不能感情用事啊！……这样吧，子文，你相机行事好了，不会让汉卿吃 亏的。’
“宋子文起身告辞……望着宋子文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故作不解地：‘子文怎么不高兴 啊？’
“宋美龄瞪了蒋介石一眼：‘你给他开的是空头支票，他能高兴起来吗？’
“蒋介石摇看扇子说：‘他会使张学良高兴起来的！’”①说起蒋介石这位有“中国的 摩根”之称的姻兄，倒也还是个颇不简单的人，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间，他始终为 国民党政权效劳，权势不小，与蒋介石及宋美龄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同寻常。但他们之间也 有分歧，有争执，有矛盾，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初就住在宋子文家 里。后来张学良去找蒋介石，准备返回西安，可蒋介石托病不见，还打算报复。宋子文得 知，很不高兴，问他说话算不算数，蒋介石大发雷霆，说张犯上作乱，决不能放他回去。据 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的居亦侨（原名徐少珊）回忆，那次蒋宋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怒 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宋子文用脚踢门，拼命跺地板，大骂蒋介石”。后来，他气得一度 离开了南京，跑到上海去了。不过，在那个时期，他们吵是吵，还要互相利用，所以后来还 是又搅在一起了。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下台，他即逃往国外，从此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 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后来似乎还产生了某种隔阂呢。陆印全在一篇记 述宋子文生平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他介绍说：
……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邀请宋前去担任重要职务，都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一 九六二年二月应邀到台北，但只呆了几天，就飞回纽约。临行时宋美龄没有送他，认为当此 孤立无援之际，连亲哥哥都不愿助以一臂之力，未免太“冷酷无情”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宋子文夫妇赴旧金山探望亲友，一位老友为他们设宴洗尘，本来有心 脏病的宋因为吃得太快，食物卡住喉咙，喘不过气来，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时年七十七岁。 这时，宋美龄正在纽约疗养，却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于此可见其兄妹关系的微妙。②
不过，早年矛盾还不是很明显。那一次，身兼国民党财政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要职的 宋子文，原本想少量地给张学良拨点军费，以示援助之意，不料竟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他不 但一毛不拔，还要拆张学良的台，要拆除长城防线，放弃华北呢！对此，宋虽有些不满，但 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匆匆赶赴北平，应付一下。这 回他们的行踪不保密了，为了给南京政府捞回点坚决抗战的面子，当局对他们的北平之行， 甚至还故意渲染，吹嘘一通。总之，他们是打着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要对张学良的义举 予以大力支持的旗号北上的。这虽然是虚张声势，哗众取宠，却也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就 连张学良也信以为真，还特地举行晚会，以示欢迎呢：
北京 顺承王府张学良官邸
张学良格外开心地笑着，举起酒杯和宋子文干杯。
小乐队在演奏优美的华尔兹舞曲，然而却没有人跳舞……
何柱国将军小声地对身边的王以哲将军说：“一年了，头一回看见少帅这样高兴。看 来，蒋先生和宋先生决心支持我们抗战了。”
王以哲喝了一口酒，不以为然地：“我可不象少帅这样乐观，锦州之战他们也下令死守 表示支援，临到关键时刻啥也不给，让我们孤军苦战，白作牺牲……”
何柱国：“哎，形势不同了，中央再不援以实力，少帅是不会答应他们的。”
在大厅的一头，张学良收起笑容，严肃地：“子文兄，举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义不 容辞。我们为国难牺牲原无不可，可是人、钱和武器的接济，政府必须如数发给，否则，我 失信事小，国家命运事大！”
宋子文：“你放心。蒋公和我誓作你的后盾，你们打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怎么样？”
张学良被宋子文的保证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宋子文的手，激动地：“谢谢你，子文 兄，我代表东北军弟兄和东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随后转对大厅里的人们：
“诸位，方才宋院长对我讲，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蒋委员长和宋院长誓作我们的后 盾，在人力、财力和武器方面全力支持我们。”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张学良对走过来的于凤至：“凤至，怎么不请大家跳舞啊！”
于凤至转身对众人：“诸位女士、先生，请大家不要客气，玩起来吧！”
于凤至对宋子文发出邀请：“子文兄，汉卿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都是你给他带来 的快乐。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要陪你跳舞！”
宋子文彬彬有礼的对张学良：“可以吗？”
张学良笑笑：“请！”
宋子文、于凤至二人携手走到大厅中央，翩翩起舞。
有些人也陆续下场跳起来。
张学良走到赵媞身边：“小四，陪我跳舞吧！”
二人边舞边谈。
张学良踩了一下赵媞的脚，歉意地：“对不起，好久没跳舞，有点生疏了。还记得我们 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那时候，你真美……”
赵媞：“现在呢？是不是老了……”
张学良：“哪儿的话呢，只是比那时候……”
赵媞：“长丑了？”
张学良：“不，更美了！”
赵媞“噗媞”一声笑了。
张学良：“我说的是真话。”
赵媞：“你呀，现在我相信凤至姐姐的话了，你比我们还天真……”
张学良：“怎么讲？”
赵媞：“拿着棒槌当了针！刚才，我听救国会的人讲，蒋委员长既然这样重视保卫热 河、保卫长城口，为什么不亲自来一趟？为什么不可以把剿共的事放一放？”……③
看来，那时倒是王以哲将军和赵四小姐头脑比较清醒，对于蒋、宋的好话，都一直是打 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实际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这完全是说假话，是一场逢场作戏式的 欺骗，因为他们无意抗日，要的是屈辱议和，暗地里在北方的国民党军队中鼓吹不抵抗主 义，不服从张学良的调遣。当时张学良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理委员长，是有权 指挥北方所有的国民党军队的。但是，由于以宋子文、何应钦等为首的南京来的军政大员态 度暧昧，加之，国民党军队一向派系林立，尔虞我诈；更加之有些将领过去和东北军还打过 仗，有些隔阂，所以张学良指挥不灵，他们不是公开抗命，拒不服从，就是自保实力，按兵 不动；也有的是釜底抽薪，使你欲战不能；更加之骄傲自大、只顾自己身家性命的热河省主 席兼司令官汤玉麟不战而退，所以轰动一时的热河保卫战失败了。说起来简直有些使人难以 置信，偌大承德，守军数千，结果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骑便将它攻占了！
日军夺取了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军，威逼平、津，这就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人 们对张学良也更加不能原谅了，认为他先失东北，又丢掉热河，是置国难家仇于不顾，真乃 孺子不可教也。这使他也很苦恼。他有没有可以解脱的办法呢？这在当时也还是有的，这有 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二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 “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他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 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 苦果，采取了引咎辞职的办法作为回答。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 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
张学良代蒋受过，毫无一点怨言，他本以为，他采取这样的姿态蒋介石是决不会轻易接 受他的辞呈，而真正让他下野的。所以这一年的三月间，当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筹划反 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时，他还当面向蒋介石请战，要率领东北 军的精锐部队誓死反攻，收复热河呢。谁知，蒋介石为平民愤，以减轻舆论对他的压力，企 图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张学良，要把他作为一个替罪羊一脚踢开哩，哪里还会挽留 他呢。所以，对他的请战不仅不加理踩，而且逼他下野，热河收复不收复，对蒋来说是无关 紧要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见时，宋子文在场。这次会见仍然是在火车上进行的，仍然是灾难性 的。
不过这次在表面上蒋介石却还显得颇为热情，一点也没有要责备张学良的样子，开头， 还假惺惺地对这位为他背了黑锅的将军婉言相劝，极力安慰呢。但随后话锋一转，立即对张 学良的辞职电表示赞赏，但又怕张学良思想不通，假装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汉卿，你的诚 意和处境我是同情的，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是不想让你辞职的，可现在举国反日，对你、 对我都有不少舆论。当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这又不便公开讲。怎么办呢？ 为平怒潮，我们得有一个人辞职。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 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 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这先下水的是你呢？还 是……”说罢，目光直逼张学良。这谈话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如同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最后通 谍。
“是我！”张学良知其用意，愤然说道：“我先下水，让我引咎辞职吧！”
蒋介石见张学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说：“汉卿是个痛快人，能顾全大 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到国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好意”，心领神会，赞叹不已，在旁帮腔说：“好，好，难得汉卿 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势，蒋介石施展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之计，轻而易举地把 张学良赶下了台。这严重地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蒋介石的奸诈、阴险，而且往往 是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对张学良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联 想到在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借口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利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挑 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④的痛苦经历。
本来，张学良与苏联相处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竟忽 然心生一计，要打苏联。原来，据说美国希望中国办两件事，即对内消灭红军，对外打击苏 联。蒋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苏事端，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朋友的一个献礼。另外，苏 联必会反击，能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东北虽然名义上是 “服从中央”了，可是还不是那么驯服，这主要不正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 如果苏联人打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就张学良来说，若是与苏联 交恶，与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这样就会形成两面受敌，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靠拢南 京，如此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可那时，张学良只知道他的敌人是日寇，叫他打苏联，他是不肯干的。但南京政府却一 再怂恿，推波助澜，硬要他强行收回中东路，驱逐苏方势力。
张学良与军队素有不解之缘，军人气质浓，对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似乎有一种特 有的虔诚，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谓“东铁为共党之渊薮”、要防止“赤化”为 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又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继之是中苏间发生严重的武装 冲突，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 损失，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公愤，上海工人还进行了示威游 行，谴责南京政府的反苏活动。
蒋介石泄气了。在外交上也陷于困境。张学良更接连收到出师不利和“旅长两名阵亡， 士兵溃散”的紧急电报。当他要求政府补充损失时，蒋介石却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红军为名， 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张学良虽曾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此举不策略，政治影响不好，出 师不利，这是张学良料想不到的。当年曾在张氏身边工作的刘鸣九先生回忆说：“军事受 挫，张学良自知上当，乃当机立断，停战言和，径直同苏联谈判，签订“伯力议定书”，恢 复冲突前中东路状态，释放苏方被俘人员，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虽然处理得及时果 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还说：“中苏冲突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外交 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字二为）来沈，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设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 省政府委员六、七人（我也在内），同时邀请了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 秦华（字伯秋，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作陪。秦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 熟人，接触中给他的印象是，南京和东北合作并无诚意，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得知 后将其调回。在这次宴会上，酒至半酣，秦突然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 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周颇感尴尬，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上 峰并未责成过问此事。”秦乘虚直逼，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 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 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三集团军，以金钱收 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注：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 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 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你说这不是 实有其事吗？”周龙光听后，面红耳赤，手足无措，支支唔唔地说：“伯秋，我根本不知道 这事，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秦穷追不舍，还想再施责问。我们在座的人连忙进行劝解， 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 和，宴会不欢而散。”⑤
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 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 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 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 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 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 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 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 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 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 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 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 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 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 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 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 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 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 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 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 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 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 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 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 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 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 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 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 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 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 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我都不得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督师，结果怎么样，还 不是一败涂地吗？这一回，我让你小子先给我下台，并且让你走得远远的，不给你点颜色看 看，你是不会老实的！”可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 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
①② 引自《文摘报》摘编的陆印全关于宋子文事迹的文章。
③ 李政、徐陆英：《少帅春秋》，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５日《电影晚报》。
④ 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对外执行联美亲帝、反苏反共政策，发生在１９ ２９年的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他们挑起的。这一年５月和７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唆 使，强行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并对苏作战，结果东北军受挫，被迫议和，同意恢复冲突前 状态。
⑤⑥ 刘鸣九：《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 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Ｏ月出版。
12章 莫须有公案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 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 （１９３３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 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 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 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 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 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 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 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 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 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 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 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 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 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 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 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 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 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 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 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 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 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 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 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 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又陪他去中和剧院看了在北平的最后 一次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与这座古都告别的前夕，还要再到这个剧院来看戏 呢？想来定是他们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那晚他们也曾在此看戏，戏未看完 即退场，那时张学良是根据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令将东北军撤至关内的，现在正是这 个荒唐的命令使他失信于民，而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也许正是由于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以 求从苦闷中得到一点解脱吧，所以他又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在他的人生旅程中 一再出现转折的场所，忧国忧民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惋惜、惆怅和悔恨之中。
