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人生 › 漫谈历史 › 《菊与刀》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09:43

    虽然日本人想尽了办法来降低洗澡的成本和劳力开支，但澡是必洗不可的。城镇的居民都到公共浴池去洗澡，那浴室大概有游泳池那么大，人们既在那里洗澡，又与澡伴们谈笑风生。农村的习俗则是妇女们轮流在一家院子里烧洗澡水，然后每家人再轮流洗澡。在日本即使洗澡时被人看见人们也蛮不在乎。几乎所有的家庭，即使是大户人家，洗澡也讲究个先后次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洗完澡后每人都是浑身红的像熟透了的虾一样，大家合聚一团，共享每日晚餐前的轻松和惬意。
    日本人不仅把洗热水澡视为人生的一大享乐，而且他们还非常重视“对体格的锤炼”，洗冷水浴就是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传统的洗冷水浴的方法如“冬炼”、“冷水洗身锻炼”等至今在日本仍很盛行，但形式上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从前，洗冷水浴时人们必须在黎明前出发，然后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间开始洗浴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冬天的房间里多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在那寒冬冰凉的夜晚，即使往身上泼些凉水也是受不了的，更别提去洗冷水浴了。帕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在他的书中对这种风靡一时的习俗作了详细的记述。那些不想去当僧侣或神官而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包治百病或能预言未来的人们，往往会在就寝前进行“冷水洗身锻炼”。传说凌晨二时是“众神入浴”的时刻，因而这帮人会在这个时候再洗一次冷水浴。对他们来说，早晨起床、中午及日落时分都必须重复做一次冷水浴的锻炼。①那些急于精通一门乐器或其他手艺的人中对这种洗冷水澡立志的功能更加迷信。还有的人为了锻炼身体，往往把身体裸露于严寒之中。对于那些练习书法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哪怕手指会冻僵、长冻疮。现代的小学里也没有取暖设备，日本人认为这样可以磨练孩子们的意志，将来他们才能够平和地对待人生的各种苦难。西方人可能都对日本的寒冷和人们溜着鼻涕的鼻子记忆犹新吧，但在日本的规矩里是不允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所改变的。
    睡觉是日本人的另一大爱好，也是日本人最娴熟的技能之一。不论是任何姿势，也不论是在任何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入睡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完完全全地放松、舒舒服服地睡觉。这在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看来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在美国人看来失眠和精神紧张似乎是一回事，因而按美国人的标准，日本人的精神是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居然也能毫不费力地就熟睡过去。他们晚上睡觉很早，这在东方各国中是非常罕见的。日本村民们往往日落不久就早早上床，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明天的到来而积蓄精力，日本人的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概念。一位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的睡眠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的想法；你必须把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区别开来。”睡觉就如同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一样，是“自成一案的，与任何其他的事情无关”。②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睡眠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一个人的体力，大多数美国人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睡了几个小时。人们一般根据睡眠的长短来预测白天的精力和效率。日本人睡觉则不是为了这些。他们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选择高高兴兴地去睡觉。

    同时，日本人又能毫不吝啬地牺牲睡眠的时间。准备应考的学生往往会通宵达旦地复习功课，根本不会考虑充足的睡眠会让他在考试中发挥更好的成绩。军训时更是训练是第一位的，睡眠只能完全服务于训练任务。在日本陆军部队工作过两年（1934年至1935年）的杜德（Harald Doud）大尉在和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在平日的拉练中，部队往往都是连续三天两夜的行军，只会有十分钟的小憩时间。人们除了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打个小盹以外，丝毫不能睡眠。有时实在太困了，士兵们只有边走边打瞌睡。有次一个少尉走着睡着了，自己撞到了路边的木堆上，人们都哈哈地朝他大笑。”“最后好不容易回到兵营后还是不能去睡觉，士兵们还会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说：‘噢，不行，所有的士兵都知道怎么去睡觉，现在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③这段话非常简洁地说明了日本人在牺牲睡眠时间上的观点。
    如同洗澡、睡觉一样，吃饭既是一种休闲式的娱乐，又是可以当作一项训练项目的。日本人的一大爱好就是在余暇时间里自己烹调多种菜肴然后来慢慢地品尝。每道菜的量只有一羹匙大小，色香味都很有讲究。但有时，人们对吃饭又是不太讲究的，甚至还给吃饭定下了很多标准。就像埃克斯坦（G·Eckstein）引用的一位日本农民的话那样，“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④“人们不认为吃饭是大事，……吃饭只是维持生命而已。因此，吃饭应当尽量快。对小孩，尤其是男孩，人们总是催他们快吃。这点与欧洲人不同，在欧洲人们总是叫小孩慢慢地吃”⑤在静心养性的佛教寺院中，僧侣在饭前都会感谢佛又给了他们一剂苦口良药，因为对他们正在修行的人来说，吃饭只是一种生理上的必需，其间已没有任何享乐的成分了。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0:04

