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 - 书评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内容简介：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 ...此主题为自动生成的书评内容贴，书籍链接地址: http://www.dothinking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99
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是时候审视八卦政治、八卦历史对知识趣味的直接拉低。
史观、方法论是一个史家的硬伤。
第八、九章立论实在太糟糕，相关性论证不知道怎么做的。
作者不太懂现实政治，又无相关社科修养（博弈论、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哲学等），最后只能不自觉地跟着ccp史观走了。
史家高华生前曾在一次国民党为何失掉大陆的学术访谈中，纵论蒋介石的个性与命运，他有一个有趣的比喻，说相对于毛泽东的卡理斯马型（韦伯理论，即个人魅力型）个性，蒋介石就像一杯平淡无奇的卡布奇诺咖啡。这自然包含了高华教授很深的寓意和感慨在内。
作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政治人物之一，蒋介石生前死后的公共形象呈现戏剧性的断裂。最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涵专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更是做足了为蒋介石翻案的文章。历史中的蒋介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这无疑随着自由行激荡的两岸人民更密切的互动，引发了普通民众更强烈的兴趣。而前些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蒋介石日记，更是为专业历史学者和史学爱好者进一步探索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与政治性格提供了一手的史料。
最近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三位著名学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就是用最新公开的日记史料，结合其他档案资料撰写的一部值得公众和专业学界注意的史学作品。日记最能揭示人的心灵，因此这部主要建立在对蒋介石日记解读和阐释之上的著作，便能够帮助我们洞彻蒋介石的人生观、政治观与国家观等，以及这些因素对其政治实践和情感世界的影响。
蒋介石幼年丧父，自小顽劣，其母为其读书上进操心至极，正如近代文化史上的“孤儿寡母”（比如胡适、鲁迅等）现象一样，孤儿寡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对历史世界的影响更非文化人物所能及，而童年时代的创伤性记忆更是会内化到人物的心理结构之中。作者通过考察蒋介石与其母亲、兄弟、邻里的关系，以及成年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反复的悔愧，及回家探亲时的复杂心态，相当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蒋介石“孤家寡人”般的独裁、多疑、猜忌性格的形成机制。
正如该书作者所言，“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这种猜忌与对亲情的倚重，自然就会延伸到蒋介石在政治领域的言行与作为，众所周知，蒋介石对黄埔系的嫡系门生统帅的军队多有器重，对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更是如此，而对于桂系、川军等出来的将领，即使再有军事才能，也多有防范。这一点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多有体现。而对于姻亲如孔祥熙、宋子文等，因两位个性之差异而有态度上之差别，但基本上是容忍与提携为主，这是蒋介石政治领域私人化的表现。
纵观该书作者引用的蒋介石日记，以及杨天石在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所引用的文字，可见蒋介石在日记里既多对他人求全责备甚至破口大骂之语，同时也不乏自责到撕心裂肺之词，两者大都可归纳为道德性的词汇，溯其根源，不乏出自宋明理学的语词。《天下得失》作者从蒋介石的阅读史这个视角切入，来考察其知识资源与思想习惯的形成，可谓独辟蹊径。一般来说，思想资源对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实践会有不亚于生活阅历、童年记忆的重要影响。蒋介石的日记显示其读书的重点在中国古籍。作者认为，蒋介石喜读圣贤经书，性情暴戾而不苟，而一些知识性、消遣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各类杂书稗史很少涉猎，如此阅读的结果就是蒋介石对传统中国的学问相当敬重，认为远超西学与新学。阅读决定了词汇甚至思维。蒋介石的遣词造句相对于白话文写得汪洋恣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是远逊一筹，其读书的格局正如其指挥军事乃至政治实践的格局，都是一板一眼循规蹈矩的。他似乎总是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思虑一些大问题。这样的人自然政治想象力不够，更相对缺乏人格上的魅力，但往往带有几分传统和规矩，比较不喜欢折腾，反而能够给民众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世界。历史，有时候就是充满着这样的悖论。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38期 文：唐小兵 在中国暴得大名的美国“史学家”史景迁，出过一本描写明清之际文士张岱的书，中文版叫《前朝梦忆》。书写得不怎么样，中文书名却上佳，借来指称近年持续升温的“民国热”比较贴切。网络上将“民国粉丝”简称为“果粉”。从长时段来看，民国的38年，今日的认识可能还是雾里看花，但“果粉”所做的，是试图涂抹一个玫瑰色的“前朝梦忆”，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至于“前朝”的实情如何，有无深入到第一手史料中作系统性的探讨，是否符合严格的学术标准，非所顾也。
近日，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3位民国史专家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出版，该书用平实流畅的笔调，利用《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等史料，对蒋介石一生中重要侧面和事件作创新性的叙述，将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作立体式的呈现，立论平正，褒贬得体，既无刻意的抹黑，也不故作惊人之语。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与杨天石、杨奎松、邓野等学者，构成了民国史研究的中坚，体现了史学学术的求真精神。
有关民国“知识分子”的神话
“果粉”经常拿来说事的，是民国知识份子享有较高的地位、自由和高收入。明清时代，国家政权由打天下的军事集团与儒生“共治”，士人在社会上长期享有尊崇的地位，进则为官，退则为师；庚子以后，留洋归国学生又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宠儿”。民国只是推翻了皇帝和满洲权贵，士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国民党与江浙财阀联合以后，必然要走“精英治国”路线，知识分子受到重用，也是时势使然。
