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性话语羞辱理性 -- 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小说最终被安上了那么平淡的一个名字，实在有负它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谬。原名《猫和老鼠》虽然得花一些时间消化，到底还是含蓄地表达了借故事将疯癫推向世界中心的野心。
从《灰故事》、《鸟，看见我了》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阿乙终于走到了某种完结，当然不是写作生命的完结，而是奋不顾身朝毁灭行进的写作路数的终结。在5万多字的篇幅里，他构筑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精神体系，将自己20岁后日渐积聚的阴暗萧条统统吐了出来。按照他原本的设想，这个小说是要模仿加缪，遵循均衡率写成两部分的，不过最后他自己舍弃了对形式的追求，将其中一部分内容作为主人公日记独立了出来，取名《敌意录》。（可惜这部分可以作为小说注解的自白并没有收录在书中，完整版刊登于2011年秋季号《今天》杂志。）
全书充斥着一个疯狂的“我”对沉寂的理性秩序的敌意。这个秩序自以为对疯癫了如指掌，因而把它隔离了出去、视若无睹。“我”在高考前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漂亮的女同学孔洁，随后逃亡，又投案自首。“我”的杀人动机如奥数题一般激发了人们竞赛的热情，然而这些人可笑的逻辑就像没有sex内容的虚伪意淫，在“我”混凝土般灭顶的无聊面前不值一提。“我”像上帝一样，既操持着理性，又坐拥尘世间的非理性所不能辨认的智慧。当来采访的女记者在镜头面前声情并茂地朗诵一首痛惜堕落少年的诗，“我”心里想的是：“如果知道最终会有人写这么糟糕的诗，我宁可不杀人。”
“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恨我的婶子。”
“恨你的婶子，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杀不了婶子，但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从逻辑上说，这个理由很牵强，但还算成立。……最后我说，我的婶子是一个有着农村思想、小农意识和市侩哲学的女人。他们眼睛亮了，看得出，原本松动的逻辑链因为这几个词一下变得坚实无比。我很满意。”
作为“我”的创造者，阿乙走进了疯癫深处。面对疯癫，他不急于扶正真理，他用理性的语言来叙述它，然而这种理性语言所创造出的显赫心象过于谵妄、令人害怕。我想他选择用第一人称写作是有原因的，他无惧于亲身体验这种疯癫，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体验得太深刻了，以至于几乎成为了“我”。
从有自我意识开始，我们就已懂得将疯子从自己的身边中清除掉，也善于将内心的丑闻掩盖起来。根植于深刻恐惧的冷漠构筑了现在这个表面上井然有序的世界，阿乙却敢于拥抱表象之下的群魔，并将它们的盛宴公之于众。小说里不加修饰的杀人段落粗糙得令人恶心，而事后“我”以敏锐至极的洞察和无懈可击的理性话语对理性的公然羞辱又看得人想欢呼。比如有一段写到一个家庭教育研究员来研究“我”的案例：“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武警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他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看阿乙向道貌岸然的世界狠狠地挥出一巴掌，像赴死的狙击手一样替冷漠胆小的人道出仇恨，我控制不住卑鄙地感谢起他的慷慨。
然而慷慨是有代价的，如果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感到了战栗，那么写作者必然一度坠入更深的黑暗。很多读过阿乙作品的人，都忍不住想把“用生命写作”这样俗套的说法再用一次。所以当我看到他在后记里讲述这部小说以及与它相关的种种生命的痛苦，又突然笔锋一转，说“然后我会去写温暖的作品”，简直激动得手足无措。不用担心他会转而拥抱肤浅的圆满。只有与内心的疯癫坦诚相见过的人，才有希望将自己带回宁静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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