但在那时，人们对张学良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 里，所以人们把一腔怨愤之情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义愤，批评他软弱，是“不抵抗将 军”者有之；故意制造谣言，借题发挥，向他大泼污水者有之；由于不知真情，对他多有责 难，甚至捕风捉影，搞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的，亦有之。前面曾经提到的马君武的诗 《哀沈阳》，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例。
马君武的诗，初见于何报？国人的反映究竟如何？笔者未曾详考，不过，张学良和于凤 至、赵四小姐最初看到时，确是吃惊不小。当时他们是在一张《重庆日报》上看到的，气是 气，但那反映却也颇为不俗：
于凤至和赵一荻在房中说着话，忽听张学良从六国饭店回来了。于凤至向赵一荻笑 道：“瞧他准要发火的！
小妹，你看看，这张报纸是否也要拿给他看呢？”赵一荻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重庆 日报》，她拿在手里翻了翻，发现上面几乎全都是谴责、咒骂张学良不抵抗的文章，她气得 胸口起伏，愤然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把不抵抗的罪名统统归罪于汉卿呢？你看这首 诗，写得简直狗屁不通！”
于凤至见赵一荻气咻咻的，把那报纸揉成了一团。于凤至却夺过来，在膝头上展平，叹 息道：“小妹，这样的报纸给他看看也是件好事。他现在是吃了蒋某人的迷魂药，死心塌地 为他受过！如今汉卿已成众矢之的。如何了得？让他看看老百姓怎样在报上骂他‘卖国’， 也好让他认清一下蒋某人到底是人是鬼！有什么不好？”赵一荻听于凤至说得有理，连忙颔 首同意。
门外一阵橐橐的皮鞋响，张学良满脸怒气地走进门来，见于凤至和赵一荻正在那里瞟着 他冷笑，更加发怒了，道：“大姐，咱们结婚十几年，我还真想不到您会这么冒失！”赵一 荻不以为然地说：“大姐办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张学良道：“你问她，就知道。你们知道 魏道明和郑毓秀到北平来干什么吗？唉，可您为什么不通知我，就一个人到六国饭店把郑女 士从宴会上找出来，向人家募起抗日的捐来？亏您想得出。现在让您把事情闹大了，郑女士 和魏道明被您弄得下不来台，两人都不辞而别了。”赵一荻高兴得拍起手来叫：“走了 好！”于凤至道：
“我名为募捐，实际就是要撵他们回南京。汉卿，你也不想想，现在东北国土沦陷，在 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这个东北子孙为何陪他们这些达官贵妇跳舞取乐呢？”张学良一脸 沮丧的神情，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痛心疾首地说：“大姐，别人骂 我，我不恼。
可你我朝夕相处，难道还不知我是何用心？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 辱！这魏道明和郑毓秀，本来就是蒋介石派来观察我张汉卿动静来的。您说，我不苦中作 乐，又有何办法应酬？”
张学良一席话，说得于凤至和赵一荻良久沉默无语。
他们都深深理解张学良的话是发自肺腑的真诚话。忽然，赵一荻打破沉默说道：“汉 卿，你看看这几句诗。把你和我都骂得淋漓尽致了。连我和朱五小姐，还有电影明星蝴蝶 （应为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实，你明明只和蝴蝶见了个面（胡蝶本人说没有见过 面，这里似欠确切——引者），哪里在一起跳过舞呀？”
张学良接过那张《重庆日报》，见第四版上果然有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
且抱娇娃舞一回。
于凤至和赵一荻盯盯地瞅着张学良，知道他读罢这诗，定会大发雷霆的。你看他那双手 真的哆嗦起来了，脸色由青变白，由白变红。渐渐，张学良将一腔莫名的委屈、愤懑和懊 恼，克制下去。很快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把那报纸掷于几上，说道：“骂得好！”
于凤至和赵一荻一惊：“骂得好？”张学良也不解释，只是追问：“这诗是什么人写 的？”赵一荻气咻咻地说：
“广西诗人马君武！”张学良又把报纸拿来，上下看了一回，说：“九·一八事变，对 我张学良不满，百姓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相信我张学良是个有血性 的中国人！马君武用诗来刺激我，是让我奋起抗日，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张汉卿的苦衷天下 人怎么知道？大姐，小妹，我已经派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黄绫子，回东北去联络旧部了。马 占山和苏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会长久的！……”①
由上面的这段记述看，在那个时候，尽管张学良的看法还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能 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就说明他还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东北的沦陷，他确有难言的隐痛与 苦衷。
马君武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写此诗？当时人们是怎么看的？马君武对抗日问题的认 识有无变化？与此诗有关的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桩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 的？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看来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前些时，曾在报上看到张宜雷写的谈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的文章，倒是有一个比 较扼要的介绍，他写道：
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 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 位获得者。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制定无烟炸药。
辛亥革命成功，历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 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是“我国 近代第一流的学者。”
他还擅为诗，与柳亚子先生等同为“南社”的台柱。
曾写过《华族祖国歌》等不少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章。
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诗《哀希腊》，更是在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中传 诵一时。“九·一八”时期，他写了《哀沈阳》二首。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这两首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 张学良，是由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欲此二诗当时传 遍全国。②
另据陈钟瑞谈：“……后来，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内幕，便在《致蒋介石、 汪精卫电》中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 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 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忧国 忧民、嫉恶如仇的耿耿爱国赤忱跃然纸上。这封电文发表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 亡运动。”③
这些文章资料，对此事的分析评价，除了所引的诗在个别词句上与原诗稍有出入外，总 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无疑的，马先生的诗是有缺陷的，这不仅广大读者这样 看，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后，以通电的形式公开斥 责汪、蒋，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诗作的一种否定，这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代宗师”的 著名学者，是位知错必改的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马先生的介绍也并未因此就以 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该诗的不足之处，也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它讲的均较 简略，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与所牵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笔带过，或未曾涉及，为进一步弄清事实 真相，似仍需略加补充。
这两首诗文字不算深奥，虽不能说明白如话，还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对于现在的 年轻人来说，有些地方还要作些注释，方可对它有个透彻的了解。诗里所说的赵四，就是赵 四小姐，其用意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湄筠。她是 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 好友朱秀峰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的张学 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 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这当然不是事实，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剧院看戏，这已在前面谈到 了。至于胡蝶，当时并不在北京。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胡蝶女士（现侨居海外）近 年来在她写的回忆录里，针对此事也说过：“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 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 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 案。……”④但她不了解，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 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 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 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难怪胡蝶女士前些时在追述 这桩往事时，仍感寒心，她把这事称之为“该结束了的‘莫须有公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 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 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 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 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 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 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 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①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 报》摘编稿。
③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团结报》。
④⑤ 转引自胡蝶回忆录。
13章 关键时刻的抉择
在蒋、张保定会见之后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张学良便丢掉了一切官 职、宣布下野了。为了再次支持蒋介石，他甘愿代蒋受过，忍受这一沉重打击。并决定听从 当局的安排：出国考察。很明显，这决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当此大敌当前、民族 危机日益严重的危急关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哪里会有游山玩水的兴致呢！在此 时此刻，轻易离开自己的队伍，放弃自己承担的责任，跑到国外去观光，这对他来说，与其 说是幸运，不如说是痛苦。但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则极力劝他出国，不要恋栈。就张学 良来说，差强人意也好，盛情难却也好，不管怎么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这样不声不 响地离开吗？似乎又太冤屈了。想来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过，那也就问心无愧，他没有必 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权宜之计，过不了多久，他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就是下台，也要光 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辞而别，不能灰溜溜地离开，不能让人 家说他是临阵脱逃，而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遂于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 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 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 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 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 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 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 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 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 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 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 余皆不复计也。
从这个通电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 为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３月１２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决心，力戒毒瘾，为此耽搁 月余。４月中旬，当风和日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 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邮轮，出国了，为寻求救国之路，他先后漫游了意大 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他也很想到苏联看看，却未能入境，想必是苏联 人对于早先的中东路事件还有些耿耿于怀吧。
张学良原本还要在国外再多考察几十国家，因为“福建事变”发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 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通电反蒋，并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过与马 占山、李杜（适逢两将军亦在国外）的会见，得知东北抗日情况，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思乡之 情，乃决定提前归国。于凤至因要照顾和安顿子女在英国求学，所以没有回来，张学良与赵 四小姐和其他随行人员则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回到上海。
在国外考察了一个时期，张学良也还是有收获的。这时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并不都 是正确的，甚至还受了不少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雄心未 灭，他还是很想大干一场的。但打内战他不干，“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 作。”“归国当时之志愿：（１）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 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２）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 违。”①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鉴于前车，鉴于先前的种种历史经验教训，张学良觉得他晚出台 甚至不出台，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于走马上任，还想等等看。可这次蒋介石却不等 了，因自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起，他就集中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了，加之，在 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军心不稳，甚至还有兵变发生，所以这才又对张学良发生了兴趣。他一回 国，就被蒋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见，又是宴请，又是晋升（张学良的一级上将军衔即授于此 时），并任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兼任），代行总司令职务。 真乃高官厚禄，受宠之至。当时东北军中不少有识之士对此都不赞成，认为张学良应当带领 大家抗日，不应再卷入内战的泥坑。但由于那时东北军已远离东北，已经不是独立的军事集 团，是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系列的，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依赖蒋介石，他怎好拒任 呢，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去武昌就职了。曾几何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那样的无 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国，那时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进东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 过一年多光景，又对张学良称兄道弟，笑脸相迎了，蒋介石的这种纵横捭阖之策，随机应变 之术，不能不令人惊叹。很明显，如果你认为蒋氏真的是对少帅发生了特别的好感，那就不 对了，他实际是利用他，要他为他发动的“剿共”战争效劳。先是让其出兵江西、福建，继 而又命令他的东北军与其他中央军相配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对于这个新的使命，张学良没有多大兴趣，但也没有拒绝。是的，若说这时他对共产党 和红军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若说他愿意“剿共”，十分卖力， 那也不是实情。因为当时日寇正向华北步步进逼，可国民党政府却软弱无力。未过多久，何 应钦与梅津还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那时凡有点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对此气愤万 分呢！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杭州写的过岳王坟有感一诗中，怒斥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退 让，诗云：
北地小儿贪逸乐，
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愿成和议，
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②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并 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 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 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 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 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说，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 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 也许会说，既然他不愿打内战，为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 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那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 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首先必须实现国 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 都要听从中央指挥；只能有一个中心领袖掌握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 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 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 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他这 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 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 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 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 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 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 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 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 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 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③由此可知，张学良这时对共产党的看法 已有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很正确，但敌对情绪已明显减弱；特别是，他到国外考察了一 段时间，视野毕竟是更加开阔了。当然这时还不可能那么纯粹，在他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矛 盾，也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如由于他曾访问过意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义 的影响，认为墨索里尼还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极权主义，一呼百诺，很有气魄。认为“共 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现，我国是半 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 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 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 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④为了说明服从领袖的重要性，他常伸 出五指，说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其他指头都得听大拇指指挥，离开它的指 挥，就大为减色，许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认为凡事得有人作主，从这种意义上说，讲法 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有什么不对，所以对于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之类的论调，他 是欣赏的，甚至还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他这样做的目的，表示拥蒋固然是一个因 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不过，这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全国的政治、军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张学 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军的内部整训上，准备抗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西入川、陕，根据地里留下的红军只有几千 人，战事已趋缓和。他对剿共战事原本厌恶，现在无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机 会训练部队，不料让东北军西进的命令又下达了。原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突 围，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向西北进军。当时，蒋介石为阻 止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帮助，曾以重兵围堵，未能奏效。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与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 大本营。蒋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张学良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担负维持陕甘宁地区防务 和“剿共”任务。