以收入来说，有些作者是将一个短期的现象当成30多年的常态。著名史学家陈垣，曾署理过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部次长。从他的年谱，我们可以看到：因政府挪用教育经费，连教育部职员都因欠薪而罢工，北京8个公立学校教师则欠薪多时而多次到教育部大闹。北洋时期以及国民政府初期，教师遭欠薪才是一种常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教育、学术能给予财政上的积极支持，让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维持正常，是有一些原因的。据《天下得失》所述，蒋在国民党内资历太浅，以武人骤登高位，不断受到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桂系等势力的挤压。北伐胜利，出现宁汉对峙，更加剧了蒋氏的“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在党内寻求元老的支持。于是，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这4个元老级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的“商山四皓”，以罗家伦的说法，“他们仿佛代表一种道德的势力”。正是由“商山四皓”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在学术界、教育界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声誉，蒋为投桃报李，不得不虚与委蛇，因而在下拨教育文化经费方面也就比较“慷慨”。另一方面，蒋从行伍起家，其嫡系人才不足，不得不借重学术界的贤能之士为他服务，也借此收买天下人心，翁文灏、罗家伦、俞大维等等就是例子。故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说：“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近代中国史纲》）但这种黄金岁月只维持了5年，抗战爆发以后即每况愈下，到战后甚至出现了名教授参加“反饥饿”大游行的事例。
表面上，蒋介石对学术界名人颇为尊重，但他改善与知识界的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的。当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后，蒋内心十分愤怒，甚至鄙夷。蔡元培表面上地位尊崇，一旦对蒋作出批评，参与一些维护民权的活动，蒋即反目成仇，将蔡的盟友杨杏佛暗杀掉。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举国哀恸，蒋却在日记中说：“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天下得失》第103页）只谈民国著名知识分子短期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舒适生活，无视国民党暗杀、监禁过多少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用完即弃”真实内心，只能说是有些作者太喜欢涂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龙云背景
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屡屡成为知识分子们的热门话题。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出版较早，当时史料整理还不充分，属于草创之作。涉及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何炳棣的《读史阅史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均极受欢迎。近期新推出的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简体版，据说销量已接近一些畅销书的水平。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顶尖人才，产生了丰硕教学成果，师生们的努力值得敬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的相对独立性，也与割据势力“云南王”龙云有一定的关系。抗战以前，西南地区一直对蒋介石政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江浙皖地区为实力基础的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对割据云南但不参与反蒋活动的龙云集团加以优容。龙云名义上尊重中央，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令蒋十分头疼。抗战军兴，西南成为抗战后方，云南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也势必要加强对云南的渗透，蒋、龙矛盾激化。
《天下得失》指出：“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第146页）龙云还秘密加入民盟，与中共建立起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昆明暂时性的民主气氛，其实有着多方博弈的因素。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实仍有待史家进一步加以发掘。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近年历史写作空前活跃，总体上是好事。但有些“新论”，并非是在彻底研讨史料的基础上谨慎作出，而是先由强烈的倾向性出发，将主观愿望“投射”到无法改变的史实上，筛选对己有利的史料，屏蔽对己不利的史料，纯粹变成了发泄情绪的“吐槽”。
二十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联省自治”运动，有着极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参与各方可以说是“各怀鬼胎。”这一运动的提出，有效仿西方“联邦制”的理论探讨的一面，也有从晚清以来督抚权重转变到地方主义的一面。以陈炯明为代表的“联省自治”运动，既有反对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含意，也蕴藏着以此为依据割据一方的因素。陈炯明在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贡献，也有一些糊涂认识，以前对他的“污名化”有些过分，今日只需实事求是，恢复其应有地位即可。但有些作者出于对“武力统一”的反感或者其他目的，对陈氏及“联省自治”倾注过多的感情，以此表达对“中央集权”的恶感，不无将幻想代替现实的“意淫”。自治的各省，若无外力的推动，并无主动实现“联省”的动力。美国各州之组成联邦，是在共同反抗英国暴政基础上形成的；德国的统一是以普鲁士为核心，在长期战争之后达成的。沈阳《正义一元论》一书说得好：“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无论对内对外，都推动了国家的整合，推动了近代化发展进程。没有主权国家，就很难有一套有效率的铁路、邮政和电报系统，统一的度量衡、货币以及统一的市场。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意大利、德意志。这两个国家正是通过了统一战争，确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开辟了走向近代主权国家之路。善良的自由派或许很难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民族的、主权的自由法政国家在建立过程中显然很难和近代的‘国家主义’实践截然分开。”要建设现代国家，指望那些“各怀鬼胎”的“自治”各省，只能是缘木求鱼，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随时准备伺机而动。武力统一，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之“恶”。