   在日本人看来，强行戒食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法。像拥抱寒冷和放弃睡眠一样，绝食也是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机会。武士们在绝食时都会“口含牙签”。如果能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人们不仅体力上不会因卡路里、维生素的消耗而下降，反而精神上会因胜利的喜悦而兴致勃勃。美国人认为营养与体力是成正比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不然的话，日本东京的广播电台也不会对战时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宣传做体操可以缓解人们的饥饿感并恢复元气等等。
    谈一次浪漫的恋爱是日本人追求的另一种“人情”。尽管这种对爱情的追求是与日本人对婚姻、家庭所负的义务截然相反的，但这种现象在日本却极为普遍。日本的小说中尽是对这类题材的深入探讨，这类书的主角和法国文学作品一样往往都是已婚者。和相爱的人同归于尽也是日本人最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十世纪的《源氏物语》就是这样一部比较杰出的描写婚外恋的小说，书中对爱情的描写与同时代世界上的其他著作比起来都会毫不逊色。作家们还比较喜欢描写封建时代的大名及武士们的恋爱故事。这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在这点上，日本是与中国文学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中国人很忌讳公开谈论浪漫的爱情和性的愉悦，主要是为了避免人和人之间的纠纷，因而中国的家庭也相对稳定和谐。
    在对爱和性的追求这点上，美国人和日本人是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的，中国人相对而言就要弱些。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理解仍然是很肤浅的。美国在性的享乐方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禁忌的，但这些禁忌在日本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是不大讲伦理道德的，而美国人其实还是很有原则的。日本人认为，“性”和其他的“人情世故”一样，在低的粗俗的角度来讲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满足。“人的本性”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什么伦理道德。而英美人则认为日本人珍藏的画册中有很多内容是淫秽的。吉原（艺伎与妓女集中地）在英美人眼中也变成了最悲惨的地方。日本人从开始与西方人接触之初就对国外的这种评论非常敏感，因而逐渐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以使这种作法向西方标准靠拢。但是，法律法规是无法消除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都非常清楚，一些在英美人看来猥亵、不道德的事往往在日本人看来并非如此。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一些在日本人看来属于“人情世故”的事情在英美人看来简直就是人生中的禁地、是不能逾越一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英美人才很难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态度。日本人总是把夫妻生活和性爱的享乐划分得清清楚楚，两边截然不同而且都是被公开承认的。在美国生活中，只有夫妻生活是可以公诸于世，而另一个则只能避人耳目。日本人之所以能将两者划分的如此清楚，是因为他们知道夫妻生活是他个人必须尽到的义务，而性爱的享受则是不伤大雅的消遣娱乐。这样一来，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就可以“各得己所”了，一个典型的模范父亲可能同时也是市井中的花柳小巷的常客。日本人不像我们美国人，他们的理想不是把恋爱与结婚看作一件事。美国人所认同的恋爱是以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为前提的，“相爱”才是人们结婚的最好理由。结婚以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妇女发生肉体关系，那就是对自己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所有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则不这样看。在选择配偶问题上，他们大多听从家长的意见，草草地结婚。夫妻在实际生活也要遵守一些烦琐的规矩。即使是很融洽的家庭，孩子们也很少看到父母间比较亲密的行为。正如日本杂志中的一位年轻人说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除此以外，所谓的其他目的都是对事实的歪曲。”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日本男人的生活从此就被局限在这样一种平淡无味的生活中了。在日本，男人如果有钱就可以去另找情妇。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男人不能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来。如果那样，他的生活就会异常杂乱，因为他把那两种本来应当完全分开的生活混为一谈了。当然，情妇们可能是那些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女子，也可能只是一般的妓女。不管是哪种，想找情妇的日本男人都必须与那个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以保证那个女人不遭遗弃并且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往往日本男人都要为他的情妇另筑新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那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为了让这个小孩能名正言顺地与自己原来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才可以例外地把女人接回家来。但进门后，这个女的不能作妾，而只能当佣人。她生的小孩称原配夫人为“母亲”，不承认与这个情妇的母子关系。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的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在日本显然是不适用的。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外边的“人情世故”是分的一清二楚的。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0:29

