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后一口气 - 书评
书中讲述了路易斯布努艾尔平淡而传奇的一生。作为与20世纪同行的电影导演，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曾被流放到墨西哥。但所有这些磨难都不能消减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从作者的叙述 ...此主题为自动生成的书评内容贴，书籍链接地址: http://www.dothinking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65
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我祖父是个富农，拥有三头骡子。
我父亲在古巴与人合伙贩卖军火，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古巴独立前他回到西班牙。那年他43岁，尚未成亲，回到家乡卡兰达后不久就娶了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才十八岁。我父亲结婚后，就用在古巴赚的钱在家乡广置田产，十分风光。我父母结婚后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我是老大。
1912年，父亲预感欧洲将爆发大战，于是重返古巴，想重操旧业，可从前的合作夥伴排斥拒绝他，只得失意的回到西班牙。后来一战爆发，那些合伙人都赚了几百万。几年后，我父亲有一次在马德里街上无意碰到其中一个，开着敞篷跑车，两人装作不认识，都不打个招呼。
1900年，我四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在萨拉戈萨买了栋大公寓，搬了过去…在萨拉戈萨比有钱，我父亲排得上第四第五。有一次，城里一间银行面临破产，我父亲把他的钱都存过去，那家银行最终才免于倒闭
我从小就对枪感兴趣。有一次我偷了父亲的手枪，跑到乡下练射击，我的好朋友培拉友成了我的靶子。我要他两手张开平举，一手托苹果，一手拎铁罐——我却从来没射中过其中任何一项，包括他
我转学到另一家高级中学，又念了两年，直到17岁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顺便一提，在此同时，我也失去了我的童贞，那是在萨拉戈萨一家妓院里头失去的
1909年，我父亲一个朋友提议合伙在西班牙几个大城市开连锁影院，我父亲一口回绝，他对电影没好感，认为不过是另一种马戏玩意。直到1923年去世，他都没看过一部电影。我想，如果他当年接受了朋友建议，我今天会不会已经是全西班牙最大的电影发行商了？
1928年，我跟母亲说要拍电影，她伤心的哭了，好像我在说：“妈，儿要加入马戏班子当小丑去了”。后来，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哄她说拍电影可以赚很多钱…母亲最终勉强同意让我试试看，可惜她到死都没看过她出钱赞助拍的那部片子——《一条安达鲁狗》
我有一个铁胃，我的腹肌坚韧无比，我那时常常躺在地下叫同学们在我肚子上踩来踏去，把胃锻炼的坚挺无比
“布努艾尔还会打拳，自称“卡兰达狮子”，后来在马德里还赢得过轻量级拳击赛冠军”
“布努艾尔喜欢动物。小时候养了一盒子灰老鼠，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去马德里读书，就将它们悉数放出，任其在自家阁楼上奔窜繁殖……拍《比丽迪亚娜》时，有一场将狗绑在马车旁一块奔跑的戏，布努艾尔看着于心不忍，便叫妹妹买了一公斤肉给狗吃，顺便分了些给附近的野狗”
我喜欢老鼠和蛇，在墨西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养了四十多只，后来全部拿到山里放生了
巴黎的咖啡馆天下第一
我生活中离不开马提尼，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鸡尾酒…我可以教你一招做马提尼鸡尾酒的妙法。这是我自己长期实践的成果，保管有效…客人来之前，先把杯子、琴酒、调酒器放到冰箱里冷冻。冰块要放到摄氏零下20度以下冰冻。客人来了，就把冰块取出来，洒一些苦艾酒和柠檬水，然后摇晃一阵，最后倒入琴酒，这种方法调出来的马提尼，滋味十足
1940年有一天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好朋友胡安内格林和他太太。胡安的父亲以前当过西班牙内阁总理，家世相当不错。我们都喜欢泡酒吧，那次碰面我们不约而同兴起开一间酒吧的念头。名字都想好了，叫做“炮弹酒吧”，这将会是全世界最贵的一间酒吧，我们要卖全世界最好最贵的酒。只摆十张桌子，装潢考究舒适，品位高档时尚。门口摆一尊大炮，不论白天晚上，只要有客人消费超过一千块美金，我们就发一炮。这个计划最后当然没实现。