未到盖棺论定时
出于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正统”著作的反感，最近十年左右，有关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了热烈讨论的局面。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是在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后，方能“盖棺论定”。民国人物研究处在目前这个阶段，首先是弄清其参与的事件过程，对具体的决策、行动作考证。总体的评价，最好留给后人。
据我所知，晚清史都仍有大量的“处女地”未经开发，既有的研究也仍然极不充分；一旦在某个环节的研究上出现突破，即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之前所作出的“定论”进行修正和调整。与之相比，年代更晚的民国史，可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史料可能还躺在某个尘封的角落等待学者去光顾。只有先将史料作系统的整理，对重要事件、关键人物作出准确的解读，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从总体上作出判断和评价。
急于作出评价，往往是作者想让历史为其当下的目的服务。为达到“致用”效果，必然伴随着越出学术规范的行为：挑选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无视与之相冲突的史料；渲染夸大事情的某个侧面，故意不提及事件的全貌。同情或敬仰某个历史人物，即不加分辨地采取百分之百支持的立场，无视他的缺点和阴暗一面，甚至将缺点转换成优点，将失误吹嘘成功绩。这是大量人物传记中出现的通病，特别是由门生弟子、亲朋后辈所撰写的更加突出。历史人物研究，最终是将人还原为人，进行“去神化”，也避免“鬼化”，更应避免将以前被“鬼化”的人物再加以神化。
从长时段来看，从隋唐以迄清中期，为一历史阶段；晚清至今，为迥然不同的新阶段。新阶段还在演变发展之中，未来将会如何，充满着变数，未来的演变结果也将从根本上刷新对历史的认识。夹在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民国38年，今日的认识可能还是雾里看花。也许在多年以后，看到演变的结果后，人们才会恍然大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还只是“晚清”的一部分。
注：本文原刊于2012年7月15日《信息时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7/15/content_1779632.htm 本文来自 中华读书报
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担任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位高权重，说一不二，确实是现代中国一位超凡人物。也许正因其“超凡”，蒋介石也成为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囿于两岸长期的对峙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神化、美化与鬼化、丑化的喧嚣中，我们只能隐约感受到那个云遮雾绕的蒋介石，而难见其“真身”。
但是，我们想见识的正是他的“真身”，这需要历史学者去“拨云见日”，去勾勒、描绘出那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蒋介石。
最近，在蒋介石研究领域中，出版了一本颇值得关注的书，它力图以学术化的方式呈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历史学者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尤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一点也不艰涩难懂，而是语句平实，向读者娓娓道来，以学术化的方式讲述有关蒋介石的一个个“故事”，阅读完后会发现，这应该就是蒋介石的“真身”（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所能了解到的接近真实的蒋介石），其实他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多大的不同。
参阅了很多新史料
蒋介石虽是军事与政治人物，但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生前即多方保存各种公私文件档案。现在海峡两岸（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都保存着许多有关蒋氏的档案，尤其是台北“国史馆”藏量巨大，此即我们通常称为的《蒋档》，此系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资料。据统计，蒋档文件有317136笔，其中单单照片就有50798笔，内容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化、社会、交通等诸多方面，非常丰富，可视为研究蒋介石的史料“宝藏”。
在有关蒋介石的史料中，近年最引人关注的是蒋介石日记，毫无疑问，蒋日记是近年来推动蒋介石研究日渐深入的最关键史料。蒋氏从1915年，即28岁，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这年他85岁，手肌萎缩，不能执笔，3年后便去世了。蒋介石一生总共记了57年的日记。蒋日记，后几经周折辗转，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2006年逐步对外开放，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众所周知，日记乃记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蒋日记内容很丰富，包括他的工作、生活、读书及其所思、所想、所行，等等，可以说，蒋日记大有裨益于我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从这点讲，蒋日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应当承认，蒋日记无法给当下的中国现代史叙述框架带来颠覆性作用，但足以重建很多史实，使得我们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加细化、精准、深入。当然，只看日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本相和蒋介石的“真身”。
《天下得失》一书所征引的主要史料是蒋介石日记，也大量利用了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除中国大陆方面外，台湾方面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家所熟悉的研究机构的藏档，在本书中均有征引。从史料种类而言，既有日记、档案，也有报纸、杂志、忆述、访谈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兼具史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提及的是，这其中《熊式辉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嘉璈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黄郛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傅秉常日记》（傅氏家属藏）、《宋子文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学界似乎“知名度”还不高，但应该是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新史料”。
