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 - 书评
《见证》内容简介：这不是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这是关于他人的回忆录。别人会写到我们，而且自然会撒谎——但那是他们的事。 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则就什么也别说。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 ...此主题为自动生成的书评内容贴，书籍链接地址: http://www.dothinking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48
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29岁，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好评如潮，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
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1月28日，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风向一下转变，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真理报》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赞不绝口的朋友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愤怒中他对友人格里克曼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愤怒过后，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的呆在家中，等着某个夜晚克格勃将他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终幸免于难，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说。最终他选择了屈服，公开做了检讨。一年后，作为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
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时常问别人：“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会怎样?”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中，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他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做个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于是便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和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呆在暴君身边的文艺家一样，他选择成为一个癫僧，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族群，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们用疯癫的行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尔甩出一两句尖刻锐利的话语，投进黑暗如水的专制体制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他说：“那个时候，为了说个笑话，你就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你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岁的元帅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一位是名导演，一位是著名的将领——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他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而不是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对艺术家们说：“这方面你们优先。”作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他多次见过斯大林，“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悲剧，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从各地汇集起来，参加官方组织的民间歌手大会，当这些“乌克兰活的博物馆，活的历史”聚齐之后，几乎全部被枪决了，他说，因为“这些可怜的盲人们，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但是乌克兰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而这些盲人，唱着暧昧的旧歌曲，他们的流浪的歌，审查员没有办法去审查。”于是就索性全部杀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为新国歌谱曲。“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他，需要用多少时间？他想说5分钟，但怕这样会被认为过于草率，于是改口说5个小时。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我们就胜了……”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第七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在被围困的900天中，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以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
《第七交响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
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他推翻了这一说法：“《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俄罗斯的良心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2月，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形式主义的危害”而未能公演，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却不时迸发出锋利的光芒。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两大御用文人，但他嘲笑这位苏联第一诗人：“在他的诗中，他蔑视巴黎和美国，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他也愿意爬的。”