这副担子不轻松。如果说初开始对此他还感受不深，甚至有点麻痹轻敌之意，但经过几 次战斗，他就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使他觉得有压力、并开始有些观望不前的，倒还不 是集重任于一身，而在于这个没完没了的“剿共”。说实在的，让他抗日或维持治安，并担 负一定的防务，他没说的，一定闻风而动。可定要打红军，他就有点犹豫了。尤其使他不安 的是，这一新的任命公布后，下面还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说，这次派东北军入陕进剿红军 固然是一个目的，但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只要看一看蒋介石过去在排斥异己，如何将非嫡系的如孙连仲、公秉藩、张英、张印相和 王家烈等人的部队，不声不响地一个个搞掉的情况，对此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但在那时，若认为有了这些想法，他就会公然抗命，拒绝入陕，那当然也是不现实的。 对赴陕“剿共”他没有提出异议，还有另一种考虑，这就是他天真地认为，陕北红军人数 少，武器装备差，打也不难；从另方面看，陕西离东北近，一个新的抗日基地，一个打回老 家去的巩固后防，却可很快建立起来，这不也是一桩好事吗？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又过于乐观了。由于东北军长途跋涉，在陕西人地生疏，与群众关 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却跑到陕西打红军，老百姓不喜欢，因而消息不灵，满眼漆黑，处 处被动。而红军呢，人数虽少，却与群众关系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处处受到欢 迎；他们消息灵通，如鱼得水，处处光明。以致尽管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备上都优于红 军，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在陕北甘泉的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一○师被 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１０月，东北军一○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与红军交战，该 师一个团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仗，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他那时是怀着不安和苦恼 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临走前，他曾嘱咐部下，不要轻举妄 动，不能再前进。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 一○九师又被全歼、并活捉师长牛元峰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震怒，也甚不安。那时，他和杨虎城都正在南京参加国 民党“五大”，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杨虎城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出路总是会有的。张颇感 动，他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不过，对于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牛元峰师的被歼，张学良仍然感到愤懑：“前已有 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忆录的作 者，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 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 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 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 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 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 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⑤
严厉地训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寻求对策也好，这在那时实际是不可能收 到什么显著效果的。严峻的现实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今后怎么办？东北军向何处去？
鉴于东北军的失败和极为不利的处境，人们也许会说，东北军不是很有名气的军队吗？ 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被红军消灭的刚好是原本就很差劲的军队吧，不然为何如此不 堪一击？实际不然，这全是东北军中比较精锐的部队。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 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说起来左一个“安内”，右一个“安内”，似乎 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经受了这些严重的挫折，才使 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剿” 下去，红军消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 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中央”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师 番号，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 抚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 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从另方面看，红军 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红军和统一战线政 策的义务宣传者。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来的仇视和疑惧 心理逐渐消失，一种钦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 的和平共处的景象。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 用到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 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九·一八”事 变后，他南下到了上海，当了进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编。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是个 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的，后因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 话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物被封，人也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竟被判了刑呢？原 来，在他编的刊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 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 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 况。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侮辱天皇”， 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 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 狱服刑。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 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 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 义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１０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 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
张学良与杜重远是老相识，早在杜重远在沈阳开设新式肇新窑业公司时，他们就认识 了。张学良对他一向敬重，引为知己。相见之后，二人就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 推心置腹的交谈。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 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士气也高，应在抗日战场 上发挥作用；日寇虽猖狂，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气节；只有万众一心，坚 决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而且， 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兄弟只知阋墙 而不知外御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险的，不仅谈不上什么光明的前途，还有灭亡的可能，这 是毁灭之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发，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 前进的方向。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这不是没有 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 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１９６０年在台湾发表的。就西安事变来 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 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④⑤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14章 肤施夜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巨大 的鼓舞，对于受到蒋介石排挤、对打内战不感兴趣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当然，一种新的革命高潮的酝酿与准备，也是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实际 上，为了抗日，为了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 变，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研究，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 状的分析，以及对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红军长征的后期就曾考虑过，但有些事那时 无法实现，实际对他们、特别是对张学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从１９３５年冬和１９３ ６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开始的。而被俘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迅速释放，则是一个新 的起点。
高福源是由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 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央在陕北召 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 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 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见面。
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 特殊的使命，他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让他看出他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 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他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张学良的这个微妙的心理，高福源当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敬 了一个军礼，并说：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张学良态度严肃，冷冷地问：“怎么回来的？”
“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象他不是打了败仗， 倒象是得胜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原以为张学良会热诚与他交谈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 地说：“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 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 我，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 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 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 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 的内战中才心甘吗？”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只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 来，要杀要剐，就随人家的便，只是觉得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 伤心。张学良原本就无处罚他的意思，现在听他这样慷慨陈辞，也不禁流泪了。他终于怀看 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来，亲切地安慰他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 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 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
高福源很高兴。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他又返回陕北苏区。
高福源回到红军驻地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对他多所鼓 励。另方面，对张学良关于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商谈的建议也欣然采纳，并于３月４日派李 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那时张学良误以为中 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他既注意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也很重视与上海友人的接触，想通过 他们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不久以后，他终于从上海友人那里获悉，原东北义勇军抗日将领 李杜（当时他住在上海）为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实际是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得知张学良的 愿望后，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认为刘鼎是共产党的重要 人物，得到消息后，即派亲信高参赵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
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是１９３６年春来到西安的。到了 西安后，他就住在张学良公馆里。那时张公馆在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这所住宅，原为西 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１９３５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租赁了这个院落，作为 他的官邸。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三幢东西排列的三层青砖楼房，即Ａ楼、Ｂ楼、Ｃ楼。在经 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之后，原来的房舍多已陈旧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筑和庭院仍保存完 好；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注，加强了对西安事变旧址的管理工作，经过认真修葺，如 今这里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多年的风貌。Ａ楼，在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下属、职员所住 的地方，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曾在这里住过。Ｂ楼，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副官和 警卫人员的住所。Ｃ楼，是张公馆的核心。张学良自１９３５年秋来西安直到他离开西安去 南京以前，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一直住在这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晚，张学良 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军事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１２月２３、２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 变的“三方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张学良与刘鼎素不相识，突然见面，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 良并不拘束，一见面，张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 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 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 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鄂豫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 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 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 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 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 计。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列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同志。中共中央 得知刘鼎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甚得，就委派刘鼎同志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①刘 鼎在这里住下来以后，能和张学良及其他东北军将领时常见面，使他能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经 验，系统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等对党和红军有了更 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今延 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他曾参加这次会谈，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他协 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 中央对他当时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出：“西安事变， 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张学良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应德田口述的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也曾谈 到：“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久的接触也较多， 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 间，张学良将军怀疑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 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
总之，张学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刘鼎的到来，使张学良对于共产党和红 军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而在这之前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洛川会谈和在这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 的肤施会谈，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和推动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则更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是预定在肤施举行会谈的日子，但这天天不作 美，从一大早开始，就风雪交加，飞机无法飞行，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
４月９日，风雪小多了，但仍是个严寒的日子，为了能及早赶到肤施，使这次谈判能顺 利举行，张学良决定当天一定启程。所以９号这天，他早早起身了，并特意换了一套普通的 灰布军便服，这是他为了与红军谈判而特意让裁缝制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重 视。
在肤施会谈的前几天，天气一直不好，８号那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 多不便。９号这天，天虽晴了，但雾大。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 九等少数随行人员，亲自驾驶飞机直飞肤施。
下了飞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发酸，好象不常劳动的人突然干 了一天体力活似的。他过去不止一次地驾机冲向蓝天，坐汽车也总喜欢亲自驾驶，都没有这 么累过。他这才真正体验到，开飞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特别是在雾大或气候变化 无常的情况下。
这天下午，他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 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骑着马，经两天长途跋涉，于 当天傍晚才赶到肤施的。但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在城外了，只有参加谈判的几位同志徒步进 入了肤施县城。
当时，负责在大门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他只知道来的是级别 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谁率领，却毫无所知。