   往往只有上流阶级才有能力养情妇。多数日本男人只能时不时地与艺妓或妓女玩玩。当然，这种玩乐是完全公开的。日本的妻子还要为出去逍遥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也可以给妻子送帐单，妻子也理所当然地照单付款。当然，妻子可能对此感到不快，但也只能自己烦恼一下罢了。一般情况下，找艺妓的花费要比找妓女高得多，但即使这样，与艺妓玩乐一晚的费用只包括享受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热情款待的服务费，并不包括与艺妓们过夜的费用。如果想与某一艺妓进一步接近，男的就必须先签订契约，规定这位艺妓是他的情妇，而他则是这位艺妓的保护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位男性非常魅力十足，敲开了艺妓的芳心从而自愿献身。当然，与艺妓共度夜晚也并不是什么下流无耻的事情。因为艺妓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是既传统又富有挑斗性的，充满了上层妇人们所不具有的异类情调。这些都是“人情世故”的事情，是对“忠孝”礼仪的一种解脱。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去尽情享乐，但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将这两个领域划分清楚。
    妓女都住在政府划定的烟花巷。有的人在与艺妓玩乐过后，如果余兴未尽，还可以再去找妓院。由于妓院费用少，没钱的人都宁愿放弃艺妓，而到妓院去寻欢作乐。妓院的门口都挂着妓女的照片，剽客们通常毫不避讳地在众人面前对每张照片品头论足，再做挑选。和艺妓比起来，妓女们身分卑微，地位低下。她们大都是因家境穷困而被迫卖给妓院，不像艺妓那样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在日本未遭到西方人的非议以及旧习惯未被废除之前，妓女往往要亲自坐在大厅广众之下，面无表情的任人挑选。只是到了近代，才改以照片的形式。
    日本的男人在挑定一位妓女后就与妓院签订契约，此后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妓女唯一的客人，而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种妇女是受合同保护的。然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男人在不签定合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或女店员擅自变为自己的“情妇”，往往这样的女性是最没有法律保障的。因为从分工的角度来说，女招待或女店员是属于跟别人谈恋爱然后与男对象结合的那种，可是现在她们的做法使他们不能被纳入“家庭义务”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痛欲绝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自愿情妇”联系起来。
    同性恋是日本传统“人情世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日本古代，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娱乐方式。明治时期，为了赢得西洋人的赞许，日本政府宣布同性恋也属于应被废除的旧习陋习之列，违反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至今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世故”之一，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对这种现象比较包容，只要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妨碍家庭关系就行了。日本人觉得虽然有的日本男人自愿当职业男妓，但不必过于担心日本会出现大量的如西方人所说的那种男、女同性恋数量膨胀的情况。当得知在美国居然有人强迫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角色时，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在日本，男人只可能选择未成年的少年作为同性恋的对象。因为强迫成人扮演同性恋的角色是非常有损人格的。在日本社会中也有他们自己的界线（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只不过这种界线与美国人的界限不同罢了。
    自淫在日本也不被认为是什么道德问题。在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民族能像日本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了。在这方面，鉴于西方的舆论压力，日本人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但骨子里头，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工具是什么坏东西。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态度比美国甚至还要强烈，很多美国人都在未成年之前就对这点印象很深了。大人总是悄悄地告诉小男孩，手淫会得神经病，头发会秃掉等等。母亲们更是从孩提时代就对小孩的行为，非常警觉，如果发现这种事，就会非常严厉地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住，或者家长会非常严厉地说上帝会惩罚他的。日本的幼儿和少年则没有这种体验，因而也不可能指望他们长大后能和美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一样。日本人从来不觉得自淫是一件罪恶的事情，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享乐。日本人认为只要在文明的生活中把它放在一种无足轻重的位置，一切还是处于可控之中的。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0:46

    酗酒是日本“人情世故”的另一种表现。当听到美国人豪言壮志地说要禁酒时，日本人觉得这简直就是西方国家的奇思怪想。同样，对于美国地方上举行投票要求颁布禁酒法令的运动，日本人也是这样看待的。在日本人看来，饮酒是一种乐趣，只要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而且它只是一种小的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就如不必担心人们会成为同性恋者一样，人们也不必担心人人都会成为醉鬼。事实上酗酒问题也确实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厌恶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不会胡来，也不会打自己的孩子。通常的表现就是纵情歌舞，不拘任何礼节。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相互坐在对方的膝盖上。
    传统的日本人还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了。他已涉足于另一个“圈子”了，对饮酒和吃饭这两个“圈子”日本人是区别得很清楚的。在自己家中的时候，人们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
