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告诉我
解放前我家住在水北门。妈妈告诉我。水北门就是兰州旧城北门楼外边黄河沿一带，妈妈说那里解放前是兰州城水陆运输的集散地，有几家客店和大车店，东来西往的筏客子(水手)和车老板们到了兰州城都住那儿。
我家也开着个大车店。
妈妈说我家的大车店生意最兴隆，因为我家的大车店在水北门最西头，门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一直伸延到黄河沿，顺着黄河、大夏河、洮河放下来的粮筏、皮筏、木筏都可以停靠，不管有多少粮食、毛皮、木材都可以堆积在那块空地上，从甘肃九州八十一县来的驮货马帮拉货马车可以直接赶进我家院子里，院子里站不下还可以站在门前的空地上。当然，我爸爸的讲义气我妈妈的忠诚贤惠的名声也起着作用。
兰州城解放前夕，我家的大车店一下子冷落了。这一方面是政局动荡，听说共产党已经打下了西安正在向兰州进军，另一方面是西北军阀、国民党西北区军政长官马步芳加紧扩充军队，师管会的一个新兵连驻扎在我家的大车店里。
我妈说这连新兵全是回族人，刚刚从河州(现临夏回族自治州)抓来的壮丁。他们住在我家的大车店里，白天就在河沿边的空地上操练。本来我家的房子很多，别说一个连，就是两个连也住得下，可是新兵逃跑得不行，连长就把一百六七十人集中在十一问房子睡觉，炕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下，为的是好监督。新兵连长是个河州东乡人，三十几岁，脾气大，性子坏。白天训练他不去校场，蒙着头睡觉，天一黑他的精神来了，挎着手枪满院子转，查哨巡逻防止当兵的逃跑，一直到天亮。
就这，新兵还跑了十几个。妈妈告诉我，这是她干的。
连里有一个娃娃兵，我妈说这个娃娃兵才十四岁，站着还没步枪高，新发的军装穿在身上像道袍一样，裤子提不起来拖在地上，走路时沙哒沙哒地扫着地。全连的人都欺侮他，一会儿这个叫提水去，一会儿那个叫扫地去，师管会的老兵天天打他，他天天鼻青眼肿的，脸上总挂着泪水。我妈孽障他，跟那个大胡子连长说，那娃那么可怜，你再操练也操练不成个好兵，你把他调到炊事班做饭去吧。连长和我们家熟悉，听了我妈的话就不叫他参加操练了，天天帮着灶上烧火。
准知道这一下娃娃兵更遭殃了，炊事班大大小小的杂活都成了他的，稍一怠慢，那些炊事兵抡起巴掌就打。
我妈看这个样子娃娃兵非叫他们打死不成，就想了个别的主意。一天，我妈在一间放破烂的仓房里折腾了半天，然后把娃娃兵叫来告诉他：“尕娃，西北角的仓库里我放下了一架梯子，一根绳，门我没锁，今晚上你就偷着从那里爬出天窗去，再从绳上溜下去。跑吧，我的娃，你等着解放军来了送死吗?”
这天半夜里，哨子吱吱地响，大胡子领着几个老兵一个劲儿地追逃兵，天亮的时间才回来。他气呼呼地说我妈：“你怎么不把仓库的门锁上，那里有架梯子，一班人都跑了!”
“一班人跑了?”我妈装出惊讶的样子，“我的门锁着哩呀，你看，将军不下马的锁子，钥匙还在哩。”
“就剩了一个!”
“谁?”
“马十八!”
我妈跑去看。那个班的住房里空荡荡的，炕上地下都是逃兵脱下的军装，全班都逃走了，惟有那个娃娃兵蹲在墙角上呜呜地哭，抹着眼泪。刚才大胡子连长叫人打了他一顿，嫌他没报告。
“嘿，这个呆子!”我妈和我说，“我是想叫他跑的，那十几个人跑了，他没跑!那个孽障样子，我真是又可怜他又气他。”
过了两天，我妈从大胡子连长的嘴里听到这个连就要调走了，去补充古城岭的守卫部队了，就跟他说：“连长，你在我们家里住了这么长时间，这就要走了，我有个事求一下你，不知你答应不答应?”