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时才来到天主教堂门前的。他们一共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 中等身材，人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着黑色中山装（这天他和李克农均换上便衣了）， 眉毛浓而黑，目光炯炯有神。从他那行动矫健、气宇轩昂的神态看，他年纪并不大，可是却 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那时，他看到大门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与孙铭九热情 握手，并亲切地说：“辛苦了！”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伸手让客，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进里面去。那时，他只觉 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张学良与周恩来也是初次见面。过去彼此虽然都久闻其名，却无缘相会，今天在陕北一 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欢，坐在一起会谈，真是机会难得，所以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 对于西安事变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最初的会晤，许涤新曾有简要的评述。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救亡运动的火焰，遍及全国。我党向被蒋介石派来 “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两军将士们的抗 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对两军的压迫也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发动了震 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四十一年后，西安和兰州的剧团都编排了壮怀激烈、慷 慨动人的《西安事变》话剧。
在话剧里，当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说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时，张说： “不，不，我是一个不抵抗将军。”恩来同志说：“我相信，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 自己洗掉的；我们也会帮助你洗刷。”恩来同志又说：“听说张将军不久前写过一首抒怀的 诗。”张说：“周先生你也知道么？”恩来同志边笑边念：“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 人非！”张说：“只是感慨而已。”恩来同志说：“张将军，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奉 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所写未必完全是事实，但在当时那种慷 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变》剧本的这一段对话，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 的真实性的。②
笔者亦有同感。的确，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这对话是反映了全国人 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的，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就说在肤施的这次会谈吧，双方也始终 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是一次亲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会晤。
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的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 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胡涂的认识，他毫不 避讳地说：“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也接受 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 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 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 此。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 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 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 错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 生请教。”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周恩来一直静静地认真听张学良谈话。 他有个特点，一般是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的。但听他这么讲，也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 看法：“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 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 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 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 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发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 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 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 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 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 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 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 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 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 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 ‘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 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 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 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 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 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 “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 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 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 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 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 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 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 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 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 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 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 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 “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 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 希望他能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 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 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 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 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 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 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 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③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 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 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 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 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 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 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４月１０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 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
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 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版。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关于周、张二人会谈内容，曾参考了申伯纯所写的《西安事变纪实》及其他有关资 料。
15章 八月的西安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 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 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 抗日”，“在５月５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 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 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 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 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 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 日。’”①
红军为了抗日，于１９３６年春东渡黄河，不料，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拦。为 了顾全大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停止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并 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布，出师抗日的红军之所以回师黄河西岸， 不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和进攻畏惧了，而主要是“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 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以此行动向南京政 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 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慎重地劝告南京政府：“在亡国灭种 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 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 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 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 之。”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 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 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 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 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 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 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 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 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反 清的革命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国军和靖国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 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 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西 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 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国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１ 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 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 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 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 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１９３ ５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 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 主席的亲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 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 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 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
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团结争取杨虎城有利条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不 过，汪锋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 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 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 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准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 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 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③
当时，汪锋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的。二人见面之 后，汪即说明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递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的亲启 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 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 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 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 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再经深谈，终于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下定了联 合抗日的决心，所以那时杨虎城虽为国民党西北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实际是一位抗 日爱国将领。据说，有一次，杨虎城从南京开会回来，驻守汉中镇巴的二十一团来电话报 告，说在一次战斗中，有三十多人后退逃跑，使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一败涂地。逃兵现已全 部抓起来了，但事关重大，团里不敢擅自处理。杨虎城闻讯连夜赶到镇巴，第二天大清早召 开全体军人大会，准备处理这批临阵脱逃者。后来一查，原来他们是根据团部命令，要去通 江上抢劫一大批物资作为军饷用。而这些物资是通江、南江等地老百姓支援上海十九路军抗 日的募捐物资，认为不能抢，并向团长汇报了。团长不听，仍下令攻抢，他们无奈，朝天放 了一阵空枪之后，便集体开了小差。他们一边跑，还一边“高喊：‘我们中埋伏啦，快逃 哇！’带着尖刀排似脚底板擦了油地往回跑。打头阵的一跑，整个抢物资的大部队就溃不成 军了。‘军长，’关黑子（带头逃跑的一个副营长，他原本是杨虎城的一个老部下）说完， ‘扑通’又跪在地下哽咽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我口袋里有东西能证明。’杨虎 城从关黑子衣荷包里摸出张皱巴巴被汗浸湿了的粗毛纸，摊开一看，是四川通江、南江红军 游击队的简报。正面印着：同仇敌忾，抗日救国，双江爱国赤子勒紧裤带踊跃捐款捐物支援 上海十九路军。简报的后面是双江红军游击队给上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和全体官兵的 慰问信。杨虎城看完简报，一把抱住关黑子：‘黑子，你不是逃兵，是功臣！’这样一来， 公审会改成了嘉奖会，三十多名逃兵每人发了五块大洋，关黑子升为团长。杨虎城最后向全 团官兵宣布：‘弟兄们，今后，遇上这样的丢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杨虎城照样发 奖！’”④从杨虎城为“逃兵”发奖这个小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时，他虽然受国民 党政府领导，实际上他是执行着一种比较进步和温和的政策，因而那时陕西的救亡运动较为 活跃，如对于提倡民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等，在别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陕 西，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不论是青年学生或民主人士，都敢于议论国事，抨击时弊， 所谓共产党宣传赤化、不要父母、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人相 信的。致使陕西的国民党特务大为恼火，叫苦不迭，哀叹陕西左倾分子多，存在所谓“精神 向北（即陕北）”和“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 是共产党的事”的现象。
蒋介石对此也很恼火。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他调来大批宪兵，同 时也增强了特务的力量，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戴 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象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 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 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晏道刚和曾扩情这些特务头目就是用来监视张、杨的；也有 的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为据点，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 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特务的暗中窥测之中！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 势下，人们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不断发扬光大，如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 流传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这名称的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这个刊物是由从上海来西安作统战 工作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印的。未过多久风波起，它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秘 密，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若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保护，高崇民就会被捕，会被送往南京， 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原来，那时高崇民等编印这个刊物，是曾得到张学良默许的，不过表面上他不能支持， 还得公开查禁，以遮特务耳目。所以，那时这个刊物实际是处于地下状态。印刷、发行，都 担着很大的风险，白竟凡在论及此事时，着重指出：
原来准备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 为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印宣传抗日的东西，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活路》 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孙达生（另一《活路》编者）即和 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 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 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 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 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 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
经过几夜突击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运到他家，以后又由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同 志用小汽车运到双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发行一个多月以后，忽于五月十二日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为《活路》事，被国 民党秘密逮捕解往南京。这件事使张、杨和东、西北军两方面人士都为之震惊。后来查清是 印刷《活路》时的保密措施引起了两名工人的怀疑（他们是蒋特的底线），他们在印时带去 一份光纸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在军需处后面城墙上偷阅。