终其一生，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不管这人是萧伯纳还是罗曼罗兰。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他说：“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罗斯的良心”。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赞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伪君子（苏联文化官员）中的一个人，没有伸出手让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封袋，别人告诉她这是斯大林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回信：“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她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了出去，万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这封信后，还没来得及处置，几天后就死去了。
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在会场上，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然后，表演进入高潮部分，一个苏联官员当众问他：“你是否认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说：“是。”
13年后，“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立刻来看望他。两人四目相对，却无话可说。好一会儿，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欢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结。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的痛苦……
回头看，只有尸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欢向友人讲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年，人们在修建一座纪念碑时，掘开了旁边果戈理的墓，发现他不在棺材里。一具伟大的尸体跑掉了，人们谣传，这个年代太糟糕，连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开始调查原因，发现果戈理没跑多远，他就躺在附近，脑袋掉在一边。原来人们在竖起的纪念碑上放的砖头过多，砖头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脑袋。
这个死人从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晚年的他渐渐感到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网越收越紧。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他却禁不住害怕。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担心死后的行状。他说：“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他们变成肉冻……”
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原作者：冷风过境
原文连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2997 检举者和囚犯在音乐会上相遇了，有时候，他们互相鞠一个躬。
精神生活在战前几乎被压制的毫无生机，而这时却饱满了，热烈了，一切都变得鲜明了有意义了。
不说了，我不能再叙述我不愉快的一生了，我相信现在不可能有谁不相信我的一生是不愉快的了。在我的一生中，没有特别愉快的时刻，没有极大的欢欣。这是暗淡沉闷的一生，想起来使我难过。承认这一点也使我难过，可是这是事实，不愉快的事实。 肖斯塔科维奇在书中某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情的世界。这个世界把作曲家看做是角斗士，要求他的是‘认真彻底地死去’”。这种死去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瞬间的事情，只要领袖和当权者的一句话，机关报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终结一些艺术家的本就脆弱的内在生命，让他们灵魂升天，只剩躯壳，匍匐在权贵的淫威之下。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一个受难的过程，一个抗争和妥协并行的过程。结果往往是彻底的屈服，或者肉体的消灭。这种选择该是多么残酷。自我保存是人的本能，但尊严和自由又岂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另一种本能吗？肖斯塔科维奇无疑是属于后者的，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苦楚的死去的过程，随时等待着肉体的消亡，随时忍受着精神的折磨。到最后，我们也不能确定肖斯塔科维奇是否已经认真而彻底的死去，但《见证》无疑保留了作曲家最活跃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能不属于他的躯体，但却属于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他的艺术实践本身。
我从来没有听过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乐，第七交响乐；不懂得如何欣赏古典音乐。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欣赏理解作曲家在书中道出的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思想和感情。那样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可能会更加很熟悉的时代，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过同样的时候，同样的被疯狂，邪恶，盲目，愚蠢，狂妄自大所主宰的时代。这种时候，人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个人的价值被压缩到最小，个人的尊严可以随意践踏。生命，自由，财产，权利不过是庞大的政治机器的征服对象和附属品，更何谈艺术，音乐？更何谈艺术家，作曲家的独立人格和艺术修养？