    上述的这些日本人关于“人情世故”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人那种身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中一定要一决雌雄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本身不是罪恶，尽可能地享受肉体上的快感并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按照这条逻辑走下去人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正如乔治·桑塞姆爵士写的那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都缺乏这种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些恶的问题。”⑥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东西也看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较量，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之间的斗争。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哪个灵魂就一定要进地狱，而哪个则定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可能是善的。
    甚至日本的神也显现出这样善恶的两面性。在日本最著名的神是素盏鸣尊，他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西方神话中都把他视为魔鬼，因为他对自己的姐姐行为极其粗暴。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到自己住房来的动机不良，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放肆地胡闹，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当时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甚至还犯下了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样的滔天大罪。但最糟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居然在他姐姐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把剥了皮的斑驹的生殖器从这里投了进去。由于素盏鸣尊罪不可赦，受到了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了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可是，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比较招人喜爱的神，人们还是对他比较尊敬。虽然在世界神话中这样的神并不少见，但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种神则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只有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善恶两个对立的集团，明辨是非，才能更符合宇宙斗争的哲学。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1:08

   日本人始终不正面承认美德也应包括同恶的势力作斗争。正如日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一直阐述的那样，这种道德规范对日本是不适用的，并且他们还很引以为豪地声称这就是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性所在。他们说，中国的道德规范就是将“仁”，“公正”、“博爱”上升到一种绝对的高度，按照这个标准，凡是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十八世纪伟大神道家本居宣长曾说，“当然，这种道德规范对中国人来说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近代的佛教家及民族主义者们也就这个同样的话题著书立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人们认为，日本人天生性善，值得信赖，因而没有必要再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人们只需要擦净心灵的窗口，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就好了。如果不小心心灵染上了污点，日本人也会尽快地将污秽清除，这样人性中善的光辉定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末，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则没有这种想法，他们的思想中也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世故”都是上天赐予的，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该对它进行谴责。

    当美国人听到这些后不免会想，这势必将导致一种完全自我放纵的哲学。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是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当能够沉溺其中时，幸福只是一种消遣，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是他们早已想到的。这样虽然会给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多障碍，但日本人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放弃了一些自己觉得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享乐，当然，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日本人最值得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一致，日本小说和戏剧中也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的观众一般都渴望看到一种圆满的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以后能永远幸福，他们想知道剧中人的美德会受到回报。如果美国人不得不为剧中人流泪，必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点，或者是他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观众更喜爱的是主角万事如意，一切圆满。日本的观众则含泪抽泣地看着命运如何使男主角走向悲剧的结局和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只有这种情节才是欣赏的高潮。