但每每想到这个构想就觉得好玩。想想看，如果真开成这么一间酒吧，也许刚才酒吧隔壁公寓里就住着一对工薪层的夫妇，半夜里被我们的炮声吵醒了，便会狠狠地骂一声：他妈的，又有一个王八蛋花了一千块！
我看过一部小电影，片名很具挑逗性，叫《华莎琳修女》。我记得是讲一座修道院里的一个园丁被神父鸡@奸后，在修道院花园里引诱一个修女，当场和她做@爱，我至今记得修女的黑丝袜被扯到膝盖上，极尽挑逗之能事。我跟朋友计划到专门放儿童片的影院，把这部小电影放给小朋友们看看，让他们开开眼界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闹酒。有一次在巴黎，有一位苏联导演，一时想不起他名字了——他到巴黎访问，要我为他办一个法国式小型狂欢酒会。我跑去问阿拉贡——我的超现实主义好基友怎么举办——“亲爱的” 阿拉贡暧昧地对我说“你想被X么？”他在这里用了一个X，这字眼我不好意思写出来——我说不，阿拉贡就劝我不要再提法国式狂欢酒会这档子事了。那位可怜的俄国导演最终无缘体尝这特殊经验，遗憾的回苏联去了
西班牙多年来一直被长枪会创始人李维拉统治着，我们称为他“慈悲的独裁者”。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去卡斯蒂亚咖啡馆，只见那儿被用一块幕布隔成两半，服务生告诉我们“慈悲的独裁者”李维拉和部下待会要来用餐。果真不久他来了，他一进门就叫人把那块布拿掉，他看到了我们，便大叫道“哈罗！年轻人！一块喝一杯吧！”我们这位独裁者不知道他请喝酒的对象正是个左翼份子
我还记得碰到国王阿方索八世（？）的事。
那天我站在宿舍窗口，头发抹了油，还戴着顶硬草帽，看起来很时髦。突然一辆皇家马车停在窗前，车上两个车夫，一个妙女郎，女郎把车帘掀开，国王走出来，他开口向我问路。我那时候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知怎的，却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才怯怯的给他回话，还叫了他一声“陛下”。等马车离去，我发觉我见到他时竟激动地忘了脱帽致敬。我觉得能够跟国王直接对话，想起来真是莫大一桩荣幸。后来我把这事讲给宿管主任听，他还不信，说我吹牛，最后还问到一位宫廷秘书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这事绝对是真的
我记得达利去参加艺术学院入学面试，考到一半，他突然跳起来叫道“你们没资格考问我，我不考了！”就离场了。后来他父亲从老家跑来跟校长道歉，学院还是不要他
1929年圣诞，我才走到达利家门口，还没敲门，就听到一片怒骂声，大门打开，他父亲把达利扔出门来，两人互骂脏话。他父亲嚷道，再也不要看到这头猪走进家门，说完奋力关上大门。其实，达利父亲的愤怒可以理解，我听说那时候达利在巴塞罗那开画展，他在一幅上面用墨水写上：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肖像上吐口水
我把剧本寄给达利看，他提供了几个构思给我，其中一个我后来用了——一个人头顶一块石头走过公园，他经过一座雕像，赫然发现石像头上也顶着一块相同的石头。
这部电影我取名叫《黄金时代》，主要在毕朗因尔片厂拍摄，当时爱森斯坦正好在隔壁片场拍《情感罗曼诗》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382740/
我生平第一次当导游，带一团美国人去布拉多郊游，沿途我不断解说风土人情，态度热心严肃，我说戈雅是个斗牛士，他和阿尔巴女公爵有过不可告人的奸情。我又说贝鲁格是个画家，他有一幅画叫Auto-dafe，很了不起，因为里头画了150个人。我告诉他们，一幅画的价值取决于画中人物的多少，美国人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很用心记笔记……可是过了两天就有人去跟校长打小报告，说这次的导游一路上胡说八道，简直是恶搞（译者注：戈雅是画家，贝鲁格是斗牛士）
我不知道我的催眠功力如此神奇，有一次我路过卡莎妓院，恰巧拉菲尔拉发病全身僵硬， 我就试着用我的催眠术给她治，结果真把她治好了，还顺便治好了她的膀胱颈梗阻。说起来难以置信，我自己也觉得惊奇，每次讲给人听，都要费一番唇舌
