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日，愚人节，我开始写《寡人有疾》，人到中年，不好意思再按“文学青年”的套路写，希望自己能写点儿严肃的东西。故事的开头原本是在2020年2月，男主人公坐着飞机回到北京。每一节都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序号，写完一万多字，我停下来。耶茨说过，别让你过高的标准困扰小说的开头，可我心底那个评论家冒了出来，这么写没什么意思。我看过不少长篇小说，但坚持从头到尾看完的没多少，究其原因，就是看着没劲。
到6月，我在工体的“茶马古道”吃饭，那一晚，美女美酒纷至沓来，大家喝得高高兴兴，我忽然想，干嘛我不能写得高高兴兴的？我可以写一个章回体的小说，把评书和相声里的叙述技巧用到小说里。是的，我想写一个严肃的长篇小说，这事儿对我颇为重大，它如此重大，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布洛克有一本书叫《给小说家的二十堂课》，里面说，要放松写，这只不过是一本书。想明白这一层，我从心底乐开了花。
你看我前面这两段，又说耶茨又说布洛克，不过我认真一琢磨，长这么大，我最为熟悉的叙事大师是单田芳。小时候上公共厕所，都抱着收音机听他讲《隋唐演义》，就算我憋着要向普鲁斯特致敬，可稍微改改，就跟《白眉大侠》差不多。
写作过程中，偶尔也会被问道，你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我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三个医生的故事，一个唐朝的医生，一个金国的医生，还有一个现在的医生。这么说着，就觉出不对劲，我写的可不是医患与疾病的故事，也没有生命悲欢的唏嘘。相反，那种从心底乐开了花的状态，时不时在写作过程中重现，有时候，想着将要写下的情节，我就乐不可支，不得不提醒自己收敛一些，我要写的东西是严肃的，有时候会荒唐，但不是为了逗乐。英国剧作家品特说过，他并不在意哪些台词会让观众大笑，他更在意哪些台词能让观众沉默。我想让读者笑出来，也希望读者笑过之后，能看出来我还是很严肃的。
《寡人有疾》一共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诗人与医院》，讲唐朝诗人卢照邻，得了麻风病，遇到医圣孙思邈，虽然治不好病，但诗人信奉孙思邈的哲学。第二个故事叫《蒙古兵和瘟疫》，蒙古入侵开封之前，开封城里闹瘟疫，名医李东皋控制住了瘟疫，蒙古兵随后杀进了城。等这两个故事写好，我原本构思中的第三个故事忽然显得不好玩了，2011年年底，第一稿完成。2012年2月，春节假期，我把第三个故事的背景挪到了民国时期，重写了一遍。名字还叫《父与子》，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生，用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治死了他的父亲。情人节后一天，整本书修改完成。
这本书写作之初，我和一位外科医生长谈过几次，写完了请她审阅，她说“哟，你的中医造诣不错啊，都快赶上张悟本了，能写养生书了。”既然写的是医生，里面自然会有些医学的东西，写的又是古代，自然会有些文言文，此书的第一批读者都反应，要压缩里面的古文。我在修改过程中尽力压缩那些古文，说实话，我对那些“文化精髓”没什么好感。为了写这本书，我读了不少参考书，最喜欢的一本是《蒙藏药典》，你读到“蒙古大夫”那些章节，会看到很多有奇怪名字的草药，那不是瞎编的，确有来历。
一位小说编辑，看过《寡人有疾》之后问我，你把这三个故事放在一起，究竟是什么道理。是啊，我有我的道理。可我又说不出来。它如此重大，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
来自: 豆瓣
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