人们去戏院就是为了欣赏这种情节。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放弃所爱的人；或者他们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义务；或者是，妻子献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勉励丈夫磨砺才艺以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前夕，妻子却隐身市井，让丈夫自由享受新的生活；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而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日本的电影往往不会要求有一个欢乐的结局，而只要能唤起观众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惋惜和同情就可以了。剧中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上帝裁判的，不是什么因果报应，而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剧中的主人公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代价，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常的轨道。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了这种传统。凡是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都会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通篇电影都只讲牺牲与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七·七”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后幸存者的代表，他们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者描写士兵死后，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英美骑兵那种动人场景在日本电影中是看不到的。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甚至也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至少拍电影的人知道，日本观众们在看了这些电影后不会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1:28

    ⊙日本人把人生看作一出戏，从一个极端行为转向另一个极端行为不会感到任何心理痛苦。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每个人与敌人厮杀到底；一旦宣布投降，却立刻表示与占领者合作。
    日本人的人生观是通过对忠诚(chu)、孝顺(ko)、情义(giri)、仁义(jin)和人情等规定体现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在地图上划分行政区域一样应该分成若干部分。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就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世界所组成的，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而又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判其同伴时，不应该以他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以他“懂不懂孝”或“懂不懂情义”作为标准。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评价某人，而是明确地指出这个人在哪个领域中做得不够好；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一类的词，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了规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或金箴，其得到认可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出现的世界相联系。一个人“为了孝”而做事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神的世界”行事时，在西方人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甚至每个世界的规则也会随着其内部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适当的截然不同的行动。在没有受到主君侮辱以前，家臣要对主君尽最大的忠诚以示“情义”；受到主君侮辱之后，背叛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在1945年8月以前，“忠”一直要求日本国民对敌人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经天皇广播宣布投降，“忠”的含义就发生了改变，日本人对外来者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
    西方人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随其本性”而行事的。我们按照忠诚还是背信弃义、合作还是顽固来区分好人与坏人。我们把人加以分类，是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始终如一。不管他们慷慨大方，还是小气吝啬；乐于助人，还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二者毕居其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并且坚决反对与其相左的意识形态。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的经验，那里有合作者，也有抵抗者。但是，我们怀疑合作者会在胜利后改变其立场，结果这种怀疑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中，我们也承认有亲新政派与反新政派。而且我们断定，在出现了新情况时，这两派仍然会随其本性而行事。如果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由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或者由“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者等等，这种转变应当称为“转向”。