个体的命运是对一个时代的最好裁判。任何历史记录，任何学术论述都比不上个人命运来的真实，有力，一针见血。数据和史笔比起活生生的故事，比起有血有泪的生命，怎能传达那些细微的情绪和人性的善与恶。所以每一个个人的故事，都是对其所在时代的见证和控诉。读肖斯塔科维奇的时候，常常无法抑制地想起那些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中死去或者活着慢慢死去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想起我以前听说的傅雷自杀的故事。想起我们自己的父辈如何在那个时代度过了他们的童年，甚至想起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现在表面看上去和那些悲惨的时候完全不同，甚至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总觉得人类社会的生活，在本质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前人的生活和时代，有些本质的特征全都遗传了下来，不过更加隐秘。
无论什么时代，总有走运的人，不走运的人；总有得意得势的人，失意失势的人。所以对于红卫兵，对于真理报的拥护者，他们的生活无疑是最好的时代--让别人痛苦，让别人屈服，在施虐的过程中获得无上的快感，这对于虐待狂当然是幸福的生活。而对于受虐的人，除非他是受虐狂，就是梦魇。肖斯塔科维奇提到了这种生活的几个本质特征：恐惧，“害怕失去食物，怕死亡，或者在可怕的惩罚前感到恐惧”，这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畏惧，这种畏惧可以让一个人精神崩溃；失去信心，“音乐可以是心酸的，失望的，但不能是冷酷的嘲讽，失望意味着他仍然对某些事务怀着信念”；压迫，“压迫是解决不了的，人民不得不无尽头地受苦受难，而且越来越惨”。这是他生活的时代的根本逻辑。
我越来越觉得，这种逻辑原来隐藏于任何一个时代，就算是最好的时期，这种逻辑也从未消失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到现在我才有些明白这句话真的道出了万古不变的真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表面地看去，已经没有了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没有了真理报的绝对权威，没有了蔓延无忌随处可见的贫穷，没有了同事同行朋友的无情背叛，没有了公共公寓里邻居吐进你家茶壶里的痰，没有了任意妄为的生杀予夺---但我们内心深处，那时不时迸发的恐惧，我们对世界的失望，甚至偶然泛起的不信任，还有某些瞬间感受到的压/迫，为什么依然存在？为什么常常看到施虐者虐人的邪恶？而这个世界似乎很满足于屈从这样的逻辑！
个人的悲剧才是一个时代的最大悲剧。如果逃不开，不妨拿出作曲家那样的生命力，为自己争取一个人该有的尊严和人格。 一个苏联作曲家的生平就是一部苏联历史的缩影。音乐是那么的不可具象化，所以肖斯塔科维奇能将那么多秘密藏在他的交响曲中。既然音乐作品不可解读，那么有这么一本书来为我们解读老肖，信一次又何妨？无论是老肖的自述，还是他人的编纂，这本书至少能让我们更接近老肖音乐中的秘密。
我手头是中译本是1981年版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我一直惊叹于叶琼芳在那时就能将这本书译的如此生动自然，更佩服译者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就大胆的拿出这部颠覆意识形态的档案来含沙射影。这份精神更激励了我加快翻译《A Schnittke Reader》这本书。
全书肖斯塔科维奇都在自己的跳跃性思维中，絮絮叨叨说着自己与别人的事，带给我们的震撼就这么从这些闲扯中流了出来。比如他的入党宣言“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我的父母”，比如“病态的藐视是病态的谄媚的另一面，在一个人的灵魂中，藐视与谄媚是并存的”，还有他对钢琴家尤金娜的那一段回忆，没有一句是站在尤金娜的立场上说话，以玩笑的口吻叙述着那个圣徒钢琴家的遭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无动于衷，就像他生前惯常的“颠僧”形象，他习惯了这样轻描淡写的说出那么多令人垂泪的故事。
如果没时间看老肖神扯，那就看看伏尔科夫写的前言吧，满腔深情中不失理性的见解，真正从老肖的一生中透视了苏联那一代人的病态人生。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情的世界。这个世界把这位艺术家看作角斗士，要求于他的，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是“认真地彻底死去”。这位艺术家遵命了，以死亡作为他的成功的代价。肖斯塔科维奇在死去之前早就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想起梵高的诗：
不要以为死者死了
只要有人活着
死者就会活，死者就会活。 最近一直在看的书是《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这是当年绿老师看完之后，又特地买了一本送给我的书。在书架上放了很久了，最近才拿起来，一看之下大为喜欢，在书中的很多处折了页，并且拿笔圈圈点点。我从前并没有这种习惯，只是这一次实在是看得高兴，就自然而然的忍不住跑去找一只笔来做了这件事。
艺术家的叙事能力再一次让我惊艳，我在艺术学院呆了一辈子的老妈，曾经认为艺术家的文字和叙事表达都是弱项，但是很显然她错了。我第一次开始觉得有必要找一些艺术家的书来看，还是初读陈丹青的书，当初曾经在读完《纽约琐记》的时候就写过：这样的收放自如，根本是因为画家写字，始终知道自己的主业是画画，写字无非是个副业而已，也没有人会拿他的文笔太吹毛求疵，所以心无负担，干脆就把文字这个东西放下了.之前在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候也对此有所感触，但是终究觉得他老人家是搞文艺理论出身，能说会写应该是正常的事，但陈丹青和肖斯塔科夫斯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曲家，书面也好，口头也罢，总之是文字表达的能力甚至比好多靠这个吃饭的人都要高出不是一两个档次的事。这原因虽然说根本还是人的境界上，但对文字表达的态度，和目的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在肖斯塔科夫斯基的口述里，有一段很清楚的讲了他关于他对文字的态度，那是是讲他的校长格拉祖诺夫的一段话：
“他从来不是泛泛地谈，他对自己说的话十分负责，非常认真。这种态度影响了他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学会了使每一句看来简单的评语都包含确切的意义。
例如，如果他把一位作曲家称为大师的话，我们是一辈子都记得的，因为这个简单的字眼是大量思考的结果……
当时是个罗嗦的时代，说起话来滔滔不觉。说话越来越不值钱，格拉祖诺夫使简单的字眼重新恢复了价值。结果证明，如果一位专家，一位大师用简洁的语言谈到音乐，没有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那他给人的印象十分强烈……”