我到巴黎后不久，就在欧提斯的画室里遇到了毕加索，他那时已经红了。虽然他对人的态度还友善，个性也不坏，可我总觉得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之徒…毕加索有个做陶艺的好朋友叫阿提加斯，他有次和一个画商去巴塞罗那见毕加索的母亲，她请他们一块吃午饭，她说阁楼上有一箱毕加索年轻时候的画，问他们有没有兴趣。那位画商看了之后，有意收藏，谈好价钱，挑了30多幅带回巴黎在画廊展出，毕加索也去看了，一幅一幅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径直走到警察局，控告阿提加斯和那个画商。阿提加斯气死了，在报上登出毕加索的照片，上面附上一行字：国际大骗子
在巴黎，我看的电影比在马德里的时候多，一天看三部也很平常。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深深感受到这部电影当时给我的震撼。多年来，我始终认为《战舰波将金号》是电影史上拍的最美的一部电影，当然，现在就不敢这么肯定了。
茂瑙的《最卑贱的人》也给我同样感受。
然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弗里茨朗的电影，当我看了《三生计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70246/》后，才真正从心里意识到，我也要当导演拍电影。这部电影影响我的不是三段式的故事，而且故事间那段插曲，那个戴黑帽的角色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死神的化身，以及坟场那场戏。这部电影触动了我的内心，拓展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每次看弗里茨朗的电影，都会挑起这种感受，特别是《尼伯龙根》和《大都会》
想拍电影这个想法很迷人。但怎么开始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巴黎，我是个西班牙人，没事写点影评，和电影圈毫无干系，想拍电影谈何容易。
我惟一认知的法国导演是爱泼斯坦，他原来是俄国人。我一听说他开了间表演学校，马上就就跑去报名，去了才知道，所有的学生都是白俄人。他说如果演的好，可以安排一些小角色给我们。
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去片场，我知道他正准备拍下一部片子《莫布拉》，我自告奋勇对他说：“我知道您准备拍一部新片。我非常喜欢电影，可是对拍电影一窍不通，我知道我帮不上什么，您不用付我工钱，我可以扫地打杂什么的，什么杂活我都干，您说好不好？”他居然同意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电影的实际拍摄工作。我就是个打杂小弟，什么事都作，还跑龙套演了里面一个小兵。
《莫布拉》拍完后拍《厄舍古厦的倒塌》，我升为第二副导演，负责内景，工作愉快。
一次难堪相对却毁了我们俩的关系。
那是一天夜里，拍完内景，第二天要搭火车去外地拍外景，制片人正教大家明早如何在车站碰头。爱泼斯坦突然对我说：“路易斯，你和摄影师留下，冈斯等下要来给两个女孩试镜，你留下来帮他忙。”我当时很粗鲁，我说我是他的副导演，又不是冈斯的副导，为什么要帮他试镜？！而且我也不喜欢他拍的《拿破仑》，这个人矫揉造作不敢恭维。这时候，爱泼斯坦发火了，他说：“你算老几？竟敢这样批评一个大导演！”还骂了些不堪入耳的话，让我毕生难忘。接着他就炒了我鱿鱼，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开车带我回城——“我想你最好小心点，”他对我说，“我看出来你有超现实主义的倾向，我劝你最好离他们那帮人远一点”
我最终离开了爱泼斯坦
我小时候很爱慕西班牙王后，国王阿方索八世的老婆。我就常常做白日梦跟她相好，幻想着她回到皇宫，仆人帮她宽衣解带，然后上床，等婢女走开，我就偷偷溜进去，在她喝的牛奶里下迷药，等她喝了睡过去，我就开始对她大动手脚
米高梅公司的代表看了《黄金时代》对我说：“老实讲，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片子，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我实在搞不懂它在演什么，但却令我印象深刻。我有一个建议，你去好来污多学些美国电影的技术，我负担你来回的旅费，你在那边待半年，我每个月给你250美元，你什么都不用做，只管在那里好好学拍电影，等你学成回来，到时候再谈怎么办。”
那时候感觉：好来污，整个洛杉矶简直像座天堂。
我走进嘉宝的拍戏片场，一声不响站旁边看，可是嘉宝好像意识到有陌生人在场，她跟一个戴假胡子的家伙招手，耳语几句。那人就走过来问我在这里干什么——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意思很明显，因为还没等我说什么，就被轰出来了。
从那天起，除了去领钱，我再也不去片场了，每天呆在家里。
每个礼拜六卓别林会请我们这帮西班牙人去他家共进晚餐。