我们应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虽然西方人这种关于行为完整性的信念并不总能得到验证，但这种信念绝对不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原始的、还是先进的，人们都把自己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在行事。如果他们垂青于权力，就会以别人服从其意志的程度作为衡量其成败的标志；如果他希望受人喜爱，那他就是在社交场合受过挫折。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严厉而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居家男人。他们的性格一般都具有某种“完全形态”（Gestalt），并能使人类的生存井然有序。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1:48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能力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极端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矛盾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植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的“世界”是不包括“邪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戏。在这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过程与另一种过程，相互之间要求保持平衡。至于每个世界和每个过程，其本质都是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而行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好人。如上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规范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从而来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含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已引用过的乔治·桑索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即使从低于宇宙的高度，也足以说明坏行为。尽管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新的剑，但如果不经常磨砺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练其本性。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闪亮。只需稍加打磨，就能重新光芒万丈。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的民间传说、小说和戏剧。除非像我们常做的那样，将其加以改写以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致及善恶相争的要求。但是，日本人却不这样看这些情节。他们的评论则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框扶正义；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两者之间的选择犹如欠了一屁股债的债务人还债时面对选择一样，他必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忽略其他债务。但事实上，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使其免除其他的债务。
    我们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有道德者必胜”，必须有一个圆满结局，正是善者应有善报。日本人则欣赏那种让人不能容忍的人物——他欠社会太多太多恩情却无法报答，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分只好以死谢之。在其他许多文化中，这类故事是教人们接受残酷命运的；在日本则成为启迪首创精神和坚定决心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略了其他的义务，但最后还是要和他们所轻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四十七士物语》(Tale of the Forty－Seven Ronin)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它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高，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无人能敌。每个日本儿童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现代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久以来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拜帖使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海洋。
    《四十七士物语》的主题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的。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描写的是“情义”与“忠”之间、“情义”与“正义”之间（当然是“情义”在这类冲突中取胜），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这个历史故事发生在封建制度鼎盛时期的1703年。按照现代日本人的想法，那时的男子都是大丈夫，对“情义”绝容不得半点含糊。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牺牲一切，包括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righteousness”），最后自杀尽“忠”。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2:06