这段话让我非常的心有戚戚焉，也颇为感慨，因为其实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因此就滔滔不觉，扯着脖子喊得脸红脖子粗的，说话，写文章，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随意的评论，批评，随意的贴标签，滥用形容词下定义。每个人都是在滔滔不绝的说着废话，但是很少有一个人愿意认真的去想一想，为他自己说过的话，对人对事做出的评价负责。而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更清楚的，就是一些文字工作者通常对自己文字的迷恋和迷信，这迷信不仅仅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已经深入骨髓，把人带进了死胡同。比如前一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和她喜欢的人之间有了点误会，因为那误会太过微妙，其实根本就只有靠冷处理和时间来解决，但那位姑娘就一直跟我讨论，要怎么说，如何像对方做出解释。我当时一边听着一边就想，做文字工作的人真是好迷信文字啊，总觉得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摆平一切。
学会了一样本事，而且感觉自己练得还不错，从此开始擎着它放不下，结果就只有这一种解决的方式。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武功不是说话和写文章，所以并不会特别依赖此道。境界高到陈丹青，肖斯塔科夫这样的人物，因为不迷恋文字，对文字不存在过分使用之心，炫耀之心，没有矫情，只想把自己想到的表达的清楚明白，结果反倒是讲故事写文章都分外的好看。。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格拉祖诺夫这个大娃娃，除了酒瓶子，他不仅仅是对文字，对音乐以及一切武功都是放下的。我读到肖斯塔科维奇描述他叼着雪茄给学生们上课，做示范的时候，就随随便便的把雪茄往大胖手上一夹，开始弹钢琴，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肖斯塔科维奇也只能说，他的手像融化在了琴键上一样，这一幕真令我心向往之。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放下了，所以他耗费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很多时光，去跑社会活动，帮助了很多他的学生，年轻有为的音乐家在斯大林时代不被饿死，流放。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他浪费了自己，其实无所谓浪费不浪费，因为不仅仅文字，音乐本身他也是能放得下的。
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应该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饭，不是饭碗。这里的道，我理解是天道的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道理。不是道德的道。而器，就是我们用来吃饭的技术，本事。器磨得漂亮固然是好，但是有时候人过于追求器了，自己也会变成器。对自己的那点技术，本事，太放不下。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对自己那点文笔，表达能力，过分沉溺于其中，只知道说话，不知道闭嘴，最后就成了另外的一种井底之蛙。 口述史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以时间或者情节推进作为线索，而完全是以口述者个人对影响他的人物和事件出发，讲述他眼中的历史。它截取了历史长河中个人化的片断，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口述者的选择性讲述是其最大的魅力也是缺点。但正是这种缺点使我们拥有了有别于官方抽象化、数字化和唯一化正史的另一种选择。肖斯塔科维奇的口述史《见证》给我们展现的前苏联对艺术领域荒谬的驯服、政治化和干预，正是当时极权统治下意识形态对各个领域进行异化的反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和尤里叶拉金的《驯服的艺术》一起看。 细读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颇受震动。
书中，肖斯塔科维奇对我所知道的一些前苏联的文艺圈名人进行了叙述和评价。有些令人始料未及。例如，他说到目前在国内被文艺青年们被奉为神明的导演塔可夫斯基的一件轶事：塔可夫斯基在拍摄《安德烈鲁勃廖夫》时，想要一组被烧着的牛奔跑的镜头。于是他让剧组的人找头牛这样做。可是没有人肯这样干，愤怒的塔可夫斯基只好自己找了头牛，把它点着了。肖斯塔科维奇说，当地的农民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后，差点把塔可夫斯基杀死。不知道前些日子因为国内某过气老导演拍片时炸狗事件义愤填膺的文艺青年们知道了塔可夫斯基的行为后怎么想。
肖斯塔科维奇嘲讽索尔仁尼琴想做救世主。他说在苏联，有两个一心拯救人类的想当救世主的人，另一个是斯大林。肖斯塔科维奇对斯大林的大量负面回忆可能是后来这套流亡者译丛在国内“遭禁”的原因之一（猜测）。不过，肖斯塔科维奇对斯大林的分析真是透彻。这一分析也许是因了他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天性，却适用于任何一个只拥有“狂妄的权欲”的“领袖”，当不上领袖的狂妄的权欲者，另当别论。
我认同肖斯塔科维奇对死亡的看法。他谈到他的“第十四交响曲”公演后遭到所谓朋友们的批评。本来他们以为在死亡的主题之后还会有一个上升的终曲，但是没有了，让人遗憾。肖斯塔科维奇说，死亡不是开始，死亡就是结束。深得我心。
肖斯塔科维奇还说，最可怕的不是那种懒惰、敷衍的作曲家，而是那种本身毫无才华或只有那么一点点才华却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人，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努力勤奋，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我近来常常怀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很久没有听老肖了……如果不是爱人在上海音乐厅听过他的《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回家缠着要听整部四乐章的话，我还没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复习它呢。老肖是我的最爱，也是最怕。每次整理唱片，他总属于我的一线之列；而当选择唱片播放时，却又常常取而复置。