他们看到内容全系宣传抗日的违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给了西北“剿匪”总部调查科长江 雄风。江看见如此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奖给这两个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 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个小 册子是谁写的？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 是，从内容上看，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宣传对象主要指的是东北军。他们分析来分析去， 分析到郭增凯头上，认为郭平日经常夸他与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能写文章。他们对十 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又报功心切，就误认为《活路》一定是郭增凯搞的，即向蒋介石 写了报告。蒋介石五月十日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 电话请郭到总部，以有要事相商为名，把郭骗到总部逮捕，怕被十七路军发觉，连夜把郭送 到临潼上车解往南京。
郭增凯到南京后，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追问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小册子？又追问 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的？这两个问题郭增凯全无所知，虽然特务们进行各种威 胁利诱、刑讯，也问不出结果来。他们又转告晏道刚，晏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指出 《活路》是十七路军印刷厂承印的，让杨查办。杨从容地说：军需处不会印这种东西，请晏 在市面上彻查。后来杨部查清是廉栋臣等二工人告密，杨将军觉得对不起东北朋友即将廉等 秘密逮捕，关押在十七路军军法处，事变结束时将两人释放。晏道刚又去找张将军，张学良 一见《活路》小册子，也很生气，说：这样的东西应当查禁，并应追查是何人所为？他命令 部队查禁收缴。孙达生等又将收缴回来的《活路》，利用各种形式发给部队。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发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 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 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此时高 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 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 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 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 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 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 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 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 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 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 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 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 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 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 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 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 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 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 就一发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 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 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 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 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 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 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 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 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 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 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 特务们之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 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 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于张学良 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 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 “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 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 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 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 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 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 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 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 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 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 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 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
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 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 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 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 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 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 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 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 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 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 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 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 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 “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 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 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 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 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 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 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 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 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 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 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 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 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 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 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 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 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 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 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 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 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 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 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 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 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 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 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 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 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 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 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 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 了个“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 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 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 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 “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 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 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 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 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 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 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 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 ⑥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 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 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 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 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 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 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 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 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 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 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 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１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 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 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 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 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 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 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 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 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 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 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①②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 月出版。
③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⑤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⑥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１０月出版。
⑦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
16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 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 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 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 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①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 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 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 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 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 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 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 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 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 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 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 要和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随后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张学良，然后他登车返回天津，我直 返西安复命。记得张看了莫的信，并听我口头汇报之后，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说什么话，就 让我回去休息了。
我执行这次任务，前后历时月余，去时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归来已屈朔风初劲， 节序初冬了。②改善关系、缓和矛盾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可是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却 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和西北军联合召开纪念大 会，人们愤怒声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滔天罪行，公开发出“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呼 声，并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负起抗日重任。参加会议的群众甚至还表示：“愿以我们数 十万颗肉弹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 行，张学良曾接见群众代表，他热情称赞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示了他一定要亲“率东 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的决心。
可那时，蒋介石的行动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他在处理完了“两广事变”之后，即把注 意力转向西北，在剿共问题上加紧了对张、杨的催逼。
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匆匆赶赴西安，进行视察，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未来之 前，他对于陕北前线平静，张、杨剿共不力等情况已略有所闻，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 陕西，其目的也正是为要打破这个局面，督促张、杨“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战争。不 过，表面上他却不动声色，还特地邀请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观名胜， 说说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负有重大使命，而是专为游山逛景似的。张学良知道，这是假 相，如果你认为老蒋真是来耍的，或者对于剿共他会轻易放松，那就错了。所以，张学良无 心观景，当他陪蒋登上华山北峰，向东遥望时，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思绪万千，倍感 伤痛，曾作旧体诗《华山》一首，满含对故乡亲人深切怀念的激情写道：
偶来此地竟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
河山无恙主人非。
然而，蒋介石的感受却是与此大相径庭的，他最关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兴 亡，仍然是他的权势，他的名位，以及那个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剿共战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说的，图穷匕首现，当走马观花的游览一结束，蒋介石就立即向张、 杨发布了向红军进攻的命令。
张学良面有难色，对此很不赞成。他不愿意再打内战，而一心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他 不仅在此之前当面向蒋说过（那时蒋对此当然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给蒋的一封电 报中也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如他在电报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 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 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 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 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 数当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 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在蒋氏此番来西安后，张学良更进一步向他说明，这还不仅是他 个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广大军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请他三思。不料，蒋却大发雷霆，声 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 要问为什么。至于士气，关键在官不在兵，只要当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决不会后退的；如 果当官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士兵们也是不会认真作战的。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这个道 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蒋介石在接见杨虎城时，因杨也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 题，所以蒋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张，杨虎城对委员长的高论虽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争 辩。可张学良却斗胆进言，讲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他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诚哉斯 言！但这个将要是良将，并真正是爱国爱民的，还必须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 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 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如他们爱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 殖民地，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为亡国奴和他们的奴隶，这，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不，你搞错了，士兵决不会是这样的！”蒋介石对任何问题常常是先入为主，有 它的一套固定不变的论点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很 武断地说：“关于抗日问题，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这事政府自然会管的。至于士气问题，我 来解决，我要向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我会说服他们的，唵。”
１０月２７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二将军陪同下乘汽车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 团，准备向训练团军官讲话。
这天，到会的军官人数比较多，除军官训练团全体人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 军总部以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据说，委员长有令：任何团以上军官均不得缺席。