“啥事?”
“你行个善事积个德，把那个尕娃放了。”
“嗯!”大胡子连长瞪起眼睛。
我妈又说：“那尕娃才棰头(拳头)大的个人，连枪背不动，把他弄到前线打仗去不是送死吗?你就行个善积个德，叫他活一条命去。”
大胡子连长沉默好久，说：“好吧，我看在你是个忠厚人的面_J：放他一条活路。事情这么办：你给他说好，明天我把队伍带到河沿上操练，找个槎槎枪毙他，听见我的枪响他就趴在地上不要动，我把队伍带走了，他愿往哪达跑就哪达跑去。叫尕娃活个命。”
这天晚上，我妈把娃娃兵叫来，把办法给他详详细细说了，还给了他两块银元叫他回家乡的路上当盘缠。
第二天早晨。开过了早饭，大胡子连长扎上了武装带，带上j’盒子枪，全副武装，亲自喊着口令把全连带到黄河沿上，开始操练。
先是齐步走。后是向右转向左转。再来个跑步走。娃娃兵排在队列的末尾，齐步走就没跟上全连的步伐，大胡子连长上去就踢了两脚，向左转的时候娃娃兵又转错了方向，屁股朝着全连的脊背，再来个跑步走他就和全连背道而驰了。跑出去十几步才发现自己错了，站下来胆怯而惊慌失措地看着连长。
“立定!向右转!”大胡子连长连着喊了两声口令，叫全连面向他站好了，才气势汹汹地走到娃娃兵跟前，扬手就打了个嘴巴子。
“娘日了!你是吃粮食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连左手右手都分不开吗?你好好操练哩不，你给我说!你的吃饭的家伙还要不要……”他越骂越着气，后来往连队前头走了几步大声说道，“你们给我记住，下头再操练，谁要是再有胳膊没腿的操练不好，我就叫他吃不成马长官的粮饷!”
他叫娃娃兵入列了。接下来的操练是正步走，全连的新兵老兵都叫他吓住了，一个个抖擞着精神挺直了腰板拔正步往前走，“啪啪”的脚步踏得河边上腾起一片尘土。这一次娃娃兵和别人一样没出啥毛病，腿抬得很高，腰也很直。但是，他的神情太紧张了，大胡子喊了立定，他却比别人多走出两步才停住，喊了向后转他急急忙忙从左边转过身来。由于心慌意乱，还差点摔倒，一只手把旁边的人推了个趔趄。
“马十八出列!”大胡子吼了一声。
娃娃兵往前跨了一步。
“你个瞎熊!看这个样子，你是实话不想吃马长官的粮饷了。好，我看在河州乡亲的情分上给你来个干脆的，省得上了前线叫‘共军’把你打死!开步走!”
娃娃兵往前走。他的脸上木呆呆的，没任何表情。这时候连队是面向黄河站的，大家看见他一直走到踩着河水的地方才停了步。大胡子拔出盒子枪跟在后头。
“跪下!”
全连都听见大胡子喊了一声，也都看见娃娃兵跪下了，脸朝着黄河的方向。大胡子举起盒子枪。
“叭!”枪响了，德国盒子枪的射击声，又响又脆生，就像是手榴弹爆炸的声响，震得全连的人抖了一下，都这么想，完了，一条命就这样完了!结果了!
可是，枪声响过了好一会，娃娃兵还是那么跪着，一动没动，后脑勺朝着大家。
真枪毙还是吓唬吓唬?队列悄没声息地骚动了一下，大家都在想：站得那么近没打中，是连长的枪法不中还是心软了?