结识老肖始于两首《大提琴奏鸣曲》，晦暗的基调，尖锐的不和谐音，诡异的旋律，令当时的我很不适应，那张唱片最终没有听完。从此以后，我对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敬而远之，他的唱片不再光顾。然而不曾想到，老肖独特的风格一经聆听，便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再也无法忘却。数年后，当我观看前苏联拍摄的电影《李尔王》时，惊异地发现片中插曲的风格与记忆中的老肖何其相似！旷野中的李尔王，配上紧张、刺耳的背景音乐，凄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虽是黑白片，蹩脚的音效；但前苏联名导的编排，功勋演员的演绎，加上肖氏的配乐，在我看来，在众多《李尔王》版本中，至今无出其右者！这次邂逅老肖，令我初尝到了肖氏风格的奥妙所在，也触发了我的探寻肖氏之旅。此后一段时期，我聆听了能找到的老肖的所有作品，越听越爱，越听越怕，欲罢不能，欲休不止，此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认识的老肖从来不是令人愉快的，即便笑的时候，也还是那样的苦涩、忧伤和愤怒！他好比一剂大黄，大苦大寒，却能通利结毒，祛邪止暴。老肖看上去是冷的，内心却燃着一团火，鲁迅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常常听着老肖的音乐，我会想起画家蒙克的《呼号》。在老肖有争议的口述自传《见证》中，他以颠僧自许。我无意去考证这本自传的真实性，但对于老肖没有比颠僧这个形象更贴切的了。老肖未必是虔诚的教徒，但绝对是一个具有深厚宗教情结的人。老肖的音乐中没有完全的胜利，有的只是宗教家的悲天悯人；他用犀利的嘲讽和写实的白描剥去的不仅是独夫民贼们的外衣，更揭开一般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以《第七交响曲》为例，除了对独夫的嘲讽，强而有力的抗争外，则是无尽的痛苦和愤懑，好似战争留下的一片焦土，唯有基督的声音回响在大地上，超度亡者，慰籍生者。老肖亦哭亦笑，狂歌胡诌，世人多以为痴，殊不知其句句绝响，声声血泪。套用《石头记》中语：满纸荒唐曲，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颠者，疯傻也。惟其疯傻，方能麻痹暴君的神经，为其所容忍，谁会与一个疯子较真呢？惟其疯傻，方能言他人不能言之言。在苛政的压迫下，为民请命，向天喊冤。亦惟其疯傻，方能用最荒诞的方式，将环境的险恶与人性的阴暗揭示于昭昭天日之下。僧者，僧侣也。自处为方外之民，以传道殉教，拯救人心为己任，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荒诞不经之言行，背负基督耶稣之十字架，即颠僧也。俄罗斯有东正教的传统，历史上始终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以颠僧自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肖斯塔科维奇也是一个。老陀写了《白痴》，真是对这两个人绝妙的刻画！我之不敢读老陀，正如不敢听老肖一般。老肖以极清醒之头脑，极犀利之目光，写出极神经质之音乐，刺耳、尖锐、紧张，他的琴弦不是马尾，是人的神经！只有当神经快扯断的间隙，突然浮现出那些优美旋律的碎片，才会流露出其多愁善感的本性。
我不愿将老肖奉为大师偶像，高高供起；只愿视作尊长师友，时时亲近。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同老肖不必形影不离，只需心中常挂念，若即若离就好。读史使人明智，老肖的音乐就是一部20世纪的俄罗斯史诗，它不仅属于俄罗斯，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 作者：黄章晋
今年是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的包围下，犹如汪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
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已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3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和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被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在3次大审判中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剪除，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高级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的他们是通过吸收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变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活动。大清洗期间，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发布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了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万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结果也不过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红军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全数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有人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的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那么，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救世主。这一点在德军的很多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3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起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也于1943年12月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5万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历史暴行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004年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还。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艰难的平反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作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性政治氛围，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文化。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不见得是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也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来源：独角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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