目前最要紧的是具体的专题研究
与此前相比，如今的蒋介石研究已经细化、深入得多了，但客观地说，还未达到可以对这位复杂人物“盖棺定论”的地步。也可以说，以目前学术积累现状，还不足以写一部综合、全面的“蒋介石传”。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这种情况下，有关蒋介石研究转换为具体的专题研究，就显得必要、紧迫。《天下得失》全书共十一章，也就是关于蒋介石的十一个专题，这些专题探讨对推进蒋介石整体研究很有助益，同时，我想这些专题本身也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以下略述部分章节的问题与内容，以飨读者诸君。
第一章，“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主要探讨了蒋介石的早年经历及其如何影响蒋氏个性特质的，颇具心理分析的意味。蒋介石九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孤儿孤苦的童年，造就了蒋介石孤独孤僻的个性，同时，生活周围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和手足同胞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淡薄。显然，早年的孤苦，对蒋个性特质的铸就和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且深远的，他在日记中就倾泻道：“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苦伶仃，孤立无援，母亲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他在日记中经常感叹，质疑部属、友朋、同志之间的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他一方面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在蒋氏个体生命史中，值得信任的人，除了自己生母外，仅有陈其美和孙中山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掌控下的国民党高层猜忌成风、内耗不断了。
第五章，“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在该专题的探讨中，研究者就改变以往的惯常从左右、利益、矛盾等角度，而尝试从地缘角度探求国民党内部派系纠纷的新解，颇具创见。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斗争的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形成了广东人在国民党内居多的局面，自然而然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也形成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蒋介石作为“外地人”很难在这个系统中立足，自然想改变这种局面，北伐可以看作他突围的尝试。北伐成功，国民党离开广东，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后，很长时间内，蒋介石还得与广东人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国领袖合作，以用好“党”这块招牌。在此过程中，正是由于与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搭档”好，不时发生冲突，才有蒋的下野与再起。当然，后来随着国民党政权巩固，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士，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影响力逐步降低。基于地域视角的考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后来在蒋介石身边的显赫人物几乎都是浙江人，例如，党政方面的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军政方面的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的徐恩曾、戴笠、毛人凤等。
第七章，“家国亲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我们若按常理推测，蒋、宋、孔三人为姻亲，利益攸关，关系应该不错，但其实不然，三人之间的关系充斥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与算计，由此进而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宋子文确有理财治政的能力，但不太听话，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宋的记载，多用“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语词。孔祥熙深谙蒋之心理，对“最高领袖”基本以服从为要，没什么冲突，故总体而言，蒋孔关系要好于蒋宋关系。不过，孔虽然听话，但办事庸碌，且注重以权谋私，自肥，后来招致蒋的反感，离开权力中枢。至于宋孔关系，表面上不冷不热，实际上则多半在背后较劲，相互拆台。没有阅读这些文字，一般人很难知晓曾经是中国最显赫的几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吧。
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蒋介石的阅读史”，也写得很有意思。很难想象，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在政务繁重、戎马倥偬之间，居然会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据粗略估算，从1919年到1945年，蒋日记所记载的阅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从表面上看，新书数量似乎超过古书，其实蒋氏读古书的时间居多，因为很多古书他是反复阅读，他在日记中就写到“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阅读的中国古书，首选是经书，四书五经，蒋氏多次反复阅读，尤其是《大学》、《中庸》，他在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那些能提供军事谋略、政治治术的古书，如《孙子》、《管子》、《韩非子》、《墨子》等，蒋也多有阅读，从中借鉴兵略政术，吸取为他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在新书中，蒋介石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兴趣，从1925年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列宁丛书》、《革命心理》等，尤其是前面两部书，蒋曾多次阅读。大量阅读上述三类书籍，蒋介石读书之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豪杰、革命领袖。
其他各章节具体内容，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若从各章节内容关联来看，全书结构似乎显得有点松散，逻辑也感觉不够圆融自洽。其实，这问题倒不大。因为本书是专题研究，各章节所探讨的问题自然不一，但都统摄在蒋介石研究的主题之下，基本上按时间先后编排各章节。
简短的结语