大家都觉得奇怪的是连长好像也有点意外。大家看见连长举着枪的手一直举了好一会子，眼睛瞪着娃娃兵好久也没动弹。
不过，大家终于明白了，连长不是弄着玩的。他们看见连长的手又举起来了，盒子枪朝着娃娃兵的后脑勺瞄准了，扣动了扳机。
又是一声很响的射击声。但是娃娃兵并没有死去，还好好地跪在那里，纹丝不动，木头一般。“哈，枪法不中……”有人说了一句，“哄”的一声全连都悄悄地笑了。不过，笑声很短促，全连都看见了，连长扭回头来看了连队一眼；大家也都看清楚了，连长黄胡子丛生的脸涨得红红的，非常难看，也非常尴尬，，他可能是觉到了全连的人都在笑他。
他回头看的时间极短，也就是看了那么一眼，接着就扭回头去了，并且又一次举起了枪。这次他没怎么瞄准，枪就响了。枪声响过，大家看见娃娃兵一头栽倒了。连长看都没有再看一眼，提着冒烟的盒子枪走回连队跟前。
“连副，回营房!”他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往大车店走。
中午的时候我妈去河边担水。刚出大车店的门她就看见河沿上围着一堆人，她挤着从人缝中看到了夏秋之交的浑黄河水，慢慢流动的河水里拉着一缕缕红丝丝。
洗个不停
这是个听来的故事。我是1965年支边去西北生产建设兵团的。我们的农场在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到兵团三个月就调到卫生队当护士。
当初我还不愿到卫生队来的：刚刚和班里的知青们混熟，又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我舍不得。再说，一个男子汉去当护上，我觉得很丢人。还是连长做思想工作我才去的，他说要服从组织分配；他还说卫生队查过档案了，指名道姓要我，说我父亲是城市一家医院的医生，我搞医有基础。
慢慢的我才知道这是我的造化。在卫生队端了三个月尿盆，卫生队就送我去师中心医院学习了，一年后回来，就成了卫生队的“坐堂郎中”。以后好多年里，我就坐在办公室看病，不晒太阳不淋雨，而我从前的朋友们却一直下大田，一年四季风吹日晒，脸黑得跟煤球一样，谁要是能进炊食班做饭或是当个机务班的农具手，就高兴得要命。有些姑娘为了离开兵团在外边找对象，但结了婚兵团也不许调走。兵团的政策是只许进不许出。原因是兵团职工大都不安心工作，放一个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那个连队只有一个叫张克一的运气比我好。到河西的第四年冬天——那时候是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大批的新知青来到．『兵团——部队在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征了一次兵，张克一有幸人伍了．、当时全连人都羡慕他，说他可是交了好运：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提f，就再也不回农场来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仅仅当了两年兵就复员回农场了，还回老连队，还是下大田劳动。只是由于当兵镀了一层金，退伍兵出身的连长认为他应该和其他知青有区别，便向团里打报告提拔他当了排长。连队很多人都为他惋惜，说白当了两年兵，没抓住机会来个鲤鱼跳龙门。有人甚至说他：在部队怎么混的，才干了两年就叫人家开回来了!
大约过了两年，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当了两年兵就又回农场来了。
1975年夏季，张克一调到团保卫股当干事了。因为刚到团部，熟人不多，他经常到卫生队找我，坐着说说话，消磨时间。
一天，我们正在内科门诊坐着，进来一位病人。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二十七八岁。真是个姑娘，虽然岁数很大了，但没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我了解她是因为她多次来看病。她长得真是漂亮，高挑身材，白皙的面孔，一双惊人的美丽的大眼睛。她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裙裾下边露出非常健美修长的双腿。你来啦。我招呼她。这是个很大方的姑娘，她笑了一下，坐下说，就你一个人值班啦。
就我一个，其他人下连队去了。我说。我看她眼睛往张克一身上瞟，又解释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一个连的，现在保jn科工作。你是来看病的吗?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还那样……
一点儿不见好吗?
