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
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中国文与中国人〔１〕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
〔２〕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野兽训练法〔１〕
余铭
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在中华学艺社的三楼上给我们讲“如何训练动物？”〔２〕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已
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心情去感动它们。
……”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３〕，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４〕。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５〕。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威德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６〕等，报上语焉不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施威德（Ｒ．Ｓａｗａ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４７）德国驯兽家。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华学艺社讲演者为海京伯马戏团中的惠格纳，施因年老未讲。中华学艺社，一些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一九一六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原名丙辰学社，后迁上海，改名“中华学艺社”。曾发行《学艺》杂志。
〔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孟轲的话，见《孟子·公孙丑》。
〔４〕“民无信不立”孔丘的话，见《论语·颜渊》。
〔５〕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礼记·曲礼》：“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古代称“九州”的各州之长为牧。汉代起，有些朝代曾设置牧的官职。
〔６〕东方大乐”及“踢毽子”据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报》报道：在惠格纳讲演后，放映电影助兴，其中有《东方大乐》及《褚民谊踢毽子》等短片。
反刍〔１〕
元艮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２〕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３〕。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４〕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语出《韩菲子·难势》：“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之。’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３〕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这是胡适说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光明所到……”》。
〔４〕“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等语，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大晚报·火炬》载何人《我的意见》一文。
归厚〔１〕
罗怃
在洋场上，用一瓶强水去洒他所恨的女人，这事早经绝迹了。用些秽物去洒他所恨的律师，这风气只继续了两个月。
最长久的是造了谣言去中伤他们所恨的文人，说这事已有了好几年，我想，是只会少不会多的。
洋场上原不少闲人，“吃白相饭”尚且可以过活，更何况有时打几圈马将。小妇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尝不可以消闲。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
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２〕。这并非我个人的私见。讲什么文坛故事的小说不流行，什么外史也不再做下去，〔３〕可见是人们多已摇头了。讲来讲去总是这几套，纵使记性坏，多听了也会烦厌的。
想继续，这时就得要才能；否则，台下走散，应该换一出戏来叫座。
譬如罢，先前演的是《杀子报》〔４〕罢，这回就须是《三娘教子》〔５〕，“老东人呀，唉，唉，唉！”
而文场实在也如戏场，果然已经渐渐的“民德归厚”〔６〕了，有的还至于自行声明，更换办事人，说是先前“揭载作家秘史，虽为文坛佳话，然亦有伤忠厚。以后本刊停登此项稿件。
……以前言责，……概不负责。”（见《微言》〔７〕为了“忠厚”而牺牲“佳话”，虽可惜，却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换办事人。这并非敬他的“概不负责”，而是敬他的彻底。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
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
不过，尤其为难的是忠厚文学远不如谣言文学之易于号召读者，所以须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时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减色。我想，还不如就用先前打诨的二丑挂了长须来唱老生戏，那么，暂时之间倒也特别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次年六月十九日记。
〔１〕本篇当时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滥竽充数”出自《韩非子·内储说》所载的一个故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３〕这里说的“文坛故事的小说”、“外史”，指当时一些反动、无聊的文人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作品，如张若谷的《婆汉迷》、杨邨人的《新儒林外史》（只写了第一回）等。
〔４〕《杀子报》一出表现淫恶、凶杀和迷信思想的旧戏。
〔５〕《三娘教子》一出宣传节义思想的旧戏。“老东人”是戏中老仆人薛保对主人薛广的称呼。
〔６〕“民德归厚”语见《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７〕《微言》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４〕。该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登载“改组启事”，声明原创办人何大义等八人已与该刊脱离关系，自第二十期起，改由钱唯学等四人接办，同时又登有钱等四人的“启事”；这里所引的几句，即出于后一“启事”中。
难得糊涂〔１〕
子明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２〕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３〕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
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４〕。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５〕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６〕两个字来译Ｕaｎｉｔ，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
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７〕。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郑板桥（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
〔３〕“求仕不获无足悲”等句，见章太炎为吴宗慈纂辑的《庐山志》所作《题辞》。这篇《题辞》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曾发表于同年十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４〕这是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赞成大众文学，尽可能地以浅显的文字供给大众阅读，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
〔５〕“自然景物”等语，是施蛰存《突围》之五（答致立）中的话，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文为：“我想至少还有许多自然景物，个人感情，宫室建筑，以及在某种情形之下专用的名词或形容词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
〔６〕“幺匿”英语ｕｎｉｔ的音译。严复译英国斯宾塞《群学肄言》第三章《喻术》中说：“群者，谓之拓都（原注：译言总会）；一者，谓之幺匿（原注：译言单个）。”严复自己在《译余赘语》里举例解释说：“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笔，拓都也；毫，幺匿也。饭，拓都也；粒，幺匿也。国，拓都也；民，幺匿也。”按“拓都”，英语ｔｏｔａｌ的音译，意为全体、总计。
〔７〕“汉以后的词”等句，也见施蛰存《突围》之四（答曹聚仁）。
古书中寻活字汇〔１〕
罗怃
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假如有“可看《文选》的青年”在这里，就是高中学生中的几个罢，他翻开《文选》来，一心要寻活字汇，当然明知道那里面有些字是已经死了的。然而他怎样分别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为标准。但是，看了六臣注〔２〕之后才懂的字不能算，因为这原是死尸，由六臣背进他脑里，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脑里即使复活了，在未“可看《文选》的青年”的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
诚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这就是活字汇。然而他怎会先就懂得的呢？这一定是曾经在别的书上看见过，或是到现在还在应用的字汇，所以他懂得。那么，从一部《文选》里，又寻到了什么？
然而施先生说，要描写宫殿之类的时候有用处。这很不错，《文选》里有许多赋是讲到宫殿的，并且有什么殿的专赋。
倘有青年要做汉晋的历史小说，描写那时的宫殿，找《文选》是极应该的，还非看“四史”《晋书》〔３〕之类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过将死尸抬出来，说得神秘点便名之曰“复活”。如果要描写的是清故宫，那可和《文选》的瓜葛就极少了。
倘使连清故宫也不想描写，而豫备工夫却用得这么广泛，那实在是徒劳而仍不足。因为还有《易经》和《仪礼》〔４〕，里面的字汇，在描写周朝的卜课和婚丧大事时候是有用处的，也得作为“文学修养之根基”，这才更像“文学青年”的样子。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六臣注《文选》在唐代先有李善注，后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合称六臣注。
〔３〕“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合称。《晋书》，唐代房玄龄等撰，记述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４〕《仪礼》又称《礼经》，儒家经典，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资料的汇编。
“商定”文豪〔１〕
白在宣
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大抵仅仅为稿费。倘说，作者是饿着肚子，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２〕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
十一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久已夫，已非一日矣”这是对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模仿，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十四曾引有这样的句子：“久已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青年与老子〔１〕
敬一尊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２〕，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３〕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４〕——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
就不见了。〔５〕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６〕，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７〕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慨自欧风东渐以来”这是清末许多人笔下常常出现的滥调；“欧风东渐”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３〕关于道士长生不老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五代汉王仁裕《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
‘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马矣，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
〔４〕杨某的自白指杨邨人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参看本卷第１８５页注〔２８〕。
〔５〕宋代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钱塘游手”条有与这里所述大致相同的故事。《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西牖书钞》引录过该书。
〔６〕“虚君共和”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曾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一九一八年一月）发表《共和平议》、《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７〕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曾提倡尊孔读经。
后记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１〕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