《天下得失》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初步的描画。正如历史很难明确说出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一样，对蒋介石研究而言，本书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解答，或者说，是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也许这本书只是“万里长征的某一步”，因为，蒋介石研究现在还是“在路上”。
最后说一句话，如果从该书各章内容来看，书名的副标题改为“蒋介石的家国与人生”也许更为适恰。
文 / 许纪霖
近年的读书界，流行的是“民国热”。民国热有两个热点，一个是“民国范儿”———那些民国的文化精英，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海峡两岸的行情常常倒着走，当老蒋在台湾逐渐被人忘却的时候，这边对他的兴趣却日渐浓郁。特别是近年蒋介石日记在胡佛研究所解密，新的资料带来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蒋介石众多学术成果之中，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研究丛刊之一《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具有鲜明的特色。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火枪手”：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他们一反注重政治褒贬的传统研究套路，对蒋介石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既非如唐人《金陵春梦》式的漫画化、脸谱化，又不是像陶涵(Jay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那样一味拔高美化。这一由民国史领域中生代的佼佼者联手打造的三重奏，将蒋介石置于民国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其个人童年经历所造成的记忆创伤和孤僻性格、国民党体制的内在矛盾、地方冲突到蒋宋孔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四十年代风云骤变和蒋介石个人的阅读史等方面，描述了这个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三位作者像许多蒋氏研究者一样，也曾经远赴胡佛研究所阅读、摘抄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档案，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但他们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迷信蒋的日记，以此作为终极性的判案依据，而是将蒋的日记内容与其他史料加以比照分析，从而以一种3D式的全息图像，将蒋介石的多重性格和历史功过客观地展现出来。
我个人虽然研究的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但在1980年代，因为开设《中国国民党史》课程的需要，曾经一度钻研过相关论题。30年过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已经有质的长进，此次阅读《天下得失》一书，常有击掌叫好之冲动。以我个人阅读之体会，书中有几个独特的分析角度深得吾心，愿意在此有所发挥。
民国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少历史大人物童年时皆有“孤儿寡母”的经历，鲁迅、胡适如此，蒋介石亦是如此。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幼小心灵过早落下记忆的创伤，既成就了其特立独行、有社会担当的大志向，也会对其一生性格有扭曲性塑造。蒋介石即是一个典型，《天下得失》对此有专章分析：“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蒋一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即使成为独裁者之后，也以培植双重派系而互相制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党务中的C C和三青团，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和军统、黄埔系中更是派系林立。这种多疑的性格与童年的创伤有关，因为孤儿寡母、见惯了世态炎凉、旁人白眼，蒋除了母亲之外，无一人可以信任，故成年之后无法摆脱幽暗多疑的心理，在日记之中，常常感慨、质疑友朋、同仁和部属之不可靠。一代枭雄如此狭隘，最后落得众叛亲离，败走麦城，也不属奇怪。
民国成立以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重变化。民初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由于多重政治势力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宪政的权威重建，最后议会中的两党忙于党争而让袁世凯从中渔利，易议会民主制而改行总统独大的威权体制，袁最后却因复辟帝制而身败名裂。在经历了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之后，南方的国民党借鉴苏俄的党国体制，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广泛实行社会动员，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的统治是一种脆弱的党国体制，其原因乃是后起的蒋介石以党军起家，以枪指挥党，军权始终在党权之上。与其说是党国体制，倒不如说是军国体制，党国体制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有一套震慑人心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统治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如果设计得好，还会产生宗教般的神魅性。但军国体制就不同了，其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既匮乏有神魅的意识形态，也缺乏有严密纪律的全国性组织。蒋介石的本质乃一军人，而非党魁，他的权力从枪杆子而来，也靠枪杆子维持，而其权威只是建功而已，全然缺乏作为党国体制的党魁所必须的思想魅力，如同袁世凯一样，他的威权统治缺乏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因此一生都没有解决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只能借助法家的“术”与“势”来掌控天下。由于其对部属缺乏信任，又有意制造派系间的矛盾以实现制衡，因此执政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内部统一，派系倾轧，一己之私利常在党国利益之上。前不久我在凤凰卫视频道看专题片《决战孟良崮》，国民党中第一王牌军74师之所以被华东野战军全歼，就是因为各路援军妒忌张灵甫，要看他的好戏，见死不救的结果。而一盘散沙的军国体制所面对的，却是由思想团结起来的、组织严密的中共。蒋介石与其说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不如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输给了对手。