不见好。这一阵像是更……重了……
姑娘一说起病，突然就变得羞涩了，说话简短，声音变得又细又小，眼睛还往张克一身上瞟，像是不愿他听见。我明白她的意思，也没再多问，开了些以前她常用的药，打发她走。
姑娘刚出门，张克一说，这是谁呀?哪个连的?
这不是林梦云吗?
张克一惊叫起来，呀，是她呀!我觉得面熟呢!
我笑着说，想起来啦?想起来啦，是她，是她!她现在怎么样啦?得的什么病?她原来不是在宣传队吗?
早回连队啦。你还没当兵的时候就回去啦。你不记得啦?
嗯……张克一做思考状，说，像是有这么回事，记不清啦。她得的什么病?
嗯……要说什么病，还真有点难以启口，我沉吟一下说，就是那时候得的病——拉拉尿。你没听说过?
不，不知道。那时候好像是有人说她得病了。原来是那种病呀?怎么，还没好呀?
我说，好什么呀，像是更严重了，门都不敢出。你不看她脸自得没晒过太阳的样子?
林梦云是天津知青，1965年来河西的支边青年，高中生。这姑娘长得异常的漂亮，刚来河西不久，人们就传说一分场三连有个漂亮姑娘，简直比电影明星还漂亮。人们还说，三连的小伙子们给姑娘们打分，看谁长得漂亮。长得一般的，打五六分，丑的打三分四分，漂亮的打七八分，最漂亮的打九分。没有打满分的，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可我们听说，小伙子们给林梦云超标准打分，十二分。原因是这姑娘不光长得漂亮，气质还好，像个大家闺秀，大方又稳重，还很有才华——能写剧本，能跳芭蕾。她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在文化馆参加演出，跳芭蕾。她的芭蕾有专业水平，只是出身不好，进不了芭蕾舞团，也上不了大学。她在全团出名，是因为她领着连队的一帮姑娘小伙子练芭蕾，在连队排了全本的《白毛女》。《白毛女》在团里一炮打响，演到师部，又惊了师领导。师宣传队要调她，团里不放，说团宣传队还要用她呢。本来，团宣传队是不要她的，团政治处主任说了，她出身反革命家庭——他父亲是国民党少将，还押在监狱里——既然师宣传队敢用她，团里还怕什么!她到了团宣传队，很是光彩了一阵。宣传队到各连演出，看演出的人特别多，都是去看她的。团长政委也挺喜欢她，有事没事往宣传队跑，围着她转。但是突然间就听人说，她得了一种病，一看见人就拉拉尿，裤子都尿湿了。急急忙忙跑到厕所去，却又没尿。这样一来就没法演出了，就又下放回连队去了。在连队她还是见不得人，连领导就安排她看菜地，或者和菜班的一帮老娘儿们在一起干活——奇怪的是和娘儿们在一起不拉拉尿。
她没出去看过病吗?张克一问。
怎么没出去?省人民医院去过，天津也去过，看过大医院的泌尿科专家，可都说没有器质性病变，找不出什么病来。有的专家说她是精神病，有的说不是精神病而是属于心理障碍……
张克一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不是受大罪了吗?她结婚了吗?
跟谁结婚?谁要她呀，一见人裤裆就湿。我接着开玩笑说，怎么，你看上她啦?
