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指反动派的帮凶。
从幽默到正经〔１〕
“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２〕。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３〕，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４〕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５〕。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徐文长（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徐文长初集》、《徐文长三集》及戏曲《四声猿》等。浙东一带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的把他描写成诙谐、尖刻的人物。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民间的创造，同徐文长本人无关。
〔３〕一个大炸弹抛下来一九三三年元旦，当北平学生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化装溜冰大会时，有人当场掷炸弹一枚。在此之前，曾有人以“锄奸救国团”名义，警告男女学生不要只顾玩乐，忘记国难。
〔４〕讲文德国民党政客戴季陶曾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文德与文品》一文，其中说：“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
〔５〕“陈叔宝全无心肝”陈叔宝即南朝陈后主。《南史·陈本纪》：“（陈叔宝）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
王道诗话〔１〕
“人权论”〔２〕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３〕，见胡适〔４〕《人权论集》序所引。）
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５〕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６〕。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７〕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
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
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８〕，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三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按本篇和下面的《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以及《南腔北调集》中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２〕“人权论”指《人权论集》。该书主要汇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在一九二九年间所写的谈人权问题的文章，一九三○年二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３〕《栎园书影》即《因树屋书影》。明末清初周栎园著。该书卷二中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因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这原是一个印度寓言，屡见于汉译佛经中。按周栎园（１６１２—１６７２），名亮工，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４〕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二七年曾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后来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劳。一九四九年四月逃美国，后病死于台湾。
〔５〕何将军指何键（１８８７—１９５６），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
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胡适应何键之邀到长沙讲演《我们应走的路》，据传何送他“路费”五千元。
〔６〕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认为有用即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要代表人有美国杜威等。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和信徒。一九一九年胡适在北京连续讲演宣传实验主义。一九二一年写《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之吹嘘，文中说杜威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７〕《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ｒｙＮｅｗｓ”）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日报，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创刊，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停刊。
〔８〕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见《孟子·梁惠王》：“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伸冤〔１〕
李顿报告书〔２〕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３〕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见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
“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４〕。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
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李顿报告书李顿（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国贵族。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入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在《报告书》的第九章中，把孙中山早年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帮助中国开发建设的主张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实际上是主张由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报告书》还荒谬地提出使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满洲自治”主张。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
〔３〕日内瓦瑞士西部日内瓦州的首府，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
这里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国主义集团。
〔４〕“缩短阵线”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作战部队溃退的用语。如《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军缩短防线。”
〔５〕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曲的解放〔１〕
“词的解放”〔２〕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３〕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４〕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短柱天净纱〕〔５〕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６〕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唱）：
〔颠倒阳春曲〕〔７〕人前指定可憎张〔８〕，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只不过假装腔，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唱）：
〔颠倒阳春曲〕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只不过理行装，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９〕，（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三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词的解放”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他作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３〕温柔敦厚语见《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４〕热汤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日军于三月四日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当时的省会承德。
〔５〕短柱天净纱短柱，词曲中一种翻新出奇的调式，通篇一句两韵或两字一韵。《天净纱》是“越调”中的曲牌名。
〔６〕“查办”热河失陷后，为了逃避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八日又下令“彻查严缉究办”汤玉麟。
〔７〕颠倒阳春曲《阳春曲》一名《喜春来》，是“中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春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８〕张指张学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９〕扶桑据《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