有时候爱森斯坦也会来，他那时正准备去墨西哥拍《墨西哥万岁》。
我看见他就会想起当年《战舰波将金号》对我的震撼，但我对他的《情感罗曼诗》大失所望。真不知道他怎么拍出来的，矫揉造作无法忍受。你看他在一片麦田里摆一架巨大白色钢琴，然后在片场池塘里放一群天鹅，四处漂流，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我那时候真有一种冲动，跑到蒙帕那斯一带的咖啡馆里把这片子的导演找出来，给他一大嘴巴子。
后来爱森斯坦对外宣称这片子主要是挂名合导的阿莱克桑德夫所为，骗谁呢？他当年就在我隔壁片场搭景拍的《情感罗曼诗》，我还亲眼看见他导演天鹅在池塘里游来游去那场戏。
这次在好来污看到他，我忘却了对他的不悦印象，我们一起在卓别林的游泳池旁聊天喝酒。
卓别林为人慷慨大方，他在家里为我放映过好几回《一条安达鲁狗》，招待亲朋好友来看。我记得第一次放映，放了一会，后来传来一声巨响，大家回头一看，原来卓别林的中国大管家被电影画面吓昏过去了。
好些年后，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他是卓别林的女婿，有一次告诉我，他老婆小时候不听话，卓别林就会讲一些安达鲁狗的画面来吓唬她。
拉斯赫德斯，是西班牙最穷的一个地方。我对凡杜拉和亚辛讲我很想拍一部关于这个地区的记录片（《无粮的土地》）——“这主意不错，”亚辛说，“我这次买彩票要是中了，我就出钱让你拍”没想到两个月后，亚辛买的彩票真的中了，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1935年，我认识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长得很漂亮，才18岁。我叫她佩碧妲。
只跟她见过两次面，我就爱上她了。我的年龄比她大两倍，爱她爱的要死。虽然我有性冲动，有时会牵她的手，抱她，亲吻她的脸颊，可我们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恋爱。
就在我们相约去爬山的前一天，我的一位电影同行朋友来找我。这家伙个子矮小，相貌平庸。我们谈了一会工作，他突然问我：
“你明天是不是要跟佩碧妲去爬山？”
“你怎么知道？”我奇怪。
“今天早上她在床上告诉我的。”
“今天早上在床上？”
“是啊，在她家。我九点左右走，她说我们明天不能见面，因为她要跟你去爬山。”
我愣了好一会，看样子这小子今天是专程来告诉我这事的，但他说的我不大信。
“不可能吧，”我说，“她和她妈妈住在一起。”
“是啊。但她有自己的房间。”这家伙冷冷的说。
“我还一直以为她是个处女呢！”我喃喃自语。
“是啊，”他平静地说，“跟我在一起之前她确实是处女。”
当天下午佩碧妲来我办公室。我先不跟她提这事，
“佩碧妲，”我说，“我想跟你说件事，我很喜欢你，我想你做我的情人，我每个月给你2000比索，你可以继续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只有一个条件，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再跟别的男人睡觉，你说这样好不好？”
她听完有些诧异，但好像也有这想法。我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搂在怀里，却发现我自己紧张死了。
我说我们一块去跳舞，她穿好衣服，我们上车。但我并没有开往舞厅，我往马德里郊外开。
到了郊外，我停车请她下来。
“佩碧妲，”我说，“我知道你跟别的男人睡觉。不要不承认，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
我不管她的反应，把车掉头开回了城里去了。
以后我在片场还时常看到她，但我不再跟她说话。
我的这桩爱情事件就这样流产了。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插曲和我当时的行为，就不禁一阵脸红。
在马德里念书时，我和洛尔卡感情最好，情同兄弟。拍《一条安达鲁狗》前，我们之间有些隔阂，他来自安达鲁西亚省，他认为我拍《一条安达鲁狗》是故意给他难堪，他逢人便说：“布努艾尔拍了一部短片，叫《安达鲁西亚之狗》，那条狗就是我！”
达利那时写了一本书，叫《达利的神奇世界》，书中把我写成个无神论者，那时候无神论者比共产党还糟，人人喊打。那本书出版后，我在现代美术馆的工作没了。
我那时43岁，无业，又开始流浪街头，该死的坐骨神经痛又开始发作。
有一天我约达利到一家酒吧喝酒，我们点了香槟。
我一边喝一边骂他是个混蛋，他的书毁了我的生活，让我失业。
他若无其事地说：“那本书跟你没关系呀，他们太小题大作了。我写那本书不过是为了把我自己捧成明星，我是主角，你不过是陪衬的配角而已。”
我当时尽量把两手搁在口袋里，以免当场发作揍他一顿。