在我们农场里，文革前的支边青年大都结婚了，1969年以后来的新知青也有一部分成家了。
瞎说什么呀，我想起一个战友来啦。张克一说。
他的战友叫陈平安，和他同一批人伍的新兵，一个瘦瘦的黑黑脸的农村小伙子，在新兵连他俩就在一个班。
一进新兵连心里就不痛快。张克一说。招兵检查身体的时候，来接兵的人说，他们是兰州部队来接兵的。当时他还挺高兴，心想在兰州当几年兵还是不错的。可谁知兵团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地区所在地附近的一座兵营就不走了，说这儿是省军区独立团的新兵连，集训结束就分到地区附近的连队去。在兰州市当兵的希望破灭了，又到不了正式的野战部队，不能杀敌立功(那时珍宝岛战斗结束还不久，战争空气很浓，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他的情绪一落万丈，所以在新兵连训练时他就没有劲头。但是他的新战友陈平安高兴得不得了，脸上总挂着笑，学习时拿个笔记本记呀写呀，训练队列认真得满头冒汗。有一次张克一说他，当个兵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他说当然高兴，为了能当兵，他父亲把家里的惟一一头母猪宰了，请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吃饭。还说他家在甘肃的永靖县，那里是有名的贫困山区，打的粮食吃不饱肚子。他说他当兵就是想离开老家的穷山沟，永远不回去。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他俩分在一个连队，大卡车拉着他们进了祁连山。拐过几道山梁，山谷突然开阔起来，出现一片建筑物。高高的烟囱冒着黑烟，白灰刷过的墙壁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首恶必办。墙头上拉着铁丝网，还有高高的岗楼。张克一说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原来是到劳改队当警卫来了，可是陈平安嘻嘻地笑了，说，啊，砖瓦窑呀，我在县砖瓦窑烧过砖哩。
陈平安决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他在家乡读过小学，跟着副业队到过兰州。他工作踏实肯干，待人憨厚，是个真正的农村兵，但又挺机灵聪明，有点城市兵的调皮劲儿。一次射击训练，全连趴在山谷里瞄准对面山坡上的胸靶。这时有个战士下哨赶来了，趴在半山腰练瞄准。瞄着瞄着扣了一下扳机，叭，枪响了。站岗时枪里上子弹的，他把这忘了。枪一响吓了连长一跳，扯着嗓门问谁开的枪。那战士还没说话，前边一个战士叫了起来，我的妈呀，打中我啦!那战士尖叫着，手捂着大腿打滚儿。训练中打伤人可是大事故，连长吓出了一身汗，跑过去说我看我看伤着骨头没有。那战士趴在地上笑了，说，连长我耍笑哩。全连都笑了，连长气得踢他一脚说，这是耍笑的事吗?这回那战士真的痛得滚起来了，说，连长你踢我老二上啦。这个战士就是陈平安。以前新兵入伍出过这样的事：见了劳改犯叫老大爷，叫同志；有的人被犯人耍了还不知道。这次来了，新兵，连里有规定，新战士上岗要老战士带几天。
陈平安第一次执勤就独自一人，他既没闹笑话，也没受犯人的气，还把犯人治得服服帖帖。
他第一次执勤，穿一身老兵的旧衣裳站在岗楼上，犯人没认出他是新兵。过了好几天才认出他是新兵。一个劳改犯发坏，干半截活跑到岗楼跟前说：
报告，班长我拿把铁锨去，我的锨把折了。
他说去吧。犯人见了战士都叫班长，这他知道。但是犯人回来他把他截住了。犯人喊了声：“报告，班长把模子拿来了。”他走下岗楼就打‘了犯人一个嘴巴，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报告的?犯人说我喊的是“报告班长，模子拿来了”。他又狠狠抽了一个嘴巴，说：你再说一遍!犯人吓坏了，忙忙认错，抽自己嘴巴，说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青着脸说：
把鞋脱了!
