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最通俗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本帖最后由 我是打酱油的 于 2013-8-2 17:59 编辑最近网络上出了一个最新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录如下：
1级：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没有。
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比如刘跨越就是本级的典型，部分大权贵TZD富商、大银行家（这个目前是体制内）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
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比如董文标之类）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和6的区别在于，5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教、普通自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
?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
----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级。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
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
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远小于底层，比如印度；
纺缍型的社会，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美国。
中国以后一定是7——9级人口多（后面会分析），所以中国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而要达到纺缍型的社会，则应该是4——6级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是一个线性结构，能够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但是不够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读中国社会个阶层就必须把这个模型变成立体结构——简单的说，假如上述1-9级是一条X轴，那么还得加上一条Y轴——体制内，或者说公务员与官员（包括军队里的军官）。
将这两条轴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在X轴中越往上走，则在Y轴投影面积越大，到了上层（1——3级），95%以上都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在下层投影面积几乎为0。普通人如果在体制外最多能到4级，而到体制内则可以达到顶峰。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说点有意思的。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级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最低阶层（虽然比例小得可怜）。
那么，这样的金子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
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
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
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
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流动，但是向下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
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慰问品。 这种统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
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压第4级，然后将第4级的财富分配给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财富再分配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级是不会动的，甚至在4、5、6中体制内人士也不会动他们的利益（这也是要增加一个体制轴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4、5、6中的体制内。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防止7、8流动到9，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给7-8，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在90年代。强势的经济沙皇搞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几千万工人下岗——把大量的8赶到9去，搞民生产业市场化——从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块弄成“市场需求”供1-6分享。这个时代，7-8的待遇是最悲惨的，与此相对的是，4-6的机会是最多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因为4-6的红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会得以稳定。到了HW时代，强调和谐，于是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强制社保等等来安抚7-8，过去10年，除了少数行业（房地产、金融），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远远比不上90年代。
过去20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实质性的减税不报任何希望。
说说法律。
毫无疑问，法律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3服务，这个服务的边缘就是第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法律的鸿沟在4-5之间。
当不涉及1-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见吴虹飞案。
当法律的两个对象涉及4级以上与4级以上时，法律就成了掩护权贵的遮羞布——具体参考李天一案、70码等等。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上层的纠纷是实力对比喝讲茶，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
最典型的是360与QQ的战争，事情闹得这么大，没有通过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谐了。 阶层的固化是金子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要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
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
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有贵人赏识，要到更高的阶层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事业那么5级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学，毫无疑问，美美同学获得3级以上的贵人赏识，但是美美同学的智商显然还没有突破灵长类的下限。
她很可能获得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所以她获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显然她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后面的贵人光环，她实际地位连第5级都算不上。 下面谈谈各个阶层复杂的心态。
1-3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阶层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益可以世袭——只要社会保持稳定，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稳定的待在这个阶层继续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个阶层最讨厌变化，最喜欢的就是稳定。所以，即使在体制内，政绩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维稳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在这个意义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具备2点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类的伙伴能冲破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缚。在和平时期，我对出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动荡时期出现这样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极右的野心家——这对整个民族几乎是最差的选项。
4级改革的欲望很低——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而且与上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4级也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干系。他们关心宏观政策的走向，但是他们更相信体制朋友给的内幕消息。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没有成为同级体制内或者更高阶层的对立面，否则他们掌握的财富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最丰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参考曾远志案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个阶层的体制外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与权力结合固然是发财的捷径，但同时也怀抱炸弹。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马云、柳传志。在这个意义上，王石、任志强才是令人钦佩的。基于上述原因，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没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阶层是创业热情最高的阶层。他们没有与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靠分析宏观形势与政策来寻找机遇。他们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强的改革愿望。但是现实的犬儒主义使这些阶层大多数人选择观望——顶多是在言论上呼吁。他们一方面羡慕4级以上阶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阶层中找到优越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这些阶层的人群充斥着一种浮躁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这个人群，4、5、6阶层都有，但是改革的欲望更强烈甚至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行动起来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独立，律师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法不公正或者腐败的的情况下，律师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律师为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与行动更大意义上是为自己的命运做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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