达利是个幻想狂，多少还带点性虐倾向。我知道他的性生活乏善可陈…直到有一天他把他的童子之身献给加拉…他为此写了洋洋洒洒六大张纸的信给我，跟我报告整个过程的巨枝细节，末了还大叹肉体恋爱之神奇伟大——除了加拉之外，达利这辈子再也没能和别的女人有过任何性爱关系，我知道他曾经勾引过一些女人，但都是请她们到公寓里来，脱光衣服，煎几个蛋请她们吃，吃完蛋就请她们走人
尽管我们年轻时在一起的记忆那么美好，我个人也很欣赏他的大多数画。但每当想起他的自私自利，他的表现狂，他对法西斯党的支持，以及他对友谊的不尊重等等，我就觉得永远也没办法原谅他。记得几年有一次采访，提到达利，我说，我希望死前能跟他在一起喝一杯香槟，后来他读到了那篇文章，他说：“我也很想啊，可惜我已经戒酒了。”
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看到长达两英里的洛杉矶朋地山垃圾场。
什么垃圾都有，从桔子皮到钢琴，甚至一整幢房子，真是包罗万象。到处烟雾弥漫，在大凹坑底处的垃圾堆里，我居然看到了几幢极小的房子，更绝的是，里头竟然还住着人，我看到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从小房子里钻出来，整个看起来就极为超现实。我和曼雷曾想在这里拍一部电影，拍这里的世界，但筹不到钱，只得作罢。
我最后一个失败的“美国接触”是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他邀请我在片中客串一个角色——我自己，两个工作日，酬劳三万美金，我考虑了一下，结果还是放弃 世界是由各种偶然构成的，于是我认识了你。
我一直不知道我于你只是一棵大树上一片普通叶子般的存在而已。
永恒的只有一件事叫做遗忘，我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你都走远了。
貌似很消极，整的我很消极。
再见，再也不贱，哥们。。。 布努艾尔的最后一个梦不是《欲望的隐晦目的》，而是他的自传《我的最后一口气》(My Last Breath)。
超现实主义者爱做梦，布努艾尔和达利尤甚，因为他们能够将梦还原为图像，他们的作品比阿拉贡、艾吕雅们的诗行更接近梦的原初形态。虽然布努艾尔早早地退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圈子，一生对超现实主义群雄也颇有微词，但谁能说他的电影不是超现实的呢？难道《一条安达鲁狗》不是梦境的连缀？难道《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不是梦境与现实的怪异产儿？
走到人生尽头，老布做了他的最后一个梦，请求老搭档卡里埃（Jean-Claude Carriere）将其形诸文字。老布的叙事依旧跳跃，乍看之下不脱一般回忆录按编年体行文的窠臼，实则插入大量的独白、断想、困惑甚至牢骚，写几页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题外话，如无神论、爱情故事之类。在我看来，这些题外话甚至比陈述生平行状的正文更有意思，它们不仅是事实，更是梦中的琐碎呓语。布努艾尔真像他电影中的人物，不知不觉地把观众/读者带入他设定的梦境伏击圈，然后镜头一转，瞬间炸毁梦境与现实的边界。老布这时从银幕/书页后走出来，笑嘻嘻地对观众说：不好意思，刚才那是梦。
假使我们去掉这些至关重要的题外话，书中的一生也的确可称“如梦似幻”了。布努艾尔青年时代就与洛尔加、达利结为好友，毫无预兆地加入超现实主义，又干脆利落地退出。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探索，却又当过成功的商业电影制片人，在墨西哥期间甚至为稻粱谋拍过通俗的情节剧。他一生游走于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墨西哥，与艺术界尤其是电影界名流交游甚广。此起彼伏的人生节律，没有换来布努艾尔的一句悲叹，他的语气似乎总是乐观淡定。超越当下存在的世界观，多多少少让他有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相比达利、阿拉贡等老友，老布似乎更像个“超现实主义者”。
做完最后一梦，布努艾尔陷入了长眠。他一定还在做梦吧？只是不知道现在，他是否在某处指挥着摄像班底，把他的梦讲给更多的人？
的确 他不如达利偏执与任性
也不如同时代的诗人诗性
而且一直在打工
电影是他工作的事业
相比较那些极端的超现实 他来得更现实
她有老婆也有孩子
并吧此书献给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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