犯人光着脚在大雪地站了两个小时。
他虐待犯人的事被管教干部知道了，找连长反映，说他违犯r监狱管理条例。连长把管教人员顶了回去，去你妈个屁，什么条例，这说明我的战士机灵，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
连长挺喜欢陈平安。他完成任务好，既肯干，又机灵，第二年就提拔他当了班长。我是他的副班长。
第二年连队换防，全连调到地区所在地的县城，我们排负责地区看守所的警卫：[作。看守所拘押着等待审查判刑的罪犯和已经判处死刑等待枪毙的死囚，还有等待判死刑的重刑犯。那时候没有武警部队，枪毙人也是我们的事。这种工作需要阶级觉悟高、胆大心细、思想素质好的战士来执行。你不要小看枪毙人的事!我枪毙过一个人，看着他趴在土坑里，鲜血咕嘟嘟往外冒，脑浆子溅到坑沿上，我三天没吃一口饭，恶心得要命。好几天没睡好觉，一闭眼小时候听说过的鬼故事里的神啊鬼啊就一起跑到眼前来……说实在的，枪毙人比在战场上消灭敌人还难。战场上消灭敌人是很自然的事，你不射击他他就要打死你!可这枪毙人，死刑犯是绑起来的，死刑犯的头离着枪口半尺远，连汗毛孔都看得清楚，脖子里还淌着油光光的汗水。有的死刑犯还没进刑场就屙裤了，我们把他的裤腿用绳子扎起来，臭气还熏得人恶心。执行一次枪毙任务就跟自己判一次刑那样难受。有的战士平时表现很好，执行任务很坚决，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愿枪毙人，下命令不行，上纲上线不行，给处分也不行。我们换防到看守所，听人说换防前一连的一个副班长，连长叫他执行枪毙任务，他死也不于。领导批评他阶级觉悟不高，他就闹情绪了，觉得组织不信任他了，这下子完了，没前途了。有一天在宿舍擦枪，他把枪口顶在下巴壳上，脚趾头套在枪机上，叭叭叭，一梭子子弹从头顶贯穿而过，把天花板穿了几个窟窿，血淌了一地。换防后陈平安睡他的铺，别人不敢睡。
一年的时间，陈平安执行了四次枪毙任务。他自己主动要求执行任务，干得很漂亮。
第一次枪毙个老头，强奸犯。没错，是强奸犯。张克一对这个老头记得很清楚。他说那老头是他们排换防到看守所以后枪毙的第一个犯人。他说在枪毙前十天——老头的死刑还没判——他们检查过一次牢房的安全工作，看犯人们藏没藏刀子绳子之类的东西。那天连长也和他们一起检查牢房。连长不常和犯人接触，进了牢房之后问了一声什么犯。那老东西没吭声，陈平安严厉地说了一句：
听见了吗，连长问你什么犯?
那老东西不直接回答，说：
不能说，班长，这事不能说。
说!什么犯!陈平安扬手打了个嘴巴子。
报告班长，强奸犯。
强奸谁啦?
报告班长，强奸我姑娘啦。
老牲口!
陈平安狠狠骂了一句，还啐他一脸唾沫。
枪毙这个老东西，陈平安没经验，毙的时候就像打靶一样平端着枪，心情也有点紧张，手有点抖，子弹从老家伙垂得很低的后脑勺上划过去划了一道沟，没死。他又补了一枪。
枪毙第二个他就有经验了，也不紧张了。第二个犯人是个牧主，额济纳旗公安局送来的。他在逃往蒙古的路上杀死了一个牧民抢人家的钱，被边防部队抓回来的。枪毙这个牧主，陈平安把手反扣着，掌心向下捏着枪，就像拿根打狗棍一样，枪筒杆杵在牧主后脑勺上。他的手一点儿也不抖，右手一扣扳机，叭，犯人就栽坑里去啦。
第三个犯人是妇女，因奸杀夫。
