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信使 - 书评
一部讲述战争、灾难和幸存的回忆录一份对15年新闻生涯的总结回顾报告
一段向离逝的父亲与兄长的深切追思
一次为依稀可辨历史碎片的重新拼接
库珀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是他走访世界各个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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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内容会自动聚合在本帖中 我原以为这是一本冷静客观抽离地看苦难看死亡的书，看之前的期待是希望作者给到一些评论，让我学会从边缘看世界中心。然而看完才发现，原来所有人都一样，面对这些无解的事情根本无法抽身而出。不是每件事都能分析出前因后果列出1234。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人死了，就死了，地球照样转，空留挥之不去的味道。
“当我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时，就会撤出。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并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而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些故事让我想起我失去的很多人——爷爷、奶奶和同学，尽管与他们的痛苦相比，我的似乎算不了什么。一个小小的不幸，被大海吞没。有时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有时又觉得，人死了，记忆还在，跟故人远游也没有差别。
每个故事都有独特的味道。闭上眼睛，恍惚中我好像又闻到了桌子的木头香和窗外的茉莉花香，我垫个报纸趴在桌子上看书，能听到楼下的老头们聊天和放广播的声音，爷爷推开门，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把手里的一袋牛奶给我，嘱咐我明早记得喝。爷爷在我高二时去世，可是关于爷爷，我似乎只剩了这一个记忆。
时间，最可怕的洪水，足以洗去一切的痕迹与曾经的悸动。 然而，携起爱我的人的手，或者真的可以抵御这漫长的时光之变。
“我们钻进SUV车，朝不同的方向出发：巴吞卢日、新奥尔良、毕罗奚、莫比尔。尾灯渐渐远去，承诺将不会持久，名字会被记住，照片也将被寄发。记忆将会褪色，知道下一次暴风雨的到来；深渊再次出现，我们急忙再重新集合——一队人马，流浪的男孩，战争的伤痕累累，满眼充斥着我们所共同目睹的悲伤。
我们是幸存者，幸运而快乐地活着，仿佛与这个被灾难摧毁的背景极不相称。我的肌肉僵硬，大脑紧绷。我想要跳跃，我想要哭诉，我还想要呼喊叫嚷。而我能做的只有大笑。一时间，我回到了萨拉热窝，跌跌撞撞地开车驶下伊格曼山，在邂逅狙击手，从它的枪口下逃离之后，与我的司机一起大声的开怀尖叫。
我们开车穿过荒凉的街道，汽车前灯照在碎木头和倒塌的房屋上。我不想离开这些失去了色彩的街道，这些泥浆和碎片，这些挂在树上的汽车。我不愿再重享那些干净、便利和井然有序。我想要路障，想要心痛，还有人们眼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感谢你在这里。暴风雨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好处，没有银色聚光灯，没有好莱坞式的结局，有的只是死亡和失去。没有好处，但却使你结识到很多好人。他们打开家门，为你做饭，提供床铺，让你卸下一身的疲惫。我有幸经历了这里的一切，见证了如此之多的感受，如此之多的仁爱，还有如此之多的英雄气概。
回到家中，很小，很琐碎——早晨例会和名人聚会，喋喋不休的讲话，一张张清新的面孔，很难想象重又回到这种生活之中去。我打开收音机，寻找新闻，寻找地图上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巴格达正在升温，加利福尼亚发生了森林大火。也许风暴已经又一次登陆，也许我很快有奖出发。世界格局在不断地变化，心的断层再次开裂，有一个前线即将出现。我想将自己投身于暴风雨之中去。
不可能就这样维持现状，不可能让一切保持不变。你不能永远这样停滞不前。极度喜悦，不能自已；兴奋，但未飘飘然。我正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此时此刻，无处可去。一切都已经终结。
公路上，星星点点的晚霞余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闪烁。我踩下油门，想象着自己正融入黑暗之中，爆炸成为分子被送入大气层，在寂静的太空中永远漂浮——被无限潜能所包围，永不减速，永不着陆。”
《边缘信使》精彩片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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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星期，我看了一个雅克库斯托的老纪录片，是关于鲨鱼的故事。我从中了解到鲨鱼必须要靠不停地游动来维持生命。这是它们得以呼吸的唯一方式。向前游动，不断地将水从腮挤压出去。我也想生活在卡里普索号船上，成为红帽子水手中的一员。我想象着自己在一条大白鲨旁边慢慢游动，我的手轻放在它冰凉的银色钢铁般的皮肤上。我曾梦到过它圆滑的身体在黑漆漆的海水中微微地摆动，永不停歇。现在我有时仍会在夜里梦到同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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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斯里兰卡的飞机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海啸发生至今已近一周，我担心已经错过了最佳报道时机——尸体和葬礼，这些最具情感的时刻。就像一名刚入伍的新兵，唯恐战争还没容他行动起来就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就赶赴现场。每次采访都是这样：先找到受灾最重的地方，由此深入进去。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或许还有些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我想赶到那里去，想亲眼看到一切。可是，一旦到了那儿，我很快就看够了。