因为人多，没有那么大的礼堂可以容纳，会场就临时设在训练团驻地庙内戏台前的大院 子里。上午十时以前，参加会议的军官都准时进入会场，专候“委座”光临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在严密警戒的王曲军官训练团驻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蒋介 石的车队到达军训团门口了。
这时，早有一批军官上前迎接。蒋介石下了汽车，即由张、杨二将军陪同，缓步进入会 场。顿时，军乐高奏，全体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蒋介石扬了扬手，算是答礼， 可面孔却一直是板着的，不说也不笑，更显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然而，由于平时对蒋氏 的尊容难得一见，所以不管他是怎样的傲气十足，人们还是象看什么稀奇似的，都注意观 看。只见他身穿军服，腰悬崭新的金灿灿的有半截身子那么长的指挥刀，脚登乌黑发亮的长 统皮靴，戴着雪白的手套。但他人并不富态，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种派头，而 是瘦长脸，细高个，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倒还精神，只是未免过于严肃了，一直绷着 脸，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总之，从出场到离开，没见他有个好脸色，没露一丝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讲话。他独自站在主席台上，张、杨二将军都站在台下队列前面，其余 军官站在他们后面。他讲话不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并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还是很有 些煽动性的。他这次讲话实际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的继续大举“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 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高级军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胁。为了论证他的诸如“攘外必先安 内’之类的论调，他大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谈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俨然以孔夫子和 曾文正公的得意门徒自居。他还引经据典，大谈所谓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等，叫人好 不扫兴。总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为他说的是乡音很重 的宁波官话，有些是听懂了，也有些就难免有不知所云之感，但他最后疾言厉色地所说的一 段话，因为讲得稍微慢一点，大家还是听清了，他分明说的是：“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 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 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 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 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 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是 决不宽恕的，这一点，唵，唵，我希望诸位要特别加以注意，万勿听信共党宣传！”
原先，人们还以为，堂堂委员长、又是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这种隆重的集 会上，定会发表些号召抗日、团结救国的言论，也只有这样，才象个国家元首的样子。没想 到这方面的言论他一句不讲，念的还是那套使人早已听厌了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 陈经，这不能不使听众大失所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中、高级军官， 都是爱国的，尤其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他们大多数人都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爱听 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对于他那套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 滋味，甚至很反感。在蒋的训话还正在进行时，已有不少人显得很不耐烦了，但出于礼貌， 出于对张、杨二将军的尊重，人们忍了，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在下面议论，没有人递条子， 也没有把他轰下台，而是耐着性子听，总还算给了他点面子……
可是，在蒋训话完毕，离开了军训团驻地后，人们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议论纷纷， 都很气愤。张学良怕事情闹大，当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 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 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不争气把家乡丢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 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③但当时在军训团工作的黄显声等，仍 然认为蒋的这个讲话很不好，应当找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 （孙铭九——笔者）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④
在蒋讲话后不久军训团的另一次集会上，苗剑秋激昂慷慨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 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 敌，共产党是内患；这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 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 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 来，躺着出去！”
这个讲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晏道刚那里。晏要求张学良把讲演人交出来，张 为缓和他与蒋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虚与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讲演者送到 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黄显声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因 此被蒋痛恨，以致十多年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也都与此事有关。
但这些情况也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要扭转西 北局势，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去打内战，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比较困难了。但蒋介石 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是不大可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的，所以他在离开西安、返回他以避 寿为名暂时居住的洛阳古都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扩建机杨，积极为一场新的 剿共战争作准备。
与此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也更变本加厉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就是 在这时发生的。原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 是领导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法，不过带头搞了一些抗 日救亡的活动，写了几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这却触怒了南京当局，１１月２３日南 京政府竟下令把这七位爱国人士逮捕了，并查封了一批进步刊物，后来，南京政府要对沈钧 儒等起诉公审。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 放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十 分被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七君子”才被释放 出狱了。
这是后话，暂不多表。不过由上述情况看，在那时尽管人心思抗日，而内战的危险仍是 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张学良曾约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就是在这种坚持内战政策、一点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新 的军事部署后，于１２月４日晚九时许，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由洛阳乘专车再度 来到西安。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 临潼车站迎接（因蒋要下榻临潼华清池，故在此站下车），蒋介石不进西安，不住城里的高 级宾馆，而要选择远离城区的骊山山脚下这一僻静处所，与其说是为了安静，不如说是出于 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这时虽然还不大可能会想到一周以后他会被人家打个人仰马翻，但西安 对他来说，不象南京、洛阳那么安全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 炮’之慨。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 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 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实际呢，他 脑子里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 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 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 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在他看 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 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 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 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 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 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 关。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 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 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 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 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 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 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⑤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反共喧 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激烈 较量……
但即使是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 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盼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 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 他是“受了共产党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 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 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 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 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 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 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 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 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 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 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 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 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 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 吗？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 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 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 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 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 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 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 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 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
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 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 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 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 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 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 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 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 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 张学良曾经考虑过辞职，但鉴于前几年被迫下野的痛苦经历，加之国仇家恨未报，他觉得这 样做有负众望，自己也是问心有愧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特别是，一想到几年来颠簸 坎坷的境遇，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父老姐妹陷于日本帝国 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心就碎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怎不忧愤交加，遗恨难消呢？
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 石悔悟的问题，劝谏，已经失败了，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样的条件，那究 竟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他得知蒋介石将要亲自来陕督战的消息后，他也进一步提高了警 觉，并常同杨虎城在一起交谈。天长日久，彼此消除了疑虑，谈话也比较随便了。有一次张 学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 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 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 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 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 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 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 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 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 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 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 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 “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 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 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 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 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 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 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 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 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 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 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 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１２月７日， 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 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 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 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 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 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 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 斯分子的叛乱。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 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 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 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 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 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 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 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 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 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 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 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 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 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 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 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17章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１２月９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 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 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 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 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 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 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 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 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 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 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 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 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 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 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 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 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 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 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 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 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 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 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 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 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 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 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请蒋明天进城来答复。
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 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 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 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 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 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 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 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 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 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 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 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