《天下得失》一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内部矛盾都专章和精彩的描述。对我个人特别有启发的，乃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冲突。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内部三巨头中，蒋介石是浙江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广东人。早期的国民党元老，因为孙中山的缘故，基本以粤人为主，长期掌控着“党统”。而凭借党军而后来崛起的蒋介石，则借助江浙的势力而坐大，“党统”和“军统”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另一个是传统的地方封建割据要求。周锡瑞教授早就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共和，另一张是封建。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统一趋势，而对封建割据缺乏注意。近代的封建，在表现形态上换了一张面孔，改以“民主”为号召，在“民主”的背后，往往隐蔽着一个“封建”的真实面目。从20年代到40年代几次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反蒋，皆以“民主”为号召。历史是非常吊诡的，善与恶经常纠缠在一起，善的背后有恶的动机，而对恶的追求有时候又无意成就了善的事业。近代中国“民主”与“封建”错综复杂地镶嵌在一起，可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当中窥见一斑。(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还原历史与和人物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本真性。这三位民国史研究领域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实现了这一超越，标志着21世纪的蒋介石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1927年蒋清党的时候，郭沫若写过一篇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此刻我想说的是：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研究！
（刊发于2012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http://gcontent.oeeee.com/3/4f/34fc31720ce1b1ab/Blog/0aa/91ca3c.html 父亲之严厉，“不忍言也”；幼年的塾师在记忆中就是个残忍惨酷的“毒魔”；自小与外祖母和母亲“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再加上外寇胁诱、官吏压迫、劣绅欺凌、手足反目、亲戚轻侮、学友嫉视、乡邻无义……如果一个人早年在这样阴暗凄惨、孤苦压抑的环境氛围中生存成长，会铸造出什么样的个性特质与人生境遇？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蒋中正。在《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以及研究员金以林等三位民国史学者，充分利用2006年斯坦福大学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档案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几方面洗练地摹拓出蒋介石复杂的一生，尤其是“为历史研究指明了历史人物心理研究这个新的方向”。
用合著者汪朝光的话来说，“我们（过往）对政治史的研究里，对人的关注非常少”。当史家着眼于史实、动机、价值、意义时，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的个人成长与心理特征如何影响历史。性格决定命运，而“精英”、“领袖”的个性与心理，更是有可能影响到社会政治的走向甚至整个国运，恰恰印证了“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天下得失》将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代表符号，按照一位既“非凡”又寻常的人物去理解，折射出与微观历史相辅相成的宏观历史大格局。
正是少年蒋介石张狂玩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衍生了他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而在两位寡妇抚育、呵护下成长，又让他难免养成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操劳细事、不注重提纲挈领等某些女性化倾向。身处社会中下层，少年蒋介石更得以感知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凉薄。
所有这些孤苦、孤立、孤独、孤僻，都鲜明而深远地影响了蒋介石的个性特质与行事风格。在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他追溯与建构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的最佳素材；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经常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既自卑又自尊的他，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蒋介石在国民党前辈中仅服膺陈其美、孙中山等两人。陈其美是蒋介石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第一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蒋介石感念于陈其美的充分信任和赏识，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甚至挺身暗杀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以致于在写给陈的祭文中情溢于辞：“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
在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却对孙中山一直抱着若即若离，欲迎还拒的态度，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甚至在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后旋即辞职。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自己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两人之间无法做到“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不难想见，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种抗拒权威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希望别人对自己尽忠、自己又对他人常怀疑忌，这种心理之强烈，连新婚的宋美龄都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至于“好使部下力量对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等拥蒋派系三足鼎立，又使国民党和三青团互相制衡、中统与军统相竞相成，同样是因为蒋介石对部下信任不专的心理作祟。就像作者之一王奇生所说，“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除了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学习习惯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养成，而蒋介石的折衷与矛盾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不是军人，在不同时期大致包括圣贤、豪杰、革命领袖等三种定位，他的阅读取向基本上也围绕于此。要做圣贤，所以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所以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所以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因为蒋习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所以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则甚少涉猎。