在飞机上，空姐问一名斯里兰卡乘客是否不舒服。
“我刚刚失去了三个亲人。”那个乘客说。
“哦，真不幸！”空姐说，停顿片刻，她接着说, “那您不需要再买免税商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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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看到的人们淹死时都很平静，在水的力量下选择逐渐放弃，任凭潮水将他们拖走。而这些照片却完全不同。被水淹死时没有尊严可言，面对水的消长，并不是无声的屈从。而是激烈的、痛苦的、震撼心灵的。所有人都在孤独中死去。即便生命已消失，他们的尸体依然在尖叫、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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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以再继续听这些人的故事了，他们让我想起我失去的很多东西，尽管与他们的痛苦相比，我的似乎算不了什么。一个小小的不幸，被大海吞没。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做记者时，我认为我可以敷衍了事，按部就班地走个过场，不用全身心地投入。我把精力集中在技术结构上：讲故事和大框架。我做访谈、进行采访，而自己甚至都不在现场。我会点头，会注视着别人的目光，而我的注意力却并不集中，脑子里想着其他的细节。采访对象编程了一个个戏剧角色，情节都发生在我脑子里所涉及的故事中。他们的嘴在动，我听到的只有录音机的声道和声音的字节。我只听我用的着的东西，其余的我就快进过去。
当我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时，就会撤出。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并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而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使你已停，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的内心深处，从无法逼近的缝隙中钻进去、渗透进去。你不可能蒙混过关。我现在明白了。你不得不将它们全盘吸收。你欠他们的，你欠你自己的。
“有时，我必须集中在眼前这条路上，”又一次在索马里工作时的一个助理对我说，“你不能关注路两旁的风景。”
我那时还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如果你决定要投身其中，你就要知道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最好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最多一到两个星期。如果你有其他选择可以远离血腥之地，你会获得更加从容和长久。无论你去往任何地方，那都成为你每天都要经历的地方。就好像每天早上必须前往的办公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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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查尔斯神父谈话时，海啸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星期了。我们站在海滩上，站在他曾经每天祈祷的那个地方。他穿的白色长袍在微风中飘动，他手里握着一串黑色念珠。他更加坚信上帝一直在注视着马特拉。
“很多人都离去了，而我们还在寻找更多的人。”他说，“由于雕像回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我想那些死去的人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事业而献身的。我们国家因为政治分歧和民族问题而分裂。如今我们不去想这些分歧。当我主持葬礼时，当我到达停尸房的时候，我看到所有尸体都放在一起，没有区别，一丝不挂，这就是说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信仰、文化背景和肤色种族，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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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来到殡仪馆向卡特遗体告别的时候，在我扶着母亲从车里走出的那一刻，有五六个摄影记者抢着拍照。我憎恨他们：他们就像秃鹫一样盘旋在我们已经几乎无法呼吸的躯壳周围。
我早已把那一刻，那种感受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去年，我在特丽施阿乌住的临时医院外面报道，看到一大群摄影记者寸步不离地跟在她父母身后不停地拍照。当时，施阿乌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很久，她的进食管已经被拔掉。她父母正强烈要求把进食管插上。
“呱，呱”一个制片人站在我旁边大声叫着，模仿盘旋在空中的秃鹫发出的声音。
“我已经变成了我曾经痛恨的那种人。”我心里想到，不禁再一次感到悲哀。