第四个也是杀人犯，是个工人。被捕前是县汽车运输公司的修理工，城关镇人。二十八岁，还是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个女人。女人生个孩子三岁了，作风不好，和人私通。女人和人私通，小伙子脸上无光，小伙子劝过几次，也打过，叫女人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女人毛病不改，还是私通，他又打了一顿，女人就跑回娘家不回来。小伙子气极了，拿一包炸药去了岳母家。炸药用手巾包着放在桌子上，岳母问那是什么，他说是给孩子买的奶粉。说着话他把炉钩插进炉子烧上，烧红了举着炉钩和炸药把女人逼到炕沿上，问她还搞破鞋不。女人说搞，就搞。小伙子说，你再说搞，你再说搞我就把你炸死。女人嘴硬，说你炸你炸，你把我炸死你也活不成了。小伙子真把导火索点着了。女人吓得尖叫起来，往外跑，小伙子拉住不放。岳母在门口哄孩子玩，听见叫声抱着孩子跑进来，拉他。拉来拉去炸药包响了，结果孩子死了，岳母死了，小伙子还活着，两条腿炸断了，肚子也炸烂了。女人跑到门口去，什么事也没有。
小伙子押在看守所四个月，治腿，治肚子，治好就枪毙。枪毙的头天晚上，连长来到看守所，叫上陈平安和我一块去牢房看小伙子情绪怎么样，以决定执刑时的注意事项。进去的时候看见管教人员正给小伙子端饭，除了两碗菜还有半碗酒——就是在文革时期，我们的监狱还遵循了古老的传统，叫犯人f临死前吃一顿饱饭，硬做饱死鬼，不当饿死鬼——可那小伙子泪水涟涟坐着，滴水不进。陈平安问他怎么不吃饭。他说：班长，是你枪毙我吗?当然陈平安不告诉他是自己执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形成的规矩，不准死囚知道谁执刑。执刑时如果死囚回头看见了执刑者，执刑者就要更换。陈平安说：你问这干什么?要是你毙我，求你给我留个囫囵尸首。陈平安愣了一下，他似乎被这意外的要求感动了，便忘了保密自己，说：
行啊，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就行。
我怎么配合?
到时候把头抬高些。
你看这样高行吗?
小伙子的腿治好了，但也是皮肉长好了，骨头没接好，站不起来。他在地下盘腿坐着，把脸往上仰起，叫陈平安看。
行啊，行啊……陈平安说着就急急走出牢房去了。
连长跟出来，看着他说，你怎么啦，神色不对?
连长，换个人吧。陈平安说。
为什么?
我心里不好受。
换就换吧，连长说。我看出来了，连长心里也不好受，他也没见过死囚要求囫囵尸首的。这天晚上，连长叫我们在班里重找一个执刑的人。我们找好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陈平安又对我说，还是他执刑吧。我说怎么又改变主意了?他说过几天就要讨论他人党的事了。
车到刑场，把囚犯从卡车上拉下来，两个战士架着他往前走了几步，摁在挖好的坑沿上跪下。小伙子跪不住，他的腿还痛，一跪下就歪倒了。他自己改成了盘腿坐着的姿势，把头抬了起来。像往常一样，陈平安在后边跟着，端起了枪，枪口杵到小伙子后脑勺上，等着连长下命令。连长发出了射击的命令，他却又忙忙地改变了一下持枪姿势：把扣着手心握枪的手改变成标准的持枪姿势，曲臂，手心向上，半握拳托枪，并把枪托抬高了一下。我在他身后站着——我是第二执刑者，一旦出什么意外或者犯人回头看他，就由我来替他——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把枪口朝下倾斜，这样射击，射出的子弹就可以从后脑勺打进去，从嘴里穿出来，能保全小伙子的头颅。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枪声一响，就见小伙子脸前扑的喷出一道红光，溅到坑壁上。小伙子的脑门崩开了，天灵盖也碎了，白的脑浆子和殷红色的血从碗大个喇叭状的创口上咕嘟嘟冒出来，像是阳光下洗衣裳洗出来的肥皂沫，五颜六色的非常绚丽。
往常执刑完毕，陈平安在卡车上有说有笑，可这天他的脸色蜡黄，眼睛直勾勾看着前方，闭着嘴一句话不说。我问他怎么啦?不舒服啦?他说：嗨，我怎么把头打烂了呢?