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 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 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 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情感，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他的天良，而 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 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 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 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 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 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 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 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 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时未进粒米，却都是精神焕发，毫 无倦色，而且个个都象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 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在街道的电光掩映 下，莹之发光，见者无不为之感叹不置。①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西安爱国青年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了很大 的成功，是与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以及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 亡总会，还有西安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分不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关于人民 大众是如何痛恶内战、拥护抗日的情景，有亲身经历的李连璧也有感人的介绍。他说：
游行示威队伍在南院门大街集合。那天，汇合起的各路游行队伍和自愿加入的市民 不下两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仅有十余万人，竟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参加。这里值得一提东北军 和西北军的广大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对爱国青年示威游行的同情和支持。当上司命令他们阻 拦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尽力，洪流一般的游行队伍很容易冲过去。最明显的是游 行队伍准备向临潼进发，冲向火车站时，沿路阻拦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都手持武器，气势汹 汹。而在这同时，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兵也跟随着游行队伍前进，手里同样持着武器。 这些宪兵、特务面临这一情景，怎敢放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冲锋向前，夺路而去。
在西北军守卫的中正门（以后的解放门），由于早已得到命令，城门上了大锁。学生们 就跑上城楼，找军官士兵们讲理，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 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门。从西安到十里铺这一段路，游 行队伍遇上了蒋介石下令调来的东北军骑兵，企图驱散队伍。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和东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沦陷后迁来的，他们连哭带 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不要东北的家乡，东北的父 老乡亲了吗？”感动得很多东北军官兵也流了泪，许多士兵勒住马缰往后退去，有的干脆转 过马头放游行队伍过去。
另一件感人的事情是在游行结束以后，队伍返回时。
那时天已黄昏，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由于同学们奔波呼号了整整一天，又几乎粒米未 进。虽然情绪仍很高昂，但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 走，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正在同学们焦急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 亮，都高兴地喊叫起来，原来几十位人力车工人拉着蒸馍、烧饼和开水给同学们送来了。同 时，几位东北军士兵冒着风险，自动开来了几辆运送弹药的卡车来接同学们，并帮着把幼小 体弱的同学扶上汽车和人力车。这一切，给游行队伍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大家一鼓作气赶回 城内，沿途还不时用嘶哑的嗓子唱救亡歌曲，整个活动，没有一个同学掉队。事后，我们才 知道，馒头烧饼是一些爱国的中小学教职员、新闻界人士和爱国市民捐赠的。……②
曾参加过这次游行的老同志谈，这天因为去临潼请愿的学生回来得晚，看看天快黑了， 都还没有回来，西安居民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门灯，以迎接爱国青年的归来……
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官 兵，对张学良将军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后来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坦率地说：“在‘一 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 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③
张学良是讲信义的，也是正大光明的，他不同意或者办不到的事，他都把话说到明处， 但他答应了的，就决不食言，回去后他便立即向蒋介石作了诤谏，可是却受到蒋的申斥： “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指责他 不该为学生辩护。
“不，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为他们辩护。据我了解，他 们只是要求政府抗日，并无恶意。我曾亲自到现场查看了，他们不是捣乱，都是纯洁的爱国 青年。”
“什么？爱国青年？”蒋介石冷笑道，“我看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早吧，爱国不爱国， 不是光看唱高调，而是看行动。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有 的还破坏交通，冲击政府，甚至聚众殴打政府官员，试问，这是什么爱国行动？唵？！”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秩序还好……”
“不，不！这个我不管。今后不许再胡闹，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又 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
蒋介石如此敌视爱国青年，在抗日问题上如此固执己见，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
但蒋介石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遂于当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 信，企图为撤换张、杨造舆论，以期使这一计划迅速实现。
蒋介石用毛笔在红格的十行纸上向邵力子作了如下的秘密指示：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 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 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它记 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所有这一切，迫使张学良不能不认为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不但完全没有共同的语 言，而且显然已经发展到非摊牌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自此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秘密 地调兵遣将，积极进行兵谏的准备工作。
就正在这个当儿，因为误会曾发生过一场虚惊，如果不是杨虎城沉着冷静，以“军事演 习”为名巧妙地掩饰过去，还会闹出大乱子呢！
原来，１２月９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著名的易俗社请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 员看戏。晚上九点左右，十七路军的宪兵营长宋文梅到西安城东门楼去找张学良卫队营营长 孙铭九，主要是近日广大官兵情绪激动，而对于张、杨二将军将要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他 们也都略有所闻，所以对形势特别敏感，还生怕有人告密或暗地里进行破坏捣乱呢。但这晚 很不凑巧，当宋文梅来到城东门楼附近时，正值孙铭九带领一部分士兵乘汽车出发去临潼， 他们荷枪实弹，行色匆匆。宋文梅本想过去问一声，可是几辆大卡车顷刻开走，一阵风似 的，很快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
宋文梅把这事与他掌握的军事机密联系起来，误认为他们是到临潼去捉蒋了，当即返回 向王菊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报告了他在东城门楼看到的情况，说是捉蒋的车队已经出 发，我们要配合行动才好。王菊人立即到易俗社向杨虎城转报了这一紧急情况，杨信以为 真，命令十七路军有关部队，立即隐蔽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只待临 潼方面打响，他就下达作战命令，届时将正在看戏的蒋系军政官员一网打尽，西安市其他反 动军警部门，也将立即加以控制，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但是，等了很久，眼看戏都快演完了，临潼方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心急如火的杨虎城 才开始对宋说的情况产生怀疑，他一面请人临时点戏，加演精彩节目，以延长演出时间，一 面让宋文梅再去打探。宋文梅急驱车到金家巷去找孙铭九。这时，孙铭九已从临潼返回多 时，并已上床就寝了。他好不容易把他叫起来，才终于得知，原来是张学良傍晚虽然把游行 学生劝回城了，可心里仍不踏实，不放心，怕学生晚上再去临潼请愿吃亏，所以特派孙铭九 以巡逻名义，再前往临潼察看，并无其它任务……
宋文梅离开金家巷，急忙到剧场向杨虎城作了报告，并检讨了自己的冒失。杨虎城虽然 有点生气，但没有再责备他什么，而是让他立即通知部队，解除紧急戒备状态，一场虚惊很 快烟消云散了。
不过，这事也给他们敲了个警钟，当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第二天见面议论起昨晚的这场误 会时，他们一致认为：现在，人心浮动，反蒋情绪强烈，捉蒋的时机已经成熟，事不宜迟， 故商定１２月１０日和１１日两天全力以赴地作好一切准备，１２日凌晨发动兵谏，并作了 具体分工：“东北军方面，以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五师第一旅两个 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 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 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 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 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十七路军方面，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行 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 务；孔从周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 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 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周部还在西安城内 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 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 疑。”④
那时，西安事变已到一触即发之时，但张学良仍几番出入华清池，与蒋见面，与蒋的侍 卫官聊天，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有一次，张学良亲自开着汽车从华清池送几位军政大员回西 京招待所，当车行至激流滚滚的灞桥时，他忽然对他的乘客们说：“你们可要小心点，可不 能得罪我张学良啊！”几位大员听了，都不禁一惊：少帅这是咋回事，怎么这样说话？但表 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哪里，哪里，我们背后从不说副司令的坏话，巴结都还来不及 呢，怎么会要得罪你呢？”“是吗？不背后捣我的脊梁骨，这就好。”张学良还是很严肃地 说。但略停，他终于快活地笑了起来。几位大员问他为何发笑，他诙谐地说：“其实，我说 的不要得罪我，你们还没有听明白，我主要是说，因为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攥着呢！”几位 大员目瞪口呆，更加不知张学良这话的寓意了。张学良怕他们真的会生起气来，笑道：“你 们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其实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现在你们都坐在车上，只要我 的手一偏，汽车就会掉在桥下，那你们几位不是就都完了吗？几位政府大员得知原来少帅是 在跟他们开玩笑，这才松了口气，都咧嘴笑开了。不过，他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学良 的话，说他是一句玩笑话，当然未尝不可，但仔细想想，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即将举行西安事 变的双关语呢！
事变的发生，就在眼前，这点蒋介石当然是未曾料到的，但他也不是毫无所知，他好象 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坐卧不宁，大大加快了他推行“剿共”战争计划的步伐。当 时西安甚至还传说蒋介石已决定命令张学良立即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向红军进攻。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召开几次高级将领会议，都把张学良、杨虎城排除在外，没 让他们参加，形势已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也即是说，在蒋介石看来，要么上剿共第一 线，去跟共产党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要么你就趁早卷铺盖，别无他途！
有人也许会说，物极必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难道蒋介石就不懂得吗？难道他就不知 道不仅是共产党，就连他的部下也不会助纣为虐，听任他的摆布吗？是的，这个浅显的道理 他就是不懂，因为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对形势和历史发展的 看法也往往是不正确的。“他没有估计到以联合抗日为共同目标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已紧密结 合；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已使国民党多派别和地方 势力产生共鸣，而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赞同，共产党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就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取得谅解；他更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 心，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国共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的热浪，已经汇成不可逆转的历 史潮流。而日军进犯绥远更加剧了这一局势，剿共战争已经此路不通。”⑤仍然我行我素， 一意孤行，就好比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还硬要继续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上蹒跚而行， 怎能不摔个鼻青脸肿呢！
①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载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的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② 李连壁：《在陕西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陕西日报》。
③ 引自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④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18章 华清惊梦
蒋介石在未来西安之前，对于此行可能会栽个大筋斗，甚至形成差一点被别人一脚跺翻 这个令人沮丧的结局，是没有料到的，如果他能料到，就不会冒这个风险了。但是不是毫无 所知，没有一点觉察呢？那也不是。蒋介石不是马大哈，不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这从他后 来写（实际是陈布雷代笔）的《西安半月记》中，也略见端倪。他谈到在他未来西安之前， “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 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所以，他来西安后，是有提防的，这明显地表现 在他很注意分析研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情，频繁地找一些高、中级将领谈话，一方面摸 情况，作调查，一方面又打又拉，硬要把他们推向剿共的道路上去。原东北军一○五师师长 刘多荃就亲自领教过蒋氏的垂训，他回忆说：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 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有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 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 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 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 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 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 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 们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再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 室等候。①
蒋公意欲如何，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另方面，那就是他也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如他由 于惧怕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留住城内（他对西安局势非常恼怒，“但他认为张学良没有 多大问题，而对杨虎城却很不放心”。他之所以不住到西安城内，就因为城内是杨虎城部队 负责的防区），而偏偏要住在离西安二十五公里远的临潼华清池（这里由东北军驻防），也 主要是从安全和以防不测、便于撤离来考虑的。
提起华清池，人们很自然会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 泉水滑洗凝脂。”是的，位于西安东郊三十公里临潼县境的华清池，一向是以景色秀丽、温 泉潺潺而著称于世的。不过，你若认为蒋氏看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并且还有点好古僻，那 就错了，他那时才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所以他的到来，对华清池来说，并不是什么吉 祥之兆。因为自从蒋介石在此安营扎寨后，西安驻军以及华清池附近的老百姓就受到了管 制，不仅不能随便走动，有时还必须关门闭户，肃敬回避。因为那时这里不仅戒备森严， “大地阳春牌楼以南的东西公路上，不许外人通过。如有蒋介石出外回返，近在咫尺的东尧 西尧村民，连家门也不许出。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东北军和宪兵队，每天要对附近村民 挨家挨户查户口两三次。”②
其实，那时蒋介石深居简出，一般是不常离开行辕的，如若外出，必增岗加哨，严加警 戒；至于一般的官场应酬，饮宴游乐，俱皆婉辞，很少参加，所以那时要对他有所动作，是 很困难的。
是的，西安事变的目的，不是除掉蒋，而是逼蒋抗日。而要逼，就得先把他捉住，也只 有把他逮起来，才能使他就范，所以捉蒋而又不要把他打死，还真得讲点斗争艺术哩！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呢？张、杨二将军开始也心中无数。最初，他们有过几个方案， 如在蒋外出时，中途设伏（当时曾经出现过这个时机，１２月６日上午，“蒋介石在邵力子 ‘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卫队二营负责警戒。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 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回临潼途中秘密捉起来，送往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张、杨估计蒋介石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捉 蒋的地点定在离西安南关稍远一点的地方，逮捕时不准备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 当蒋乘坐的小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守候在公路两侧的东北军，突然在公路上横堆几根大木 棍，蒋介石乘坐的小轿车必然开不过去而停止下来，那时，埋伏在两边的士兵，立即把蒋和 他带的卫士逮捕起来，押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北军派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蒋 的随行人员，解决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蒋备用‘专车’上的反动武装。西安方面由十七路 军负责逮捕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随蒋前来‘督剿’的高级将领，解除公安局、 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反动武装。杨虎城亲自检查了捉蒋的警戒部署。只等东北军在西安南 郊把蒋捉到，便即刻开始行动。但直到下午三时，迟迟不见捉蒋动静。杨虎城十分焦急，他 立即去找张学良询问情况。张学良解释说：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 备何应钦来了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南郊公路上捉蒋的计划。杨虎城感到，两部联合行 动，如果步调不能完全一致，事久必有泄密的危险。他提醒张学良说：‘擒贼擒王，大事可 定局。多捉了个何应钦，假使跑了个蒋介石，一切落空了。’张学良表示：下次决不变更 了”），③来个突然袭击；也曾计划请蒋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戏，在剧场内动手捉蒋。 谁知，他行踪诡秘，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而对于戏，他是从不去看的，所以这些计划完 全落空了。几经考虑，最后选中了临潼。对，就把蒋介石所欣赏的华清胜景作为对他进行 “兵谏”的场所吧。
地点确定之后，紧接着要考虑的，就是执行扣蒋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卫队营的孙铭九 和王玉瓒是要执行这一任务的，但还要有更可靠的中、高级军官和部队参战。对此，他选择 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当时，白师长是张学良由甘肃固原召来西 安，刘桂五则是由王曲军官训练团找来，让他们担负此重任，也足见少帅慧眼识人。他们何 以被选中，并受到这样的信任呢？担任过东北军骑兵六师参谋长和十七团团长的汪瑢谈到：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听说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便 亲往固原去见刘桂五（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打听西安方面的消息。刘桂五 谈他同白凤翔去临潼扣蒋的经过情形，如下所记。
问：为什么副司令选择你去临潼扣蒋介石呢？
刘桂五：这是因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 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 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 说：