卡特的棺材停放在殡仪馆中最大的一个房间里，吊唁者的队伍一直排到街上。我母亲展着接待前来吊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看着他们的眼睛，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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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你喜欢做的事。”母亲引用了与瑟夫坎贝尔的一句话。我希望她能说的更具体写，例如“整形外科”。我担心我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因为我感觉不到我的兴趣所在。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想去一个能够流露情感的地方，一个能够使外面在的痛苦与我内心的痛苦相结合的地方。我需要平衡，需要均衡，或尽可能达到一个类似的状态。我也想要生存下去，而我应该能够从哪些活下来的幸存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除了战争，我似乎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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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还为自己由于一天无聊的巡逻而错过了对该事件的报道而懊恼。后来，我明白了，到底什么东西被选择报道，将从根本上决定待在国内的人们如何看待伊拉克问题的态度。并不是整个伊拉克当天都发生了爆炸，至少我所在的巴格达那部分就没有爆炸发生。标题完全可以变成“200加仑的水被送到巴格达机场附近的居民区”。这其实一点都没错，但显然看上去算不上什么重要新闻。也许那个士兵先前对我说的那句话是对的：有时伊拉克并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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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死了，我们也想死的好看些，”丝勒玛说。她21岁，面带笑容，但却并非开玩笑地讲，“现在谈论未来没有任何意义。就像俄罗斯轮盘赌。手榴弹随时都会落下来，我们就统统报销了。”
“现在还不是为死者哭泣的时候。”她的朋友说，“日子过得太快。一切都会被遗忘。确切地讲，倒也不是遗忘：你还会记得某人被开枪打死，但是，你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件事。”
“那你想什么呢？”我问。
“如何生存。你不能梦想明天，”她说，“不能，只要今天活着就行。比如，现在我在讲话但你不能说：明天我要去看奶奶，不可能这么说。”
“在萨拉热窝每个人都有一颗子弹在等着他，”丝勒玛说着，吸了一口烟，“大家都早晚会被轮到。大家都只是在等待，心想：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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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流血和牺牲都是值得的，”一名男子看着他的手指说，“这将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投票的感觉很棒。”
几星期前，我目睹一名年轻男子被枪打死。当时我正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卡塔自由党反对非洲国会的示威游行现场，后来那里便是完全失控了。狙击手从附近的楼房上向人群开了两枪。谁也不知道子弹从哪里打来，或者该往哪个方向跑。
“你很可能没往远离子弹的地方跑，却跑向离子弹近的地方”一个摄像师曾对我说过。所以，我根本没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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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看着你走进医院，注视着你的进进出出，你的皮肤，肩上背的摄像机，以及你需要的唯一通行证。眨眼间，她们已经看透了你的衣服，你的眼睛，看清了你的意图，以及你所能帮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并不乞讨，他们知道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施舍。他们看到了摄像机，记事本；你并不能马上为他们做什么。可从长远来看，你或许可以帮到些什么，她们这么想，所以她们会让你拍照，可实际上，她们并不在乎。此时此刻，她们急需的是水、食物、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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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2月份发现情况的危机的。”泰克托尼蒂斯医生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发布了一条新闻消息说：注意！我们需要免费的食物和卫生保健用品。”那是2月的事，现在是7月。救援物资刚刚开始陆续到达。
“可能是海啸的原因，”我说。“人们无法再同一时间关注两件危机事件。”
医生摇摇头：“总是这样，”他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越不重要，拖延的时间久越长。”
据他说，联合国想要筹集十亿美元的准备金，那样每次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不用为了四处要钱而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了。这基本就是他们目前所做的事情。我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联合国使用的数字是“350万尼日尔人正在饥饿的边缘”。这是精心设计的数字，却有些误导。你需要仔细读读他们的宣传小册子，“面临危险”是个关键词。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危险，不是吗？如果没有援助，没有人们的关注，350万尼日尔人会饿死。没错。可是这么做病不起什么作用。儿童开始死去，然后一些记者注意到了，通常是那些想借此成名的自由撰稿人。他们先来到这里他们的照片促使某个媒体的工作人员前来报道。于是，便会有更多的援助到来。这不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但这是市场所接受的方式。可问题是，对于尼日尔来说，关键在于死的人还不够多。几千名儿童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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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挺过来吗？”我问。