但这三大角色其实是难以兼容的。要想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就要努力通过温良恭俭让、中庸保守来做到修齐治平；要想当豪杰或者领袖，则少不了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的个性，“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
然而，“‘独裁’者的‘全能’只能是有限的”，甚至在面对各种制约因素时也是无可奈何的。由于“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蒋介石在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进程中曾困难重重，接班人之争与党统之争还夹杂着国共之争、路线之争、派系之争甚至粤浙地域之争。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的关系也有着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以至某种程度的斗争。
在统治大陆的23年中，因为国民党内部分裂或中共的军事打击，蒋介石曾先后经历三次下野。为“做给外人尤其是美国人看”，蒋介石在1947年不得不提出国民政府改组与“一党训政下的多党合作”，即使这是“被迫的、战术性、技术性的安排，而非主动的、战略性、纲领性的安排”。而精心安排的撤换“云南王”龙云的行动，也因各种偶发因素与误差，令本来正常的调职行为几近演变为公开的武力逼宫，给蒋介石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研究蒋中正颇有心得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曾提出，好的历史著作应该有三个特点：一是史料充分，引证清晰；二是充分尊重历史的复杂性；三是能够启发今人深入思考。窃以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足以符合这三个标准。
这本著作的可贵处在于，避免了一边倒、简单化的“以论代史”、“以论带史”，避免了将历史视为教科书的定论、主观判断的注脚以及公式推演的刻板必然。在心理历史学的视野下，作者们通过重塑细节、勾连比对，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境，体味与理解彼时彼地的种种局限、压抑与缺憾，努力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经历过的大得大失、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让历史重新具有钱穆所说的“温情和敬意”，变得有况味、有风姿、有重量。
但遗憾的是，本书似乎以1949年为分野，对此后蒋中正诸般痛定思痛、念兹在兹、“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心理体察，大多浮光掠影、语焉不详，让作者强调的“寿终正寝”前的“淡定”，变得了无依凭。
《天下得失》是三位知名民国史学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从不同的侧面，客观、简练地描画蒋介石充满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的一生。书中处处可见少时暗合成年、性格决定人生、思想影响行动、阅读改变气质，但身处时代浪尖之上的历史人物，还要受到人际网络、党派之别、国际形势乃至血缘、亲缘、地缘等因素的制约。蒋介石以一身一生，竟然体验到了“天下”的一得一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文/庄持 （本文刊于《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从未进入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社会，那么帝制余荫下的中国仍深受人治的影响。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政策一方针都对国家与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样人。国共两党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极力丑化对方，这就导致蒋、毛等人在两岸的不同形象。就蒋介石而言，共产党称之为“人民公敌”，而国民党则尊之为“古今完人”。蒋的真实面目则被深深笼罩在云雾之中。
由于《蒋介石日记》等史料的开放使得近年来蒋介石的研究出现热潮，许多学者都纷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摘抄日记，撰写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素以研究民国历史而闻于世，其民国史研究室更是在学术界声名远播。近年来该研究室形成了研究蒋介石等民国历史与人物的学术群体，其中包括杨天石、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等。这些优秀学者近年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等专著，使得蒋的真实面貌得以初步呈现。今年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又合作推出《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继续还原蒋介石的本色。
这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著，而是一部论文集，分别由三位作者完成。每章独立成文，但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展现蒋介石复杂的人生。主要内容仍未脱离蒋的政治与军事，其包括与党内的斗争放到派系、地缘和代际中，与地方军事势力的博弈及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讲述了政治制度变革及经济改革和与中共军事斗争中的蒋。与中共的斗争方面，集中聚焦于1945-1949年，而没有抗战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甚至是更早时期。同时也在蒋的人际关系上，虽然仅仅是集中在孔宋身上，但做出了初步的研究，打破了我们一直印象中的“四大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印象，展现了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场景。其中只有第1章与第11章关注了蒋的性格与阅读情况，可以说是生活中的蒋。这种描画更多的是展现作为政治军事领袖的蒋，而非作为生活中的人的蒋。其面相不免有单一之嫌。