    按照当时的规定，各地大名要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幕府将军(Shogunate)任命了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Lord Asano)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上的大名，不熟悉仪式，所以不得不向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侯(Lord Kira)请教。吉良侯是一位身份很高的幕臣。如果当时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Oishi)在他身边的话，大石是会帮助他主君周密安排的。但不巧的是，大石回家乡去了。浅野侯在世故方面十分幼稚，所以没有向吉良侯赠送厚礼。而另一位大名则在其通晓世故的家臣的指导下，在向吉良请教时不惜重金。于是，吉良侯就故意误导浅野侯，让他穿上与仪式完全相悖的服装。举行仪式时，浅野侯按照吉良侯的指示穿戴上了错误的服装。当发现自己受到侮辱时，他就拔刀砍伤了吉良侯的额头。后来他被其他的家臣拉开了。从“对名誉的情义”来说，他因受辱而向吉良侯报复是一种德行；但在幕府将军殿上拔刀动武则属不“忠”。浅野侯正当地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但却必须按照规定“剖腹”自杀，否则就不能说是“忠”。他回到官邸换好衣服，做好了剖腹的准备，只等那最聪明和最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对视了许久互道珍重。早已按照仪式要求坐好的浅野侯，于是就用刀剖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浅野侯死后，没有一位亲戚愿意继承这位已故大名的家业，因为他不忠于幕府而受到谴责。浅野侯的封地后来被没收，他的家臣也成了无主的浪人。
    从“情义”的义务角度来讲，浅野侯的家臣有义务随其主君一起剖腹。主君剖腹是为了“名分的情义”。如果他们也从“情义”出发剖腹，自然是对吉良侯对浅野侯所施侮辱的一种谴责。但是,大石心中暗想：剖腹尚不足以表现他的情义，他应当完成主君未竟之志。主君是因为被其他家臣拉开而未能实施报复的。他们应当杀死吉良侯为主君复仇，但这样做则是对幕府不忠。按一般惯例，策划复仇的人必须事先上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在规定期限以前不能完成复仇者就必须放弃复仇。这项制度曾使若干幸运儿能够调和“忠”与“情义”的矛盾。吉良侯是幕府的近臣，浪人们复仇的行动绝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批准。大石明白，这条道路对他和他的同伙们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把那些曾经是浅野侯家臣的浪人召集在一起，却只字不提刺杀吉良侯的计划。这些浪人总共有三百多人（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所讲授的内容），他们一致同意剖腹自杀。但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是都有无限“情义”（在日语里指“讲情义及真诚”的人），因而对吉良侯进行报复这种大事不能信赖所有的人。为了区别哪些人只讲“单纯情义”，哪些人具有“情义和真诚”，他通过询问大家应该怎样分配主君的财产来考验这些浪人。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一种考验。如果那些人真的不同意剖腹自杀，他们的家属就将获得利益。浪人们对财产分配标准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家老在家臣中俸禄最高，他领导的一派主张按原来的俸禄高低分配；大石领导的一派则主张平均分配。大石很快就弄清楚浪人中哪些人只有“单纯情义”。大石随即赞成家老的分配方案，并且同意那些获胜的家臣离开大家。于是，家老带领那派人离开了，他们因而获得“败类武士”、“无情无义的人”、“无赖”等恶名。大石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四十七个人情义坚定，足以共谋复仇大业。这四十七个人与大石建立盟约，保证不论信义、爱情或“义务”，都不能妨碍他们的誓言。“情义”必须成为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于是，四十七士歃血为盟。
    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麻痹吉良侯，使其丧失警惕性。他们四散离去，装作没有半点追求名利的样子。大石经常沉溺于花街柳巷，打架斗殴。由于过着放荡的生活，他借机与妻子离婚。这是打算采取违法行动的日本人惯用的合理步骤，这能保证其妻儿在最后行动时不致受到牵连。大石的妻子悲痛欲绝地与他分了手，但他的儿子却参加了浪人的行列。
    江户（今东京）城里的人都在猜测他们要复仇。尊敬浪人的人们都深信他们必将策划刺杀吉良侯。可是，四十七士矢口否认有此类企图。他们佯装成“不懂情义”的人。他们的岳父们对他们的可耻行为十分愤慨，就把他们赶出家门，解除了婚约；他们的朋友也嘲笑他们。一天，大石的一个密友碰到喝得酩酊大醉的大石在和女人尽欢。甚至对这位密友，大石也否认他对主君的“情义”。他说：“复仇？简直是愚蠢透顶，人生就应该及时行乐，哪里还有比饮酒做乐更好的事。”那位朋友不相信，就把大石的刀从刀鞘抽出来看。他以为刀刃一定会闪闪发光，那样就足以证明大石讲的是假话。可是，大石的刀已经生锈了。于是朋友不得不相信大石说的是真心话，他在大街上公开向这个醉汉吐唾沫并用脚踢他。
    有个浪人为了筹集参加复仇的资金，竟把自己的妻子卖去当妓女。他妻子的兄长也是浪人之一，得知复仇的秘密已被妹妹知道，竟准备用自己的刀亲手杀死妹妹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好让大石同意他参加复仇行动。有一位浪人杀死了自己的岳父。还有一个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吉良侯家当女仆兼小妾，以便从内部得到消息来确定何时动手。在完成复仇之后，她不得不自杀。因为，尽管她是伪装侍候吉良，她也必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2:23

   12月14日大雪纷飞夜，吉良侯大摆酒宴，卫士们也都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攻占了防守坚固的岗楼，制服了警卫，径直冲进了吉良侯的卧室。吉良侯并不在卧室里，但被褥还有余温。浪人们由此知道他就藏在某个角落里。终于，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蜷伏在放木炭的小屋里。一个浪人隔着小屋的墙壁将长矛刺了进去，然而拔出来时矛尖上却没有血迹。长矛确实刺中了吉良侯，但在长矛拔出时，吉良侯用衣袖擦去了血迹。他的这种小把戏无济于事，浪士们把他揪了出来。他说自己并不是吉良侯，只是吉良侯的家老。这时，四十七士中的一个人想起浅野侯曾在幕府将军的殿堂上砍伤吉良侯的额头，额头上肯定会留有伤疤。根据这个伤疤，浪士们认定他就是吉良侯并要他当场剖腹自杀。他拒绝了剖腹，这恰好证明他是个懦夫。于是，浪人们用他们的浅野侯剖腹时使用的刀砍下了吉良侯的首级，按照祭祀仪式的要求把它洗净，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吉良侯的首级，列队走向浅野侯的墓地。
    整个江户（今东京）都被浪人们的行为所感染，人们充满了喜悦和激情。曾经怀疑过浪人们的家属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和浪人们拥抱，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大藩的诸侯们则在沿途热情款待他们。他们来到浅野侯的墓地，不仅把首级和刀供在墓前，而且还宣读了一份奉告亡君的祷文。该祷文保存至今，其大意如下：
    “四十七士在主君灵前拜祭……。在主君复仇大业未完成以前，我们实在没有脸面替主君扫墓。我们苦苦等待良机，度日如年……现将吉良侯首级献上。这把刀是主君去世以前所珍爱的，曾嘱咐我们妥善保管。希望主君能用此刀再次砍断仇敌头颅以雪恨。谨祷”。