医生没有回答。
在这里，他们先收治病情最严重的病人。这也是电视所想要得到的。病的愈厉害需求就越迫切。这是大脑中出现的一个令人悲伤的选择过程。
“那个孩子情况很糟，但我想还有更糟糕的。”我在心里考虑着，谁更适合上电视。你对自己说，这并没什么，你的动机是好的。在那一刻，你可能会对此深信不疑。但过后，当你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回想白天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每个孩子的故事都值得讲述，不应该用任何尺度来衡量死亡。这样的沉重让人感到崩溃。
他们死去，我仍活着。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钱能改变一切。如果有钱，你总能幸存，总能找到地方住，找到东西吃。刚来马腊迪的那几天，我甚至没有饥饿感。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的炎热和尘土的飞扬，而是我开始对自己感到厌恶——身上的脂肪，肢体的健康，一丁点微不足道的病痛。我随身携带了一包食品——金枪鱼罐头和条形巧克力块，可以想起吃东西就会让我想吐。当然，后来一切都改变了。过了没几天，我便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那样虐待自己。他们死去，我仍活着。世界就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我曾想过我的报道可能会引发一些好的结果，有人也许会被我的报道打动而去采取行动。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相信这一点。一个地方有了转机，而另一个地方又陷入了困境。情况总在改变，人们无法跟上这种变化。无论我写的多好，故事讲得多真实，此时此刻我都无力拯救这些孩子。
PAGE 104-105
(见到树下的五具尸体)
“混蛋！”看到这情景，我的制片人气愤地骂道。
我记得他说这话时，我还感到很奇怪。我知道他是在骂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的人。但我对他加入了如此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感到很奇怪。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对此毫无反应才是真正值得奇怪的。
我迈过那些尸体，俯下身，掏出廉价的“傻瓜”相机，给那个女人的手照了一张特写。咔嚓，咔嚓。几个星期后，当我去取冲洗好的照片时，便利部的店员看着我，露出厌恶的表情。当我看见照片时，才明白为什么他会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做的的确有些过分。我把这些尸体的照片同微笑的士兵和我摄制组同仁的照片，以及我为我的剪贴簿拍的纪念品快照都混在了一起。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但后来我意识到是时候停手了。到了应该去寻找其他任务的时候了。
在索马里，两年前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每看到一具尸体对我都是一种打击。我曾经想象这些生命过去的生活。父亲下班回家，也许他是一名教师。母亲养育孩子。我在脑海中想象着他们都还活着，围坐在桌旁，谈论他们一天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总是最伤感的部分。事实上，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死。他们的过去，他们的争吵，他们曾经历过的欢乐，一切的一切都随同他们丢在路边的尸体一起被溶解掉了。他们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卢旺达，我不再想这些人究竟是谁，我对他们死亡的细节产生了兴趣，被腐烂各个阶段的特征以及人体的僵硬程度所吸引，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你见得越多，就变得越麻木，对你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到那里去的原因——去被感染，去被改变。在索马里，我开始寻找感觉。在卢旺达，我又把它丢失了。
“我的内心已经装得太满了。”我一回去就跟我的老板说。我不想再目睹更多的死亡。我想他以为我想要加薪，但事实是，我已经受够了。几个月后，我与“一频道”的合同期满，决定离开。我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邀请去那里工作。我当时简直是受宠若惊，也觉得这十分有趣。1992年我在美国广播公司连一个入门级别的工作都没能得到，而三年后，他们却请我去做一名通讯记者。他们告诉我，我将主要在美国工作，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需要行下脚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感觉。我需要再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它。
PAGE 125——128
星期四，我要去采访参议院玛丽兰德瑞。她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代表人。她出现前的几分钟，我才知道她将会参与这个节目。我们每晚的直播节目大多是即兴发挥。我最喜欢这种形式，没有底稿，没有电子提示屏，只跟电视观众对话，在我和镜头之间没有隔阂。每天晚上在我上直播前，我都会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大致的提纲。包括节目的内容，我们的记者在哪里，他们一直在做什么。然而，在转播中，这些大多都会改变，所以我不得不反应敏捷，随机应变。
…………
我一上来就问她联邦政府对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富有责任，“他们应该对目前所发生的事情道歉吗？”我问。
“安德森，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哪些问题，讨论为什么、怎样做、做什么以及如果、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兰德瑞说，“可是安德森，正如你和所有美国有线新闻网的导演和制片人，以及新闻媒体网络所知道的，目前情况非常严峻，而且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在数小时、数夜、数日中集中全部精力。”