“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 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 有胆量。”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上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 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
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 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行——笔者）刺……你敢不 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
“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 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 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④
关于张学良在１２月１０日特意安排白、刘见蒋，熟悉和侦察蒋的音容笑貌和华清池内 部的兵力部署，以便举事时顺利行动，以及事变前一天张学良向他们下达扣蒋任务的情景则 是：
十二月九日，接到副司令电话，今我同白师长即刻到他处有事。我们俩到时，看到 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
“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 长请训。”次日（十日）八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 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 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从内室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 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
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 询问前防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 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
……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 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 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 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 “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或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 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
“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 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 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的随从人员手枪十二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 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⑤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些 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 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 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 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 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 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 吗？”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 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 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 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 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 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 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 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 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 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 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 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 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 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 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 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 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 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 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 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 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 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 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 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 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 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 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 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 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 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 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 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 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 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 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 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 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 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 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 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 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 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 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 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 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 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赶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 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 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 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 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左右，风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 直接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急匆匆向临潼 进发了。
有关当事人孙铭九对事变当天黎明扣蒋经过的记载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 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即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卫 队营的两个连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学集结待命的。他们只知道有紧急任务，但究竟到 哪里去，干什么，却并不清楚——引者），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 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 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 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 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 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 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 进……⑿
王玉瓒主要讲了张学良如何向他布置扣蒋任务和他怎样在临潼打响第一枪的情况：
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 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 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 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 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 “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 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 助，作好这件事……”
翌晨——１２日早２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 令……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 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一连——引者）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 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 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 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 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 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 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 “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 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 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 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 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 空……⒀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室——一座宫殿式的五开间的古建筑物“五间厅”，并非等闲之 地，这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逃到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建造的御汤，因为它是蒋氏下榻之 处，所以成为这次攻取的主要目标。经过黎明前的激战，这个严密警戒的“堡垒”倒是被攻 占了，可是受到张学良重托，白、刘、王、孙等一批军官也立下军令状定要生擒活捉的那个 人，却无影无踪了。
王玉瓒所碰到的“人去室空”的情景，其他几位同样负有扣蒋使命的人，也都碰到了。 其时，白凤翔在院中看见钱大钧，“钱已负伤，拉住白师长的手问：“瑞麟（白的字），是 怎么回事？”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 了？”钱说：“夜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⒁其实，有的不是还 摸了摸他的被窝亦尚有余温吗？可见是仓惶出逃，而且离开的时间并不长。这样，人们当然 不禁要问：蒋介石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真的会象某些神话小说所讲的施展了什么魔法，居 然冲出重围，远走高飞了吗？
不，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是悄悄乘汽车，从包围圈的缝隙里溜掉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后来检查了一下华 清池的汽车，却是一辆也不少。论时间（距离开枪的时间），他跑不远；按体力，他跑不 动；论地形，可能就在附近。
是的，这个估计有道理。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素来鸟语花香、清静幽雅 的华清池院内，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五间厅”前面枪弹飞进，玻璃窗被震得哗啦哗 啦地响，有颗子弹还在一块玻璃上钻了个小洞呢！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他从床上一骨碌 爬起来，来不及穿衣戴帽，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就丧魂落魄地跳窗外逃。因为当时前面枪 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 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 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 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 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 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卫 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 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 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 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尚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刘多荃（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和白凤翔向张学良报告了，张 在电话中下令扩大搜索面。因当时有些地方守卫宪兵还在顽抗，白令刘桂五迅速消灭残敌， 孙铭九、王玉瓒等率部队搜出。但搜了好大一阵子，天也大亮了，却仍不见蒋的影子。士兵 们继续搜查，终于把蒋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蒋孝镇捉住了。当时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正 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 话，就打死你！”蒋孝镇吓得脸色发白，索索发抖，嘴张了几张，却语不成声而止，但他那 慌乱的眼神，却满怀狐疑，并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张化东知道那里一定有情 况，说不定……急忙快步跑过去，并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 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身陷重围的蒋介石，看看四面楚歌，自 己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处可躲了，这才弓着腰，垂头丧气地扶着那块大石头慢慢钻了 出来。那时，西北风正呼呼地刮着，加之又地处山野，就是穿着棉衣都还冷呢，可是只顾逃 命的委员长此刻却只穿一件单薄的绛紫色的睡衣，白单裤，光着两只脚，他面容枯槁，两腮 深陷，由于连惊带吓，再加天气寒冷，他早已冻得浑身发抖。
但是，当他发现抓他的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初他以为是从山里下来的游击队干 的），而是东北军时，便又强硬起来：“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化东（卫队营 中一军官）向他说明是东北军，是奉命来请他进城，领导抗日的。这时，他却坐下来不走 了，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张化东说：“我就是长官。”催他赶快下山，他仍不肯挪 步。张化东急了，据他后来写的回忆临潼捉蒋的文章谈：“那时时间紧迫，哪能容他耍赖， 所以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 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⒂
孙铭九对这个场面的回顾是：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 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有人说叫陈至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引 者）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 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 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 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 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 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 死我吧……”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 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 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 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⒃
商同昌（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还特别谈了蒋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 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 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 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 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 （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 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 （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 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 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 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 “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 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 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 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 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 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 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 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 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 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 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 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 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 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 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 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 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 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 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 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 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 “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 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 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 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 事……
① 刘多荃：《扣蒋前夕》，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年１ ２月出版。
② 魏基智：《蒋介石在华清池》，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⑤ 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⑧ 张贤亮语，见《小说月报增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报》登载的有关张学良轶事。
⑩⑾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 出版。
⑿⒃ 孙铭九：《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 ２月出版。
⒀ 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 月出版。
⒁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１２月出版。
⒂ 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１年６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