好几天他都阴沉着脸。直到过了几天，党员大会通过了他人党，他的脸才晴朗了一些。
你可不要小看入党。在部队服役，人了党就有可能提干，提了干回到地方安排工作也容易，农转非也容易。你要是人不了党呀，回到农村就还种你的地去吧。
沉默一会儿，张克一又说，那一阵子，陈平安要是再不枪毙人就好了。他好几天一见人就说，嗨，我怎么把头打烂了呢?他那样絮叨本来就不是好兆头——他都有点像祥林嫂了：祥林嫂的孩子被狼吃了，一见人就说，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时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可惜谁都没注意这种兆头，我也没注意，过了半个月，他又执行了一次任务。
这是陈平安第五次执行任务。这次枪毙的罪犯作案方式特别残酷。手段恶劣。罪犯也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是县城关镇的人。罪犯的父亲在旧社会贩卖大烟，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出来，街道办事处对他父亲实行了群众专政。街道治保主任是个很积极的老太婆，好几次组织群众批斗他父亲，把他父亲的腿打瘸了。罪犯对此事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那是1972年冬天的一天，他侦察好了，治保主任的丈夫不在家，就主任和姑娘在家，他半夜里撬开门闯了进去。他摸着老太婆的头了，把一把剪子插在老太婆的脖子上，一顿乱剪，把气管、食道、动脉血管都剪断了，老太婆没气了。老太婆的姑娘和老太婆睡一铺炕，醒了，和他搏斗。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见，剪刀也找不到了，他硬是把那姑娘掐死了。搏斗中他还把那姑娘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后来公安局侦破了案件，在现场又找不到耳朵，审他把耳朵弄那儿去了，他说吃肚里了。
这家伙一进看守所就被砸上脚镣关进小号。他知道自己非死不可，便破罐破摔，在小号里又喊又叫，呼反动口号，骂共产党骂毛主席。早晨放风倒马桶，他学着李玉和的样子走舞步，拖得铁链子哗啷啷响，还唱狱警传似狼嚎。看见看守所长，他把铁链抖得更响，骂，鸠山，你这玩艺儿能把我怎么样!所长打他几个嘴巴子，叫人给他换上又大又沉的脚镣。但他身体壮腿有劲儿，仍然拖着腿镣走，说，太轻了太轻了，再换个大的。所长气极了，想换再大的也没有，就叫人把两个铁砣子锁在他脚腕上。铁砣子一个就三十斤，脚镣的扣子又是方的，那家伙的脚脖子被磨烂了淌着血流着脓，但他还是挺着身子一寸一寸往前挪，拖得铁链哗哗响，唱歌呼口号。他知道自己活不长，见了执勤的战士就问，哪天枪毙我?战士不回答他就骂，你们这些刽子手，毙吧，你们把我毙了吧，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枪毙那家伙，连长指导员都来看守所了，和我们排的排长、班长和副班长开会，研究怎样执行好这次任务。原因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恶性案件，地区公安局和法院要在西大街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游街，然后押赴刑场枪毙。连长把警卫北大桥和搞副业的两排战士都调来保卫大会会场和警戒刑场。我们排的战士除了执勤的都要出动押解犯人——还有几个陪法场的重刑犯——游街，执行枪决。那天的会就是专门研究我们排如何押解犯人和防止犯人在公审大会上呼反动口号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有人提议给犯人嘴上勒一根细钢丝，像给牲口戴刺牙子一样，他喊就勒他。有人说在脖子里拴条麻绳，拴成活扣。这两种方法都被否定了：勒刺牙子犯人龇牙咧嘴的样子群众能看见，影响不好；拴麻绳有衣领遮挡看不见，但把罪犯憋死了更麻烦。后来不知谁出的主意，说把下巴颏给他摘下来——弄脱臼，这样群众就什么也看不见，他又喊不出声，还无生命危险。到会者一致同意这种方法好。会议最后研究由谁来执行枪决。会议一直开得很热烈，大家争着发言，但一提出这个问题顿时就冷了下来，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