“让我先来说几句。感谢克林顿总统和前总统布什今天所发表的大力支持和慰问的讲话。我对所有前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河阿拉巴马州的机遇我们帮助和救援的领导们表示感谢。”
“我们感谢运来的军用物资。我还要感谢福瑞斯特参议员和里德参议员为此所作出的卓越努力。”
“安德森，今晚，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听说了，也许你已经宣布了，过会即将在今晚召开一个前所未有的回忆，并将通过一个 100亿美元补充议案以保证联邦应急管理局和红十字会的有效运作。”
我无法相信她还在感谢哪些人。在威弗兰市，尸体还没有被运走，国家护卫队刚刚开始陆续到达。在新奥尔良，会议中心还没有任何救援赶到；超级穹顶体育场的情形已经是受困在那里的人们无法忍受。我简直无法相信她在说什么。
“对不起，参议员。很抱歉打断你的话，”我说，“我还没有听说那件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周，在密西西比的大街上我一直都能看到死尸。再听到政治家门说些互相感谢和恭维的话。你知道，我必须要告诉你，这里有很多人非常失望，非常气愤，而且非常沮丧。”
“当他们听到政治家拍巴掌，互相感谢的时候，你知道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昨天就在这个城市的街上，有一句尸体正在被老鼠啃食，因为这名妇女的尸体已经暴露在大姐上48个小时了。没有足够的工具吧她运走。你明白这里人们的那种愤怒了吗？”
“安德森，我心里也很生气，”她回答道，“我家的房子大多数也倒塌了。我们的家园已经被毁坏。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而且我也知道所有的这些细节。美国总统也已经了解这一切了。”
“那么，你在生谁的气？”我问她。
“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她说，“我只是想要表明，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起来，把所有的军用物资和其他物资都晕倒哪里。我绝对相信这个国家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面对这种情况。一切努力正在进行当中。”
“好的，我是说，很多人对眼下发生在这个国家里德事情感到羞愧，”我说，“对发生在你们这个周的事情感到羞愧，当然，不是去责怪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人们。现状令人绝望。但是，似乎没有人来承担责任。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说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最终会有适宜的时间和场合来回顾这一切……可是现在似乎正是时间，正是场合。我是说，人们想要得到答案，想要某人站出来说，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应该做更多的事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进来了吗？我要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国家护卫队出现在这个城市里。”
…………
当她的话音结束时我的耳边一下安静下来，开始插播广告。我的制片人什么也没有说。我担心我已经越线了。我恨那些粗暴无礼的电视主持人，我也绝对不向参加我节目的任何一位嘉宾表示出不尊重。我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自己不会总把个人观点挂在嘴边，而是能够根据特定的场合和不同的人探讨各种观点。但这次不同。谁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人们处于绝望之中。我们的政治家门最起码能够做到回答问题在看来，只是在电视上发表一些简短的讲话和对总统表示感谢在此时显得完全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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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市长是否愿意再次接受我的访问，从而探讨他和其他人所犯的过失。他说他会很高兴又这个机会，可在后来的四个月中，他拒绝了我所有与他坐下来交谈的邀请。
我的制片人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干的十分出色。他们每天都会告诉我，我的节目收视率非常高，可实际上，我并不想听到这个。这不是一个“故事”，这些人也不是戏剧中的任务。此时来谈论剧情和收视率似乎感觉不大对劲。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失败者，仿佛没有尽到职责。夜里，在我即将入睡前，我会把采访中所要问的问题，具体的语言以及用词的准确与否都在脑子里过一遍。我有没有打磕巴？有没有兜圈子？是不是做到了公正？是不是太感情用事？我给嘉宾回答问题的机会了吗？我是不是让他讲了过多废话？整个采访是否被对方所控制？我担心我们的摄像机没有抓拍到足够的场景。我其实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可能把这一切全部捕捉、拍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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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钻进SUV车，朝不同的方向出发：巴吞卢日、新奥尔良、毕罗奚、莫比尔。尾灯渐渐远去，承诺将不会持久，名字会被记住，照片也将被寄发。记忆将会褪色，知道下一次暴风雨的到来；深渊再次出现，我们急忙再重新集合——一队人马，流浪的男孩，战争的伤痕累累，满眼充 讀完才確切地領悟到 原來的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 隨時有可能被流彈 疾病 甚至突如其來爆炸襲擊而帶走 珍惜眼前人 尤其對我們很重要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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