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文学上的折扣〔１〕
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２〕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中，往往不满于中国文章之夸大。这真是虽然研究中国文学，恐怕到死也还不会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倘是我们中国人，则只要看过几百篇文章，见过十来个所谓“文学家”的行径，又不是刚刚“从民间来”的老实青年，就决不会上当。因为我们惯熟了，恰如钱店伙计的看见钞票一般，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３〕，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４〕，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这种尺寸，虽然有些模胡，不过总不至于相差太远。反之，我们也能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例如戏台上走出四个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戏子，我们就知道这是十万精兵；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
又反之，我们并且能将有的化无，例如什么“枕戈待旦”呀，“卧薪尝胆”呀，“尽忠报国”呀，〔５〕我们也就即刻会看成白纸，恰如还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这些文章，我们有时也还看。苏东坡贬黄州时，无聊之至，有客来，便要他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你姑且胡说一通罢。”〔６〕我们的看，也不过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东西，是费去了多少无聊的眼力。人们往往以为打牌，跳舞有害，实则这种文章的害还要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它教成后天的低能儿的。
《颂》诗〔７〕早已拍马，《春秋》〔８〕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
“文学家”倘不用事实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夸大，装腔，撒谎……的老脾气，则即使对天立誓，说是从此要十分正经，否则天诛地灭，也还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也早已看惯了许多家都钉着“假冒王麻子〔９〕灭门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况他连小尾巴也还在摇摇摇呢。
三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月三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的征稿启事。《大晚报》连载的张若谷的“儒林新史”《婆汉迷》，是一部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长篇小说，如以“罗无心”影射鲁迅，“郭得富”影射郁达夫等。
〔３〕“两耳垂肩”语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４〕“白发三千丈”语见唐代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棍长。”
〔５〕“枕戈待旦”晋代刘琨的故事，见《晋书·刘琨传》：“（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卧薪尝胆”，“尝胆”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故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卧薪”见宋代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后来讲到越王勾践故事时，习惯用“卧薪尝胆”一语。“尽忠报国”，宋代岳飞的故事，见《宋史·岳飞传》：“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在谈话或通电中常引用这三句话。
〔６〕苏东坡要客谈鬼的故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苏东坡）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
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７〕《颂》诗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它们多是统治阶级祭祖酬神用的作品。
〔８〕《春秋》相传为孔丘根据鲁国史官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史书。据《春秋焚梁传》成公九年：孔丘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９〕王麻子是北京有长久历史的著名刀剪铺，旧时冒它的牌号的铺子很多；有的冒牌者还在招牌上注明“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字样。
迎头经〔１〕
中国现代圣经〔２〕——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３〕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４〕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５〕。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微言大义——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６〕皆极勇敢，认扰乱及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７〕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至承德轰炸……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张慧冲〔８〕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义军的兵士的确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见迎头的抵抗了：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下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
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况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那就只有“不要你向后跟着”而要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右传之二章。
诗云：“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后跟！赋〔９〕也。
三月十四日。
九日的报上登出来了。
原文是这样的——
第三段“现在通行的说法”至“当然既”，原文为“民国廿二年春×三月某日〔１０〕，当局谈话曰：‘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又“不得而知”下有注云：（《申报》三月十二日第三张）。
第五段“报载热河……”上有“民国廿二年春×三月”九字。
三月十九夜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中国现代圣经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迎头赶上去”等语，见该书《民族主义》第六讲，原文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
〔３〕传这里是指阐释经义的文字。
〔４〕“日军所至”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载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答记者问：“我无论如何抵抗到底。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非军事专家，详细计划，不得而知。”
〔５〕“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一二八上海战事后，国民党政府为向日本侵略者乞降求和，曾同意侵入中国国土的日军暂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并“严饬”中国军队不得越界前进。
〔６〕义军指“九一八”后活动在东北三省、热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７〕张作相（１８８７—１９４９）辽宁义县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８〕张慧冲（１８９８—１９６２）广东中山人，魔术、电影演员。曾于一九三三年初赴热河前线拍摄义勇军抗日纪录影片。这里引用的是他自热河回上海后于三月十一日的谈话，载三月十二日《申报》。
〔９〕赋《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注疏》解释，是“直陈其事”的意思。
〔１０〕春×三月某日这里的“×”，是从《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套来的。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用“×三月”，含有讽刺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味。
“光明所到……”〔１〕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２〕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３〕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４〕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法”。“好人”〔５〕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
三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民权保障同盟全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总会设上海，继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会。该组织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它曾对国民党监狱中的黑暗实况进行调查并向社会揭露，因此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