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３１〕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３２〕。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３３〕，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３４〕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３５〕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３６〕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３７〕。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２〕徐懋庸参看本卷第２９３页注〔１〕。
〔３〕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４〕“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５〕“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６〕《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７〕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８〕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４１９页注〔９〕。
〔９〕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１０〕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１１〕杜衡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４〕。杨邨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９页注〔９〕；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１２〕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１３〕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１４〕“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１５〕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１６〕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１７〕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１８〕聂绀弩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２〕。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１９〕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２０〕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２１〕《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２２〕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２３〕咸肉庄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２４〕指沈端先（夏衍）。
〔２５〕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２６〕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２７〕《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ＯＶ（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２８〕周文（１９０７—１９５２）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２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３０〕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３１〕“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ｅ的音译。
〔３２〕战斗的宣言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３３〕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一九三九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３４〕傅郑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３４８页注〔４〕、第５２２页注〔４〕。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３５〕“二十一条”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
〔３６〕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３７〕《斯太林传》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２〕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３〕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４〕和作邹容〔５〕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６〕。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７〕，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８〕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９〕。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１０〕，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１１〕斗争，和“××”的×××斗争〔１２〕，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１３〕，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１４〕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１５〕，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１６〕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１７〕，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１８〕，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１９〕，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２０〕，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２１〕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鑣。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２２〕，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２３〕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
〔２〕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３〕《訄书》参看本卷第１９３页注〔２１〕。
〔４〕康有为参看本卷第４３页注〔１１〕。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５〕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军》一书，书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次年三月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狱中。
〔６〕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苏报》案”。《苏报》，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报。因它曾刊文介绍《革命军》一书，经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将章炳麟、邹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
〔７〕《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一九○三年九月）。
〔８〕沈禹希（１８７２—１９０３）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一九○○年回国，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一九○三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一九○三年十一月）。
〔９〕《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
〔１０〕“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一九○六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１１〕梁启超参看本卷第３１９页注〔６〕。他逃亡日本后，于一九○二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１２〕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rrr言之。……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有以知rrr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rrr一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足下既见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１３〕×××指蓝公武。章太炎在《民报》第十号（一九○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与人书》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书末又有附白：“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蓝公武《“汗牛之充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说：“当日和太炎辨难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按蓝公武（１８８７—１９５７），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１４〕一九○八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中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
〔１５〕章太炎这几句话，见《民报》第六号（一九○六年八月）所载他的《演说录》：“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坡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１６〕袁世凯参看本卷第１２８页注〔３〕。
〔１７〕《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一九○七年七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１８〕投壶参看本卷第３２１页注〔２２〕。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１９〕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五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１８９８）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载《民报》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狱”，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考者为两次：一九○三年五月因《苏报》案被捕，监禁三年，期满获释；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
〔２０〕“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２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语见韩愈诗《调张籍》。
〔２２〕《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木刻本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种。其中无“诗录”，诗即附于“文录”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丛书续编》，由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等编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种。
〔２３〕《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据《汉书·孟喜传》唐代颜师古注：“同门，同师学者也。”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２〕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３〕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ＶＦａｖｏｒｓ－ｋｙ）〔４〕，和他的一派兑内加（ＡＤｅｉｎｅｋａ）〔５〕，冈察洛夫（Ａ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６〕，叶卡斯托夫（ＧＥｃｈｅｉｓｔｏｖ）〔７〕，毕珂夫（ＭＰｉｋｏｖ）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ＰＰａｖｌｉｎｏｖ）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ＡＫｒａｖｃｈｅｎｋｏ）〔８〕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Ｄｎｅｐｒｏｓｔ－ｒｏｙ），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ＮＰｉｓｋａｒｅｖ），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９〕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１０〕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ＤＭｉｔｒｏｋｈｉｎ），希仁斯基（ＬＫｈｉｚ－ｈｉｎｓｋｙ），莫察罗夫（ＳＭｏｃｈａｌｏｖ）〔１１〕，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