本书副标题为“蒋介石的人生”，通读该书确实可以看到从蒋的孤儿寡母时代到大陆失败其所经历的种种，但可惜的是这只是蒋的半个人生，即前半生。书中缺少了对蒋在台湾时期的后半生的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同样，这本书最主要的史料是蒋介石日记，但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蒋的日记是有考虑的书写，是留诸后世、教育他人的“教材”。这样在运用日记的时候就不得不对日记本身记述做出印证和持一分怀疑之心。如第1章讲到蒋的少年性格和心态时就基本上依靠日记来讨论，这就难免会有大而不细的纰漏。因为一个人的心态与行为以及性格如何会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而有所变化。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时期，其反应是不同的。这也是人的复杂之处，研究的困难所在。不能泛泛的去谈蒋的心理、性格等，而是要谈一个历史的过程及在这个过程中蒋的性格和心理是如何变化的。
本书的主人公是蒋介石，故所有论述当以蒋为中心来展开，但是个别章节对此把握似可商榷。尤其是第九章中讲到“戡乱动员”时，作者更多的是讲述国民党如何实行该政策的，而没有去着重的考察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蒋的表现如何。
无论如何，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著作。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大概分为三类，即蒋的自身、人际关系、与中共斗争。性格决定命运，不可否认成长经历与知识够成对蒋介石的性格起了重大影响。人际关系部分则揭示了蒋介石的人脉来源以及成败。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蒋介石的得失，无疑与这种人际关系和派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而也正是这种党内派系的斗争与其在外部与中共的党际之争，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从这个方面来看蒋介石得天下的同时也注定了其要失天下。而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的得失无疑也是国民党天下的得失，结果仍不免天下得失赖一人而已。
阅过《天下得失》一书，颇有感触。此书所收十一篇文章，言必有据，层次清晰，学术性毋庸置疑，而且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可见是用心之作。内容方面，覆盖面甚广而又有所侧重，从蒋介石的幼年生活到败退台湾这段时间内的重大事件都有涉及，重点记述了前人文章中不曾或很少论及之处。按我的评价标准，属于“可以获得知识并且引起思考”的优秀作品，可以给四星半。不足之处在于，这些文章只是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对蒋介石进行的断面分析，不够全面和系统，这点作者在前言中已经做了说明。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讲，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不应盲目批判“英雄史观”。实际上如果要写民国史，必然要以孙中山-蒋介石这条主线进行，而要写迄今为止的新中国史，则必然要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线。国民党原本就有其先天不足之处，而读过此书会发现，蒋介石实在缺乏领袖才能，其性格缺陷和才情匮乏，严重影响了1920年代以后的历史进程。而蒋介石与毛泽东斗争的结果，也早就隐含在二人性格与能力的差异之中。书中详述了蒋介石在昆明事变、立宪国大、戡乱动员、币值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心路历程和具体举措，可以发现，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蒋介石的选择余地有限，也不可忽视他在政治运作的细节上屡屡失误。而从他对待国民党元老的态度转变、利用地域和派系纷争巩固统治、对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安排利用等政治手腕来看，无非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权谋之术，并不能起收拾人心、力挽狂澜之效。从这个角度说，蒋介石未能真正实现中国大一统的愿望，确属“力有所不逮”。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经历可算是“性格决定人生”的典例。如果以素质论，当时中国比蒋介石强者不知凡几，最终却是他取得了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的统治权，此既非能力决定论，也非环境决定论，最关键的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蒋介石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修齐治平观念、自幼形成的暴戾自负的性格，使他在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自然而然会选择独裁者的前进方向，而这种选择又反过来推动他独裁者气质的形成。这点在书中关于蒋三次下野、三次复起的细述，对蒋1932年思想转折的分析，以及关于蒋阅读史的总结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所以说，蒋介石的故事也可以看做人生励志的典范，在他的奋斗史中，自身意志的坚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惜这种坚定的意志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刚愎自用，又成为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凡此种种，足以警醒后人。 大约从2000年以后对蒋介石进行学术研究的限制逐渐减少，恰好其时，蒋介石的日记公开，也使得学者们获得了研究蒋的一手史料。这种情况促进了学术界出现一批蒋介石研究的新成果，而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 的结集，可视为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国史专家的对蒋介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评价一个人往往要看他得两个方面：他自己与他的敌人。就蒋介石而言，真正威胁他地位的敌人只有日本和中共，从日本或中共的视角出发构成了研究蒋介石的第一个层面，而第二个层面则是蒋介石自己。
本书实际上是将重心放在蒋介石身上，从三个维度理解蒋介石：自身、人际、对手。本书收尾均为王奇生老师所作，从两个方面：成长经历与知识够成分析蒋介石的性格特征，性格决定命运，本书的结构也暗示着作者对蒋介石的研究的始终关怀。人际则揭示了蒋介石的人脉来源：亲缘与地缘。亲缘包括蒋经国这样的血缘关系，更在于宋家、孔家等姻亲关系。地缘则主要是支持蒋的浙江帮，而引起的国民党内部的浙江帮同广东帮的争端。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蒋介石的得失之间，这种亲缘关系起了主要作用。而对手则指国民党内同蒋介石的竞争者，一方面来自党方，包括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等元老。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军事势力：桂系、西北系、滇系等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是导致蒋介石地位起伏的重要原因，而且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消耗，从这个方面来看蒋介石的天下得失也是国民党的天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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