    他们报答了“情义”，但他们还需要尽“忠”。因为他们违犯了未预先呈报就进行复仇的法令，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不过他们并没有背叛“忠”，因为他们都必须执行所有以“忠”的名义要求的事情。幕府将军命令四十七士剖腹自杀。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是这样写的：

2012年12月21日 发表于 2012-10-30 15:12:39

    “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后世所敬仰……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自杀，这其实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这也就是说，浪人们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情义”和“义务”都作了最高的偿还。
    这首日本史诗由于版本不同，文字运用和细小情节上可能略有差异。在现代电影版中，故事开始时的贿赂情节被改为sex镜头。吉良侯由于对浅野侯的妻子心怀不轨，追求其未果。他才故意教浅野侯错误的东西，使之受辱。虽然在片中，贿赂的情节被删除掉了，而有关“情义”的一切义务则描绘得更为夸张。“为了情义，他们抛妻弃子，甚至弑父。”
    “义务”和“情义”发生冲突也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主题的基础。最为优秀的一部历史电影取材于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时期。这位将军继位时年纪尚轻，没有半点经验。当时，对继位将军人选的讨论导致了幕臣们的分裂，一些人想拥立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近亲。其中有一位大名，因为意见未被采纳一直牢记失败之“辱”。虽然将军成长后很有政治才干，这位大名却一直在等待时机谋杀他。一日，将军及其亲信通知他，他们准备巡视几个藩国。这位大名企图抓住接待将军一行这个机会报仇雪恨，实现“对名誉的情义”。事先，他就把自己的官邸变成了堡垒，堵塞一切出口并层层包围。他甚至还计划好了制造墙倒屋塌，把将军一行砸死。当然，他的阴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对将军一行的接待是十分丰盛的，还命一位家臣舞剑为将军助兴——这位家臣得到指示在舞剑的最高潮时刺死将军。按照“情义”，这位武士不能违抗主君的命令；但是，“忠”的原则又禁止他刺杀将军。银幕之上，武士的舞剑姿势充分展示出了他内心的矛盾心情：他必须行刺，他又不能行刺；他就要行刺，但又不想行刺。他尽管有“情义”，但“忠”的威力更加强大。他的舞姿渐渐地乱了，将军一行顿时产生了疑心。他们突然离开自己的座位，铤而走险的大名于是下令毁坏房屋。将军刚刚躲过舞剑者的剑，却又面临墙倒屋塌的危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舞剑家臣走上前去，引领将军一行通过地道来到安全空旷之地。“忠”战胜了“情义”。将军的代表向舞剑者表示万分谢意并再三邀请他与他们一道荣归江户（东京）。那位武士回头看了眼即将倒塌的房屋说，“不，我要留在这儿。这是我的义务，我的情义”。他离开了将军一行，转身跳进废墟中死去。“通过死，他兼顾了忠和情义，使二者合二为一”。
    古代的传说并没有把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作为中心，到了近代这一冲突则成为一个主要的题材。近代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为了“义务”和“情义”不得不抛弃爱情和人情，这种题材不仅没有渐渐减弱，反而得到了大肆的渲染。就像日本的战争影片容易使西方人感到绝妙的反战宣传一样，这些小说也常常使我们认为它似乎是在追求一种自由——一种按照自己的心灵生活的自由。这些小说就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冲动的明证。但是在议论小说情节或者电影剧情时，日本人的看法往往与我们相左。我们之所以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正在爱情中或者怀有某种个人雄心。而日本人却批评这种主人公是弱者，因为他放任感情而不能履行“义务”或“情义”。西方人很可能认为，反对陈规陋习并且克服障碍去争取自己的幸福是强者的标志。但是日本人则认为所谓的强者，应该是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的人。他们认为，性格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反抗，而且表现为服从。因此，西方人看过日本小说和电影以后的体会与日本人的理解截然不同。
    在评价自己或周围认识的人的生活时，日本人都使用同样的标准。他们认为，在与义务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关注个人欲望的人就是弱者。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是这样判断的。不过，其中与西方伦理最直接对立的当属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在“孝的世界”中，他的妻子位于边缘的地位，其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他的义务很清楚：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孝”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接受母亲的决定；即使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或者妻子已经给他生了孩子，那也只能让他的道德品质更加“坚强”。日本人有句谚语：“孝道可以让你把妻子视同路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妻子充其量不过是属于“仁的世界”。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成了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的人。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也不能被置于义务的中心。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或同祖国的感情相同的地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件很有名的丑闻：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公众面前说，他回到日本后非常高兴，与妻子重逢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为此他备受指摘。其实，他应该说他高兴是因为见到了父母，见到了富士山，以及能为国家的使命而献身。而他的妻子则是不属于这个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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