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家干
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７〕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８〕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９〕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１０〕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３〕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５〕“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６〕“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７〕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
〔８〕鲍罗廷（Ｍ．Ｍ．FGHGIJK，１８８４—１９５１）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９〕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１０〕“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赌咒〔１〕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２〕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３〕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二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一九三二年底，上海佛慈大药厂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所谓“长生防老新药”——“含电人参胶”，说这种药是“科学”发明，能“补充电气于体内”，供给“人生命原动力之活电子”。
〔３〕“裙带官儿”原来是指因妻子的关系而得官的人。语出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卷三：“帝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后来即用以指因妻女姊妹等女人关系而获官职的人。
战略关系〔１〕
首都《救国日报》〔２〕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
应严厉责成张学良〔３〕，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４〕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５〕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６〕不至于被国联〔７〕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８〕，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９〕。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１０〕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备考：奇文共赏周敬侪
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易搬动，容易变钱的原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
“……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南京创刊的反动报纸，龚德柏主办，一九四九年四月停刊。文中所引的话，原见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该报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
〔３〕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九一八”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等职。
〔４〕战略家指国民党军事当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后，他们屡令中国军队后撤，声称是“变更战略”，“引敌深入”，“并非战败”。
〔５〕上海和议一二八战事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并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参预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屈膝投降的谈判，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６〕满洲国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为“皇帝”。
〔７〕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８〕什么什么草案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调解中日争端的“决议草案”。一九三三年一月又据此草案修改为“德鲁蒙新草案”。这些草案明显地袒护日本，默认“满洲国”伪政权。
〔９〕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指参加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外相西门的态度。他在国联会议的发言中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曾受到当时中国舆论界的谴责。
〔１０〕行都在必要时政府暂时迁驻的地方；陪都，在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事时于一月三十日仓皇决定“移驻洛阳办公”；三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又通过决议，正式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同年十二月一日由洛阳迁回南京。
颂萧〔１〕
萧伯纳〔２〕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３〕。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４〕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
（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５〕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６〕，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７〕，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二月十五日。
又招恼了大主笔：
萧伯纳究竟不凡《大晚报》社论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那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
“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
“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
萧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乐雯〔８〕
“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萧伯纳在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２〕萧伯纳（Ｇ．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
〔４〕“路透电”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Ｐ．Ｊ．Ｒｅｕｔｅｒ）一八五○年创办于德国亚琛，一八五一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
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十五日《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５〕工部局旧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６〕“特别国情”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谬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胡说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来看，“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当时中国拥袁称帝的反动势力如筹安会等，也极力宣传“共和不适于国情”之类。这种“特别国情”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
〔７〕“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８〕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书屋出版。
对于战争的祈祷〔１〕
——读书心得热河的战争〔２〕开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也快到了。
“民族英雄”的肖像〔３〕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炮声和几千里外的炮声，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如何的苦笑，去翻开一本无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这警句是：
“喂，排长，我们到底上那里去哟？”——其中的一
个问。
“走吧。我也不晓得。”
“丢那妈，死光就算了，走什么！”
“不要吵，服从命令！”
“丢那妈的命令！”
然而丢那妈归丢那妈，命令还是命令，走也当然还是走。四点钟的时候，中山路复归于沉寂，风和叶儿沙沙的响，月亮躲在青灰色的云海里，睡着，依旧不管人类的事。
这样，十九路军就向西退去。
（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４〕）
什么时候“丢那妈”和“命令”不是这样各归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还有“警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
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见同书。）
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热河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省。
〔３〕族英雄”的肖像指当时上海印售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等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将领的像片。
〔４〕黄震遐（１９０７—１９７４）广东南海人，“民族主义文学”的骨干分子。《大上海的毁灭》，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的小说；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后由大晚报社出版单行本。
从讽刺到幽默〔１〕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２〕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３〕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４〕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做过和尚的洋人可能指国际间谍特莱比歇·林肯（Ｔ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８７９—１９４３），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当时曾在上海活动，以和尚面目出现，法名照空。
〔３〕也么哥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字义可解；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４〕“王之爪牙”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